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的誘惑

靜看近來有關奧運的種種爭論，很難不想起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序言裏說的一個小故事：
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裏，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個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才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遜河的水，血統高人一等，是不是？」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說才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得了三期肺病！」如此這般，繼續夾纏，最後醫生終於急了，他說：「不要胡扯，不要躲避，不要用鬥臭代替說理，我過去的事和主題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主題是『你有沒有肺病』。」那病人則如此回應：「看你這個『醜陋的中國人』模樣，嗓門這麼大，從你的歷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惡毒心腸，怎麼說沒有關係？中國人就壞在你們這種人手上，讓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們。對你這種吃裏扒外的頭號漢奸，天理不容！」

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

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啟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裏，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

這裏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裏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裏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裏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

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教士明恩溥。

「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

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

「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啟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愛國就是愛國貨 - 梁文道

一直很喜歡大熊貓，覺得牠是當之無愧的國寶，於是心裏頭就總是在大熊貓和國寶中間畫上等號。凡聽到有人說某某國寶，腦海必定首先浮出一個大熊貓低頭啃竹子的意像，然後才迅速將它轉換成別人所講的那些珍貴寶貝。比如去年轟動一時的〈國之重寶〉展覽，明明大家排隊去看的是《清明上河圖》，我偏偏想起了一頭很肥也很重的大熊貓。再前幾年，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伏明霞結婚，每聽人說他娶了國寶，我腦子裏那頭不理世事猛嚼竹葉的大熊貓身旁就多了一個笑咪咪的禮服男子，十分詭異。

熊貓本無國籍，穿行山野之間，不知有漢，何況魏晉，我們怎麼會給了牠一個身份證呢？美國歷史學家葛凱在《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裏點出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規模國族化運動的特色：「通過在名字前加上『民族』或者『國』的字樣，中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在被民族化，並且被賦與了民族化的名字，包括『國藥』、『國語』、『國父』和『國劇』以及『國旗』和『國歌』」。這也正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從飛禽走獸、花鳥蟲魚和長河高山等自然萬物，一直到日常飲食、家具服飾以及藝術文學，這一切一切是怎麼和「國家」拉上關係的呢？一百年前可還沒有這些「國X」什麼的觀念吧？更妙的是，喜愛這些「國X」竟然也是愛國的表現，比如說「愛用國貨」。

一群愛國青年最近正在杯葛法國百貨公司「家樂福」，盛況不減前兩年抵制日貨的風潮。其實中國人抵制外貨也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只不過近年的抵制運動少了一個前輩們最關心的元素和口號，那就是愛用國貨了。原因可能是全世界的人現今都在使用國貨，就算「家樂福」裏賣的也是國貨，再談「愛用國貨」那就什麼都抵制不了了。但當年的情況很不一樣，中國從往昔的貿易出超變成入超國，再加上「半殖民地」的狀態，政府連關稅自主權也沒有，要挽救被打得抬不起頭來的本國產業，還真得愛用國貨不可。

《製造中國》講的就是那段抵制外貨愛用國貨的歷史，從政府的動員，商界的投機，一直到民間學子的熱情，各種角色一一登場，合演了一台民族產品博覽的大戲。在一般史書裏面，它本來真的只是一齣戲，無足輕重，表現的是大家的愛國熱情，頂多再加上當年經濟結構的問題。但是在葛凱的筆下，這一幕卻是現代中國國族主義形成的關鍵，因為對大部份平民百姓而言，所謂民族，所謂民族精神，皆是很抽象很形而上的東西，只有透過日常生活中可見可觸的物品，大家才能學懂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者可以這麼說，就像演戲，要演好中國人，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從他穿的衣服使的道具下手了。當人人都能一眼辨明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國家就不再只是個觀念而已；當人人都時常操演中國人這種角色，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中國人了。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首先，該怎麼定義國貨呢？一件西裝本來絕不能算做國貨，只有堅守傳統唐裝或者改著較現代的中山裝才比較像樣；但萬一一件西裝是國產的，而一襲旗袍用的是日本料，那又該怎麼辦呢？依據葛凱的記述，當年的「愛國商人」或者「民族資本家」想出了資本、經營者、生產者與原料等鑑別國貨的四大標準。按照這套標準，「家樂福」賣的東西起碼是一半甚或四分之三的國貨，抵制或不抵制，大家可以自己計算一下。

