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
文：黃毓民
2007.2.26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哲古華拉（Che Guevara）是「長毛」（梁國雄）的偶像。「長毛」幾乎每天都穿著印有哲古華拉頭像的T-shirt，這已成為他的Symbol，也使哲古華拉在香港出了名。「長毛」對哲古華拉的暴力革命是不是「其心嚮往之」，我沒有問過他；但，可以肯定的是， 「長毛」對哲古華拉是心存孺慕的。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揭櫫社會民主大旗的「社會民主連線」（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印製了四款T-shirt，前面分別是甘地、馬丁路德．金、約翰．甘迺迪及曼德拉的頭像，後面則是四人的「金句」，都是與「社民連」的理念若合符節：

　　甘地說： 「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馬丁路德． 金說：「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約翰． 甘迺迪說：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曼德拉說： 「The people are their own liberators。」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發動了五萬五千名黑人，為期三百八十一天的公共汽車罷乘行動，這位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年輕牧師，服膺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觀點，呼籲被壓迫的黑人用「基督徒的愛」，尊重憲法精神，不違法，但是「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向「公共汽車種族隔離制度」說不！一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北卡羅來納州開始的公路「入座」運動，不到兩個月，擴展到南方五十個城市。美國南方黑人民權運動蔓延全國，一九六四年夏天，約翰甘迺迪總統生前大力推動的民權法案，獲得國會通過，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平權運動得到最後的勝利。

　　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使印度脫離英國獨立；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抵抗」，使美國的黑人在法律上擁有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

　　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非暴力主義者，最後都為暴力所殺！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 statement!」上述四款T-shirt，「社民連」成員常常穿在身上。我們反對暴力，主張「和平抗爭」，上述四款T-shirt 的偉人金句，最能表達我們的看法。不過，「長毛」還是穿他的哲古華拉T-shirt，也許他不希望人們改變對他的「套板印象」（stereo-type）。

篤爆嶺大教授謬論 戴立

嶺大有個許寶強教授，搞慣文化研究，學人講經濟，謬論連篇，屬學界的不幸。
近日許寶強又再獻醜，而且變本加厲，借亞當史密斯的理論大做文章在《明報》發表，雖然「創意」可嘉，但如果有讀者信以為真，後果堪虞；必須手起刀落斬謬論，以正視聽，篇幅所限，現將文章下半部原汁原味刊出。　

「誰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
--阿當史密斯（AdamSmith）的答案

(-1-)自由經濟辯士又經常指摘經濟學專業以外（如文化研究）的學者不能和不應談經濟問題，他們大概忘記了阿當史密斯在大學的「真正身份」，是講授邏輯、修辭學、法理學的道德哲學教授。這種先驗的指摘，是熱愛自由的表現？還是企圖壟斷對經濟的詮釋、排拒別的學科的競爭？如果思想╱知識也存在一個市場，那麼斷章取義地介紹阿當史密斯，扭曲其他「擺事實講道理」的觀點，嘗試建立唯我獨尊的解讀、企圖壟斷詮釋的作法，是繼承阿當史密斯的「衣缽」？還僅僅是「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而除了努力排擠競爭對手以外，鼓吹市場教條的自由經濟辯士，究竟有沒有「做好他們份工」？

我上次有關阿當史密斯的文章，惹來了一些包括楊懷康先生在內的本地自由經濟辯士的批評，認為我「鼓吹」「干預規管」，並說我提出阿當史密斯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不過，如果楊懷康真的曾「細讀」我的文章，應不難發現，(-2、3-)我只是嘗試指出，對公義╱公正╱公平的重視，貫穿阿當史密斯的所有著作；而基於這些原則，阿當史密斯贊成高工資和低工時。(-4、5-)我從來沒有說阿當史密斯贊成「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也不曾「鼓吹」「干預規管」，因此楊懷康「往我的嘴巴送的說話」，只好原句奉還。

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有沒有「做好份工」？
扭曲別人的意思也許只反映了評論者閱讀的輕率，但倘若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只想條地推廣一個「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阿當史密斯形象，不僅與事實不符，更可能產生阻礙真正的自由經濟思想傳播的後果，(-6-)因此可以說是沒有「做好份工」──認真又完整地介紹阿當史密斯的自由經濟學說給讀者。

