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恆指衝破三萬點，據說聖誕後將會高達三萬三千。中國概念極為強大，如此形勢大好下去，明年八月北京世運會之前，指可以高達五萬。大學生用幾萬元本錢炒股，炒出三百多萬元的奇跡，中港股市一片高度亢奮，令人欣喜。
全民股瘋，出現在一個耕田種菜的古老農業國家，加上十三億人口，由一個寡頭政體統治，有權力的人，即可任意圈地，佔奪資源，點鐵成金，如此重大的巨變，人類六千年來從未有過，難怪歐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等看一個有趣的結果。
十九世紀英國蘇格蘭作家麥凱（Charles Mackay），有一本流行書，名題很長，叫做《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搜集了歐洲歷史上許多民間大愚昧和群眾大瘋狂的事件。市場經濟的重大情節，包括十八世紀初的「南海公司泡沫」和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炒賣狂潮」。所謂南海公司，是一家英國的上市企業，聲稱與西班牙政府達成協議，將可壟斷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地所有礦產、煙業、香料等資源貿易。南海公司的老闆是一個叫哈利的特權貴族。當時西班牙因爭奪皇室繼承權爆發戰爭，歐洲各國皇室都想扶植自己的血裔代理人，因為誰能影響西班牙的皇權，誰就可以擁有南美洲這片資源新大陸。除了法國和奧地利，英女皇安妮對西班牙的皇權也有染指的興趣，南海公司即向市場放出消息：一旦戰爭塵埃落定，南美洲市場即歸南海所有，一年之內，股價由一百鎊增至一千鎊，後來歐洲開始放售，又傳出南海公司高層詐騙消息，馬上暴跌，股民瘡痍遍地。
「鬱金香風暴」卻更為離奇。鬱金香花種由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帶進奧地利維也納，一時中產階級爭相栽種，引為品味時尚。荷蘭人率先炒賣，許多把土地莊園出售，用以種植鬱金香，鬱金香變成期貨，一種脆弱的植物，如何肩負起千金萬民的希望？幾年之後泡沫爆破，無數「愛花人」傾家蕩產。但荷蘭今日仍是鬱金香之國，英文這個詞：Tulip，源自土耳其語Turban，就是伊斯蘭教民的頭巾，用以形容大瓣鬱金香的外貌。
麥凱的這冊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史實的敘述，在於把許多愚昧的集體瘋狂事件的歸納──他認為，集體瘋狂不限於對市場財富的追求，一枚銅幣有兩面，歐洲人的集體瘋狂，除了追捧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的期貨，還有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的獵巫。
麥凱認為：對於泡沫財富的瘋狂追求，與全民受煽動之下的血腥屠戮，在人性的情緒之中，貪婪和仇恨，都屬同一根源。
以麥凱的結論，中國六十年來的民間躁動，由昔日「文革」到今日的股瘋，動力的性質都一樣：「文革」出於對一名領袖神諭的崇拜，股瘋則是股民對「股票專家」和「市場分析員」的盲目跟從。「文革」時代，全民都聆聽毛語錄和「革命歌曲」的廣播，毛澤東出了甚麼「最新指示」，全國各地，敲鑼打鼓慶祝；股瘋時期，連清潔阿嬸都聆聽著收音機的股票消息，一有新股批售，全民爭奪認購表格，集體行為相當一致而相似。
「文化大革命」中的股票之王，自然是毛澤東這個神話。一九七六年毛死江囚，泡沫突然破滅，許多人窮一生的精神信仰，買進這個「毛股」，沒想到信仰幻滅，口瞪目呆，餘生創傷無限。還有一些人，則痛定思痛，學乖了，追捧其後湧現的許多政治股，包括不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買進趙紫陽，還是一九九七年大手買進董建華，只要及時套現拋售，還是可以大賺。
集體瘋狂的兩面，除了貪婪的狂歡，當然也有仇恨的迸爆。追求股票的泡沫，與追剿一個「人民公敵」，正負互見，都需要同等的情緒能量。
十字軍東征，一路屠戮生靈，除了是爭奪聖城的虛榮，就是對伊斯蘭異教的仇恨。中世紀獵巫運動，除了是宗教裁判所對聖經「釋法」的終極權威，還要民間對婦女的莫名敵意。貪婪和仇恨，發展到極端，都完全沒有理性，因此，恒指三萬點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勢力也掀起對一名議員歇斯底里的批鬥風潮，隱然還有阿拉伯世界的風格，對持異見者發出了暴力行動令。英國作家麥凱，對人性的虛妄，百多年前已經有如此準確的診斷，令人讚服。
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瘋，與遍地火刑的獵巫一樣，在歐洲早已成為歷史。在從來未經民主與科學洗禮的遠東農民社會，無論紅衞兵運動或股市的瘋狂，一些平庸的油畫、百年普洱茶葉的炒賣熱，卻無不折射著同樣的幻影。讀一點點歷史，就會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以預知一個地方滑向更大的集體瘋狂之前的種種徵兆，選擇一個文明而安全避難所。恒指衝破三萬點，香港卻出了幾個「漢奸」，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殺了之後，還有一大批「走資派」，相當於一大片「港英餘孽」。這不是一個清醒（Sanity)的年代，北冰洋正在融化，氣溫已在上升，你手上的中海油拋售了沒有？不要怕，下跌一千點，明天一定要反彈的，時鐘遠遠還沒有敲響十二下呢，還沒有到離場的時候，一場嗜血的狂歡舞會，或許才剛剛開始。
Sunday, October 28, 2007
Thursday, October 25, 2007
害怕人民 ／梁文道
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Sunday, October 21, 2007
星期天休息：極端世代的百年狼煙
民主會不會蛻變成極端，令政府「無法管治」？連日引發的討論，提升社會的品味，是一件有趣的事。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Wednesday, October 17, 2007
陶傑短評︰天國與地獄
民主的極端，會不會變成「不可管治」？「文革」時代的大陸「無法管治」，但毛澤東一人可以管治，今日的美國加州流行公投，也不是「無法管治」，而是「政府」漸漸變為多餘，加州的人民，真正實現了自我管治。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
Tuesday, October 16, 2007
陶傑短評：民主防範極端
「民主去到極端就變成文革」，特首失言，引起國際傳媒關注，幸好立時道歉止蝕，宣佈鄭重收回。
引發一場「民主是否等同文革」的辯論，協助港人「了解國家」，提升民智，也不是壞事，總好過天天看藝人在膠鞋上舔奶油、搶食嘩沙比的大賽。
「民主去到極端」，此一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民主不只是總統民選、國會普選，還包括司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還有新聞言論自由，不論國民的選票，還是總統的決策，也受到一個獨立超然的法院來制衡。「民主」本身就是有效防範「極端」的一套成熟的制度，所謂「去到極端」，這「去到」的過程，以民主本身的運作，並不存在。
民主會不會「去到極端」？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民主太脆弱，引發政變。第三世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都出現過。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北歐，民主從來沒有「去到」過一個政府無法管治的境地，因為連軍隊也國家化，服從民主憲政的約束。「民主去到極端」，在文明而理性的社會，根本不成為假設，但對於獨裁暴力基因強烈的落後地區，才會有此等恐懼，或有此等爭論，不過在人類學家眼中，民族的集體智商並不均等，雖然亞非第三貧劣世界，許多人刨尖了頭向西方白人國家拚命移民，但有的民族天生就戀慕獨裁統治。
也不奇怪，百花齊放，反令這個世界多姿多采。
引發一場「民主是否等同文革」的辯論，協助港人「了解國家」，提升民智，也不是壞事，總好過天天看藝人在膠鞋上舔奶油、搶食嘩沙比的大賽。
「民主去到極端」，此一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民主不只是總統民選、國會普選，還包括司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還有新聞言論自由，不論國民的選票，還是總統的決策，也受到一個獨立超然的法院來制衡。「民主」本身就是有效防範「極端」的一套成熟的制度，所謂「去到極端」，這「去到」的過程，以民主本身的運作，並不存在。
民主會不會「去到極端」？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民主太脆弱，引發政變。第三世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都出現過。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北歐，民主從來沒有「去到」過一個政府無法管治的境地，因為連軍隊也國家化，服從民主憲政的約束。「民主去到極端」，在文明而理性的社會，根本不成為假設，但對於獨裁暴力基因強烈的落後地區，才會有此等恐懼，或有此等爭論，不過在人類學家眼中，民族的集體智商並不均等，雖然亞非第三貧劣世界，許多人刨尖了頭向西方白人國家拚命移民，但有的民族天生就戀慕獨裁統治。
也不奇怪，百花齊放，反令這個世界多姿多采。
Sunday, October 14, 2007
蒼 蠅
(蔡瀾)
我不喜歡藐嘴女人，因為她藐嘴；至於四萬，我也不喜歡，因為她當英國人高官時，對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的嘴臉，完全不同。
英文有一句話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在魔鬼和深藍大海之間的選擇。」
四萬該是魔鬼，而藐嘴女人是深藍大海了。深藍大海，字面上很有詩意，其實是指惡毒、危險、陰魂永遠糾纏不清。
藐嘴女人其實只是執行上司的任務，人家叫她推惡法，就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是沒有人叫你看人低，沒有人叫你亂吠。當年的她，一副拿了雞毛當令箭的惡形惡相，這是雌性動物之中最下賤的行為。
好了，到外國打一個轉，寫了一篇論點不切實際、文章枯燥無味的文章，又再回來出風頭了。這種人，不出風頭，一輩子不死心的。
