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休息：在鬱金香花氣裏的獵巫飛灰

陶傑

恆指衝破三萬點，據說聖誕後將會高達三萬三千。中國概念極為強大，如此形勢大好下去，明年八月北京世運會之前，指可以高達五萬。大學生用幾萬元本錢炒股，炒出三百多萬元的奇跡，中港股市一片高度亢奮，令人欣喜。

全民股瘋，出現在一個耕田種菜的古老農業國家，加上十三億人口，由一個寡頭政體統治，有權力的人，即可任意圈地，佔奪資源，點鐵成金，如此重大的巨變，人類六千年來從未有過，難怪歐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等看一個有趣的結果。

十九世紀英國蘇格蘭作家麥凱（Charles Mackay），有一本流行書，名題很長，叫做《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搜集了歐洲歷史上許多民間大愚昧和群眾大瘋狂的事件。市場經濟的重大情節，包括十八世紀初的「南海公司泡沫」和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炒賣狂潮」。所謂南海公司，是一家英國的上市企業，聲稱與西班牙政府達成協議，將可壟斷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地所有礦產、煙業、香料等資源貿易。南海公司的老闆是一個叫哈利的特權貴族。當時西班牙因爭奪皇室繼承權爆發戰爭，歐洲各國皇室都想扶植自己的血裔代理人，因為誰能影響西班牙的皇權，誰就可以擁有南美洲這片資源新大陸。除了法國和奧地利，英女皇安妮對西班牙的皇權也有染指的興趣，南海公司即向市場放出消息：一旦戰爭塵埃落定，南美洲市場即歸南海所有，一年之內，股價由一百鎊增至一千鎊，後來歐洲開始放售，又傳出南海公司高層詐騙消息，馬上暴跌，股民瘡痍遍地。


「鬱金香風暴」卻更為離奇。鬱金香花種由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帶進奧地利維也納，一時中產階級爭相栽種，引為品味時尚。荷蘭人率先炒賣，許多把土地莊園出售，用以種植鬱金香，鬱金香變成期貨，一種脆弱的植物，如何肩負起千金萬民的希望？幾年之後泡沫爆破，無數「愛花人」傾家蕩產。但荷蘭今日仍是鬱金香之國，英文這個詞：Tulip，源自土耳其語Turban，就是伊斯蘭教民的頭巾，用以形容大瓣鬱金香的外貌。

麥凱的這冊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史實的敘述，在於把許多愚昧的集體瘋狂事件的歸納──他認為，集體瘋狂不限於對市場財富的追求，一枚銅幣有兩面，歐洲人的集體瘋狂，除了追捧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的期貨，還有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的獵巫。

麥凱認為：對於泡沫財富的瘋狂追求，與全民受煽動之下的血腥屠戮，在人性的情緒之中，貪婪和仇恨，都屬同一根源。

以麥凱的結論，中國六十年來的民間躁動，由昔日「文革」到今日的股瘋，動力的性質都一樣：「文革」出於對一名領袖神諭的崇拜，股瘋則是股民對「股票專家」和「市場分析員」的盲目跟從。「文革」時代，全民都聆聽毛語錄和「革命歌曲」的廣播，毛澤東出了甚麼「最新指示」，全國各地，敲鑼打鼓慶祝；股瘋時期，連清潔阿嬸都聆聽著收音機的股票消息，一有新股批售，全民爭奪認購表格，集體行為相當一致而相似。

「文化大革命」中的股票之王，自然是毛澤東這個神話。一九七六年毛死江囚，泡沫突然破滅，許多人窮一生的精神信仰，買進這個「毛股」，沒想到信仰幻滅，口瞪目呆，餘生創傷無限。還有一些人，則痛定思痛，學乖了，追捧其後湧現的許多政治股，包括不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買進趙紫陽，還是一九九七年大手買進董建華，只要及時套現拋售，還是可以大賺。

集體瘋狂的兩面，除了貪婪的狂歡，當然也有仇恨的迸爆。追求股票的泡沫，與追剿一個「人民公敵」，正負互見，都需要同等的情緒能量。

十字軍東征，一路屠戮生靈，除了是爭奪聖城的虛榮，就是對伊斯蘭異教的仇恨。中世紀獵巫運動，除了是宗教裁判所對聖經「釋法」的終極權威，還要民間對婦女的莫名敵意。貪婪和仇恨，發展到極端，都完全沒有理性，因此，恒指三萬點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勢力也掀起對一名議員歇斯底里的批鬥風潮，隱然還有阿拉伯世界的風格，對持異見者發出了暴力行動令。英國作家麥凱，對人性的虛妄，百多年前已經有如此準確的診斷，令人讚服。

