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最可憐的一件事業，叫做「保釣運動」。

快活人 ~~陶傑

蘋果日報2005年02月26日


世間最可憐的一件事業，叫做「保釣運動」。


保釣保釣，越保越「丟」：丟了領土，也不斷丟盡面子。日本的愛國青年團體，在島上建築燈塔，一直受到政府自衛隊強大的火力拱護。「保釣」的一方，其首領受本國政權拘留，「烈士」溺死在大海，棺木到底該不該覆蓋「國旗」，還在小家子氣地爭論。最後定了性：該人士的行
動，有自己的個人目的，「國家」不予承認，棺木不賜覆「國旗」。


「保釣」的一代，許多年前確曾「火紅」過︱︱他們曾經是學生會主席，自稱關懷中國、認識世界，他們在校園的演說，配一件白襯衣，是那麼令人感動過，他們很窮，但據說有一顆火紅的赤子之心。但今天他們都成為政協人大，在珠三角開設工廠。在春茗酒會，他遞上一張卡片，手腕戴著一隻金勞，你問問他今天還保釣否？他會仰天打個哈哈，用牙籤剔著牙縫裡的一絲肉屑，說：這個問題，要顧全大局嘛。然後，他會四處眺望，見到你身後的唐英年，他會輕輕地擺脫你，像一條泥鰍一樣游走到你的背後。


當中國人說「顧全大局」之際，就是面臨強敵挑戰、他想龜縮的藉口。欺善的時候，中國人會說「原則不容談判」，在怕惡的時候，他會用一句「以大局為重」含糊矇混過去。所謂釣魚台主權，三十年來從來不屬「原則問題」，而是怎樣「以大局為重」打退堂鼓的研究。

看穿了這一條，就會明白：在中國只有「保先」，沒有「保釣」。從今天起，就像漢城已經官方改名為「首爾」一樣，與國際接軌，釣魚台是不是也該正名為尖閣列島？


比較好笑的是有華人報紙前幾年在頭版狂喊：釣魚台「淪陷」了。淪陷？比釣魚台大九百五十多萬方公里的領土，早在民國三十八年淪陷給馬克思、列寧、史達林了。多「淪陷」幾座小島，也沒有甚麼分別，何況「淪陷」給日本，比淪陷給蘇聯，品味其實高了許多級。

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切記不要給國家添煩添亂，不要再「保釣」。雖然即使乘船出海，被日本海上自衛隊拘捕，待遇其實也不錯，日本人還會把你當做一個人，拘留四十八小時，會讓囚犯吃到新鮮的魚生壽司，不會把人「勞教」出一身牛皮癬再放回來開記者會。十方三世，一切見聞，莫不是貪嗔癡。企圖「開發釣魚台旅遊」，是為貪。聞日方據島而惱火，是為嗔。還奢望可以「收復領土」，大概是癡吧。快快趕訂機票復活節到東京去掃貨，做一個快活人。

周日話題﹕曾蔭權仆倒了

【明報專訊】秦始皇焚書坑儒，盡收天下之兵，結果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揭竿起義，令秦朝早夭，二世而亡。曾蔭權貫徹「親疏有別」的刻薄政策，將官府變成私器，用政府獨家消息、撥款資源及加官進爵，收買傳媒高層和學院領導，令輿論消音，學者噤聲；又盡用警察專權，肆意侮辱打擊街頭示威者，正是得勢不饒人，機關算盡之後，結果是大敗於狂傲，即是希臘悲劇說的hybris。

機關算盡，應有此報

副局長外籍風波及政治助理薪酬超高兩宗事情，不論正經的政道還是不正經的政術，所有可以犯錯的地方，曾班子都犯了。於是，政權失足，仆倒街頭，露出死相，碰上立法會選舉年，無人敢膽當炮灰護駕，正義的政黨更不會留情，於是各方的唾罵與踐踏，無以復加矣。

我們客家人，面對命運困局，最悲憤的譴責，就是「死門絕路！」那個「絕」字，念短促的入聲，與客家話的「賊」字同音。罵過了「死門絕路」，之後就是不留情面，大打出 手。遭人趕入窮巷，投告無門，謂之死門絕路。大家在曾蔭權治下，可有死門絕路之嘆？董建華當朝的時候，香港百業蕭條，但市民可以隨便向他呼名道姓，問候三 代，輿論殺氣騰騰，董先生他老人家再顢頇無能，也會走出來見見示威者，一一注目，連連親切地講「早晨！早晨……」。於是有些準備好推薦自己或自己公關業務 的人作狀怪責，說董建華不擅公關。

隨後，曾蔭權真的很重視公關，他不單把精乖的公關請到特首辦，而且還以公關取代一切政治。真的，一切政治都變成了他的私人公關。於是，餘地沒有了，生路斷絕了。曾蔭權將物色人才，委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之重任，當作是招募家丁打手，而且慷香港市民之慨，亂派高薪厚祿。連以前管公務員銓緕事務的老好人王永平都忍不住斥責﹕「正蠢才！」曾蔭權不是蠢人，他精甩辮，精過籠，以為自己是hero，香港人很欣賞他凡事「走精面」的香港仔路線。如果曾蔭權是趣劇演員，是股壇老叔，他再精乖市民也會受落，但身為特首，不顧體統，關門行事，專益自己友，無視百年基業的香港政府規章法度，當公務員同僚冇到，當市民是付鈔看戲的笨瓜。這種精甩辮，就是乞人憎。

全國哀悼日，老曾抬花轎

我一向鄙視曾蔭權這種人，他剛上台做特首，我就在本報批評他，老早叫大家打醒精神——中共正在借助此宵小之徒的私心，借助此人精通港府制度漏洞的狂傲，敗壞港府的制度基業，好與大陸淪落到同一水平。如此，英美借助香港和平演變中共的企圖，就會落空。曾蔭權這次最令我悲憤的，不是什麼任人唯親、亂點鴛鴦，也不是什麼外籍問題、薪酬超高問題。我對中共麾下的政客的要求是很低的，只須他們行事合乎禮數，已經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在五月二十日，我中華同胞為四川地震死難者的第二個默哀日，曾蔭權的師爺，竟然認為機不可失，趁市民淚眼濛濛，關心的topic不在香港，於是馬上用新聞簡報宣布委任八名親信為副局長，實行快刀斬亂麻，連新人上台與傳媒見面，寒喧兩句，介紹給市民認識的禮數都省了。從 曾蔭權連任的第一日開始，他的政治化妝師就專門挑選長假期前夕，在三更半夜、甚至只是在政府網頁發新聞稿。與新聞界通聲氣，也只是招呼傳媒大老闆，一般記 者檔格在外，食西北風。(現在的潘潔，曾經當過記者，上了神䒷之後，也照曾蔭權的模樣做。)我當時在民政局任職幕僚長(官方職位是研究總監)，同人的看法 是，在曾蔭權治下，做官有如做賊。

根本不必如此低莊賤格

我在葉國華先生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做了一年，在藝發局做了五年，在民政局做了五年，憑覑好學求知的性格，接觸的高官很多，雖然他們一屆一屆的退休，但也留下訓悔和身教，令我學到一點功夫。不妨告訴你，港府——至少在曾蔭權入主之前，其實並不是如此低莊賤格的。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事，花點耐性，循規蹈矩，兜一個圈，跑足全程，即使最終也是將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收為家丁嘍囉，也不會被人裏裏外外罵個狗血淋頭的。

香港沒民主政治，就訴諸共識政治。先廣告天下，與一眾政黨、一眾智庫、大學的政治研究所等，召開公開會議，暢談擴大問責官員的抱負和聘任人員的條件，然後組成招聘委員會，裏面安插幾個粉飾太平的老好人，納入公務員事務局行政會議代 表、立法會的親政府的委員會主席等，與特首辦一起，分組召見人選，辯論時政，閉門評議之後，由特首辦自行專權挑選，擇日公布，聘任人員接受傳媒問難質詢， 準備題目，證明能力。即使有濟濟人才，滄海遺珠，不能通過聘任，也曾在御前大鳴大放，舌戰群儒，「曾博御覽」(王安石恭維宋仁宗之語)，參與過遴選過程， 心裏服氣了。

