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利塞人

民主派別再扮演受害人
劉細良

中國人政治文化最大的特色是「道德萬歲」，他們運用的政治語言 是一種用道德包裝的言語，全是訓人大道理。例如講○七、○八年政改，民主黨便只有一招高舉雙普選；但民主派的虛偽之處是他們只會口講，卻不準備動員市民爭 取雙普選。因為最終他們只關心自己道德形象，而不是現實政治，這是一種有香港特色的自戀政治。

自戀的由來

香港民主派之所 以沉溺在道德形象自戀政治之中，是因為在過去二十年的反對運動中，早已自我閹割，他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政治現實，有能力Make a Different。八○年代中《基本法》起草時民間爭取直選，實情是中英兩國由錢其琛與韓達德密函拍板，爭取八八直選無功而還；九一選舉開放借六四時機 席捲政壇，只是時勢造英雄；到肥彭九二政改方案出台，他們也只是跟在肥彭身後打打邊鼓。身處中英兩國權力夾縫下的反對派，從來沒有分享到權力滋味，惟有九 五至九七這短暫的兩年，民主派初嘗議會控制權，但這一切最終也被中方推倒重來。這種無力感在九七後蔓延得更快，面對臨立會惡法還原無能為力，面對董建華摧 毀政黨政治的「殺局」計謀，民主派引頸待刎，毫無反擊之力。甚至到二○○五年董建華下台，他們的反應竟是感到震驚！連站出來領功的勇氣也沒有了，因為他們 根本不相信是五十萬群眾令北京下決心撤換特首。

不信任群眾

民主派在反對運動中的不動員性格早已表露無遺，他們說自己代表 民意，但心根本不信任群眾。反對運動變成例牌請願、例牌示威及例牌絕食形式主義政治劇場，一切由黨工、黨員包辦。二○○三年數十萬群眾上街，不但北京嚇一 跳，連民主派也嚇了一驚，因為這反映了反對派運動落後於群眾形勢。

自戀式道德政治成為反對派的Comfort Zone，既然對改變政治現實感到無能為力，群眾又不可信任，無法觸摸，最安全是以不變應萬變，站在政治道德最高點，堅持雙普選以確保貞操純潔，不沾政治 妥協交易之污名。問題是今後民主派靠道德形象還可以玩下去嗎？大環境在九七年後其實已經逆轉了。

與煲呔對碰

自戀政治演出 要靠傳媒，民主派要靠發表言論，經傳媒報道放大，去製造道德形象。但九七後，傳媒不再是最忠誠的盟友，他們便氣憤難平，因為政治劇場的演出失去了鎂光燈， 沒有聚焦燈光又何來觀眾？曾蔭權與他們交手多年，早在九七前財政司年代已知道大家的玩法，所以他才運用「All or nothing」談判手法，迫他們由道德虛幻的自戀政治，走回現實的昃臣道立法會內，「一係要、一係原地踏步」，是霸道，但也是當頭棒喝。

民主派可以繼續沉溺在自戀的道德政治中，哭訴特首太霸道、壓迫反對派，向傳媒呼冤叫屈，像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小妾一樣，躲在以受害人自居的安全地帶中，迴避面對現實政治選擇。第二種選擇是提出自己的主流方案，與曾蔭權方案對碰，直接落區爭取民意支持，說服市民支持打民意戰。

香港的現實政治是不需要烈士，不需要革命英雄。我們需要一班有策略、有權謀，可以與政府周旋爭取寸進的代議士。曾蔭權不是獨裁暴君、土豪惡霸，道德上壓倒他又有何用？不斷暴露他的霸道又如何？扮受害人的弱者姿態早已沒甚麼政治效用了！

吳志森﹕當傳媒淪為抹黑機器打手

吳志森﹕當傳媒淪為抹黑機器打手

香港傳媒號稱全世界最自由，但這種自由已被濫用成為傳聲筒，成為抹黑別人的工具。程翔的所謂「情婦」事件，時間、地點、人物、過程，甚至連姓名全部都搞錯，報道一宗如此重要的「新聞」，連最基本的核實工作都沒有做好。結果「情婦」現身，聳動的「新聞」一夜之間成為謊言。