在「思想╱知識的市場」介紹阿當史密斯時，(-7-)自由經濟辯士往往極選擇地忽略他對壟斷特權和商人的批判，也絕口不談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中文版上卷頁26，英文版Vol.Ip.34），(-8-)更有意（或「無知」？）地漠視阿當史密斯對公平╱公正╱公義的重視和對工人福祉的關注。


此外，一些(-9-)自由經濟辯士似乎特別喜歡針對阿當史密斯同情和支持的工人和低收入階層，(-10-)經常對最低工資立法、綜援制度、公平競爭法等議題窮追猛打，但對政府的其他干預規管，例如訂定限制個人流動自由的輸入優才計劃和居港權等法例、800人的特權選舉設計、(-11-)中電和港燈的專利等等支持壟斷╱特權的政策法規，卻經常輕輕放過，甚至視而不見。

「自重」和「識英雄重英雄」的自由經濟辯士，(-12、13-)願意放棄條，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研究過去和目前真正阻礙香港市場自由競爭的力量源自何方？願意接受阿當史密斯所倡導的勞動價值論、所重視的公義╱公正╱公平的原則嗎？願意效法阿當史密斯大力批判破壞競爭的罪魁──總想「減少競爭」的商人財團和支持壟斷行為的殖民政府法規，而非選擇性地針對已備受不公平對待的工人？

嶺大自然藏有嚴復先生的《原富》，但想真正「搞清楚史密斯說了些甚麼」，卻放英語原典或中文全譯不仔細閱讀，只人極選擇性和斷章取義地看不完整的繙譯，(-14-)接受非歷史（ahistorical）和去脈絡（decontextualized）的條，這樣的「報效」，還是留給擔心被「離間」的「自由派」去享用吧。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授　許寶強


-1-搞文化研究當然可以兼談經濟，但許寶強的經濟理念惹人質疑。

-2-廢話，有誰會反對「高工資、低工時」，嫌錢腥乎？

-3-認真狡猾，先講一番無人會反對的「高工資、低工時」廢話，待讀者降低戒心後，再連消帶打，吹捧「最高工資」。將兩者混為一談，魚目混珠，混淆讀者。

-4-史密斯說得清楚，用法例干預工資，絕不可取，不會同意許寶強吹捧的「最高工資」。

-5-驟眼看來，「少勞多得」跟「最低工資」有點近似，但其實是兩回事。前者是目標，後者是方法。目標得一個，方法可以有很多。認同你的目標，不等於認同你提出的方法。

-6-自由派集各家之所長（不只史密斯一人），去蕪存菁，並非依書直說的「講古佬」。

-7-再次魚目混珠。反對壟斷不一定要支持「公平」競爭法！

-8-自由派關注工人的福祉，只是不贊同許寶強等提倡的政策，不要抹黑。

-9-最低工資的後果，是打擊弱勢工人的競爭力，影響就業。是誰針對誰了？

-10-自由派同情及支持工人，反對此等政策，是因為這些政策是好心做壞事，越幫越忙。

-11-自由派經常批評官僚干預做成的御准壟斷，因而反對豁免政府的「公平」競爭法。其中多次批評兩電的專營權，只是許寶強自己「視而不見」罷了。

-12-一方面主張「放棄條」，另一方面又要自由派「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是自打嘴巴。

-13-史密斯生於二百多年前，其「歷史分析」再「詳細」，也難免有局限。只因為是史密斯說的，就要我們「跟循」，這是最極端的「條主義」，還要惡人先告狀，真係不可思議！

-14-這句話可有可無，臨尾還要拋書包唬人，未免太吧！

亞當史密斯相信無形之手

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是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人，其重要著作包括《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他大力提倡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行為，其學說奠定自由經濟學派的基礎。他認為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處理經濟範疇以外的事，例如執行法律和保衞國土等，而非干預市場事務。

亞當史密斯最為人所熟悉的名言是「麵包師傅、釀酒師和肉販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晚餐，不是出於善心，而是為了私利」

“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

星期天休息：所謂盛世，源自國皇的一雙舊破鞋子?

