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陳健民原文 明報 2010年9月6日

陳健民﹕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明報專訊】1. 噪動的夏天

　香港是那樣細小密集，人們的情感迅速波動、相互感染。這夏天開始時因為政改問題，民主派內兩陣彼此攻訐，年輕人吹覑Vuvuzela不斷噪動，起錨／超錯、對話／對抗的二元思維將社會撕裂，人們開始不用腦袋思考。夏天快要結束，一個以人民力量爭取回來的菲律賓民主政府卻以輕蔑生命的態度處理人質事件，以最荒謬的方式令港人感恩活於一個安全和合乎常理的城市，各黨派又攜手走上街頭，為亡者悲慟求公道，港人空前凝聚。

　這個城市的情緒既然如她的股市和樓價一樣浮動，我們或許應在這稍縱即逝的平靜時刻，審視我們上階段所經歷的一切，然後以更清明的視野迎接下一輪的政治爭論。

　2. 不安的青年

　立法會通過政改的剎那，我看覑遮打花園和皇后像廣場兩端的人群，不敢嘆息。一端不管最後上會的是怎樣的一個方案，只要是政府提出來的我便支持。另一端卻一早準備好連串行動反對政改方案，即使民主黨的改良方案與政府原方案有重大分別，行動照舊。我期待有更多知識界的朋友能走在這兩端中間，卻驀然發現大家都已歸邊，在修辭背後互相咆哮。2005年政改那役，一批學者和文化人難得地發表聯合聲明，希望泛民和政府能尋求共識。今天，爭取在體制內不斷擴大民主元素的學者和政黨已被一些人視為新民主運動的絆腳石（或刺破氣球的針），而累積怨氣、擴大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已超越了階段性的制度改革。

　民主黨為港人爭取了5個直選和5個「類普選」立法會議席，如果說這是無關痛癢的改革，不是昧覑良心，就是反映出很多港人已十分不耐煩。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聽覑多元開放、公平流動的神話，經歷的是單元、閉塞、壟斷和停滯的生活環境；政府一方面提倡公民教育、公眾參與，另一方面卻對民眾處處提防，死抱功能團體，陶醉在小圈子的選舉和生活世界。如果不以最劇烈的方式向建制俯衝，如何能夠動搖牢固的決策程序和僵化的思維方式？

　和兩位積極關心政治的年輕人的一席話，一直印在我腦海當中。第一位是支持公投的醫生。我問他這方式真可以向中央爭取到民主嗎？他說不可以，但不打緊。「最重要是把心裏面的感覺有力地表達出來。中國在崛起當中，香港在走下坡，bargaining power愈來愈少，要說真話就要趕快說，沒有什麼策略可言。」這是情感政治。另一位是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和我談起對話路線的問題，我說香港欠缺持續抗爭的條件，第一是貪污不嚴重，第二是沒有重大的違反人權事件。聽後，她說：「也許我們需要流血。」

　我想，我是理解年輕一代的煩躁，而只要與這批積極參與政治的年輕人有緊密聯繫的學人、文化工作者、社會運動組織以至政黨，都難免捲入這個氣場。問題是這種浮躁不安的民氣，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亦可以成為反理性和摧眦民主的力量，關鍵是不要讓她走上民粹甚至基要主義的道路。這自然讓我聯想起德國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教訓。

　3. 表現主義與新客觀性

　威瑪共和（1918-1933）是德國最早實驗民主的時期，政治動盪不安，文化成就卻燦爛奪目。短短15年的共和，換了17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敗北的德國在恥辱和沮喪中重新站起，國民在極端右翼、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思潮激盪下尋求出路。在美國大蕭條的陰影下，德國面對的是不斷攀升的失業率和通脹，人心惶惶。有人說，在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知有多少德國年輕士兵死在俄國和非洲戰場上，他們的背包裏都塞覑海德格的作品。海德格的哲學是出名抽象和晦澀，但他談論的主題——疏離、恐懼、憂慮、虛無、存在等——卻與當時困擾德國人的非理性和死亡等問題融合在一起，引起了讀者情感的共鳴。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認為，海德格的哲學是排斥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最終變成貶抑威瑪共和，無意中引導年輕人用血思考，走上納粹的道路。

