練乙錚：紅黑同體說明黨患上血癌

重慶自今年六月開始「打黑」，近日進入高峰，市政府昨日發表最新數據，連日出動警幹數達七千，佔去公安系統人力四分一，收到四萬宗舉報，抓了三千個疑犯，除了重慶市黑頭頭、市司法局長兼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文強落網之外，多個重大黑社會頭目亦被捕，其中包括控制市公交系統出租車市場的黎強；後者並非等閒之輩，而是市人大代表、區政協常委。重慶這對「黑道二強」，一個是達官，一個是貴人，特點都是「紅」裏透「黑」，和一般大陸上幾十年來抓出的碩鼠一個模樣。對此，重慶市民乃至全國網民非常高興，市長薄熙來幾乎成為全國最受擁戴的政治人物。當然，也有不少人像筆者一樣，高興之餘，還擔心這種運動式的嚴打並不能有效阻遏黑惡勢力搞貪腐。


「嚴打」是鄧小平發明的，二十多年來，大的一共搞了三次，一九八三年頭一次非常厲害，持續三年，主要針對文革遺留下來、改革開發之初出現的打砸搶分子和涉情色事「流氓」。那次嚴打，立竿見影成效顯著，最著名的案子是把開國元勳朱德的孫子也正法了，但事後一般認為有擴大化之弊，遺下很多冤假錯案，社會代價很高，不過那是中共以搞運動試圖解決社會或政治問題的通病。第二次和第三次嚴打，分別在九六年及二千年展開，每次歷時一兩年，而且主題都是「打黑」。九六年那次主要打擊毒販、劫匪和販賣婦孺的人販子等流竄性罪犯，還有便是掃黃。但是，黑勢力並未因此收斂，至二千年，全國法院處理涉黑案件數量竟達九六年的六倍①，於是又有二千年底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運動，打擊對象是「有組織的黑社會團夥惡勢力」。其後，在全國各地也不斷出現規模較小或對象範圍較窄的嚴打，如○一至○三年北京市治安嚴打、○四年全國黃網嚴打（效果不彰，故有「綠壩」）、○五年的青島春季嚴打等。這次重慶市「打黑」，下一步將推廣至市郊的區縣，暫還未有成為帶動第四次全國範圍嚴打的跡象。

仔細閱讀有關歷次「嚴打」的材料，不難看出一些趨勢，那便是打擊對象愈來愈組織化、從暴力犯罪轉為經濟犯罪、從社會轉向黨內。起先是黑勢力與公權力對抗，及後是黑勢力與黨組織同體化，與公權力結合。


去年初，筆者在本欄指出，在新時期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段，黨無可避免要蛻變為一個帶二重性的組織，即一方面是一部管治機器，另一方面是一張立體貪腐利益關係網；二者是共生的，作為管治機器，黨壟斷所有社會權力，而且往往是絕對權力，因而無可避免出現嚴重腐蝕，招引大批尋租客不特已，還把原本的健康肌體敗壞。重慶那些怵目驚心的事例，其實遍佈全國，而且還不僅在大城市。黨已經患上血癌。

嚴打能否治此癌症，我們可參考二千年薄熙來在大連市當市委常委兼市長時的嚴打經驗。當時大連中級法院副院長劉曉濱被捕，副市長高姿、市外事辦主任張步寧等一大堆人物，有的雙規、有的丟官，但薄一調走，這些人便獲釋的獲釋、復職的復職，餘的案件很多不了了之。② 黨作為貪腐關係網，很有彈性，扭它一下，會縐一陣子，然後回復原狀。這次薄熙來在重慶，如果幹得真正好而又可升遷的話，下一個在重慶獲釋的，很可能是首犯文強（如果到時還未處決），因為此人並非沒有後台。文曾經是重慶有名的打黑英雄，○一年由他主理偵辦號稱「共和國第一刑事大案」的一宗打黑大案，拿下黑惡集團首犯張君，立了大功（大家看看諷刺不諷刺）③；文因此升任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而當時批准此項任命的重慶市委書記，就是現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後來文強兼當市司法局長，更是因為他在汪洋（現廣東省委書記）繼賈國強當重慶市委書記時，繼續打黑有所表現的結果。由此可見，當時文強打黑，不過是要樹立自己的黑勢力。中央至今未積極表態支持薄熙來打黑，亦未表示會推廣重慶的「打黑」經驗，也許與賈及汪的面子有關。


其實，在今天的大陸，沒有任何獨立的社會組織（「圈圈功」大概是唯一例外），一切黑社會和有組織的黑惡勢力，都不過是黨的肌體的一部分，或者是這張貪腐關係網上的一塊病變增生膜。脫離了黨的肌體，這些黑惡勢力根本不能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大家只要看看歷次打黑揭出來的壞頭頭的黨員身份、官階和政治地位（兩會成員等）便明白這點，故很難寄望黨的肌體有健康再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黨不斷膨脹黨員數目並以之為傲，顯然是錯誤的，因為肌體內增長最快的，通常是癌細胞。黨反倒應該自己來一次大清黨，把三分之二的黨員（四千萬人以上）清理掉，也不為過，問題是剩下來的，不一定比清除掉的好。薄熙來重慶打黑，也許和他在大連的作為一樣，終了不過是黨內利益派系之間的遊戲。

註：①見○八年十一月五日《京華時報》文章〈改革開放三十年司法變遷〉；②見前《文匯報》東北辦事處主任姜維平在《博訊網》上寫有關大連事件的一些文章；姜因為報道了大連的一些政治內幕，○一年被判危害國家安全罪入獄八年，○六年保外就醫去了加拿大；③見九日《中廣網》文章〈文強：從打黑英雄到被打黑者〉。

練乙錚：替「大得不能倒」的黨算算數

昨文提到中共組織問題，其中一點是它太大了，難管得好，加上絕對權力，不僅滋生很多腐敗，部分組織還向黑道轉化，紅黑合流，有如患了血癌。但是，共產黨因為早把其他一切政治組織排擠盡淨（crowding out），已經取得一種特殊重要性——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故雖有各種嚴重缺點，批評者實不宜輕言把它打倒，而應努力替它找出各種病灶所在，想辦法替它治一治。今天筆者便從組織管理學的觀點看看這個「大」問題。


論成員人數，中共並非世上最大組織，羅馬公教比它大二十倍，但以七千多萬黨員而言，絕對數量已是大得驚人，抵得上整個朝鮮半島上的總人口，如果黨內鬧兩派、姓社姓資什麼的，就等如南北韓在三八線對峙，的確嚴重；但這種「路線問題」源於人的意識衝突，非來自組織本身。若論因組織過大而引起的問題，最明顯不過是由於「監控跨度」（span of control）過大而引致領導效率衰減。今年諾獎得主Oliver Williamson在這方面有不少論述，但我們可從再古典一點的管理科學文獻中找出更簡單的分析工具。一九三三年三月，《國際管理學會會刊》發表了 V.A. Graicunas（下稱格氏）的一篇文章，是現代西方研究「監控跨度」的濫觴。① 從現代管理科學角度看，此文有點「機械唯物」，但卻是一個有用的思考起點。簡單說，「監控跨度」指的就是一位上司直接管多少個下屬；格氏認為，一般而言，一位上司最多只能直接管五個；不少情況之下，四個已是極限。他的想法很直覺：上司管下屬，一要直接和下屬溝通，二要知道下屬之間彼此溝通些什麼，三要清楚下屬裏頭所有正式及非正式團隊、組合甚或「小山頭」之間的「關係」（可用連線表示的簡單關係，不是所謂的“guanxi”）；若算一算這些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合、組合與組合之間的關係，則其總數往往十分驚人。舉例說，若一位上司直接管理的下屬人數n = 4，則他要監控的關係總數T = 44。大家若還記得中學代數「排列組合論」，當可算出一般公式：T(n) = n + n(n-1) + n(2n/2-1)。格氏說，上司能監控T(4) = 44個關係，便很好了，不能再多。組織的人一多，一位上司不能都直接管，便要垂直分層管。中共黨員七千多萬，如果都由胡錦濤一個人管，他老人家大約要監控 1.33 x 10212個關係（或guanxi！）；此數比宇宙星宿總數（估計約7 x 1022）還不知大多少兆兆兆倍，故中共組織要分層級。分多少層呢？大家先看看實際情況。