陶傑


英國聖公會建議與梵蒂岡天主教合併，如果真的發生，是影響世界的大事情。
聖公會當初是如何與梵蒂岡分裂的？許多人都知道，因為十六世紀初英王亨利八世要與皇后凱塞琳離婚，羅馬天主教不批准。亨利為甚麼要離婚？因為凱塞琳本來是他的大嫂，嫁給亨利的哥哥亞瑟。婚姻四個月，亞瑟逝世，王位兄終弟及，亨利八世即位，把大嫂也接收了過來，娶為己后。

亨利可不可以不接收嫂嫂？不可以。父王亨利七世定下國策，英國必須與西班牙攀親，結盟對付法國，凱塞琳是西班牙公主，其母伊沙貝拉皇后，資助了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西班牙的航海國力興盛。英法是百年宿敵，有聖女貞德的前怨，加上西班牙海上崛起，西瓜偎大邊，亨利八世只有執行祖訓，無奈地穿上一雙「舊鞋」。

亨利一直心有不忿，要追求自由戀愛，在宮中跟宮女安寶蓮私通，還搞大了肚子，為了娶安寶蓮為后，亨利必須離婚，教廷不許，亨利決定自立為教皇，成立了聖公會，委任全國主教，國內知識分子如有不從，作叛國罪論處。


亨利是個暴君，後來對安寶蓮離異，又搞上別的女人，他脫離梵蒂岡，純粹是爭口氣、使性子，本身也有另行稱霸的野心。同時，羅馬天主教也很腐敗，教士層層勾結，向民間發行「贖罪券」，自哥白尼之後又壓制科學思想的萌芽。改革家馬丁路德向教廷貼大字報，亨利八世這時發難，剛剛好順應了民心潮流，從此英國脫離教廷，反而有一片思想自由的天空，從此有了特立獨行的劍橋大學，出現了牛頓和達爾文，有了天文學，也出現了格林威治的時間量衡，然後是航海學大興，安寶蓮所生的公主伊利沙白繼位，開創了文治武功的新世代。因此，歷史學家認為，英帝國的誕生，始於亨利八世與教廷決裂的一五三四年，這一年，中國正逢明朝嘉靖在做皇帝，嘉靖也是個暴君，才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事，把朝臣楊慎等二百多人治了罪，紫禁城一片死寂，但在歐洲，亨利八世離婚，歷史文明的板塊移動了。
聖公會的創立，造就了一個思想學術自由的英國世代，但這一切並非亨利的原意。亨利八世只是為了自己的情慾問題與羅馬決裂，也沒有聲援歐洲宗教改革的動機。英國歷史學家對亨利八世的論定，相當為難，躊躇難以下筆，他們知道亨利八世其實沒有甚麼偉大的功業，只因為當初被迫穿了一雙「舊鞋子」。


然而對亨利的評論，造就了一個成熟的民族的歷史觀。英國人很務實，潛藏而懂得自嘲，或許是因為亨利八世對其後英帝國歷史的諷刺。一個偉大的文明就此誕生了，不過源自於一個暴君的性衝動，沒有理想，沒有「願景」，不像法國人標榜的「人權、平等、博愛」，也沒有美國國父華盛頓提倡的憲政自由，英國人不喜歡假大空，沒有硬把亨利八世包裝為秦始皇、康熙之類的「盛世」君主，因為他們心裏，「自己知自己事」，君主其實並不偉大，甚至可能是一個急色鬼和小丑，不過是命運的播弄和巧合。

英國出產許多成熟的歷史學家和務實的政治家，我估計與對亨利八世這個人物功過的評定有關。歷史的評論，客觀而中性，不是那麼容易的，尤其是其他情緒躁動的民族，言及帝皇，必述其「豐功偉績」和「偉大貢獻」，然後「為尊者諱」，以帝皇的功業粉飾其人格的卑劣和暴戾。哲學家羅素憶述小時候讀歷史：「那時候，遇到歷史的紛爭，往往有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辨別忠奸：教會和國王紛爭時，國王必定是對的；國王跟除會以外的任何人對抗，國王必定是錯的。國會常常代表了正義的一方，而美國爆發獨立革命時，美國也是正義的，雖然讀到拿破崙戰爭，英國在滑鐵盧一役大勝，我往往有一種幼稚的欣悅。」


前有亨利八世這等灰色人物，後有羅素這樣的懷疑主義者，英國政府只須推行成熟的歷史教育，而從來不須要政治掛帥的所謂「國情教育」，歷史教育訴諸個人獨立的思考，所謂「國情教育」，則著重自上而下的意識灌輸。認識亨利八世這個胡裏胡塗開創了一個盛世的君主，起點必須是「他無端穿了一雙舊鞋子」，而不是「少年胸懷大志，有統一祖國的抱負，又有對抗羅馬霸權的氣概，他是英格蘭的民族英雄」。

