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短評：一竹篙打一船淫

藝員裸淫網洩事件，因日本傳媒跟捧，事件「國際化」，警方表現高度亢奮，警務處長頻頻發言，指「大量窩藏網絡淫照，可被視為有發放意圖」，繼而進一步收緊，指「即使藏有一幅不雅圖片，亦有可能犯法」，繼而掀起抓捕風潮。

藏有大量網淫照片，即有「發放意圖」，警務處長要補充的是：如果此一「大量」圖片，屬於自拍形式，儲藏在自拍者本人的電腦之中，則警方會不會拘捕淫照的主角兼電腦的物主，即使這位當事人是一名藝人？

因為藏有自拍淫照者，本身正是具有「發放意圖」的第一嫌疑犯。警務處長受過刑警偵緝訓練，不可能不知道：一旦遇到有人上門舉報兇殺案，全世界的警探，都會首先鎖定報案人為第一疑兇。世上所有的雨衣露體狂，都以其身體的某部份為傲，在橫街窄巷，向路過的單身女子主動掀衣發放，分享自豪感，因此，染上自拍癮的慾海男女，不分職業，尤以在水銀燈下最易陷入自戀的演藝人士，如發現其電腦或手機藏有本人的裸淫影像物品，警方是否應優先拘捕？

但這樣一來，警方又威脅了影藝人的「創作自由」，因為影藝人自拍的裸淫物品，多講究攝影、燈光、角度與一般暗瘡電車男自我裸拍藝術水準自然超班，警務處長「一竹篙打一船淫」，如此亢奮，怎怪得港人當初反二十三條呢？

小風波 (陶傑)

藝人的裸淫照被人上了網，有什麼大新聞價值？十多年前，史泰龍當四級片演員的圖片就上了網，畢比特的裸照也上了網，未見美國的FBI舉國出動，要抓幕後黑 手，因為根本不需要。

為什麼？因為照片如果是假的，用一個人頭貼在一具身體上面，當事人可以發一通聲明，一笑置之。

美國總統布殊和國務卿萊絲亦曾遭「移花接木」，出兵伊拉克的時候，惡作劇者把兩個男女的裸身接上兩人的肖像，像做愛的樣子，兩位領袖一點反應也沒有。

如果照片是真的，那麼在邏輯上，就要問一個問題：裸照淫圖，是不是有歹徒用手鎗指著迫拍下，為了勒索不遂，然後在網上傳播？如果是這樣，藝人才是百分之百 的受害人，不分知名度，都是嚴重的刑事案。

如果沒有人威迫，照片是自己私下尋找樂趣，用手機拍下，這種自戀行為，當事人一早就該警惕：萬一手機丟失，電腦出問題，照片就有可能公開流傳。一對油尖旺小情侶可以在床上玩自拍，在社會上有點知名的人，玩同樣的遊戲，自己承擔後果。

因此，如果照片是真的，第一個要追究責任的，是玩自拍製造這些照片的人。即使要找人拍裸照玩自戀，攝影師畢竟是外人，今天稱兄道弟，明天鬧翻了，底片一樣 可能外洩。一個藝人，如果成熟一點，自拍或由死黨拍下這些照片的時候，必定會計算其中風險。

你自己率先把「私隱」拍下來，在這個高科技世界，就要想到有沒有可能有一天「私隱」會上了網。最 保險的辦法：越是「名人」，越不要玩這等無聊遊戲。如果戴安娜跟她的埃及男友一起拍了幾張床上照，照片在雅虎公開了，只要圖片是真的，你看見了，也不會大罵做手腳的人「無良」的，你只會：A，跟全世界的人一起評頭品足圖中男女的身材；B，嘲笑戴安娜，跟那個埃及佬做愛就做愛，拍下來做什麼？真是傻豬。

幾張藝人圖片上網，全城起哄，是一個不成熟的社會集體躁狂的行為。華文傳媒頭版炒作，警方大為緊張，還要求國際刑警協助，這種「警方」也心智不成熟。議員街頭被毆，沒有真正破案，政治白色恐怖，無能為力，「警方」跟著偶像fan屎的咆哮團團轉，太孩子氣了。日本傳媒跟進炒作，助長了當事人自我放大的錯覺，把香港警方嚇死，更像天快塌了的樣子，日本仔呀，你真鬼！

星期天休息：資訊不是知識，消費者不是讀者

陶傑

一家「老牌」出版社倒閉，所謂「集體回憶」，又陷一城。該出版社當年以出版「袋裝書」開創本地風氣，名噪一時。「袋裝書」的風俗，抄仿自日本，因為日本人在東京地鐵上班，閱讀風氣濃盛，喜歡一面乘車，一面閱讀，日本「岩波文庫」，即為袋裝書出版之代表。中華民國時代，出版家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亦屬小巧玲瓏，書身籤長，一本裝在當年寬敞的唐裝口袋裏，尚有餘空，還裝得下一支鋼筆、一盒墨水，另加一隻西洋袋錶。

