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王亭之三鞠躬何文匯 (2011年5月24日)

一鞠躬！
何文匯認為，由於宋代以前的韻書殘缺，因此便只能用宋代修訂的《廣韻》為語音標準。這個說法，可以移用他批評王亭之的說話來評價他，即是：「匪夷所思，勇氣有餘，學識不足。」

假如像他所言，便須肯定：第一，從古以來，方言都要依官訂的韻書，韻書一經修訂，全國百姓便立刻要依從，以前沿用的語音全部作廢。第二，韻書的編訂，不必跟隨當時的語音，而由幾個修訂的人釐訂老百姓的發音，然後再經皇帝肯定，不遵從者殺無赦。倘若情形不是如此，廣府話便必然會保存《廣韻》出現之前沿用的音韻。那時沒有新聞部，亦沒有何文匯，因此絶對不能用蠱惑、蠻橫、無恥的手段來影響教師、學生、與及一些無知的所謂文化人、教育界。

何文匯的無恥在於故意將「約定俗成」硬稱為「習非勝是」，由是否定語音約定俗成的正確性，因此有些人以為，原來他們的父兄老師都讀錯語音。何文匯在推銷他的病毒音之前，先批評所謂懶音，於是傳媒率先附和，及至他推出病毒音時，傳媒受了他混淆視聽，他的病毒音便能順利地推銷給傳媒。何文匯在出書時，先打起「平仄入門」的招牌，暗暗推銷病毒音，然後才公然推銷他的「粵讀」。兩次偷偷摸摸，足見他其實胆怯，那時還未「勇氣有餘」，只是「學識不足」。

現代的廣府話，於民初經音韻學家數次調查。何以要調查？因為不調查便不知道廣東人所用的語音，正因為他們承認這些語音，所以他們才要調查、認識。若照何文匯的做法，那時的音韻學家，只須拿著一本《廣韻》，便可以指手畫腳，出「反切」的字典、字彙。因此當時的音韻學家，才會說，廣府話有六個時期的中原音韻，他們並不認為有了《廣韻》，《廣韻》以前的音韻就成錯誤，這才是客觀的態度，才是對「約定俗成」的肯定。因為任何語音都必然由約定俗成而成立，這是無可改變的天籟。天籟者，因時而變，因地而變，出於自然，並無權威可以用自己的造作來規範，更從來沒有一個音韻學家，要現代人否定自己的語音，跟隨一千年前的音韻。

附和何文匯的人，稍作思量，便當明白，病毒音是目前香港教育界的「恥辱製成品」。一旦竊居大學教席，無所表現，便須取巧以求出位，一旦出位，立刻設法插手行政工作，於是儼然居於領導階層，再設法討好傳媒，便變成學術明星、教授明星、博士明星。居然弄到當時的特區高官、大律師、名女人紛紛跟從，而不知省思，廣府語言不能違反約定俗成而成立，絶不可能千百年來所有廣府人都讀錯語音，只有識查《廣韻》的人才讀對。

「學識不足」的王亭之，「勇氣有餘」來拆何文匯的祠堂（「堂」不可讀如何文匯的病毒音，應讀如「倘」），並非針對何文匯，只是可憐香港的細佬仔，他們返廣州，講說話都給人笑，去超級市場「搶救」、去政府「機救」、立刻被人問候令壽堂。

何文匯已經名成利就，退休而不面紅，所以王亭之就覺得，香港細佬仔的父母，納稅來豢養害他們子女的何文匯，這些父母和細佬都十分可憐，廣府話受到摧殘當然更加可憐，還有重可憐的是，廣府話保存的秦、漢、隋、唐音韻，可能因傳媒推廣病毒音而消失，這就是王亭之拍案而起，喝一聲「可怒也」的原因。希各方人士體諒小人王亭之的苦心，對問題多些考慮，不可一再受何文匯的誤導，去研究王亭之的學識，王亭之既非博士，在香港連小學教師的資格都沒有，研究王亭之的學識完全是題外話，轉移話題來辯論，是學術的卑鄙。若有人格，便應因話提話，不應似賣菜阿嬸，有人來駁秤，就只研究來駁秤的人所穿衣服是否齊整，罵言：「你睇你，衫鈕都扣錯，重學人來駁秤！」

再鞠躬！
何文匯說王亭之將「綜」讀成「中」等等，然後未加任何解釋，就說「匪夷所思，勇氣有餘，學識不足」。法官判案尚須陳述自己的理據，何文匯則無須理據就可以將人定罪，那是自恃權威，擺出霸主的款。這是學術上的卑鄙。

這種作風，亦是何文匯一貫的作風。說懶音、說粵音平仄，是他的煙幕，由此取得傳媒信任，便遮遮掩掩地試行推銷他的病毒音，那時候，他絶對不敢叫任劍輝做「淫」劍輝，叫韋基舜做「圍」基舜，後來傳銷得手，然後才大胆起來，為所欲為。由此可見，他實在精通移花接木，賊佬試沙煲，而非精通粵語音韻。

如果真正是語音學家，就應該像羅常培、趙元任、王力等大家，尊重粵音，然後研究粵音。他們只會說這個粵音跟那一本韻書相合，絶不會說韻書之外的粵音是錯音，所以他們並不自恃權威，這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反觀何文匯則不然，起初，只識用黃錫凌的《粵音韻彙》，後來因為黃錫凌用《廣韻》來編書，他才痛讀《廣韻》，來放煙幕，用大字印出「何文匯博士著」出版《粵音平仄入門》，副題「粵語正音示例」，這就是用粵音平仄來挾帶他的病毒音。本來應該是學術，變成走私挾帶，此豈學者之所為。及至挾帶成功，就擺出一個權威的款來嚇人，曾經嚇倒過香港的教育官，於是將他的病毒音向學校硬銷，年羮堯說：「不敬先生，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何文匯累到很多校長、教師變成男盜女娼，至於傳媒新聞部則可能對此非常甘心，甚或以娼盜為樂。據說有傳媒頭頭以男身而扮女娼，自得其樂，難怪此人就在權力範圍內推銷病毒音。

朱培慶反而好一點，公開言行不一，港台的網雖然支持病毒音，但他自己講說話，仍然尊重老師父母，受訪問時，不敢誤人子弟。

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說回正題，何文匯如果想推廣他的病毒音，就應該提出證據，證明各地方言都依官韻，因為照他的理論，不但粵音可以「正」，潮音、客家音，以至各省各地各鄉的方言都應該「正」。試問何文匯有無此胆色！離開香港，十三億中國人有多少人知何文匯之名，知者有人不問候他的令壽堂？躲在香港擺音韻專家的權威，出書撻博士的銜頭，除病毒音外即無文章可寫，這樣的人，只能稱為「駁士」。如今退休了，有香港納稅人養你，做了碩鼠，不如閉門讀書，以圖寫出一篇稍有價值的論文，則當王亭之對他鞠躬之時，他亦可以瞑目。

三鞠躬！
在何文匯病毒音影響下，廣府語言已混亂不堪，試舉一例──
「調」有兩個音，一般情形下，作為名詞時，讀為「掉」音，例如「音調」、「格調」、「曲調」；作為動詞時，讀為「條」，例如「調理」、「調戲」、「調查」。但現在報新聞的人，卻將「調查」讀為「掉查」，名詞動詞不分，語音由是混亂。

還有一個「行」字，報新聞的人將「發行」（音「發航」）讀成「發恆」，那分明是大錯。從前的舖頭，大書招牌「乜乜發行」，那就即是將「乜乜」批發給行家之意，「行家」當然讀成「航家」，因此「發行」當然讀成「發航」。發音而眛於語源，由是亦造成混亂。

還可以舉「傍」字為例，《唐韻》讀「步光切」，即是「旁」音，解為「近」，因此「傍晚」即是「近晚」，故應讀為「旁晚」，此實毫無疑問，「傍」字另有一音，依《廣韻》「補朗切」，音「磅」，解為左右，因此廣府人便稱依於人之左右者為「傍友」，此亦毫無疑問。今何文匯只準有「磅」音，因此「傍晚」便給讀為「磅晚」，那簡直是橫行霸道之所為，廣府人為何不得依《唐韻》，用「近」之意，將「近晚」稱為「傍晚」（音「旁晚」），反而要不顧其意而依《廣韻》。為了推銷病毒音而不顧字義，此豈學者之所為耶？

舉此三例其實已足，身為廣府人而混亂廣府話，用盡心計來混亂廣府音，標榜香港語音，假如不客氣，可以稱為「廣奸」，不過王亭之不願將「廣奸」之名加於何文匯頭上，因此鞠躬而退，接受家屬謝禮。

阿門！

附說：
王亭之近年眼力不足，寫稿時書法潦草，於寫專欄時，「阳」字常給排成「陰」字，他們可能因字跡潦草，而誤將之作為「阴」字，再排成繁體，由是致誤，《廣府話救亡》一書編排時，王亭之老眼不能修訂細字，因此手民之誤甚多，今屢經挑剔，故附說如上，並向讀者致歉。
2011年5月24日

中共黨報 : 我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是不爭的事實

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045945.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3052219.html


回顧「十一五」，人們突出地感受到，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同其他建設一樣，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全社會形成了思想活躍、暢所欲言的良好氛圍。

　　看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實現，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人們發表言論、表達觀點的渠道是不是暢通，新聞出版物等載體是不是豐富。據統計，到2009年底，我國報紙年總印數達到437億份，各類期刊出版31億冊，圖書出版70億冊；全國共有廣播電台251座、電視台272座、廣播電視台2087座，有線電視用戶17398萬戶、有線數字電視用戶6200萬戶；廣播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6.3%，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7.2%。可以說，我國已經成為世界新聞出版大國。

　　看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維護，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人們是不是可以充分發表各種意見、提出建議。人們感到，這些年來，我國的公共媒體平台建設不斷加強，公民的言論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網絡等新媒體發展迅猛，已經成為我國公民獲取各類信息和發表言論的重要途徑。據統計，目前我國境內網站已達279萬個，網民人數達到4.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1.8%，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各家網站都十分注重為網民提供發表言論的服務，約80%的網站提供電子公告服務；我國現有上百萬個論壇、2.31億個博客用戶，每天人們通過論壇、新聞評論、博客等渠道發表的言論達300多萬條；超過66%的中國網民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就各種話題進行討論，表達思想觀點。

　　看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是不是得到發展，最重要的是看公民的批評和建議是不是能夠發揮監督政府工作、提高施政水平的作用。我國政府始終強調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通過互聯網等新聞媒體瞭解民情、匯聚民智，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改進工作的新渠道。我國領導人經常上網瞭解公眾意願，有時直接在網上與網民交流，討論國家大事，回答網民的問題。各級黨委、政府通過開展綠色郵政、專線電話、網上信訪、信訪代理等多種渠道，為人民群眾反映問題、表達訴求、提出意見建議提供便利。在出台重大政策前通過互聯網徵求意見，已成為各級黨委、政府的普遍做法。最近3年，每年通過互聯網徵求到的建議多達幾百萬條，為完善黨和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參考。

　　事實勝於雄辯。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積極穩妥推進，我國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那些指責我國限制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的論調，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也是站不住腳的。某些人對此視而不見，並非是關注所謂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而是借此污損中國形象，其實質是企圖削弱甚至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定風波》 蘇軾

《定風波》 蘇軾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廣西梧州蒼梧縣龍湖鎮暴動視頻：規模大、有開槍

今日廣西梧州市蒼梧縣龍圩鎮猶如阿富汗，見到幾部警車被打翻，上千村民和幾百武警打交，幾十老混用上了汽油彈，大棍，火磚來打警察，他們是以林水和坡尾為主，但是對徵地不服的周圍村，古鳳，念村，恩義的村前來支持，共有上千人，打武警，蒼梧武警的防暴牌也被打爛不少，被在實驗中學後面趕到上大輕盤…

農民跟警察和武警打起來，一警察眼球被打出，一警察被打倒頭破血流，蒼梧全部的警察被趕到新地路口，警犬被敲死2只，後來調動梧州市武警（8個東風車武警），岑溪也調了5個東風車武警過來支緩，引起幾千人來圍觀場面非常激烈，也很熱鬧，最後警方放了兩次推淚彈驅逐才驅散這幾千人！



現在我村土地就是下小河9分水田了，其它全部賣完了，，賣完地加起身地錢就連一套房都買某起啊，，。你有某瞭解過？？還有以後生活呢？？

請問，我在蒼梧二十幾年了見證了政府的矇騙，全是房地產，林水是最好的見證了，龍湖、祥龍、廣場的地，連回建地都沒有的，還有！還有都坎村徵地全都是以政府名義去征，我見證了我的土地全是政府矇騙，我對政府沒有太大的信心，對政府的憤怒，抱怨。因為政府征來的地大部分賣掉，什麼都是政府出面，我全部土地征完加起來的補嘗款都買不起一套房，補嘗金全很低的，地沒了生活的最低的保障也沒有，叫我們的農民怎麼辦？我們村徵地大多是在繁華工路兩邊，有的貪腐就想盡辦法要我們的地，舉列，十二年前徵地建二中學校前二年就建成了交警大樓和酒店房地產變更土地使用權。