政治就是過口癮

由於問責官員是特首的內閣，即使在評議人選之後由特首辦主導的遴選委員會閉門專權挑選，也是無可厚非。這樣做，結果可以是一樣的，但過程卻有了規章法度，容許大家公開提名，說三道四，過足口癮。開明專制的政治，就是不讓眾人涉足權力，但要讓眾人過足口癮。這也是政治公關之術，但這是正經的術，不是歪風邪氣的術。現時特首辦那幫人，權力膨脹得發了狂，根本不屑去做足全套的正經公關，也根本不把記者、學者、評論人和普羅市民放在眼內。

特首眼中，根本沒你！

在辯解薪酬一事之上，曾蔭權和特首辦的陳德霖說，要照顧專業人士持有外籍護照的感受，照顧新任問責官員的感受，不能讓他們互相比較，增加人事管理的困難。說出這種話，是政治狂人，也是政治白痴。

政治顧慮，就是先照顧弱勢者的心情，先顧慮可能受到冒犯的大多數人的感受。Think for the Have-not's. The poormen come first. 而不是Think for the Have's. The rich men come first.一大批留港建港，不屑去領取居英權和申請外籍的忠誠香港人，難道他們的感受不應該優先獲得顧慮？一位毫無政治履歷的新丁陳智遠，其薪水一下子升到超越資深AO的水平，就因為他是家丁？這口氣，一眾AO精英，誰吞得下？

薪酬水平調查是政府一貫的拿手好戲。政治助理的薪酬，正路來做，以政策顧問的工作為準，可參考現存的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和立法會辦事處研究人員的薪酬水平，定下高於立法會辦事處但略低於中策組的水平，在六萬元到十萬元之間，就大致合理。然而，曾蔭權和陳德霖的眼中，根本沒有你，為什麼要花這個心思，操勞一番，再向你解釋，向你交代？你，是老幾？

文﹕陳雲

陳雲：國情教育

陳雲 2008-06-09

國情教育

副局長的外籍風波，是曾蔭權報答中共的最佳獻禮，也給香港人上了一堂國情課。曾先生以政治家的膽量，踐踏政治效忠的原則，為香港人揭露了中共的權謀——中共就是要香港人虛偽逢迎，要你唯利是圖，但拜託，中共不要你愛國。特別是嶺南 人，最好他們鑽營私利，縮骨乖巧，「又食又拎」，醜怪一點也無妨，但嶺南人一旦心繫家國，北方人的政權就危危乎矣。從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到香港紀念 「六四」的一群人，都在在教訓北方人要警惕嶺南人的愛國情懷。

中共是一群口裏愛國，心裏無國的人，只要有利於專政，有利於統戰，隨時可以放棄國家尊嚴。苟非如此，何以民建聯的副主席是加拿大國民，號稱愛國的民建聯， 黨內人人服膺？曾蔭權又偏偏欽點此加拿大人，使之官拜副局長？一群口不對心、心靈分裂、思想淺薄而又深陷暴政恐懼之中的國民，最容易統治。從納粹到蘇聯到 中共，都深諳此道。在上位者出爾反爾，打着紅旗反紅旗，旨在彰顯自己的獨裁淫威——只有統治者才可以出爾反爾，老百姓必須規規矩矩，結紅領巾，看升旗禮， 上愛國教育課，依照領袖的指示，何時上街抗議帝國主義，何時列隊歡迎國際友人。

曾蔭權是英王御前爵士，但口裏愛國愛港，國旗區旗別在衣襟，對中共必恭必敬。在委任副局長一事，對國族不忠，對下屬不義，始亂終棄，要副局長見機行事，自 行了斷，彷彿對一眾獲得御賜高官厚祿的「恩科進士」訓示：「是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領袖就是國家，權力就是原則，服從就是效忠，這是中共的政 治，特首確實學到手了。中共抬舉他，豈能無因？

曾蔭權一伙人辯護，說基本法從無規定副局長的國籍，是故港府是依法辦事。剩餘權力由政府享用，卻從嚴統治 百姓，律人以嚴，律己以寬，這是中共的「依法治國」。中文甚為微妙，詞序調換，詞義即變。依法××，屬貶詞結構，如依法炮制（或如法炮制），既盲且莽；× ×依法，或××以法，則為褒詞，既明且敬。施政依法（或施政以法），是法治（rule of law），是王道；依法施政，是法制（legalism），是霸術。舊港府是施政依法，新港府是依法施政。中共黨官，將「依法施政」、「依法治國」掛在口 邊，視為褒詞，又常用「依法施政」、「依法治港」訓勉港官，我以前誤以為中共是不學無術，自取其辱。曾蔭權委任外國人為副局長，垂範天下之後，我方才醒 覺，中共的「依法施政」，是實話實說，並非誤解。曾蔭權先生，感謝你賜予我們一堂國情教育課。你深恐我們不明白，把demo 做得笨拙過分，但教育效果，無疑更為明顯。委屈你了。

柏楊的誘惑

靜看近來有關奧運的種種爭論，很難不想起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序言裏說的一個小故事：
醫生：「對不起，我恐怕要報告你一個壞消息，化驗的結果就在這裏，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個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說我咳嗽，你剛才還不是咳嗽，為什麼不是肺病？」醫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樣。」病人：「有什麼不一樣？你有錢、有學問，上過大學堂，喝過亞馬遜河的水，血統高人一等，是不是？」醫生：「不能這麼說，還有半夜發燒……」病人：「不能這麼說，要怎麼說才能稱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發燒，我家那個電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燙出泡，難道它得了三期肺病！」如此這般，繼續夾纏，最後醫生終於急了，他說：「不要胡扯，不要躲避，不要用鬥臭代替說理，我過去的事和主題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主題是『你有沒有肺病』。」那病人則如此回應：「看你這個『醜陋的中國人』模樣，嗓門這麼大，從你的歷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惡毒心腸，怎麼說沒有關係？中國人就壞在你們這種人手上，讓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們。對你這種吃裏扒外的頭號漢奸，天理不容！」

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

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啟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裏，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

這裏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裏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裏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裏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

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教士明恩溥。

「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

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

「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啟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愛國就是愛國貨 - 梁文道

一直很喜歡大熊貓，覺得牠是當之無愧的國寶，於是心裏頭就總是在大熊貓和國寶中間畫上等號。凡聽到有人說某某國寶，腦海必定首先浮出一個大熊貓低頭啃竹子的意像，然後才迅速將它轉換成別人所講的那些珍貴寶貝。比如去年轟動一時的〈國之重寶〉展覽，明明大家排隊去看的是《清明上河圖》，我偏偏想起了一頭很肥也很重的大熊貓。再前幾年，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和伏明霞結婚，每聽人說他娶了國寶，我腦子裏那頭不理世事猛嚼竹葉的大熊貓身旁就多了一個笑咪咪的禮服男子，十分詭異。

熊貓本無國籍，穿行山野之間，不知有漢，何況魏晉，我們怎麼會給了牠一個身份證呢？美國歷史學家葛凱在《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裏點出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規模國族化運動的特色：「通過在名字前加上『民族』或者『國』的字樣，中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在被民族化，並且被賦與了民族化的名字，包括『國藥』、『國語』、『國父』和『國劇』以及『國旗』和『國歌』」。這也正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從飛禽走獸、花鳥蟲魚和長河高山等自然萬物，一直到日常飲食、家具服飾以及藝術文學，這一切一切是怎麼和「國家」拉上關係的呢？一百年前可還沒有這些「國X」什麼的觀念吧？更妙的是，喜愛這些「國X」竟然也是愛國的表現，比如說「愛用國貨」。