好玩的插曲還有很多，我最喜歡一個寄宿小男生的故事。天涼了，小男生的媽媽寄來一件自己打的毛衣，但那毛料卻是日本貨。小男孩一方面怕冷，更要珍惜母親的心意，另一方面又不願穿日本毛料。忠孝難全，如何是好？結果有志氣的男孩天天挨著冷風在學校操場跑步禦寒，日子有功，成了該縣賽跑冠軍！不用說，這是商會辦的愛國刊物上登的故事。

美亞花露 - 陶傑

美亞花露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講達富的種族大屠殺，展示許多幻燈片。

達富在蘇丹的西部，蘇丹的回教政府，縱容阿拉伯人組成的兵團向不信回的達富土著滅族，其中一張圖片，是一個小女孩，騎著驢子逃跑。天空的遠處，有一架軍用直昇機。美亞花露拍了照片，倉皇撤退：「我們走後，直昇機就飛過來掃射。圖片中的小女孩是死是活，一直沒有消息。」

美亞花露的膽子很大，親去達富，生命有危險。一個保護兒童的國際組織的主任，幾天前剛剛被槍殺。「二○○四年，我第一次去達富，看見許多驢子，現在，遍地都是驢屍。」

屠殺達富土著的軍事組織，名叫「江那維」（Janjaweed），由蘇丹軍政府和民間的伊斯蘭部落混雜而成。達富這個地方，就像西藏，十九世紀之前，達富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後來埃及控制了蘇丹，達富一度與蘇丹合併。因為蘇丹旱災，阿拉伯的蘇丹人不斷在達富砍伐樹木，他們是遊牧民族，打進達富尋覓水源，激起達富土著的反抗，蘇丹人火了，來一場滅族屠殺。

所謂達富危機，來龍去脈是這樣，香港自稱「國際城市」，但美亞花露來演講達富危機，出席的都是外國人，午餐會上的香港人不足半打。平時慣見的本地政黨份子，學者評論員之類，一個也無，可能都湧到沙田為曾憲梓老先生傳送「聖火」吶喊打氣去了，會場氣氛反而相當和諧。

另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肩上有一個陷入的彈孔，子彈沒有貫穿，為什麼？因為她揹負著一歲的小弟弟，蘇丹軍從後面開槍，背上的小弟弟中彈，子彈貫穿小弟弟的軀體，速度減弱，再射進姊姊的肩頭。弟弟死了，救了姊姊一命。美亞花露講到這裏，全場鴉雀無聲。

畢竟是大明星，講話清晰，很溫婉，但很堅強。放幻燈片時，還配上一段達富的古老民歌，有一絲淡淡的哀愁。阿拉伯大使提問：「世上還有許多災難，例如巴勒斯坦的孩子，你為什麼也不同時關注？」

這個問題，沒有什麼邏輯，但大使是問給他本國政府聽的。美亞花露說：「我當然想幫助其他的國家，但一個人做得到嗎？」

幻燈片中的蘇丹小孩和難民，個個拉著美亞花露，懇求她把血腥的真相告訴全世界，請歐美來幫忙。這一天，在座沒有幾個中國人，幸而無人以憤青的姿態站起來質問：「為什麼你們美國人總愛指指點點，干預人家的內政？」這種場合，出現這種問題，就像一碗湯浮現了一隻蒼蠅。

這一天的午餐會，一道番茄湯，雖令人聽報告而難以下嚥，但維持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名廚水準，味道很好。

五月四日 - 左丁山

今日係五月四日，五四運動八十九周年紀念日，明年係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唔知北京會唔會大搞紀念活動呢？呢排中國大陸及香港愛國商人興搞愛國主義，如果熱情能維持下去，明年搞五四就最(o岩)，講近代學生愛國運動，當以五四為開端，共產黨亦因此而孕育。飲水思源；中共應該重視五四，全國學生應該重視五四，北京大學尤其應該站在前列。


之不過，政治現實與愛國情緒有抵觸(o架)。自發性愛國運動一定受到排擠，有黨中央撐腰(o既)愛國運動先至可以維持五分鐘。最近(o既)例子係全國城市市民學生反家樂福，但中央一聲：「玩夠(o勒)」，報紙報導內地互聯網上再無「家樂福」字眼(o既)網頁，好激(o個)(o的)網民唯有自己激氣可也。