最近2008年征南廣鐵路梧州南站，本來車站徵地是500畝的，根本不到我們村的地，可能因為在車站旁邊，現全部要征完我們村的 1000畝山田，都是以政府名義徵地說建車站，政府矇騙我們是什麼目的？裡面是不是有貪腐在裡面我就不而而知了，1000畝的山田補嘗款只有2000萬，田17000一畝，山9000多一畝，請問是不是很少？裡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東西？再是《兩年》了還沒有動工而是把田到處勾勾也種不了，請問是不是政府在圈地？？還有林水的地要搞龍湖現變成了房地產因為地的問題全村還打架過，遊行過，就是因為有了龍湖的房地產搞得上游的下小河年年幾千畝水田比水淹，秋季都種不了，現還以下小河年年給水淹說要徵地搞滄海湖，我想最後還是房地產吧。害的是我們農民啊，請問政府可不可以給我們入股分紅的形式去做？這樣農民以後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給全港市民及立法會議員的公開信

天下苦秦暴政，久矣，港人苦TVB霸權，久矣！

自從佳藝電視台在一九七八年倒閉之後，香港的大氣電波只存在兩個電視台，而TVB經常性地佔據了九成以上的收視率，直至今日。
TVB所以得到壓倒性的收視，非因為節目質素超群，而是在於它首先啟播，獨家佔用了大氣電波超過五年，造成了慣性收視，亦累積了無數的廣告客戶及藝人。除此以外，TVB優先選擇了有利的頻道和發射位置，這是無可匹敵的播放優勢。當麗的及佳視加入競爭時，TVB就利用這些資源優勢來打敗對手。其他電視台也曾奮戰，也曾投入大量資金，但攻勢難以持續，皆因TVB先佔了廣告收入及人力資源，能做到以戰養戰，其他電視台則要自掏腰包，不斷投資，誰勝誰負，誰佔先天優勢，一目瞭然了。

TVB憑著上述的先天優勢，三十多年來，不斷使用各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手段來欺壓對手。其中最卑鄙的就是模仿對手。一九七八年，當時的晚上八至九時段，無綫一直是播放單元性節目的，及後麗的推出創作武俠劇《天蠶變》，大受歡迎，TVB立即腰斬所有單元劇，推出《楚留香》。TVB就是恃著它的固有優勢，模仿對手、戰勝對手，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發生過無數次，結果是亞視股東不停更換，弱勢紛呈，強弱更形懸殊。

現在大氣電波只有兩個電視台，而強弱如此懸殊，會得出甚麼結果呢？結果就是電視界再不注重創作；也正因為TVB做甚麼也能贏，大部份權力便落在一班行政官僚的手上。香港許多從事創意文化的人材，均是在電視業競爭之中培育而成，在以前，幾乎所有香港電影人都是電視台出身。當電視界競爭消失，香港創意文化人材的生產線亦中斷，無論幕前幕後，也是如此。由於人材青黃不接，香港於八○年代華語社會的普及文化領導地位，至今已蕩然無存。

TVB如何利用支配優勢地位，採取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手法去欺壓對手，我在先前發布的公開信和亞洲電視向廣管局的投訴信中，已經清楚闡述了，在此不再多贅。我必須再次提醒大家兩件事：
首先，電視並非自由競爭的行業，大氣電波是社會的罕有資源，因此政府是有責任去提供一個具競爭性的環境。正如電訊業，政府就曾透過立法，限制當時壟斷香港電訊市場的電訊盈科，製造更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
第二，自2002年香港《廣播條例》作出修訂以後，其中13至15條已清楚指出，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濫用其支配優勢從事廣管局認為目的在於防止、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亦不得從事該局認為會有如此效果的行為。而TVB違反了上述的禁止反競爭條例。

在2003年之前，TVB的反競爭行為只可說是違反了商業道德，然而在《廣播例條》修訂之後，這基本上是一種違法行為，而且是無可抗辯的違法行為。
《廣管條例》第13條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做出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第14條則明確指出在電視節目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濫用其支配優勢。TVB擁有市場九成以上收視率，明顯就是有支配優勢的持牌人。那怎樣才是濫用支配優勢呢？條例中已有許多清楚的界定，例如第13條2(b)指出，防止或限制向競爭者提供貨品或服務的行為，廣管局可視作濫用支配優勢行為。也就是說，如果無綫電視不准某些與他們有業務來往的人向競爭者提供同樣的服務，就是濫用支配性地位。以往TVB以每年參與演出至少一個節目、每次酬金一百元，與本港大部分歌星訂約，並清楚訂明這只屬服務提供，而非僱傭合約。然而，合約卻同時限制他們向其他電視台提供同樣的服務，這無疑是違反了《廣管條例》第13條2(b)。

2003年《廣播條例》修訂至今，這種明目張膽、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廣管局一直視而不見。雖然有不少電視藝員曾提出這個問題，但廣管局仍是漠不關心，這簡直是對香港法治的極大侮弄。同樣地，立法會議員沒有關注這種現象，亦屬嚴重失職。

TVB違反禁止反競爭行為條例的行為多不勝數，各種違例例子在亞洲電視的投訴信中已寫得很清楚。如今廣管局雖已公布指控表面證據成立，預備展開全面調查。可是，廣管局的調查是閉門的，因此我強烈要求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去調查這公然違法以及廣管局失職的事件。無綫電視過去曾聘請過萬員工，只要立法會展開公開聆訊，傳召這些員工作証的話，真相必然會大白。

除廣管局嚴重失職，立法會廣播事務委員會視若無睹之外，另一件更不可解的事情是，受害人竟然對他自己的損失和法律權益毫不重視。根據《廣管條例》，因為反競爭行為而造成的損失是可以索償的，亞視、有線和NOW在原理上是可以向無綫電視索取以億計的賠償，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有人說，這是因為電視圈很小，他們的受薪人員恐怕有朝一日轉職無綫，因此不敢向公司建議興訟，儘管勝算是極高的。

現時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電視數碼化後，香港大概可容納二十至三十個電視台，多發三個電視牌照︳看來是事在必行。發牌後雖然會增加市場競爭，但幾間新電視台卻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才可與無綫拉成較接近的均勢。而根據《廣播條例》，廣管局是有權隨時頒布任何新的條例，來促使有競爭性的電視市場形成。正如在電訊業引入競爭之後，電訊管理局曾經對香港電訊或電訊盈科的行動作出了許多的限制。如要在短期內令香港電視業有充份的競爭，令香港重新成為文化創意之都的話，就必須引入一些新的條例，以確保競爭市場出現。而這些所謂新條例其實並不新奇，它們在不少國家已曾經實行，尤其其中的四類條例廣管局可優先考慮。

第一，電視台不准擁有長約藝員，電視台聘請藝員工作均須以部頭或節目作為單位。電視台更加不應同時是藝員的經理人，抽佣剝削藝員在電視台以外的工作收入。事實上，世界各地如日本或國內的演員，大部份都不屬任何電視台旗下合約藝員，可以自由出現於不同的電視台節目及活動。

第二，製播分家。許多國家都規定，電視台只是播放渠道，本身不應製作電視劇或其他綜藝性節目。如果香港電視台需要外購節目，就自然會有大量製作公司出現，為電視台提供外購節目。在有供求和競爭的環境下，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必可如火鳳凰般重生。

第三，均衡節目。無論政府和民間都屢次提出電視台應有均衡的節目類型，但廣管局卻從無任何強制措施令節目類型比較均衡。除令觀眾有較多選擇外，這也是立即令電視市場較有競爭性的方法。舉例說，限制所有電視台在每晚四個小時的黃金時段內，必須播放劇集、綜合性節目、新聞及紀錄片各一小時，不准只播劇集。那樣不同電視台就可以透過節目的編排，在同一時段為觀眾提供不同選擇，從而形成競爭。

第四，頻譜拍賣。現時無綫無需付出一分一毫，卻可長期霸佔最有利的發射位置和最多人收看的慣性頻譜。其實頻譜和發射位置理應作定期拍賣，有利位置價高者得，這才是公平。

可以想像，只要推行這四項措施，我們便會得到一個更均衡、更有創作活力、更具競爭性的電視市場。這樣，無論對電視觀眾，對幕前幕後的創作人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以上一切，都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我們期望立法會議員和各界人士敦促廣管局朝這個方向走，則香港幸甚，香港觀眾幸甚，香港創意文化幸甚。


蕭若元及香港人網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九名會員

網友評XXX得獎(搞笑版)

網友評 XXX得獎（搞笑版）


李怡

XXX=劉曉波； HP=和平。

內地網友嘲諷傑作選：

※諾貝爾 HP獎即將揭曉。新華社準備好了兩份稿件以備二選一發佈。一份是讚美 HP獎得主和評委的，一份是譴責諾貝爾評委會的。

※宣稱「我沒有敵人」的 XXX獲得諾貝爾 HP獎，我朝老大哥非常惱火，冥思苦想後確定了一個更響亮的口號——「我沒有朋友」！

※前些日子是全中國人要求日本放人，現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國放人。

※問：中國諾貝爾 HP獎候選人的主管單位是哪個？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監獄管理局。

※評獎的這幫人太狠了，每當錢不夠時，就發給一個無法領獎的人。

※六十一年，錦州監獄完成了從「關戰犯」到「關諾貝爾 HP獎得主」的質的飛躍！

※共和國監獄不但關過諾貝爾 HP獎得主，還關過皇帝、國家主席、元帥、將軍、作家、科學家等。監獄，是個人才濟濟的地方！

※新華社：中國一名服刑人員在改造期間輕而易舉獲得了諾貝爾獎，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 XXX獲獎是我黨政法委無數次嚴密實驗的科學結晶：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陳光誠判四年半不行，譚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終於， XXX判 11年——實驗成功了！

※微博管理員：尊敬的用戶，行行好吧，從六點刪到現在我連晚飯都沒吃，手都刪軟了！

挪威教授否認對諾獎不滿 批中共造謠手法拙劣

挪威教授否認對諾獎不滿 批中共造謠手法拙劣


中共新華網10月14日發表題為《挪威人也看不過眼了 開腔惡批諾獎委員會》的報導，稱：「挪威科技大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嚴厲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說『這是大錯特錯』，『諾委會這麼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國推行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云云。

阿努爾夫•科爾斯塔教授得知後立刻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發表聲明：「這純粹是造謠，是戈培爾的故伎重演。胡錦濤企圖假借挪威人的名義損害挪威諾貝爾獎的名聲，其卑鄙目的永遠不會得逞。我完全贊成諾委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博士，祝願中國人民早日擺脫共產黨的獨裁統治，獲得自由和解放。」 阿努爾夫•科爾斯塔教授嘲諷胡錦濤造謠手法太過拙劣，他說：「看看胡錦濤安在我頭上的那些詞句吧，都是只有從小生活在中國大陸並且受過中共訓練的人才能說得出來的詞句，挪威沒一個人能想出那些詞句來，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如果胡錦濤願意，我可以做他的教授，告訴他挪威人是怎樣遣詞造句的。」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150635.shtml

挪威人也看不過眼了 開腔惡批諾獎委員會

挪威科技大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嚴厲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說「這是大錯特錯」，「諾委會這麼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國推行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

科爾斯塔說：「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大錯特錯。人民期望諾貝爾和平獎促進內部和平，特別是減少國與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劉曉波，就我所知，從來沒有在減少衝突方面做出過什麼貢獻，也沒有參加過與和平有關的活動。我看不出這位和平獎得主符合諾貝爾遺囑中最重要的標準。因此，這是一個錯誤。」

　　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時所稱的理由是「他在中國進行爭取人權特別是言論自由的鬥爭」，以及「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對此，科爾斯塔說：「這也是一個錯誤。如果我們看看全世界，美國和英國等具有悠久議會制民主的國家，過去50年來一直屬於最具進攻性的軍事強權之列，佔領別國或在別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戰爭。」

　　關於諾委會為何作出這個決定，科爾斯塔說：「我認為，諾委會對中國所知甚少。諾委會也想獨立於外部壓力，表現出勇敢的一面。即使與實際相違，甚至與目的相悖，諾委會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價值。」

　　他說，諾委會選擇劉曉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認為支持西方在人權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價值理念。「在西方，許多人認為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須輸送到所有其他國家去。要麼直接通過武力和戰爭(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麼通過支持那些被認為代表這些價值和理念的人。我認為，諾委會想要中國成為一個更像西方世界的國家。諾貝爾獎就被用於此目的」。