回來後，掃把頭不見了，雙頰多了兩塊橫肉，哭笑起來不會彈動，是否注射了什麼菌而殺死細胞？總之樣子愈來愈難看，從前的癡肥維園阿伯還有幻想，當今枯枯乾乾，阿伯們也不想光顧了。
本身不主張普選，就硬到底說不支持好了，至少人家也相信你有種。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養你的人內心裏一定提防。
改變的不止是髮型，還自稱支持民主。這種話，說來誰會相信呢？接受訪問時，還連聲道歉，說「希特拉也是透過民主選舉執政的」那些話講錯了。
那裏有人管你什麼希特拉不希特拉，香港人根本認為不關痛癢，要道歉也要道歉到著眼處，道歉希特拉的例子幹個鳥？
在電視上留下的藐嘴形象，一萬年後也抹煞不了，他媽的要道歉，就先道歉當年不應那麼囂張，傷害了香港人的心靈。這種人，非像蒼蠅一樣一拍拍死不可。
可能是近來減膽固醇藥吃得多，引起的副作用令我脾氣大了，否則這種東西，罵都多餘。
我不喜歡藐嘴女人，因為她藐嘴；至於四萬，我也不喜歡，因為她當英國人高官時，對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的嘴臉，完全不同。
英文有一句話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在魔鬼和深藍大海之間的選擇。」
四萬該是魔鬼，而藐嘴女人是深藍大海了。深藍大海，字面上很有詩意，其實是指惡毒、危險、陰魂永遠糾纏不清。
藐嘴女人其實只是執行上司的任務，人家叫她推惡法，就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是沒有人叫你看人低，沒有人叫你亂吠。當年的她，一副拿了雞毛當令箭的惡形惡相，這是雌性動物之中最下賤的行為。
好了，到外國打一個轉，寫了一篇論點不切實際、文章枯燥無味的文章，又再回來出風頭了。這種人，不出風頭，一輩子不死心的。
回來後，掃把頭不見了，雙頰多了兩塊橫肉，哭笑起來不會彈動，是否注射了什麼菌而殺死細胞？總之樣子愈來愈難看，從前的癡肥維園阿伯還有幻想，當今枯枯乾乾，阿伯們也不想光顧了。
本身不主張普選，就硬到底說不支持好了，至少人家也相信你有種。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養你的人內心裏一定提防。
改變的不止是髮型，還自稱支持民主。這種話，說來誰會相信呢？接受訪問時，還連聲道歉，說「希特拉也是透過民主選舉執政的」那些話講錯了。
那裏有人管你什麼希特拉不希特拉，香港人根本認為不關痛癢，要道歉也要道歉到著眼處，道歉希特拉的例子幹個鳥？
在電視上留下的藐嘴形象，一萬年後也抹煞不了，他媽的要道歉，就先道歉當年不應那麼囂張，傷害了香港人的心靈。這種人，非像蒼蠅一樣一拍拍死不可。
可能是近來減膽固醇藥吃得多，引起的副作用令我脾氣大了，否則這種東西，罵都多餘。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特首曾蔭權在電台突發表「民主文革論」，令人相當驚奇。雖然由特首辦聲明「澄清」，其效應恐怕不但難以驅除，更會成為曾蔭權政治生涯的污點。
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民主「發展到極端」的結果。剛剛相反，而是獨裁「發酵到極致」的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一個在野的政黨，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任何「候選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在紅衞兵的大批判之下沒有任何說一句話自辯的權利，全國跟隨遭受暴力揪鬥的學者、作家、畫家也沒有。
所謂「文革」，不是曾蔭權所說的「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而是「暴君掌握一切，人民不能說話」。毛澤東一人就是「政府」，他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死了，他要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來就遭殃，毛澤東這個「政府」，如何「無法管治」？「文革」時代，曾蔭權有幸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做官，當了沙田專員，否則如果這句話在「文革」的大陸私下說出口，遭到揭發，不槍斃也要勞改。
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政府」，是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為骨幹，其餘皆是極左派人物，聽命於一人，不是由七億人民以自由意志票選出來的管治機構。
所謂「人民掌握一切」，只是狂熱效忠的「紅衞兵」受毛澤東的極端思想洗腦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紅衞兵」是所謂「人民」，他們也無法自我主宰命運，因為毛澤東利用「紅衞兵」摧毀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地的「走資派」當權者，「紅衞兵」即兔死狗烹，一聲令下，紛紛下放到邊疆和農場。「紅衞兵」的組織部「五一六兵團」，即被打成「反革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他們之中有政治背景者，今日則成為貪官。
香港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新移民，曾特首下次巡區的時候，大可以「貼近群眾」，向新移民詢問「文革」的國情真相。
曾特首何以出此莫名其妙的言論？可能受到「不到台灣，還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大陸「笑話」的迷惑。中國政府指台灣的民主是「文革」：人民時時示威遊行，民進黨政府更改國民黨文化色彩的舊地名。指台灣民主為「文革」，是偷換概念：「文革」以毛澤東的神化為根本，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不但沒有推動個人崇拜，而且可以任意為傳媒公眾辱罵，不以為忤。「文革」爆發各地武鬥，並無一個民選的「國會」制止，台灣至少還有一個立法院，大小政策，俱由藍綠兩營投票決定。中國的「文革」，科技專家、學者和藝術家關押、迫瘋、迫死，學校停課，全國不事生產，但台灣的教育和產業運作如常，新竹科學園的高科技產品仍然行銷國際，支持國民黨的學者教授，還在各自的學術和研究崗位，只因為大陸市場開放，許多實業搬到大陸，經濟日漸掏空，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主票選總統的結果，香港沒有普選，廠家一樣北遷，不因為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中國的「文革」是毛澤東由「大躍進」和「反右」之後步步走上獨裁之後的惡夢，是中華民族繼承帝皇統治基因，而又在獨裁者個人崇拜極度恐怖下心理扭曲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悲劇。六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和江青一派，主張不斷「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派，主張經濟建設，兩派的主張，如果當時可以像台灣一樣票選公投，劉少奇像今日的馬英九一樣，也可以有拉票和演說的機會，又怎會有「文革」？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民主成熟的文明國家，何嘗發生過「文革」這等愚昧殘暴的浩劫？
這一切都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而是常識。香港的特首有此認知的謬誤，因為中國至今尚未為「文革」的極權基因根本清毒。曾蔭權先生聲稱要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想彌補這次失言，壞事變好事，如果有足夠的師資，不妨以在全港中學引介「文革十年史」的教育始，進而介紹學生研讀朱元璋的帝皇性格、明清的文字獄、旁及列寧的暴力革命，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血腥清洗，這就是「國民教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通識的第一步，行政管理是曾蔭權的強項，中國現代政治的現實，顯然非其所長，國民教育以此為起點，特區高官也更了解人情世故，不知曾特首有沒此勇氣否？
特首曾蔭權在電台突發表「民主文革論」，令人相當驚奇。雖然由特首辦聲明「澄清」，其效應恐怕不但難以驅除，更會成為曾蔭權政治生涯的污點。
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民主「發展到極端」的結果。剛剛相反，而是獨裁「發酵到極致」的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一個在野的政黨，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任何「候選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在紅衞兵的大批判之下沒有任何說一句話自辯的權利，全國跟隨遭受暴力揪鬥的學者、作家、畫家也沒有。
所謂「文革」，不是曾蔭權所說的「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而是「暴君掌握一切，人民不能說話」。毛澤東一人就是「政府」，他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死了，他要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來就遭殃，毛澤東這個「政府」，如何「無法管治」？「文革」時代，曾蔭權有幸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做官，當了沙田專員，否則如果這句話在「文革」的大陸私下說出口，遭到揭發，不槍斃也要勞改。
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政府」，是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為骨幹，其餘皆是極左派人物，聽命於一人，不是由七億人民以自由意志票選出來的管治機構。
