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還有「新青年」嗎？

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星期天休息：香港政黨政治的失語和失落

陶傑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明報) 05月 17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陶傑短評：聖經絕對「二級」

特區偽道德勢力及中大學生報亂港，挑動分化，破壞和諧，終於引火焚身。香港有識之士，在舊約聖經找出羅得與兩名親生女兒性交亂倫懷孕的情節等，發起網頁簽署向影視處與淫審處投訴聖經不雅。

羅得與兩名親女兒性交，有先後次序、時間、地點、結果。羅得連問卷也懶得設計，沒有問自己：有兩個女兒，最想先跟哪一個亂倫，而是坐言起行，大小通吃。聖經的淫褻，比甚麼《中大學生報》之內容，嚴重百倍，而且直接向中小學生散發。

明光社的偽道德分子蔡某，氣急敗壞，「死撐」狡辯，指聖經是「歷史」。錯，聖經不是歷史，是希伯萊古遠的神話。如果是歷史，伊甸園的遺址在哪？羅得的老婆出埃及，捨不得而回頭張看，化成了鹽柱，這是哪一門科學的史實？

聖經是洋人寫的，白種人宗文獻中的亂倫情節，是為神聖；中國人的下一代，問一個假設的問題，即為罪孽。天啊，香港的偽道德分子，以及「投訴」《中大學生報》的那八十個良好市民，披一身黃皮膚，原來都是崇洋舔西的文化漢奸。

如果中大學生不雅，聖經必定要封黑袋。但筆者在此批死：影視處和淫審處，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挑戰陳日君樞機，不敢挑戰梵蒂岡，他們像六四清場的坦克一樣，只敢壓學生。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持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評雕塑不雅鬧國際笑話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
但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二年前的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

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

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敢於突破禁忌才會進步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教宗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吳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

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星期天休息：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陶傑

中大學生報風暴升級，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激起輿論公憤，中大認為「影響校譽」，準備向學生施以處分，包括開除學籍。

因為似乎整個社會強烈譴責，中大當局感受了壓力。而社會之「譴責」，又因為華文傳媒以大篇幅報道。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仔細看來，只是一群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藉「科學調查」之名，賣弄色情，以示叛逆的惡作劇。「問卷」涉及獸交和亂倫，但問題設計一點也不科學，例如問讀者「最想跟哪種動物性交」，然後附列豬狗一連串「選擇」，這種「問題」，有很明顯的先設立場，只是一時頑皮，就像五六歲的小孩，剛學懂講話不久，故意說滿嘴巴的髒話。小孩子總以為「屁股」和「小雞雞」之類的名詞很好笑，喜歡語驚四座。家長教導，如果把小孩脫光衣服、嘴巴塞滿馬糞，綁起來關在雪地上的一座柴房，餓三天三夜，就是反應過激的不當懲罰，家長比小孩更沒有理性。

有人會問：他們是大學生了，不是小孩。問得真好──但大學生有這樣的表現，罪過首先不在於他們，在於教育制度。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幾位學生是香港社會的產物。他們從小在一個「性疑懼」的畸形社會長大；當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體雕像圖片，列為「不雅物」，巴黎米蘭時裝女模特兒薄如蟬翼的新衣隱露乳頭，華文報刊通通以「格仔」遮掩，當甚麼淫審處、影視處發出「指引」，凡陽具皆淫褻，凡乳頭皆污穢，下一代在一個愚昧的環境成長，面對一本《藏春閣》，一齣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幾幅畢加索的裸女素描，又怎能怪他們分不清甚麼叫色情（Pornographic），甚麼叫情色（Erotic），甚麼是藝術（High Art）？

不要說大學生不懂，相信連統治著香港的政府和金融企管精英、宗教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也不懂。香港只有一點不三不四的性育，從來沒有「性品味教育」，為甚麼同樣是裸體，會有至少三種層次的解讀？性器官圖像喚起甚麼樣的心理意識活動？在「藝術」和「色情」之間，在工業革命之後，攝影術一發明，為甚麼多了一樣「情色」作品，就像資本家和無產的工人之間，後來多了一個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中產階級？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教育在這方面，是一片愚昧的空白。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除了分不清甚麼叫情色，也不懂甚麼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人獸交和亂倫，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因為這是人和禽獸的基本分別，姦屍更是另一條底線，因為連禽獸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人類的文藝作品，可以「描述」這種情節，但不可以讚頌和鼓吹（例如在中國的史籍裏，講到漢高祖一類皇帝，出生前據說他的母親夢到被一條蒼龍青蛇之類的靈獸寵幸過，也是讚頌獸交的愚民教育）。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有亂倫的情節，但當伊底帕斯王知道他的亂倫行為，懊悔不已，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自懲，這就不是對亂倫的鼓吹和讚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問卷」，提到獸交和亂倫，態度不夠成熟，他們以「言論自由」抗辯，雖然不當，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只是「調皮和生厭」（Being naughty and nasty），最多只是頑童的惡作劇，與哈佛耶魯學生報的同類色情刊物相比，程度低一級，但也不須校方氣急敗壞出頭「譴責」，一個成熟的社會，冷眼旁觀，自有公論。