香港的出版生意難做，因為香港的閱讀向來不成風氣。暢銷書多為炒股投資、湯水美容的天下，但這一類書籍，販賣者不屬「知識」，而是「資訊」。嚴格來說，閱讀（Reading）是很崇高的習氣，以書為目標，而書是傳播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訊（Information）。例如一具手機附贈的說明書，教導用者怎樣使用各樣按鈕功能，說明書羅列的是資訊，閱讀這冊說明書的，嚴格來說，不夠資格稱為一名「讀者」，只是一名「消費者」。同理，教導如何炒股票、怎樣湯水護膚的各類印刷物，嚴格來說，只是資訊的「說明書」（Brochure），而不是「書」（Book），偏偏華文的「說明書」卻又與書籍的一個「書」字雷同。閱讀說明書的人，有快速的功能目的，香港有許多以書籍形式出現的資訊手冊，不可以列為「讀者」，只是「用家」或「消費者」。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是時空心靈交流，在閱讀的同時，讀者與作者隔世相遇，擦肩而過，電光火石之間，共鳴交擊生輝。閱讀小說、哲學、聖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讀書而獲得知識和智慧，讀者像情人；看了一冊資訊的說明書，消費者像一名嫖客。

這就是香港今天沒有真正的出版業的理由。經濟暢旺的時候，「市場」講究聲色享受，炒股和護膚飲食的資訊固然流行；經濟衰退之際，消費者沒有餘錢，更缺乏買書的動力。香港人到底愛不愛「閱讀」？視乎「閱讀」和「讀者」的定義。香港沒有多少個「讀者」，但有許多「消費者」，而真正的閱讀，絕對不是消費，英國大學制度，副教授的職銜，就叫做Reader。這就是這家老牌出版社當前必定倒閉的理由。

全球華人共有十三四億，英語人口，不算印度，卻只有四五億，英文的出版物品，對世界的影響卻遠超華文。因為英文不像華文，全球大一統，沒有區域割據的毛病。一本《哈利波特》，在英國、愛爾蘭、新西蘭、加拿大，不同的國家，只要使用英語，都可以暢銷。

中文書籍不同，中國大陸的「漢語」，與台灣的文字，格調互相排斥；香港的中文，卻又摻入了地方方言的語法，為中台兩岸讀者所不明。中國語文經歷了「文革」的破壞、政治的污染，中國人半世紀以來開會學習、表態做報告，習慣了拖時間發言、打馬虎眼說話，形成「大陸式中文」的嚕囌冗長、沙石夾雜的「風格」。台灣則長年以「中華文化復興基地」自居，語文風格典雅。近年卻又因外交孤絕，身份困惑，知識飢渴，大量繙譯西洋典籍，變成學術詞彙浮誇充斥。香港的中文本來最直接乾脆，但文化傳統最薄弱，「本土意識」增長，形成有本地特色的港式中文。港台中三地的語文，暗中互為排斥，且不說中國大陸屬於政治上非民主的另一制，審查嚴苛，文字又有正簡體之爭，十三億人口的「閱讀市場」，連最基本的語文，從來沒有「統一」過。加上中國盜版偷竊產權成風，作者的書越暢銷，損失越大，版稅矇騙剋扣，這種粗糙的「市場」，不會誕生有國際水準的名家。

因此長期雄踞中文閱讀暢銷榜首的，長期以來是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的中譯，然後是在港台中三地中國語文市場中佔取了「最大公約數」的金庸。「讀書」和「獲得資訊」是兩回事，香港的出版業才經營困難。中國視書籍文化產業為政治意識的戰場，保護主義嚴密，對香港CEPA，可以惠及飲食、髮廊、卡拉OK娛樂場所、會計師行，從來沒有說歡迎香港的出版商進入大陸。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出版業，以文化的影響力而論，英文依然佔優，因為英語世界有出版自由、契約精神、尊重人文知識產權的一套優良制度。英美加澳各國，中產知識階層龐大，知識暢通無阻，寫作人才輩出。日本的岩波文庫，源自英國的企鵝文庫，袋裝面世，迎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思想的解放。有書籍，沒有內容，如同擁有印刷機，卻沒有堪可出版的經典。書籍和印刷機，只是硬件，作品本身才是軟件，活字印刷由中國人發明，十五世紀傳到歐洲，促成了歐洲黑暗時代結束，人文精神的解放，經典不必手抄，由僧侶鎖在修道院的藏經閣，而是知識廣佈民間，促成人權的覺醒，這就是時至今日，只有《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等暢銷全球華文市場而無阻，一舉把華文出版業打為英文出版業殖民地的理由。

觸鬚與皺紋 ~~陶傑

觸鬚與皺紋 ~~陶傑看

高清電視，中年女藝人的皺紋一清二楚，引起主婦師奶議論，成為社會話題。

然而，「高清」這門高科技，外國人發明，不是為讓觀眾數皺紋而設計的。人家看高清，看的是BBC的《天與地》，看日本NHK的自然紀錄片，看十月楓葉，焙色熟彩的層次，看四月櫻花的粉紫嫣紅，看雞蛋黃的落日在大漠黃沙的煙氛中徐徐墜落，看一隻甲蟲在春天的融冰裡破土而出。

高清這門視覺科技，是為了令人欣賞大千色相的神工鬼斧，禮讚生命景觀的萬般美態，而不是讓一群飲食男女的農耕觀眾，細數老去的偶像臉上的皺紋，看幾個藝人在喧紅俗綠的錄影廠裡張大嘴巴，爭舔垂吊在空中的菠蘿奶油包。

高清是為人類欣賞美而設，而不是為擁抱醜陋而發明。然而高清的歐美生產商到底是生意人，他們不介意你買來看什麼──看電視藝人的皺紋、煙燻的牙齒、口水花的泡沫都可以，只要肯付錢。

一百五十年前的「洋務運動」開始，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吧？以為只要肯花錢「進口」，例如一支艦隊，上面的鎗炮都齊全，從來沒有想過，買來的技術，盛載的是什麼樣的思想。