所謂「人民掌握一切」，只是狂熱效忠的「紅衞兵」受毛澤東的極端思想洗腦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紅衞兵」是所謂「人民」，他們也無法自我主宰命運，因為毛澤東利用「紅衞兵」摧毀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地的「走資派」當權者，「紅衞兵」即兔死狗烹，一聲令下，紛紛下放到邊疆和農場。「紅衞兵」的組織部「五一六兵團」，即被打成「反革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他們之中有政治背景者，今日則成為貪官。
香港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新移民，曾特首下次巡區的時候，大可以「貼近群眾」，向新移民詢問「文革」的國情真相。
曾特首何以出此莫名其妙的言論？可能受到「不到台灣，還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大陸「笑話」的迷惑。中國政府指台灣的民主是「文革」：人民時時示威遊行，民進黨政府更改國民黨文化色彩的舊地名。指台灣民主為「文革」，是偷換概念：「文革」以毛澤東的神化為根本，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不但沒有推動個人崇拜，而且可以任意為傳媒公眾辱罵，不以為忤。「文革」爆發各地武鬥，並無一個民選的「國會」制止，台灣至少還有一個立法院，大小政策，俱由藍綠兩營投票決定。中國的「文革」，科技專家、學者和藝術家關押、迫瘋、迫死，學校停課，全國不事生產，但台灣的教育和產業運作如常，新竹科學園的高科技產品仍然行銷國際，支持國民黨的學者教授，還在各自的學術和研究崗位，只因為大陸市場開放，許多實業搬到大陸，經濟日漸掏空，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主票選總統的結果，香港沒有普選，廠家一樣北遷，不因為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中國的「文革」是毛澤東由「大躍進」和「反右」之後步步走上獨裁之後的惡夢，是中華民族繼承帝皇統治基因，而又在獨裁者個人崇拜極度恐怖下心理扭曲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悲劇。六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和江青一派，主張不斷「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派，主張經濟建設，兩派的主張，如果當時可以像台灣一樣票選公投，劉少奇像今日的馬英九一樣，也可以有拉票和演說的機會，又怎會有「文革」？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民主成熟的文明國家，何嘗發生過「文革」這等愚昧殘暴的浩劫？
這一切都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而是常識。香港的特首有此認知的謬誤，因為中國至今尚未為「文革」的極權基因根本清毒。曾蔭權先生聲稱要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想彌補這次失言，壞事變好事，如果有足夠的師資，不妨以在全港中學引介「文革十年史」的教育始，進而介紹學生研讀朱元璋的帝皇性格、明清的文字獄、旁及列寧的暴力革命，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血腥清洗，這就是「國民教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通識的第一步，行政管理是曾蔭權的強項，中國現代政治的現實，顯然非其所長，國民教育以此為起點，特區高官也更了解人情世故，不知曾特首有沒此勇氣否？
Friday, October 12, 2007
這個特首真羞家
曾蔭權以文革比喻極端民主就不能管治
2007/10/12, 週五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12日）以文化大革命做例子，表示當民主去到極端的時候，就不能管治。
曾蔭權今日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訪問時，被問到如何在民主發展、社會穩定和有效管治之間取得平衡，他回應指，在文化大革命時，人民掌握一切權力，就不能管治。他又表示，這是民主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來源：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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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文革踩民主 煲呔壞腦
【本報訊】香港回歸以來，有數以十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遊行集會方式，爭取香港早日實行普選，贏得海內外稱譽；可是，自稱支持民主的特首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竟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踩民主制度，指極端民主會帶來文革式的局面，破壞政府管治。有關言論一出，隨即引起市民及政界嘩然，炮轟曾蔭權「壞腦」兼無知，歪曲歷史。 記者：莫劍弦、林俊謙
曾蔭權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發展民主不能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昨日他出席港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向市民解釋施政報告。節目主持特別就施政報告詢問曾蔭權，他是否暗示民主發展會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
主持人更正反遭阻止
當時曾蔭權立即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這時主持人打斷他的說話，更正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極端民主的例子」，曾卻堅持自己沒有說錯，「（如果不是）那是甚麼？人民自己掌握權力！那就是民主的定義，如果你將民主推到極端的話。」他又以美國加州常為政策公投為例子，認為民主會破壞政府效率，「只要可以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並不會帶來有效率的政府。」
曾蔭權借文革踩民主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嘩然，紛紛聲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曾蔭權昨日的講話，反映他在政治和歷史上的無知，「當時中國冇民主，權力完全冇制衡，所以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呢件悲劇！香港人只係想爭取普選，普選點會導致文化大革命？」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民主代議政制並非暴民的表現，曾蔭權將文革與民主政制發展混為一談，要求他盡快澄清，「如果曾蔭權真係以咁o既心態去睇民主，我唔相信（佢）會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掌控國家命運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社會只容許毛澤東思想一種理論，「到最後，毛澤東一個人凌駕o係人民之上，係反民主o既極致，呢個同民主毫無關係，曾蔭權仲成日講國民教育，請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職工盟李卓人直指曾蔭權「壞腦」、「無知」，因為《基本法》也容許港人有民主，「佢咁講，咪即係話《基本法》導致香港有文革？」他指曾言論，「仲衰過當年葉劉話，希特拉都係民主制度選出黎o既講法」。
立法會兩大保皇黨昨日即時與曾蔭權的「文革言論」劃清界線。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回應時表示，她個人難以將民主及文革扯上關係，相信社會希望發展民主的過程是平穩進行，「我相信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呢種講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未有詳細聆聽曾蔭權的言論，不想評論，「o係內地，文化大革命係一次好深刻o既教訓，對國家o既損害係非常之大！」
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後「補鑊」表示，曾蔭權所指，是港人需要有一個最適合本港的普選模式，和一個可進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
不少市民不滿曾蔭權的言論。曾經歷文革的聽眾阮小姐晚上致電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炮轟煲呔的言論「侮辱自己智慧」，因文革是由獨裁者造成，並非民主造成；張先生說特首是想將文革套入民主，打擊民主。有市民來電本報指，對曾蔭權的言論十分憤怒，將投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方安生一票。
特首辦涉干預亞視新聞
據了解，特首辦對傳媒處理曾蔭權的報道相當緊張，更直接致電亞視新聞部，批評其報道手法「偏頗」。亞視高級副總裁關偉否認新聞部接過有關電話及受到干預，「但特首辦有冇搵過個別同事就要再了解。」
亞視傍晚6時新聞，以頭條報道曾蔭權有關言論，主播在導言提及學者批評曾蔭權對文革歷史認識不深；其中一段報道，由學者蔡子強評論，指曾的言論跟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當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選出來，同樣有災難性效果。到夜上11時新聞，已沒有播出蔡子強的評論及文革歷史。
曾蔭權電台對話節錄
Host :
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 … … … … … … … … … … …
Host :