一群愛國青年最近正在杯葛法國百貨公司「家樂福」，盛況不減前兩年抵制日貨的風潮。其實中國人抵制外貨也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只不過近年的抵制運動少了一個前輩們最關心的元素和口號，那就是愛用國貨了。原因可能是全世界的人現今都在使用國貨，就算「家樂福」裏賣的也是國貨，再談「愛用國貨」那就什麼都抵制不了了。但當年的情況很不一樣，中國從往昔的貿易出超變成入超國，再加上「半殖民地」的狀態，政府連關稅自主權也沒有，要挽救被打得抬不起頭來的本國產業，還真得愛用國貨不可。

《製造中國》講的就是那段抵制外貨愛用國貨的歷史，從政府的動員，商界的投機，一直到民間學子的熱情，各種角色一一登場，合演了一台民族產品博覽的大戲。在一般史書裏面，它本來真的只是一齣戲，無足輕重，表現的是大家的愛國熱情，頂多再加上當年經濟結構的問題。但是在葛凱的筆下，這一幕卻是現代中國國族主義形成的關鍵，因為對大部份平民百姓而言，所謂民族，所謂民族精神，皆是很抽象很形而上的東西，只有透過日常生活中可見可觸的物品，大家才能學懂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者可以這麼說，就像演戲，要演好中國人，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從他穿的衣服使的道具下手了。當人人都能一眼辨明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國家就不再只是個觀念而已；當人人都時常操演中國人這種角色，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中國人了。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首先，該怎麼定義國貨呢？一件西裝本來絕不能算做國貨，只有堅守傳統唐裝或者改著較現代的中山裝才比較像樣；但萬一一件西裝是國產的，而一襲旗袍用的是日本料，那又該怎麼辦呢？依據葛凱的記述，當年的「愛國商人」或者「民族資本家」想出了資本、經營者、生產者與原料等鑑別國貨的四大標準。按照這套標準，「家樂福」賣的東西起碼是一半甚或四分之三的國貨，抵制或不抵制，大家可以自己計算一下。

好玩的插曲還有很多，我最喜歡一個寄宿小男生的故事。天涼了，小男生的媽媽寄來一件自己打的毛衣，但那毛料卻是日本貨。小男孩一方面怕冷，更要珍惜母親的心意，另一方面又不願穿日本毛料。忠孝難全，如何是好？結果有志氣的男孩天天挨著冷風在學校操場跑步禦寒，日子有功，成了該縣賽跑冠軍！不用說，這是商會辦的愛國刊物上登的故事。

美亞花露 - 陶傑

美亞花露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講達富的種族大屠殺，展示許多幻燈片。

達富在蘇丹的西部，蘇丹的回教政府，縱容阿拉伯人組成的兵團向不信回的達富土著滅族，其中一張圖片，是一個小女孩，騎著驢子逃跑。天空的遠處，有一架軍用直昇機。美亞花露拍了照片，倉皇撤退：「我們走後，直昇機就飛過來掃射。圖片中的小女孩是死是活，一直沒有消息。」

美亞花露的膽子很大，親去達富，生命有危險。一個保護兒童的國際組織的主任，幾天前剛剛被槍殺。「二○○四年，我第一次去達富，看見許多驢子，現在，遍地都是驢屍。」

屠殺達富土著的軍事組織，名叫「江那維」（Janjaweed），由蘇丹軍政府和民間的伊斯蘭部落混雜而成。達富這個地方，就像西藏，十九世紀之前，達富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後來埃及控制了蘇丹，達富一度與蘇丹合併。因為蘇丹旱災，阿拉伯的蘇丹人不斷在達富砍伐樹木，他們是遊牧民族，打進達富尋覓水源，激起達富土著的反抗，蘇丹人火了，來一場滅族屠殺。

所謂達富危機，來龍去脈是這樣，香港自稱「國際城市」，但美亞花露來演講達富危機，出席的都是外國人，午餐會上的香港人不足半打。平時慣見的本地政黨份子，學者評論員之類，一個也無，可能都湧到沙田為曾憲梓老先生傳送「聖火」吶喊打氣去了，會場氣氛反而相當和諧。

另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肩上有一個陷入的彈孔，子彈沒有貫穿，為什麼？因為她揹負著一歲的小弟弟，蘇丹軍從後面開槍，背上的小弟弟中彈，子彈貫穿小弟弟的軀體，速度減弱，再射進姊姊的肩頭。弟弟死了，救了姊姊一命。美亞花露講到這裏，全場鴉雀無聲。

畢竟是大明星，講話清晰，很溫婉，但很堅強。放幻燈片時，還配上一段達富的古老民歌，有一絲淡淡的哀愁。阿拉伯大使提問：「世上還有許多災難，例如巴勒斯坦的孩子，你為什麼也不同時關注？」

這個問題，沒有什麼邏輯，但大使是問給他本國政府聽的。美亞花露說：「我當然想幫助其他的國家，但一個人做得到嗎？」

幻燈片中的蘇丹小孩和難民，個個拉著美亞花露，懇求她把血腥的真相告訴全世界，請歐美來幫忙。這一天，在座沒有幾個中國人，幸而無人以憤青的姿態站起來質問：「為什麼你們美國人總愛指指點點，干預人家的內政？」這種場合，出現這種問題，就像一碗湯浮現了一隻蒼蠅。

這一天的午餐會，一道番茄湯，雖令人聽報告而難以下嚥，但維持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名廚水準，味道很好。

五月四日 - 左丁山

今日係五月四日，五四運動八十九周年紀念日，明年係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唔知北京會唔會大搞紀念活動呢？呢排中國大陸及香港愛國商人興搞愛國主義，如果熱情能維持下去，明年搞五四就最(o岩)，講近代學生愛國運動，當以五四為開端，共產黨亦因此而孕育。飲水思源；中共應該重視五四，全國學生應該重視五四，北京大學尤其應該站在前列。


之不過，政治現實與愛國情緒有抵觸(o架)。自發性愛國運動一定受到排擠，有黨中央撐腰(o既)愛國運動先至可以維持五分鐘。最近(o既)例子係全國城市市民學生反家樂福，但中央一聲：「玩夠(o勒)」，報紙報導內地互聯網上再無「家樂福」字眼(o既)網頁，好激(o個)(o的)網民唯有自己激氣可也。

中國留美學生話平時忍受夠(o勒)，不忿外國傳媒偏袒西藏，於是（據IHT報導）南加州大學中國留學生踴躍出席一位西藏喇嘛(o既)演講會，嚴詞質詢，甚至向喇嘛掟水樽，以表示不滿。留美學生罵西方，罵西方傳媒，當然可以，在美國有充份自由，不過佢(o地)有冇反省到點解西方記者係咁死硬唔聽佢講呢？主要原因就係西方記者認為中國學生，即使到(o左)西方，仍然無言論自由，言不由衷，只係背誦中國政府(o既)官方言論。

事實是否如此？可以做一個實驗(o既)。靈感來自冷戰時期一個笑話。美國遊客對蘇聯人講：「我(o地)有在華盛頓大聲責罵白宮主人自由。」蘇聯人反駁：「有乜咁巴閉(o者)，我(o地)也有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大聲責罵美國總統(o既)自由！」(o拿)，(o的)留美中國學生在美國大罵CNN，大罵法國之後，返到北京要得到事先批准先至可以在天安門集會大聲鬧法國，鬧CNN，但真正考驗係，中國學生可唔可以自發性在天安門集會，大聲罵中國貪官腐敗呢？六四就係前車之鑑。既然如此，西方記者總係對中國留學生(o既)愛國言論抱懷疑態度，即使係偏見，一時之間亦難以扭轉，香港係中國城市中言論自由最多(o既)，可嘆者乃係城中有好多擦鞋太急(o既)太監，自己設限，非常自律，呢類人當權當道，會害死香港。

