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權者無言論自由

一篇關於法治精神的文章，法治精神是香港公認的成功因素，無論是掌權者或星斗市民都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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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掌權者無言論自由
日期:2005年12月27日


上星期台北地方法院就連戰、宋楚瑜控告陳水扁總統誹謗一案作出裁決，判處陳水扁敗訴，除了要賠償連宋象徵性的一元之外，還必須在三家報紙頭版刊登道歉啟事。陳水扁儘管已表明要上訴，但這一判決在法律意涵上，卻有深遠影響，法官在判決書中的陳述，尤其值得維護言論自由的地區深思。

連宋的控告，主要針對陳水扁在公開講話中，指去年總統大選後泛藍民眾的聚集抗議，是連宋發動的「柔性政變」，並指政變「七日流產」。

政變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可治以叛亂罪。連宋遂入稟法院控告陳水扁誹謗。

陳水扁的律師在訴訟中，表示陳的說法屬「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法官在判決書上說，言論自由的主體是人民，它的適用範圍是人民用以對抗執行公權力的國家機關，換句話說，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國家機關，以防止國家機關侵害人民的利益。而國家不可能既是被言論自由拘束的對象，又是享有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的主體。因此，國家機關不應享有言論自由。總統既是憲法上所規定的國家機關執行公權力的元首，自然也就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內。


西方國家對人民的言論自由，多採取寬鬆態度，只要不涉及對人身的惡意攻擊，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可以自由發揮，包括容許在事實上犯錯的自由。若沒有犯錯的自由，那麼人民在對公共政策提出批評時，可能就要先考慮一下會不會說錯，會不會因此惹上官司，從而無法對政策充份討論了。

七十年代美國在審理《五角大樓案件》一案中，大法官特別強調，言論自由的精粹就是要「防止政府欺騙人民」。因此，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執行公權力的政府和國家機關。

反過來看，執行公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他們有權力去貫徹他們屬意的政策，他們要做甚麼，幾乎一聲令下就能執行。因此，他們就沒有要說甚麼就說甚麼的自由。

列根總統有一次不小心私下罵了別人一句「狗狼養的」（Son of bitch）被錄了音，他的發言人連忙解釋，他只是說了：「It's sunny, you are rich」（陽光普照，你們有錢）。儘管解釋很牽強，但也反映出作為總統，他是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了。

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也就是必須為自己講的話負責。陳水扁作為總統，講別人搞「柔性政變」、「七日流產」，必須為他說的話舉證，否則難脫誹謗罪名。

這一場誹謗官司，既顯示台灣司法的獨立性，也為言論自由釐定了界線。今後，當官的再也不能信口雌黃了。

曾特首在立會表決政改方案後，說泛民主派原定有五人「轉(車太)」，又說譚香文是最後一個預定「轉(車太)」的議員；還說政改的每一步都有知會陳太。他應慶幸他這些誣蔑之詞，沒有人提出誹謗訴訟。

張五常 vs 郎咸平

細讀兩份文章後，有感張五常對郎教授的指責全無邏輯可言，近乎謾罵，有失其學者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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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在蘋果日報之文章
還斂集：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日期:2005年12月13日

不少朋友說這幾年炎黃子孫開始崇洋媚外，海龜派當道，希望我為文分析、評論一下。何謂「崇洋媚外」不容易下個定義。我是個不崇不媚的人，喜歡以憑獨立之見來去縱橫，但對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愛欣賞，有本領信手拈來佔為己有，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讚，五體投地，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大師說的我會多加考慮，但對歸對，錯歸錯，你是你，我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國了不起而把錯的說為對。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說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或毫無研究，見人家有聯邦制就說中國也要搞聯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說得天花亂墜。這樣看，這些年中國的青年彷彿有點崇洋媚外了。

兩年多前，報道說北京通過了反壟斷法，將於該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學傳來通過了的法例，發神經，全部是從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搬過來的，包括禁止價格分歧、捆綁銷售、零售限價等。細讀內容，發覺立例者對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例毫無研究，顯然是從不知所謂的本科教科書抄過來。我曾經在美國作過兩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顧問，知道有關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團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師與經濟學者。

更令我感到困擾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場行為，在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隨處可見。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絕大部分的商店會受到起訴，排隊候審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顯然不知道國內的市場情況，不懂國情是也。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該法例是起於崇洋媚外，還是起於不懂國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當時我迫寫了十篇文章解釋反托拉斯。後來該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後推出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壟斷是反對國企壟斷，我沒有異議，但談何容易哉？