But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電 台 第 三 台 節 目 《 Chief Executive Phone-in 》
拆局
染紅以洗港英遺臣形象
特首曾蔭權把民主比喻作文化大革命，有民主派人士直言不覺意外，因為自曾蔭權上台，不少左派人士不論明衰裏暗裏，批評這名前港英高官不懂國情，所以曾常在發言中為自己「染紅」，希望討好北京，再加上不少內地極左人士，私下常以文革批評民主派搞遊行，爭取民主，曾蔭權以為可以「有樣學樣」，結果吃了大虧。
學內地官場語言
該民主派人士說，曾上場後，由於不斷有親北京政界人士指他是港英舊官僚出身，不懂國情，所以曾十分努力洗刷形象，處處努力學習內地官場語言，希望為自己「染紅」，例如發言必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說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又模仿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先進發展觀，即為一例。
其實內地極左派，早已借文革批香港民主，當年內地護法許崇德，曾以民主派遊行人士以他的照片做示威牌，批評民主派以文革方式批評他，不少香港左派人士，也私下將民主派搞遊行，比作文革批鬥，只是他們深明若公開講這些話，必會如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城，遭人指罵，所以從不公開說。
2007/10/12, 週五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12日）以文化大革命做例子，表示當民主去到極端的時候，就不能管治。
曾蔭權今日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訪問時，被問到如何在民主發展、社會穩定和有效管治之間取得平衡，他回應指，在文化大革命時，人民掌握一切權力，就不能管治。他又表示，這是民主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來源：香港電台
*****
借文革踩民主 煲呔壞腦
【本報訊】香港回歸以來，有數以十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遊行集會方式，爭取香港早日實行普選，贏得海內外稱譽；可是，自稱支持民主的特首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竟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踩民主制度，指極端民主會帶來文革式的局面，破壞政府管治。有關言論一出，隨即引起市民及政界嘩然，炮轟曾蔭權「壞腦」兼無知，歪曲歷史。 記者：莫劍弦、林俊謙
曾蔭權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發展民主不能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昨日他出席港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向市民解釋施政報告。節目主持特別就施政報告詢問曾蔭權，他是否暗示民主發展會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
主持人更正反遭阻止
當時曾蔭權立即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這時主持人打斷他的說話，更正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極端民主的例子」，曾卻堅持自己沒有說錯，「（如果不是）那是甚麼？人民自己掌握權力！那就是民主的定義，如果你將民主推到極端的話。」他又以美國加州常為政策公投為例子，認為民主會破壞政府效率，「只要可以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並不會帶來有效率的政府。」
曾蔭權借文革踩民主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嘩然，紛紛聲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曾蔭權昨日的講話，反映他在政治和歷史上的無知，「當時中國冇民主，權力完全冇制衡，所以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呢件悲劇！香港人只係想爭取普選，普選點會導致文化大革命？」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民主代議政制並非暴民的表現，曾蔭權將文革與民主政制發展混為一談，要求他盡快澄清，「如果曾蔭權真係以咁o既心態去睇民主，我唔相信（佢）會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掌控國家命運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社會只容許毛澤東思想一種理論，「到最後，毛澤東一個人凌駕o係人民之上，係反民主o既極致，呢個同民主毫無關係，曾蔭權仲成日講國民教育，請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職工盟李卓人直指曾蔭權「壞腦」、「無知」，因為《基本法》也容許港人有民主，「佢咁講，咪即係話《基本法》導致香港有文革？」他指曾言論，「仲衰過當年葉劉話，希特拉都係民主制度選出黎o既講法」。
立法會兩大保皇黨昨日即時與曾蔭權的「文革言論」劃清界線。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回應時表示，她個人難以將民主及文革扯上關係，相信社會希望發展民主的過程是平穩進行，「我相信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呢種講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未有詳細聆聽曾蔭權的言論，不想評論，「o係內地，文化大革命係一次好深刻o既教訓，對國家o既損害係非常之大！」
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後「補鑊」表示，曾蔭權所指，是港人需要有一個最適合本港的普選模式，和一個可進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
不少市民不滿曾蔭權的言論。曾經歷文革的聽眾阮小姐晚上致電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炮轟煲呔的言論「侮辱自己智慧」，因文革是由獨裁者造成，並非民主造成；張先生說特首是想將文革套入民主，打擊民主。有市民來電本報指，對曾蔭權的言論十分憤怒，將投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方安生一票。
特首辦涉干預亞視新聞
據了解，特首辦對傳媒處理曾蔭權的報道相當緊張，更直接致電亞視新聞部，批評其報道手法「偏頗」。亞視高級副總裁關偉否認新聞部接過有關電話及受到干預，「但特首辦有冇搵過個別同事就要再了解。」
亞視傍晚6時新聞，以頭條報道曾蔭權有關言論，主播在導言提及學者批評曾蔭權對文革歷史認識不深；其中一段報道，由學者蔡子強評論，指曾的言論跟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當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選出來，同樣有災難性效果。到夜上11時新聞，已沒有播出蔡子強的評論及文革歷史。
曾蔭權電台對話節錄
Host :
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 … … … … … … … … … … …
Host :
But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電 台 第 三 台 節 目 《 Chief Executive Phone-in 》
拆局
染紅以洗港英遺臣形象
特首曾蔭權把民主比喻作文化大革命，有民主派人士直言不覺意外，因為自曾蔭權上台，不少左派人士不論明衰裏暗裏，批評這名前港英高官不懂國情，所以曾常在發言中為自己「染紅」，希望討好北京，再加上不少內地極左人士，私下常以文革批評民主派搞遊行，爭取民主，曾蔭權以為可以「有樣學樣」，結果吃了大虧。
學內地官場語言
該民主派人士說，曾上場後，由於不斷有親北京政界人士指他是港英舊官僚出身，不懂國情，所以曾十分努力洗刷形象，處處努力學習內地官場語言，希望為自己「染紅」，例如發言必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說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又模仿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先進發展觀，即為一例。
其實內地極左派，早已借文革批香港民主，當年內地護法許崇德，曾以民主派遊行人士以他的照片做示威牌，批評民主派以文革方式批評他，不少香港左派人士，也私下將民主派搞遊行，比作文革批鬥，只是他們深明若公開講這些話，必會如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城，遭人指罵，所以從不公開說。
Sunday, October 07, 2007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 12:00 am | 地球誕生 | 四十六億年 |
| 5:44 am | 淺海中出現首個細胞 | 三十五億年 |
| 6:47 pm | 海澡出現 | 十億年 |
| 8:21 pm | 第一種無殼生物在海洋出現 | 七億年 |
| 8:51 pm | 三葉蟲出現 | 六億年 |
| 9:23 pm | 脊椎動物出現 | 五億年 |
| 9:56 pm | 陸上開始有動物 | 三億九千五百萬年 |
| 10:50 pm | 哺乳類動物出現 | 二億二千五百萬年 |
| 10:58 pm | 恐龍統治地球 | 二億年 |
| 11:40 pm | 恐龍滅絕 | 六千五百萬年 |
| 11:58:48 pm | 人猿出現 | 三百萬年 |
| 11:59:24 pm | 人類文化誕生 | 一萬年 |
Monday, September 17, 2007
尼采的生命美學
沒有什麼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這個簡單的真理之上建立了所有美學，是美學的第一原理，只有人是美的。我們立即補上美學的第二原理—沒有人比頹喪的人便醜!!
