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右派的政治綱領
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另一方面，經過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失敗之後，和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思潮的興起，有七成香港人是鍥而不捨地認為香港應該推行民主政制，認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治理好香港。我在第一章裏，亦清楚表明我也認為是如此。香港人在不同的示威和投票裏，也表示了這個意向，無論你用哄還是嚇，也沒辦法令他們動搖。
由去年開始，北京已經擬定了一條界線，提出於2017年進行特首普選，並在2012及2016年逐步增加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組別席位，直至2020年立法會也正式全面直選。當有了時間表之後，泛民力爭民主的聯合陣線其實已經瓦解，自此他們與建制派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民主派也知道勉強爭取2012年全面直選是不設實際的，於是他們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建制派差不多，餘下的只有技術上的差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08年的選舉中，大家也不敢提及政改。建制派當時是「黃腫腳」不消提，泛民也變得不知從何說起，他們不敢提出除非2012全面直選否則會否決任何政改方案的政綱，因為這做法在2005年已嘗試過，並已証實失敗。在這種現實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政治版圖便要重新劃定，在未來四年，誰佔據了有利位置，便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至十六年後，走向執政之路。
其實，香港的民主右翼政黨的真正綱領有四條：
第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唯有堅決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站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即是說，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支持中央政府， 但對內卻要爭取最大的民主自治。北京最初可能會對這個主張不高興或不能接受，但只要堅持十年八載，最終還是會讓北京覺得這是合情合理的立場。首先，這個立 場其實是回歸鄧小平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在確立國家主權之後，我們不參與中國內政的同時，也希望中國不要干擾我們的內政。其次，為何中國不應參與香港的內政呢？因為，中國的官員是永遠沒辦法比香港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處身的社會也不一樣，他們如何能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班子和管治政策呢？所以還是應該留給香港人自己搞好了。
而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如六四事件上，又應該如何解答呢？
站在香港人本位立場上，右派政黨既 不應像現時某些泛民人士般，要求平反六四，也不該像民建聯，稱事件為「八九年的那一場風波」。事實上，基於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應對國內的政治問題 作出任何論述。作為香港的政黨，去評述國內的政治生態是不適合的，因為這樣做會令香港捲入國內的政治鬥爭之中，對香港人的自治是不利的。
第二個真正的右派綱領，就是「小政府、大市場」。 在這個宏觀的問題上，我們要抑制政府功能和組織的無限增長，減少管制，這才是真正的右派綱領。在過去二十年，跟大部人所相信的不同，世界各地的選舉其實大 多數是由右派勝出的。大家也知道，連英國的工黨其實也變成了右派，他們肯定了必需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事實上，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一套。 市場主導的觀念席捲全世界的，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大概只餘下北韓。因此，我們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去改善行效率的，例如用學券制來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並行，待 它自然取代現在大鑊飯式的教育制度，然後達到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制度，又或是用房屋券去取代現在的公屋制度等。但現在的所謂右派政黨，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都不明白這一點。
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其實永遠是要與官僚作對的，即使是在列根和戴卓爾執政期間，也一樣是猛烈批評官僚主義的。附和官僚主義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支持自由開放的人的衷心支持。
第三，如果要經濟更有效率，就要打 破目前社會上某些的壟斷，這並非透過制定一條公平競爭法就可以成功的。因為這些壟斷根本就是由政府蓄意地，經過立法造成的，這是公平競爭法所不能管制的。 舉例說，兩電的壟斷就有政府法案支持，還有大氣電波、貨運碼頭、公共交通等。這些壟斷的出現，在港英時代是要維護英國財團，後來特區政府則是為要維護大財 團的利益，但現行政黨全部避免觸及。大家可以回想，電訊業解除壟斷之後，長途電話的費用下降了多少？所以，我們在製造出一個專利之後，再去用法例和立法會 去管制它，其實並無意義。只要出現公平了競爭，你便會發現真實的費用可能只是原來的數個巴仙。同樣地，把政府製造的壟斷打破，我們便會見到生動的飛躍。