中國留美學生話平時忍受夠(o勒)，不忿外國傳媒偏袒西藏，於是（據IHT報導）南加州大學中國留學生踴躍出席一位西藏喇嘛(o既)演講會，嚴詞質詢，甚至向喇嘛掟水樽，以表示不滿。留美學生罵西方，罵西方傳媒，當然可以，在美國有充份自由，不過佢(o地)有冇反省到點解西方記者係咁死硬唔聽佢講呢？主要原因就係西方記者認為中國學生，即使到(o左)西方，仍然無言論自由，言不由衷，只係背誦中國政府(o既)官方言論。

事實是否如此？可以做一個實驗(o既)。靈感來自冷戰時期一個笑話。美國遊客對蘇聯人講：「我(o地)有在華盛頓大聲責罵白宮主人自由。」蘇聯人反駁：「有乜咁巴閉(o者)，我(o地)也有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大聲責罵美國總統(o既)自由！」(o拿)，(o的)留美中國學生在美國大罵CNN，大罵法國之後，返到北京要得到事先批准先至可以在天安門集會大聲鬧法國，鬧CNN，但真正考驗係，中國學生可唔可以自發性在天安門集會，大聲罵中國貪官腐敗呢？六四就係前車之鑑。既然如此，西方記者總係對中國留學生(o既)愛國言論抱懷疑態度，即使係偏見，一時之間亦難以扭轉，香港係中國城市中言論自由最多(o既)，可嘆者乃係城中有好多擦鞋太急(o既)太監，自己設限，非常自律，呢類人當權當道，會害死香港。

星期天休息：永恒的醬缸造就了柏楊的不朽

台灣作家柏楊先生逝世。柏楊的影響力巨大，柏楊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卻以一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二十年，還有英譯本行銷國際。

研究中國人口質素的問題，魯迅、林語堂、胡適等早有論述，但又以柏楊引起的迴響最大，因為柏楊比魯迅和林語堂更為深刻。柏楊的白話文功夫比魯迅高超，《醜陋的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許多共性，膾炙人口，因為讀柏楊這本名著，永遠都不過時：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百年的仇恨。沒有包容的性格，如此般狹窄的心胸，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獨獨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記者訪問柏楊：「你認為那個民族對全人類的貢獻最大？」柏楊說：「我認為是安格羅撒克遜。第一，他們創立了議會政治制度，使司法走上清明。凡英國的屬地獨立之後，都用英國的法治，你說，這個民族是不是有貢獻？我們中華民族在五百年來，貢獻甚麼？」

柏楊之心直口快，不知含蓄，自然刺痛了很多中國人的脆弱心靈，指柏楊「詆譭」同類。不錯，柏楊所說的「醜陋的中國人」，如果指十三億之中的每一個，未必完全精確，因為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優秀的中國人如林昭和遇羅克敢講真話，堅持了人性的尊嚴。上一代的中國人也有很優秀的品種：畫家傅抱石、豐子愷，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有在柏楊蒙冤下獄時挺身營救的物理學家孫觀漢，也數之不盡，即使今日的海外，也有一位中國女留學生王千源，在憤青的瘋狂攻擊之下維持獨立思考。王千源小姐就不是醜陋的中國人，一大堆面目猙獰、向王小姐發出追殺令的中國憤青才是。柏楊和胡適等擁有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也一樣是很優秀的中國人。柏楊指的是一種民族的共相，歸納為「髒、亂、吵」三大令人厭惡的生活特徵，源自二千年秦始皇以來形成帝皇奴臣的「文化醬缸」，令中國人的思維停滯而酸腐。令中國政府也論斷「中國人民的教育素質差，不適宜像西方一樣搞議會民主」，很奇異地也與柏楊相同。罵柏楊詆譭中國人的人，敢不敢罵統治著他們的主人。柏楊說：「最大的醜陋，是不知道自己的醜陋」，可以為柏楊的中國人研究的終極結論。

柏楊的論點，永遠都那麼In，那麼潮，令人深有啟發。柏楊說：「美國有甚麼，中國立刻也有甚麼。你有憲法，我也有憲法，但中國的憲法像戲院門口的海報，誰上一次台，就變一次憲法，那又如何使人相信憲法？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中國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個美國蘋果，只要搬到中國，就立刻變成了乾屎橛，醬缸的侵蝕力很強。」