　威瑪時期的浮躁不安亦表現於其文藝風格。當時盛行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強調表現內心的感情。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將古代藝術分為兩類，阿波羅式的藝術是理智、秩序、規則和文雅的藝術；狄俄尼索斯式的藝術是惡毒、混亂和瘋狂的藝術。前者源於理智，後者源於潛意識，而表現主義基本上屬於後者：鮮艷的顏色、扭曲的形式、繪畫技巧上漫不經心、平面、缺乏透視、基於感覺，而不基於理智。彼得．蓋伊用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威瑪時期許多文藝作品都流露一種「弒父情意結」，對權威、舊有的倫理秩序進行徹底顛覆。當時一些被嚇得目瞪口呆的文化評論家驚嘆德國正在奔向「神秘主義和野蠻的綜合體」。

　但威瑪文化精彩處是在這種從混沌而生的表現主義發展出相對應的「新客觀性」主張。創立包浩斯學院（Bauhaus）的格羅皮奧斯就認為：要治療現代的疾病乃是尋求更多更正確形式的現代化。參與制訂威瑪民主憲政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視表現主義是一種「精神的麻醉」而提倡新的客觀性，亦即是哈特洛普（Hartlaub）所說的「以務實態度用心面對當下的現實面」，是遁世和憤世嫉俗的反面。這批思想家和文藝工作者很清楚人們已變得很不耐煩，但認為當時最需要的正正就是耐心，而不是搖旗吶喊。對他們來說，真正的進步端賴「木匠按部就班的工作，鐵匠拿覑鐵槌不停敲打，還有商人的仔細算計等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但歷史卻向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觸動德國青年人的，始終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他們需要的是表現主義式的情感政治、希特勒的魅力領袖和對猶太人的痛恨來尋求民族的光榮感和「完整性」——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和獨立人格，是結合。

　4. 反思

　香港面對的混亂和不安與威瑪德國不能同日而語，但年輕人在經濟與政治困局下的不耐煩，對舊有政治秩序、倫理、組織、人物的厭惡正是與日俱增。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保育、反高鐵、公投運動，為香港帶來新議題、新視野。如果能夠如保衛囍帖街和反高鐵中結合專業力量提出民間規劃的方案，這股力量可以成為社會創新的動力。如果像政改一役只顧站在道德高地而提不出任何替代方案，政黨又怎能跟覑這種「道德化的公民社會」（ethical civil society）的方式去處理政改問題？我想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朋友要好好思考為何與今天的新社會運動脫了節？我們要時刻警惕是否已落後形勢成為改革的絆腳石？而激進派和今天的許多思想導師亦應提防將青年人帶進民粹主義的胡同，陶醉於叛逆的歡愉中，而漸漸迷失方向。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台北：立緒，2003）

馬國明：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

——威瑪共和的問題2010年9月12日

【明報專訊】普選聯學者陳健民九月六日在《明報》發表了〈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刊該日A31版），十分粗疏，文章把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歸咎於青年人的躁動和不安更完全是捉錯用神，牛頭唔搭馬嘴的謬論，原本不值一提。但文章發表的同一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打破規格，以接待國家元首般的規格接待香港首富李嘉誠，威瑪共和國的問題突然變得異常重要。

正如陳健民在文章裏說，威瑪共和國期間，德國政局動盪，執政的政權都是少數派政權，政局異常不穩，政權不斷更替。在這種形勢下，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議會裏的議席雖然也未過半數，同屬少數派，但卻是議會裏議席最多的黨派。一九三二年六月，當德國的通貨膨脹失控時，在部分納粹黨議員支持下組成另一新政府的France Von Papen竟然異想天開地想到借助希特勒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邀請希特勒擔任總理，自己則退居副手。不要被人誤導，希特勒不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他是計算利益的政客背覑選民的連串政治小動作下，乘勢而上的。無論如何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還未至因此而斷送，一九三○年希特勒還未上台前，當時的總理說服總統Hindenburg啟動威瑪共和國憲法四十八條賦予總統頒發緊急令，出動軍隊鎮壓的權力，間接做就希特勒後來借故奪權。