　　關於諾委會自稱它獨立於挪威政府和議會的說法，科爾斯塔認為，諾委會形式上是獨立的，但是在議會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黨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對諾委會的決定表示支持。諾委會主席亞格蘭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議長。因此，諾委會與挪威官方政治體系存在聯繫是確定無疑的。

　　他說，諾委會給中國貼上「不民主國家」的標籤是不公平的。多黨制不是使人民對政策制定和國家未來發揮影響力的唯一途徑。每個國家都可以基於自己的文化和發展程度，選擇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決方案。

　　科爾斯塔認為，西方許多人不想看到中國這樣一個強國且在許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國家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們想輸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維方式，「這將是一種攻擊中國價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過程，因此也是對在自己國家堅守中國文化價值的中國人的攻擊」。

　　科爾斯塔最後說：「和平獎近年來從來沒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為裁軍而鬥爭的人們。我認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沒有侵略性的國家，它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國際問題。因此，我認為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的異見人士是不公平的。」

陳健民﹕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陳健民原文 明報 2010年9月6日

陳健民﹕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明報專訊】1. 噪動的夏天

　香港是那樣細小密集，人們的情感迅速波動、相互感染。這夏天開始時因為政改問題，民主派內兩陣彼此攻訐，年輕人吹覑Vuvuzela不斷噪動，起錨／超錯、對話／對抗的二元思維將社會撕裂，人們開始不用腦袋思考。夏天快要結束，一個以人民力量爭取回來的菲律賓民主政府卻以輕蔑生命的態度處理人質事件，以最荒謬的方式令港人感恩活於一個安全和合乎常理的城市，各黨派又攜手走上街頭，為亡者悲慟求公道，港人空前凝聚。

　這個城市的情緒既然如她的股市和樓價一樣浮動，我們或許應在這稍縱即逝的平靜時刻，審視我們上階段所經歷的一切，然後以更清明的視野迎接下一輪的政治爭論。

　2. 不安的青年

　立法會通過政改的剎那，我看覑遮打花園和皇后像廣場兩端的人群，不敢嘆息。一端不管最後上會的是怎樣的一個方案，只要是政府提出來的我便支持。另一端卻一早準備好連串行動反對政改方案，即使民主黨的改良方案與政府原方案有重大分別，行動照舊。我期待有更多知識界的朋友能走在這兩端中間，卻驀然發現大家都已歸邊，在修辭背後互相咆哮。2005年政改那役，一批學者和文化人難得地發表聯合聲明，希望泛民和政府能尋求共識。今天，爭取在體制內不斷擴大民主元素的學者和政黨已被一些人視為新民主運動的絆腳石（或刺破氣球的針），而累積怨氣、擴大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已超越了階段性的制度改革。

　民主黨為港人爭取了5個直選和5個「類普選」立法會議席，如果說這是無關痛癢的改革，不是昧覑良心，就是反映出很多港人已十分不耐煩。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聽覑多元開放、公平流動的神話，經歷的是單元、閉塞、壟斷和停滯的生活環境；政府一方面提倡公民教育、公眾參與，另一方面卻對民眾處處提防，死抱功能團體，陶醉在小圈子的選舉和生活世界。如果不以最劇烈的方式向建制俯衝，如何能夠動搖牢固的決策程序和僵化的思維方式？

　和兩位積極關心政治的年輕人的一席話，一直印在我腦海當中。第一位是支持公投的醫生。我問他這方式真可以向中央爭取到民主嗎？他說不可以，但不打緊。「最重要是把心裏面的感覺有力地表達出來。中國在崛起當中，香港在走下坡，bargaining power愈來愈少，要說真話就要趕快說，沒有什麼策略可言。」這是情感政治。另一位是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和我談起對話路線的問題，我說香港欠缺持續抗爭的條件，第一是貪污不嚴重，第二是沒有重大的違反人權事件。聽後，她說：「也許我們需要流血。」

　我想，我是理解年輕一代的煩躁，而只要與這批積極參與政治的年輕人有緊密聯繫的學人、文化工作者、社會運動組織以至政黨，都難免捲入這個氣場。問題是這種浮躁不安的民氣，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亦可以成為反理性和摧眦民主的力量，關鍵是不要讓她走上民粹甚至基要主義的道路。這自然讓我聯想起德國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教訓。

　3. 表現主義與新客觀性

　威瑪共和（1918-1933）是德國最早實驗民主的時期，政治動盪不安，文化成就卻燦爛奪目。短短15年的共和，換了17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敗北的德國在恥辱和沮喪中重新站起，國民在極端右翼、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思潮激盪下尋求出路。在美國大蕭條的陰影下，德國面對的是不斷攀升的失業率和通脹，人心惶惶。有人說，在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知有多少德國年輕士兵死在俄國和非洲戰場上，他們的背包裏都塞覑海德格的作品。海德格的哲學是出名抽象和晦澀，但他談論的主題——疏離、恐懼、憂慮、虛無、存在等——卻與當時困擾德國人的非理性和死亡等問題融合在一起，引起了讀者情感的共鳴。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認為，海德格的哲學是排斥現代城市生活的理性主義文明，最終變成貶抑威瑪共和，無意中引導年輕人用血思考，走上納粹的道路。

　威瑪時期的浮躁不安亦表現於其文藝風格。當時盛行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強調表現內心的感情。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將古代藝術分為兩類，阿波羅式的藝術是理智、秩序、規則和文雅的藝術；狄俄尼索斯式的藝術是惡毒、混亂和瘋狂的藝術。前者源於理智，後者源於潛意識，而表現主義基本上屬於後者：鮮艷的顏色、扭曲的形式、繪畫技巧上漫不經心、平面、缺乏透視、基於感覺，而不基於理智。彼得．蓋伊用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威瑪時期許多文藝作品都流露一種「弒父情意結」，對權威、舊有的倫理秩序進行徹底顛覆。當時一些被嚇得目瞪口呆的文化評論家驚嘆德國正在奔向「神秘主義和野蠻的綜合體」。

　但威瑪文化精彩處是在這種從混沌而生的表現主義發展出相對應的「新客觀性」主張。創立包浩斯學院（Bauhaus）的格羅皮奧斯就認為：要治療現代的疾病乃是尋求更多更正確形式的現代化。參與制訂威瑪民主憲政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視表現主義是一種「精神的麻醉」而提倡新的客觀性，亦即是哈特洛普（Hartlaub）所說的「以務實態度用心面對當下的現實面」，是遁世和憤世嫉俗的反面。這批思想家和文藝工作者很清楚人們已變得很不耐煩，但認為當時最需要的正正就是耐心，而不是搖旗吶喊。對他們來說，真正的進步端賴「木匠按部就班的工作，鐵匠拿覑鐵槌不停敲打，還有商人的仔細算計等等」——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但歷史卻向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觸動德國青年人的，始終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他們需要的是表現主義式的情感政治、希特勒的魅力領袖和對猶太人的痛恨來尋求民族的光榮感和「完整性」——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和獨立人格，是結合。

　4. 反思

　香港面對的混亂和不安與威瑪德國不能同日而語，但年輕人在經濟與政治困局下的不耐煩，對舊有政治秩序、倫理、組織、人物的厭惡正是與日俱增。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保育、反高鐵、公投運動，為香港帶來新議題、新視野。如果能夠如保衛囍帖街和反高鐵中結合專業力量提出民間規劃的方案，這股力量可以成為社會創新的動力。如果像政改一役只顧站在道德高地而提不出任何替代方案，政黨又怎能跟覑這種「道德化的公民社會」（ethical civil society）的方式去處理政改問題？我想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朋友要好好思考為何與今天的新社會運動脫了節？我們要時刻警惕是否已落後形勢成為改革的絆腳石？而激進派和今天的許多思想導師亦應提防將青年人帶進民粹主義的胡同，陶醉於叛逆的歡愉中，而漸漸迷失方向。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台北：立緒，2003）

馬國明：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

——威瑪共和的問題2010年9月12日

【明報專訊】普選聯學者陳健民九月六日在《明報》發表了〈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刊該日A31版），十分粗疏，文章把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歸咎於青年人的躁動和不安更完全是捉錯用神，牛頭唔搭馬嘴的謬論，原本不值一提。但文章發表的同一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深圳打破規格，以接待國家元首般的規格接待香港首富李嘉誠，威瑪共和國的問題突然變得異常重要。

正如陳健民在文章裏說，威瑪共和國期間，德國政局動盪，執政的政權都是少數派政權，政局異常不穩，政權不斷更替。在這種形勢下，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議會裏的議席雖然也未過半數，同屬少數派，但卻是議會裏議席最多的黨派。一九三二年六月，當德國的通貨膨脹失控時，在部分納粹黨議員支持下組成另一新政府的France Von Papen竟然異想天開地想到借助希特勒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邀請希特勒擔任總理，自己則退居副手。不要被人誤導，希特勒不是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他是計算利益的政客背覑選民的連串政治小動作下，乘勢而上的。無論如何威瑪共和的民主體制還未至因此而斷送，一九三○年希特勒還未上台前，當時的總理說服總統Hindenburg啟動威瑪共和國憲法四十八條賦予總統頒發緊急令，出動軍隊鎮壓的權力，間接做就希特勒後來借故奪權。

同青年躁動大纜都扯唔埋

只要對威瑪共和國的歷史稍有認識也會知道威瑪時代政局動盪與青年躁動與否根本是大纜都扯唔埋，像陳健民那樣硬將二者混為一談只會忽略了威瑪共和政局動盪的根由。威瑪時代政局動盪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重大缺失種下的禍害，理解箇中因由對香港的民主政治甚有啟發，尤其是當胡錦濤像接見外國國家元首般接待李嘉誠時。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雖然與英國和法國並列歐洲強國，但在統一前德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稱，德國境內有為數過千的獨立王國。德國統一有點像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般，是普魯士逐步吞併德國境內為數曾多達千計的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工人階級急速膨脹，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亦開始壯大。一手促成德國統一的「鐵血宰相」卑斯麥來自普魯士的地主階級，當然不會坐視社會民主黨壯大。他一方面制定反社會主義法，逼使部分社民黨人流亡海外，另一方面則推出全歐洲最早的福利措施籠絡工人階級。卑斯麥是個十分複雜的歷史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帝制，另一方面卻在任內實施了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選。在這種形勢下被迫流亡海外的社民黨理論家Eduard Bernstein提出一套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理論。這套理論可以說是香港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那套「量變到質變」的鼻祖，Bernstein認為只要工人階級的福利不斷增加，工人階級的權利便能得到保障，社會主義便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的體制內形成。雖然羅莎盧森堡和Karl Kautsky這兩位社民黨內的理論家提出猛烈批評，但進化社會主義這種修正主義成了社民黨內的流派。

以影響力計，自從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逝世後，Karl Kautsky便儼然成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但早在一八九一年，當Bernstein還未提出他的進化社會主義理論時，Kautsky、 Bernstein和另一位社民黨的理論家August Bebel發表了名為Erfurt Program的行動綱領，認為工人階級毋須發動革命。資本主義必定覆亡，因此工人階級只須遁合法的渠道爭取權益。今日看來，在社民黨的云云理論家中，羅莎盧森堡最有原則，洞悉力最強。她不但猛烈批評Bernstein的修正主義，她更批評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必定導致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當歐洲戰雲密布時，她呼籲第二國際（歐洲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聯合一起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起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準備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她的呼籲卻無人理會，法國和德國的社民黨人紛紛摩拳擦掌支持自己的國家開戰；就連身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繼承人的Kautsky也支持開戰，理由是德國對付的是沙皇統治的俄羅斯。羅莎盧森堡在黨內的處境甚為孤立，她索性脫離社民黨並與Karl Liebknecht等前黨員組成反戰組織Spartacist League（名字取自領導一群奴隸反抗羅馬暴政的Spartacus）。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崛起，德國一度被認為是歐洲首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德國工人階級在德國統一後迅速壯大卻是基於香港功能團體選舉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在統一前德國分成過千獨立王國，統一後的德國既沒有中國那樣遍佈全國、政見劃一保守、習性和取態相近，並且透過科舉制度，不斷補充新血的士人或士大夫階層；也沒有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劃一世界觀的貴族和布爾喬亞階層。德國統一後，在社會層面上工人階級在沒有對手下成了社會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若非實行帝制，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已執政。當Kaiser Wilheim II準備發動戰爭時，假如社會民主黨積極組織工人階級抵制，不但可以避免一場死傷慘重的無謂戰爭，更可逼使Kaiser Wilheim II退位，一舉改變德國政局之餘更改寫人類歷史。

