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說到，擴大政府功能，或進行計劃經濟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全體人民都成為奴隸 (證諸中國78以前及古巴、柬甫寨及北韓情況，不能不說海氏實有新知灼見)。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實在是高舉道德理想凌駕於個人選擇之上。他們提倡的互相合作、互不競爭、無私和合理分配的崇高境界結果會得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最後得出的就是一個「蟻群世界」！生活在裏面的人就像蟻窩內的蟻群，沒有個性、抹殺個體。所以，海耶克説：「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2006年04月21日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香港邊緣化問題，愈辯愈無聊，愈辯愈無窮無盡。為甚麼？因為中國語文引起許多思維問題，一模糊，二曖昧，三抽象，混濁不清，中國人陷在這等思維邏輯的魔障，就喜歡沒完沒了地爭論。

不僅是「邊緣化」一詞，其他如「民主」、「愛國」、「一國兩制」等等，十多年來湧現在香港人腦袋的一堆政治泡沫，莫不如是。說香港邊緣化，何謂邊緣化？經濟邊緣化，又是哪些範圍領域邊緣化？邊緣化到何種程度才算警戒線？邊緣化三個字，缺乏理性和科學的定義，則爭論無休無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許多問題自找煩惱，自招衝突，就是從中國語文的一道道魔障開始。

甚麼邊緣化、一體化、珠三角大融合，仔細想想，沒有一個名詞，有一個統一而清晰的定義依據。十多年前，英國是否加入歐洲一體化，在朝野也引起爭論。其時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但黨內的左派如彭定康等則認為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是英國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步積極行動。

當時何謂「歐洲一體化」，在英語世界就有一套清晰的定義。第一：許多法例由歐洲議會制訂，特別是牽涉人權，以歐洲議會為最高解釋權。第二：成立歐元為統一貨幣，加入歐洲一體化，則逐步放棄英鎊，在英倫三島改行使用歐元。第三：歐洲一體化之後，許多產業隨即制訂共同政策，例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指一系列的農產品價格有契約，在那些國家之間共同制訂，對於那些歐洲國家出現差額，則共同補貼，完全清清楚楚，有一套法理文件依循。

歐洲一體化問題有清晰的定義，因此當時反歐者知道為何而反，反的是甚麼，而親歐者也知道自己主張加入歐洲的原因，以及因此而帶來的一連串後果。

當時歐洲一體化的爭論在英國雖然激烈，但絕不混亂，由政府下議院到新聞輿論，人人都知道爭論的到底是甚麼。像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提到香港邊緣化，人人腦海的感覺不同，一提到香港與珠三角大融合，阿貓看法和阿狗看法不一樣，不同政黨的意見衝突，陳方安生的一套跟董建華的一套又水火不容。

因為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

一部《基本法》通篇是「感覺主導」，而不是「定義主導」。感覺以人為主，因此中文先行的《基本法》，只配體現「人治」，不可能達致「法治」，感覺又以權力為本，此一時，彼一時。因此庸人自擾的「釋法」也不會休止。

此一中國語言文化殘障，所導致的中國思維殘障，研究中國問題者必當明察。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社評‧筆陣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文﹕梁文道
200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

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所謂香港「邊緣化」，新的泡沫名詞，舊的思維殘障，從屬於甚麼「愛國論」、「社會深層結構」等一波波狗追咬尾巴式自我困擾的紛爭，源自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文」（Language of Perception），而不是英法語的「定義的語文」（Language of Definition），一切不求定義，但講模糊的感覺，參看所謂《基本法》，即知中國式思維之殘障何在。
何謂「邊緣化」，如同何謂「愛國」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定義認知，或由於詞彙本身的定義，經由強權篡奪而壟斷，因此造成中國人社會思想之混亂，終日吵吵鬧鬧，紛爭是非不斷，令人厭煩。
此一感覺性的語文思維殘障，在中文無處不見。例如，中國政府憲法黨章，聲稱堅持「毛澤東思想」，又堅持「鄧小平理論」，又堅持「江澤民學說」，而毛思想、鄧理論、江學說各自的定義範疇何在？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軸，那麼今日大陸其實是全面背叛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言以蔽，亦即「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畢生並無提到「照顧環境生態」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則「科學發展觀」是否與「鄧小平理論」相衝？
凡此種種，除了出於中國政府的強權壟斷語文詞彙之慣性，中國人的思想，不好尋根究柢，以「差不多先生」為本，也是重要的傳統因由。

