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欄：六四雜想

李怡專欄：六四雜想

每次遊行或維園燭光集會之後，傳媒一定報道參與的人數。人多了，表示支持集會議題的人多了；少了，說明支持的人少了。
但真是這樣嗎？我極少參加這類集會，但幾乎都會撰文支持有關議題。黃偉國日前在文章中引述六四鎮壓前一個外地學生的話最讓人感動，他說：「我不去湊熱鬧。如果廣場上有一百萬人，我願意做第一百萬零一個。如果廣場上只有一個人，我會是那一個。」對於重視是非黑白並不計成敗得失的人，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做第一百萬零一個或一個，都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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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黑白是非很清楚。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只是對中共當局仍抱希望，也就是希望它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勇於面對歷史。因為畢竟它仍在執政，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仍掌握在它手。
然而，對千百萬人民來說，沒有平反六四的問題。因為在我們心中，是非已很清楚。其實，在中共掌權者心中，是非也非常清楚，否則為甚麼每逢六四周年前夕，當局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對這個日子予以神經緊張的戒備呢？為甚麼至今不敢對六四作調查，對死去的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解放軍）作出具體評價或安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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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經過多少年，只要我仍活在世上，每年六四前後，我都會打開「64memo」的網頁，重溫六四的畫面，重聽六四的歌聲。
正如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十七年仍然下落不明一樣，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的牆上的幾首詩，仍抄錄在我的記事本中，不時拿來翻閱。寫詩的人沒有署名，但卻是充滿激憤的、振聾發聵的好詩。



一首名叫《中國》，開頭那段是：「他的手又開始蠢蠢地活動，把我的腿鋸下來/把我的頭拋向刑場/那些孩子們仍在教室呼吸/無數辦公室的門打開又關上/選民一致通過/聊天看報喝茶/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了/我的自由被沒收/鎖在衣櫃/和內褲一起發霉/而被月亮殺死的古典詩人/再不敢醒來」。
另一首叫《瘋女人》，它的第二段是：「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詩很長，另一段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蹲在公廁的著名的詩人與電腦化的孩子是同一的……」
太震撼了，「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報紙與長城「是同一的」，十七年不仍然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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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永遠讓筆者不會忘記的，是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在「六四」五周年一篇文章中講過的話。他引用前一年（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華盛頓落成、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建的「浩劫博物館」揭幕儀式中，一名叫埃利．威賽的美國人致辭所說的話：「遺忘，就意味著將那些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蔣培坤說，這些話，對六四的無辜死難者也適用。
這裡說的第二次殺害，真正的含意是：如果選擇遺忘，屠殺的慘劇就會再次重演，而死難者就白白犧牲，沒有任何價值了。那不就等於對他們的第二次殺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