亨利八世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一個「鹹濕佬」。「鹹濕佬」也可以開創偉大的功業，只是這從來不是他的原意。好笑嗎？世上的狗熊，像韋小寶，是妓院的私生子，卻成就了「鹿鼎公」，也有命運的偶然，原來也可以當了英雄的。明白了這點嘲諷，以宏大的胸襟一笑置之，這就是理性和智慧。無論宗教的合併，還是國族的統一，沒有這種成熟的歷史觀，只會世代重演流血和災難。

回歸10年 新聞自由倒退

劉慧卿﹕回歸10年 新聞自由倒退 (明報) 02月 16日 星期五 05:10AM

【明報專訊】作者為﹕前立法會 議員

最近，香港記者協會委託嶺南大學就本港新聞自由進行調查，發現逾半數新聞從業員認為回歸後新聞自由倒退，受訪新聞從業員中更有三成承認在過去一年曾進行自我審查，情令人憂慮。

無獨有偶，亞洲電視國際台時事節目《時事縱橫》，上周亦懷疑出現自我審查，電視台懷疑受到官方壓力，臨時取消播映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節目。後來經傳媒追問，電視台才屈服於輿論壓力，令節目得以重見天日，於2月11日播出。

節目獲邀參與討論的嘉賓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立法會議員和人大代表兼時事評論員李鵬飛先生。節目原定於本月4日播出，但當天電視台卻臨時抽起節目，改為重播以禁煙條例生效為題材的舊節目，做法簡直是匪夷所思。

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節目被抽起當天，節目主持及嘉賓均被蒙在鼓裏。由於李鵬飛先生在節目中曾對本人作出批評，節目主持人特意在節目原定播出前幾天致電叮囑本人收看。

事後本人曾致電節目主持人，查詢節目被抽起的原因，但他不願多談，而電視台則向傳媒解釋是「技術問題」。李鵬飛先生回應傳媒查詢時直指「你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節目中討論行政長官選舉的議題，其實在最近幾個月，不同媒體亦就此話題進行廣泛討論和報道，不少政黨人士甚至學者也表達了他們對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因此沒有任何敏感或需要避諱的理由。

本人在本周日特意收看該節目，只見兩位嘉賓未有過激的評論。他們指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公平及民主，但他們希望透過梁家傑參選，可以為本港爭取進一步政制民主化。

這些論點並不新鮮，二人的評論亦非過激，那麼為何節目被抽起？本人相信原因是與亞洲電視的親北京背景有關，因為電視台主管對政治性議題進行自我審查，避免播映不受北京歡迎的節目。

亞視新聞台近年的表現已令很多觀眾失望，認為她只懂緊貼北京路線實行自我審查，罔顧編輯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問題在中文台尤為嚴重。

可悲的是，對於亞視抽起節目的風波，大部分傳媒竟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實有個別傳媒當獲悉節目被抽起時，曾向亞視了解，但當獲悉節目將順延一周播映後，便認為事件已得到解決，因此再沒有追究，更沒把事件報道出來。傳媒沒有深究節目被抽起的因由，究竟同樣是進行自我審查，抑或是傳媒的分析力不足？香港記者協會就新聞自由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所反映的情，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學 者 良 心

一批「學者」疾呼：「目前香港以至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均以歐美大學為師，並以研究能獲歐美標準認同為榮（如按刊於西方學術期刊的論文數目作為衡量大學員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國際化』並不完全等同「歐美化」。知識無國界，『國際化』並非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準則或任何一個單元標準「一統』全球……」

以上華文，為求存真，文句不經修改，首先，非常謝謝您的耐性，看完這一段，還沒有把閣下尊貴的視線從本欄移開而收看隔籬。

這段學院華文的謬誤在哪？在於中國式的假大空。大學「國際化」，當然是以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為師，這幾位「學者」，其今日頂戴的博士碩士銜，不妨公布，看看都是英美與殖民地時代的港大和中大學位，還是其中有一個，畢業於仰光大學數學系，或寮國永珍大學的牙醫學系？

中國由洋務運動至今日中國政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即是物質的「歐美化」。諾貝爾獎、蕭邦音樂獎、國際奧林匹克獎，還有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都是「歐美」的標準，看看一個炎黃子孫捧了以上的一個獎，全球華文傳媒那副敲鑼打鼓眉開眼笑的歡欣表情就知道，這批「學者」連同他們的子女領津貼去「外國留學」的大方向，他們沒有秉持「學術良心」講真話。