同青年躁動大纜都扯唔埋

只要對威瑪共和國的歷史稍有認識也會知道威瑪時代政局動盪與青年躁動與否根本是大纜都扯唔埋，像陳健民那樣硬將二者混為一談只會忽略了威瑪共和政局動盪的根由。威瑪時代政局動盪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大缺失種下的禍害，理解箇中因由對香港的民主政治甚有啟發，尤其是當胡錦濤像接見外國國家元首般接待李嘉誠時。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雖然與英國和法國並列歐洲強國，但在統一前德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稱，德國境內有為數過千的獨立王國。德國統一有點像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般，是普魯士逐步吞併德國境內為數曾多達千計的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工人階級急速膨脹，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亦開始壯大。一手促成德國統一的「鐵血宰相」卑斯麥來自普魯士的地主階級，當然不會坐視社會民主黨壯大。他一方面制定反社會主義法，逼使部分社民黨人流亡海外，另一方面則推出全歐洲最早的福利措施籠絡工人階級。卑斯麥是個十分複雜的歷史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帝制，另一方面卻在任內實施了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選。在這種形勢下被迫流亡海外的社民黨理論家Eduard Bernstein提出一套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理論。這套理論可以說是香港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那套「量變到質變」的鼻祖，Bernstein認為只要工人階級的福利不斷增加，工人階級的權利便能得到保障，社會主義便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的體制內形成。雖然羅莎盧森堡和Karl Kautsky這兩位社民黨內的理論家提出猛烈批評，但進化社會主義這種修正主義成了社民黨內的流派。

以影響力計，自從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逝世後，Karl Kautsky便儼然成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但早在一八九一年，當Bernstein還未提出他的進化社會主義理論時，Kautsky、 Bernstein和另一位社民黨的理論家August Bebel發表了名為Erfurt Program的行動綱領，認為工人階級毋須發動革命。資本主義必定覆亡，因此工人階級只須遁合法的渠道爭取權益。今日看來，在社民黨的云云理論家中，羅莎盧森堡最有原則，洞悉力最強。她不但猛烈批評Bernstein的修正主義，她更批評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必定導致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當歐洲戰雲密布時，她呼籲第二國際（歐洲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聯合一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起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準備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她的呼籲卻無人理會，法國和德國的社民黨人紛紛摩拳擦掌支持自己的國家開戰；就連身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繼承人的Kautsky也支持開戰，理由是德國對付的是沙皇統治的俄羅斯。羅莎盧森堡在黨內的處境甚為孤立，她索性脫離社民黨並與Karl Liebknecht等前黨員組成反戰組織Spartacist League（名字取自領導一群奴隸反抗羅馬暴政的Spartacus）。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一度被認為是歐洲首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壯大卻是基於香港功能團體選舉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在統一前德國分成過千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既沒有中國那樣遍佈全國、政見劃一保守、習性和取態相近，並且透過科舉制度，不斷補充新血的士人或士大夫階層；也沒有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劃一世界觀的貴族和布爾喬亞階層。德國統一後，在社會層面上工人階級在沒有對手下成了社會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若非實行帝制，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已執政。當Kaiser Wilheim II準備發動戰爭時，假如社會民主黨積極組織工人階級抵制，不但可以避免一場死傷慘重的無謂戰爭，更可逼使Kaiser Wilheim II退位，一舉改變德國政局之餘更改寫人類歷史。