中國的行政區域層級結構，大體而言，中央政府下面是省（和省同級的還有自治區、特區、直轄市，但為簡單起見，這裏略去明細；省以下各級，亦以同法處理）；省下面是地；地下面，如果是在農村，便是縣、鎮、鄉、村；如果是在城市，則地下面是縣、市（有些大的市反過來管縣）、市轄區、街道派出所。農村的村和城市的派出所下面，還有各種群眾組織如街道委員會等。省長或省委書記一般在黨內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委之上是政治局，政治局之上是政治局常委。據筆者理解，政治局常委是集體領導，不設主席，總書記是平排首位（first among equals），故整個政治局常委可視為一層。如此由上而下，中共用以控制各級城鄉政權的黨，共分八層。如何把七千萬黨員「譜譜模模」分八層去管呢？每層每個黨小組的領導要管多少人呢？筆者推算，若平均每層的黨小組為七人，最上的一層由政治局常委加書記（共十四人）集體領導，便差不多可以把整個黨安排好：14 x 78 = 8千萬。②


如此，每一層裏的每一個黨小組平均七人，其中一個為書記或組長，由他監控其餘六人，則每一位這些書記要監控的關係總數便是T(6) = 222。真忙碌啊。（理論上限其實並不只此。黨由上到下分八層，下情不能上達，所以共產黨高幹還經常要到下面去視察，較長期的，叫「蹾點」；還有，黨員也須留意黨外動態、關係，若再加上「黨內外矛盾交叉」，則共產黨的書記着實難當得好。）

好了，如果還要發展新黨員，則如何考量呢？設黨小組連書記由七人變成八人；小組的書記現要監控七個成員，他所監控的關係總數便變成T(7) = 490，比起T(6)的時候多了490 - 222 = 268個；也就是說，從現水平增加一個成員，黨小組的「生產力」多了七分一即14.3％，但小組書記要監控的關係總數，卻增加268／222即120％。這樣做，化算嗎？黨愈大，這種邊際投入產出比例便愈不化算，而且不化算之餘，還有根本管不了的問題。好書記鞭長莫及，壞書記更不用說。此雖是簡單模擬計算，與現實明細有出入，但大體而言，黨已不能管好自己的道理，由此可思過半。


筆者不客氣，今天重覆說，中共勿要擴充營業了，該自己清一下黨，去掉三分之二黨員也不為多。如此騰籠換鳥，看看能否治好血癌。

註：①Graicunas是一位在巴黎當管理顧問的立陶宛人，IMI會刊停刊後，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三七年把他的文章編進管理科學經典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題為“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s”；格氏本人於二戰期間蘇軍佔領立陶宛之後不知所終；詳見Fred Nickols文章“Span of Control & the Formulas of V.A. Graicunas”；②若視政治局加書記處十四人分七層，胡溫二人為最上層，則計算結果相同：2 x 7 x 78亦等於8千萬。

神秘人揮刀亂斬 天安門外 2死 12傷

2009年09月18日
【本報訊】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舉行期間、中共建政 60周年慶典臨近之際，距離天安門廣場不到一公里的著名商業街大柵欄，昨晚發生嚴重的持刀傷人血案。兇徒沿路揮刀亂斬途人，最少造成兩人死亡、十二人受傷；事件驚動中南海。逾千武警、公安在事後抵達現場，並封鎖附近多個主要街道，截至今日凌晨仍未解封。

昨日傍晚 6時 40分，北京前門大柵欄發生嚴重傷人案，兇徒手持 10多厘米長的生果刀，在同仁堂藥店附近殺出，見人即亂斬，街上民眾和遊客見狀慌忙走避。官方新華社指，行兇者只有一人並已被捕。兇徒為 46歲吉林男子張健飛，未有透露行兇動機；而多名傷者則被送往附近的北京友誼醫院、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和北京醫院搶救，其中兩人經搶救後不治，他們均為保安員。

有目擊者指出，行兇者不只一人，並最少有一名女性。兇徒手持長刀，在街上見人即斬，從大柵欄西街一路斬至前門大街，不少傷者血流如注，跑到大街上求救；當中包括被斬傷腰部的婦人，以及被捅傷的老翁。

目擊者又指出，最少十多名途人、一名公安被刺傷。事後，大批武警、公安趕到現場，將大柵欄一帶、前門大街以至天安門廣場附近全部封閉，並逐家逐戶搜捕兇徒。目擊者稱，多名公安、武警合力將一名年約 40多歲男子制服，但懷疑行兇者是有組織的，仍有多名疑犯在逃。

本報記者昨晚致電大柵欄及前門多間商店和賓館嘗試了解情況，店員均十分惶恐，未有透露詳情，僅西華京兆飯店服務員證實發生命案，「所有車輛都無法進入前門地區，如果你是客人的話，自己想辦法進來吧！」

由於案發現場距離四中全會舉行的地點京西賓館僅 15分鐘車程，加上天安門一帶今日中午開始至明日中午前進行「戒嚴」，為十．一慶典大綵排做準備，事件令當局極度緊張。

官方訊息被指不盡不實
案發時正值下班繁忙時間，不少人均目擊事件經過。附近居民回家後均告誡家人晚上千萬不要出門，並鎖上大門。而斬人事件發生後，前門區謠言四起，有民眾稱聽到傳言，這是新疆烏魯木齊針筒傷人事件的翻版，令不少居於京城的人感到恐慌。

案件昨晚 8時 30分率先在網上曝光，但相關帖子遭當局迅速刪除，擬封鎖消息。其後，內地媒體記者聞訊紛紛趕到現場，多個電視台派直播車到場，正當大家準備採訪之際，突然收到當局禁令，要求記者全部撤走。官方新華社延至事發後近三小時，才於晚上 9時 46分以英文發出快訊。內地網民指兇手不只一個，紛紛批評新華社稿件「不盡不實」。

前門區大柵欄一帶是北京最古老的傳統小市場，包括同仁堂、步瀛齋、狗不理等著名老店均聚集該區，當地也是廉價旅館的集中地，人流複雜。區內有一間小型的清真禮拜寺，故有不少回教徒、外地人出入。

案件發生後，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市委政法委書記王安順及市公安局長馬振川到現場了解情況；北京市委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十．一期間，將有數十萬中外遊客湧至北京，公安部門更明確強調，將加大在重點地區和繁華地區的治安管理，確保遊客和市民安全。

去年京奧期間，當局實施滴水不漏的保安措施，但仍有美國遊客在北京被人斬死。去年 8月 9日，即京奧開幕後第二日，一名持刀男子唐永明（ 47歲）在北京名勝鼓樓城樓襲擊遊客，其中一名美籍男遊客死亡，一名美籍女性遊客及中國女導遊受傷。唐行兇後從城樓跳下當場死亡，但行兇動機至今仍是個謎。

胡錦濤政權為何大步倒退？

胡錦濤的執政之路走完了三分之二。在這不短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發展非但沒有碎步前進，反而大步倒退。

據大陸一些政治分析師評估，如果以民主政治合法性指數為100分計，中共在改革初期可得60分，1989年"六四"開槍後降為35分，胡溫新政時升為40分，但在2009年年初中共幾大黨魁公開表態反西化、反多黨制、反三權分立、批判普世價值之後，中共的合法性指數驟然降到20分。