星期天休息：永恒的醬缸造就了柏楊的不朽

台灣作家柏楊先生逝世。柏楊的影響力巨大，柏楊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卻以一冊《醜陋的中國人》風行二十年，還有英譯本行銷國際。

研究中國人口質素的問題，魯迅、林語堂、胡適等早有論述，但又以柏楊引起的迴響最大，因為柏楊比魯迅和林語堂更為深刻。柏楊的白話文功夫比魯迅高超，《醜陋的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許多共性，膾炙人口，因為讀柏楊這本名著，永遠都不過時：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因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
「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百年的仇恨。沒有包容的性格，如此般狹窄的心胸，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獨獨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記者訪問柏楊：「你認為那個民族對全人類的貢獻最大？」柏楊說：「我認為是安格羅撒克遜。第一，他們創立了議會政治制度，使司法走上清明。凡英國的屬地獨立之後，都用英國的法治，你說，這個民族是不是有貢獻？我們中華民族在五百年來，貢獻甚麼？」

柏楊之心直口快，不知含蓄，自然刺痛了很多中國人的脆弱心靈，指柏楊「詆譭」同類。不錯，柏楊所說的「醜陋的中國人」，如果指十三億之中的每一個，未必完全精確，因為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優秀的中國人如林昭和遇羅克敢講真話，堅持了人性的尊嚴。上一代的中國人也有很優秀的品種：畫家傅抱石、豐子愷，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有在柏楊蒙冤下獄時挺身營救的物理學家孫觀漢，也數之不盡，即使今日的海外，也有一位中國女留學生王千源，在憤青的瘋狂攻擊之下維持獨立思考。王千源小姐就不是醜陋的中國人，一大堆面目猙獰、向王小姐發出追殺令的中國憤青才是。柏楊和胡適等擁有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也一樣是很優秀的中國人。柏楊指的是一種民族的共相，歸納為「髒、亂、吵」三大令人厭惡的生活特徵，源自二千年秦始皇以來形成帝皇奴臣的「文化醬缸」，令中國人的思維停滯而酸腐。令中國政府也論斷「中國人民的教育素質差，不適宜像西方一樣搞議會民主」，很奇異地也與柏楊相同。罵柏楊詆譭中國人的人，敢不敢罵統治著他們的主人。柏楊說：「最大的醜陋，是不知道自己的醜陋」，可以為柏楊的中國人研究的終極結論。

柏楊的論點，永遠都那麼In，那麼潮，令人深有啟發。柏楊說：「美國有甚麼，中國立刻也有甚麼。你有憲法，我也有憲法，但中國的憲法像戲院門口的海報，誰上一次台，就變一次憲法，那又如何使人相信憲法？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中國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個美國蘋果，只要搬到中國，就立刻變成了乾屎橛，醬缸的侵蝕力很強。」

這是一種基因。何止是蘋果和橘子，互聯網也一樣。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本來應該用於文化和知識的交流，用於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也懂得用嘴巴說的「和諧世界」。但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只因為在海外有一點點不同於民族主義情緒的個人意見，針對一個弱質女孩，她的同胞用互聯網來散播追殺令，把她的照片、地址、個人資料在網絡散發，暴徒在王千源在青島的家居潑糞。高科技傳來中國形成心靈的閉塞，令中國人自我加強仇恨，柏楊先生的真知灼見，真是精確無匹。

柏楊是一個醫生，他看出了其中的病態基因：「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問題──醬缸可以消滅智商。至於醬缸如何形成？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儒家思想自從定於一尊之後，經過一百多年，到了東漢，成了一個模式，學生只可以圍繞著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就絕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根本不允許知識分子思考，他們已經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時間一久，知識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沒有思考能力，也沒有想像能力，沒有想像能力，也沒有鑑賞能力。」

柏楊一直生活在台灣，此一心得，有值得補充之處：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說過的話，也不准任何人來質疑，後來才有鄧小平號稱的所謂「解放思想」。相對於毛澤東的中國，鄧小平是敢於挑戰質疑的唯一人。「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話在西方，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普通常識，不值一論，但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大陸，效應卻有如山崩地陷。舉國都口瞪目呆傻了眼，然後又展開了「到底該姓資還是姓社」的大爭論。

以秦始皇為尊，以朱姓的明朝家族為大，後來又以滿清異族為首，然後又以列寧和史達林的蘇俄為師。用柏楊的話來評析：這個醬缸阻礙了一個民族的思考力鑑賞力，還有基本的判斷力，在此一漫長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一團醬裏一起醃泡，成為今日的奇怪局面。

由於柏楊所說的「醬缸效應」，中國無法產生民主，今天正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五四」提出的口號正是民主。相當詭異的卻是：觀之今日大陸憤青追殺王千源、圍攻家樂福，一發不可收拾的狂躁情緒，中國人自己證明了不可以、也沒有資格可以享受西方的民主，反過來，還要一個「獨裁」的中共，來勸喻要「理性愛國」，今天的中國，以「愛國」建立新的言論獨裁，而且這一次不由毛澤東來發動紅衞兵，而基本上是自發。仇恨和偏狹，取代了寬容和理性，如此國家一旦「民主」了，王千源的家馬上會被燒掉，她的父母會被暴民打死，王千源一旦回國，有很大的機會被凌遲碎割，其肉賣至十文錢一小片，像明末名將袁崇煥的結局。

這樣下去，如何收拾？這是中國執政者的事，不在本文探討範圍。柏楊的論述，也不是沒有缺陷：譬如他由此而否定中國語文，不但主張簡體，中文還要拉丁化，用ABCD來拼寫，這一點沒有甚麼道理。中國的唐詩、宋詞、崑曲，都是知識分子優美的藝術品，與醜陋的帝王與奴民無緣，而且越南、古巴也使用拉丁字母，卻不見得自由和文明。

柏楊言詞直率，他的缺點是身為中國人，竟然說了幾十年的真話，因此他的文字有時未免像高舉起的十字架，引起吸血殭屍的咆哮哀嚎。因為他活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因言論而獲罪重囚，是一個從地獄走過來的勇者，柏楊對於許多他看不慣的事，有時未免太上心，這一點似乎沒有必要。「好的孩子學不壞，壞的孩子教不好」，柏楊先生的情感太澎湃了，似乎欠缺一點洞明的冷靜，何況從佛家的角度，一個民族的思想和行為，是他自願選擇的一種共業。例如，香港人最近也在擁抱著一種共業：在互聯網「香港討論區」，香港的中國憤青，也發起了向香港大學的異見女學生陳巧文的姦殺令，香港特區政府的警方，聽任不管。中國人醜不醜陋？香港人在五十萬人大遊行的時候，秩序井然，人人互敬互助，沒有暴力，那時候一點也不醜陋。醬缸效應長久發酵，以後很難說。

中國式的醬缸行為，在一所裝修過的戲院，不必換電影海報，是同一片上映。
柏楊先生是一位跨世紀的中國作家，他的離開，連時機都如此完美，他是一位對世界文明有卓越的警世貢獻的人，中國的醬缸，奇異地保存了柏楊作品主題永不過時的新鮮感。時間將會證明他的偉大和不朽。

星期天休息：「聖火」爭奪戰的鬧劇情節和悲劇色彩

陶傑

奧運「聖火」傳送，演變為地球一體化的一場鬧劇，在現代新聞史上，是破天荒的奇怪景觀。「聖火」如同一名重犯，跨國押送，戒備森嚴，好似隨時都會遇到劫囚 的樣子。如果「聖火」如一早中國政府的宣傳，是代表了十三億中國人的尊嚴，今日此一尊嚴的形象，無疑帶有豐富的諧趣風味。