學術論文，以歐美標準的西洋學刊，而不是青海西寧大學、新疆烏魯木齊大學、河南洛陽大學的華文簡體字學刊為認可之標準，因為普世皆知，一篇科學論文刊登在英國的《刺針》雜誌或普林斯頓的人類學季刊，這兩份刊物的總編輯，先收受了閣下的紅包、交換對論文的文法和差不多先生式錯誤之放水大行動，比起銀川和洛陽那兩家，機會率低很多。換言之，「信譽」兩字，在人類可見的將來，仍建築在倫敦標準、紐約標準、柏林和東京標準，而不是銀川洛陽什麼的標準之上。

以上陳述，純屬客觀，不涉感情，且有數據為證。「國際化」不是依據歐美的標準，難道是跟隨平壤和金邊的標準？連章子怡周潤發之類，也是先經「國際化」，也就是「歐美化」的增值，回頭華文地區，才膽敢開口叫價三五百萬美元的片酬，叫他們到盧旺達和津巴布韋拍幾年電影回來試試看？
「學者」不是什麼政黨和議員，不要吹水講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閣下的學系，招請兩個馬尼拉大學的博士生來當助教給我們看看，把你們的子女從英美的寄宿學校撤回來，送去齊齊哈爾或海南島，再告訴我們什麼叫「國際化」，好不好？

陶傑

奇文共賞：當亞洲人才庫打造區域教育樞紐

當亞洲人才庫打造區域教育樞紐

　【明報專訊】作者為陳家強、張仁良、張炳良、張國華、張楚勇、黃英琦、葉兆輝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區域合作日趨普遍，東亞地區的「長三角」和「東京灣」已日漸成形。在這形勢下，香港要繼續成為具競爭力的亞洲國際都會，就要成為人才聚寶盆，懷有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視野與胸襟。正如香港的金融市場，並非單單服務香港，而是服務全球；香港的高等教育視野，應有服務華南，以至內地，東亞，甚至東南亞地區的胸懷，才能為香港匯聚人才、走向世界，更好地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把香港打造為亞洲教育樞紐，有利香港匯聚亞太區以至全球的人才（包括學生、教員及研究人員），吸引他們來港進修，甚至於畢業後留港發展，有利整體社會的知識創造及人口素質。此外，高等教育的界外效應往往為人忽略：無論是外地人才畢業後留在本港發展，或藉高等教育把香港文化與制度思維（所謂「香港方法」）傳播到外地學生，再由他們帶返各自的原居地，這些有形或無形的效益往往較眼前的財政成本為大。政策當局、社會輿論及師生，實不應囿於「肥水不流別人田」的保護心態，對把公共資源投放於非本地學生耿耿於懷；政府亦應協助增加院校配套（如校舍、宿舍、師資、獎助學金等），提供相應政策措施，吸引更多優質外地生來港就學。政府同時應鼓勵本地院校參與其他地區（如內地）的大專招生機制，支持本地生往海外交流升學，達至人才多向流動，擴學生的國際視野。

　連接中國與世界 重塑「國際化」

　進一步而言，中國國力在亞洲地區舉足輕重，更致力與世界接軌。香港要當亞洲教育樞紐，便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既為中國走進世界鋪路，並思考如何建立香港本身、中國以至亞洲於國際學術社會中的定位及價值觀，重塑「國際化」。

　目前香港以至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均以歐美大學為師，並以研究能獲歐美標準認同為榮（如按刊於西方學術期刊的論文數目作為衡量大學教員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國際化」並不完全等同「歐美化」。知識無國界，「國際化」並非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準則或任何一個單元標準「一統」全球，而是一個多元的互動過程，透過國與國、社群與社群之間互為學習，同時做到彼此尊重，既容許各地域吸收國際經驗的同時，並建立植根本土的價值體系。世界的高等教育亦應是百家爭鳴。

　發展區域合作框架與聯盟

　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及院校，應積極與內地及外國院校交流合作與結盟。在區域合作的大趨勢下，不少外國大學均結為聯盟，共享資源，互補優勢。香港的院校，亦應透過國際學術網絡及經驗跟內地及國際院校交流合作，甚至可考慮藉區域合作框架（如泛珠及9+2合作框架）及國家政策（如「十一五」規劃），跟內地院校合組聯盟，迎戰其他外國大學聯盟。