羅莎盧森堡恰恰是社民黨內主張發動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戰爭的人物，但卻被孤立。這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裏的一大懸案，到今日仍令人困惑。無論如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治實踐一蹋糊塗，特別是支持開戰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但即使犯了重大錯誤，德國戰敗，Kaiser Wilheim II退位，德國改為共和國，能夠籌組政府的依舊是社民黨；支持帝制的右翼勢力因為德國戰敗而潰不成軍。在這種情況下，羅莎盧森堡提出要追究發動戰爭的責任，此舉不但可以查出真相，更可徹底瓦解右翼好戰分子的勢力。但由社民黨一手成立的政府卻充耳不聞，說到底社民黨也支持戰爭，因而不願追究責任。Karl Liebknecht按捺不住，在沒有徵詢羅莎盧森堡的同意下，於一九一九年一月武力佔據數家親政府報館。一隊剛從戰場歸來的退役官兵奉命拘捕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帶隊的軍官當場擅自把二人處決，事後獲輕判監禁兩年。

問題在「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

一開始威瑪共和國便沾滿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的鮮血，又迴避發動戰爭的責任，姑息養奸，政局焉能穩定？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完全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那些「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們違背原則，只有計算的政治舉動，陳健民卻硬要扯到青年人身上。〈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又一時大談表現主義，一時更扯上尼采，簡直是東拉西扯的範文。尼采是一位打破常規的思想家，但他經常被人斷章取義，包括被納粹主義者斷章取義地引用。除非曾對尼采深入研究，否則切勿隨意引用。陳健民是普選聯曝光甚高的學者，實不宜再像〈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那樣瞎扯。

最值得重視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至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面對戰爭的重要關頭居然違背了無產階級不分國界的大原則，支持各自的國家發動戰爭。社會主義的理論一直忽視了民族主義，亦在這問題上絆倒。香港在九七後民族主義是一個須要正視的問題，特別有人提出愛國便也須愛共產黨。當胡錦濤恭恭敬敬的接見李嘉誠後，全港輿論的焦點在於舉動背後的信息和對香港政府管治的影響。但胡錦濤是全世界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共產黨總書記，居然紓尊降貴從北京老遠跑到深圳接見身分不過是賺錢賺得比人勁的李嘉誠。在鄧小平的年代，香港的富豪必須親自跑到北京才能獲得接見。當中的分別是否代表著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已變成要堅持資本主義的共產黨？普選聯強調要跟共產黨溝通對話，但現在的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蘇聯仍健在時，東歐的異見分子嘗試從理論和概念的層次去理解蘇聯這龐然大物，在香港則連這種嘗試也沒有。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出現工人十二連跳，富士康生產的是今日資本主義最先進的產品部件，工人的待遇卻是馬克思年代資本主義原始累積的待遇，而這種奇怪的情則是在共產政權的嚴密監視下進行的。

接見李嘉誠 驚死你唔知

「中國往何處去？」是多年前關心國是的青年學生問的問題，今日同樣要問這條問題。中國往何處去的答案也是香港往何處去的答案，香港要實行真普選便必須廢除功能組別，但李嘉誠等大地產商卻是功能組別選舉的得益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只須堅持反戰便能推倒帝制，但卻支持戰爭。今日普選聯的一群政客和學者在根本不能看清對手的面目輪廓下主張溝通對話，會有什麼結果？陳健民和普選聯的一班學者應該知道納粹主義原本的名稱是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納粹的社會主義比起現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可能更認真。納粹黨執政後迅速穩定局面其實是靠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英國歷史學家Norman Davies說納粹主義漸漸淡化其社會主義色彩，到最後只剩下國家主義，他又列舉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多達十七項相同的共通點（見 Norman Davies, Europe ,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45-947）。是十七項之多，不過還可以再加多一項，中國共產黨不也是漸漸淡化社會主義色彩嗎？胡錦濤在深圳接見李嘉誠便是驚死你唔知的最佳說明。

淡化社會主義之後也只剩下國家主義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建基於資本主義必定覆亡的超錯假定，今日在香港我們卻可以肯定無論是蘇聯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都已覆亡，我們的行動綱領又是什麼？德國社民黨那套「量變到質變」的行動綱領早已徹底失敗，我們在香港卻還要被迫再試多一次。如果何俊仁或民主黨內的成員知道「量變到質變」的不名譽前科，會否堅持他們那套妥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