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滿庭芳
滿庭芳 秦 觀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Sunday, December 17, 2006
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陶傑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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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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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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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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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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