羅莎盧森堡恰恰是社民黨內主張發動全歐洲工人罷工抵制戰爭的人物，但卻被孤立。這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裏的一大懸案，到今日仍令人困惑。無論如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政治實踐一蹋糊塗，特別是支持開戰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但即使犯了重大錯誤，德國戰敗，Kaiser Wilheim II退位，德國改為共和國，能夠籌組政府的依舊是社民黨；支持帝制的右翼勢力因為德國戰敗而潰不成軍。在這種情況下，羅莎盧森堡提出要追究發動戰爭的責任，此舉不但可以查出真相，更可徹底瓦解右翼好戰分子的勢力。但由社民黨一手成立的政府卻充耳不聞，說到底社民黨也支持戰爭，因而不願追究責任。Karl Liebknecht按捺不住，在沒有徵詢羅莎盧森堡的同意下，於一九一九年一月武力佔據數家親政府報館。一隊剛從戰場歸來的退役官兵奉命拘捕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帶隊的軍官當場擅自把二人處決，事後獲輕判監禁兩年。

問題在「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

一開始威瑪共和國便沾滿羅莎盧森堡和Karl Liebknecht的鮮血，又迴避發動戰爭的責任，姑息養奸，政局焉能穩定？威瑪共和國的種種問題完全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裏那些「秦始皇也要溝通」的政客們違背原則，只有計算的政治舉動，陳健民卻硬要扯到青年人身上。〈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又一時大談表現主義，一時更扯上尼采，簡直是東拉西扯的範文。尼采是一位打破常規的思想家，但他經常被人斷章取義，包括被納粹主義者斷章取義地引用。除非曾對尼采深入研究，否則切勿隨意引用。陳健民是普選聯曝光甚高的學者，實不宜再像〈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那樣瞎扯。

最值得重視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至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面對戰爭的重要關頭居然違背了無產階級不分國界的大原則，支持各自的國家發動戰爭。社會主義的理論一直忽視了民族主義，亦在這問題上絆倒。香港在九七後民族主義是一個須要正視的問題，特別有人提出愛國便也須愛共產黨。當胡錦濤恭恭敬敬的接見李嘉誠後，全港輿論的焦點在於舉動背後的信息和對香港政府管治的影響。但胡錦濤是全世界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共產黨總書記，居然紓尊降貴從北京老遠跑到深圳接見身分不過是賺錢賺得比人勁的李嘉誠。在鄧小平的年代，香港的富豪必須親自跑到北京才能獲得接見。當中的分別是否代表著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已變成要堅持資本主義的共產黨？普選聯強調要跟共產黨溝通對話，但現在的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蘇聯仍健在時，東歐的異見分子嘗試從理論和概念的層次去理解蘇聯這龐然大物，在香港則連這種嘗試也沒有。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出現工人十二連跳，富士康生產的是今日資本主義最先進的產品部件，工人的待遇卻是馬克思年代資本主義原始累積的待遇，而這種奇怪的情則是在共產政權的嚴密監視下進行的。

接見李嘉誠 驚死你唔知

「中國往何處去？」是多年前關心國是的青年學生問的問題，今日同樣要問這條問題。中國往何處去的答案也是香港往何處去的答案，香港要實行真普選便必須廢除功能組別，但李嘉誠等大地產商卻是功能組別選舉的得益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只須堅持反戰便能推倒帝制，但卻支持戰爭。今日普選聯的一群政客和學者在根本不能看清對手的面目輪廓下主張溝通對話，會有什麼結果？陳健民和普選聯的一班學者應該知道納粹主義原本的名稱是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納粹的社會主義比起現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可能更認真。納粹黨執政後迅速穩定局面其實是靠一系列社會主義政策。英國歷史學家Norman Davies說納粹主義漸漸淡化其社會主義色彩，到最後只剩下國家主義，他又列舉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多達十七項相同的共通點（見 Norman Davies, Europe ,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45-947）。是十七項之多，不過還可以再加多一項，中國共產黨不也是漸漸淡化社會主義色彩嗎？胡錦濤在深圳接見李嘉誠便是驚死你唔知的最佳說明。

淡化社會主義之後也只剩下國家主義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建基於資本主義必定覆亡的超錯假定，今日在香港我們卻可以肯定無論是蘇聯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都已覆亡，我們的行動綱領又是什麼？德國社民黨那套「量變到質變」的行動綱領早已徹底失敗，我們在香港卻還要被迫再試多一次。如果何俊仁或民主黨內的成員知道「量變到質變」的不名譽前科，會否堅持他們那套妥協方案？

練乙錚：紅黑同體說明黨患上血癌

重慶自今年六月開始「打黑」，近日進入高峰，市政府昨日發表最新數據，連日出動警幹數達七千，佔去公安系統人力四分一，收到四萬宗舉報，抓了三千個疑犯，除了重慶市黑頭頭、市司法局長兼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文強落網之外，多個重大黑社會頭目亦被捕，其中包括控制市公交系統出租車市場的黎強；後者並非等閒之輩，而是市人大代表、區政協常委。重慶這對「黑道二強」，一個是達官，一個是貴人，特點都是「紅」裏透「黑」，和一般大陸上幾十年來抓出的碩鼠一個模樣。對此，重慶市民乃至全國網民非常高興，市長薄熙來幾乎成為全國最受擁戴的政治人物。當然，也有不少人像筆者一樣，高興之餘，還擔心這種運動式的嚴打並不能有效阻遏黑惡勢力搞貪腐。


「嚴打」是鄧小平發明的，二十多年來，大的一共搞了三次，一九八三年頭一次非常厲害，持續三年，主要針對文革遺留下來、改革開發之初出現的打砸搶分子和涉情色事「流氓」。那次嚴打，立竿見影成效顯著，最著名的案子是把開國元勳朱德的孫子也正法了，但事後一般認為有擴大化之弊，遺下很多冤假錯案，社會代價很高，不過那是中共以搞運動試圖解決社會或政治問題的通病。第二次和第三次嚴打，分別在九六年及二千年展開，每次歷時一兩年，而且主題都是「打黑」。九六年那次主要打擊毒販、劫匪和販賣婦孺的人販子等流竄性罪犯，還有便是掃黃。但是，黑勢力並未因此收斂，至二千年，全國法院處理涉黑案件數量竟達九六年的六倍①，於是又有二千年底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運動，打擊對象是「有組織的黑社會團夥惡勢力」。其後，在全國各地也不斷出現規模較小或對象範圍較窄的嚴打，如○一至○三年北京市治安嚴打、○四年全國黃網嚴打（效果不彰，故有「綠壩」）、○五年的青島春季嚴打等。這次重慶市「打黑」，下一步將推廣至市郊的區縣，暫還未有成為帶動第四次全國範圍嚴打的跡象。

仔細閱讀有關歷次「嚴打」的材料，不難看出一些趨勢，那便是打擊對象愈來愈組織化、從暴力犯罪轉為經濟犯罪、從社會轉向黨內。起先是黑勢力與公權力對抗，及後是黑勢力與黨組織同體化，與公權力結合。


去年初，筆者在本欄指出，在新時期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段，黨無可避免要蛻變為一個帶二重性的組織，即一方面是一部管治機器，另一方面是一張立體貪腐利益關係網；二者是共生的，作為管治機器，黨壟斷所有社會權力，而且往往是絕對權力，因而無可避免出現嚴重腐蝕，招引大批尋租客不特已，還把原本的健康肌體敗壞。重慶那些怵目驚心的事例，其實遍佈全國，而且還不僅在大城市。黨已經患上血癌。

嚴打能否治此癌症，我們可參考二千年薄熙來在大連市當市委常委兼市長時的嚴打經驗。當時大連中級法院副院長劉曉濱被捕，副市長高姿、市外事辦主任張步寧等一大堆人物，有的雙規、有的丟官，但薄一調走，這些人便獲釋的獲釋、復職的復職，餘的案件很多不了了之。② 黨作為貪腐關係網，很有彈性，扭它一下，會縐一陣子，然後回復原狀。這次薄熙來在重慶，如果幹得真正好而又可升遷的話，下一個在重慶獲釋的，很可能是首犯文強（如果到時還未處決），因為此人並非沒有後台。文曾經是重慶有名的打黑英雄，○一年由他主理偵辦號稱「共和國第一刑事大案」的一宗打黑大案，拿下黑惡集團首犯張君，立了大功（大家看看諷刺不諷刺）③；文因此升任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而當時批准此項任命的重慶市委書記，就是現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後來文強兼當市司法局長，更是因為他在汪洋（現廣東省委書記）繼賈國強當重慶市委書記時，繼續打黑有所表現的結果。由此可見，當時文強打黑，不過是要樹立自己的黑勢力。中央至今未積極表態支持薄熙來打黑，亦未表示會推廣重慶的「打黑」經驗，也許與賈及汪的面子有關。


其實，在今天的大陸，沒有任何獨立的社會組織（「圈圈功」大概是唯一例外），一切黑社會和有組織的黑惡勢力，都不過是黨的肌體的一部分，或者是這張貪腐關係網上的一塊病變增生膜。脫離了黨的肌體，這些黑惡勢力根本不能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大家只要看看歷次打黑揭出來的壞頭頭的黨員身份、官階和政治地位（兩會成員等）便明白這點，故很難寄望黨的肌體有健康再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黨不斷膨脹黨員數目並以之為傲，顯然是錯誤的，因為肌體內增長最快的，通常是癌細胞。黨反倒應該自己來一次大清黨，把三分之二的黨員（四千萬人以上）清理掉，也不為過，問題是剩下來的，不一定比清除掉的好。薄熙來重慶打黑，也許和他在大連的作為一樣，終了不過是黨內利益派系之間的遊戲。

註：①見○八年十一月五日《京華時報》文章〈改革開放三十年司法變遷〉；②見前《文匯報》東北辦事處主任姜維平在《博訊網》上寫有關大連事件的一些文章；姜因為報道了大連的一些政治內幕，○一年被判危害國家安全罪入獄八年，○六年保外就醫去了加拿大；③見九日《中廣網》文章〈文強：從打黑英雄到被打黑者〉。

練乙錚：替「大得不能倒」的黨算算數

昨文提到中共組織問題，其中一點是它太大了，難管得好，加上絕對權力，不僅滋生很多腐敗，部分組織還向黑道轉化，紅黑合流，有如患了血癌。但是，共產黨因為早把其他一切政治組織排擠盡淨（crowding out），已經取得一種特殊重要性——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故雖有各種嚴重缺點，批評者實不宜輕言把它打倒，而應努力替它找出各種病灶所在，想辦法替它治一治。今天筆者便從組織管理學的觀點看看這個「大」問題。


論成員人數，中共並非世上最大組織，羅馬公教比它大二十倍，但以七千多萬黨員而言，絕對數量已是大得驚人，抵得上整個朝鮮半島上的總人口，如果黨內鬧兩派、姓社姓資什麼的，就等如南北韓在三八線對峙，的確嚴重；但這種「路線問題」源於人的意識衝突，非來自組織本身。若論因組織過大而引起的問題，最明顯不過是由於「監控跨度」（span of control）過大而引致領導效率衰減。今年諾獎得主Oliver Williamson在這方面有不少論述，但我們可從再古典一點的管理科學文獻中找出更簡單的分析工具。一九三三年三月，《國際管理學會會刊》發表了 V.A. Graicunas（下稱格氏）的一篇文章，是現代西方研究「監控跨度」的濫觴。① 從現代管理科學角度看，此文有點「機械唯物」，但卻是一個有用的思考起點。簡單說，「監控跨度」指的就是一位上司直接管多少個下屬；格氏認為，一般而言，一位上司最多只能直接管五個；不少情況之下，四個已是極限。他的想法很直覺：上司管下屬，一要直接和下屬溝通，二要知道下屬之間彼此溝通些什麼，三要清楚下屬裏頭所有正式及非正式團隊、組合甚或「小山頭」之間的「關係」（可用連線表示的簡單關係，不是所謂的“guanxi”）；若算一算這些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合、組合與組合之間的關係，則其總數往往十分驚人。舉例說，若一位上司直接管理的下屬人數n = 4，則他要監控的關係總數T = 44。大家若還記得中學代數「排列組合論」，當可算出一般公式：T(n) = n + n(n-1) + n(2n/2-1)。格氏說，上司能監控T(4) = 44個關係，便很好了，不能再多。組織的人一多，一位上司不能都直接管，便要垂直分層管。中共黨員七千多萬，如果都由胡錦濤一個人管，他老人家大約要監控 1.33 x 10212個關係（或guanxi！）；此數比宇宙星宿總數（估計約7 x 1022）還不知大多少兆兆兆倍，故中共組織要分層級。分多少層呢？大家先看看實際情況。

中國的行政區域層級結構，大體而言，中央政府下面是省（和省同級的還有自治區、特區、直轄市，但為簡單起見，這裏略去明細；省以下各級，亦以同法處理）；省下面是地；地下面，如果是在農村，便是縣、鎮、鄉、村；如果是在城市，則地下面是縣、市（有些大的市反過來管縣）、市轄區、街道派出所。農村的村和城市的派出所下面，還有各種群眾組織如街道委員會等。省長或省委書記一般在黨內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委之上是政治局，政治局之上是政治局常委。據筆者理解，政治局常委是集體領導，不設主席，總書記是平排首位（first among equals），故整個政治局常委可視為一層。如此由上而下，中共用以控制各級城鄉政權的黨，共分八層。如何把七千萬黨員「譜譜模模」分八層去管呢？每層每個黨小組的領導要管多少人呢？筆者推算，若平均每層的黨小組為七人，最上的一層由政治局常委加書記（共十四人）集體領導，便差不多可以把整個黨安排好：14 x 78 = 8千萬。②