胡錦濤走馬上任時的"胡溫新政"，曾在華人世界引起廣泛期待，曾為當時徘徊在谷底的中共合法性，注入了一點新的生命。但是到了2008年和2009年，胡溫的新政光環，不僅全然退去，取而代之的，竟是看起來非驢非馬、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東西。

胡錦濤當年承諾"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不僅沒有實踐，反而走了音，變了調。他的智囊為他發明了"中式民主"新名詞，並昭告天下，中國不搞西式民主，沒有西式民主，中國照樣可以現代化。

胡錦濤政權聲稱，其意識形態已經從階級鬥爭為綱進步到以人為本，這不過是瞞天過海的把戲。雖然胡錦濤不再高喊以"階級鬥爭為綱"了，但是毛澤東時代大搞階級鬥爭、以言入罪的反革命罪，在胡錦濤時代只是換了一個詞，叫"顛覆國家政權罪，"其性質一點兒也沒變！胡錦濤大興文字獄，重判思想犯，打壓迫害知識分子良知，就連他的前任、喜歡玩捉放曹遊戲的江澤民，都望塵莫及。

胡氏政權為何大步倒退呢？同中共政權的歷代掌門人相比，胡錦濤最有錢。毛澤東時代，只要手中有糧，就可以腳踏實地，心中不慌。胡錦濤時代，手中有錢，本來可以心中不慌。他用大筆鈔票，收買了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政客。照理說，少了他們的監督和批評，胡錦濤應當是越來越自信才對。

可是胡錦濤越來越沒有自信，他比江澤民更沒有安全感，也比剛上台時更沒有安全感。這是因為，他對中共權威日漸削弱，各級政權內部加速腐敗潰爛，心知肚明，生怕中共政權斷送在他手中的恐懼感，一天比一天更強烈。

胡錦濤的反貪力度比江澤民大多了，但反貪的結果是貪腐越來越普遍。胡錦濤的政治教育花樣比" 講政治"的江澤民多多了，可是越來越流於形式。胡錦濤對社會異議和維權的鎮壓，比江澤民嚴厲多了，可是越鎮壓，社會動亂越多。胡錦濤對人民思想和言論的控制，比江澤民更無孔不入，可是越控制，人民反彈就越大。胡錦濤發現自己即便使盡渾身解數，也阻擋不了中共政治合法性急劇下滑的自由落體運動。於是，如何在任內保住一黨專制，便成了胡錦濤的全部使命。

對胡錦濤來說，為了保證一黨制在他任內平穩過渡，有三條底線絕不能突破：其一，絕不能讓中共黨內高層分裂。他們從"六四"學到的教訓是，如果中央領導班子出現衝突，中國就有可能爆發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溫家寶的關於"普世價值"的不同聲音在黨內受到嚴厲批評和壓制。

其二，絕不能讓社會動亂失控，必要時不惜用非常手段制止動亂。朱學淵先生說：中共政權最後要面臨的選擇是：開槍殺人還是搞多黨制？胡錦濤恐怕寧肯開槍殺人也不會搞多黨制，更何況，他當年面對藏民對中共統治的挑戰時，就有了開槍殺人的經驗了。

其三，絕不能讓黨和軍隊離心離德。為了確保"黨指揮槍，"胡錦濤無所不用其極籠絡軍心。他大把提拔軍事將領，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大量提高軍人待遇，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一旦黨內高層出現分裂，一旦社會動亂失控，手中有槍桿子可以作後盾。

這三個"絕不"能不能提高胡錦濤的執政自信心呢？能不能增加他的統治安全感呢？現實的答案是：中國的政治發展不會總是以中共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就到了這個階段：要麼中共必須轉變，要麼便是天下大亂。可以肯定的是，在胡錦濤任內，中共放棄一黨專制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於是觀察中國政治的焦點便變成：胡錦濤能不能安全走完他的任期？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06792.html

壞蘋果引致仇華 有污點勿言模式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21


壞蘋果引致仇華 有污點勿言模式

　

　　在殖民主義時代，從強國跑到落後地區的人，基本上兵賊一家，像白求恩、奧威爾和利瑪竇那樣的好人能者，是極少數；脫離了強國社會原有的、本來便不是那麼完美的道德規範和法制束縛，帶着巨大經濟、軍事及科技優勢走進弱勢民族當中，殖民者幾乎無可避免淪為野獸。故一般而言，殖民官比家國官兇惡，殖民商比家國商貪婪；三分醜陋的美國人，跑到海外便變成七分壞蛋。這個論述，剛好與經濟理論中的「好蘋果多出口」定理相反。今天，這個論述並未過時，只不過一些西方國家已經訂立各種法例，規管國民在海外的行為特別是經濟行為，美國一九七七年通過的《海外反貪污法案》便是一例。 當然，有法不等如有效，一切要看立有這種法例的國家的法治程度，以及在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當前的執法決心。從這個觀點看，中國作為強國，國民在海外落後國活動或面對這些國家的官員時，行為能否有效規範，很成問題；中國法治不彰，官員和企業在國內的行為尚且難管得好，遑論在海外落後國家。昨文談及一些中國國民在納米比亞、巴布亞．新畿內亞等地的不良行徑，裏頭便有上述因素在起作用。

　　巴新法例規定，進口勞工必須是專業人士、懂英語（該國三種法定語言之一）；這個要求符合國際慣例，對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落後國而言，更加合理，但中冶集團（ＭＣＣ）在該國擁有的 Ramu 鎳礦場，卻僱用幾百名從中國進口的低技術勞工；據報道，那還是中國政府和巴新官員之間的協議產物。提出此協議要求的，顯然是中方；要繞過巴新法例，過程之中雙方官員有沒有不法交易很難說，但起碼在當地普通勞動者眼中，那已經是不爭之實（詳見昨文）。正正是由於 Ramu 礦區裏的當地人，因不滿中國低技術勞工搶去他們的工作機會，今年五月藉小故發起大規模仇華暴力事件，蔓延至首都摩爾斯比港等六個華人聚居的大城鎮，華人以至所有亞裔開的商店損失慘重，不少大陸人被迫放棄在巴新的產業，回流祖國。其實，不少這些人當初拿到巴新工作簽證，及後又在該國經營小生意，當地人認為都是行賄的結果，故勞工糾紛最後把小華商也牽連進去了（巴新法例規定外人不能在該國開設的小生意如小食店、洗衣店等）。堂堂中國國家官員不尊重當地勞工法例，個別大陸人賄賂巴新官員佔便宜便不足為奇。

　　在巴新發生的事，絕非偶然。○六年，非洲國家贊比亞發生仇華暴動，最令中國震驚。事件遠因是○五年一起中國擁有的當地銅礦發生礦難，四十多名贊國礦工死亡，當地工會指是礦場安全設備不足、生產程序有漏洞所致，工會還有其他投訴如工人待遇差、福利條件惡劣等，不在話下；讀那些新聞，仿如一些大陸「黑磚窰」、「黑礦山」都搬到黑非洲去了。銅是贊國經濟命脈，中國是第一大買家，在銅礦發生的仇華事件，影響整個贊比亞。此次事件，結果被一名礦區工運分子 M. Sata 利用；他以反華為政綱，參加○六年秋天舉行的總統大選，指控親華對手包庇中國企業賄賂當地官員、准許輸入大批低技術中國勞工、容許中國人開設小生意搶走當地人的經濟機會，等等，和巴新反華言論如出一轍（大陸人在贊國數目十年增加十倍，○六年已達三萬；如此急促增加亦和巴新情況一樣）。選舉結果，Sata 取得全國總票數百分之二十八敗陣，對手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三，但在銅礦區一帶的選區裏，Sata 得票率是親華對手的三倍。Sata 敗選之後，其支持者於○六年十月在首都盧薩卡挑起反華暴動，仇華情緒經久不息，以致胡錦濤○七年非洲之行到了贊比亞，卻被迫臨時放棄前往產銅區。○八年三月，贊比亞另一中國擁有的巨型銅礦發生更大規模暴動，五百名當地人焚毀礦場建築物，還把數名華人經理打傷……。 贊比亞是中國在非洲最忠實盟友，七十年代中國予非洲最大援助項目坦贊鐵路，贊比亞是主要受益者，中贊人民關係本來十分友好，但近年已有很大變化。贊比亞如此，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不見得很好。兩周前發生在北非阿爾及利亞首都的仇華暴動，又是另一同樣性質例子，只不過當地人對華人多了一項指控——不尊重回教文化和道德風俗，此或與最近新疆維漢衝突有關。