在程翔以間諜罪被正式拘捕以來，「權威人士」頻頻以匿名身分向部分傳媒發放信息，說程翔做間諜證據確鑿，沒有真憑實據不會如此高調。這種不容當事人自辯的一面倒輿論造勢，對身陷囹圄的程翔構成極大傷害和不公，但如果媒體有足夠獨立性，起碼會對這種單方面的指控提出質疑，在新聞處理上會較為平衡。但部分傳媒卻照單全收，幾乎將一字一句全部刊登，徹頭徹尾淪為「權威人士」的傳聲筒。

內地拘捕異議人士，不會立刻把你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是羅織罪名，給你安排一個什麼刑事罪，然後拚命抹黑，說你亂搞男女關係，貪財好色，先要把你羞辱一番，在人格上把你判以死罪，最後才進行謂「審訊」，定個刑期。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用這個辦法來打擊對手，今天號稱以法治國，但對付異議人士，手法與本質並無分別。

內地傳媒由官方控制，官方發了一條稿，傳媒只能按統一口徑「報道」，縱使出現疑點，也只能照辦。官方要你歌頌，就要歌頌，官方要你抹黑，就要抹黑，不得異議。這就是宣傳工具的本質。

但香港沒有這個「官方」，媒體沒有事前審查，也沒有事後追究，媒體獨立自主，享有百分百的新聞自由。但部分媒體為何又甘心淪為宣傳工具﹖為何又甘心淪為官方的抹黑機器的打手﹖即使這是傳媒老闆的命令，新聞工作者也有拒絕執行這項任務的自由，最嚴重的後果不是殺頭坐牢，只是丟飯碗而已。

當這些新聞工作者回顧他一生的合訂本時，會感到驕傲自豪，還是羞愧得無地自容﹖

變身

變身

變蜘蛛 /transform ジョロウグモ
變蜜蜂 /transform スズメバチ
變田龜 /transform タガメ
變螳螂 /transform オオカマキリ


打怪指令
到水池打怪
/sling ウォーターグリフォン
/hammer ウォーターグリフォン
/thunder ウォーターグリフォン
/storm ウォーターグリフォン
/coldbreath ウォーターグリフォン

到予定地打怪
/sling ローズウッド
/hammer ローズウッド
/thunder ローズウッド
/storm ローズウッド
/coldbreath ローズウッド

今日做苦功... >0<

今日幫朋友搬屋~~~~

原來佢新居係無電梯....仲要樓底好高加上住係五樓...@0@

行一轉到已經屎左一半....+_+

傻瓜，這是經濟

梁文道：傻瓜，這是經濟


中環排檔民園麵家被迫結業，利東街居民自力規劃保留案則被城規會否決，這兩件事有什麼共通點呢﹖我們的第一反應或許是慨嘆香港傳統文化的失落，老香港街頭景觀的不再。如果拉上經濟角度，或許還可以指出這些風景的漸次失落，可能會打擊了香港的旅遊業。正好最近剛有調查發現部分自由行遊客覺得香港愈來愈沒吸引力，重遊價值不大。我們可否衡量一下，每天「幻彩詠香」用錢燒出來的煙火，與幾間排檔一道老街比較起來，誰更有魅力﹖


責怪香港人沒有文化，批評政府或城規會及市建局一類的官方機構沒有視野，是一種很直接的情緒反應，甚至直接到了淺薄的地步。我們的官員真的沒有視野沒有文化嗎﹖以民園麵家為例，有官員回應提問時答覆，它的結束不代表雲吞麵文化的消失，因為它可以搬進街舖營業。難道他們就真的聽不懂別人說的話，不知道大家惋惜的是「排檔文化」，而非「雲吞麵文化」嗎﹖我不相信。我甚至不能相信說民園麵家一類的排檔製造噪音、衛生欠佳是政府決心收拾排檔的真正理由。大家想想看，比起香港，東京是更乾淨還是更髒亂呢﹖日本人是更注重衛生還是更不顧清潔呢﹖為什麼東京政府仍然容許街頭拉麵檔的存在呢﹖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比不上東京政府，不知道如何營造一個安全衛生的街頭熟食環境。環顧東亞這麼多個城市，漢城、北京、上海、台北、廣州、吉隆坡、曼谷甚至新加坡，沒有一個城市的政府打壓街頭商販和排檔如香港這般嚴厲。為什麼﹖


