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06-08-07
時事評論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不留修訂片甲！ 可有半點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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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三開始，經過五十多小時夜以繼日的「辯論」，立法會終於三讀通過備受矚目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下稱《草案》）。主席范徐麗泰女士於周日凌晨二時多宣布會議結束時，特別感謝留守至最後一刻的政府官員和議員，當時民主派議士已無一在座，因為他們建議的全部修訂均遭否決，當定期廢止（日落）條款也不被採納後，他們便集體離場，以示憤慨。
行政長官曾蔭權事後表示，立法會通過的《草案》已取得各方平衡，並不擔心梁國雄議員所提出的司法覆核的挑戰。他強調新例較諸開明民主國家的情況，更能保障市民的利益及人權，請市民放心，因為有關法例同時監察執法人員，防止他們越權。
其實，這次在休會期間展開的立法會會議，收看有線電線第十台直播立法會會議的觀眾，都會深刻感受到它的「詭異性」。「保皇派」善辯之士作扭曲事實的無限上綱，詆毀「反對派」，而有關官員則「消極」頑抗，堅拒就修訂建議稍加辭色，單調的推搪，令筆者想起美國小說家、《白鯨記》作者梅維爾的短篇《巴圖比》的同名主角那句重複又重複的口頭禪：「我不喜歡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試圖修訂《草案》並加上「定期廢止條款」的泛民主派議員，他們殷切陳詞，除梁國雄曾作不邊際的高滔之論、扯得太遠外，涂謹申、吳靄儀、余若薇等的認真、堅持和專業態度，令人起敬。反觀多數時間離場，聞鈴聲「歸位」投票反對修訂的議員們，他們投票的目的非常明顯：「修訂條款一條也不能通過」是既定主意，再無他想。那些不願苟且行事、希望藉著修訂，避免「魔鬼藏在細節中」的議員們，他們下工夫、提建議、作修訂，換來的，是「反對派」的標籤，是「破壞治安」、「妨礙執法」；民主派議員根本不是反對立法，也不是不感到立此法例的迫切性，他們只不過是盡最後努力減少草率，即使所有修訂建議不獲接納，能有「定期廢止條款」作關卡，他們也會支持法例通過。可是他們的用心被官員及與其連氣的議員們視為「多事」兼「礙事」而受盡「排擠」。
在知道無法打動政府及其代理人稍作讓步之後，泛民主派議員「萬念俱灰」，終於在周日凌晨集體離場，此舉不僅令這次會議不必通宵進行，更重要的是使「保皇派」可迅速以三十二張贊成票原封不動通過《草案》，以便今天刊憲。那究竟是行政長官的「強政勵治」得以貫徹、還是特區政府「厲行強政」的過猶不及？
《草案》立法的迫切性，人所共知。同情政府的議員傾向二話不說，立法彌補法律真空以免執法部門少了輔助執法的「秘密武器」；泛民主派議員則認為數以十計藏在細節中的「魔鬼」，必須修訂、剔除，因此不宜馬虎，即使時間緊迫，亦應傾力求其完整。
這樣的分歧，可說各有本心，並無惡意，亦無正反之分，若有公允的投票機制，爭取得失完全可以取決於不同意見議員的票數。但香港的投票機制，不論是立法會的還是大選舉團的，大部分成員的投票方向，都要等幕後人「吹雞（哨子）」，年多前董建華在千夫所指的情形下幾乎以全票當選連任，可說與周日凌晨通過《草案》是異曲同工！北京和香港政府得償所願，但投票機制的缺失充分暴露，為議會內的對抗、議會外的不和諧（泛民主派議員背後有大量選民支持）埋下惡因。
在府會同屬一黨（政府黨是議會的多數黨）的情形下，政府動員議員（黨鞭作用在此）強行通過提案，並非沒有先例，可是，雖然形勢比人強，執政黨在一些無關宏旨的條款上，仍會留有餘地，採納少數黨的修訂或補充，這是民主議會互相尊重的應有之義和「禮儀」。這種文明社會的常規，特區政府根本不屑一顧。為了在限期之內完成立法，行政長官親筆致函爭取圍內議員「堅其心志」，政務司司長以人盯人方式，把遠遊、或有業務在身的同路人逐個召回。「運籌帷幄」，幕後驚人使力，確保台前的「舉手機器」橫掃所有修訂建議，這種得勢不饒人的處理手法，對泛民主派可說極盡侮藐，他們嘗試「理喻」而無功，還受「保皇派」的惡言詆毀，其憤怒以至在明知結果的投票前集體「拂袖而去」，值得同情。
政府「厲行強政」，成功立法，可是卻突顯了立法會人事布局和投票機制的敗壞，亦與和諧社會的目標愈行愈遠……。
Monday, August 07, 2006
Sunday, July 30, 2006
國際政治家的領袖人才通識寶典
星期天休息：國際政治家的領袖人才通識寶典