　　中國國民在海外工作，與當地人發生摩擦、衝突，有客觀原因，如中國的出口商品、工人技術水平等，很多是與第三世界國家同一檔次、互相競爭，第三世界國家不是對手；此外，也有不少矛盾是被國際上「別有用心」的反華分子挑起的，這完全不足為奇，但中國的海外行為本身有缺點污點，卻是產生矛盾的主因，也是被人利用的把柄。中國輸出的，除了大量價廉物美商品之外，還有如影附形的負面東西如賄賂、剝削、不守法等；這些在國內本來就根深蒂固之物，到了海外一些「三不管」地方變本加厲，毒化當地人對中國的觀感，實屬必然，情況短期內無法改變。西方殖民霸權主義幾百年來，在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心目中聲名狼藉，而現在國人津津樂道的所謂「中國模式」據說很受第三世界擁戴，但這只能是片面的官方宣傳。貪腐剝削裏外一氣，要建立「模式」聲譽，不可能。

　　註：剛巧前日讀到美國政府查出美企「控制組件公司」（ＣＣＩ）在海外三十六個國家行賄二百餘次的新聞，其中牽涉中國企業八家，包括中海油、中石油、東方電汽、國華能源等，美國政府正在起訴ＣＣＩ，並已照會中國當局；事見《新華網．國際先驅導報》十八日文章〈中國反腐遭遇尷尬，大量國企受賄要靠美國披露〉及近日內地大量相關報道；見○八年八月二十五Irishtimes.com文章''Zambia Becomes Shorthand for What Can Go Wrong for China''；見《經濟學人》經濟情報訊八月十一日文章 ''Overseas & Under Siege—An Apparent Rise in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Laborers Working Overseas''。

貪污行賄損害中國與第三世界關係

信報財經新聞
P11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20


貪污行賄損害中國與第三世界關係

　　　新中國和非洲的關係，早在社會主義時期便已建立。當時非洲不少國家還未獨立，有些地方，左派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在進行，中國竭盡所能予以政治及物資上的支援。這些國家獨立後，和中國的關係特別好；中國自身經濟條件儘管很壞，卻仍然給予這些新興國家大量經援，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一九七○年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建造坦贊鐵路。此鐵路全長近二千公里，由中國提供五億美元三十年免息貸款及大量技術人員興建；七五年建成之後，幾個非洲內陸國家包括贊比亞、馬拉威等的產品（主要是礦物），便可運抵非洲東岸坦桑尼亞的達瑞斯薩拉姆港出口。好景不常，七十年代末，中國經濟自顧不暇，被迫放棄社會主義，搞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因此降溫。坦贊鐵路建成之初，有一定經濟價值，但由於經營不善，從未轉虧為盈；九十年代南非革命，終止了種族歧視政策，贊比亞與南非關係好轉，礦物出口更少倚賴坦贊鐵路，全線日久失修，幾乎所有機車都開不動，管理公司債台高築，坦、贊兩國去年終於考慮把鐵路私有化，希望由中國出資買起。

　　中國經濟實力趨強之後，對非洲又產生新的興趣，其中政治和經濟原因都有。二千年十月十日，中國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其後每三年舉行一次，訂定了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包括由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各種低息優惠貸款等，唯一政治條件就是受惠國須承認北京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六年第三次論壇部長級會議開過之後，中、非關係達到頂峰，胡錦濤出訪非洲國家，納米比亞是重要對象，訪問期間在納國首都溫得和克（Windhoek）會見當地中資企業代表，包括同方威視的人。那幾年，由於中國慷慨發放低息入口買方貸款，中納貿易額每年以成倍速度增長。不過，今時不同往日，無私援助變成「互惠互利」，非洲人民一片叫好之聲也變成好壞參半，有些地方更由於中國人本身行為不當，引致當地人反感，給各種反華、排華勢力製造了機會，納國發生同方威視與當地官員串謀貪污事件被揭發，便是一例。此事比較觸目，只不過因為事件扯上胡錦濤的兒子；其他包括非洲以外地方發生的事，不少亦和貪污有關，影響面有的更廣，北京如果不小心處理，十幾年來對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終將白費。下面談談今年五月發生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巴新）的事，因為更有代表性。

　　○七年筆者在南半球漫遊，途經南太平洋島國瓦魯阿圖的首都維拉港（Port Vila）和巴新北岸的馬當市（Madang），在兩個地方都停留了三四天，特別留意當地華人狀況。維拉港是華人天下，華僑人數不多，卻掌握當地經濟命脈，大、中型企業多由早年移民前往的華僑擁有，他們有些在清末民初便到達該國，有些則是八十年代才抵埗的香港人；少數新移民則是這幾年從大陸去的多，主要開小食店，有一次筆者在這樣一間小食店和一位當地人閒聊，問他對新移民的觀感，他說很好，以前中午在外面吃很貴，現在有了這些小食店，競爭之下便宜多了。筆者聽罷很高興，因為前不久（○六年）才發生了所羅門群島和東加共和國的排華事件。

　　在巴新馬當市見到的情況很不一樣，那裏幾乎沒有華人居住，有的只是附近正在興建的Ramu鎳礦場裏的大陸工人。礦場的主要投資者是中國冶金科工集團（ＭＣＣ），出資佔總投資額十七億澳元的九成以上，小股東是一間澳洲公司。據一位當地人對筆者說，礦場很少聘當地人，而那些大陸工人絕少進入當地社會和市場，衣食都來自中國，午飯吃的是自備快熟麵。原來，巴新華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是位於南岸的首都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和維拉港相反，摩港華人當中，老一輩的只剩下一千人不到，九○年以後來的大陸移民或勞工卻多至一萬。 這些大陸人胼手胝足做小生意，開 ''kai bars''（小快餐店）、麵包店、洗衣店等，但在當地人眼中，他們都是非法移民，以不乾淨手法夥同當地官員奪走當地人的經濟出路。原來，法例規定，外國人必須是能說英語的專業人士，才能取得工作簽證到巴新做工；此外，巴新法例還規定，所有小生意都是「受保護」的，即必須由本地人經營。據當地人說，大陸來的華人都不會說英語，而且大都是帶着小資本前來開小店的；能夠這樣做，首先是賄賂了在北京的巴新使館人員，取得工作簽證，來了之後又賄賂當地官員和警察，讓他們做小生意並予保護。去年，在當地工會壓力下，巴新勞工處逮捕了 Ramu 鎳礦二百名中國勞工，控以非法入境，但這批勞工其實是按中國和巴新簽訂的協議從中國「合法」輸入的，法庭得知之後，全部無罪釋放。 此事對本來就很緊張的華人和當地人關係，如同火上加油，終於釀成今年五月份發生的大規模排華暴動，從Ramu礦場蔓延至巴新六個城市，華人損失嚴重，中國政府在當地的形象和外交工作，也受很大打擊。篇幅所限，明日待續。

