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滿庭芳

滿庭芳 秦 觀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陶傑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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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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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自 由 鬥 士 永 垂 不 朽

佛 利 民 （ Milton Friedman ）Jul 31, 1912 - Nov 16,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

為何人類要對生物那麼殘忍

真係有點過份~~~

Uchi eating Sushi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八月三十日，加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加州大型企業如煉油廠、發電廠、煤氣、水泥廠等逐步減少排放，在二○二○年前減少排放百分之二十五溫室氣體。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雖然係共和黨人，但為競選連任，爭取州內環保人士、自由派人士選票，唔理得商界反對、共和黨壓力，一於與民主黨合流，推動減排污案，以示先進，為減少全球暖化貢獻。

八月二十五日，外電報道，俄羅斯科學院天文學觀察所發表談話，指目前地球面對之危機唔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而係全球冷化（global cooling），佢關於太陽排放（solar emission）研究發現，目前地球氣溫已經達到最高度，好快就會轉向，全球氣溫逐步下跌，環球冷化會由二○一二至二○一五年間開始，到二○五五至二○六○年，荷蘭可能歷史重演（十七世紀末，荷蘭運河結冰）。俄羅斯科學家話，即使唔實施「京都協定書」，地球氣溫都會下降！

信邊個？

全球暖化派無論在人數、聲勢、研究金額以及傳播宣傳，都大大壓倒全球冷化派。不過俄羅斯科學院唔係阿貓阿狗科學院，俄國科學天才甚多，俄羅斯科學院久享盛名，佢天文學科學家會唔會得出就呀？

九月一日，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有一篇特稿，指暖化派每年擁有多以十億美元計研究經費，宣傳極之成功，在傳媒出現的公眾人物唔講全球暖化，唔講減少排放，就係政治不正確。特稿作者睇過一幅「綠色和平」照片，顯示阿根廷南部之冰川面積日漸縮細，證明暖化威脅海洋生態。作者對此印象甚深，去年聖誕節，特別去LakeArgentina放假，實地見到唔少冰川自安山脈滑落阿根廷湖，一原來冰川縮細，一新冰川不斷擴張，作者因此認為「綠色和平」，以偏概全，冇誠實地報道全部事實。所以，信邊個呢？暖化派已成利益團體，冷化派被主流科學家恥笑。左丁山仍然持懷疑態度，唔信冷氣Keep住二十五點五度就係環保。

Sun's Activity Increased in Past Century, Study Confirms

Recent Cooling of the Upper Ocean

SCIENTISTS PREDICT SOLAR DOWNTURN, GLOBAL COOLING

Russian Scientists Forecast Global Cooling in 6-9 Years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2006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耗資52億的添馬政府總部，肯定成為新地標，亦會繼迪士尼、昂坪360後又一極受歡迎的景點，因為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迄今為止，由於資料有限，護城河是怎個模樣，無法窺其全豹。但我認為，索性把政府總部建成一座中世紀式的堡壘，高大森嚴城牆外面，有一條水深廣闊的護城河。入口處，有人手和機械控制的木石橋。每天上班，命令精神抖擻氣宇軒昂的軍警把橋放下，讓特首驅車直進，再把橋收起，以防刁民亂闖。橋一開一合，滲透一種無可比擬君臨天下的威嚴與氣勢。儀式的可觀性，比得上天安門升旗、白金漢宮御林軍換防，肯定成為萬人圍觀、遊客必到的景點。

且慢，不要高興得太早，究竟有沒有護城河﹖至今仍有點撲朔迷離。傳媒說招標文件寫了，不止河，還有由政府總部直通立法會的隧道，還有高2.5米的圍欄，把總部團團圍住。護城河呢﹖為了回應傳媒報道，行政署發了一份新聞稿，透露了招標文件的部分內容﹕「在休憩用地內，應包括一片休閒空間，設計可以水為主體，及／或草地，及／或噴泉項目等亦可，以分開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政府總部大樓有時可能須限制出入，而休憩用地乃指定給公眾使用。休閒空間應是不少於 10米闊，在政府總部大樓範圍以外，沿政府總部大樓界線，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