因為中國語文以感覺為先的殘障，易起爭論，每有爭論，則強權統治者為了「穩定」，必聲稱「不搞爭論」；既然不搞爭論，埋頭搞經濟，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一連串問題詞彙，即一一送進太廟，以香火與豬肉供養起來，亦即載入「憲法」與黨章封存。但「憲法」和黨章，明明是法治的體現，美國二百年來，就沒有「華盛頓思想」、「林肯理論」、「列根學說」之類，美國人不會浪費時間來糾纏這些偽學術名詞，但中國人有這鋪癮，卻又糾纏不清，則這堆名詞就變為一種部族的圖騰。
圖騰出現多面，族人即會困惑。天無二日，帝無二主，哪一面圖騰才正統，則視乎部落內出現甚麼類型的危機。中國人社會多欺詐的謊言，即因為中國式的政治生活，是一種圖騰權威的生活，中國文字為象形，是否與此一脈相承，則須由專家研究。所謂「香港邊緣化」之爭，只是又一輪浪費時間之泡沫吹水，出於思維殘障，此一積習，成為基因遺傳。因此，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一切憑感覺，由感覺的文字，推測他人的用心和動機，這種民族科學和理性又哪會萌芽？
因此，做人應該堅守一項原則：對於不諳英語、法語的中國人，不要跟他談論政治，不跟他談邏輯，只跟他談飲食、唱K、骨等生理物質層次的話題，必須予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這不是崇洋，而是省回一口氣，以免破壞和諧。所謂「愛國論」，所謂「邊緣化」，所謂「社會深層矛盾」，皆屬於中國語文範圍內的反智議題，無一例外。

愛因斯坦和歌德爾相識於1933年，當時歌德爾只有27歲，而愛因斯坦已54歲。作為第三帝國(1933年至 1945年納粹統治的德國)的難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到美國，他們都講德語。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們就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他們的辦公室離的很近，每天一起步行上班，兩人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

　　儘管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歌德爾是數學家，但是，他們都具有超越其學科領域的智慧。他們在科學上的密切關係源於兩人深刻的性格差異。愛因斯坦是一個自信而堅定不移的人，而歌德爾往往在爭論之前就退卻了。歌德爾兩次罹患神經衰弱。在最好的情況下，歌德爾是一個體弱的人，最糟糕的時候，他則深受憂鬱症的困擾。1948年，歌德爾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宇宙模型。透過構造理論的精確解——能夠計算重力場之力的場方程——歌德爾獲得了上述原創性和邏輯上首尾一致的結果。論證的出發點十分簡單，但具有完全令人信服的權威。

歌德爾一生勤奮治學，只發表過幾篇邏輯學論文，但都是鴻篇巨著。發表於1931年的論文《論數學原理和有關系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就是其中的一篇。該文論證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完全性定理。

公理化的方法帶給數學的影響，猶如數學方法對物理學的影響：數學如何將物理學的內容統一在一個架構之內，公理化方法也就如何將數學的內容整合在一個框架之下。正如物理學家急切地尋找一切物理現象的最終理論，數學家也夢想著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而公理化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方法——找出所有數學體系的最根本的元素 (比如運算方法，運算元素)之後，用純邏輯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導，將過去所有透過直覺發現的數學定理一個接一個地“證明”出來。這樣，所有的數學內容就用必真的邏輯保證了其正確性。

　　公理化方法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將其後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尋找使全部數學首尾一貫的公理之中。然後，數學家們便可以無憂無慮地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體系了。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剩下的由數學家去玩吧!然而，這個欲將全部數學公理化的夢想被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徹底粉碎了。

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是20世紀數學的里程碑，它開創了現代邏輯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它還意味著計算機絕不可能按程式化的方式來解決所有的數學問題。為表彰歌德爾的功績，1951年在授予歌德爾愛因斯坦勳章時，大數學家馮·諾伊曼說：“庫爾特·歌德爾在現代邏輯方面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不朽的——確實，它們不只是一座紀念碑，而且是一座其意義由於受時間、空間限制還未顯現的里程碑。”

廣義相對論的主要思想——空間與時間的融合——並不難理解。畢竟，在日常生活中空間和時間是融合的。人們透過確定事件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來確定事件本身。在三維地圖上，三個數位足以指定某地的空間位置：經度、緯度和高度。如果再加上時間，就可以在時空中精確地確定事件。進一步，如果一個事件可以用4個數位來定義，那么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用一系列這樣的4個數位來定義。在廣義相對論中，這樣的系列稱為世界線。

