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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