支持西藏宗教文化的示威者，同情達賴喇嘛的西方政府，抱著「跟你玩一把」的輕鬆心理，中國心情沉重，漢民族主義者憤恨躁狂，一場「國力」的宣傳，事與願 違，中西對決，勝負立判。

「聖火」為何會成為中國的公關災難？首先當然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思想隔閡。中國帝皇政治兩千年，視「聖火」如天朝大國的一面圖騰。然而奧運的「聖火」，英 文原文，其實只是「奧林匹克火炬」（Olympic torch），並無「聖」的意思。即使奧運源自多神崇拜的古希臘，歐美是耶教社會，西 方公眾眼中的奧運火炬，只是一場盛會的一個標徽，並無「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膜拜思想。

中國是一個無神論的政權，傳統中亦無宗教，「聖火」之「聖」，無法上接一個全民認同的神祉，叫做「聖火」，可謂莫名其妙。在中國人的潛意識之中，「聖」就 是天子皇帝的化身，「聖火」本來不過是麥當勞漢堡包那個紅底金字的M一樣，但一旦輪到北京主辦，「聖火」即升格為中國皇權的聖杖。

區區一柄火棒，在西方的大城市傳遞，英國是民主的搖籃，法國是人權的故鄉，美國是全球移民嚮往的自由天堂，針對武力鎮壓西藏，當然會爆發抗議。中國的文化 傳統，有很多哲人先賢的教誨，勸諭中國人面對自己無法掌控的劇變要冷靜：有韓信胯下之辱的典故，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

還有甚麼「戒急用忍」，還有香港近年濫用的一句口頭語「平常心」。若以真正的「平常心」視之，抗議就抗議，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原名，是Olympic Games。所謂 Games，不過是遊戲，絕不是戰爭。一場遊戲還沒有正式開幕，只是小小的熱身，遇到人家抗議，先不管道理在何方，沒有必要繃緊臉咆哮暴叫，在一場國際電 子資訊戰中一敗塗地。不是說中國文化雍容博大嗎？

所謂「平常心」何在？一夜之間，認定全世界都是敵人。是全世界都錯了，惟有中國永遠一切是對的，還是胸橫罣礙、目蔽心魔？
中國的傳統文化，對當代的中國公關一點用處也沒有，金剛經的名句：「一切有為法，如夢如泡影，如霧亦如電，當作如是觀。」因為中國人的包袱太重，包袱就是 「有為法」。舉辦奧運，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希臘是歐洲的一個小國，也主辦成功過；韓國從前是中國的藩屬，也主辦得有聲有色，更遑論人口稀少、歷史並不悠 久的澳洲。人家辦奧運就辦奧運。沒有必要扯到「洗雪國恥，吐氣揚眉」的情緒高度。除非特別自卑，否則辦奧運並不需要特別的「民族自豪感」。中國人自己給自己出精神上的難題，自己給自己加重擔，本來無一物，與幻影搏擊，向心魔咆哮，逐漸塵埃就聚過來，心鏡明 台，即使披上幾點塵埃，輕輕拂掉就是，重拳擊碎鏡子，只有沾了一手鮮血。

奧運「聖火」鬧劇，令全世界目睹，中國想「融入國際社會」，是何等困難重重（這裏說的「國際」，當然是指十三億人口自己認可、以美國、歐洲、日本為現代文 明主軸的西方國際，而不是指伊朗、津巴布韋、北韓、古巴的另一半球）。令世人奇怪的是：中國儒家的忍讓、道家的雍容、佛家金剛經的啟示，在當代中國當權者 和社會的思想行為之上，關鍵時全無作用影響，中國文化優良的精髓到底是一堆泡沫，還是經當代的中國人自己鏟除了記憶？這是另一個課題。奧運是一場遊戲，Games 的意思，就是博弈，博弈不是戰爭，不是鬥爭，而是介乎對抗和玩耍之間的一場心智的周旋。既然是遊戲和博弈，即無所謂面子不面子。即使「聖火」為示威者所 奪，天不會塌下來；英語中有So what的一句話，跌倒一跤，So what？中國人出於文化的局限，在面子上，就是So what不起來。

但是對待人權和生命，卻一向都So what，中國帝皇政治的態度輕佻，視同草芥，這是中西文化永不可能溝通的障礙。最終任何「公關」，修修補補，實質的硬核不變，外殼髹了另一層色彩，作用 也極為有限。台灣的中華民國，內裏的硬核變了。所以台灣應該是國際社會的一員。這個世界是如此不公，西方的偽善也有一分責任。因為歐美一向更重視十三億人 口的資源市場。中國沒有簽合同「改善人權」，改善到甚麼程度，也沒有公認標準。中國人愛錢，西方也愛，中國和歐美之間，互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一起破 滅，遂有奧運「聖火」的醜事上演，西藏只是引子而已。奧運只是一場競技，四年一度，跟世界杯沒有甚麼兩樣，其聲勢與刺激，甚至遠不如之。沒有包袱的人，他 不是沒有夢，只不過他的夢跟你不一樣。這個世界從來不需要六十億人做同一個夢，但連津巴布韋的黑人，也想像歐美一樣能票選一個領袖，這樣的夢，在世界越來 越多的角落，已經不再是泡影。

抵制法國貨？

奧運「聖火」在世界各地招惹滅火之辱，大陸網絡糞青發動

「罷買歐洲貨運動」，由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最近新婚蜜月、性激素亢奮刺激之下，態度最為囂張，帶頭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糞青呼籲：罷買LV手袋、抵制家樂福超市，先拿法國貨開刀。不要衝動，想想誰才是真正的受害人？

中國人罷買法國貨？千萬不要那麼傻，那麼天真，中國遊客不去巴黎買LV，又從哪裏取得貨辦，帶回中國抄襲仿冒？一旦真的出現罷買法國名牌潮，你罷買了，人家還天天不斷出新款。全中國假冒LV的生產線就此停頓，萬千民工失業，連羅湖城也會執笠，製造國家經濟動盪，糞青們吃了豹子膽？

中國人罷買LV，誰最高興？巴黎市民最高興，因為從此少了一群街頭喧譁的暴發農村客猖狂掃貨，正好還花都一片清靜。巴黎市面少了中國的消費者，地位品牌，即刻增值，其他文明國家的遊客本來嫌巴黎太多中國暴發戶的，知道「中國人抵制法國消費」這個天大喜訊，個個眉開眼笑，就回來巴黎旅行了。法國不但一點損失也沒有，旅遊生意還比以前多，就像香港的酒家禁了煙，煙民趕跑了，生意額直升一樣。請中國糞青們開動大腦想一想。
至於杯葛家樂福市場，請大陸糞青同志們「反思」一下：當今全國買幾隻雞蛋、買兩瓶醬油、買一斤火腿豬肉，不放化學染料、不下毒、不灌水呃秤騙錢的，除了家樂福超級市場，還剩下幾家？抵制家樂福，豈不等同斷送成千上萬中國同胞的性命？

還有法國紅酒，每年向中國直銷幾億公噸，幾千億歐羅的生意，在東莞的夜總會K場，有錢人看一個小姐臉上沒笑容不順眼，一拍茶几，一瓶七八萬元的拉弗，提起來往牆上就摔。都抵制法國紅酒，還哪來的豪氣？在夜總會改摔國產竹葉青和茅台，氣勢輸了一大截，連媽咪都嫌你土，護著該名北姑，還會頂你的嘴呢。

抵制法國貨？不要開玩笑了，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歐洲抵制中國的掃貨客，令人擔心，可能會在中國人抵制歐洲貨之先，連日本有許多店舖，也寫明恕不做中國人的生意。此一常識，等糞青們上了廁所之後，可能會回復神智的。