人最後在事物中找出來的，不過是他早先曾經放入事物的東西。人認識世界的程度同人認識自己的程度密不可分—就是說人類揭示世界的深度同人類及其複習性的驚訝程度相一致。人除了通過自己此外再沒有通住世界的道路。
人最後在事物中找出來的，不過是他早先曾經放入事物的東西。人認識世界的程度同人認識自己的程度密不可分—就是說人類揭示世界的深度同人類及其複習性的驚訝程度相一致。人除了通過自己此外再沒有通住世界的道路。
Sunday, September 09, 2007
星期天休息：自由和創新的一場人鼠歡宴
星期天休息：自由和創新的一場人鼠歡宴
(陶傑)
迪士尼卡通《五星級大鼠》是今年暑假最賞心悅目的故事──一隻叫雷米（Remy）的老鼠，在法國的鄉間，不甘做一隻平凡的小動物。當牠的族群在地下水道和溝渠裏與垃圾為伍，雷米只讀了一本由名廚古士圖寫的烹飪書，妙想天開，只想吃人間的佳餚美食。牠流浪到巴黎，剛好古士圖已經羞愧自殺了，因為最近城中一位刻薄而嚴酷的食評家，把名廚的作品，從五星降了一級。
雷米在古士圖餐廳的廚房，陰差陽錯，結識了一個小廚工，小廚工被新來的廚師欺負，老鼠雷米就教他做最好的菜。古士圖的鬼魂義助小老鼠，矢志要重奪五星級大廚的美譽。最後，雷米和小廚工合作，還請來一批鼠族進廚房為回來挑毛病的食評家準備晚餐。
食評家一嚐之下，驚為天品，小廚工不敢居功，告訴食評家真相。食評家聽完之後，沉默下來，幾天之後，報紙刊出了他的評論：
「在人生的許多方面，當批評家是很輕鬆的行業。我們的風險很小，但總喜歡居高臨下，審斷呈獻到我們面前的作品。我們喜歡一窩蜂地指摘，寫得容易，讀得也歡。但在創作的大世界裏，被我們斥為末流的作品，往往比我們的評論更有價值。
評論家要蒙受的真正風險，是發現一件新作品，而且為新秀說好話。昨夜，我體驗了新的東西，從一個無法預料的高人，我享受了一頓美食。如果說這頓晚餐，以及那個廚子，挑戰了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太溫和的說法了。昨夜的經驗令我刻骨銘心。古士圖說過：『人人都可以當廚子』，我曾對這句話嗤之以鼻，但我現在總算明白其中的真義。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做偉大的藝術家，但偉大的藝術家可以出身任何角落。今天，在古士圖餐廳貢獻廚藝的一群，其出身之寒微，是難以想像的。但本欄認為：他們是法國最好的廚師。我將重臨這家餐廳，飢腸轆轆，期待吃得更多。」
這是一段很優美的散文，中譯不足以傳達原文樸實中的氣派：I have made no secret of my disdain for Chef Gusteau's famous motto: Anyone can cook. But I realize that only now do I truly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五星級大鼠》不止是一齣兒童卡通，還是卡通創作人的心聲。老鼠也可以當大廚，只要牠有才華和毅力。電影的主題不但切合創作，而且還能觸及行政管理和生意創業。老鼠本來住在地底的水溝裏，只有雷米有上進的志氣，正合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一句名言：「我們都住在陰溝裏，但其中一些人，會仰首望向星空。」
《五星級大鼠》最感人的角色，不是小老鼠雷米，也不是傻兮兮的少年廚工，而是這位胸襟宏大的食評家。對於新的創作、新的事物，食評家沒有教條，沒有包袱，也沒有嫉妒眼紅，這是法國美食評級機構米芝蓮全球權威的理由。只有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方有如此量度與新的題材，新的作品、新的風格，在封閉的社會必定遇到保守勢力的打壓。在電影裏，也有衞生局官員這樣的角色，收到告密，指廚房裏有老鼠，把餐廳下了封條，但食評家的裁決卻在衞生法律之上，為人間堅持了一點點公義。
《五星級大鼠》的文學和政治層次都很豐富。片中有一句很有趣的對白：「人類擅於創造，而鼠輩只管伸手拿來」（The human creates, and rats only take），這句話，應該代表了歐美的知識和科技產權今天廣受剽竊和仿冒的憤怒，言詞坦白，譬喻生動，令人叫絕。雖然又會傷害了某些民族的脆弱感情。《五星級大鼠》發行公映之際，正逢法國總統換屆，新總統薩爾科齊一改前任希拉克的作風，改行親美路線，考慮出兵伊拉克。《五星級大鼠》是美國出品，背景在巴黎，又以法國烹調美食為題，在美國和法國都大為賣座，堪為美法重修舊好、維持國際秩序，重度政治蜜月的一份賀禮。
最後當食評家品嚐了老鼠烹飪的名菜，不禁大為感動，想起了兒時母親在廚房裏的情景，大有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的情調。小老鼠雷米最後在巴黎的屋頂，看見滿城璀璨的燈海，此一場面更是向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致敬。──高老頭死後，小說男主角拉斯特納克去了高老頭的葬禮，在山崗上遠眺巴黎的一夜燈火，面對工業資本社會的繁榮，他暗叫一聲：「巴黎，我來了」。文學經典，牽動的情愁，今古都是一樣的。
在《五星級大鼠》的片末字幕中，幕後工作人員的名錄很長，編導美工、有美國人、法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偉大的藝術家都可以來自世界任何角落，這不是美國自由博大的立國精神嗎？如此動人的作品，也只有美國人才製作得出來，與法國文化相融。《五星級大鼠》贏盡大西洋兩岸的掌聲，在巴伐洛堤的歌聲消退的時候，今年的暑假盡了，令人在失落中猶為感慰。
(陶傑)
迪士尼卡通《五星級大鼠》是今年暑假最賞心悅目的故事──一隻叫雷米（Remy）的老鼠，在法國的鄉間，不甘做一隻平凡的小動物。當牠的族群在地下水道和溝渠裏與垃圾為伍，雷米只讀了一本由名廚古士圖寫的烹飪書，妙想天開，只想吃人間的佳餚美食。牠流浪到巴黎，剛好古士圖已經羞愧自殺了，因為最近城中一位刻薄而嚴酷的食評家，把名廚的作品，從五星降了一級。
雷米在古士圖餐廳的廚房，陰差陽錯，結識了一個小廚工，小廚工被新來的廚師欺負，老鼠雷米就教他做最好的菜。古士圖的鬼魂義助小老鼠，矢志要重奪五星級大廚的美譽。最後，雷米和小廚工合作，還請來一批鼠族進廚房為回來挑毛病的食評家準備晚餐。
食評家一嚐之下，驚為天品，小廚工不敢居功，告訴食評家真相。食評家聽完之後，沉默下來，幾天之後，報紙刊出了他的評論：
「在人生的許多方面，當批評家是很輕鬆的行業。我們的風險很小，但總喜歡居高臨下，審斷呈獻到我們面前的作品。我們喜歡一窩蜂地指摘，寫得容易，讀得也歡。但在創作的大世界裏，被我們斥為末流的作品，往往比我們的評論更有價值。
評論家要蒙受的真正風險，是發現一件新作品，而且為新秀說好話。昨夜，我體驗了新的東西，從一個無法預料的高人，我享受了一頓美食。如果說這頓晚餐，以及那個廚子，挑戰了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太溫和的說法了。昨夜的經驗令我刻骨銘心。古士圖說過：『人人都可以當廚子』，我曾對這句話嗤之以鼻，但我現在總算明白其中的真義。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做偉大的藝術家，但偉大的藝術家可以出身任何角落。今天，在古士圖餐廳貢獻廚藝的一群，其出身之寒微，是難以想像的。但本欄認為：他們是法國最好的廚師。我將重臨這家餐廳，飢腸轆轆，期待吃得更多。」
這是一段很優美的散文，中譯不足以傳達原文樸實中的氣派：I have made no secret of my disdain for Chef Gusteau's famous motto: Anyone can cook. But I realize that only now do I truly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五星級大鼠》不止是一齣兒童卡通，還是卡通創作人的心聲。老鼠也可以當大廚，只要牠有才華和毅力。電影的主題不但切合創作，而且還能觸及行政管理和生意創業。老鼠本來住在地底的水溝裏，只有雷米有上進的志氣，正合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一句名言：「我們都住在陰溝裏，但其中一些人，會仰首望向星空。」
《五星級大鼠》最感人的角色，不是小老鼠雷米，也不是傻兮兮的少年廚工，而是這位胸襟宏大的食評家。對於新的創作、新的事物，食評家沒有教條，沒有包袱，也沒有嫉妒眼紅，這是法國美食評級機構米芝蓮全球權威的理由。只有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方有如此量度與新的題材，新的作品、新的風格，在封閉的社會必定遇到保守勢力的打壓。在電影裏，也有衞生局官員這樣的角色，收到告密，指廚房裏有老鼠，把餐廳下了封條，但食評家的裁決卻在衞生法律之上，為人間堅持了一點點公義。