中大當局的態度，把大學生當做小學生來教。社會輿論也把幾個大學生的行為列為「不道德」，殊不知華文「道德」二字，一百年來，成為打壓年輕人的異己思想創見的武器，這兩個字有點發了臭，耐心讓大學生知道，人類有些共同價值觀，是不論愛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都不容許的，就大方得體得多。硬要處分學生，是大學當局跟隨輿論反應慌了手腳，缺乏判斷能力的表現，反應過激，學生當然也不甘示弱。明明是一個愚昧的教育制度下的一段小插曲，一件惡作劇，很容易就升級為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像荷李活電影《巴別塔》裏：在第三世界的摩洛哥，兩個小孩在玩弄一柄由日本遊客轉贈的獵槍，在山頭胡亂槍擊，擊中了旅遊車上的一個美國女遊客。事件經傳媒渲染，變成另一宗拉登恐怖組織的襲擊案，白宮大怒，升級為外交糾紛，摩洛哥政府不敢怠慢，派出軍警圍剿，最後，玩槍的小孩死於流彈，死在父親的懷抱中。這個小孩至死都不知道：獵槍是日本遊客留下的，他的子彈打中了美國的旅行車，他至死也不知道美國人一拍桌子，摩洛哥政府就要發抖，在所有的偶然之中，有其必然的深層原因，不知道他其實是死於一個貧富懸殊、不公平的霸權世界。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不過是《巴別塔》裏那兩個小孩亂開的幾槍。他們說，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應，正如《巴別塔》裏的兩個小孩，也不明白為甚麼玩玩槍就引起白宮的關注、CNN新聞的全球轉播、摩洛哥軍隊的大圍剿。《巴別塔》的編導，寓意甚深，想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喻諸中大學生報的大風波，自稱為「國際城市」的香港也一樣。

陶傑短評: 鳳城血案

北角解放區鳳城酒家反煙浴血案，警方雖拘捕一名暴男，其餘人等，潛逃福建，但打人的一方發動心戰，指當時是保釣英雄的那一桌子，粗言穢語在先，並以「中指」相向，吸煙的「福青幫」氣不過，才拖馬回鍋，予以嚴懲。


福青幫效法院聆訊，以為只要各執一詞，「口同鼻拗」，就可以將一面倒的是非，「平衡」為所謂「羅生門」，然而，公眾相信哪一邊？


先看看保釣派這一桌的陣容：除了品格正直的熱血青年柯華，還有大律師黃軒利，兩人皆是受過高等育的才識斯文人。還有「公共廣播委員會」七君子之一的梁天偉，梁某是官方人士，形象高尚，既稱君子，當然謙謙有禮，又豈會講粗口？這還未夠，席間尚有港大女授一名，還有一個平時嬌嗲溫柔的上海籍女畫家馮葉，馮小姐書香世代，且為大師林風眠女弟子，有兩大才女在座，一桌的仁人君子，怎會粗言穢語兼中指相向？本欄並非偏幫香港人，而是福方的指陳，不合常理。
況且豎中指是美式不文手勢，這桌福青，剛由大陸來港奔喪，怎會如此博學，懂得解讀「挺中指」的西方深層文化意義？當年向立法會外民主示威者以中指相向的黃宜弘議員，早年也留學美國，難道這批福青以前曾經偷渡過紐約不成？本欄相信保釣英雄一方的版本。

老子vs馬列毛

北京近一兩年盡量拓展「軟權力」，把國粹如儒家文化推廣至四海。上月底在西安與香港同時舉行弘揚道教的所謂「和諧世界，以道相通」活動，更說明因為「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缺乏吸引力，胡溫領導層除了重新包裝固有文化外，沒有甚麼像樣的東西可登國際大雅之堂。

但第四代以至第五代的高幹可能因為黨八股讀得太多，對古書、古文化一知半解；竟然把有史以來批判馬列毛式思維最徹底的哲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向外推銷的「軟實力」樣板之一。沒錯，在西方思想家海耶克（von Hayek）與普博（Karl Popper）暴露馬克思主義只會引導人們走向「封閉社會」與奴役之路的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就以超前的睿智點明馬、列、毛式的烏托邦型社會改造工程與大躍進式的冒進，只會對國家生產力和國人的才智造成倒行逆施、拔苗助長的反效果。

與中共國策大異其趣

老莊思想的中心，即「無為」其實毫不艱深。老子所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萬事，包括國家政策都要順從自然與天道，符合物質世界包括市場的規律與國民的「合理期待」。這道理簡單不過，不用連篇累贅的黨八股來宣傳。冠冕堂皇但違反自然與人性的大道理，如老毛要「改造群眾的人生觀」，把人民「洗腦」成新雷鋒，以至「十年內超英趕美」等等，都是大錯特錯。難怪莊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慨歎！

老子其他治國理念包括「小國寡民」，反戰與鼓吹「以柔制剛」等；凡此種種，都與中共歷來的國策大異其趣。胡溫領導層朝思暮想中國在二○二○年左右可以通過硬權力，包括導彈、航母、衞星等先進裝備「大國崛起」，雄霸四方，正好與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馳。《道德經》的理想國度，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教導我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不要追求「財大氣粗」或囂張跋扈，要學會以理服人、四兩撥千斤！

不需社會工程去構建

上周在介紹老子文化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齊曉飛說《道德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老子的教誨對於北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振興，文化構建」等目標大有裨益。其實從老莊哲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是順自然、依天道的必然結果，並不需要中共慣用那種「千軍萬馬」式的社會工程去「構建」。人民大學名教授謝韜不久前發表贊揚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說列寧與老毛曲解了馬克思的原義；當今只有如瑞士與北歐奉行真正民主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大概謝老也會同意，瑞士等小國也活潑地演繹了「小國寡民」的崇高理想！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