電腦網絡的發明，是為了自由的傳播；高清的誕生，是為了美景的分享。 但當這些玩意傳到了一個錯誤的社會，效果適得其反，用科技來箝制自由、傳播醜陋，以為這就是所謂現代化。

有了高清，不是問題，用高清來看什麼才是 ，一百五十年來沒有解決的疑難，再過一百五十年也不會有答案。 正如撥一塊西九龍的土地，搶先叫做「文化中心」一樣，以為文化真的像「芝麻開門」一樣，叫兩聲就有了，對世界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對日落的神工失去了敬畏，對破土而出的春綠覺得沉悶，那麼裝高清來看什麼？看藝人在一陣喧哄之中爭相吞吃從鼻孔掏出來的丸狀物？

當技器提供了高清，但思想卻處於高濁的狀態，有了最貴的金魚缸，裝一缸混水，是永遠出不了一條錦鯉的。沒有高清，一點也不是損失，除非看見哪個阿姐的皺紋，而享有無窮的快感。在遠方的原野，一隻甲蟲伸著觸鬚，在陽光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那根鬚正閃動著生命的頌歌。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國民黨的法幣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原為大清政府開設的官商合營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1904年開設的戶部銀行，由戶部出白銀四百萬兩為本；另外招私人入商股。中國銀行有發鈔，處理戶部賬戶的功能，是政府的準中央銀行(情況有點像97年前的匯豐）。而交通銀行，是由郵傳部開設，亦是官商合營，大部份資本來自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戶部銀行改為中國銀行，繼續其準中央銀行的特權。在北洋政府期間，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透過不斷發行新股，將原先的官股比例沖淡，到後來成為私人資本為主的私人銀行；希望逐漸擺脫受政府控制。

至國民政府北伐取得上海江浙一帶以後，宋子文向中國銀行借款建立中央銀行，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之後又以發公債入股中國、交通兩行，及行政手段，最終取回兩行的控制權。

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取消銀本位，改為發行"法幣"。法幣是Fiat Money與外匯掛鈎的貨幣，理論上可以換回英磅或美元。到了抗戰時期法幣的發行不受控，形成通脹。

金圓劵改革是將法幣換成金圓劵。實際上這已是國民黨的重施故技。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資治通鑒》節錄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
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

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星期天休息：亢奮與仇恨的亂世兩面觀

陶傑

台灣總統陳水扁下令拆除「大中至正」的牌匾，並勒令慈湖的蔣氏父子前總統移靈。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有刺殺的威脅，台灣的局勢越來越不像民主憲制，而是革命。

本來，台灣結束戒嚴，「民主之父」李登輝推動直選總統，民主憲政的建立，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革命。革命是極端的暴力行動，必須流血，台灣的民主本來不必流血，但以陳水扁治下的狀況，本土人排斥外省人的仇恨情緒越演越烈，民主缺少了寬容，就不是良好的民主，陳水扁如此激進，不要說招惹美國震怒，改變台海現狀，中國出兵攻台，照陳水扁的邏輯發展下去：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外省人是台灣的侵略者，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列為「外文」，只要民間情緒的時機成熟，台獨政權出現一名墨索里尼型的「魅力領袖」，會不會上演一場紐倫堡式的大閱兵，把中國而不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台灣公敵、把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公開焚燒，然後把外省人取消戶籍，強行驅趕出台灣，形成自排猶之後的另一場船民逃亡潮？

如此結果，不一定會發生，但以史為鑑，台灣的種種跡象，令人相信一個激進的時世即將降臨，法國大革命發展到後期，革命政府首先把巴黎協和廣場的國王路易十六銅像拆毀，迫使貴族大舉逃亡，最怪異的「革新」舉動，是把一年的十二個月，都當作羅馬教廷和舊政權的反動文化，一併修改。法國革命政府廢除元旦，把新年的一天，定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之日，新年由這一天算起，每個月硬性規定三十天。法國人天性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有十二個很美的名字，按照自然季節的特徵取名。秋分後的一月，叫做「葡月」，二月叫「霧月」，三月叫「霜月」，四月也就是平時的十二月，叫「雪月」，五月叫「雨月」，六月叫「風月」，七月即平時的三月春天，大地回春叫「芽月」；八月叫「花月」，九月叫「草月」，十月叫「穫月」，十一月叫「熱月」，十二月叫「果月」。廢除七天的一星期，改以十日的一旬計，每旬工作九天，第十天休息。每天劃為十小時，每小時一百分鐘，每分鐘有一百秒。新月曆盛行，社會秩序大亂，人民休息的時間少了，推行了兩年多就廢除，但到了七十年後的巴黎公社起義，又短暫復興。

凡以暴力推行的激進變革，就是革命。台灣的「去中國化」，離暴力只差一步，但改街名、改掉「中正機場」、移走「大中至正」，都有法國大革命的激烈，而無法國人的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至少十二個名字都充滿詩意，比起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把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把許多古老的中學改名為「一中」、「二中」，俱以數字取代，更富有想像力，這就是文化質素的高下之別。