《五星級大鼠》的文學和政治層次都很豐富。片中有一句很有趣的對白：「人類擅於創造，而鼠輩只管伸手拿來」（The human creates, and rats only take），這句話，應該代表了歐美的知識和科技產權今天廣受剽竊和仿冒的憤怒，言詞坦白，譬喻生動，令人叫絕。雖然又會傷害了某些民族的脆弱感情。《五星級大鼠》發行公映之際，正逢法國總統換屆，新總統薩爾科齊一改前任希拉克的作風，改行親美路線，考慮出兵伊拉克。《五星級大鼠》是美國出品，背景在巴黎，又以法國烹調美食為題，在美國和法國都大為賣座，堪為美法重修舊好、維持國際秩序，重度政治蜜月的一份賀禮。
最後當食評家品嚐了老鼠烹飪的名菜，不禁大為感動，想起了兒時母親在廚房裏的情景，大有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的情調。小老鼠雷米最後在巴黎的屋頂，看見滿城璀璨的燈海，此一場面更是向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致敬。──高老頭死後，小說男主角拉斯特納克去了高老頭的葬禮，在山崗上遠眺巴黎的一夜燈火，面對工業資本社會的繁榮，他暗叫一聲：「巴黎，我來了」。文學經典，牽動的情愁，今古都是一樣的。
在《五星級大鼠》的片末字幕中，幕後工作人員的名錄很長，編導美工、有美國人、法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偉大的藝術家都可以來自世界任何角落，這不是美國自由博大的立國精神嗎？如此動人的作品，也只有美國人才製作得出來，與法國文化相融。《五星級大鼠》贏盡大西洋兩岸的掌聲，在巴伐洛堤的歌聲消退的時候，今年的暑假盡了，令人在失落中猶為感慰。
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07
Friday, August 31, 2007
無題 李商隱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帷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帷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Sunday, August 19, 2007
死要面子，不要臉
死要面子，不要臉 ~~陶傑
2003年4月17日 (四) 明報
中國散播瘟疫，因為最初刻意隱瞞災情。廣東省的官員說「疫症是從香港傳過來的」，中國官員說﹕「至今還沒有死過一個外國人」，都是為了維護面子。但家醜外傳，全球譴責，黃禍恐慌，最後卻搞得很不要臉。
中國南開大學民國時代的校長張伯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
面子和臉，英文是同一個Face，對於中國人卻是兩回事。魯迅筆下的阿Q當眾挨打受辱，很丟臉，被打完之後，一句「兒子打老子」，丟臉之後，就以為保住了面子。
瘟疫升級為國際醜聞，就是「保面子」與「丟臉」的衝突。香港在成為疫區、遭到各國制裁之後，香港人反而記起了英治時期英國人教導了一百多年的衛生觀念﹕不要吐痰，不要養蟑螂老鼠，這又應了林語堂說過的一句話﹕「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
中國官員龍永圖不滿香港傳媒報道真相，說一個城市「感染五十萬人才算嚴重」。以「非典型肺炎」救活率有九成計，即共死亡五萬人，才算嚴重。眼見香港的醫護人員捨身救人，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留下來的醫療制度，不但不是「計時炸彈」，而且是一道人道的安全網，此情此景，也似曾相識——中國民國時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有一次出國開會，聽見外國專家說了一句話﹕「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只有人命」。他回國後，很有感觸，說﹕「你卻不可以作片面的觀察。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裏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她的小生命。這偉大的慈愛與冷酷的無情如何可以並立共存﹖中國要到什麼時候可以翻身﹖要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中國才站得起來。」
我時時在本欄評論中國，很傷了一些現代中國義和團分子的民族感情，他們的反應失去理性。雖然傷害這些人的感情，確實是我的樂趣之一，但為了協助他們增廣見聞，只有引述中國百年文化人的金句，證明「罵中國人」的灼見，至今有效。
今天，特區成為「面罩港」，連董婆也穿上太空衣，以小丑姿態娛人，就像「愛國新聞記者」鄒韜奮說的﹕「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睜眼飽看以國事為兒戲的一幕過了一幕的滑稽劇。」
中國人沒有了面子，也丟了臉，但幸好，香港的中國人還有面罩。
2003年4月17日 (四) 明報
中國散播瘟疫，因為最初刻意隱瞞災情。廣東省的官員說「疫症是從香港傳過來的」，中國官員說﹕「至今還沒有死過一個外國人」，都是為了維護面子。但家醜外傳，全球譴責，黃禍恐慌，最後卻搞得很不要臉。
中國南開大學民國時代的校長張伯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
面子和臉，英文是同一個Face，對於中國人卻是兩回事。魯迅筆下的阿Q當眾挨打受辱，很丟臉，被打完之後，一句「兒子打老子」，丟臉之後，就以為保住了面子。
瘟疫升級為國際醜聞，就是「保面子」與「丟臉」的衝突。香港在成為疫區、遭到各國制裁之後，香港人反而記起了英治時期英國人教導了一百多年的衛生觀念﹕不要吐痰，不要養蟑螂老鼠，這又應了林語堂說過的一句話﹕「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
中國官員龍永圖不滿香港傳媒報道真相，說一個城市「感染五十萬人才算嚴重」。以「非典型肺炎」救活率有九成計，即共死亡五萬人，才算嚴重。眼見香港的醫護人員捨身救人，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留下來的醫療制度，不但不是「計時炸彈」，而且是一道人道的安全網，此情此景，也似曾相識——中國民國時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有一次出國開會，聽見外國專家說了一句話﹕「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只有人命」。他回國後，很有感觸，說﹕「你卻不可以作片面的觀察。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裏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她的小生命。這偉大的慈愛與冷酷的無情如何可以並立共存﹖中國要到什麼時候可以翻身﹖要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中國才站得起來。」
我時時在本欄評論中國，很傷了一些現代中國義和團分子的民族感情，他們的反應失去理性。雖然傷害這些人的感情，確實是我的樂趣之一，但為了協助他們增廣見聞，只有引述中國百年文化人的金句，證明「罵中國人」的灼見，至今有效。
今天，特區成為「面罩港」，連董婆也穿上太空衣，以小丑姿態娛人，就像「愛國新聞記者」鄒韜奮說的﹕「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睜眼飽看以國事為兒戲的一幕過了一幕的滑稽劇。」
中國人沒有了面子，也丟了臉，但幸好，香港的中國人還有面罩。
Sunday, August 12, 2007
星期天休息：命意壯闊進取 構想奇幻多姿
陶傑
政府智庫提出合建「港深都會」的建議，號稱十三年後超越倫敦、趕上紐約，其措詞之宏偉，直迫董建華時代的「超級曼哈頓」之流，令人紛紛揣測，是否假大空的遺傳基因在壓抑了幾年之後再度發作？
可惜此一報告，基本概念已經含糊不清：既不是「合併」，也不是「合作」，而是稀鬆的「合建」，在人類現代城市建設史上，聞所未聞。
所謂港深都會的「十項政策建議」，其中不乏抽象而重疊的概念，例如第五項的「打造中國首個頂級國際大都會」，是口號，而不是政策，與第六項「經營港深都會品牌」並無不同。第八項「港深創新圈」，認同「政府層面建立合作機制」，現時已經有了；「創造良好的科技創新和營商環境」，這一條，不必甚麼港深合建，大陸許多城市如上海、寧波、武漢、廣州，莫不以此為目標。至於第十項之「可持續發展」，指明「建立港深環保協調機制」；如果發現香港的天空污染，要求深圳關閉那邊的工廠，動手之後，造成的失業動亂和經濟損失，責任誰負？香港這一邊如何分擔？