　　註：見 James C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y in PNG—Old Money v. New Migrant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南方華裔研究雜誌）, Vol.2, 2008。J. Chin 是巴新大學商學院前院長，現任教Monash University 馬來西亞分校，專做南洋及南太平洋華僑研究；見南太平洋島國網站《Islands Business》的 P. Matbob 文章 ''Anti-Asian Violence Flares Up in PNG''。

利欲薰心中國在非形象受挫

信報財經新聞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19


利欲薰心中國在非形象受挫

　　納米比亞位於非洲西南岸，北面是安哥拉，東鄰博茨瓦納，南接南非共和國，佔地是日本兩倍有多，人口則區區兩百萬，剛好比得上這裏獅子山以南的新舊九龍總和；整個國家幾乎都是沙漠和乾旱高原，灌溉面積只有八十平方公里，等同香港島大小。納國經濟落後，主要靠出口礦物支撑，全國一半以上人口每日收入低於兩美元；如此一個國家竟豪擲五千多萬美元（四億三千萬港元）向中國購買最先進的口岸用Ｘ光監測儀，手筆之大，足以羨煞香港入境處。當年西方先進國向落後國輸出高科技產品受學術界抨擊，「適宜科技」概念遂應運而生，沒想到現在中國推銷給非洲的，也是最先進最昂貴的東西，和西方過去沒兩樣。

　　同方威視取得出賣頂級設備給納國這一宗生意，採用的手法也和歐美日各國企業慣用的一樣，那就是以本國政府外援計劃中的低息貸款（即所謂的「軟貸款」）為利器，打進並藉此鎖死發展中國家市場。以前日本對華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條件也是要用款項購買日本貨。不過，用此方式幫助本國企業取得外國市場，也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援助國答應把一筆大款以低息借給受援國，後者按本身需要及考慮價格質量等因素之後，向前者購買，所買貨品種類範圍，由援助國按本身工業政策指定，但最終所買貨品組合，則由受援國自主。另一種做法則是，本國企業在受援國取得個別訂單後，本國政府就訂單價值批出低息貸款給受援國。很明顯，用後一種做法，無論是援助國還是受援國，面對的貪污風險都比較大，同方威視這次在納米比亞的作為，正好說明這點，下面是簡單分析。

　　納國財政部與同方威視談妥合約之後，由後者出面向中國進出口銀行申請「出口買方信貸」。這種信貸，就是按個別訂單「度身訂造」那種，貸款額按中國規定不能超過訂單總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差額須由外國借方先行自付給本國廠商；納國財政部向同方威視先繳的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便是貸款額之外的自付部分（詳見昨文）。問題是，一般在這種申請過程裏，廠商求利，為誇大項目的經濟價值和貸款需求，可用非法手段買通外國借方政府官員及本國貸款審批官員；因此，ＯＥＣＤ對這種「度身訂造」貸款，有清晰行為指引，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說明書裏，也聲明依足此指引辦事，但結果在同方威視與納國官員之間，還是出現巨額貪污。問題出現在至少兩個環節。第一個是買方採購程序。納國政府決定把訂單給予同方威視之前，並未進行公開投標，案發後，當地輿論詰難此點，納國政府竟推說因為是中方安排的貸款，不能公開投標；這當然是大笑話，因為無論是ＯＥＣＤ指引還是中國進出口銀行自己列出的「出口買方信貸申請審批」所需文件清單，都視招標記錄為重要批准貸款依據。為什麼那麼大筆金額的採購，納國政府竟不進行公開招標呢？此中已有可疑。第二個出問題的環節，在於貸款審批者必須對大型項目的合約內容進行論證調查，確定合約貨真價實，無欺騙成分或有所隱瞞；這點在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說明書上亦講得很清楚。故正常程序，應是納國先公開招標，若同方威視中標，雙方便簽合約，交與中國進出口銀行審批；但現在大家知道，第一步沒有做，第二步沒做好，以至合約價格五千五百萬美元中的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竟以「代理費」和「顧問費」的名義進了納國貪腐官員、同夥及同方威視業務代表的私人口袋。已經揭出來的貪污額是「實際合約價值」（四千三百多萬美元）的百分之三十；這種程度的「水分」，中國進出口銀行審而不察，中間有沒有問題呢？審批過關，原因可能是同方威視有權勢，因為其總經理胡海峰不是等閒人物；也有可能是：一早議好，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的貪款當中，一部分會流向項目貸款審批者之手（筆者認為，這就是胡海峰有必要協助調查的關鍵理由）。

　　貪污發生了，受損害的是誰呢？在目下事例中，納國政府以起碼百分之三十過高價格取得產品，物非所值，經濟上受損的當然是納國人民；又因為已付賄款的七成歸同方威視納國業務代表及他後面的本國同謀所有，故中國方面甚至可說「有賺」（這是如果貪污沒有揭發的情況；現在揭發了，視法庭最終如何裁決，損益分配或有不同）。但是，就國際政治而言，受損者無疑是中國。納國貪污盛行，人民早已不滿，○三年成立反貪專員公署，之後抓出兩宗大案，控方卻久攻不下；此兩大案一宗牽涉公積金資產大挪移，另一宗則是國家投資公司資金被騙，案中政府金額損失都不及同方威視事件中的貪污額那麼大，納國人民因此氣憤之極。過去，西方給非洲經援有附帶政治條件，如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開放市場等，但實效未見而惹來非人精英反感。近年中國以「新模式」經援非洲，貸款不帶上述政治條件，當地人寄以厚望，豈料同方威視出事，非洲人發覺還是吃虧，只不過吃虧方式不同罷了，而此騙局後面，還有中國最高領導人親屬的影子，故事件嚴重打擊非洲人心目中的「中國模式」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總書記兒子涉事中宣部封鎖新聞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18


總書記兒子涉事中宣部封鎖新聞

　　胡錦濤長子胡海峰去年任職的高科技公司牽涉國際貪腐案，外國政府要求中國方面協助調查。此消息上月初自納米比亞傳出，筆者即時覺得「不可能」，沒有理會；可是，資料陸續有來，今月初，筆者見勢不對，開始每天花點時間追蹤閱讀非洲網報一手報道，才知事態嚴重，已經成為非洲南部幾個大國的重要新聞，受很多人關注，因為事件反映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的經貿關係中的若干特徵和性質，而不僅僅是一些大人物的花邊小道。

　　胡海峰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亦是北京清華大學首屆ＥＭＢＡ畢業生，曾任清華控股公司屬下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威視公司總經理。去年春天，胡於威視與納米比亞政府商討簽訂合約的「敏感期」間調離威視，升任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操控資產總值超過一百億美元；胡擔此大任，今年才三十七歲，真是後生可畏。清華控股是國家提供種籽資金、之後「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企業法人實體」，○三年由清華大學企業集團改組而成，當時註冊資本是二十億元人民幣，任務是把大學的科研實力和成果市場化，旗下有七間上市公司，同方是其中之一，子公司威視（Nuctech），專門生產核科技監測儀器，Nuctech 就是 nuclear technology 的縮寫。威視業務增長非常迅速，不出六年已佔據內地同類產品市場份額九成，去年京奧場地所有安全監控儀器都是威視產品。國際上，威視賣遍非洲之餘，還開發了馬其頓、菲律賓、愛爾蘭、英國等地市場，一單生意動輒過億美元，很多西方廠商都不是對手。有關威視母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集團中、英文資料，本來可以在網上輕易看到，但公司網站昨天忽然整個關掉了，謝絕瀏覽；對一間上市公司而言，這是罕有之舉，恐怕是有敏感資料要馬上更改或撤除。