在那次經驗中，知情的朋友說，贊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龜派，反對的是土鱉派，而前者聲勢佔優，動不動推出西方的經濟理論來。朋友，理論有好與壞之分，有對與錯之別，加上因為其他法例中西不同，美國與中國的市場行為很不一樣，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當然不應該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發展得快，經濟增長了不起，我們真的有本領以法例來改進嗎？自己對市場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說實話，這些年我從國內的市場學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來有浮動匯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認為應該這樣，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樣建議，但當六年前我開始理解中國獨有的貨幣制度，反覆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適合中國制度的整體，就改變了主意。搞學問是不應該有成見的。

不久前讀到《亞洲週刊》發表的郎咸平教授寫的、題為《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其中小標題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等，罵得厲害。不懷疑個別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樣不負責任地一般化呢？細讀內文，郎教授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架構近於一無所知。難道嘩眾取寵真的那麼值錢嗎？

如果今天的中國是郎教授筆下說的，理應民不聊生。或者說，像郎教授說的到處胡作非為，沒有半點做得對，但經濟增長破了人類紀錄，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不斷改進，那就繼續胡作非為下去好了。

從來懶得批評自己不認識的人。但郎咸平為了爭取注意，公開地小看了中國的文化，污辱了中國人的尊嚴，禁不住要說幾句。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5)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譽

宗教信仰是靠歷史的傳承，禮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積累，絕對無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這套系統。透過長期的法治化建設形成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以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為應當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須利用嚴刑峻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可是嚴刑峻法的推動脫離不了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的執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來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機構的囂張氣焰，不但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為已經開始動搖國本。有這樣的地方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國內和諧化的改革越發艱難。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整肅吏治，因為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難徹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問題，也無法推動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

其具體做法應重新定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首先我們要確立一個理念，何謂正確的政府職能。各級政府的職能不應以經濟建設為唯一的目標，更不是像目前各級政府一樣的大商販的身份。協調發展才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只有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廉潔和高效的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全面腐敗與低效率曾經引發了大面積的體制改革的討論。一些食洋不化的專家學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監督包括民主（議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體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監督能否到位還遙遙無期，而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綱的錯誤思維已經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盪和不和諧。

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歸咎於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解太過膚淺所致。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當時的香港有民主嗎﹖有民意監督嗎﹖有輿論監督嗎﹖都沒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體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就上門抓人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遞解出境。這種威權體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潔與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類似。可是，亞洲其他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引進了民主與輿論監督，但是政府的腐敗和低效依然嚴重而不能解決。而這也是我為何主張單靠民主與輿論監督不能解決腐敗與低效的主因，因為民主與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這也是為何民主與輿論監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國家有效而在亞洲大部分國家無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潔和高效來自於英國人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麼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協議轉讓為例，如果規定要競價拍賣，那麼競價拍賣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領導拍板決定。以往領導有很充分的空間去討價還價，由於沒有一個價格機制在，因此需求量是無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競價拍賣就是一個規範的流程，減少了官員腐敗的空間，而且由於價格的調整使得需求減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開競價，港府官員沒有貪污的空間。而如何補償拆遷戶都有一整套的程序，雙方都沒有議價的空間，因此大幅減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脅。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著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毫無疑問，「國際和平化」及「兩岸和解化」的推動，與「國內和諧化」的日益惡化，更顯現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論」的迫切性，而解決「國內和諧化」是重中之重。在國內法治化的建設還未完成的前提下，我們應以嚴格流程化的管理解決各級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的現實情況，然後以嚴刑峻法解決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

亞洲週刊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4)

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共產黨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後也被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佔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蹟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後，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幹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就是因為這些改革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現象太過嚴重，因此五中全會「國內和諧化」的理念就特別地具有時代意義。從我前面所分析的問題看，目前在這片壞土壤上以簡單經濟發展為唯一考量的發展觀，已經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和諧，而國內和諧化將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社會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不穩定、暴動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在社會不和諧的危機之下，學者專家卻仍然高喊著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的目標的理念將會如同菲律賓等國一樣，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迅速瓦解。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3)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於嘉利來的股權，於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後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後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後，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複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於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幹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於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氾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佔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佔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佔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佔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於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麼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鬥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這種人吃人的國家還配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嗎﹖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郎咸平--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2)

國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著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髮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於死地。中國大地什麼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麼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遊行抗議衝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麼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郎咸平--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1)