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瘋，與遍地火刑的獵巫一樣，在歐洲早已成為歷史。在從來未經民主與科學洗禮的遠東農民社會，無論紅衞兵運動或股市的瘋狂，一些平庸的油畫、百年普洱茶葉的炒賣熱，卻無不折射著同樣的幻影。讀一點點歷史，就會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以預知一個地方滑向更大的集體瘋狂之前的種種徵兆，選擇一個文明而安全避難所。恒指衝破三萬點，香港卻出了幾個「漢奸」，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殺了之後，還有一大批「走資派」，相當於一大片「港英餘孽」。這不是一個清醒（Sanity)的年代，北冰洋正在融化，氣溫已在上升，你手上的中海油拋售了沒有？不要怕，下跌一千點，明天一定要反彈的，時鐘遠遠還沒有敲響十二下呢，還沒有到離場的時候，一場嗜血的狂歡舞會，或許才剛剛開始。

害怕人民 ／梁文道

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星期天休息：極端世代的百年狼煙

民主會不會蛻變成極端，令政府「無法管治」？連日引發的討論，提升社會的品味，是一件有趣的事。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陶傑短評︰天國與地獄

民主的極端，會不會變成「不可管治」？「文革」時代的大陸「無法管治」，但毛澤東一人可以管治，今日的美國加州流行公投，也不是「無法管治」，而是「政府」漸漸變為多餘，加州的人民，真正實現了自我管治。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

陶傑短評：民主防範極端

「民主去到極端就變成文革」，特首失言，引起國際傳媒關注，幸好立時道歉止蝕，宣佈鄭重收回。
引發一場「民主是否等同文革」的辯論，協助港人「了解國家」，提升民智，也不是壞事，總好過天天看藝人在膠鞋上舔奶油、搶食嘩沙比的大賽。

「民主去到極端」，此一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民主不只是總統民選、國會普選，還包括司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還有新聞言論自由，不論國民的選票，還是總統的決策，也受到一個獨立超然的法院來制衡。「民主」本身就是有效防範「極端」的一套成熟的制度，所謂「去到極端」，這「去到」的過程，以民主本身的運作，並不存在。

民主會不會「去到極端」？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民主太脆弱，引發政變。第三世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都出現過。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北歐，民主從來沒有「去到」過一個政府無法管治的境地，因為連軍隊也國家化，服從民主憲政的約束。「民主去到極端」，在文明而理性的社會，根本不成為假設，但對於獨裁暴力基因強烈的落後地區，才會有此等恐懼，或有此等爭論，不過在人類學家眼中，民族的集體智商並不均等，雖然亞非第三貧劣世界，許多人刨尖了頭向西方白人國家拚命移民，但有的民族天生就戀慕獨裁統治。

也不奇怪，百花齊放，反令這個世界多姿多采。

蒼 蠅

(蔡瀾)

我不喜歡藐嘴女人，因為她藐嘴；至於四萬，我也不喜歡，因為她當英國人高官時，對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的嘴臉，完全不同。
英文有一句話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在魔鬼和深藍大海之間的選擇。」


四萬該是魔鬼，而藐嘴女人是深藍大海了。深藍大海，字面上很有詩意，其實是指惡毒、危險、陰魂永遠糾纏不清。
藐嘴女人其實只是執行上司的任務，人家叫她推惡法，就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是沒有人叫你看人低，沒有人叫你亂吠。當年的她，一副拿了雞毛當令箭的惡形惡相，這是雌性動物之中最下賤的行為。


好了，到外國打一個轉，寫了一篇論點不切實際、文章枯燥無味的文章，又再回來出風頭了。這種人，不出風頭，一輩子不死心的。
回來後，掃把頭不見了，雙頰多了兩塊橫肉，哭笑起來不會彈動，是否注射了什麼菌而殺死細胞？總之樣子愈來愈難看，從前的癡肥維園阿伯還有幻想，當今枯枯乾乾，阿伯們也不想光顧了。


本身不主張普選，就硬到底說不支持好了，至少人家也相信你有種。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養你的人內心裏一定提防。
改變的不止是髮型，還自稱支持民主。這種話，說來誰會相信呢？接受訪問時，還連聲道歉，說「希特拉也是透過民主選舉執政的」那些話講錯了。
那裏有人管你什麼希特拉不希特拉，香港人根本認為不關痛癢，要道歉也要道歉到著眼處，道歉希特拉的例子幹個鳥？


在電視上留下的藐嘴形象，一萬年後也抹煞不了，他媽的要道歉，就先道歉當年不應那麼囂張，傷害了香港人的心靈。這種人，非像蒼蠅一樣一拍拍死不可。
可能是近來減膽固醇藥吃得多，引起的副作用令我脾氣大了，否則這種東西，罵都多餘。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特首曾蔭權在電台突發表「民主文革論」，令人相當驚奇。雖然由特首辦聲明「澄清」，其效應恐怕不但難以驅除，更會成為曾蔭權政治生涯的污點。