　　同方威視在納米比亞，主要推銷機場及海港用Ｘ—光掃描儀。去年五月十三日，威視與納國財政部簽訂合同，由中國政府向納國提供四千二百五十二萬美元「軟貸款」，再加納國政府出資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合共五千五百多萬美元，除按合約規定向納國有關方面繳付代理費及顧問費之外，悉數用於向威視購買十三套監控掃描設備及器材。合約還規定，納國自資那部分，將首先付與威視，專門用作生產所需儀器的前期成本費；這筆款項，證實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由納國政府交付威視。

　　由國家設專項貸款給外國，支持本國某一上市公司業務，這個做法，本身大有問題，容後再論，現在先講接着發生的「疑似」貪污事情。

　　威視在納國的負責人名叫楊帆，本是中國在納國接單興建一條鐵路時的中方技術員，與納國高官稔熟。在威視及納國政府財政部之間牽線的，是該國公務員事務專員Teckla Lameck（女）及其私人生意夥伴 Kongo Mokaxwa；此二人開設一間空殼公司 Teko Trading CC，聘楊為「高級市場推廣經理」，一間公司兩個老闆一個僱員。今年三月三日，即納國付妥前期資金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給威視之後第四天，威視按協議向 Teko滙出一筆一百六十萬美元的「代理費」，及另一筆二百六十三萬美元的「顧問服務費」；四月十日，威視另外再與 Teko 訂立四個顧問合約，總值八百六十萬美元，這筆錢暫時放在 Teko 於威視的賬目戶口下面，不日滙往納國。這筆未付的錢，加上三月三日已付的兩筆，總值是 1.6 + 2.63 + 8.6 = 12.83 百萬美元，剛好等於原來合同指明由納國先付給威視作為啟動生產的前期成本費！還不止此，威視三月份已付的兩筆錢共四百二十三萬美元，滙入Teko戶口之後，即被Teko二位老闆及僱員楊帆瓜分，楊得大份七成即二百九十六萬美元。楊得此錢後，全部存入其私人擁有的銀行投資基金，其後轉移一部分，目的地不明；其餘二人得款後立即瘋狂購入農場、豪宅及名貴汽車等。這些資料，都是案件初審聆訊時由控方即納國反貪專員公署ＡＣＣＮ主檢察官 Nelius Becker 提供，七月六日起在納國及鄰近國家報章上廣為報道。○註 由於貪污表面證供充分，十月十三日正式審判時，三名被告 Lameck，Mokaxwa 及楊帆都很可能獲罪，除非納國總統運用特權打救納方牽線人物高官 Lameck （納國法治不健全，總統作此一舉，非無可能）。

　　此案與胡海峰有何關係呢？去年五月十三日威視簽訂與納國合同（包括與空殼公司 Teko 的兩份代理及顧問合同）之前兩個月，胡離開威視，當上其母公司的母公司即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但那麼大筆生意且涉國家貸款的合同，構思及商討過程不會很短，很可能是在胡於離開威視之前已經開始，那麼，胡作為威視總經理，不可能不知道合約及談判詳情；就算胡離開威視當了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威視的事他也不可能不清楚。正如ＡＣＣＮ總檢察官 Becker 說：關鍵的關鍵，在於威視去年五月及今年四月訂立的合約，同意把納國先付的巨額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一個仙不少轉付給 Teko，故威視的管理層，絕不能佯作不知那是一筆不道德交易。

　　納國要求中國讓胡海峰協助調查，是合理的。其實，不待納國開口，中國自己便應主動調查。但是，中國的行動，只是如常由中宣部在網上把所有有關「胡海峰、納米比亞」的搜索結果屏蔽掉。

　　註：可參考期間納國主要報章《The Namibian》及周刊《Informante》的報道，特別是前者七月十五日文章〈The Roller-Coaster Ride of a Million-Dollar Account〉。除納國之外，鄰近的南非、津巴布韋、安哥拉等國的傳媒都有報道此事，歐美的報道亦很多，但比較簡略。

余傑：為什麼說愛國主義是一個巫術詞？

十多年前，因參與八九民運被關押兩年的劉曉波，剛剛出獄之後便撰文批判中共當局有意誘導民族主義思潮的險惡用心。他是最早警覺到民族主義的危險的獨立知識分子之一，一直將民族主義與獨裁主義並列為兩大批判對象，認為「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是天生的孿生子」。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獨裁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並已經產生巨大危害之時，人們才發現劉曉波那些先知般的預見。如今，劉曉波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再度入獄，而他尖銳批判過的對象——十年前炮製出《中國可以說不》的那幫「愛國流氓」，再度炮製出續集《中國不高興》，並再次紅遍中國及海外的華人世界。這幾名用民族主義來賺錢的無良商人，如同毒品販子一樣躲在賓館裡欣喜若狂地數點鈔票。劉曉波與他們迥然不同的命運，正凸顯出中國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趨勢。此時此刻，研讀劉曉波所著之《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一書，乃是中國人由臣民或暴民蛻變為現代公民的一門必修課。

劉曉波早年從事哲學和美學研究，經過「六四」的血雨腥風之後，轉而全身心投入到時政評論的寫作之中。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對於劉曉波來說，最偉大的理論都是在應對嚴峻的社會現實的時候產生的，而絕非「躲進小樓成一統」式的、書齋中的學問，比如：面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與美國獨立戰爭的號角，柏克寫出了《論法國革命》和《美洲三書》等堅定地捍衛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相繼興起的陰影下，哈耶克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憲章》等如同燈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見，自由並不是一種抽象的主義，自由知識分子必須回應當代的課題。劉曉波的寫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譜系中衡量：他無時不刻地與專制、獨裁、野蠻和矇昧戰鬥，他的寫作深深地嵌入到當代中國的肌體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學術是真學術。如果沒有劉曉波如同孤膽英雄一般對抗民族主義狂潮，這個時代還有多少可以誇耀的思想與學術呢？

劉曉波在《單仍毒劍》中指出，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有三種具體的表現：一是極端反美的民族主義，二是極端反日的民族主義，三是反台獨的民族主義，另外還包括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許多本來對現實存在諸多不滿、自身也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的國民，一說起美國、日本和台灣，以及西藏和新疆來，便立即青筋暴起、張牙舞爪、汗流浹背、喊打喊殺，這是什麼原因呢？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中共當局將民族主義當作最後一張王牌。民族主義的「狼奶」通過從幼稚園到博士的整個教育系統，通過無所不在的宣傳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腦殘」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來民族主義病症的遠因與近果，劉曉波認為，中共當局是操縱檯面上憤青群體的幕後「黑手」。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帶有某種夢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歡性，特別是當它以多數要求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一種有幸參與民族復興的盛大慶典的集體幻想，對任何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是一種無理的卻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而這種精神疾病會逐步加重，最終發展為迷狂狀態：「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加種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於這種夢幻般的要挾和敲詐，彷彿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不遇的神話境界，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著在視野上變成唯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投入到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和生命的聖戰之中。」劉曉波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從「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戰分子」的「憤青是怎樣煉成的」之「三部曲」。