在「水為主體」後面，英文原文有preferably這個字，中文版卻失了蹤，官方的傾向甚明。如果「休閒空間」以「水為主體」，「不少於10米闊」，「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從視覺和實際效用上，無論什麼名目，這跟護城河有什麼分別﹖

現在還要研究的是水要有多深﹖當然不能太淺，否則無法起到「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的作用。把人沒頂就夠了。如果貝貝在濕地公園開枝散葉，不妨考慮將鱷魚子孫放入護城河，一來可以將濕地公園的遊客分流，又可防止刁民跳入河中擾亂秩序，一舉數得。

期盼這城中奇景，早日落成。

吳志森

Hong Kong Wrong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6009800068684505.html?mod=opinion_main_commentaries

Hong Kong Wrong
By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6, 2006; Page A14

It had to happen. Hong Kong's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was too good to last. It went against all the instinc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aid to spend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at's why it was sadly unsurprising to see Hong Kong's current leader, Donald Tsang, last month declare the death of the policy on which the territory's prosperity was built.

The really amazing phenomenon is that, for half a century, his predecessors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tax and meddle. Though a colony of socialist Britain, Hong Kong followed a laissez-faire capitalist policy, thanks largely to a British civil servant, John Cowperthwaite. Assigned to handle Hong Kong's financial affairs in 1945, he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the territory's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1961-71. Cowperthwaite, who died on Jan. 21 this year, was so famously laissez-faire that he refused to collect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ear this would only g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excuse for more meddling. His successor, Sir Philip Haddon-Cave, coined the term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o describe Cowperthwaite's approach.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were remarkab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ong Kong was a dirt-poor island with a per-capita income about one-quarter that of Britain's. By 1997, when sovereignty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its per-capita income wa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parting colonial power, even though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sizable growth over the same period. That was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 of what people can do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was a major factor in encourag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ove away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ward greater reliance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free market. As a result, they too have benefit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ultimate fate of China depends, I believe, on whether it continues to move in Hong Kong's direction faster than Hong Kong moves in China's.

Mr. Tsang insists that he on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act "when there are obvious imperfe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if there are any "obvious imperfections," the market will eliminate them long before Mr. Tsang gets around to it. Much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mperfections" --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ve government.

A half-centur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has made Hong Kong wealthy enough to absorb much abuse from ill-advis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ertia alone should ensure that intervention remains limited. Despite the policy change, Hong Ko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lthy and prosperou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ut, although the territory may continue to grow, 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

Yet that doesn't detract from the scale of Cowperthwaite's achievement. Whatever happens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the experience of this past 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friend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t provides a lasting model of good economic policy for others who wish to bring similar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Mr. Friedman, the 197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文﹕梁文道 2006年9月6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著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 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愈墮落 愈快樂

明報社評筆陣

愈墮落 愈快樂／文﹕梁文道 2006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著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著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況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況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著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裡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匯。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況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星期天休息：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敘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4025&group_id=104
--梁文道

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著「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他在其經典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裹如是闡述：「在各類人際關係裏，一列看似有目的的制度之出現，是極為複雜但又條理分明的。但是這既非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來自許多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會帶來如此結果的個人行動」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曾蔭權上周在一個收費電視頻道中，提到陳方安生，說陳太「對某些政見執著，和我不同」，因此「亦無謂跟她斟酌」；談到陳日君，他又提到「我知道他對有些事比較執著」。不用說，我們的特首等於自認他不是「執著」的人，而且還不贊同「執著」。

那麼曾特首是怎樣的人呢？他在本周初訪問湖南，在參觀嶽麓書院時，看到「實事求是」橫匾，他說「實事求是」是自己一生的工作宗旨，隨後他在書院題詞，寫上的是「通才務實教澤流長」八個字，並說，希望香港可以多些通才，自己就鍾意「務實」。