20世紀的50年代，負責管理小販的市政局曾經訂立明確的小販政策，在規管秩序及衛生的前提下仍然承認小販這種行當是很重要的。因為小販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給驟增的貧困人口，給了他們自力更生的空間，而且也讓市民可以用低廉的價格滿足生活上的需求。其後，市政局的小販政策日趨嚴格，小販管理隊的規模則不斷擴大，其開支到了1997年甚至達到一年11億元的地步。為了收縮街頭小販和排檔，政府可說是不顧成本也要達成目標。


那麼，各種「非法」的無牌小販是不是真的危害到了市民的健康安全呢﹖恐怕不是，因為光顧小販最危險的時刻就是遇上「走鬼」，假如政府不捉小販又何來「走鬼」﹖如果怕他們的熟食不清潔，何不合法地發給牌照再按規定監控﹖事實是政府立意要收回所有合法街販的牌照，才有今天民園麵家結業的風波。


從市場規律看來，小販其實很懂得回應消費者的需求。在他們仍未被大舉撲滅的年代，很多公共屋和舊區街道都會在下午4時左右開始形成「黃昏市集」，這當然是放學學生和家庭主婦吃廉價點心的Happy Hour，也是下班人流出現順路購買現成晚餐配菜的時候。小販們自力創業，完全不違反自由經濟原則。怕他們逃出稅網的話，還可以用牌照方式規限。那麼他們到底錯在哪裏，導致香港政府務必去之而後快呢﹖


小販就是錯在沒有租舖。不租賃商場和街道上的舖位，他們的營商成本就會變得很低，不利於花錢租賃舖位的競爭對手。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街頭擺，那麼商場要靠誰來填滿呢﹖而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土地，土地則經過買賣而成為香港龍頭產業地產業的「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透過房地產交易，香港遂成為國際金融投資資本最理想的市場之一。換句話說，小販和排檔之罪不在不安全，不在不衛生，亦不在不交稅，而在於它違背了香港經濟的主導邏輯，所以它注定是一種不入流的「非正式經濟」。


同樣道理，市區重建局之所以不願意採納日漸通行國際的住民參與式舊區規劃，原因也在於它非得搬走原區居民不可。唯獨如此，它才能完整地把一塊空白的土地賣給地產商，讓舊區變成加入市場的新資源。而且也只有如此，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市建局才能分得花紅。這才是市建局「活化市區」和「改善居民生活」等言詞背後的真正動力。

利東街重建案有趣的地方，是行動原則不變的市建局和城規會遇上了新時代。在這個講求創意經濟，世界各地爭相以本土文化特色競爭遊客和創意階層的時代裏，以經營喜帖印刷零售知名的利東街也被認定是一種「老灣仔的文化象徵」。所以城規會才會要求市建局在重建此區時切記要保留它的特色，市建局也才會主動提出定將保存利東街代表的傳統婚姻民俗色彩。畢竟這是一個土地不只是一塊土地的時代，一塊土地的價值不只是由其所在區位決定，還包括了附染其上的文化價值。正如紐約蘇豪區的地價之所以昂貴，必然與它的文化藝術風情相關一樣﹔利東街的重建如果在商住樓宇之外多一小座婚俗博物館，甚至留一幢唐樓，不只不是浪費資源的多餘之舉，反而是替產業增值的妙事。


但問題是這等增加了的價值來自哪裏﹖利東街的婚俗形象不是來自政府的英明規劃，也不是來自地產商的營銷策略，而是來自利東街一群小業主小租戶幾十年的開發經營。所以，若利東街日後新建物業的價值因為其特殊文化定位而有所增加的話，肯定離不開那些要被迫遷離但卻始創這些附加價值的居民。不知市建局付給利東街住戶的賠償金額可有算到這點﹖


準此我們可以猜測民園麵家未必不會有復活的一天，只要那一天有人發現中環某條老街可以化身成香港大牌檔文化街，把它發展成商住綜合物業，底下的街道變成行人專用區租給商戶，而且設計成傳統排檔格局。民園麵家當然可以重返中環街頭，只要它交租的話。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