憤青是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中國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劉曉波以「吸毒」形容「愛國主義」之鼓噪，德國人類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則使用「巫術詞」這一概念。卡西爾發現，在原始社會裡，巫術的語言具有一種佔支配地位和壓倒一切的影響。在奧維德的《變形記》裡，巫師梅德亞說：「靠巫術的歌聲和咒語，甚至可以把月亮從天上拽下來。」由此出發，他認為納粹成功的秘訣正在於此。從《納粹德語——現代德語用法彙編》一書中便可發現，納粹創造了一套新的術語，「鑄造這些術語的人對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宣傳藝術有著精湛的把握。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靠最簡單的手段刺激起了最為強烈的政治熱情。」納粹掌握了最先進的科技，卻用原始社會的精神控制術來蠱惑數千萬德國民眾：「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沒有私人領域，沒有政治生活的獨立，人類的整個生活突然間被新儀式的高潮淹沒了。它們就像我們在原始社會裡所看到的儀式一樣固定、嚴厲和不可抗拒。」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當局是「騙你沒商量」，民眾則是「被騙沒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學家海德格爾，亦乖乖服從納粹之訓導，因為「政治神話的行動方式活像一條毒蛇，它在攻擊其犧牲品之前先努力對其進行麻醉，使人們沒有怎麼抵抗就淪為它們的犧牲品，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就已被擊敗和征服了。」可見，僅靠學識和良心，並不足以抵禦民族主義加國家主義的催眠術。

今天的中國，情形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極為相似。中國的民族主義日漸高漲，而國際社會亦同步採取綏靖政策；不僅憤青迅速將民族主義提升到種族主義的階段，若干學者作家也昧著良心推波助瀾、添油加醋。被官方冊封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季氏在《憶往述懷》中說：「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後。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就是中國的「學術泰斗」的思維水平，學院體制內的「學問」水準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愛國」，一個翻譯家焉能攀升為國學大師？對此，獨立學者冉雲飛批評說：「『愛國沒商量』——這樣的『愛國論』與『偉光正』在無視邏輯、撒謊的知識譜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強大的同構。官方不樹立季先生為『國寶』，他還樹立誰呢？」他進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專制獨裁才是他們的新國學造神運動的內核。而這樣的運動正需要季羨林這樣『愛國沒商量』的『國寶』作為旗幟，起著他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看看最高當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規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季先生在當今中國為什麼這樣紅。」季羨林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也不是「老糊塗了」，許多年富力強的學界名流，也作出了與他同樣的選擇。甚至有很多還是當年與劉曉波並肩作戰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的批評向來是不憚於點名道姓的：「歷史的輪迴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還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論者，轉眼之間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結而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學者也被民族主義思潮裹脅而去，如甘陽、李陀等人，他們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卻變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謬誤、弘揚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行列。」與劉曉波一樣，這些年來，我也看到身邊不少朋友所發生的驚人的精神變異。讀了劉曉波的分析，我才明白，這些所謂的「觀念轉變」，其實都是圍繞著名利二字發生的。

與那些「變色龍」式的人物相比，劉曉波前後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變，他對名利的誘惑有免疫力，也就對民族主義的蠱惑有免疫力。他回顧說：「六四前，我作為極端的民主虛無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既暴得大名又頗受非議。六四後，我作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為賣國主義者而痛加討伐。今天，面對當前的民族主義狂潮以及喪失了做人的起碼誠實和良知的中國知識界，我只能說：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西化論者，因為我堅信塵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的自由、尊嚴和創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華——自由主義——恰恰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和激發人的創造力提供了一套價值觀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發源於此的現代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擲地有聲。劉曉波並非「西方中心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他熱愛西方是因為人權和自由這些觀念都是肇始於西方，他拒絕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處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奴隸的生存狀態。法國政治學家菲利普·尼摩在《什麼是西方》一書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確立並一點一點滲透到社會習俗中。西方人領悟了人類能夠而且應該走得更遠去尋求真，人類面前是一個由無數新發現組成的未來。這種信念共存於我們的文明以及與科學研究並肩而行的一切精神價值和精神態度之中：理智的誠實、真實感和客觀證據觀念、學習的慾望、博學的目標、對權威論據的徹底摒棄。……所有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發生，抑或如近來那樣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的影響之下發生。除了西方沒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價值，也沒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來保護和實施這種多元制。」基於此，一個人權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國，必然是謙卑地向西方學習的中國，而不是揮舞民族主義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為榮的中國。

少年時代，劉曉波是我沒有見過面的啟蒙老師；近十年來，劉曉波是我身邊最親密的良師益友。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長輩知識分子對我影響超過他，我的精神世界沒有被「愛國主義」這個巫術詞所擄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劉曉波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認定，也成為我永遠不變的座右銘：「作為一個人，我渴望過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創造性的真實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渴望經歷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順應人類主流文明，埋葬專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生，成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的人類成員。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別無選擇，中華民族亦如此。」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8/200908220852.shtml

請用法理來說服我

──為許志永老師給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

溫總理：
斗膽用這個標題，因為我現在的心境，與龍應台教授執筆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時有類似的感受；龍教授的文章，溫總理想必已經讀過 了。我雖然只是一個高中學生，對國事的了解、對文字的掌控，當然不比龍教授，但仍希望能透過自己手上微弱的筆，表達對政府處理「公盟」及許志永先生的手法 的不滿。

溫總理，提起你的名字時，人們都會說你是平民總理，辦事以民為本，站在人民利益那方。有些小朋友還會被你的親民作風所吸引，叫你一聲溫爺爺，視你為模仿的對象。

但是當我一想起你任內被捕、被禁、被整頓的媒體和異見人士，如劉曉波先生、程翔先生、《冰點》雜誌、《南方都市報》等等時，我卻又不得不質疑你作為純真善 良小朋友學習對象的資格！難道我們國家的教育，是要教小朋友與其他人意見不合時就要對付對方，而非講求中國人千百年來堅持的仁義觀？

近日被政府盯中的是許志永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公盟」。

公盟是由一群關注中國發展的律師及學者所組成的民間組織，他們透過學術研究就國家的法制改革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推動國家實現民主法治。他們另一項為國人 所熟知的工作，是為一些弱勢群眾如上訪者、被徵地者、毒奶粉案的受害者等等提供法律援助，幫助他們透過現有的司法制度去取得公義。單從近日稅局搜查後曾獲 得幫助的民眾紛紛勇敢地到公盟辦事處聲援一事，任誰也看到「公盟」是站在人民那邊的！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做出這件不合民情的事呢？

據我所知，「公盟」的工作是非牟利的，他們曾經想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但遭到當局拒絕，被迫申請為有限公司。在國際社會，這種團體並不需交稅，而其捐獻者更能獲得免稅優惠。 但由於公盟的成員是守法的律師，明知制度的不合理仍舊依規定納稅。在被稅局指控漏報稅項時，亦坦誠地承認錯誤。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向他們徵收最 高的罰款，並過分地在公盟辦事處以「搜證」為名而檢走所有維權資料呢？更令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許志永先生突然在召開第二輪聽證會之前，遭公安與便衣從家 中帶走，並扣留在看守所中，不能與家人及律師聯絡，同時更要公盟關閉其網頁，這實在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無理剝奪。

溫總理，你經常說要「依法執政」、「依法治國」，我想請問你一下，執法機關是根據哪一條法例去帶走許先生的？

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十分膚淺，但仍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國憲法的第 35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結社的自由，第 37條更清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我對上述條文的理解，我認為許先生 現在應該可以自由地留在家或身處辦公室辦事的。

今年 4月，我和其他同學到北京考察交流時，有幸在未被搜查的公盟辦事處與許先生談論中國政治。看見他願意無私地為中國在法治民主領域上努力，並對於中國的未來 充滿了希望，令我深受感動。猶記得考察時，我們曾到過永定門內國務院信訪辦的門前，親眼目睹不少惡形惡相的截訪者和情況可憐的上訪者。因此，在傾談中有同 學便問了許先生一句「為何中央政府會容忍那些截訪者存在呢？」你知道許先生怎樣答嗎？他說上訪人數遠遠超過信訪部門所能承受，所以中央政府亦唯有容許截訪 者存在，以免信訪部門的工作量極嚴重超標。在訪問中他多次提醒我們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許志永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充滿理想但不狂妄，他看到很遠的目標仍堅持穩重地一步一步走下去，他不怕只有一點一點微弱的力量在慢慢地付出，堅信中國終有一天能實現法治民主與自由。