特區政府開創「副局長」職位，以「親疏有別」的方針，企圖用開創高薪厚職的方法「培養政治人才」。中國政府對「公務員治港」不盡信任，特區親中派更視公務員為「港英餘孽」的大本營。二○一二年普選的壓力，又因兩名退休女高官的吶喊而增加。曾蔭權未來五年，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完成「公務員治港」的過渡使命，為中國信任的政治勢力「培養治港人才」，換言之，曾蔭權要「為親中派作嫁衣裳」，把前「港英」教授公務員的一套管治心法，悉數交出來，傳授給「愛國愛港」一族，讓他們能全盤抄襲前「港英」的一套行政管治技術，配以「第一種忠誠」的一顆紅心，希望把經濟治理好，維港歸心，確保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則二○一二年才有普選的希望。
如此策略，「中學為體，英學為用」，不外又是洋務運動的小型翻版。中國和曾特府面臨的問題，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甚麼是「政治人才」？為甚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特別是戰後，英國人四斤兩撥千斤，由葛量洪到麥理浩，從尤德到彭定康，治理香港，有時如會烹盛宴，有時如清蒸點心，有時龍翻滄海，有時鯉躍淺河，或動或靜，總有不同的政治人才？只一味懷念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普選的安定繁榮而白流口水，是沒有用的，答案在彭定康的新著《非常政治家》裏。
彭定康的新作，是他交還香港主權、卸任末代港督之職後，回到英國先出掌北愛警務委員會、後派駐歐洲出任外事專員之後的傳記。像古今許多高大的人物，一生的成就能分成幾個時期：彭定康的牛津大學時代，據其自述，受美國政治的啟發甚深，成為「崇美者」（Americaphile），可謂其「美國時期」。大學畢業後加入保守黨，從競選議員到官拜內閣環境部大臣，直到選舉失去議席，可謂其「英倫時期」。奉派香港，與中國角力，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播種斯土，其穿便服「吃蛋撻」的親民作風，一度把一個心靈閉塞的殖民地市民看呆了眼，後來連中國領袖也下煤礦，到平民家裏包餃子而模仿，彭定康的影響力開始在亞洲發芽，治港五年，可謂其「遠東時期」。離開香港，處理歐洲事務，彭定康由一個黨務專家、地方督憲大員，晉身為國際事務的外交家，不但視野恢宏，洞見精闢，而且在今日布殊美國的極右翼國際戰略之中，代表了一股中庸理性的清流，彭定康雖然權位有限，他講的話，許多政要不敢不聽，當前的彭定康，處於繁花照眼、百河海匯的「全球時期」。讀彭定康的新著，很難不驚於作者的博學廣覽。無論家國時運，還是名人軼事，彭定康都喜歡引徵文學、歷史、神學、哲學的典故，不在炫耀，貴在與古人意會神交的一閃會心。
彭定康的新作，對國際的時人和過客，多有尖銳的批評，從舊上司戴卓爾夫人到當今首相貝理雅，但批評筆觸，力之所至，點擊精闢，正因為徵引的典故深博，令人口服心折，無話可說。例如他解釋英國的前途，為何難避入歐的景運。批駁戴卓爾夫人的「英國歐洲一體化必損英國主權論」，細論西方國際政治名詞的所謂「主權」定義，就絲絲入扣，條條著道，比起中國式的學舌曲解、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的詭辯，實有天淵之別。
一個國際級的政治家是怎樣誕生的？答案在彭定康前半部：牛津「美國時期」和保守黨「英倫時期」。一九六二年，彭定康入讀牛津貝利奧學院，這是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的母校。彭定康受麥美倫政治的啟蒙，又適逢甘迺迪的古巴飛彈危機和暗殺，彭定康憶述：「我崇拜麥美倫，但對於保守黨選出霍姆為領袖（註：後任英國外相，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推動英中建立正式邦交）感到可笑，對於威爾遜現代化的外表甚為傾倒」。然後彭定康得到了美國波士頓一個富豪古勵治贈出的遊學獎金，去美國遊學一年：「我想，這類獎學金的目的不止是拓闊我們的視野，而是為培養新一代親美者的投資，對於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個目的達到了」，彭定康在美國享盡特權：坐郵船渡大西洋，一上岸就得到一千美元旅行支票零用錢的餽贈，接受古勵治邀請到他的豪宅作客，然後到加州、阿拉巴馬、新奧爾良，最後，彭定康得到古勵治賞識，叫他留下來，協助共和黨為競選籌款，並指派一位管轄紐約城市歌劇團的德州律師成為彭定康的「貼身師傅」，彭定康說，這位叫舒雲的律師，「把一種叫政治的病毒感染給我，令我畢生無法在血液中戒掉」。