　當然，香港院校在加強與內地院校合作時，亦應不忘深化與亞洲其他院校及歐美院校的聯繫，以保持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面貌。目前香港高等學府，過分偏重刊於外國學術期刊的英文論文數目，而間接令以中文撰寫為主的香港本土研究邊緣化，這長遠來說也不利香港建立本身的身分認同。政府應推動院校商討，按本身的社會發展需要，建立適切於香港並具本土特色的學術研究評審機制，於「國際化」的同時，讓本土研究佔其應有席位。【三之二】

波波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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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點不習慣
從今以晚飯後不用給你花生
早上出門沒人再向我要小食

安息吧
不用念

星期天休息：民主就是一句漂亮動人的口號

星期天休息：民主就是一句漂亮動人的口號


特首競選連任，競選口號引起爭議。「競選」在香港是一樁新鮮事，競選口號的「創作」，更為香港開埠以來所無，尤其出自一名特首的競選辦公室，毀多譽少，十分正常。

如同廣告口號一樣，競選口號是一門精密的創作，由於面向社會大眾，口號必須精簡、易懂、容易記憶而傳誦。英語世界資本主義商業發達，不但商品口號擁有百年的創作歷史，最重要的是擁有言論和思想自由。有自由的社會，口號佳句紛陳，才思勃發，沒有自由的社會，口號僵化而低等，不脫「請用」哪一類洗粉、哪一種藥品「天下第一」之類，令人昏昏欲睡。由商品和政治口號的高低，看得出那個社會的民族智慧。

因為傑出的口號，必定言簡意濃，把每一個字眼的意義、音節、暗示的空間使用得最盡，富有機鋒和幽默感。例如，喝酒像吸煙一樣，有損健康、酒類商品，充滿爭議，健力士啤酒的廣告，就叫做「沒有健力士，大事不好」（Guinless isn't good for you），把健力士的原名Guinness，當中換了一個字母。另一句是「天啊，健力士」（My goodness, my Guinness），是玩弄英語名詞第一個字母的頭韻。絕妙的英語口號往往不可能中譯，原文的創意早在百尺的前頭，每一個字母都會跳舞而飛躍，每一個字都是點鐵成金的奇跡，一譯成華文已經失義失神，就叫做所謂「迷譯」（Lost in Translation）。

積架汽車的廣告口號，呼籲消費者看了製作華美的電視廣告之後，不要怔怔地發呆，要馬上買一輛：──「Don't just dream it, Drive it」，「做夢」和「開車」兩個字都以子音Dr起頭。英國旅行社湯瑪士庫克（Thomas Cook），以同名探險家為名，更進一步：「Don't just book it,Thomas Cookit」──不要只訂位，訂庫克的位──在標語的字裏押韻，叫做「內韻」。


口號創作以才氣居先，像麥當勞，最初有人設計：「東岸風格的三文治、中西部的微笑」（A sandwich served with an east coast style and a mid-west smile），以為「風格」與「微笑」押韻，卻不及後來的一句「邊個話『麥當勞』？」之傳神──「Did somebody say McDonald？」因為麥當勞近年備受社會學家指摘，指麥當勞積累太多油脂和膽固醇，吃壞兒童，引起心臟病，麥當勞被視為全球經濟侵略的元兇。「麥當勞」這個名字，日漸成為「經濟帝國主義」的同義詞：「是誰說了『麥當勞』的？」這句問話，像一個幼稚園女教師豎起耳朵，環視課室，笑著向班上的小孩，像一個禁忌的字眼，有人說溜了嘴，老師問：是哪位小朋友說的？請他舉手招認。這個口號，用豐富的暗示層次，傳遞了麥當勞廣受兒童歡迎，卻又備受成人攻擊的微妙處境，是廣告口號的神來之筆。

政治口號也一樣，煽動力強烈的口號，必定精簡，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只是三個字，訴諸浪漫的情感，三十年代的中共，在農村鼓動共產：「打土豪，分田地」，六個字勝過了千言萬語的一冊《資本論》，然而是不是所有的「土豪」都該打？強分田地，是暴力的搶掠，不是理性的行為，然而對於一個教育質素低劣的社會環境，嫉妒心加紅眼症，這種口號妙用無窮。