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民主「發展到極端」的結果。剛剛相反，而是獨裁「發酵到極致」的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一個在野的政黨，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任何「候選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在紅衞兵的大批判之下沒有任何說一句話自辯的權利，全國跟隨遭受暴力揪鬥的學者、作家、畫家也沒有。


所謂「文革」，不是曾蔭權所說的「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而是「暴君掌握一切，人民不能說話」。毛澤東一人就是「政府」，他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死了，他要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來就遭殃，毛澤東這個「政府」，如何「無法管治」？「文革」時代，曾蔭權有幸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做官，當了沙田專員，否則如果這句話在「文革」的大陸私下說出口，遭到揭發，不槍斃也要勞改。


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政府」，是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為骨幹，其餘皆是極左派人物，聽命於一人，不是由七億人民以自由意志票選出來的管治機構。


所謂「人民掌握一切」，只是狂熱效忠的「紅衞兵」受毛澤東的極端思想洗腦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紅衞兵」是所謂「人民」，他們也無法自我主宰命運，因為毛澤東利用「紅衞兵」摧毀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地的「走資派」當權者，「紅衞兵」即兔死狗烹，一聲令下，紛紛下放到邊疆和農場。「紅衞兵」的組織部「五一六兵團」，即被打成「反革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他們之中有政治背景者，今日則成為貪官。
香港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新移民，曾特首下次巡區的時候，大可以「貼近群眾」，向新移民詢問「文革」的國情真相。



曾特首何以出此莫名其妙的言論？可能受到「不到台灣，還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大陸「笑話」的迷惑。中國政府指台灣的民主是「文革」：人民時時示威遊行，民進黨政府更改國民黨文化色彩的舊地名。指台灣民主為「文革」，是偷換概念：「文革」以毛澤東的神化為根本，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不但沒有推動個人崇拜，而且可以任意為傳媒公眾辱罵，不以為忤。「文革」爆發各地武鬥，並無一個民選的「國會」制止，台灣至少還有一個立法院，大小政策，俱由藍綠兩營投票決定。中國的「文革」，科技專家、學者和藝術家關押、迫瘋、迫死，學校停課，全國不事生產，但台灣的教育和產業運作如常，新竹科學園的高科技產品仍然行銷國際，支持國民黨的學者教授，還在各自的學術和研究崗位，只因為大陸市場開放，許多實業搬到大陸，經濟日漸掏空，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主票選總統的結果，香港沒有普選，廠家一樣北遷，不因為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中國的「文革」是毛澤東由「大躍進」和「反右」之後步步走上獨裁之後的惡夢，是中華民族繼承帝皇統治基因，而又在獨裁者個人崇拜極度恐怖下心理扭曲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悲劇。六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和江青一派，主張不斷「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派，主張經濟建設，兩派的主張，如果當時可以像台灣一樣票選公投，劉少奇像今日的馬英九一樣，也可以有拉票和演說的機會，又怎會有「文革」？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民主成熟的文明國家，何嘗發生過「文革」這等愚昧殘暴的浩劫？


這一切都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而是常識。香港的特首有此認知的謬誤，因為中國至今尚未為「文革」的極權基因根本清毒。曾蔭權先生聲稱要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想彌補這次失言，壞事變好事，如果有足夠的師資，不妨以在全港中學引介「文革十年史」的教育始，進而介紹學生研讀朱元璋的帝皇性格、明清的文字獄、旁及列寧的暴力革命，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血腥清洗，這就是「國民教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通識的第一步，行政管理是曾蔭權的強項，中國現代政治的現實，顯然非其所長，國民教育以此為起點，特區高官也更了解人情世故，不知曾特首有沒此勇氣否？

這個特首真羞家

曾蔭權以文革比喻極端民主就不能管治
2007/10/12, 週五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12日）以文化大革命做例子，表示當民主去到極端的時候，就不能管治。

曾蔭權今日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訪問時，被問到如何在民主發展、社會穩定和有效管治之間取得平衡，他回應指，在文化大革命時，人民掌握一切權力，就不能管治。他又表示，這是民主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來源：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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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文革踩民主　煲呔壞腦
【本報訊】香港回歸以來，有數以十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遊行集會方式，爭取香港早日實行普選，贏得海內外稱譽；可是，自稱支持民主的特首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竟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踩民主制度，指極端民主會帶來文革式的局面，破壞政府管治。有關言論一出，隨即引起市民及政界嘩然，炮轟曾蔭權「壞腦」兼無知，歪曲歷史。　記者：莫劍弦、林俊謙


曾蔭權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發展民主不能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昨日他出席港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向市民解釋施政報告。節目主持特別就施政報告詢問曾蔭權，他是否暗示民主發展會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