激進的時代，社會氣氛只有歡樂和仇恨兩極。法國革命在恐怖時代，斷頭台的刀斧起落不斷，高舉的人頭血淋淋，街頭的革命群眾也載歌載舞，像一場永不落幕的嘉年華會。今日再聽法國的國歌《馬賽曲》，還能感受二百年前革命的激情亢奮。一場足球賽的勝利狂歡，往往轉化為球迷暴亂。香港不但出現對議會異見人士的文革批鬥，掀起「漢奸」風暴；在中國大陸，電影《色，戒》的賣座，導演也被網絡憤青指為「漢奸」，只要一名政治強人崛起，一聲號令，像文革期間毛澤東評定華語片《清宮秘史》，把一齣戲定為「賣國主義毒草」，則不但導演，參加演出的演員，幕後的攝影師、配樂師、燈光師，還有推許這部電影為佳作的影評人，全部可以成為「人民公敵」，以史為鑑，警惕一個激進的亂世來臨，可幸這種赤熱的風暴，不會突如其來，以前必有種種徵兆，尤以一個缺乏理性思維文化的國家或社會，更易潛留此一隔代的病毒。這也是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許多中產人士辦理移民外國，無論回流與否，所擁有的永遠是一張不會過時的安全網的歷史理由。

李商隱《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
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
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信報] 林行止：局長的罵豈能當作耳邊風？

信報] 林行止：局長的罵豈能當作耳邊風？

老總和主筆昨天選了一個時間性不算迫切的論題寫「社評」，筆者有點意外。

　　陳方安生周三在立法會宣誓就任議員，填補了馬力的遺缺，令議會恢復六十議員共議政事的正常運作，加上方議員是特區政府的退休高官，她之「轉戰」立法會，原該意味立法會地位日受重視，是值得出席議事堂者高興的事，然而，迎接方議員的，卻是官方的「冷屁股」，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固然沒有待以前輩之禮，「不但沒有祝賀陳太，甚至對她視而不見」。反映了政府高層對陳太高票當選很不是味道，除非這是來自不可抗力的京官指示，唐氏的表現，實在「失禮」，令旁觀者因議會缺乏「不同而和」的氣氛日趨明顯而惴惴不安，亦為高官文化質素低劣而感遺憾。

　　方議員甫就座，便受到府（官方）會（議會）「圍剿」。民建聯議員王國興在議論首次置業貸款時，突提「按揭門事件」（指陳太十多年前免首期的買樓事件），二者並無關聯，王議員的「岔開一筆」，顯然是有備而來；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回答議員有關迪士尼業務狀況時，莫名其妙地暗示當年引入迪士尼的決策，方議員有份參與。王議員和馬局長的表現，徹底暴露政府與親政府的政黨陣營對陳太當選恨得牙癢癢，那正好反映他們全力支持的人選敗陣令他們非常惱怒以至方寸大亂、口不擇言。

　　不過，最令人悚然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針對方議員有關推動社會企業發言的狙擊。方議員表示認同「民主和民生不可分割的說法，沒有民主和公義，弱勢社群便得不到照顧」。她又提及競選期間的切身體會，指出「感受到弱勢社群生活困難、失業者對就業的渴求……」。在筆者看來，這些不過是陳腔濫調，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如藝員逢年過節時口中念念有詞許願世界和平、繁榮昌盛）。可是，曾局長大動肝火，突然發難：「今日的新議員，是昔日的舊高官，她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批評，還贊成沒民主就沒民生，但記得她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主持過經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就是民主，否則不知道她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還是官生的工作，或者不叫『安生』，應該叫『官生』才對。」接覑又嘲弄方議員：「原來除了忽然民主之外，還會有忽然民生的。」曾局長的表演，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是「左毒上腦」，亦是傳統親共力量總動員力壓陳太卻無法對抗十多萬有自由選擇選民崇尚民主追求雙普選的意志因而惱羞成怒的投射。曾局長有一頁被港英迫害的歷史，他的絕非忽然愛國的政治取向該受尊重，但他不顧議會禮儀向方議員的肆意攻擊，若不受特區政府適當懲處，便開了把文革式的批鬥態度引進立法會的惡例，令前朝遺臣的所謂「舊電池」人人自危！

　　曾局長雖然已入建制多年，他向方議員連珠發炮之舉，卻切實暴露了他的無知和無禮。第一、陳太在末督彭定康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手下身居要津，由於與董氏意見不合，而港澳辦又暗裏施壓，令她感到道不同而提前求去；身為政務司司長，陳太任內參與一切重大決策，其為良政、劣政，要以當時的客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財政狀況及社會條件來衡量；由於出發點不同，本報（包括筆者）批評政府施政向來嚴厲，曾局長如今抨擊方議員，等於證實特區政府當年確曾出錯，那是筆者絕不意外的看法，問題是，港英留下的香港不算是爛攤子，陳太是否與有功焉？董建華把特區弄得人仰馬翻，陳太未終任請辭，此時算舊賬，董先生又該如何對待？曾局長的秋後算賬，不僅沒有必要，其對人不對事的針對性，就是左毒橫蠻、令人不寒而慄的典型。

　　第二、方議員「忽然民生」，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催生」，而不是她個人為求選票而「突變」。顯而易見，貧富現象早已存在，惟兩極化愈拉愈遠，還是近年的事。由於中港距離愈近，草根階層的收入因為新移民激增而毫無議價能力，其次是人民幣升值，影響民生的副食品售價攀升，令清貧者更趨困乏；再加上過去有遺產稅，那對留住資金和引進外資雖有消極效果，總算是對富裕階級課以「重」稅，現在遺產稅取消了，受惠的是有錢人……。當然，更關鍵的是如今財政盈餘大增，因此主張在稅務上、福利上對中下階層寬容一點，正是人同此心，不必爭取選票的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昨天在本報與新城財經台合辦的二○○八年香港經濟峰會上的發言亦本此意。「忽然民生」的，豈止陳太而已！以此試圖中傷陳太，豈不無知無聊之至？