話又說回來，香港在曾蔭權爵士領導下，是一座國際城市，香港人崇尚和平，也最愛歐洲日本名牌。LV在香港擴充營業，剛在尖沙嘴開了一座全新的旗艦店，裝修豪華，設計新穎，LV好，LV正，LV令您氣質高雅，儀表出眾，全港市民，千萬咪執輸，讓我們快樂消費，快D去尖沙嘴LV店買多D真版正貨喇！

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張五常（1997.05.23）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轉載

《信報》五月三日的社評，題為《墨守成規不可取，離經叛道有可為》的，題目有吸引力。細讀內容，是描述一套走火入魔的新經濟學，忍不住要回應一下。



該社評的內容，是關於美國的一個名為聖信德（Santa Fe）的小市，創立了一個新的聖信德經濟學派，高手開始雲集，包括了曾經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這些都是聰明之士，IQ爆棚的。他們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科 技，高級的數學方程式，構成「非常」的「武器」，來對付「非常的課題」。社評又說，這「非常課題」的答案，是「千百萬股民夢寐以求」的。



「求」什麼？求發達也。聖信德學派的天才高手，當然也是股民，也想發達。



據社評所說，對那「非常課題」，「聖信德有了初步解釋」！據我所知，可惜的就是「初步」，因為到今天，聖信德的天才，離發達之期尚遠！我個人的估計，大約還要等三億年。



有了答案就可以大發其達的「非常課題」是什麼呢？是「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無法理解的一些現象，如股市投機泡沫的出現和破裂等」。類似的「非常課題」，三十四年前我和幾位同學也研究過。今天重聽，忍不住哈哈大笑，曰：「一字都冇咁淺也！」我這樣說，是有不膚淺的哲理的。



一位IQ爆棚的朋友，凡事都說淺、淺、淺的，有一次我考他一考，問：「『弌』字是什麼字，其意為何？」他想了很久，想得面紅耳赤，總是答不出來。我以安慰語氣對他說：「『弌』者，『一』也；《壹週刊》之《壹》也；『一字都冇咁淺』之『弌』也！」



「一」字當然是淺的。但假若你走火入魔，用上連字典也不容易找到的「弌」字，那麼就算你天才絕頂，充其量只可以自欺欺人，說穿了，既不高深，也不絕妙，只能令人啼笑皆非而已。



經濟學上有好些不能（其實是不容易）解釋的「非常」現象，可不是因為這門學問的理論中看不中用，要「發明」新的，而是因為世間的侷限條件千變萬化。經濟學 理論的有效運用，是先要準確地把有關的侷限條件研究、調查、鑑定、簡化。這是很艱巨的工程，與方程式的多少或深淺扯不上關係。就算是一些不是「非常性」 的、微不足道的經濟現象，一個經濟學高手，往往要窮一生之力，才能稍懂其侷限條件的結構。阿羅等人是數學天才，也是理論天才，但他們對世間的真實侷限條 件，卻沒有下過什麼功夫。



六十年代興起的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學說，是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因為交易費用是最重要的侷限條件。為什麼在此之前經濟學界對之視若無睹，是另外一 個話題；而後來經濟學界懶得去考查交易費用的侷限條件，轉向博弈理論（Game Theory）那方面的數學發展，又是另一個話題了。我認為，「懶」是人之常情，而這「常情」是這兩大話題的答案。



回頭說聖信德學派的「非常現象」，其解釋的困難，真的是「一字冇咁淺」。市場的訊息不僅費用奇高，而且訊息有真有假；更過癮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而不同訊息會落在有不同權利的不同的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與佛利民挑燈夜談，對他說：「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觀察，我對你多年來所倡導的控制貨幣發行量的政策，有所懷疑。我今天認為，回覆昔日的金本位制或 採用其它本位制，是可取的。你的貨幣理論絕對一流，問題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訊息費用，而準確的訊息差不多免費地落在有權力的人的手上，使他們可在市場大賭 幾手而成大富，外間的人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無可奈何，這些人不賭才怪！而這一賭也，可以使市場大起波動，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我跟著舉出匯率波動的例 子，利率波動的例子，股市波動的例子，指出在這些市場中，某些人可以有利可圖，因而增加了我們在外間認為是莫名其妙的大波動。



讀者不相信嗎？如果鄧小平還健在，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股市上大賭一手，你要買聖信德的眾多天才再加十倍勝出，還是買鄧小平這個連一條方程式也不懂的人勝出？



我們不容易解釋市場的好些現象，尤其是宏觀性的某些暴升暴跌的現象，是因為世界的侷限條件太複雜，而在這複雜的情況下，有些人在訊息上處於有利位置，可以 預先知道一些訊息而在市場大賭幾手而風花雪月去也。有些人處於另一種有利位置，可以製造新的侷限條件，或刻意而又成功地誤導市場。一些市民或股民，以為自 己有先見之明，又或者以為自己掌握到一些內幕消息，糊裡糊塗地下注；而其它的好些股民，本著那所謂「牛群直覺」，一窩蜂盲目地炒上炒落。



如果我們能知道複雜無比的訊息侷限條件的大概，而又知道這些訊息對不同的人的分佈，那麼「非常性」的市場現象，大學一年級的經濟學理論就可以解釋得很清 楚。但假若有無足輕重的人能深知上述的侷限條件，因而可以推斷市場的去向而準確地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由於這「準確下注」而改變了。



在市場因為沒有人能知道侷限條件的整體而引起的波動中，或然率往往使某些數據有連繫性的出現。這使好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按這連繫下注便有利可圖。歷史上，好 些人以這種下注方式賺過大錢，但其實是或然率讓他們在某波動時期吃到甜頭。但歷史上，這些「高手」也往往因或然率而破產收場。



股市上的所謂圖表派，是因為或然率容許有不盡不實的數據連繫而促成的。歷久以來，我稱「圖表派」為「風水派」。



聖信德學派是圖表派的絕頂高手。因為計算機的功能越來越了不起，市場的數據可以大量搬進計算機去，一按掣就大有可觀。這些高手不僅懂計算機，且數學高不可攀，又用上巧妙的假設，於是使人看來更是敬畏有加了。



問題是，這些天才忘記了科學方法的第一課。不管計算機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深湛，他們是以市場的數據來解釋市場。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了。在邏輯上，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說得清楚：最魯莽、最不負責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無意地以事實來解釋事實的那一類。此乃聖信德之類也。

陶傑短評：一竹篙打一船淫

藝員裸淫網洩事件，因日本傳媒跟捧，事件「國際化」，警方表現高度亢奮，警務處長頻頻發言，指「大量窩藏網絡淫照，可被視為有發放意圖」，繼而進一步收緊，指「即使藏有一幅不雅圖片，亦有可能犯法」，繼而掀起抓捕風潮。

藏有大量網淫照片，即有「發放意圖」，警務處長要補充的是：如果此一「大量」圖片，屬於自拍形式，儲藏在自拍者本人的電腦之中，則警方會不會拘捕淫照的主角兼電腦的物主，即使這位當事人是一名藝人？

因為藏有自拍淫照者，本身正是具有「發放意圖」的第一嫌疑犯。警務處長受過刑警偵緝訓練，不可能不知道：一旦遇到有人上門舉報兇殺案，全世界的警探，都會首先鎖定報案人為第一疑兇。世上所有的雨衣露體狂，都以其身體的某部份為傲，在橫街窄巷，向路過的單身女子主動掀衣發放，分享自豪感，因此，染上自拍癮的慾海男女，不分職業，尤以在水銀燈下最易陷入自戀的演藝人士，如發現其電腦或手機藏有本人的裸淫影像物品，警方是否應優先拘捕？

但這樣一來，警方又威脅了影藝人的「創作自由」，因為影藝人自拍的裸淫物品，多講究攝影、燈光、角度與一般暗瘡電車男自我裸拍藝術水準自然超班，警務處長「一竹篙打一船淫」，如此亢奮，怎怪得港人當初反二十三條呢？