郎咸平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

中國國企改革蠹蟲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時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國內和諧化是當務之急。必須解決政府腐敗低效問題，以嚴刑峻法實行法治。

我仔細研讀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今年十月）公報，認為五中全會是共產黨本質轉變的開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的「國際和平化，國內和諧化，兩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論」將主導共產黨未來的執政理念。「國際和平化、兩岸和解化」較易了解，我將另外為文討論。我認為真正對中共執政基礎產生衝擊的將是「國內和諧化」問題，而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而這個腐敗階段正是歐洲兩百年前社會主義革命的溫床。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患難，打倒了西方帝國主義，趕走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到頭來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導向，又極為諷刺地把中國帶回了兩百年前以及類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窘境。對外而言，這種單純強調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重蹈日本覆轍——出口激增、以鄰為壑——帶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貿易與匯率的制裁。對內而言，各地政府放棄了本身職能，變成了個大商販，招商引資、賣地籌資搞政績工程，盲目發展經濟，造成中國特有的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大量浪費現象。

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各著推介

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

1889年生於英國倫敦，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1911年畢業。其後加入雅典考古學院成為研究生，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工作。
回國後，成為母校的研究員，專門研究及教授希臘和羅馬的古代史。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歷史的研究(1934-1961),"A Study of History" (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 http://www.oup-usa.org/isbn/0195050800.html

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全名Clinton Richard Dawkins，1941年3月26日－）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著名科普作家，動物學家。

1.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http://www.chineseliterature.com.cn/baike/lcddjs-zsdjy/index.htm

中共的法律邏輯

從新聞報導得知許萬平先生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又因本港電視傳媒質素之低劣，竟然沒有許萬平的資訊提拱.....~_~

早上閱報才發現許萬平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
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可見中共所謂的法治、法律邏輯荒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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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反對日本篡改歷史罪大惡極？
日期:2005年12月26日


當南韓及亞洲其他地方的農民在香港衝擊世貿會議、抗議貿易全球化的惡劣影響時，不少人都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農業人口最多、同樣受世貿衝擊的中國農民連一點影蹤也沒有、連一面旗幟也沒有。這當然不是因為中國農民透過世貿協議獲益良多，更不是因為中國農民對開放農產品市場毫無怨言，而是因為中國民眾根本不可能透過遊行集會表達意見及訴求、而是因為中國民眾不管理由怎樣充份也不能以遊行集會的方式表達意見，否則就會受到嚴重處分、就會成為官方嚴厲打擊的對象。

重慶異見人士許萬平先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許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但是，反日示威、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怎會變成煽動推翻國家呢？應該看到，今年初的反日群眾活動、今年初的反日示威並不僅僅是民眾的自發活動，中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有參與發動群眾、鼓勵群眾或至少默許群眾上街表達反日情緒，以顯示中國政府是順應民意而對日採取強硬立場的。換言之，參與反日遊行的人根本是在呼應中國政府的立場、根本是在為中國政府「助拳」。可到現在，中國政府卻反過來懲處這些反日示威者、反過來追究他們的責任，這樣的做法公平嗎？這樣的做法合理嗎？


此外，中國政府居然以煽動推翻國家這樣嚴重的罪名懲處參與反日遊行的人，也讓人大惑不解。要知道今年初的反日遊行雖然人數眾多，當中也出現過不少混亂及破壞的行為，但參與示威遊行活動的矛頭都是非常清楚的，都是指向日本駐中國的外交機構或有代表性的日資企業、日式公司，並沒有轉過來把抗議的對象轉向中國政府或官員，並沒有任何挑戰中國政府或中共管治權的情況，遊行群眾更沒有藉機爭取更大的自由或權利。像這種純粹反日，不涉及其他敏感政治議題或禁區的群眾活動，參與者怎麼會被視為危害國家、要推翻國家呢？
更何況反對日本方面篡改歷史真相、反對日本首相一再到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就是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及責任；因為只有清楚響亮的向日本政府及右翼人士發出反對篡改史實的呼聲，才會對他們產生壓力、才會令他們不致肆無忌憚的扭曲歷史，中國政府該做的是協助民眾有理有節有秩序的表達他們對日本政客的不滿。

偏偏中國政府不僅沒有恰當的讓民眾宣洩不滿，反而懲處參與反日示威的公民、反而以煽動推翻國家罪處分參與反日抗議活動的人。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篡改二次大戰歷史也是錯嗎？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到靖國神社參拜是大逆不道，意圖推翻政府嗎？
中國民眾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然而受害者不但不能透過集體行動反對日本篡改歷史，他們更受到本身政府的打壓及懲處；相反，日本右翼團體及政客卻可以大搖大擺的繼續為侵略塗脂抹粉。還有比這更荒謬、更不合理的情況嗎？

Corporate Voting in HK Elections

http://www.webb-site.com/articles/corpvote.htm


真係世界奇景~~~ 監察政府是立法會功能之一~~~
竟然香港正苦都有 3 票~~~
外國人都有票~~~~ 咁算唔算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政治呢?!!!