　　第三、立法會主席范太限於會議規則，以事過境遷，無法要求曾局長道歉；而當事人方議員則故作大方，不願追究，看來這是她在官僚醬缸浸了近四十年所養成的虛偽和擔心要求道歉不遂的尷尬；這樣的和稀泥反應，與人們認為她決斷果敢、勇往直前的政治形象不無出入。香港的議會文化不能因為范太和陳太的得過且過而毀於一旦。官員代表政府出席立法會，姑勿論其任務是在於解釋政策或接受質詢，都不能以個人身份表態；換句話說，局長的「頂頭上司」行政長官必須作出嚴正聲明，指出曾局長那番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他化私為公，於法不容、於理不合，因此行政長官必須正式澄清，代表政府向方議員致歉！

　　第四、如果特區政府對此事不作處理，「舊電池」被「左盲」的官員或議員直指著鼻子或指桑罵槐式臭罵，陸續有來。如今的議事堂上仍有一些當年英國人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未必都有用，不過政治文明就是要有些隔開刀光血影的虛飾，而對人的禮貌、對自己身份的尊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個地方的當權者愈威風，愈容易開口罵人，那個地方與民主的距離必定愈遠，特區政府這回不認真、嚴肅對待官員借議事堂宣洩個人怨氣，將令立法會降格，並且會令府會、不同派系議員的對立尖銳化，這對社會和諧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釵頭鳳

南宋山陰（今浙江沼興）沈園的粉壁上曾題著兩闋《釵頭鳳》.
這兩閡詞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卻浸潤著同樣的情怨和無奈，因為它們共同訴說著一個淒婉的愛情故事——唐婉與陸游沈園情夢。

陸游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愛國詩人。他出生於越州山陽一個殷實的書香之家，幼年時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隨家人四處逃難。這時，他母舅唐誠一家與陸家交往甚多。唐誠有一女兒，名喚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靜靈秀，不善言語卻善解人意。與年齡相仿的陸游情意十分相投，兩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雖在兵荒馬亂之中，兩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過一段純潔無暇的美好時光。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種縈繞心腸的情愫在兩人心中漸漸滋生了。

青春年華的陸游與唐婉都擅長詩詞，他們常借詩詞傾訴衷腸，花前月下，二人吟詩作對，互相唱和，麗影成雙，宛如一雙翩躚於花叢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著幸福和諧。兩家父母和眾親朋好友，也都認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於是陸家就以一隻精美無比的家傳鳳釵作信物，訂下了唐家這門親上加親的姻事。成年後，一夜洞房花燭，唐婉便成了陸家的媳婦。從此，陸游、唐婉更是魚水歡諧、情愛彌深，沉醉於兩個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麼科舉課業、功名利碌、甚至家人至親都暫時拋置於九霄雲外。陸游此時已經蔭補登仕郎，但這只是進仕為官的第一步，緊接著還要赴臨安參加「鎖廳試」以及禮部會試。新婚燕爾的陸游留連於溫柔鄉里，根本無暇顧及應試功課。陸游的母親唐氏是一位威嚴而專橫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兒子陸游金榜題名，登科進官，以便光耀門庭。目睹眼下的狀況，她大為不滿，幾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場對唐婉大加訓斥，責令她以丈夫的科舉前途為重，淡薄兒女之情。但陸、唐二人情意纏綿，無以復顧，情況始終未見顯著的改善。陸母因之對兒媳大起反感，認為唐婉實在是唐家的掃帚星，將把兒子的前程耽誤貽盡。於是她來到郊外無量庵，請庵中尼姑妙因為兒、媳卜算命運。妙因一番掐算後，煞有介事地說：「唐婉與陸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誤導，終必性命難保。」陸母聞言，嚇得魂飛魄散，急匆匆趕回家，叫來陸游，強令他道：「速修一紙休書，將唐婉休棄，否則老身與之同盡。」這一句，無疑晴天忽起驚雷，震得陸游不知所以。待陸母將唐婉的種種不是曆數一遍，陸游心中悲如刀絞，素來孝順的他，面對態度堅決的母親，除了暗自飲泣，別無他法。

迫於母命難違，陸游只得答應把唐婉送歸娘家。這種情形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合常理，兩個人的感情豈容他人幹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國古代社會，母命就是聖旨，為人子的得不從。就這樣，一雙情意深切的鴛鴦，行將被無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虛玄的命運八字活活拆散。陸游與唐婉難捨難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無緣，於是悄悄另築別院安置唐婉，陸游一有機會就前去與唐婉鴛夢重續、燕好如初。無奈紙總包不住火，精明的陸母很快就察覺了此事。嚴令二人斷絕來往，並為陸游另娶一位溫順本分的王氏女為妻，徹底切斷了陸、唐之間的悠悠情絲。

無奈之下，陸游只得收拾起滿腔的幽怨，在母親的督教下，重理科舉課業，埋頭苦讀了三年，在二十七歲那年隻身離開了故鄉山陰，前往臨安參加「鎖廳試」。在臨安，陸游以他紮實的經學功底和才氣橫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陸阜的賞識，被薦為魁首。同科試獲取第二名的恰好是當朝宰相秦檜的孫子秦塤。秦檜深感臉上無光，於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禮部會試時，硬是藉故將陸游的試卷剔除。使得陸游的仕途在一開始就遭受了風雨。