小風波 (陶傑)

藝人的裸淫照被人上了網，有什麼大新聞價值？十多年前，史泰龍當四級片演員的圖片就上了網，畢比特的裸照也上了網，未見美國的FBI舉國出動，要抓幕後黑 手，因為根本不需要。

為什麼？因為照片如果是假的，用一個人頭貼在一具身體上面，當事人可以發一通聲明，一笑置之。

美國總統布殊和國務卿萊絲亦曾遭「移花接木」，出兵伊拉克的時候，惡作劇者把兩個男女的裸身接上兩人的肖像，像做愛的樣子，兩位領袖一點反應也沒有。

如果照片是真的，那麼在邏輯上，就要問一個問題：裸照淫圖，是不是有歹徒用手鎗指著迫拍下，為了勒索不遂，然後在網上傳播？如果是這樣，藝人才是百分之百 的受害人，不分知名度，都是嚴重的刑事案。

如果沒有人威迫，照片是自己私下尋找樂趣，用手機拍下，這種自戀行為，當事人一早就該警惕：萬一手機丟失，電腦出問題，照片就有可能公開流傳。一對油尖旺小情侶可以在床上玩自拍，在社會上有點知名的人，玩同樣的遊戲，自己承擔後果。

因此，如果照片是真的，第一個要追究責任的，是玩自拍製造這些照片的人。即使要找人拍裸照玩自戀，攝影師畢竟是外人，今天稱兄道弟，明天鬧翻了，底片一樣 可能外洩。一個藝人，如果成熟一點，自拍或由死黨拍下這些照片的時候，必定會計算其中風險。

你自己率先把「私隱」拍下來，在這個高科技世界，就要想到有沒有可能有一天「私隱」會上了網。最 保險的辦法：越是「名人」，越不要玩這等無聊遊戲。如果戴安娜跟她的埃及男友一起拍了幾張床上照，照片在雅虎公開了，只要圖片是真的，你看見了，也不會大罵做手腳的人「無良」的，你只會：A，跟全世界的人一起評頭品足圖中男女的身材；B，嘲笑戴安娜，跟那個埃及佬做愛就做愛，拍下來做什麼？真是傻豬。

幾張藝人圖片上網，全城起哄，是一個不成熟的社會集體躁狂的行為。華文傳媒頭版炒作，警方大為緊張，還要求國際刑警協助，這種「警方」也心智不成熟。議員街頭被毆，沒有真正破案，政治白色恐怖，無能為力，「警方」跟著偶像fan屎的咆哮團團轉，太孩子氣了。日本傳媒跟進炒作，助長了當事人自我放大的錯覺，把香港警方嚇死，更像天快塌了的樣子，日本仔呀，你真鬼！

星期天休息：資訊不是知識，消費者不是讀者

陶傑

一家「老牌」出版社倒閉，所謂「集體回憶」，又陷一城。該出版社當年以出版「袋裝書」開創本地風氣，名噪一時。「袋裝書」的風俗，抄仿自日本，因為日本人在東京地鐵上班，閱讀風氣濃盛，喜歡一面乘車，一面閱讀，日本「岩波文庫」，即為袋裝書出版之代表。中華民國時代，出版家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亦屬小巧玲瓏，書身籤長，一本裝在當年寬敞的唐裝口袋裏，尚有餘空，還裝得下一支鋼筆、一盒墨水，另加一隻西洋袋錶。

香港的出版生意難做，因為香港的閱讀向來不成風氣。暢銷書多為炒股投資、湯水美容的天下，但這一類書籍，販賣者不屬「知識」，而是「資訊」。嚴格來說，閱讀（Reading）是很崇高的習氣，以書為目標，而書是傳播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訊（Information）。例如一具手機附贈的說明書，教導用者怎樣使用各樣按鈕功能，說明書羅列的是資訊，閱讀這冊說明書的，嚴格來說，不夠資格稱為一名「讀者」，只是一名「消費者」。同理，教導如何炒股票、怎樣湯水護膚的各類印刷物，嚴格來說，只是資訊的「說明書」（Brochure），而不是「書」（Book），偏偏華文的「說明書」卻又與書籍的一個「書」字雷同。閱讀說明書的人，有快速的功能目的，香港有許多以書籍形式出現的資訊手冊，不可以列為「讀者」，只是「用家」或「消費者」。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是時空心靈交流，在閱讀的同時，讀者與作者隔世相遇，擦肩而過，電光火石之間，共鳴交擊生輝。閱讀小說、哲學、聖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讀書而獲得知識和智慧，讀者像情人；看了一冊資訊的說明書，消費者像一名嫖客。

這就是香港今天沒有真正的出版業的理由。經濟暢旺的時候，「市場」講究聲色享受，炒股和護膚飲食的資訊固然流行；經濟衰退之際，消費者沒有餘錢，更缺乏買書的動力。香港人到底愛不愛「閱讀」？視乎「閱讀」和「讀者」的定義。香港沒有多少個「讀者」，但有許多「消費者」，而真正的閱讀，絕對不是消費，英國大學制度，副教授的職銜，就叫做Reader。這就是這家老牌出版社當前必定倒閉的理由。

全球華人共有十三四億，英語人口，不算印度，卻只有四五億，英文的出版物品，對世界的影響卻遠超華文。因為英文不像華文，全球大一統，沒有區域割據的毛病。一本《哈利波特》，在英國、愛爾蘭、新西蘭、加拿大，不同的國家，只要使用英語，都可以暢銷。

中文書籍不同，中國大陸的「漢語」，與台灣的文字，格調互相排斥；香港的中文，卻又摻入了地方方言的語法，為中台兩岸讀者所不明。中國語文經歷了「文革」的破壞、政治的污染，中國人半世紀以來開會學習、表態做報告，習慣了拖時間發言、打馬虎眼說話，形成「大陸式中文」的嚕囌冗長、沙石夾雜的「風格」。台灣則長年以「中華文化復興基地」自居，語文風格典雅。近年卻又因外交孤絕，身份困惑，知識飢渴，大量繙譯西洋典籍，變成學術詞彙浮誇充斥。香港的中文本來最直接乾脆，但文化傳統最薄弱，「本土意識」增長，形成有本地特色的港式中文。港台中三地的語文，暗中互為排斥，且不說中國大陸屬於政治上非民主的另一制，審查嚴苛，文字又有正簡體之爭，十三億人口的「閱讀市場」，連最基本的語文，從來沒有「統一」過。加上中國盜版偷竊產權成風，作者的書越暢銷，損失越大，版稅矇騙剋扣，這種粗糙的「市場」，不會誕生有國際水準的名家。

因此長期雄踞中文閱讀暢銷榜首的，長期以來是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的中譯，然後是在港台中三地中國語文市場中佔取了「最大公約數」的金庸。「讀書」和「獲得資訊」是兩回事，香港的出版業才經營困難。中國視書籍文化產業為政治意識的戰場，保護主義嚴密，對香港CEPA，可以惠及飲食、髮廊、卡拉OK娛樂場所、會計師行，從來沒有說歡迎香港的出版商進入大陸。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出版業，以文化的影響力而論，英文依然佔優，因為英語世界有出版自由、契約精神、尊重人文知識產權的一套優良制度。英美加澳各國，中產知識階層龐大，知識暢通無阻，寫作人才輩出。日本的岩波文庫，源自英國的企鵝文庫，袋裝面世，迎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思想的解放。有書籍，沒有內容，如同擁有印刷機，卻沒有堪可出版的經典。書籍和印刷機，只是硬件，作品本身才是軟件，活字印刷由中國人發明，十五世紀傳到歐洲，促成了歐洲黑暗時代結束，人文精神的解放，經典不必手抄，由僧侶鎖在修道院的藏經閣，而是知識廣佈民間，促成人權的覺醒，這就是時至今日，只有《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等暢銷全球華文市場而無阻，一舉把華文出版業打為英文出版業殖民地的理由。

