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湖南鼠災 三峽大壩是禍首

湖南洞庭湖早前爆發鼠患，飽受22億隻東方田鼠肆虐，據報這與三峽工程和圍湖造田有關。中國專家已向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提出整改建議，但沒有引起重視。當中，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張美文，在今年5月，即鼠患爆發前的一個月，已向湖南省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鼠患大爆發的預警，但沒有引起當局的憂患意識。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星期天休息：淫審長期反智，是了斷的時候了

陶傑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

蘋論：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政制發展綠皮書將在今天發表。諮詢文件會是斬件式的多項選擇題，政府不會表達意向與立場。依「先易後難」的思路，或會以特首普選為優先。根據早前親建制派放出的消息，和胡錦濤來港時強調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主題」，中央要放慢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意向已相當明顯。在這種情勢下，估計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步伐也會傾向保守。所謂保守，主要是指普選特首的候選人篩選機制，也就是基本法定下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以及候選人產生的門檻，均趨保守。可能的方案會是先經過提名委員會的初選，選出最高得票的前兩名參選人，才可作為正式候選人，交由全港選民投票。

按這種設計，即使獲一百人提名，最終在提名委員會的選舉中也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由於提名委員會中，保皇派佔絕對優勢，因此普選的正式候選人將會排除泛民主派。

社會上支持民主的人士和輿論，指出這種排除民主派的篩選方式，是假民主。在不接受這種篩選方式的對抗中，普選再被拖遲的可能性甚高。

筆者在此嘗試提出另一種思考，就是：假民主是不是仍然好過不民主？假民主在實踐進程中，有沒有可能弄假成真，而成為真民主？

從威權政治進展到民主政治的過程中，許多社會都經過假民主的階段。比如台灣，當初就只開放小量的增額立委供人民普選。國會中的大多數仍是國民黨在大陸時代選出的萬年民代。然而，由於台灣民主力量善用這假民主，使民主聲勢越來越大，終成真民主。台灣政治學者喊稱這是「弄假成真」。

香港市民倘能在不民主與假民主中作一抉擇，先接受假民主，比如接受提名委員會初選的這種篩選政改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可投票選擇的候選人，將不會有北京不放心的泛民人士。對泛民來說，這當然不公平。對香港選民來說，也不夠尊重。然而，即使這樣，經市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仍會背負「民命」（Mandate），也就是說他接受了市民的「委任管治」，他主政的取態會有所不同，至少不會只看著北京的臉色做人，也不會在絕對權力的任命下總是擺出一副奴才相了。

普選有兩道關卡，一道是提名關，一道是市民投票關。提名關看來北京一定不會放鬆，也就是不容許有北京不放心的人成為候選人。在這方面，泛民主派若力爭，那就走不到市民一人一票普選這一步了。倘若泛民主派不堅持這個提名關，卻守住投票關的話，那麼普選就有可能。

甚麼是投票關呢？就是要設定：當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在普選中的得票率，必須不少於合資格選民的一定比例，比如40%。這是為了防止提名委員會提出兩名市民極為憎惡的候選人，讓市民在兩個「非洲和尚」（乞人憎）中選一個。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太過令市民反感，市民可以選擇不投票，以致兩名候選人都無法跨越當選門檻，迫使提名委員會提出市民較願意選擇投票的人選。

把住投票關，就不會讓假民主蛻變成反民主。讓出提名關，就有機會逐步地由假民主而弄假成真變成真民主。
筆者提出的，可說是另類思考。但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在有普選與無普選之間，難道不可以考慮一下這種假普選嗎？

政制綠皮書公眾論壇

7月15日，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公眾論壇，黃毓民發言

探針：中央是奴隸童工的救星？

山西奴隸童工事件曝光之後，全球媒體聚焦、全國民眾聲討。
我特別注意到，大多數評論者憤怒譴責黑磚窯的老闆和地方的基層官員，許多人對中央政府的干預和最高領導人的批示表態「堅決支援」。比如，有一位《南方周末》的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是對於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他甚至用「一場叛亂」來定義此次奴隸童工事件。

一黨獨裁是始作俑者

他寫道：「因為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於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闆，予以堅決鎮壓！」

類似的論點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也層出不窮。有學者甚至認為此類醜聞的發生，是因為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為所欲為且欺騙中央政府。他們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壞的，中央只是暫時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過來，必然扭轉乾坤，為老百姓報仇雪恥。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議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能力，中央越強大，政令越暢通，正義越彰顯。

我不同意這樣一種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的看法，也不同意這樣一種小心翼翼、察言觀色的批評策略。我認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隸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屬也不必對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戴德。相反，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權力格局，才是中國人權災難的始作俑者。