如此，每一層裏的每一個黨小組平均七人，其中一個為書記或組長，由他監控其餘六人，則每一位這些書記要監控的關係總數便是T(6) = 222。真忙碌啊。（理論上限其實並不只此。黨由上到下分八層，下情不能上達，所以共產黨高幹還經常要到下面去視察，較長期的，叫「蹾點」；還有，黨員也須留意黨外動態、關係，若再加上「黨內外矛盾交叉」，則共產黨的書記着實難當得好。）

好了，如果還要發展新黨員，則如何考量呢？設黨小組連書記由七人變成八人；小組的書記現要監控七個成員，他所監控的關係總數便變成T(7) = 490，比起T(6)的時候多了490 - 222 = 268個；也就是說，從現水平增加一個成員，黨小組的「生產力」多了七分一即14.3％，但小組書記要監控的關係總數，卻增加268／222即120％。這樣做，化算嗎？黨愈大，這種邊際投入產出比例便愈不化算，而且不化算之餘，還有根本管不了的問題。好書記鞭長莫及，壞書記更不用說。此雖是簡單模擬計算，與現實明細有出入，但大體而言，黨已不能管好自己的道理，由此可思過半。


筆者不客氣，今天重覆說，中共勿要擴充營業了，該自己清一下黨，去掉三分之二黨員也不為多。如此騰籠換鳥，看看能否治好血癌。

註：①Graicunas是一位在巴黎當管理顧問的立陶宛人，IMI會刊停刊後，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三七年把他的文章編進管理科學經典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題為“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s”；格氏本人於二戰期間蘇軍佔領立陶宛之後不知所終；詳見Fred Nickols文章“Span of Control & the Formulas of V.A. Graicunas”；②若視政治局加書記處十四人分七層，胡溫二人為最上層，則計算結果相同：2 x 7 x 78亦等於8千萬。

神秘人揮刀亂斬 天安門外 2死 12傷

2009年09月18日
【本報訊】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舉行期間、中共建政 60周年慶典臨近之際，距離天安門廣場不到一公里的著名商業街大柵欄，昨晚發生嚴重的持刀傷人血案。兇徒沿路揮刀亂斬途人，最少造成兩人死亡、十二人受傷；事件驚動中南海。逾千武警、公安在事後抵達現場，並封鎖附近多個主要街道，截至今日凌晨仍未解封。

昨日傍晚 6時 40分，北京前門大柵欄發生嚴重傷人案，兇徒手持 10多厘米長的生果刀，在同仁堂藥店附近殺出，見人即亂斬，街上民眾和遊客見狀慌忙走避。官方新華社指，行兇者只有一人並已被捕。兇徒為 46歲吉林男子張健飛，未有透露行兇動機；而多名傷者則被送往附近的北京友誼醫院、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和北京醫院搶救，其中兩人經搶救後不治，他們均為保安員。

有目擊者指出，行兇者不只一人，並最少有一名女性。兇徒手持長刀，在街上見人即斬，從大柵欄西街一路斬至前門大街，不少傷者血流如注，跑到大街上求救；當中包括被斬傷腰部的婦人，以及被捅傷的老翁。

目擊者又指出，最少十多名途人、一名公安被刺傷。事後，大批武警、公安趕到現場，將大柵欄一帶、前門大街以至天安門廣場附近全部封閉，並逐家逐戶搜捕兇徒。目擊者稱，多名公安、武警合力將一名年約 40多歲男子制服，但懷疑行兇者是有組織的，仍有多名疑犯在逃。

本報記者昨晚致電大柵欄及前門多間商店和賓館嘗試了解情況，店員均十分惶恐，未有透露詳情，僅西華京兆飯店服務員證實發生命案，「所有車輛都無法進入前門地區，如果你是客人的話，自己想辦法進來吧！」

由於案發現場距離四中全會舉行的地點京西賓館僅 15分鐘車程，加上天安門一帶今日中午開始至明日中午前進行「戒嚴」，為十．一慶典大綵排做準備，事件令當局極度緊張。

官方訊息被指不盡不實
案發時正值下班繁忙時間，不少人均目擊事件經過。附近居民回家後均告誡家人晚上千萬不要出門，並鎖上大門。而斬人事件發生後，前門區謠言四起，有民眾稱聽到傳言，這是新疆烏魯木齊針筒傷人事件的翻版，令不少居於京城的人感到恐慌。

案件昨晚 8時 30分率先在網上曝光，但相關帖子遭當局迅速刪除，擬封鎖消息。其後，內地媒體記者聞訊紛紛趕到現場，多個電視台派直播車到場，正當大家準備採訪之際，突然收到當局禁令，要求記者全部撤走。官方新華社延至事發後近三小時，才於晚上 9時 46分以英文發出快訊。內地網民指兇手不只一個，紛紛批評新華社稿件「不盡不實」。

前門區大柵欄一帶是北京最古老的傳統小市場，包括同仁堂、步瀛齋、狗不理等著名老店均聚集該區，當地也是廉價旅館的集中地，人流複雜。區內有一間小型的清真禮拜寺，故有不少回教徒、外地人出入。

案件發生後，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市委政法委書記王安順及市公安局長馬振川到現場了解情況；北京市委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十．一期間，將有數十萬中外遊客湧至北京，公安部門更明確強調，將加大在重點地區和繁華地區的治安管理，確保遊客和市民安全。

去年京奧期間，當局實施滴水不漏的保安措施，但仍有美國遊客在北京被人斬死。去年 8月 9日，即京奧開幕後第二日，一名持刀男子唐永明（ 47歲）在北京名勝鼓樓城樓襲擊遊客，其中一名美籍男遊客死亡，一名美籍女性遊客及中國女導遊受傷。唐行兇後從城樓跳下當場死亡，但行兇動機至今仍是個謎。

胡錦濤政權為何大步倒退？

胡錦濤的執政之路走完了三分之二。在這不短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發展非但沒有碎步前進，反而大步倒退。

據大陸一些政治分析師評估，如果以民主政治合法性指數為100分計，中共在改革初期可得60分，1989年"六四"開槍後降為35分，胡溫新政時升為40分，但在2009年年初中共幾大黨魁公開表態反西化、反多黨制、反三權分立、批判普世價值之後，中共的合法性指數驟然降到20分。

胡錦濤走馬上任時的"胡溫新政"，曾在華人世界引起廣泛期待，曾為當時徘徊在谷底的中共合法性，注入了一點新的生命。但是到了2008年和2009年，胡溫的新政光環，不僅全然退去，取而代之的，竟是看起來非驢非馬、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東西。

胡錦濤當年承諾"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不僅沒有實踐，反而走了音，變了調。他的智囊為他發明了"中式民主"新名詞，並昭告天下，中國不搞西式民主，沒有西式民主，中國照樣可以現代化。

胡錦濤政權聲稱，其意識形態已經從階級鬥爭為綱進步到以人為本，這不過是瞞天過海的把戲。雖然胡錦濤不再高喊以"階級鬥爭為綱"了，但是毛澤東時代大搞階級鬥爭、以言入罪的反革命罪，在胡錦濤時代只是換了一個詞，叫"顛覆國家政權罪，"其性質一點兒也沒變！胡錦濤大興文字獄，重判思想犯，打壓迫害知識分子良知，就連他的前任、喜歡玩捉放曹遊戲的江澤民，都望塵莫及。

胡氏政權為何大步倒退呢？同中共政權的歷代掌門人相比，胡錦濤最有錢。毛澤東時代，只要手中有糧，就可以腳踏實地，心中不慌。胡錦濤時代，手中有錢，本來可以心中不慌。他用大筆鈔票，收買了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政客。照理說，少了他們的監督和批評，胡錦濤應當是越來越自信才對。

可是胡錦濤越來越沒有自信，他比江澤民更沒有安全感，也比剛上台時更沒有安全感。這是因為，他對中共權威日漸削弱，各級政權內部加速腐敗潰爛，心知肚明，生怕中共政權斷送在他手中的恐懼感，一天比一天更強烈。

胡錦濤的反貪力度比江澤民大多了，但反貪的結果是貪腐越來越普遍。胡錦濤的政治教育花樣比" 講政治"的江澤民多多了，可是越來越流於形式。胡錦濤對社會異議和維權的鎮壓，比江澤民嚴厲多了，可是越鎮壓，社會動亂越多。胡錦濤對人民思想和言論的控制，比江澤民更無孔不入，可是越控制，人民反彈就越大。胡錦濤發現自己即便使盡渾身解數，也阻擋不了中共政治合法性急劇下滑的自由落體運動。於是，如何在任內保住一黨專制，便成了胡錦濤的全部使命。

對胡錦濤來說，為了保證一黨制在他任內平穩過渡，有三條底線絕不能突破：其一，絕不能讓中共黨內高層分裂。他們從"六四"學到的教訓是，如果中央領導班子出現衝突，中國就有可能爆發嚴重的政治危機。因此溫家寶的關於"普世價值"的不同聲音在黨內受到嚴厲批評和壓制。

其二，絕不能讓社會動亂失控，必要時不惜用非常手段制止動亂。朱學淵先生說：中共政權最後要面臨的選擇是：開槍殺人還是搞多黨制？胡錦濤恐怕寧肯開槍殺人也不會搞多黨制，更何況，他當年面對藏民對中共統治的挑戰時，就有了開槍殺人的經驗了。

其三，絕不能讓黨和軍隊離心離德。為了確保"黨指揮槍，"胡錦濤無所不用其極籠絡軍心。他大把提拔軍事將領，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大量提高軍人待遇，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一旦黨內高層出現分裂，一旦社會動亂失控，手中有槍桿子可以作後盾。

這三個"絕不"能不能提高胡錦濤的執政自信心呢？能不能增加他的統治安全感呢？現實的答案是：中國的政治發展不會總是以中共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在就到了這個階段：要麼中共必須轉變，要麼便是天下大亂。可以肯定的是，在胡錦濤任內，中共放棄一黨專制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於是觀察中國政治的焦點便變成：胡錦濤能不能安全走完他的任期？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306792.html

壞蘋果引致仇華 有污點勿言模式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21


壞蘋果引致仇華 有污點勿言模式

　

　　在殖民主義時代，從強國跑到落後地區的人，基本上兵賊一家，像白求恩、奧威爾和利瑪竇那樣的好人能者，是極少數；脫離了強國社會原有的、本來便不是那麼完美的道德規範和法制束縛，帶着巨大經濟、軍事及科技優勢走進弱勢民族當中，殖民者幾乎無可避免淪為野獸。故一般而言，殖民官比家國官兇惡，殖民商比家國商貪婪；三分醜陋的美國人，跑到海外便變成七分壞蛋。這個論述，剛好與經濟理論中的「好蘋果多出口」定理相反。今天，這個論述並未過時，只不過一些西方國家已經訂立各種法例，規管國民在海外的行為特別是經濟行為，美國一九七七年通過的《海外反貪污法案》便是一例。 當然，有法不等如有效，一切要看立有這種法例的國家的法治程度，以及在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當前的執法決心。從這個觀點看，中國作為強國，國民在海外落後國活動或面對這些國家的官員時，行為能否有效規範，很成問題；中國法治不彰，官員和企業在國內的行為尚且難管得好，遑論在海外落後國家。昨文談及一些中國國民在納米比亞、巴布亞．新畿內亞等地的不良行徑，裏頭便有上述因素在起作用。

　　巴新法例規定，進口勞工必須是專業人士、懂英語（該國三種法定語言之一）；這個要求符合國際慣例，對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落後國而言，更加合理，但中冶集團（ＭＣＣ）在該國擁有的 Ramu 鎳礦場，卻僱用幾百名從中國進口的低技術勞工；據報道，那還是中國政府和巴新官員之間的協議產物。提出此協議要求的，顯然是中方；要繞過巴新法例，過程之中雙方官員有沒有不法交易很難說，但起碼在當地普通勞動者眼中，那已經是不爭之實（詳見昨文）。正正是由於 Ramu 礦區裏的當地人，因不滿中國低技術勞工搶去他們的工作機會，今年五月藉小故發起大規模仇華暴力事件，蔓延至首都摩爾斯比港等六個華人聚居的大城鎮，華人以至所有亞裔開的商店損失慘重，不少大陸人被迫放棄在巴新的產業，回流祖國。其實，不少這些人當初拿到巴新工作簽證，及後又在該國經營小生意，當地人認為都是行賄的結果，故勞工糾紛最後把小華商也牽連進去了（巴新法例規定外人不能在該國開設的小生意如小食店、洗衣店等）。堂堂中國國家官員不尊重當地勞工法例，個別大陸人賄賂巴新官員佔便宜便不足為奇。