曾特首反對陳太、陳日君的「執著」是指甚麼呢？應是指在香港發展民主普選政制。陳太、陳日君都支持並參與去年十二月四日及今年七月一日的爭普選遊行。去年的遊行更是針對曾特首自認為「務實」的政改方案。

那麼，曾特首又如何「務實」呢？「務實」的主要含意，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就是「講究實際」。對發展民主來說，曾特首所說的「務實」就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就不要推動去做，硬要去做，就是「執著」。

然而，縱觀曾蔭權和一眾政商名人回歸九年的表現，「務實」的含意除了「講究實際」之「實」以外，還有「識時務」之「務」。由於「識時務」，因此曾蔭權在董政權時代，對許多事情都不會像陳太那麼堅持，比如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對「八萬五」的忠實執行，比如沙士之後他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被派去擔任清潔大隊長，他也能忍辱退讓，不會像陳太那樣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他的識時務，還表現在他接任行政長官之職時，明知按《基本法》的字面意義應為五年，也明知中央硬拗是兩年乃因對他不那麼信任而定，他也不堅持，接了這兩年再說。市井商人與推銷員有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與其接受賒賬一百，不如拿五十現金，而五十現金又不如立刻取得十五元就走。

曾特首的識時務，更主要表現在香港民主進程上。他了解中央意圖是要徒有民主之名而不可有真正普選之實，因此提出一個原地踏步方案。


從曾特首的務實，筆者就想到了務虛。曾蔭權有沒有聽過「務虛」這個詞，不得而知，但他至少不太知道務虛的重要性吧。按《漢語大詞典》解釋，務虛是：就某項工作的政治、思想、政策、理論等方面進行研討。
中共過去很重視「務虛會議」。其中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曾經嘗試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找一個思想理論的依據。這傳統雖延續，卻已變色。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也召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議，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元老都參加。會上胡錦濤提了七個「不適應」，江澤民不予支持。但務虛的意義並沒有被否定。

所謂務虛，就是暫時抽離現實，在理論上對政策、路線進行探討，就是探尋大方向，就是避免行車時只看路面狀況而不看前方，就是避免只會「講究實際」，只會揣摸上意，只求行得通而罔顧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避免只追求近利而渾忘自己一貫的價值觀與對理想的追求。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務實，還應該務虛。其實是更應該務虛。只有務虛，才會擇善固執，才會有所堅持。但對於只講實際，只顧近利，只會營營役役的推銷員，怎麼跟他談務虛的重要性呢？

香港治安遜星滬

從未到過上海~~~~~ 真想見識一下上海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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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者：銷售稅毀港購物天堂

【本報訊】一項調查顯示，上海中產人士最不滿意香港的治安和交通狀況，但卻認為香港仍是購物天堂，然而若香港開徵銷售稅，會縮窄與內地的落差，屆時香港就會失去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

香港治安遜星滬
昨日在本港公布的「上海優才看香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產人士認為香港的治安不但遠遜上海，還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公布結果的上海負責人李明芳前日在港塞車45分鐘後，對本港交通狀況最不滿意。

上海盛高置地委託上海傳威市場研究公司，本月中訪問了1,000名家住上海豪宅、月入平均達5,000至14,999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結果發現，55%受訪者認為上海治安良好，認為新加坡及香港治安良好的分別為34%及8%。

此外，認為香港購物設施完善的受訪者高達75%，遠多於上海的18%及新加坡的3%。本身是上海一家旅遊公司副總經理的上海中產人士李文軍認為，若香港開徵銷售稅，香港購物天堂的優勢將褪色，就像當年日本徵收銷售稅後，令旅客的購物熱情大減。

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

文﹕梁文道 2006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Freakonomics《魔鬼經濟學》

http://www.freakonomics.com/studyguide/index.php

《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又譯《怪誕經濟學》），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及新聞工作者Stephen.J.Dubner所寫的一本經濟學書籍。本書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現象，並以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