溫總理，我真的十分不解為何你們的心如此的狠。為何要用這方法去對付這樣一個體諒政府、理性論政的學者呢？他所做的事只是在現有的遊戲規則下安分守己地為 弱者去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他做的事情無一不是愛國為民！為何中央連這樣的一個人物也不能放過呢？為何不容許他和公盟透過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去處理這事呢？

溫總理，看着你為四川地震災後工作努力、關心礦工工作環境之時，我總想叫你一聲「溫爺爺」的。但當看着這麼多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我實在叫不出呀！但願有一天這樣的事情能夠圓滿解決並不再發生，我相信那一天海內外同胞才會由衷地振臂一呼「中國萬歲」的！

祝
身體健康
香港中七學生
鄭詠欣敬上

鄭義聲：二十年後的"六四暴徒"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anqingyian/archives/283442.aspx?cid=840900#cid840900

寫下這樣一個標題後，我覺得自己太過膚淺：從未經歷過"六四"、也沒有親人在"六四"中喪生的我，對於"六四"根本不瞭解的人，有資格寫這個話題或者類似的話題嗎？

一次偶然的聚會，讓我知道，即使沒有，我也必須得寫。為他們，為我們，為正義， 為明天。聚會的具體日期我忘記了，只知道那是一個深冬時節，待我趕去時，天色已晚，飯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認識的居多。而不認識的人 裡，有幾個居然是"六四"時期被判刑出獄的所謂的"暴徒"。那天，因為有事，我沒有等宴席結束就走了。回去後，我睡不著，王維林擋坦克的身影猶如刻在我腦 子裡，翻來覆去，印象越來越清晰。

後來，我再次和他們見面，雖然沒有聊更多，但他們內心的沉重與悲憤卻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的。為此，我知道，我無法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也更無法不寫些什麼，以表達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畫家武文建》一文中寫道：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人撿一鋼錐，也判了10多年；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飢--一個叫朱某某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裡發現有只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13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

這不是個別現象，我所瞭解到的是：一個工人，就為了"我們北京市民要給絕食學生以道義上的支持"這句 話，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門的一個綠化帶邊蹲著，一蹲就是幾天。他說："我為學生們做不了什麼，也沒有能力做什麼。但我知道，學生們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是為了讓中國人過上平等、幸福、沒有貪污腐敗的正常生活而遊行絕食的，我認為我應該在道義上給他們以支持，別的我什麼也沒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親眼看到瞭解放軍殺人的場景，年輕的心一時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同胞，悲痛之餘他和一些市民參與了將被打傷學生和市民往醫院送的事情，並站在一個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有人放火燒 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緩。他說："很荒誕，我從不抽煙，所以我身上從來不裝打火機或者火柴，也沒有做過那樣（燒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緩， 因為我和扔燃燒瓶的人站在一起。"

還有一位，他因為在住所附近看到瞭解放軍殺人的場面，義憤難平，便和見到的人述說真相，並帶著燒軍車的人離開危險地帶， 也被判了死緩。判決時，審判長問："是不是覺得冤枉？"他們說："冤枉。"然而審判長的回答讓他們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們冤枉，但比你們還冤枉的人呢。 有一個人，因為打瞭解放軍兩個嘴巴，就判了12年。一個嘴巴6年，你說他不比你們冤枉嗎？但我沒辦法，上面讓我這麼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沒辦法。"

而這些所謂的暴徒，在監獄裡，成了誰都可以欺負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提到了一個細節：聽人說，監獄長找他（陳子明）：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長叫來。但這種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卻只能是天方夜譚。他們幹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嚴等等一切皆無。他們只能用"今冬明春"來安慰自己。（註：這是"六四暴徒"們在互相詢 問他們他這個群體什麼時候能出獄時，一位獄友用"今冬明春"來安慰他們也是安慰自己的話，此語在北京二監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們的話，因此也流行了起來。）。

用他們的話說："我們是從鬼門關上逃出來的，能活著就已經滿足了，其他的，我們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們都是幸運的。六四時，我們沒死，是第一大幸運；在公安局，我們沒被解放軍打死，是第二大幸運；在判刑時，我們沒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運；在監獄裡，我們沒有被欺負死，活著出來了，是第四大幸運。我們已經不敢奢求什麼了。"

聽了這些話，我什麼都不想說，因為任何話都是蒼白的，都是多餘的，根本就無法撫慰他們的心靈。再加上長年的監獄生活讓他們 個個從精壯的小夥子成了疾病纏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術已經無法適應現在這個社會，讓他們的生存變得艱難無比。我，一個飄蕩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給他們以實際幫助，最好還是閉嘴吧。否則，說什麼對他們都是傷害。

也許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了，他們即使出獄了，也被所住地的各專政部門死死看守著，隨時都得到相關部門去報到，雖然這種報到讓他們感到屈辱，但他們不得不去，否則就會被以"再次關進去"來要挾。

一位大哥緩緩地說："我們已經出獄了，我們已經是公民了，但我們依然被這個政府當作對這個國家會產生威脅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輩子就和這個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開。"這種屈辱我們都未曾經歷過，所以我無法體會他內心的悲憤和抑鬱，但我知道，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猶如"紅字"的東西對人的傷害的程度，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誰讓我們只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比螞蟻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於疾病纏身，由於"特殊"身份，由於有關部門的"照顧"，由於他們自身年紀已大，由於……種種原因讓他們在出獄後生活得異常艱難，不得不靠家裡人接濟才能活下去。此時，尊嚴從哪裡來？一個大哥反覆說："我們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也許你我都不會說出來，但他們只能這麼說！

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的結尾寫到：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麼進來的？"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麼挺得住啊，哥們？"話音一落，全場啞然。我想，廖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說的。這麼多年來，很少見人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為他們的遭遇和當下的境況做點事情。我曾試圖採訪他們，以對他們的情況做更多的瞭解，然而，他們拒絕了。一位大哥說："兄弟，謝謝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們領了，但我們不想再說什麼了。如果我們說了什麼，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幫助，還會遭到所住地的相關部門的打壓。我們已經受夠了，不想再給自己找事了。"這種悲涼誰又能體會？

"六四暴徒"，一群為了單純的正義，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責任的人，付出了他們的全部。而現在，他們猶如黑暗角落裡的塵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只在黑暗中自生自滅，從一無所有走向一無所有。

我們，愧對他們！

基督不丟石頭 -- 梁文道

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著《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 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 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慾』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 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 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蘇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

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 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 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 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 (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 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 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脇笫間事 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

零八憲章

倪匡倪租界

中國各階層的知識份子劉曉波等三百餘人，聯名就中國的人權狀況、民主主張等等多方面的、和國家前途，人民福祉有關事宜，發表宣言，稱為「零八憲章」。聯名的人都是老百姓，身份是人民。人民在「人民共和國」發表意見，正常不過嗎？非也，這三百餘人都受到了公安機關的特別關懷。

發表了這樣的文章之後，會有什麼後果，當然早已知道，而毅然為之，這三百餘人，都有知識份子應有的良心，在今時今日，難能可貴之至。

細讀全文（香港報紙有全文登出的嗎？），覺得都是道理。例如在「基本理念」一節中：「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舉」，「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也解釋了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

如果是那樣，那麼國家主席到外國去，就不單對小學生，也可以對大學生說，是人民要他當領導人了。

憲章所說的，其實一點也不新鮮，請看下文：「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不就是零八憲章的主張嗎？那是誰的言論？答：《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也就是說，那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文章語氣比憲章激烈，為什麼這樣的主張，六十多年了不能實現，今日重提，又要獲罪？

中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