　　在巴新發生的事，絕非偶然。○六年，非洲國家贊比亞發生仇華暴動，最令中國震驚。事件遠因是○五年一起中國擁有的當地銅礦發生礦難，四十多名贊國礦工死亡，當地工會指是礦場安全設備不足、生產程序有漏洞所致，工會還有其他投訴如工人待遇差、福利條件惡劣等，不在話下；讀那些新聞，仿如一些大陸「黑磚窰」、「黑礦山」都搬到黑非洲去了。銅是贊國經濟命脈，中國是第一大買家，在銅礦發生的仇華事件，影響整個贊比亞。此次事件，結果被一名礦區工運分子 M. Sata 利用；他以反華為政綱，參加○六年秋天舉行的總統大選，指控親華對手包庇中國企業賄賂當地官員、准許輸入大批低技術中國勞工、容許中國人開設小生意搶走當地人的經濟機會，等等，和巴新反華言論如出一轍（大陸人在贊國數目十年增加十倍，○六年已達三萬；如此急促增加亦和巴新情況一樣）。選舉結果，Sata 取得全國總票數百分之二十八敗陣，對手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三，但在銅礦區一帶的選區裏，Sata 得票率是親華對手的三倍。Sata 敗選之後，其支持者於○六年十月在首都盧薩卡挑起反華暴動，仇華情緒經久不息，以致胡錦濤○七年非洲之行到了贊比亞，卻被迫臨時放棄前往產銅區。○八年三月，贊比亞另一中國擁有的巨型銅礦發生更大規模暴動，五百名當地人焚毀礦場建築物，還把數名華人經理打傷……。 贊比亞是中國在非洲最忠實盟友，七十年代中國予非洲最大援助項目坦贊鐵路，贊比亞是主要受益者，中贊人民關係本來十分友好，但近年已有很大變化。贊比亞如此，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不見得很好。兩周前發生在北非阿爾及利亞首都的仇華暴動，又是另一同樣性質例子，只不過當地人對華人多了一項指控——不尊重回教文化和道德風俗，此或與最近新疆維漢衝突有關。

　　中國國民在海外工作，與當地人發生摩擦、衝突，有客觀原因，如中國的出口商品、工人技術水平等，很多是與第三世界國家同一檔次、互相競爭，第三世界國家不是對手；此外，也有不少矛盾是被國際上「別有用心」的反華分子挑起的，這完全不足為奇，但中國的海外行為本身有缺點污點，卻是產生矛盾的主因，也是被人利用的把柄。中國輸出的，除了大量價廉物美商品之外，還有如影附形的負面東西如賄賂、剝削、不守法等；這些在國內本來就根深蒂固之物，到了海外一些「三不管」地方變本加厲，毒化當地人對中國的觀感，實屬必然，情況短期內無法改變。西方殖民霸權主義幾百年來，在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心目中聲名狼藉，而現在國人津津樂道的所謂「中國模式」據說很受第三世界擁戴，但這只能是片面的官方宣傳。貪腐剝削裏外一氣，要建立「模式」聲譽，不可能。

　　註：剛巧前日讀到美國政府查出美企「控制組件公司」（ＣＣＩ）在海外三十六個國家行賄二百餘次的新聞，其中牽涉中國企業八家，包括中海油、中石油、東方電汽、國華能源等，美國政府正在起訴ＣＣＩ，並已照會中國當局；事見《新華網．國際先驅導報》十八日文章〈中國反腐遭遇尷尬，大量國企受賄要靠美國披露〉及近日內地大量相關報道；見○八年八月二十五Irishtimes.com文章''Zambia Becomes Shorthand for What Can Go Wrong for China''；見《經濟學人》經濟情報訊八月十一日文章 ''Overseas & Under Siege—An Apparent Rise in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Laborers Working Overseas''。

貪污行賄損害中國與第三世界關係

信報財經新聞
P11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20


貪污行賄損害中國與第三世界關係

　　　新中國和非洲的關係，早在社會主義時期便已建立。當時非洲不少國家還未獨立，有些地方，左派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在進行，中國竭盡所能予以政治及物資上的支援。這些國家獨立後，和中國的關係特別好；中國自身經濟條件儘管很壞，卻仍然給予這些新興國家大量經援，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一九七○年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建造坦贊鐵路。此鐵路全長近二千公里，由中國提供五億美元三十年免息貸款及大量技術人員興建；七五年建成之後，幾個非洲內陸國家包括贊比亞、馬拉威等的產品（主要是礦物），便可運抵非洲東岸坦桑尼亞的達瑞斯薩拉姆港出口。好景不常，七十年代末，中國經濟自顧不暇，被迫放棄社會主義，搞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因此降溫。坦贊鐵路建成之初，有一定經濟價值，但由於經營不善，從未轉虧為盈；九十年代南非革命，終止了種族歧視政策，贊比亞與南非關係好轉，礦物出口更少倚賴坦贊鐵路，全線日久失修，幾乎所有機車都開不動，管理公司債台高築，坦、贊兩國去年終於考慮把鐵路私有化，希望由中國出資買起。

　　中國經濟實力趨強之後，對非洲又產生新的興趣，其中政治和經濟原因都有。二千年十月十日，中國在北京召開第一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其後每三年舉行一次，訂定了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包括由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各種低息優惠貸款等，唯一政治條件就是受惠國須承認北京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六年第三次論壇部長級會議開過之後，中、非關係達到頂峰，胡錦濤出訪非洲國家，納米比亞是重要對象，訪問期間在納國首都溫得和克（Windhoek）會見當地中資企業代表，包括同方威視的人。那幾年，由於中國慷慨發放低息入口買方貸款，中納貿易額每年以成倍速度增長。不過，今時不同往日，無私援助變成「互惠互利」，非洲人民一片叫好之聲也變成好壞參半，有些地方更由於中國人本身行為不當，引致當地人反感，給各種反華、排華勢力製造了機會，納國發生同方威視與當地官員串謀貪污事件被揭發，便是一例。此事比較觸目，只不過因為事件扯上胡錦濤的兒子；其他包括非洲以外地方發生的事，不少亦和貪污有關，影響面有的更廣，北京如果不小心處理，十幾年來對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終將白費。下面談談今年五月發生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巴新）的事，因為更有代表性。

　　○七年筆者在南半球漫遊，途經南太平洋島國瓦魯阿圖的首都維拉港（Port Vila）和巴新北岸的馬當市（Madang），在兩個地方都停留了三四天，特別留意當地華人狀況。維拉港是華人天下，華僑人數不多，卻掌握當地經濟命脈，大、中型企業多由早年移民前往的華僑擁有，他們有些在清末民初便到達該國，有些則是八十年代才抵埗的香港人；少數新移民則是這幾年從大陸去的多，主要開小食店，有一次筆者在這樣一間小食店和一位當地人閒聊，問他對新移民的觀感，他說很好，以前中午在外面吃很貴，現在有了這些小食店，競爭之下便宜多了。筆者聽罷很高興，因為前不久（○六年）才發生了所羅門群島和東加共和國的排華事件。

　　在巴新馬當市見到的情況很不一樣，那裏幾乎沒有華人居住，有的只是附近正在興建的Ramu鎳礦場裏的大陸工人。礦場的主要投資者是中國冶金科工集團（ＭＣＣ），出資佔總投資額十七億澳元的九成以上，小股東是一間澳洲公司。據一位當地人對筆者說，礦場很少聘當地人，而那些大陸工人絕少進入當地社會和市場，衣食都來自中國，午飯吃的是自備快熟麵。原來，巴新華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是位於南岸的首都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和維拉港相反，摩港華人當中，老一輩的只剩下一千人不到，九○年以後來的大陸移民或勞工卻多至一萬。 這些大陸人胼手胝足做小生意，開 ''kai bars''（小快餐店）、麵包店、洗衣店等，但在當地人眼中，他們都是非法移民，以不乾淨手法夥同當地官員奪走當地人的經濟出路。原來，法例規定，外國人必須是能說英語的專業人士，才能取得工作簽證到巴新做工；此外，巴新法例還規定，所有小生意都是「受保護」的，即必須由本地人經營。據當地人說，大陸來的華人都不會說英語，而且大都是帶着小資本前來開小店的；能夠這樣做，首先是賄賂了在北京的巴新使館人員，取得工作簽證，來了之後又賄賂當地官員和警察，讓他們做小生意並予保護。去年，在當地工會壓力下，巴新勞工處逮捕了 Ramu 鎳礦二百名中國勞工，控以非法入境，但這批勞工其實是按中國和巴新簽訂的協議從中國「合法」輸入的，法庭得知之後，全部無罪釋放。 此事對本來就很緊張的華人和當地人關係，如同火上加油，終於釀成今年五月份發生的大規模排華暴動，從Ramu礦場蔓延至巴新六個城市，華人損失嚴重，中國政府在當地的形象和外交工作，也受很大打擊。篇幅所限，明日待續。

　　註：見 James C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y in PNG—Old Money v. New Migrant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南方華裔研究雜誌）, Vol.2, 2008。J. Chin 是巴新大學商學院前院長，現任教Monash University 馬來西亞分校，專做南洋及南太平洋華僑研究；見南太平洋島國網站《Islands Business》的 P. Matbob 文章 ''Anti-Asian Violence Flares Up in PNG''。

利欲薰心中國在非形象受挫

信報財經新聞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19


利欲薰心中國在非形象受挫

　　納米比亞位於非洲西南岸，北面是安哥拉，東鄰博茨瓦納，南接南非共和國，佔地是日本兩倍有多，人口則區區兩百萬，剛好比得上這裏獅子山以南的新舊九龍總和；整個國家幾乎都是沙漠和乾旱高原，灌溉面積只有八十平方公里，等同香港島大小。納國經濟落後，主要靠出口礦物支撑，全國一半以上人口每日收入低於兩美元；如此一個國家竟豪擲五千多萬美元（四億三千萬港元）向中國購買最先進的口岸用Ｘ光監測儀，手筆之大，足以羨煞香港入境處。當年西方先進國向落後國輸出高科技產品受學術界抨擊，「適宜科技」概念遂應運而生，沒想到現在中國推銷給非洲的，也是最先進最昂貴的東西，和西方過去沒兩樣。

　　同方威視取得出賣頂級設備給納國這一宗生意，採用的手法也和歐美日各國企業慣用的一樣，那就是以本國政府外援計劃中的低息貸款（即所謂的「軟貸款」）為利器，打進並藉此鎖死發展中國家市場。以前日本對華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條件也是要用款項購買日本貨。不過，用此方式幫助本國企業取得外國市場，也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援助國答應把一筆大款以低息借給受援國，後者按本身需要及考慮價格質量等因素之後，向前者購買，所買貨品種類範圍，由援助國按本身工業政策指定，但最終所買貨品組合，則由受援國自主。另一種做法則是，本國企業在受援國取得個別訂單後，本國政府就訂單價值批出低息貸款給受援國。很明顯，用後一種做法，無論是援助國還是受援國，面對的貪污風險都比較大，同方威視這次在納米比亞的作為，正好說明這點，下面是簡單分析。

　　納國財政部與同方威視談妥合約之後，由後者出面向中國進出口銀行申請「出口買方信貸」。這種信貸，就是按個別訂單「度身訂造」那種，貸款額按中國規定不能超過訂單總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差額須由外國借方先行自付給本國廠商；納國財政部向同方威視先繳的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便是貸款額之外的自付部分（詳見昨文）。問題是，一般在這種申請過程裏，廠商求利，為誇大項目的經濟價值和貸款需求，可用非法手段買通外國借方政府官員及本國貸款審批官員；因此，ＯＥＣＤ對這種「度身訂造」貸款，有清晰行為指引，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說明書裏，也聲明依足此指引辦事，但結果在同方威視與納國官員之間，還是出現巨額貪污。問題出現在至少兩個環節。第一個是買方採購程序。納國政府決定把訂單給予同方威視之前，並未進行公開投標，案發後，當地輿論詰難此點，納國政府竟推說因為是中方安排的貸款，不能公開投標；這當然是大笑話，因為無論是ＯＥＣＤ指引還是中國進出口銀行自己列出的「出口買方信貸申請審批」所需文件清單，都視招標記錄為重要批准貸款依據。為什麼那麼大筆金額的採購，納國政府竟不進行公開招標呢？此中已有可疑。第二個出問題的環節，在於貸款審批者必須對大型項目的合約內容進行論證調查，確定合約貨真價實，無欺騙成分或有所隱瞞；這點在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說明書上亦講得很清楚。故正常程序，應是納國先公開招標，若同方威視中標，雙方便簽合約，交與中國進出口銀行審批；但現在大家知道，第一步沒有做，第二步沒做好，以至合約價格五千五百萬美元中的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竟以「代理費」和「顧問費」的名義進了納國貪腐官員、同夥及同方威視業務代表的私人口袋。已經揭出來的貪污額是「實際合約價值」（四千三百多萬美元）的百分之三十；這種程度的「水分」，中國進出口銀行審而不察，中間有沒有問題呢？審批過關，原因可能是同方威視有權勢，因為其總經理胡海峰不是等閒人物；也有可能是：一早議好，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的貪款當中，一部分會流向項目貸款審批者之手（筆者認為，這就是胡海峰有必要協助調查的關鍵理由）。