這是一種基因。何止是蘋果和橘子，互聯網也一樣。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本來應該用於文化和知識的交流，用於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也懂得用嘴巴說的「和諧世界」。但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只因為在海外有一點點不同於民族主義情緒的個人意見，針對一個弱質女孩，她的同胞用互聯網來散播追殺令，把她的照片、地址、個人資料在網絡散發，暴徒在王千源在青島的家居潑糞。高科技傳來中國形成心靈的閉塞，令中國人自我加強仇恨，柏楊先生的真知灼見，真是精確無匹。

柏楊是一個醫生，他看出了其中的病態基因：「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問題──醬缸可以消滅智商。至於醬缸如何形成？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儒家思想自從定於一尊之後，經過一百多年，到了東漢，成了一個模式，學生只可以圍繞著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就絕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根本不允許知識分子思考，他們已經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時間一久，知識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想像能力，沒有想像能力，也沒有鑑賞能力。」

柏楊一直生活在台灣，此一心得，有值得補充之處：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說過的話，也不准任何人來質疑，後來才有鄧小平號稱的所謂「解放思想」。相對於毛澤東的中國，鄧小平是敢於挑戰質疑的唯一人。「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話在西方，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普通常識，不值一論，但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大陸，效應卻有如山崩地陷。舉國都口瞪目呆傻了眼，然後又展開了「到底該姓資還是姓社」的大爭論。

以秦始皇為尊，以朱姓的明朝家族為大，後來又以滿清異族為首，然後又以列寧和史達林的蘇俄為師。用柏楊的話來評析：這個醬缸阻礙了一個民族的思考力鑑賞力，還有基本的判斷力，在此一漫長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團醬裏一起醃泡，成為今日的奇怪局面。

由於柏楊所說的「醬缸效應」，中國無法產生民主，今天正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五四」提出的口號正是民主。相當詭異的卻是：觀之今日大陸憤青追殺王千源、圍攻家樂福，一發不可收拾的狂躁情緒，中國人自己證明了不可以、也沒有資格可以享受西方的民主，反過來，還要一個「獨裁」的中共，來勸喻要「理性愛國」，今天的中國，以「愛國」建立新的言論獨裁，而且這一次不由毛澤東來發動紅衞兵，而基本上是自發。仇恨和偏狹，取代了寬容和理性，如此國家一旦「民主」了，王千源的家馬上會被燒掉，她的父母會被暴民打死，王千源一旦回國，有很大的機會被凌遲碎割，其肉賣至十文錢一小片，像明末名將袁崇煥的結局。

這樣下去，如何收拾？這是中國執政者的事，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柏楊的論述，也不是沒有缺陷：譬如他由此而否定中國語文，不但主張簡體，中文還要拉丁化，用ABCD來拼寫，這一點沒有甚麼道理。中國的唐詩、宋詞、崑曲，都是知識分子優美的藝術品，與醜陋的帝王與奴民無緣，而且越南、古巴也使用拉丁字母，卻不見得自由和文明。

柏楊言詞直率，他的缺點是身為中國人，竟然說了幾十年的真話，因此他的文字有時未免像高舉起的十字架，引起吸血殭屍的咆哮哀嚎。因為他活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因言論而獲罪重囚，是一個從地獄走過來的勇者，柏楊對於許多他看不慣的事，有時未免太上心，這一點似乎沒有必要。「好的孩子學不壞，壞的孩子教不好」，柏楊先生的情感太澎湃了，似乎欠缺一點洞明的冷靜，何況從佛家的角度，一個民族的思想和行為，是他自願選擇的一種共業。例如，香港人最近也在擁抱著一種共業：在互聯網「香港討論區」，香港的中國憤青，也發起了向香港大學的異見女學生陳巧文的姦殺令，香港特區政府的警方，聽任不管。中國人醜不醜陋？香港人在五十萬人大遊行的時候，秩序井然，人人互敬互助，沒有暴力，那時候一點也不醜陋。醬缸效應長久發酵，以後很難說。

中國式的醬缸行為，在一所裝修過的戲院，不必換電影海報，是同一片上映。
柏楊先生是一位跨世紀的中國作家，他的離開，連時機都如此完美，他是一位對世界文明有卓越的警世貢獻的人，中國的醬缸，奇異地保存了柏楊作品主題永不過時的新鮮感。時間將會證明他的偉大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