十八世紀末的美國革命，華盛頓鼓勵美國人起來反抗英國殖民地政權，主張政府既非民選，選民就不必交稅供養之：「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沒有民主代議，沒有稅收銀子」，一個政權的誕生，雖然同是暴力革命，但這句口號就比「打土豪、分田地」之流「理性」得多。隔一個太平洋，美國實現了人權和自由，今日是中國下一代夢寐想去留學的天堂，由口號的胎記，可知絕非偶然。


廣告口號必須符合本國的文化習俗，同一句標語：「賣鐵板，不要賣牛排」（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teak），在美國流行，到了英國，牛排換成了香腸：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ausage，英國沒有美國富裕，吃香腸的人更多。

特首的口號引起爭議，問題出在英語繙譯的過程：「I'll get the job done。」Job在英語中是相當神聖的字眼，是每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不論首相或清潔工人，不論工程師還是劊子手，都可以說：「Do the job」，變成粵語，「打工」在香港人的意識之中，聯想不佳：「工字不出頭」，「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特首已經被叫做「當奴」了，還「打工」，好處是形象更與香港草根連成一體，缺點是失去了領袖的威權。

何況在英語之中，用「我」（I）為口號的開頭，是為大忌。英語口號之中，第一個字，使用率最高的是「你」（You），除了You，頭十個最多使用的詞彙依次為「你的」（Your）、我們（We）、世界（World）、最佳（Best）、更多（More）、好（Good）、更好（Better）、新（New）、口味（Taste）。在英語世界，進廣告這一行，任何一個創作師傅都會警告，在口號中不要用the或a一類冗廢冠詞，為了節約空間，濃縮再濃縮。
香港的「民主」不倫不類，受打壓而停滯，曾蔭權卻率先「引進」西方民主的競選口號，即使有點粗疏，就像大陸報刊忽然刊出了一幅鄧小平打橋牌的漫畫一樣，比起英語報刊，雖然一點也不好笑，也是所謂「進步」和「開化」的跡象。

曾蔭權爵士如果想以英文口號顯示「亞洲國際城市」的威風，則大可盜用麥當勞的佳句：改為「Did somebody say Donald？」中譯不必完全「忠於」英語，可以叫：「乜你地話：選當奴？」
至於 Job 與「做份工」之間的迷譯，有時以訛傳訛，引起文法專家質疑，反而是最佳宣傳。七十年代雲絲頓香煙的一句口號：「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Good 和 Should兩字押內韻，但文法錯誤，Taste後面不該連like，而是as──錯了又怎樣？美國的香煙，沒有人敢質疑美國的廣告人是文盲，這句英語口號，流傳到遠東，任由一夥二毛子評點其中的文法問題，英美煙草公司硬是一字也不回應，這就是王者風範。

中文大學如此中文

中文大學如此中文

　　報上副刊的大標題曰：「如此中文，讀之頭痛」，而所舉的病例，居然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官方文件：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是一所立足香港，面向全中國，在亞太區，在全球追求卓越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本報告書以中大的使命和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全球化挑戰為出發點，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以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

　　批評者雷競璇先生指出，這短短的一段，贅詞甚多，量辭「一所」並無必要；「中大的使命和大學…」重複，可去其一；「以……為出發點」為英式辭藻，說「從……出發」即可。雷先生謂：漢語本來偏重短句，不像英語般將幾個分句串在一起，短句的好處是易讀易明，而且現代漢語源自文言文，淺白之中還是力求簡潔，既省篇幅，也不浪費讀者時間。

　　對於上引的文字，雷先生還有如下的批評：

　　其次，「追求卓越」一辭甚為突兀，是從英文的 strive for excellence 翻譯而來，屬於陳雲君所說的「趕西洋時髦」，是不成熟的媚俗辭藻。傳統漢語有「自強不息」一辭，用之無損文意，如要文雅一些，可以說「為臻善境，孜孜不倦」，或者「孜孜以求完善」。……

　　其三，此段開首三句細讀則覺可笑……中大追求卓越（如果勉強用此辭）的地域只在亞太區和全球而不在香港和中國嗎？文件執筆者恐無此心，但文句的表達確有此意，所謂辭不達意，就是如此。（筆者按：亞太區與全球是部份和全體的關係，文中這樣並置在一起是不妥當的）