香港的自由黨不明白，美國的右派政黨其實從來不是附和大商家，美國政府是反壟斷的，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開始，就打擊洛克菲勒、微軟、IBM、AT&T的，因為大商家永遠都只佔少數，是與大部份中小企業作對，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永遠得不到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其實就是自由黨的真正死因。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就是專業壟斷，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透過專業認証的壟斷去排他。自九七回歸後，我們不准外國人來港執業，結果令香港成為律師和醫生收費全球最高的地方。這樣對大部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負擔，就司法系統而言，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錢少一點的人都不敢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隨時要傾家蕩產，到最後，他們不是輸了給對方，而是輸了給律師。
第四，就是核心價值的維持。右派政黨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去維護言論自由、司法等，不讓它們慢慢被蠶食。但同時，它要照顧弱勢社群，因為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我們是不能容忍有人沒飯吃，沒衣服穿， 這不但不文明，也會令社會秩序大亂。問題只是我們以甚麼方法去照顧這些弱勢社群。當然，右派的綱領就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用現金津 貼，而不是用官僚去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去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事實上，只要一套負入息稅制度，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少於某一個金 額，政府便會按指定的比例向你付錢，讓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至於怎樣去運用那些錢，就由他們自行決定。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切合約和 制度上的干擾都變得再沒需要，而最低工資、綜援等制度，也可由這一套系統全部取代。
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容忍有錢人付出一百元，窮人收回九十多元，但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是像現行的方法那般，有錢人付出一百元，到窮人手上時只剩下二十元，其餘八十元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落入官僚手中。
總結來說，香港那些所謂右派政黨， 如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等，他們根本不懂得甚麼才是右派政黨，也不明白右派的綱領。右派不是親建制，而是親自由，它反對的主要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反對 工會，因為它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由議價效度；第二，是反對官僚制度，認為官僚制度是經濟效率的剋星；第三，是反對大型的壟斷財團，尤其是政府立法壟斷。左派 的致勝綱領是不斷增加福利，他們問的問題是“Where does the money go”，說的是收回來的稅是花在哪裏。而右派的鋼領就是“Where the money come from”，說的政府任何支出最後都要由抽稅支付，因此，右派的必勝方法就是減稅。他們相信唯有減低政府的絕對體積，不讓政府花錢，方會有空間去減稅。同時，減稅可以增加經濟活力和社會需求，令經濟更加繁榮，增加每個人的財富。
香港過去沒有民主右派，造成這個情 況有其歷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攪政治沒有前途，有才能的人都跑去當大律師、醫生。因為以往搞政治的人永遠無法掌握實權，但這情況現在已逐漸改變。第二，是香 港很多黨派都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如工會、社會福利主義者等，他們先天上已經是左派。而由於他們慣於抗爭，所以在香港政治運動中特別觸目。相反，香港的 右派慣於享受政治分豬肉，又不習慣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在聲勢上大幅墮後。