主持人更正反遭阻止

當時曾蔭權立即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這時主持人打斷他的說話，更正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極端民主的例子」，曾卻堅持自己沒有說錯，「（如果不是）那是甚麼？人民自己掌握權力！那就是民主的定義，如果你將民主推到極端的話。」他又以美國加州常為政策公投為例子，認為民主會破壞政府效率，「只要可以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並不會帶來有效率的政府。」

曾蔭權借文革踩民主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嘩然，紛紛聲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曾蔭權昨日的講話，反映他在政治和歷史上的無知，「當時中國冇民主，權力完全冇制衡，所以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呢件悲劇！香港人只係想爭取普選，普選點會導致文化大革命？」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民主代議政制並非暴民的表現，曾蔭權將文革與民主政制發展混為一談，要求他盡快澄清，「如果曾蔭權真係以咁o既心態去睇民主，我唔相信（佢）會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掌控國家命運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社會只容許毛澤東思想一種理論，「到最後，毛澤東一個人凌駕o係人民之上，係反民主o既極致，呢個同民主毫無關係，曾蔭權仲成日講國民教育，請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職工盟李卓人直指曾蔭權「壞腦」、「無知」，因為《基本法》也容許港人有民主，「佢咁講，咪即係話《基本法》導致香港有文革？」他指曾言論，「仲衰過當年葉劉話，希特拉都係民主制度選出黎o既講法」。
立法會兩大保皇黨昨日即時與曾蔭權的「文革言論」劃清界線。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回應時表示，她個人難以將民主及文革扯上關係，相信社會希望發展民主的過程是平穩進行，「我相信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呢種講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未有詳細聆聽曾蔭權的言論，不想評論，「o係內地，文化大革命係一次好深刻o既教訓，對國家o既損害係非常之大！」

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後「補鑊」表示，曾蔭權所指，是港人需要有一個最適合本港的普選模式，和一個可進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

不少市民不滿曾蔭權的言論。曾經歷文革的聽眾阮小姐晚上致電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炮轟煲呔的言論「侮辱自己智慧」，因文革是由獨裁者造成，並非民主造成；張先生說特首是想將文革套入民主，打擊民主。有市民來電本報指，對曾蔭權的言論十分憤怒，將投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方安生一票。



特首辦涉干預亞視新聞

據了解，特首辦對傳媒處理曾蔭權的報道相當緊張，更直接致電亞視新聞部，批評其報道手法「偏頗」。亞視高級副總裁關偉否認新聞部接過有關電話及受到干預，「但特首辦有冇搵過個別同事就要再了解。」
亞視傍晚6時新聞，以頭條報道曾蔭權有關言論，主播在導言提及學者批評曾蔭權對文革歷史認識不深；其中一段報道，由學者蔡子強評論，指曾的言論跟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當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選出來，同樣有災難性效果。到夜上11時新聞，已沒有播出蔡子強的評論及文革歷史。

曾蔭權電台對話節錄
Host :
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 … … … … … … … … … … …
Host :
But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電 台 第 三 台 節 目 《 Chief Executive Phone-in 》

拆局
染紅以洗港英遺臣形象
特首曾蔭權把民主比喻作文化大革命，有民主派人士直言不覺意外，因為自曾蔭權上台，不少左派人士不論明衰裏暗裏，批評這名前港英高官不懂國情，所以曾常在發言中為自己「染紅」，希望討好北京，再加上不少內地極左人士，私下常以文革批評民主派搞遊行，爭取民主，曾蔭權以為可以「有樣學樣」，結果吃了大虧。



學內地官場語言
該民主派人士說，曾上場後，由於不斷有親北京政界人士指他是港英舊官僚出身，不懂國情，所以曾十分努力洗刷形象，處處努力學習內地官場語言，希望為自己「染紅」，例如發言必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說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又模仿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先進發展觀，即為一例。

其實內地極左派，早已借文革批香港民主，當年內地護法許崇德，曾以民主派遊行人士以他的照片做示威牌，批評民主派以文革方式批評他，不少香港左派人士，也私下將民主派搞遊行，比作文革批鬥，只是他們深明若公開講這些話，必會如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城，遭人指罵，所以從不公開說。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12:00 am	地球誕生	四十六億年
5:44 am	淺海中出現首個細胞	三十五億年
6:47 pm	海澡出現	十億年
8:21 pm	第一種無殼生物在海洋出現	七億年
8:51 pm	三葉蟲出現	六億年
9:23 pm	脊椎動物出現	五億年
9:56 pm	陸上開始有動物	三億九千五百萬年
10:50 pm	哺乳類動物出現	二億二千五百萬年
10:58 pm	恐龍統治地球	二億年
11:40 pm	恐龍滅絕	六千五百萬年
11:58:48 pm	人猿出現	三百萬年
11:59:24 pm	人類文化誕生	一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