這樣，廣義相對論在時空幾何與時空中運動物體的行為之間建立起深刻的聯繫。想像在墊子上放一塊大理石，輕輕推動大理石，它將沿直線運動。如果再在墊子上放置一個滾木球，對滾木球上的大理石施以同樣的推動，它將沿下陷的表面滾動，其運動軌跡由直線變成了曲線。該木球的重量使墊子這個介質變形了，而變形的介質影響了大理石的運動。 (陳穎健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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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億神州盡舜堯

六億神州盡舜堯
中國的六億人(當時人口約數)都是堯舜一樣的聖人。堯和舜是古代歷史 傳說中唐、虞兩代的聖君。

堯舜兩位，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聖君。傳說中唐、虞兩代，由於有著這兩位聖君，一直被史書稱為盛世。說來有趣，他們二位對治家與治國的關係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堯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之所以挑中了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這個青年人治家的本領和品格。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舜的治家有方，記載得非常詳細。今天讀這一段歷史，依然對人們有許多寶貴的啟發。

舜這一家，是個什麼情況呢？看來比較複雜。《史記．五帝本紀》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在這個重新組合成的家庭中，舜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父親瞽叟。瞽叟者，雙目失明的老人也。可惜這位瞎了眼的父親並不偏袒舜，《史記．五帝本紀》說「瞽叟愛後妻子」。一家人常常給舜找麻煩，而且要無緣無故地打他。舜一方面任勞任怨，在這個家庭裡無怨無悔地充當主要勞動力，一方面則盡量去緩和家庭矛盾，不做任何能夠促使家庭矛盾激化的事情，不讓他的父親、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增加什麼惡名。他的這種表現傳到了堯耳?裡，堯準備繼續考驗他。考驗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觀其德於二女」。《列女傳》稱「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兩位姑娘自從嫁到舜這種普通「庶人」家庭裡，高幹子女的優越感全部沒有了，整天跟著舜一起辛勤勞動，孝敬長輩，日子過得和和美美。《史記．五帝本紀》說「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等也」。這是對司馬遷所說的「甚有婦道」的具體解釋。「甚有婦道」者，說明娥皇、女英簡直成了舜的「賢內助」。

這場考驗的結果，讓堯很滿意。堯為什麼滿意？自己的女兒下嫁到一個普通的「庶人」家庭裡，本來就已經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何況舜這個家庭有一個偏心的父親！如果舜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沒有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一旦得知堯想把女兒嫁給自己，恐怕馬上就會請求自己的泰山大人幫自己改換改換環境，要一個官做做；至少，也會在結婚之後派妻子回娘家為自己說情。可是舜沒有這樣做。如果舜不懂得家庭矛盾的性質及其處理方法的分寸，不懂得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及時與妻子溝通乃至達成共識，堯的兩個寶貝女兒嫁過來之後，不和自己的公公婆婆鬧翻天才怪呢！可是舜的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如果舜是一個善於以權謀私的人，一旦成為堯的女婿之後，自己完全可以整天在外面打著丈人的旗號到處騙吃騙喝，家裡也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收賄索賄，乃至於四處招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更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時髦非常，那裡還要讓妻子和自己一起去出賣苦力！現成的裙帶呀，多麼過得硬的關係呀！等於是送上門來的烏紗帽呀！可是這種事永遠都和舜不沾邊。還要怎麼考驗呢？這就是最好的考驗啊！這種考察幹部的方法，真可謂獨具慧眼。所謂「賢內助」，其實不過是夫妻共同進步的一種表現罷了。如果身邊確實沒有「賢內助」，那麼，這個人的個人品質也就肯定不會好到哪兒去。如果對此還有疑義，那就不妨多看看舜這一家的故事。

辛棄疾之《摸魚兒》：

辛棄疾之《摸魚兒》：

《摸魚兒》
更能消 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
見說道 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
君不見 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
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
文﹕梁文道
社評‧筆陣
2006年4月12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在此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這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

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上文說過，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麼叫做「福利主義」﹖害怕它的人卻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就連對它的擔憂，也沒有明確固定的表達形式。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 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關於這點，已有許多學者論之甚詳，此處不贅。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說過的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當下的港股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森(Amartya Sen)說得好﹕「民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說了20年的夢話【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梁文道 - 說了20年的夢話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專訊】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裡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 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四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四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著說著「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裡面，我們不妨把這四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裡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裡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著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裡，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鉤，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琵琶行》白居易

《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