觸鬚與皺紋 ~~陶傑

觸鬚與皺紋 ~~陶傑看

高清電視，中年女藝人的皺紋一清二楚，引起主婦師奶議論，成為社會話題。

然而，「高清」這門高科技，外國人發明，不是為讓觀眾數皺紋而設計的。人家看高清，看的是BBC的《天與地》，看日本NHK的自然紀錄片，看十月楓葉，焙色熟彩的層次，看四月櫻花的粉紫嫣紅，看雞蛋黃的落日在大漠黃沙的煙氛中徐徐墜落，看一隻甲蟲在春天的融冰裡破土而出。

高清這門視覺科技，是為了令人欣賞大千色相的神工鬼斧，禮讚生命景觀的萬般美態，而不是讓一群飲食男女的農耕觀眾，細數老去的偶像臉上的皺紋，看幾個藝人在喧紅俗綠的錄影廠裡張大嘴巴，爭舔垂吊在空中的菠蘿奶油包。

高清是為人類欣賞美而設，而不是為擁抱醜陋而發明。然而高清的歐美生產商到底是生意人，他們不介意你買來看什麼──看電視藝人的皺紋、煙燻的牙齒、口水花的泡沫都可以，只要肯付錢。

一百五十年前的「洋務運動」開始，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吧？以為只要肯花錢「進口」，例如一支艦隊，上面的鎗炮都齊全，從來沒有想過，買來的技術，盛載的是什麼樣的思想。

電腦網絡的發明，是為了自由的傳播；高清的誕生，是為了美景的分享。 但當這些玩意傳到了一個錯誤的社會，效果適得其反，用科技來箝制自由、傳播醜陋，以為這就是所謂現代化。

有了高清，不是問題，用高清來看什麼才是 ，一百五十年來沒有解決的疑難，再過一百五十年也不會有答案。 正如撥一塊西九龍的土地，搶先叫做「文化中心」一樣，以為文化真的像「芝麻開門」一樣，叫兩聲就有了，對世界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對日落的神工失去了敬畏，對破土而出的春綠覺得沉悶，那麼裝高清來看什麼？看藝人在一陣喧哄之中爭相吞吃從鼻孔掏出來的丸狀物？

當技器提供了高清，但思想卻處於高濁的狀態，有了最貴的金魚缸，裝一缸混水，是永遠出不了一條錦鯉的。沒有高清，一點也不是損失，除非看見哪個阿姐的皺紋，而享有無窮的快感。在遠方的原野，一隻甲蟲伸著觸鬚，在陽光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那根鬚正閃動著生命的頌歌。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國民黨的法幣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原為大清政府開設的官商合營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1904年開設的戶部銀行，由戶部出白銀四百萬兩為本；另外招私人入商股。中國銀行有發鈔，處理戶部賬戶的功能，是政府的準中央銀行(情況有點像97年前的匯豐）。而交通銀行，是由郵傳部開設，亦是官商合營，大部份資本來自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戶部銀行改為中國銀行，繼續其準中央銀行的特權。在北洋政府期間，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透過不斷發行新股，將原先的官股比例沖淡，到後來成為私人資本為主的私人銀行；希望逐漸擺脫受政府控制。

至國民政府北伐取得上海江浙一帶以後，宋子文向中國銀行借款建立中央銀行，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之後又以發公債入股中國、交通兩行，及行政手段，最終取回兩行的控制權。

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取消銀本位，改為發行"法幣"。法幣是Fiat Money與外匯掛鈎的貨幣，理論上可以換回英磅或美元。到了抗戰時期法幣的發行不受控，形成通脹。

金圓劵改革是將法幣換成金圓劵。實際上這已是國民黨的重施故技。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資治通鑒》節錄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
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

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星期天休息：亢奮與仇恨的亂世兩面觀

陶傑

台灣總統陳水扁下令拆除「大中至正」的牌匾，並勒令慈湖的蔣氏父子前總統移靈。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有刺殺的威脅，台灣的局勢越來越不像民主憲制，而是革命。

本來，台灣結束戒嚴，「民主之父」李登輝推動直選總統，民主憲政的建立，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革命。革命是極端的暴力行動，必須流血，台灣的民主本來不必流血，但以陳水扁治下的狀況，本土人排斥外省人的仇恨情緒越演越烈，民主缺少了寬容，就不是良好的民主，陳水扁如此激進，不要說招惹美國震怒，改變台海現狀，中國出兵攻台，照陳水扁的邏輯發展下去：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外省人是台灣的侵略者，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列為「外文」，只要民間情緒的時機成熟，台獨政權出現一名墨索里尼型的「魅力領袖」，會不會上演一場紐倫堡式的大閱兵，把中國而不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台灣公敵、把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公開焚燒，然後把外省人取消戶籍，強行驅趕出台灣，形成自排猶之後的另一場船民逃亡潮？

如此結果，不一定會發生，但以史為鑑，台灣的種種跡象，令人相信一個激進的時世即將降臨，法國大革命發展到後期，革命政府首先把巴黎協和廣場的國王路易十六銅像拆毀，迫使貴族大舉逃亡，最怪異的「革新」舉動，是把一年的十二個月，都當作羅馬教廷和舊政權的反動文化，一併修改。法國革命政府廢除元旦，把新年的一天，定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之日，新年由這一天算起，每個月硬性規定三十天。法國人天性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有十二個很美的名字，按照自然季節的特徵取名。秋分後的一月，叫做「葡月」，二月叫「霧月」，三月叫「霜月」，四月也就是平時的十二月，叫「雪月」，五月叫「雨月」，六月叫「風月」，七月即平時的三月春天，大地回春叫「芽月」；八月叫「花月」，九月叫「草月」，十月叫「穫月」，十一月叫「熱月」，十二月叫「果月」。廢除七天的一星期，改以十日的一旬計，每旬工作九天，第十天休息。每天劃為十小時，每小時一百分鐘，每分鐘有一百秒。新月曆盛行，社會秩序大亂，人民休息的時間少了，推行了兩年多就廢除，但到了七十年後的巴黎公社起義，又短暫復興。

凡以暴力推行的激進變革，就是革命。台灣的「去中國化」，離暴力只差一步，但改街名、改掉「中正機場」、移走「大中至正」，都有法國大革命的激烈，而無法國人的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至少十二個名字都充滿詩意，比起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把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把許多古老的中學改名為「一中」、「二中」，俱以數字取代，更富有想像力，這就是文化質素的高下之別。

激進的時代，社會氣氛只有歡樂和仇恨兩極。法國革命在恐怖時代，斷頭台的刀斧起落不斷，高舉的人頭血淋淋，街頭的革命群眾也載歌載舞，像一場永不落幕的嘉年華會。今日再聽法國的國歌《馬賽曲》，還能感受二百年前革命的激情亢奮。一場足球賽的勝利狂歡，往往轉化為球迷暴亂。香港不但出現對議會異見人士的文革批鬥，掀起「漢奸」風暴；在中國大陸，電影《色，戒》的賣座，導演也被網絡憤青指為「漢奸」，只要一名政治強人崛起，一聲號令，像文革期間毛澤東評定華語片《清宮秘史》，把一齣戲定為「賣國主義毒草」，則不但導演，參加演出的演員，幕後的攝影師、配樂師、燈光師，還有推許這部電影為佳作的影評人，全部可以成為「人民公敵」，以史為鑑，警惕一個激進的亂世來臨，可幸這種赤熱的風暴，不會突如其來，以前必有種種徵兆，尤以一個缺乏理性思維文化的國家或社會，更易潛留此一隔代的病毒。這也是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許多中產人士辦理移民外國，無論回流與否，所擁有的永遠是一張不會過時的安全網的歷史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