但在這個社會改變的重要時刻，我看見已有很多論文開始提出同一個論點，認為最終誰 能夠將北京和香港人的要求有效地結合，令香港踏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便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 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 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奬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 能力的人材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 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 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因此，我希望那些有抱負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事業，而這又令我想起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另一方面，經過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管治失敗之後，和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思潮的興起，有七成香港人是鍥而不捨地認為香港應該推行民主政制，認為只有民主政制才能治理好香港。我在第一章裏，亦清楚表明我也認為是如此。香港人在不同的示威和投票裏，也表示了這個意向，無論你用哄還是嚇，也沒辦法令他們動搖。
由去年開始，北京已經擬定了一條界線，提出於2017年進行特首普選，並在2012及2016年逐步增加直選議席及減少功能組別席位，直至2020年立法會也正式全面直選。當有了時間表之後，泛民力爭民主的聯合陣線其實已經瓦解，自此他們與建制派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民主派也知道勉強爭取2012年全面直選是不設實際的，於是他們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建制派差不多，餘下的只有技術上的差別。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2008年的選舉中，大家也不敢提及政改。建制派當時是「黃腫腳」不消提，泛民也變得不知從何說起，他們不敢提出除非2012全面直選否則會否決任何政改方案的政綱，因為這做法在2005年已嘗試過，並已証實失敗。在這種現實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政治版圖便要重新劃定，在未來四年，誰佔據了有利位置，便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至十六年後，走向執政之路。
其實，香港的民主右翼政黨的真正綱領有四條：
第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唯有堅決站在香港人的立場上，站在一國兩制的立場上。即是說，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等問題上，支持中央政府， 但對內卻要爭取最大的民主自治。北京最初可能會對這個主張不高興或不能接受，但只要堅持十年八載，最終還是會讓北京覺得這是合情合理的立場。首先，這個立 場其實是回歸鄧小平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在確立國家主權之後，我們不參與中國內政的同時，也希望中國不要干擾我們的內政。其次，為何中國不應參與香港的內政呢？因為，中國的官員是永遠沒辦法比香港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價值觀與我們不同，處身的社會也不一樣，他們如何能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管治班子和管治政策呢？所以還是應該留給香港人自己搞好了。
而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如六四事件上，又應該如何解答呢？
站在香港人本位立場上，右派政黨既 不應像現時某些泛民人士般，要求平反六四，也不該像民建聯，稱事件為「八九年的那一場風波」。事實上，基於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我們不應對國內的政治問題 作出任何論述。作為香港的政黨，去評述國內的政治生態是不適合的，因為這樣做會令香港捲入國內的政治鬥爭之中，對香港人的自治是不利的。
第二個真正的右派綱領，就是「小政府、大市場」。 在這個宏觀的問題上，我們要抑制政府功能和組織的無限增長，減少管制，這才是真正的右派綱領。在過去二十年，跟大部人所相信的不同，世界各地的選舉其實大 多數是由右派勝出的。大家也知道，連英國的工黨其實也變成了右派，他們肯定了必需以市場經濟為主導。事實上，現在已再沒有人相信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一套。 市場主導的觀念席捲全世界的，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大概只餘下北韓。因此，我們可以用市場的方法去改善行效率的，例如用學券制來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並行，待 它自然取代現在大鑊飯式的教育制度，然後達到一個更加多元的教育制度，又或是用房屋券去取代現在的公屋制度等。但現在的所謂右派政黨，包括了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都不明白這一點。
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其實永遠是要與官僚作對的，即使是在列根和戴卓爾執政期間，也一樣是猛烈批評官僚主義的。附和官僚主義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支持自由開放的人的衷心支持。
第三，如果要經濟更有效率，就要打 破目前社會上某些的壟斷，這並非透過制定一條公平競爭法就可以成功的。因為這些壟斷根本就是由政府蓄意地，經過立法造成的，這是公平競爭法所不能管制的。 舉例說，兩電的壟斷就有政府法案支持，還有大氣電波、貨運碼頭、公共交通等。這些壟斷的出現，在港英時代是要維護英國財團，後來特區政府則是為要維護大財 團的利益，但現行政黨全部避免觸及。大家可以回想，電訊業解除壟斷之後，長途電話的費用下降了多少？所以，我們在製造出一個專利之後，再去用法例和立法會 去管制它，其實並無意義。只要出現公平了競爭，你便會發現真實的費用可能只是原來的數個巴仙。同樣地，把政府製造的壟斷打破，我們便會見到生動的飛躍。