康德說我思故我在？黃志芳鬧存在主義大笑話

中評社香港3月10日電／據中國時報報道，台「外交部長」黃志芳昨日在立法院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他時空錯置地將二十世紀中的存在主義哲學套到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頭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比康德早生一百多年的笛卡兒、那一句家喻戶曉的「我思故我在」，也被他算成是康德創見。

　　黃志芳上台後，第一次到立院外交委員會備詢，終統論引爆台美關係緊張之際，朝野立委出席場面熱烈，磨刀霍霍大陣仗伺候。一場終統論，竟演變成存在主義和同志之愛的朝野大辯論。

　　台灣前外長、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一上場，就先搬出國際法大師丘宏達的大辭典，亮出一張張字彙、填空、造句的英文考題，要黃志芳解釋「Desuetude（廢止）、Obsolescence（失效）、Cease（終止）」等差異。

　　蔣孝嚴嗆聲，要搞外交，就要弄懂這些字，既然用了cease這個字眼，「那就表示國統會還存在！」黃志芳頗不認同地說，存不存在是很主觀的認知問題，光是從這麼多英文單字，不難發現「這是哲學層次很高的問題」。

　　民進黨立委徐國勇上台解圍說，這些英文聽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終統很簡單嘛，這就好像上帝一樣：信的人說上帝存在，不信的人說上帝不存在，這怎麼會是哲學呢？這根本就是玄學！

　　黃志芳點頭說，要研究「存在」還是「不存在」，恐怕要去問德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像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語畢，全場官員立委一時間沒人聽出異狀。

　　直到下午，留法的親民黨立委張顯耀趕到現場，第一句話就追問，「你早上有說過終統論是哲學層次問題，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嗎？」黃志芳點頭答是，張顯耀突然拔高音量說「通通都不是啦」，他流利唸出一句法文「Jepense，doncjesuis」，並激動的說，「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講的，不是康德，康德也不研究存在主義，研究存在主義的是沙特！　

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白痴政黨~~~~

人地臺灣因為有近親政團保護阿扁~~~ 所有倒扁的方法都無效至用近似一人一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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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陣我地已經無哂辨法咩 ? 好做唔做~~~ 不如諗下我地民間捐錢選特首來個"民間公投"好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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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記者許偉賢報道】政府堅拒聆聽民意擱置商品及服務稅（即銷售稅）諮詢，引來更多團體大舉反擊，由基層團體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意仿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捐款倒扁運動，呼籲市民捐出10元，顯示反銷售稅決心；聯盟更會聯繫其他反銷售稅團體，希望在互相配合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不會出現冷場，直至政府願向民意屈服。

收集捐款刊登廣告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牽頭組成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聯盟」，呼籲倒扁市民捐出100元新台幣（約25港元）表態，結果短短十數天已籌到逾1億新台幣（近2,500萬港元），即倒扁市民超過100萬，反應極為熱烈。

由十多個基層團體，如職工盟、前及社區組織協會等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定仿效倒扁運動，在9月初正式成立後，會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行動，於全港各大地區設置捐款箱，呼籲市民以捐款表明對銷售稅的不滿。

聯盟會將收集到的捐款，在各大報章刊登反銷售稅廣告。聯盟發言人蔡耀昌指未有籌款目標，但希望趁反銷售稅民情尚高漲時舉辦此運動，把握時機向政府表態。

成員之一的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募捐運動等同公投，「睇有幾多人捐錢，就知有幾多人反銷售稅；每個人都有付出，就顯示到佢決心同堅定，唔係我拉馬同造馬。」

聯盟稍後會與其他反銷售稅組織聯繫，希望在互相協調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一浪接一浪地輪流舉行，不會有冷場。

唐英年會落區諮詢

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天則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力促當局擱置銷售稅諮詢，並將早前在街頭收集到近7萬個反銷售稅的市民簽名交予政府。副主席葉國謙指開徵銷售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建議政府用其他方法擴闊稅基。據知唐英年稍後會落區諮詢，包括出席四場地區諮詢會。

政府發言人則回應指，明白各界對銷售稅的關注，但力撐銷售稅是一個擴闊稅基及保持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有效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