以法律制裁代替鎮壓

黑磚窯事件並不是一場叛亂，而是中央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的，中央與地方官僚聯手對民眾事實搶劫行為之後的政治分贓行為。中共的特務系統和內參報道，堪稱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搜集機制，胡溫不可能被地方官員蒙在鼓裏。

我們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實施監督和懲罰，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對立的。那種希望國家機器動用暴力來「鎮壓」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的呼籲，激情有餘、理性不足，而且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法治觀念的薄弱。對於那些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們來說，他們理應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我們在進行社會批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使用這類被「黨文化」污染的「黨語言」。

要切實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能靠加強中央集權、不能靠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更不能相信溫家寶的眼淚，而應當切實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實現新聞自由、結束一黨專政。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陶傑)

特首曾蔭權發表《香港家書》，提出口號：「不甘平庸，追求卓越」。

到了七一連任宣誓之日，發表演說。提出要把香港「建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馬上引起一些華文親中輿論攻擊，指曾蔭權「假大空」，要香港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只會引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其他城市的敵意，增加這些城市針對香港的競爭。

此等立論，相當可怕。如果香港想當中國最好的城市，即會引發其他城市的「敵意」，亦即假設其他城市對於卓越者的嫉妒。此一陰謀的邏輯，引證了美國羅馬大主教冼恩（Fulton Sheen）的一句話：「嫉妒是平庸者對天才的禮讚。」（Jealousy is the tribute mediocrity pays to genius）

對於平庸和嫉妒的研究，現代文藝經典當推荷李活電影編劇謝菲爾（Peter Shaffer）一九八四年的奧斯卡作品《莫扎特傳》。音樂天才莫扎特，受國王李奧波的賞識，比他大六歲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艾利（Antonio Salieri），驚見莫扎特的才華，暗中把莫扎特害死。史上有一說稱薩里艾利向莫扎特下毒，但缺少證據。《莫扎特傳》的開頭，講薩里艾利老囚於瘋人院，向訪客訴說當年害死莫扎特的秘密：因為莫扎特是上帝寵愛的天才，把莫扎特整死，就是對上帝的反抗和勝利，片中的薩里艾利，已經是撒旦的代理人，也是人間所有庸才的守護神。

即使在十八世紀末的歐洲，「不甘平庸」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何況今日曾蔭權處身的中國香港。這句口號，先得罪了一大批人：「不甘平庸」，是不是暗指周圍的人都是一群庸才，所以你才想突圍呢？「追求卓越」，是不是想另樹一幟，形成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呢？言者無心，但中國人社會太多進讒打小報告的小人，中國的君王都以一個「疑」字治國，曾特首這句口號，雖然很有性格，但見逆於中國政治主流，長遠會有甚麼效果，令人頗為憂慮。

中國的聖賢學問，雖鼓勵士大夫追求卓越，不甘俗流：「雖千萬人吾往矣」、「揚名聲、顯父母」，鼓勵「鶴立雞群」，但在民間的俗語之中，吸收了千年的流血教訓，老一代教後輩的是另一套活命哲學：「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鋒芒畢露」、「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中國的帝皇選擇儲君繼承人，亦必以平庸為「忠厚老實」的同義標準。毛澤東經歷了林彪謀刺之禍，最後圈定木訥的華國鋒為接班人，評語只是兩個字：「不蠢」。蔣經國晚年也選定「屁股只坐三分之二」的李登輝為副總統。要贏得主子信任，接班人要懂得「裝傻」，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雖然後來華國鋒逮捕了毛澤東的未亡人，李登輝顛覆了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中國君主迷信平庸，成為自己的掘墓人，但伴君如伴虎，不以平庸的性格面貌出現，不但一事無成，連生存也成問題。林彪差一點就做到了，他以「克己復禮」自勉，克己，就是不要暴露個人獨立的真性格；復禮，就是與千萬人一起平庸，在平庸中潛藏，以平庸為保護色，在平庸中裝孫子生存。

這是中國社會「精英逆向淘汰制」的本源。岳飛和袁崇煥都想追求卓越，下場淒慘，林則徐也想追求卓越，充軍伊犁。李鴻章悟出了道理，做一個忠實的管家，修修補補，把晚清當做一座紙糊的房子，但求一日在生，宗廟一日不傾塌。香港特首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一個不中不西的古怪制度，既要「貼近民情」，維持高民望，又要民望高的同時，不可以稜角鋒芒，令人覺得「尾巴翹得很高」，不然馬上有人上報「不受制衡」。加上中國語文之中，有許多對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卓越者的負面形容，如「自負自大」、「不可一世」、「剛愎自用」、「氣燄囂張」之類，對於一個卓越的人，有大量誅心的詞彙武器，可以一哄而上，置諸死地。