香港的自由黨不明白，美國的右派政黨其實從來不是附和大商家，美國政府是反壟斷的，由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開始，就打擊洛克菲勒、微軟、IBM、AT&T的，因為大商家永遠都只佔少數，是與大部份中小企業作對，維護這些人的權益，永遠得不到大部份人民的支持。這其實就是自由黨的真正死因。
另外一個更加大的壟斷就是專業壟斷，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透過專業認証的壟斷去排他。自九七回歸後，我們不准外國人來港執業，結果令香港成為律師和醫生收費全球最高的地方。這樣對大部份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負擔，就司法系統而言，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錢少一點的人都不敢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隨時要傾家蕩產，到最後，他們不是輸了給對方，而是輸了給律師。
第四，就是核心價值的維持。右派政黨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去維護言論自由、司法等，不讓它們慢慢被蠶食。但同時，它要照顧弱勢社群，因為在一個繁榮的社會裏，我們是不能容忍有人沒飯吃，沒衣服穿， 這不但不文明，也會令社會秩序大亂。問題只是我們以甚麼方法去照顧這些弱勢社群。當然，右派的綱領就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用現金津 貼，而不是用官僚去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制度去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事實上，只要一套負入息稅制度，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即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收入少於某一個金 額，政府便會按指定的比例向你付錢，讓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水平，至於怎樣去運用那些錢，就由他們自行決定。當所有人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一切合約和 制度上的干擾都變得再沒需要，而最低工資、綜援等制度，也可由這一套系統全部取代。
在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容忍有錢人付出一百元，窮人收回九十多元，但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是像現行的方法那般，有錢人付出一百元，到窮人手上時只剩下二十元，其餘八十元用來支付行政費用，落入官僚手中。
總結來說，香港那些所謂右派政黨， 如民主黨、公民黨和自由黨等，他們根本不懂得甚麼才是右派政黨，也不明白右派的綱領。右派不是親建制，而是親自由，它反對的主要有數個方面：第一，是反對 工會，因為它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由議價效度；第二，是反對官僚制度，認為官僚制度是經濟效率的剋星；第三，是反對大型的壟斷財團，尤其是政府立法壟斷。左派 的致勝綱領是不斷增加福利，他們問的問題是“Where does the money go”，說的是收回來的稅是花在哪裏。而右派的鋼領就是“Where the money come from”，說的政府任何支出最後都要由抽稅支付，因此，右派的必勝方法就是減稅。他們相信唯有減低政府的絕對體積，不讓政府花錢，方會有空間去減稅。同時，減稅可以增加經濟活力和社會需求，令經濟更加繁榮，增加每個人的財富。
香港過去沒有民主右派，造成這個情 況有其歷史的因素，其中包括攪政治沒有前途，有才能的人都跑去當大律師、醫生。因為以往搞政治的人永遠無法掌握實權，但這情況現在已逐漸改變。第二，是香 港很多黨派都是由壓力團體轉化而成，如工會、社會福利主義者等，他們先天上已經是左派。而由於他們慣於抗爭，所以在香港政治運動中特別觸目。相反，香港的 右派慣於享受政治分豬肉，又不習慣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在聲勢上大幅墮後。但在這個社會改變的重要時刻，我看見已有很多論文開始提出同一個論點，認為最終誰 能夠將北京和香港人的要求有效地結合，令香港踏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便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右派政黨。
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投身建立民主 右派是一個可為的事業。我們需要年輕人，是因為香港的民主右派要從無到有，取得北京的諒解和跟隨政制的推展，整個建立的過程是非常艱巨而且漫長的，非得付 出十多年努力方會成功。當然，有付出必然要問收穫，正如只有安慰奬的六合彩不會有人投注，要吸引有 能力的人材從政，單是能當一個立法會議員是不足夠的，因此，民主右派必須要以執政為最終目標。而有將自己貢獻給香港前途的熱情、打算投身於民主右派的年輕 人亦要有使命感，他們必須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因為唯有這種民主右派的政治綱領，才有機會為北京和大多數香港人所接受，亦基本上能與國際接軌，使 特區政府在這條軌跡上得到市民的授受性，然後才能解決香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危機。
因此，我希望那些有抱負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能夠投入這個事業，而這又令我想起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