　　貪污發生了，受損害的是誰呢？在目下事例中，納國政府以起碼百分之三十過高價格取得產品，物非所值，經濟上受損的當然是納國人民；又因為已付賄款的七成歸同方威視納國業務代表及他後面的本國同謀所有，故中國方面甚至可說「有賺」（這是如果貪污沒有揭發的情況；現在揭發了，視法庭最終如何裁決，損益分配或有不同）。但是，就國際政治而言，受損者無疑是中國。納國貪污盛行，人民早已不滿，○三年成立反貪專員公署，之後抓出兩宗大案，控方卻久攻不下；此兩大案一宗牽涉公積金資產大挪移，另一宗則是國家投資公司資金被騙，案中政府金額損失都不及同方威視事件中的貪污額那麼大，納國人民因此氣憤之極。過去，西方給非洲經援有附帶政治條件，如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開放市場等，但實效未見而惹來非人精英反感。近年中國以「新模式」經援非洲，貸款不帶上述政治條件，當地人寄以厚望，豈料同方威視出事，非洲人發覺還是吃虧，只不過吃虧方式不同罷了，而此騙局後面，還有中國最高領導人親屬的影子，故事件嚴重打擊非洲人心目中的「中國模式」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總書記兒子涉事中宣部封鎖新聞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08-18


總書記兒子涉事中宣部封鎖新聞

　　胡錦濤長子胡海峰去年任職的高科技公司牽涉國際貪腐案，外國政府要求中國方面協助調查。此消息上月初自納米比亞傳出，筆者即時覺得「不可能」，沒有理會；可是，資料陸續有來，今月初，筆者見勢不對，開始每天花點時間追蹤閱讀非洲網報一手報道，才知事態嚴重，已經成為非洲南部幾個大國的重要新聞，受很多人關注，因為事件反映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的經貿關係中的若干特徵和性質，而不僅僅是一些大人物的花邊小道。

　　胡海峰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亦是北京清華大學首屆ＥＭＢＡ畢業生，曾任清華控股公司屬下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威視公司總經理。去年春天，胡於威視與納米比亞政府商討簽訂合約的「敏感期」間調離威視，升任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操控資產總值超過一百億美元；胡擔此大任，今年才三十七歲，真是後生可畏。清華控股是國家提供種籽資金、之後「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企業法人實體」，○三年由清華大學企業集團改組而成，當時註冊資本是二十億元人民幣，任務是把大學的科研實力和成果市場化，旗下有七間上市公司，同方是其中之一，子公司威視（Nuctech），專門生產核科技監測儀器，Nuctech 就是 nuclear technology 的縮寫。威視業務增長非常迅速，不出六年已佔據內地同類產品市場份額九成，去年京奧場地所有安全監控儀器都是威視產品。國際上，威視賣遍非洲之餘，還開發了馬其頓、菲律賓、愛爾蘭、英國等地市場，一單生意動輒過億美元，很多西方廠商都不是對手。有關威視母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集團中、英文資料，本來可以在網上輕易看到，但公司網站昨天忽然整個關掉了，謝絕瀏覽；對一間上市公司而言，這是罕有之舉，恐怕是有敏感資料要馬上更改或撤除。

　　同方威視在納米比亞，主要推銷機場及海港用Ｘ—光掃描儀。去年五月十三日，威視與納國財政部簽訂合同，由中國政府向納國提供四千二百五十二萬美元「軟貸款」，再加納國政府出資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合共五千五百多萬美元，除按合約規定向納國有關方面繳付代理費及顧問費之外，悉數用於向威視購買十三套監控掃描設備及器材。合約還規定，納國自資那部分，將首先付與威視，專門用作生產所需儀器的前期成本費；這筆款項，證實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由納國政府交付威視。

　　由國家設專項貸款給外國，支持本國某一上市公司業務，這個做法，本身大有問題，容後再論，現在先講接着發生的「疑似」貪污事情。

　　威視在納國的負責人名叫楊帆，本是中國在納國接單興建一條鐵路時的中方技術員，與納國高官稔熟。在威視及納國政府財政部之間牽線的，是該國公務員事務專員Teckla Lameck（女）及其私人生意夥伴 Kongo Mokaxwa；此二人開設一間空殼公司 Teko Trading CC，聘楊為「高級市場推廣經理」，一間公司兩個老闆一個僱員。今年三月三日，即納國付妥前期資金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給威視之後第四天，威視按協議向 Teko滙出一筆一百六十萬美元的「代理費」，及另一筆二百六十三萬美元的「顧問服務費」；四月十日，威視另外再與 Teko 訂立四個顧問合約，總值八百六十萬美元，這筆錢暫時放在 Teko 於威視的賬目戶口下面，不日滙往納國。這筆未付的錢，加上三月三日已付的兩筆，總值是 1.6 + 2.63 + 8.6 = 12.83 百萬美元，剛好等於原來合同指明由納國先付給威視作為啟動生產的前期成本費！還不止此，威視三月份已付的兩筆錢共四百二十三萬美元，滙入Teko戶口之後，即被Teko二位老闆及僱員楊帆瓜分，楊得大份七成即二百九十六萬美元。楊得此錢後，全部存入其私人擁有的銀行投資基金，其後轉移一部分，目的地不明；其餘二人得款後立即瘋狂購入農場、豪宅及名貴汽車等。這些資料，都是案件初審聆訊時由控方即納國反貪專員公署ＡＣＣＮ主檢察官 Nelius Becker 提供，七月六日起在納國及鄰近國家報章上廣為報道。○註 由於貪污表面證供充分，十月十三日正式審判時，三名被告 Lameck，Mokaxwa 及楊帆都很可能獲罪，除非納國總統運用特權打救納方牽線人物高官 Lameck （納國法治不健全，總統作此一舉，非無可能）。

　　此案與胡海峰有何關係呢？去年五月十三日威視簽訂與納國合同（包括與空殼公司 Teko 的兩份代理及顧問合同）之前兩個月，胡離開威視，當上其母公司的母公司即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但那麼大筆生意且涉國家貸款的合同，構思及商討過程不會很短，很可能是在胡於離開威視之前已經開始，那麼，胡作為威視總經理，不可能不知道合約及談判詳情；就算胡離開威視當了清華控股的黨委書記，威視的事他也不可能不清楚。正如ＡＣＣＮ總檢察官 Becker 說：關鍵的關鍵，在於威視去年五月及今年四月訂立的合約，同意把納國先付的巨額一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一個仙不少轉付給 Teko，故威視的管理層，絕不能佯作不知那是一筆不道德交易。

　　納國要求中國讓胡海峰協助調查，是合理的。其實，不待納國開口，中國自己便應主動調查。但是，中國的行動，只是如常由中宣部在網上把所有有關「胡海峰、納米比亞」的搜索結果屏蔽掉。

　　註：可參考期間納國主要報章《The Namibian》及周刊《Informante》的報道，特別是前者七月十五日文章〈The Roller-Coaster Ride of a Million-Dollar Account〉。除納國之外，鄰近的南非、津巴布韋、安哥拉等國的傳媒都有報道此事，歐美的報道亦很多，但比較簡略。

余傑：為什麼說愛國主義是一個巫術詞？

十多年前，因參與八九民運被關押兩年的劉曉波，剛剛出獄之後便撰文批判中共當局有意誘導民族主義思潮的險惡用心。他是最早警覺到民族主義的危險的獨立知識分子之一，一直將民族主義與獨裁主義並列為兩大批判對象，認為「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是天生的孿生子」。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獨裁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並已經產生巨大危害之時，人們才發現劉曉波那些先知般的預見。如今，劉曉波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再度入獄，而他尖銳批判過的對象——十年前炮製出《中國可以說不》的那幫「愛國流氓」，再度炮製出續集《中國不高興》，並再次紅遍中國及海外的華人世界。這幾名用民族主義來賺錢的無良商人，如同毒品販子一樣躲在賓館裡欣喜若狂地數點鈔票。劉曉波與他們迥然不同的命運，正凸顯出中國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趨勢。此時此刻，研讀劉曉波所著之《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一書，乃是中國人由臣民或暴民蛻變為現代公民的一門必修課。

劉曉波早年從事哲學和美學研究，經過「六四」的血雨腥風之後，轉而全身心投入到時政評論的寫作之中。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對於劉曉波來說，最偉大的理論都是在應對嚴峻的社會現實的時候產生的，而絕非「躲進小樓成一統」式的、書齋中的學問，比如：面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與美國獨立戰爭的號角，柏克寫出了《論法國革命》和《美洲三書》等堅定地捍衛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相繼興起的陰影下，哈耶克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憲章》等如同燈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見，自由並不是一種抽象的主義，自由知識分子必須回應當代的課題。劉曉波的寫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譜系中衡量：他無時不刻地與專制、獨裁、野蠻和矇昧戰鬥，他的寫作深深地嵌入到當代中國的肌體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學術是真學術。如果沒有劉曉波如同孤膽英雄一般對抗民族主義狂潮，這個時代還有多少可以誇耀的思想與學術呢？

劉曉波在《單仍毒劍》中指出，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有三種具體的表現：一是極端反美的民族主義，二是極端反日的民族主義，三是反台獨的民族主義，另外還包括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許多本來對現實存在諸多不滿、自身也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的國民，一說起美國、日本和台灣，以及西藏和新疆來，便立即青筋暴起、張牙舞爪、汗流浹背、喊打喊殺，這是什麼原因呢？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國內各種矛盾的激化，中共當局將民族主義當作最後一張王牌。民族主義的「狼奶」通過從幼稚園到博士的整個教育系統，通過無所不在的宣傳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腦殘」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來民族主義病症的遠因與近果，劉曉波認為，中共當局是操縱檯面上憤青群體的幕後「黑手」。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帶有某種夢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歡性，特別是當它以多數要求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一種有幸參與民族復興的盛大慶典的集體幻想，對任何個體都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也是一種無理的卻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而這種精神疾病會逐步加重，最終發展為迷狂狀態：「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加種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會越陷越深地馴順於這種夢幻般的要挾和敲詐，彷彿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不遇的神話境界，先在思想上變成混淆是非善惡的弱智，接著在視野上變成唯我獨尊的井底之蛙，最後變成瞪起血紅眼睛的好戰分子，投入到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和生命的聖戰之中。」劉曉波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從「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戰分子」的「憤青是怎樣煉成的」之「三部曲」。

憤青是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中國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劉曉波以「吸毒」形容「愛國主義」之鼓噪，德國人類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則使用「巫術詞」這一概念。卡西爾發現，在原始社會裡，巫術的語言具有一種佔支配地位和壓倒一切的影響。在奧維德的《變形記》裡，巫師梅德亞說：「靠巫術的歌聲和咒語，甚至可以把月亮從天上拽下來。」由此出發，他認為納粹成功的秘訣正在於此。從《納粹德語——現代德語用法彙編》一書中便可發現，納粹創造了一套新的術語，「鑄造這些術語的人對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宣傳藝術有著精湛的把握。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靠最簡單的手段刺激起了最為強烈的政治熱情。」納粹掌握了最先進的科技，卻用原始社會的精神控制術來蠱惑數千萬德國民眾：「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沒有私人領域，沒有政治生活的獨立，人類的整個生活突然間被新儀式的高潮淹沒了。它們就像我們在原始社會裡所看到的儀式一樣固定、嚴厲和不可抗拒。」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當局是「騙你沒商量」，民眾則是「被騙沒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學家海德格爾，亦乖乖服從納粹之訓導，因為「政治神話的行動方式活像一條毒蛇，它在攻擊其犧牲品之前先努力對其進行麻醉，使人們沒有怎麼抵抗就淪為它們的犧牲品，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就已被擊敗和征服了。」可見，僅靠學識和良心，並不足以抵禦民族主義加國家主義的催眠術。