　　這一段最令人不舒服的，還是其中的假大空感覺。同樣是表達自信和自詡，可以有含蓄文雅的寫法，如以以下數句開首：「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中文大學現已成為研究型綜合大學，成績有幸得到各方嘉許。」中國教育歷來講究禮義廉恥，其中作為先行者的禮又特別重視謙遜恭讓……綜合上文所言，以較簡潔的文辭，暫且不講求謙遜，將以上段落按原句次序重寫如下，以作參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為研究型綜合大學，立足香港、面向中國、亞太區以至全球，一直自強不息。本報告書從中大使命出發，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挑戰，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對雙語教學作宏觀及長遠規劃，提出原則、策略及前瞻性建議。」

　　以上文句，只算通順，談不上典雅，但囿於原文，只能如此。

　　的確，筆者覺得，雷先生的改寫版本，仍有可議之處，至少不該縱容「性、化、度」的泛濫。我是寧要「世界走向大融合」，也不要「全球化」，至於原文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如此多的「性」，直追內地的病態文風，委實唏噓。我想我至少會這樣寫：「提出有原則、有新意、有遠見的建議」，其實，簡潔再簡潔，「提出有益的建議」不是更清晰嗎？

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二○○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全面擴版，原先的頻道擴展為亞洲台、美洲台和歐洲台。央視台長趙化勇宣稱，這是央視傳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地位越來越高，作為中央電視台應該與我們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相匹配。」


這是中共在對外宣傳領域配合「大國崛起」國策的一次擴張。趙化勇不加掩飾地說：「現在世界上西方媒體的聲音比較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滯後，比較弱，一旦發生重大新聞事件，西方媒體的聲音往往佔據主流位置，形成了東西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力求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特別是中國的聲音能夠傳遍全球。中國的聲音既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包括中國記者眼中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的視點』。」
其實，所謂的「中國的視點」，就是文過飾非、指鹿為馬，就是以製造和傳播謊言為使命。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央視台長趙化勇等人，都是中國的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和薩哈夫（侯賽因的新聞發言人），他們成功地實踐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理論。如今，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荼毒國內十三億民眾的心智，而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讓邪惡的意識形態控制更多人的心靈。

可怕的軟性文宣
西方世界對於這樣一種危險，缺乏足夠的警惕。西方清楚地知曉當年蘇聯核彈頭的厲害，卻不明白中共的軟性文宣更加可怕。所謂的「中國視點」，就是讓世界認同中國式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和生命、犧牲環境和資源、縱容腐敗和社會不公而換取的經濟的畸形繁榮。這是一種變種的納粹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只不過用濃厚糖衣包裹起來而已。

從不作獨立報道
裹著小腳、如履薄冰的央視，連國內的真實新聞都不能報道，還有甚麼資格去報道全球新聞呢？央視報道過揭示六四大屠殺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嗎？央視報道過揭露沙士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嗎？央視敢於獨立調查陳良宇案件嗎？央視敢於批評任何一個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嗎？數十年如一日的、沒有新聞的「新聞聯播」是央視最醜陋的門臉，這是胡錦濤一個人的「新聞聯播」，如同當年袁世凱津津有味地閱讀只印刷一張的《順天時報》一樣。
最近，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話說拉登派遣一名恐怖分子潛入北京，策劃一起炸彈襲擊事件。這名恐怖分子走進商場，還沒有安裝好炸彈，遙控器就被人偷走了；走進居民小區，正在東張西望，突然一群保安衝出來將他痛打一頓；好容易到了郊外的一個小煤，成功製造了一起爆炸，數十名礦工死亡。他興沖沖地給主子發電報報喜，誰知一個星期後拉登回電說：「你去死吧，你居然敢騙我，我每天看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頻道，這幾天根本沒有報道中國發生過一起礦難！」

靠說謊保住地位
說謊已經變成了央視的條件反射，也只有說謊才能確保其中國大陸「第一媒體」的壟斷位置。趙化勇聲稱，目前三個國際頻道的收視用戶已經突破了六千五百萬戶。也就是說，單單是央視的這一個頻道，每天都在對六千五百萬戶進行洗腦。我想提醒海外華人：即便鄉愁再濃，也不要看這個謊言頻道，那裏面根本沒有真實的中國。

環球嘉年華 2007

CRW_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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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 呀~~~Fing 呀~~~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黃毓民《新報》毓民星期天 2007.1.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滿庭芳

滿庭芳 秦 觀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陶傑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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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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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自 由 鬥 士 永 垂 不 朽

佛 利 民 （ Milton Friedman ）Jul 31, 1912 - Nov 16,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