凡此種種，只見偉大的概念，如何執行，正如這份「政策建議」的負責人說的：「須商討未來合作細節」。問題正在於「細節」二字。比起港深合併，港珠澳大橋的合併規模小得多，單Y或雙Y的啣接，也簡單得多，卻就是有大量「細節」至今還沒有解決。細節就是利益、細節就是權力、細節就是政治、細節就是障礙，一切偉大的理念都不值錢，只有能執行的理念才值錢，港深兩地的政府是不是親密無間如兄弟一樣的友恭，哥哥賺了錢，讓弟弟分一半；弟弟新婚，也讓哥哥先洞房？以中國歷史上的內鬥和散漫傳統慣性，令人相當存疑。
雖然西諺有說：「沒有人是一座島」，但港深兩地，有甚麼非「合建」不可？香港和深圳不是兩家商業公司，而是地理上的兩個政府。兩地除非面對威脅生存的共同的競爭威脅，否則並無結盟的理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斯（Thucydides）論地中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人類最古老的歷史論著，公元前五世紀就結論：「共同的恐懼是結盟的唯一實在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共同對付納粹，反共的英美，可以與共黨蘇聯結盟，直到共同威脅解除，方再互相為敵。
除非珠海、蛇口宣佈有意與澳門合併，港深兩地並無共同威脅，行政上的併購，缺乏誘因。餘下的可能，就是出於迫切的市場利益，像公司一樣合併。
然而在經濟世界，公司併購必定是強弱懸殊的遊戲，例如匯豐收購米特蘭銀行，米特蘭這副招牌沒有了，電腦霸主IBM併購FileNet，從此兩副招牌也「統一」為IBM了。所謂港深不是合併，也不止於合作，而是「合建」，「合建」之後，改不改名？稱為「深港城」還是「港深城」？其中必有中國式的面子之爭。拍拖成功，先友後婚，兩地的「合建」，到底「合」向何方？最終貨幣是否以港幣為主流，法制是否應由深圳主動大修，漸改行香港英式的普通法？
真有此等傷筋錯骨的改動，最終港深必成立聯合政府，就是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等同香港把深圳吞掉，也就是「外國勢力」的橋頭堡進一步向中國大陸的蠶食，中央人民政府又會作何感想？
由此可見，「港深合併」的大計，比甚麼「高科技港」、「中藥基地」之類，更為空洞抽象，更為「大膽進取」，想像力更為豐富。十項「政策建議」，有六七項都是虛的，只有「放寬深圳二百萬戶籍居民通行證入境」最為實在，但二百萬人來港既一不能就職，二不享有香港福利，來香港有何吸引。難道每年「六四」和「七一」，為了享受香港的「自由空氣」，趕來香港參加遊行示威，以示「與國際接軌」之樂？二百萬人流，如何防止「戶籍」之偽造，市場人力成本，水向低流，大量黑工流入香港，把香港本無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金進一步壓下去？連接港深機場航線的利益如何分治？凡此種種「細節」，一旦坐下來談，每一項都可以成為曠日持久的一場馬拉松。
這個超級玫瑰園大計，設想奇幻多姿，當然，任何新生意念，都應該鼓勵愛護，不應該「一棍打殘」；五百年前，西方也沒有人向教廷提出登陸月球的計劃，達文西手畫的飛機藍圖，不是最終也實現了嗎？政府這個智庫的多位智囊，或許都有當年達文西的想像和遠見，對於港深合建國際大都會之說，其他許多人或嘖嘖稱奇，或冷嘲熱諷，也可能是他們太過保守平庸，代表一股閉關自守的反動落後的大香港沙文勢力。所謂「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個世界沒有不可能的事，有志者事竟成，港深國際大都會之說，確實令人振奮流淚。但萬一扯談下去，漏洞越來越多；中央人民政府一聲不響，臉色越來越不對勁，加上許多小人打小報告，指資本主義老奸巨猾的香港，企圖誘拐探圳這個潔白純真的少女，建立珠三角的獨立王國，那時特首就應該及時與這個奇想劃清界線，聲明此一「智庫」，與政府並無行政從屬和金錢僱傭的關係，否則煩惱無窮。
政府智庫提出合建「港深都會」的建議，號稱十三年後超越倫敦、趕上紐約，其措詞之宏偉，直迫董建華時代的「超級曼哈頓」之流，令人紛紛揣測，是否假大空的遺傳基因在壓抑了幾年之後再度發作？
可惜此一報告，基本概念已經含糊不清：既不是「合併」，也不是「合作」，而是稀鬆的「合建」，在人類現代城市建設史上，聞所未聞。
所謂港深都會的「十項政策建議」，其中不乏抽象而重疊的概念，例如第五項的「打造中國首個頂級國際大都會」，是口號，而不是政策，與第六項「經營港深都會品牌」並無不同。第八項「港深創新圈」，認同「政府層面建立合作機制」，現時已經有了；「創造良好的科技創新和營商環境」，這一條，不必甚麼港深合建，大陸許多城市如上海、寧波、武漢、廣州，莫不以此為目標。至於第十項之「可持續發展」，指明「建立港深環保協調機制」；如果發現香港的天空污染，要求深圳關閉那邊的工廠，動手之後，造成的失業動亂和經濟損失，責任誰負？香港這一邊如何分擔？
凡此種種，只見偉大的概念，如何執行，正如這份「政策建議」的負責人說的：「須商討未來合作細節」。問題正在於「細節」二字。比起港深合併，港珠澳大橋的合併規模小得多，單Y或雙Y的啣接，也簡單得多，卻就是有大量「細節」至今還沒有解決。細節就是利益、細節就是權力、細節就是政治、細節就是障礙，一切偉大的理念都不值錢，只有能執行的理念才值錢，港深兩地的政府是不是親密無間如兄弟一樣的友恭，哥哥賺了錢，讓弟弟分一半；弟弟新婚，也讓哥哥先洞房？以中國歷史上的內鬥和散漫傳統慣性，令人相當存疑。
雖然西諺有說：「沒有人是一座島」，但港深兩地，有甚麼非「合建」不可？香港和深圳不是兩家商業公司，而是地理上的兩個政府。兩地除非面對威脅生存的共同的競爭威脅，否則並無結盟的理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斯（Thucydides）論地中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人類最古老的歷史論著，公元前五世紀就結論：「共同的恐懼是結盟的唯一實在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共同對付納粹，反共的英美，可以與共黨蘇聯結盟，直到共同威脅解除，方再互相為敵。
除非珠海、蛇口宣佈有意與澳門合併，港深兩地並無共同威脅，行政上的併購，缺乏誘因。餘下的可能，就是出於迫切的市場利益，像公司一樣合併。
然而在經濟世界，公司併購必定是強弱懸殊的遊戲，例如匯豐收購米特蘭銀行，米特蘭這副招牌沒有了，電腦霸主IBM併購FileNet，從此兩副招牌也「統一」為IBM了。所謂港深不是合併，也不止於合作，而是「合建」，「合建」之後，改不改名？稱為「深港城」還是「港深城」？其中必有中國式的面子之爭。拍拖成功，先友後婚，兩地的「合建」，到底「合」向何方？最終貨幣是否以港幣為主流，法制是否應由深圳主動大修，漸改行香港英式的普通法？
真有此等傷筋錯骨的改動，最終港深必成立聯合政府，就是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等同香港把深圳吞掉，也就是「外國勢力」的橋頭堡進一步向中國大陸的蠶食，中央人民政府又會作何感想？
由此可見，「港深合併」的大計，比甚麼「高科技港」、「中藥基地」之類，更為空洞抽象，更為「大膽進取」，想像力更為豐富。十項「政策建議」，有六七項都是虛的，只有「放寬深圳二百萬戶籍居民通行證入境」最為實在，但二百萬人來港既一不能就職，二不享有香港福利，來香港有何吸引。難道每年「六四」和「七一」，為了享受香港的「自由空氣」，趕來香港參加遊行示威，以示「與國際接軌」之樂？二百萬人流，如何防止「戶籍」之偽造，市場人力成本，水向低流，大量黑工流入香港，把香港本無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金進一步壓下去？連接港深機場航線的利益如何分治？凡此種種「細節」，一旦坐下來談，每一項都可以成為曠日持久的一場馬拉松。
這個超級玫瑰園大計，設想奇幻多姿，當然，任何新生意念，都應該鼓勵愛護，不應該「一棍打殘」；五百年前，西方也沒有人向教廷提出登陸月球的計劃，達文西手畫的飛機藍圖，不是最終也實現了嗎？政府這個智庫的多位智囊，或許都有當年達文西的想像和遠見，對於港深合建國際大都會之說，其他許多人或嘖嘖稱奇，或冷嘲熱諷，也可能是他們太過保守平庸，代表一股閉關自守的反動落後的大香港沙文勢力。所謂「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個世界沒有不可能的事，有志者事竟成，港深國際大都會之說，確實令人振奮流淚。但萬一扯談下去，漏洞越來越多；中央人民政府一聲不響，臉色越來越不對勁，加上許多小人打小報告，指資本主義老奸巨猾的香港，企圖誘拐探圳這個潔白純真的少女，建立珠三角的獨立王國，那時特首就應該及時與這個奇想劃清界線，聲明此一「智庫」，與政府並無行政從屬和金錢僱傭的關係，否則煩惱無窮。
Monday, August 06, 2007
淺入貓穴
淺入貓穴
皇碼事件，女高官出馬，華文傳媒稱為「深入虎穴」，爭相煲作，變成頭條新聞。