禮部會試失利，陸游回到家鄉，家鄉風景依舊，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淒涼。為了排遣愁緒，陸游時時獨自倘祥在青山綠水之中，或者閒坐野寺探幽訪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詩；或者浪跡街市狂歌高哭。就這樣過著悠遊放蕩的生活。在一個繁花競妍的春日晌午，陸游隨意漫步到禹跡寺的沈園。沈園是一個佈局典雅的園林花園，園內花木扶疏，石山聳翠，曲徑通幽，是當地人遊春賞花的一個好去處。在園林深處的幽徑上迎面款步走來一位綿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陸游猛一抬頭，竟是闊別數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剎間，時光與目光都凝固了，兩人的目光膠著在一起，都感覺得恍惚迷茫，不知是夢是真，眼簾中飽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憐。此時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給了同郡士人趙士程，趙家系皇家後裔、門庭顯赫，趙士程是個寬厚重情的讀書人，他對曾經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現出誠摯的同情與諒解。使唐婉飽受到創傷的心靈已漸漸平復，並且開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這時與陸游的不期而遇，無疑將唐婉已經封閉的心靈重新打開，裡面積蓄已久的舊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洩出來，柔弱的唐婉對這種感覺幾乎無力承受。而陸游，幾年來雖然借苦讀和詩酒強抑著對唐婉的思念，但在這一刻，那埋在內心深處的舊日情思不由得湧出。四目相對，千般心事、萬般情懷，卻不知從何說起。這次唐婉是與夫君趙士程相偕游賞沈園的，那邊趙士程正等她進食。在好一陣恍惚之後，已為他人之妻的唐婉終於提起沉重的腳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後走遠了，只留下了陸游在花叢中怔怔發呆。

和風襲來，吹醒了沉在舊夢中的陸游，他不由地循著唐婉的身影追尋而去，來到池塘邊柳叢下，遙見唐婉與趙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進食。隱隱看見唐婉低首蹙眉，有心無心地伸出玉手紅袖，與趙士程淺斟慢飲。這一似曾相識的場景，看得陸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夢，今日痴怨盡繞心頭，感慨萬端，於是提筆在粉壁上題了一闕 「釵頭鳳」，這就是開頭所提到的第一首詞。
隨後，秦檜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陸游，陸游奉命出任寧德縣立簿，遠遠離開了故鄉山陰。第二年春天，抱著一種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來到沈園，徘徊在曲徑迴廊之間，忽然瞥見陸游的題詞。反覆吟誦，想起往日二人詩詞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淚流滿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覺中和了一闕詞，題在陸游的詞後，這就是開頭提到的第二首「釵頭鳳」。

唐婉是一個極重情誼的女子，與陸游的愛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結合，卻毀於世俗的風雨中。趙士程雖然重新給了她感情的撫慰，但畢竟曾經滄海難為水。與陸游那份刻骨銘心的情緣始終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處。自從看到了陸游的題詞，她的心就再難以平靜。追憶似水的往昔、嘆惜無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著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鬱成疾，在秋意蕭瑟的時節化作一片落葉悄悄隨風逝去。只留下一闕多情的《釵頭鳳》，令後人為之唏噓嘆息。

此時的陸游，仕途正春風得意。他的文才頗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稱賞，被賜進士出身。以後仕途通暢，一直做到寶華閣侍制。這期間，他除了盡心為政外，也寫下了大量反映憂國憂民思想的詩詞。到七十五歲時，他上書告老，蒙賜金紫綬還鄉了。陸游浪跡天涯數十年，企圖借此忘卻他與唐婉的淒婉往事，然而離家越遠，唐婉的影子就越縈繞在他的心頭。此番倦遊歸來，唐婉早已香消玉殞，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對舊事、對沈園依然懷著深切的眷戀。常常在沈園幽徑上踽踽獨行，追憶著深印在腦海中那驚鴻一瞥的一幕，這時他寫下了「沈園懷舊」詩：

其一：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帳然。
其二：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疑是驚鴻照影來。

沈園是陸游懷舊的場所，也是他傷心的地方。他想著沈園，但又怕到沈園。春天再來，撩人的桃紅柳綠，惱人的鳥語花香，風燭殘年的陸游雖然不能再親至沈園尋覓往日的蹤影，然而那次與唐婉的際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態、無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樣，使陸游牢記不忘，於是又賦「夢遊沈園」詩：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此後沈園數度易主，人事風景全部改變了昔日風貌，已是「粉壁醉顆塵漠漠」，唯有「斷雲幽夢事茫茫」。陸游八十五歲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覺到身心爽適、輕快無比。原準備上山採藥，因為體力不允許就折往沈園，此時沈園又經過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復舊觀，陸游滿懷深情地寫下了最後一首沈園情詩：

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
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此後不久，陸游就溘然長逝了。

探針：23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吳志森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探針：23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吳志森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陶傑短評：執法原教旨主義

「住好o的」十四Ｋ事件，在技術上，警方執法，完全沒有錯，是不是「創意大晒」？也不見得，只是警方以龐大警力，直撲一家文化設計店，經理店員一抓就是十多人，此一如狼似虎的姿態，特區十年來，從未見過警方以同一氣勢，捉過一個黑社會頭子。

「十四Ｋ」也是一種文化，此一課題，對於許多平時借貸賭博、寫一頁供詞白字連篇小學生程度的警方人員來說，或許太過深奧。「住好o的」設計物品，或有品味問題，例如DelayNoMore，廣告牌公開懸掛，甚為挑釁，但一個品牌，以粗劣品味的字眼來宣傳，市場效應自然不好，這一點，由市場來調節，也不必由警方高調抓人發洩報復。

所謂「法治」（Rule of Law），不同「法執」（Rule by Law），許多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評論人，早已指出過其中分別。特區警方要保育示威分子剝光豬，手續上沒有錯，即是技術上的「執法原教旨主義」行為，亦即中國在字眼上迷信的「有法必依」。這類人士，似乎不明白中國文化之中也講「亢龍有悔」，用權，也要講究應何時留一點餘地，這是道家精神。

