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二○○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全面擴版，原先的頻道擴展為亞洲台、美洲台和歐洲台。央視台長趙化勇宣稱，這是央視傳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地位越來越高，作為中央電視台應該與我們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相匹配。」


這是中共在對外宣傳領域配合「大國崛起」國策的一次擴張。趙化勇不加掩飾地說：「現在世界上西方媒體的聲音比較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滯後，比較弱，一旦發生重大新聞事件，西方媒體的聲音往往佔據主流位置，形成了東西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力求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特別是中國的聲音能夠傳遍全球。中國的聲音既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包括中國記者眼中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的視點』。」
其實，所謂的「中國的視點」，就是文過飾非、指鹿為馬，就是以製造和傳播謊言為使命。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央視台長趙化勇等人，都是中國的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和薩哈夫（侯賽因的新聞發言人），他們成功地實踐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理論。如今，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荼毒國內十三億民眾的心智，而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讓邪惡的意識形態控制更多人的心靈。

可怕的軟性文宣
西方世界對於這樣一種危險，缺乏足夠的警惕。西方清楚地知曉當年蘇聯核彈頭的厲害，卻不明白中共的軟性文宣更加可怕。所謂的「中國視點」，就是讓世界認同中國式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和生命、犧牲環境和資源、縱容腐敗和社會不公而換取的經濟的畸形繁榮。這是一種變種的納粹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只不過用濃厚糖衣包裹起來而已。

從不作獨立報道
裹著小腳、如履薄冰的央視，連國內的真實新聞都不能報道，還有甚麼資格去報道全球新聞呢？央視報道過揭示六四大屠殺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嗎？央視報道過揭露沙士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嗎？央視敢於獨立調查陳良宇案件嗎？央視敢於批評任何一個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嗎？數十年如一日的、沒有新聞的「新聞聯播」是央視最醜陋的門臉，這是胡錦濤一個人的「新聞聯播」，如同當年袁世凱津津有味地閱讀只印刷一張的《順天時報》一樣。
最近，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話說拉登派遣一名恐怖分子潛入北京，策劃一起炸彈襲擊事件。這名恐怖分子走進商場，還沒有安裝好炸彈，遙控器就被人偷走了；走進居民小區，正在東張西望，突然一群保安衝出來將他痛打一頓；好容易到了郊外的一個小煤，成功製造了一起爆炸，數十名礦工死亡。他興沖沖地給主子發電報報喜，誰知一個星期後拉登回電說：「你去死吧，你居然敢騙我，我每天看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頻道，這幾天根本沒有報道中國發生過一起礦難！」

靠說謊保住地位
說謊已經變成了央視的條件反射，也只有說謊才能確保其中國大陸「第一媒體」的壟斷位置。趙化勇聲稱，目前三個國際頻道的收視用戶已經突破了六千五百萬戶。也就是說，單單是央視的這一個頻道，每天都在對六千五百萬戶進行洗腦。我想提醒海外華人：即便鄉愁再濃，也不要看這個謊言頻道，那裏面根本沒有真實的中國。

環球嘉年華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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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黃毓民《新報》毓民星期天 2007.1.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