今天的中國，情形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極為相似。中國的民族主義日漸高漲，而國際社會亦同步採取綏靖政策；不僅憤青迅速將民族主義提升到種族主義的階段，若干學者作家也昧著良心推波助瀾、添油加醋。被官方冊封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季氏在《憶往述懷》中說：「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後。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就是中國的「學術泰斗」的思維水平，學院體制內的「學問」水準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愛國」，一個翻譯家焉能攀升為國學大師？對此，獨立學者冉雲飛批評說：「『愛國沒商量』——這樣的『愛國論』與『偉光正』在無視邏輯、撒謊的知識譜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強大的同構。官方不樹立季先生為『國寶』，他還樹立誰呢？」他進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專制獨裁才是他們的新國學造神運動的內核。而這樣的運動正需要季羨林這樣『愛國沒商量』的『國寶』作為旗幟，起著他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看看最高當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規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季先生在當今中國為什麼這樣紅。」季羨林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也不是「老糊塗了」，許多年富力強的學界名流，也作出了與他同樣的選擇。甚至有很多還是當年與劉曉波並肩作戰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的批評向來是不憚於點名道姓的：「歷史的輪迴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還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論者，轉眼之間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結而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學者也被民族主義思潮裹脅而去，如甘陽、李陀等人，他們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卻變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謬誤、弘揚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行列。」與劉曉波一樣，這些年來，我也看到身邊不少朋友所發生的驚人的精神變異。讀了劉曉波的分析，我才明白，這些所謂的「觀念轉變」，其實都是圍繞著名利二字發生的。

與那些「變色龍」式的人物相比，劉曉波前後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變，他對名利的誘惑有免疫力，也就對民族主義的蠱惑有免疫力。他回顧說：「六四前，我作為極端的民主虛無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既暴得大名又頗受非議。六四後，我作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為賣國主義者而痛加討伐。今天，面對當前的民族主義狂潮以及喪失了做人的起碼誠實和良知的中國知識界，我只能說：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西化論者，因為我堅信塵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的自由、尊嚴和創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華——自由主義——恰恰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和激發人的創造力提供了一套價值觀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發源於此的現代化已成為人類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擲地有聲。劉曉波並非「西方中心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他熱愛西方是因為人權和自由這些觀念都是肇始於西方，他拒絕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處於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奴隸的生存狀態。法國政治學家菲利普·尼摩在《什麼是西方》一書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確立並一點一點滲透到社會習俗中。西方人領悟了人類能夠而且應該走得更遠去尋求真，人類面前是一個由無數新發現組成的未來。這種信念共存於我們的文明以及與科學研究並肩而行的一切精神價值和精神態度之中：理智的誠實、真實感和客觀證據觀念、學習的慾望、博學的目標、對權威論據的徹底摒棄。……所有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發生，抑或如近來那樣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的影響之下發生。除了西方沒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價值，也沒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來保護和實施這種多元制。」基於此，一個人權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國，必然是謙卑地向西方學習的中國，而不是揮舞民族主義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為榮的中國。

少年時代，劉曉波是我沒有見過面的啟蒙老師；近十年來，劉曉波是我身邊最親密的良師益友。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長輩知識分子對我影響超過他，我的精神世界沒有被「愛國主義」這個巫術詞所擄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劉曉波對自己的歷史使命的認定，也成為我永遠不變的座右銘：「作為一個人，我渴望過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創造性的真實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渴望經歷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順應人類主流文明，埋葬專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生，成為維護人的自由、尊嚴的人類成員。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別無選擇，中華民族亦如此。」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8/200908220852.shtml

請用法理來說服我

──為許志永老師給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

溫總理：
斗膽用這個標題，因為我現在的心境，與龍應台教授執筆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時有類似的感受；龍教授的文章，溫總理想必已經讀過 了。我雖然只是一個高中學生，對國事的了解、對文字的掌控，當然不比龍教授，但仍希望能透過自己手上微弱的筆，表達對政府處理「公盟」及許志永先生的手法 的不滿。

溫總理，提起你的名字時，人們都會說你是平民總理，辦事以民為本，站在人民利益那方。有些小朋友還會被你的親民作風所吸引，叫你一聲溫爺爺，視你為模仿的對象。

但是當我一想起你任內被捕、被禁、被整頓的媒體和異見人士，如劉曉波先生、程翔先生、《冰點》雜誌、《南方都市報》等等時，我卻又不得不質疑你作為純真善 良小朋友學習對象的資格！難道我們國家的教育，是要教小朋友與其他人意見不合時就要對付對方，而非講求中國人千百年來堅持的仁義觀？

近日被政府盯中的是許志永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公盟」。

公盟是由一群關注中國發展的律師及學者所組成的民間組織，他們透過學術研究就國家的法制改革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推動國家實現民主法治。他們另一項為國人 所熟知的工作，是為一些弱勢群眾如上訪者、被徵地者、毒奶粉案的受害者等等提供法律援助，幫助他們透過現有的司法制度去取得公義。單從近日稅局搜查後曾獲 得幫助的民眾紛紛勇敢地到公盟辦事處聲援一事，任誰也看到「公盟」是站在人民那邊的！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做出這件不合民情的事呢？

據我所知，「公盟」的工作是非牟利的，他們曾經想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但遭到當局拒絕，被迫申請為有限公司。在國際社會，這種團體並不需交稅，而其捐獻者更能獲得免稅優惠。 但由於公盟的成員是守法的律師，明知制度的不合理仍舊依規定納稅。在被稅局指控漏報稅項時，亦坦誠地承認錯誤。為何溫總理你所領導的政府仍要向他們徵收最 高的罰款，並過分地在公盟辦事處以「搜證」為名而檢走所有維權資料呢？更令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許志永先生突然在召開第二輪聽證會之前，遭公安與便衣從家 中帶走，並扣留在看守所中，不能與家人及律師聯絡，同時更要公盟關閉其網頁，這實在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無理剝奪。

溫總理，你經常說要「依法執政」、「依法治國」，我想請問你一下，執法機關是根據哪一條法例去帶走許先生的？

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十分膚淺，但仍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國憲法的第 35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結社的自由，第 37條更清楚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我對上述條文的理解，我認為許先生 現在應該可以自由地留在家或身處辦公室辦事的。

今年 4月，我和其他同學到北京考察交流時，有幸在未被搜查的公盟辦事處與許先生談論中國政治。看見他願意無私地為中國在法治民主領域上努力，並對於中國的未來 充滿了希望，令我深受感動。猶記得考察時，我們曾到過永定門內國務院信訪辦的門前，親眼目睹不少惡形惡相的截訪者和情況可憐的上訪者。因此，在傾談中有同 學便問了許先生一句「為何中央政府會容忍那些截訪者存在呢？」你知道許先生怎樣答嗎？他說上訪人數遠遠超過信訪部門所能承受，所以中央政府亦唯有容許截訪 者存在，以免信訪部門的工作量極嚴重超標。在訪問中他多次提醒我們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許志永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充滿理想但不狂妄，他看到很遠的目標仍堅持穩重地一步一步走下去，他不怕只有一點一點微弱的力量在慢慢地付出，堅信中國終有一天能實現法治民主與自由。

溫總理，我真的十分不解為何你們的心如此的狠。為何要用這方法去對付這樣一個體諒政府、理性論政的學者呢？他所做的事只是在現有的遊戲規則下安分守己地為 弱者去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他做的事情無一不是愛國為民！為何中央連這樣的一個人物也不能放過呢？為何不容許他和公盟透過公開公正的司法程序去處理這事呢？

溫總理，看着你為四川地震災後工作努力、關心礦工工作環境之時，我總想叫你一聲「溫爺爺」的。但當看着這麼多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我實在叫不出呀！但願有一天這樣的事情能夠圓滿解決並不再發生，我相信那一天海內外同胞才會由衷地振臂一呼「中國萬歲」的！

祝
身體健康
香港中七學生
鄭詠欣敬上

鄭義聲：二十年後的"六四暴徒"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anqingyian/archives/283442.aspx?cid=840900#cid840900

寫下這樣一個標題後，我覺得自己太過膚淺：從未經歷過"六四"、也沒有親人在"六四"中喪生的我，對於"六四"根本不瞭解的人，有資格寫這個話題或者類似的話題嗎？

一次偶然的聚會，讓我知道，即使沒有，我也必須得寫。為他們，為我們，為正義， 為明天。聚會的具體日期我忘記了，只知道那是一個深冬時節，待我趕去時，天色已晚，飯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認識的居多。而不認識的人 裡，有幾個居然是"六四"時期被判刑出獄的所謂的"暴徒"。那天，因為有事，我沒有等宴席結束就走了。回去後，我睡不著，王維林擋坦克的身影猶如刻在我腦 子裡，翻來覆去，印象越來越清晰。

後來，我再次和他們見面，雖然沒有聊更多，但他們內心的沉重與悲憤卻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的。為此，我知道，我無法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也更無法不寫些什麼，以表達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畫家武文建》一文中寫道：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人撿一鋼錐，也判了10多年；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飢--一個叫朱某某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裡發現有只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13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

這不是個別現象，我所瞭解到的是：一個工人，就為了"我們北京市民要給絕食學生以道義上的支持"這句 話，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門的一個綠化帶邊蹲著，一蹲就是幾天。他說："我為學生們做不了什麼，也沒有能力做什麼。但我知道，學生們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是為了讓中國人過上平等、幸福、沒有貪污腐敗的正常生活而遊行絕食的，我認為我應該在道義上給他們以支持，別的我什麼也沒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親眼看到瞭解放軍殺人的場景，年輕的心一時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同胞，悲痛之餘他和一些市民參與了將被打傷學生和市民往醫院送的事情，並站在一個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有人放火燒 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緩。他說："很荒誕，我從不抽煙，所以我身上從來不裝打火機或者火柴，也沒有做過那樣（燒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緩， 因為我和扔燃燒瓶的人站在一起。"

還有一位，他因為在住所附近看到瞭解放軍殺人的場面，義憤難平，便和見到的人述說真相，並帶著燒軍車的人離開危險地帶， 也被判了死緩。判決時，審判長問："是不是覺得冤枉？"他們說："冤枉。"然而審判長的回答讓他們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們冤枉，但比你們還冤枉的人呢。 有一個人，因為打瞭解放軍兩個嘴巴，就判了12年。一個嘴巴6年，你說他不比你們冤枉嗎？但我沒辦法，上面讓我這麼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沒辦法。"

而這些所謂的暴徒，在監獄裡，成了誰都可以欺負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提到了一個細節：聽人說，監獄長找他（陳子明）：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長叫來。但這種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卻只能是天方夜譚。他們幹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嚴等等一切皆無。他們只能用"今冬明春"來安慰自己。（註：這是"六四暴徒"們在互相詢 問他們他這個群體什麼時候能出獄時，一位獄友用"今冬明春"來安慰他們也是安慰自己的話，此語在北京二監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們的話，因此也流行了起來。）。

用他們的話說："我們是從鬼門關上逃出來的，能活著就已經滿足了，其他的，我們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們都是幸運的。六四時，我們沒死，是第一大幸運；在公安局，我們沒被解放軍打死，是第二大幸運；在判刑時，我們沒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運；在監獄裡，我們沒有被欺負死，活著出來了，是第四大幸運。我們已經不敢奢求什麼了。"

聽了這些話，我什麼都不想說，因為任何話都是蒼白的，都是多餘的，根本就無法撫慰他們的心靈。再加上長年的監獄生活讓他們 個個從精壯的小夥子成了疾病纏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術已經無法適應現在這個社會，讓他們的生存變得艱難無比。我，一個飄蕩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給他們以實際幫助，最好還是閉嘴吧。否則，說什麼對他們都是傷害。

也許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了，他們即使出獄了，也被所住地的各專政部門死死看守著，隨時都得到相關部門去報到，雖然這種報到讓他們感到屈辱，但他們不得不去，否則就會被以"再次關進去"來要挾。

一位大哥緩緩地說："我們已經出獄了，我們已經是公民了，但我們依然被這個政府當作對這個國家會產生威脅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輩子就和這個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開。"這種屈辱我們都未曾經歷過，所以我無法體會他內心的悲憤和抑鬱，但我知道，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猶如"紅字"的東西對人的傷害的程度，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誰讓我們只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比螞蟻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於疾病纏身，由於"特殊"身份，由於有關部門的"照顧"，由於他們自身年紀已大，由於……種種原因讓他們在出獄後生活得異常艱難，不得不靠家裡人接濟才能活下去。此時，尊嚴從哪裡來？一個大哥反覆說："我們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也許你我都不會說出來，但他們只能這麼說！

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的結尾寫到：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麼進來的？"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麼挺得住啊，哥們？"話音一落，全場啞然。我想，廖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說的。這麼多年來，很少見人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為他們的遭遇和當下的境況做點事情。我曾試圖採訪他們，以對他們的情況做更多的瞭解，然而，他們拒絕了。一位大哥說："兄弟，謝謝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們領了，但我們不想再說什麼了。如果我們說了什麼，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幫助，還會遭到所住地的相關部門的打壓。我們已經受夠了，不想再給自己找事了。"這種悲涼誰又能體會？

"六四暴徒"，一群為了單純的正義，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責任的人，付出了他們的全部。而現在，他們猶如黑暗角落裡的塵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只在黑暗中自生自滅，從一無所有走向一無所有。

我們，愧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