但兩千年來，中國人盲目崇尚秦始皇的「法家」，「以法治國」，亦即以極端的刑律治國，亦即以「原教旨指引」抓捕「住好o的」和保育人士。此等行為，與西方的「法治」無關，勿以為這就叫「接軌」，有許多價值觀，夏蟲不可以語冰，是永遠接軌不了的。

星期天休息：黑社會也有愛國的，14K也有文化的

陶傑

家居設計店「住好o的」出售寫有「十四K」的T恤和明信片，遭到警方高調拘控，一抓就是十多人。投下如此警力，有點莫名其妙。在技術上，這些產品違反「社團條例」，雖然不是黑社會物品，但「看上去」像。然而即使「類似」為三合會用品，警方應該知道這是一家文化設計店，不是砵蘭街麻雀館樓上的一座「堂口」，店內其他物品，都是中產小資產階級的家居設計品，而不是黃紙、香燭、關帝像，店內職員，也沒有一個紋身，警方以不適當的警力，雷霆壓頂，看來不是刻意向政府高層邀功，就是情緒的發洩。或者兩者兼有──這家設計店在隧道口附近有一幅大型廣告，以英文書寫：Delay No More，這句粵語粗口諧音，可能刺激了一些政府官員的神經。

三合會組織，也是一種文化，在中國自「反清復明」開始，有三百年歷史。連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是洪門委員，職拜「雙花紅棍」，其他如秋瑾、黃興，莫不是洪門先烈。三合會最後流落香港，淪為犯罪組織，是中國內戰的結果。英國殖民地政府視三合會不止如犯罪組織，更重要的是當做一個潛在的政治顛覆團體。中國人一盤散沙，民族性恭順貪生，只有三合會有嚴密的組織，有視死如歸的勇氣，英國殖民地政府對三合會的監視和研究，甚為嚴密，這是繼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在長江流域考察「太平天國」組織一樣，視之為文化人類學的一項政治課題。

英國學術界對香港三合會的論著甚豐，一九六○年開始陸續出版，其中以兩位退役英籍警務人員希斯與摩根的《香港三合會》為開山論著，此後各大學的論文和專著不斷。英國人對三合會的研究，有文化獵奇的心理，社團條例嚴加防範，則又為了殖民地社會的穩定與安全。

明乎此，特區警方就不會純以技術上的法律條文高調拘捕。電影《教父》何嘗不是展示黑手黨的人物、事跡、產品？但《教父》卻是電影文化的精品。任何三合會的物件，都必須置於正確的背景（Context）處置，不一定都要論罪，高調拘控店員，是警方有心欺凌的表現，與拘捕十五名保育示威者之後，硬要他們在警署脫光羞辱相同。按照警方的「指引」，沒有差錯，但以政治理由無限上綱，則把幾個文化界的文弱人士以最粗暴的方式對待，視之如重案犯，則是對集會自由的政治侵犯。

這家設計店產品一向出位，"Delay No More"當然是譁眾取寵之作，但任何創作，譁眾取寵都在所難免，包括畢卡索晚年的女體纖毫畢現的素描。外國的FCUK，是"French Connection UK"的簡寫，在公眾展示品牌名稱，任何人看見了，由於心理錯覺，都會在心中念出英文那個粗口字眼，但這個名牌依然在國際都市的市中心展示，沒有人「投訴」，即使有，警方也沒有行動。

香港到底是一個小家子氣的普通中國城市，還是自稱的「國際都會」？這些小地方，都一一露底。創意無禁區，尤其是備受道德和政治教條束縛的中國人社會，特首施政報告口口聲聲扶助「創意工業」，其轄下的警方，還有其他淫審組織，對於同步提高文化修養的品味教育，沒有興趣，這就形成「打擊」這個、「掃蕩」那個，割雞牛刀、以卵擊石的政治姿態高於一切的「拘捕」行動。

三合會的名稱，在甚麼時候，是一種恐嚇，甚麼時候，可以列為文化現象來展覽？穿上一件這種T恤，招搖過市，不等同「自稱」黑社會會員，如同穿上一件曾灶財書法「九龍皇帝」的T恤，不等同「分裂國家領土」、自僭為王。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沒有向香港的政務官和警察教導開化，沒有教他們甚麼叫文化，甚麼是人類學，甚麼是一種社會符號，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沒有這一類課程。倫敦和紐約，卻都以文化產業為尊，這一類紛爭早已解決，這才是真實的國際都會，濫竽充數的香港不是。

「住好o的」事件，警方會得到香港許多封閉僵化勢力的支持，包括偽道德組織和輿論，但這些人因為學養所限，一味只懂得「創作也不能超越法律」，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警方的行動，或許自以為得計，但對曾蔭權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必將相當深遠，連同近日一片「捉漢奸」的文革喧譁，國際社會只會對香港另有真正的定位，此一效應，如何影響香港下一代的出路，三五年之後會立竿見影，彰顯得更為清楚。

星期天休息：在鬱金香花氣裏的獵巫飛灰

陶傑

恆指衝破三萬點，據說聖誕後將會高達三萬三千。中國概念極為強大，如此形勢大好下去，明年八月北京世運會之前，指可以高達五萬。大學生用幾萬元本錢炒股，炒出三百多萬元的奇跡，中港股市一片高度亢奮，令人欣喜。