政改民調的局限

政改民調的局限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特區政府終於發表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報告發表前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簡介報告，當中引述了中央政策組的調查，顯示「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在及後發表的報告中，亦以附錄形式展示了該份民意調查報告。


筆者認為，政府今次能夠在引述民意調查後迅速發表有關調查的全部細節，是一種進步，對促進理性公民社會的發展踏出了重要一步。


至於有關民調是否符合科學原則和有否誤導巿民？或許不應該由經常進行民意調查的人仕作答，以免涉及利益衝突。不過，由於香港民間社會缺乏完全獨立的民調監察機制和業界組織，這個責任似乎仍然落在個別民調工作者的身上。


為求謹慎，筆者首先申報，由筆者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於條件不合，從來沒有入標爭取中央政策組的委託調查，應該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研究計劃不排除日後與任何機構合作進行政制發展的民意調查，但首要條件是調查由我們獨立設計，結果由我們全面負責。這是我們一向的條件。


關於政務司司長引述的中央政策組調查，筆者閱畢調查報告後，認為整個調查的操作、分析及展示數據的方法基本上符合民意調查的專業水準。不過，任何民意調查都有其局限。筆者願意在此拋磚引玉，增加巿民對政改民調的認識。


中策組民調關於政制發展的部分，用了13個問題測試被訪者對特定概念或建議的支持程度。篇幅所限，筆者只討論問卷中最前4題作為例證：


V5 現時行政長官係由一個8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你同唔同意2007年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時，應該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呢？

V6〔只問V5會答「同意」的被訪者〕（如果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1600人。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如果唔同意增至1600人，「咁你認為應該增加到幾多人呢？」）

V7 如果要增加「選舉委員會」人數，你同唔同意加入多區議員呢？

V8（如果同意加入多區議員）依家區議會入面有四百廿位經選舉產生同埋大約一百位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選舉委員會」加入所有區議員呢？

明顯地，上述問題是在測試被訪者對一些既定概念和建議的認同程度。這些概念和建議包括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數目、把選委人數增加至1600人、加入區議員成為選委會和把委任區議員一併加入選委會。調查顯示，各項建議的認同比率都在六成左右。許司長謂「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技術上正確。不過，調查的局限在於沒有測試有關方案的支持臨界點和比試其他可行方案的支持程度。


舉例說，如果問卷在V6之前加入開放式提問：（只問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被訪者）你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多少人？答案應該不會得出5.7％「要求全民直選」的數字（見調查報告中表2結合表1的數字）。


又例如，如果問卷在V8之後以類似V6的提問方式提問：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選舉委員會」中不應該包括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得出來的分析會更加全面。


筆者並非指摘政府弄虛作假，而是要說明有關調查的局限。可以這樣說，政府提出的方案，在未經廣泛討論和輿論角力之前，似乎是得到巿民接受。不過，其他可行方案，包括民主步伐更快的方案，可能更加獲得巿民接受。如何拿捏分寸，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如果真是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那末，筆者倒要指出政府前天有意無意地犯下了一個錯誤。許司長前天引用政府民調數字顯示各項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認同，但隨即又說「社會上對普選時間表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見」，並謂「社會上就此問題在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政府似乎在不同議題上使用不同的參考框架。民調可用，便民調先行；書面意見可用，便由書面意見主導；兩者都不行，便拿些會議記錄來支持自己。這些不科學的做法，最好少用為佳。


筆者最後須要指出，政府前天公佈的民意調查報告，第1.3段說明「專責小組透過中央政策組，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是項民意調查。民意調查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執行，負責有關樣本抽樣、安排訪問程序、數據質控及數據分析工作。」該段又有註解說明「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由理工大學成立，負責統籌該大學各學系研究單位（包括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受外界委託進行的顧問及研究項目。」


撇開這些機構和單位之間複雜的政商學關係，筆者只希望政府或有關機構澄清：有關調查的問卷設計和審議工作由誰負責？不是因為問卷出現什麼問題，而是希望巿民明白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是民意調查專業操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