香港的特首，不可以精獪乖巧，否則招人嫉恨；又不可以平庸愚騃，否則隨時激起五十萬人大遊行。個性鮮活，而民望高，則要制衡監察；人格模糊而能力低，又無法「強勢行政主導」，正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無功，獨裁無膽，是中國宮廷和西式議會雜交之下的奇怪產物，在這樣的夾縫之中，要「打好呢份工」，三頭六臂也難以想像。

在《莫扎特傳》的結尾，薩里艾利向來訪的牧師懺悔完畢，在半空中劃十字：「我為凡間所有的庸才發言，我是他們的守護聖。從此，我與莫扎特同在，當後世懷念莫扎特，也必然同時憎惡我，一個流芳、一個遺臭，我的名字與他結成一對，至少比湮沒無聞好。」

對於平庸和卓越的研究，莫扎特的故事，是為永恆的經典。

這段震撼的台詞，足以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天才或追求卓越的人才所戒。

蘋論：江胡內鬥，漸趨塵埃落定

李怡

就像過去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一樣，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全國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都紛紛發表談話，表示要認真學習胡錦濤「6.25」黨校講話。講話內容是甚麼，其實不重要，「學習胡錦濤講話」才是重點，因為這意味著對胡錦濤的領導地位的「堅決擁護」。尤其是過去與江澤民有一定淵源的軍方及各地領導幹部，表態「認真學習胡錦濤講話」是一次重要的擁權和自保權力的行動。

與此同時，據報道，胡錦濤目前已完成七大軍區領導層的佈局，下一波將是解放軍四總部及各軍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在參加中共十七大的解放軍及公安共296名代表中，有186人為少將及更高軍階，平均年齡為52歲，他們大部分是胡錦濤任軍委主席之後提升的將領。換句話說，江系主導軍委的情勢，已有變化。只是軍委辦公室主任賈廷安，仍為十七大代表。他的繼續留任，可能是胡江之間的妥協。

更重要的中央人事異動，是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衞局局長由喜貴，並未列入十七大黨代表名單，顯示這個「大內統領」的角色，已經或將要換人。

中央警衞局局長，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的護衞工作。從中央黨史來看，這個大內統領還充當監視各領導人及其來往親信並向最高掌權者匯報的任務。毛澤東時代，中央警衞局又稱「八三四一」部隊。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奪權行動，就是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實際執行的。鄧小平七七年復出並掌實權後，中央警衞局局長一直是楊德中，即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這職務仍受鄧的操控，沒有變動。直到1995年鄧小平無力視事之後，才由江澤民從上海帶往北京的親信由喜貴接任。胡錦濤接班後，這個職位也在江的操控下沒有變動。現在由喜貴退下，看來是意味胡錦濤真正掌實權了。

自○二年胡錦濤接總書記後，江胡內鬥一直未能塵埃落定。表面上二人互敬和諧，實際上都通過動對方下面的人來彰顯權力，而在權爭中也會作出妥協。陳良宇案之延宕，黃菊喪禮之草率，溫家寶不再續任的空穴來風，都暗藏著江胡較勁。董建華腳痛下台，絕非中央被香港五十萬市民上街所觸動的「英明決策」，而是胡藉董的連番失誤而乘機撤換「江握手」，所作的妥協（或留給江一點面子）則是讓江系的曾慶紅主管香港事務。江系的報復是抓了陸建華與程翔。這次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用他的話來說，是出於「中央有高度智慧揀選」的「合適人選」，而不是曾特首提名。中央的智慧來自江澤民所說，與唐英年的父親很熟。因此，這也是一次江胡的權力交換。

儘管胡錦濤最近也說「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畢竟他的說法與吳邦國早前的說法不同。吳邦國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胡錦濤的說法是，「一國」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吳邦國說的香港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而胡錦濤說的是「依法」，即來自基本法。

吳邦國是江系。胡錦濤顯示出不同的思路。在中共黨史上，所謂思想路線，都是講不清的東西，它真正反映的不是路線不同，而是權力的爭逐。誰更有權力，誰就有話語權，而且是必須不同於失去權勢者的話語權。

香港的普選，要靠港人的力爭。但甚麼時候實現，也要看中央的取態。而中央只有待權爭的塵埃落定，有了一個真正的權威人物，才有可能作出果斷的對香港問題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