全民股瘋，出現在一個耕田種菜的古老農業國家，加上十三億人口，由一個寡頭政體統治，有權力的人，即可任意圈地，佔奪資源，點鐵成金，如此重大的巨變，人類六千年來從未有過，難怪歐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等看一個有趣的結果。

十九世紀英國蘇格蘭作家麥凱（Charles Mackay），有一本流行書，名題很長，叫做《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搜集了歐洲歷史上許多民間大愚昧和群眾大瘋狂的事件。市場經濟的重大情節，包括十八世紀初的「南海公司泡沫」和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炒賣狂潮」。所謂南海公司，是一家英國的上市企業，聲稱與西班牙政府達成協議，將可壟斷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地所有礦產、煙業、香料等資源貿易。南海公司的老闆是一個叫哈利的特權貴族。當時西班牙因爭奪皇室繼承權爆發戰爭，歐洲各國皇室都想扶植自己的血裔代理人，因為誰能影響西班牙的皇權，誰就可以擁有南美洲這片資源新大陸。除了法國和奧地利，英女皇安妮對西班牙的皇權也有染指的興趣，南海公司即向市場放出消息：一旦戰爭塵埃落定，南美洲市場即歸南海所有，一年之內，股價由一百鎊增至一千鎊，後來歐洲開始放售，又傳出南海公司高層詐騙消息，馬上暴跌，股民瘡痍遍地。


「鬱金香風暴」卻更為離奇。鬱金香花種由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帶進奧地利維也納，一時中產階級爭相栽種，引為品味時尚。荷蘭人率先炒賣，許多把土地莊園出售，用以種植鬱金香，鬱金香變成期貨，一種脆弱的植物，如何肩負起千金萬民的希望？幾年之後泡沫爆破，無數「愛花人」傾家蕩產。但荷蘭今日仍是鬱金香之國，英文這個詞：Tulip，源自土耳其語Turban，就是伊斯蘭教民的頭巾，用以形容大瓣鬱金香的外貌。

麥凱的這冊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史實的敘述，在於把許多愚昧的集體瘋狂事件的歸納──他認為，集體瘋狂不限於對市場財富的追求，一枚銅幣有兩面，歐洲人的集體瘋狂，除了追捧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的期貨，還有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的獵巫。

麥凱認為：對於泡沫財富的瘋狂追求，與全民受煽動之下的血腥屠戮，在人性的情緒之中，貪婪和仇恨，都屬同一根源。

以麥凱的結論，中國六十年來的民間躁動，由昔日「文革」到今日的股瘋，動力的性質都一樣：「文革」出於對一名領袖神諭的崇拜，股瘋則是股民對「股票專家」和「市場分析員」的盲目跟從。「文革」時代，全民都聆聽毛語錄和「革命歌曲」的廣播，毛澤東出了甚麼「最新指示」，全國各地，敲鑼打鼓慶祝；股瘋時期，連清潔阿嬸都聆聽著收音機的股票消息，一有新股批售，全民爭奪認購表格，集體行為相當一致而相似。

「文化大革命」中的股票之王，自然是毛澤東這個神話。一九七六年毛死江囚，泡沫突然破滅，許多人窮一生的精神信仰，買進這個「毛股」，沒想到信仰幻滅，口瞪目呆，餘生創傷無限。還有一些人，則痛定思痛，學乖了，追捧其後湧現的許多政治股，包括不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買進趙紫陽，還是一九九七年大手買進董建華，只要及時套現拋售，還是可以大賺。

集體瘋狂的兩面，除了貪婪的狂歡，當然也有仇恨的迸爆。追求股票的泡沫，與追剿一個「人民公敵」，正負互見，都需要同等的情緒能量。

十字軍東征，一路屠戮生靈，除了是爭奪聖城的虛榮，就是對伊斯蘭異教的仇恨。中世紀獵巫運動，除了是宗教裁判所對聖經「釋法」的終極權威，還要民間對婦女的莫名敵意。貪婪和仇恨，發展到極端，都完全沒有理性，因此，恒指三萬點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勢力也掀起對一名議員歇斯底里的批鬥風潮，隱然還有阿拉伯世界的風格，對持異見者發出了暴力行動令。英國作家麥凱，對人性的虛妄，百多年前已經有如此準確的診斷，令人讚服。

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瘋，與遍地火刑的獵巫一樣，在歐洲早已成為歷史。在從來未經民主與科學洗禮的遠東農民社會，無論紅衞兵運動或股市的瘋狂，一些平庸的油畫、百年普洱茶葉的炒賣熱，卻無不折射著同樣的幻影。讀一點點歷史，就會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以預知一個地方滑向更大的集體瘋狂之前的種種徵兆，選擇一個文明而安全避難所。恒指衝破三萬點，香港卻出了幾個「漢奸」，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殺了之後，還有一大批「走資派」，相當於一大片「港英餘孽」。這不是一個清醒（Sanity)的年代，北冰洋正在融化，氣溫已在上升，你手上的中海油拋售了沒有？不要怕，下跌一千點，明天一定要反彈的，時鐘遠遠還沒有敲響十二下呢，還沒有到離場的時候，一場嗜血的狂歡舞會，或許才剛剛開始。

害怕人民 ／梁文道

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星期天休息：極端世代的百年狼煙

民主會不會蛻變成極端，令政府「無法管治」？連日引發的討論，提升社會的品味，是一件有趣的事。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陶傑短評︰天國與地獄

民主的極端，會不會變成「不可管治」？「文革」時代的大陸「無法管治」，但毛澤東一人可以管治，今日的美國加州流行公投，也不是「無法管治」，而是「政府」漸漸變為多餘，加州的人民，真正實現了自我管治。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