香港患了什麼病？一個女官，以母儀天下之勢，教訓一批蒼白的「文化人」，也成為一卷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殖民地時代，比這種玩泥沙遊戲艱巨十倍的對抗多的是。一九七九年，為了建地鐵，前殖民地政府派政務官去荃灣跟村民談判收土地，荃灣一干農民，喊打喊殺，聲稱與土地共存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殖民地政府要發展天水圍，派新界政務專員進村。天水圍農民揮舞著菜刀、鋤頭，還配備了一桶豬糞，拌和著染料，好似當年廣州三元里對抗英軍一樣，殺聲震天，幾乎爆發械鬥。
九十年代初，衞奕信政府拆毀九龍城寨，當時的房屋官員祝建勳，一樣隻身進寨，與寨民理論。城寨人民掛起橫額，把這個姓祝的批罵得狗血淋頭，警方嚴格戒備，也差一點點暴動。
這些事件，當年都不成為什麼大新聞。為什麼？因為前「港英」的眼界和胸襟都很大，英國人在遠東和非洲的殖民地，用鎗炮清剿黑人土著暴動無數，平定一場尼日利亞蕉林的暴亂之後，回倫敦殖民地部述職，脫下軍裝，換上西裝，馬上奉派到新加坡當教育署長，一封電報，一個任命，一杯下午茶，與上司打個哈哈就解決了。
後來部署撤退，逐漸起用本地政務官推上前線。像荃灣、天水圍一類與當地土著的對峙，全是小菜一碟，死不了人的，一個政務官，月入三萬，幹的就是這樣的工作。英國人還不用你拿起長鎗，走進熱帶叢林跟殘暴的馬共游擊隊肉搏戰，這才是真正的深入虎穴，不過請放心，在殖民地的等級版圖上，即使你想做，自告奮勇，這種工作輪不到香港大學的精英。
彭定康來香港，還到九龍灣的臨時房屋區，區民抗議，還給他塞過一籠死老鼠呢。氣派與眼界，是二百年縱橫四海修煉出來的。今天，本地女高官做一場口水街頭騷，據說「贏盡掌聲」，把這種小新聞幾天放頭版，已經是小家的表現。不過當家作主，總是要一點點興奮劑來吐氣揚眉的是不是？所以我們都很懂得做人地歡呼：嘩，深入虎穴喎，豎起大拇指，叫一聲Bravo！
皇碼事件，女高官出馬，華文傳媒稱為「深入虎穴」，爭相煲作，變成頭條新聞。
香港患了什麼病？一個女官，以母儀天下之勢，教訓一批蒼白的「文化人」，也成為一卷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殖民地時代，比這種玩泥沙遊戲艱巨十倍的對抗多的是。一九七九年，為了建地鐵，前殖民地政府派政務官去荃灣跟村民談判收土地，荃灣一干農民，喊打喊殺，聲稱與土地共存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殖民地政府要發展天水圍，派新界政務專員進村。天水圍農民揮舞著菜刀、鋤頭，還配備了一桶豬糞，拌和著染料，好似當年廣州三元里對抗英軍一樣，殺聲震天，幾乎爆發械鬥。
九十年代初，衞奕信政府拆毀九龍城寨，當時的房屋官員祝建勳，一樣隻身進寨，與寨民理論。城寨人民掛起橫額，把這個姓祝的批罵得狗血淋頭，警方嚴格戒備，也差一點點暴動。
這些事件，當年都不成為什麼大新聞。為什麼？因為前「港英」的眼界和胸襟都很大，英國人在遠東和非洲的殖民地，用鎗炮清剿黑人土著暴動無數，平定一場尼日利亞蕉林的暴亂之後，回倫敦殖民地部述職，脫下軍裝，換上西裝，馬上奉派到新加坡當教育署長，一封電報，一個任命，一杯下午茶，與上司打個哈哈就解決了。
後來部署撤退，逐漸起用本地政務官推上前線。像荃灣、天水圍一類與當地土著的對峙，全是小菜一碟，死不了人的，一個政務官，月入三萬，幹的就是這樣的工作。英國人還不用你拿起長鎗，走進熱帶叢林跟殘暴的馬共游擊隊肉搏戰，這才是真正的深入虎穴，不過請放心，在殖民地的等級版圖上，即使你想做，自告奮勇，這種工作輪不到香港大學的精英。
彭定康來香港，還到九龍灣的臨時房屋區，區民抗議，還給他塞過一籠死老鼠呢。氣派與眼界，是二百年縱橫四海修煉出來的。今天，本地女高官做一場口水街頭騷，據說「贏盡掌聲」，把這種小新聞幾天放頭版，已經是小家的表現。不過當家作主，總是要一點點興奮劑來吐氣揚眉的是不是？所以我們都很懂得做人地歡呼：嘩，深入虎穴喎，豎起大拇指，叫一聲Bravo！
Thursday, August 02, 2007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梁文道 2007年8月2日
【明報專訊】林局長鈞鑒﹕
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約8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年尾出生，現在才20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覑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
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 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有沒有看過回歸10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覑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覑電台節目讀覑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覑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覑鍵入「朱凱迪」這3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年後10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覑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年8月1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林局長鈞鑒﹕
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約8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年尾出生，現在才20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覑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
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 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有沒有看過回歸10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覑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覑電台節目讀覑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覑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覑鍵入「朱凱迪」這3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年後10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覑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年8月1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Monday, July 30, 2007
「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Sunday, July 22, 2007
湖南鼠災 三峽大壩是禍首
湖南洞庭湖早前爆發鼠患，飽受22億隻東方田鼠肆虐，據報這與三峽工程和圍湖造田有關。中國專家已向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提出整改建議，但沒有引起重視。當中，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張美文，在今年5月，即鼠患爆發前的一個月，已向湖南省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鼠患大爆發的預警，但沒有引起當局的憂患意識。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星期天休息：淫審長期反智，是了斷的時候了
陶傑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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