彭定康「美國時期」的自述，揭示了一個政治人才的配方：一、美國對全球的「和平演變」，不止針對敵對的獨裁國家，連英國的下一代也不放過；二、但只要本人自少有學養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彭定康不會成為美國的「走狗」，在彭定康派駐歐洲的「全球時期」，極力反對布殊進軍伊拉克，反對共和黨的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第三、英美雖然暗中勾心鬥角，正如彭定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斷向愛爾蘭獨立勢力提供資助，間接武裝了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利益構成巨大的危害，但英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都密切認同，彭定康這一類政治人才，西方英美文化版圖之內的產物，與中國宮廷和儒家文化絕緣。
特區政府想培養政治人才，其困局是無法確認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還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市。香港如果自認「面向國際」，則從政人才必須走「彭定康模式」的通識國際之路：博讀群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挑戰、遊走於歐美和全球一體化的潮流。
然而，中國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出現這類人才，因為中國恐懼美國在尋找代理人，推動「顏色革命」。因此，特區可以「培養」的「政治人才」必須是中國宮廷主奴模式：不必讀書進修、不可以獨立思考、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只須建立最高權力的人脈信任，出席京港兩地的酒會飯局，多進點馬場、打幾場高爾夫、對紅酒知識別有見地。服從「中國政治口腔飲食一體化」的高檔消費潮流。
兩種「人才」，中西有別，如實指出哪一種優越是真人才；哪一種低劣，出的是奴才，難免又不慎傷害了一些人極為脆弱的「民族感情」，不如由讀者自己發揮獨立思考自行判斷。但是，特區政府有自行選擇培訓哪一種「人才」的權利與自由，偏偏《基本法》又認同「最終實現普選」，而民主普選，非常不幸，又是以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為代表的英美核心價值中的核心，玩這一套遊戲，只有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一類的人才得勝，受國民的讚賞認同；一味只向皇帝宮廷盡忠說yes，同時又可以得到民意長久的認同，在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所在的國家，三百年來從未有過，不論香港在哪一年普選，或許香港目前和將來的特首，天資聰慧過人，可以在全世界開創先例，令堅持「經濟發展必須開導民主」的彭定康之流開開眼界，啞口無言，亦未可知。
然而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恐怕彭定康每一次來到華人社會，不但會被香港人視為「蛋撻偶像」，連中國政府也默默向他不斷偷師，二○○二年，彭定康訪問北京，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說，中方官員點題要求彭定康講一些「後意識形態時期」（Post-ideological age）的政治心得。彭定康馬上想到的是今日貝理雅政府背叛了工黨社會主義的信仰真空和「拿來主義」的經濟和外交路線，而中國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崩潰之後，中國舉國追求金錢物質，盲目「發展」的道德真空的危機。中國政府意識危機所在，想向彭定康「取經」，彭定康對中國講地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在提問時間，中國官員第一條問題，是政府加強開放，怎樣能遏止貪污和非法洗錢的活動。
然而，「取經」容易，換一副腦筋很難。佛教大舉傳入中國，不僅是玄奘當年向印度取了經，而且回國後被奉為上賓，唐太宗胸襟開放，佛教融入中國，儒、佛、道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自從東漢之後，佛教一度也備受迫害，三武滅佛、火燒少林，正如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前以「千古罪人」、「婊子」、「毒蛇」一類市井詞彙「百批彭定康」，然而佛教最終都為迂腐的儒家文化平添春色。彭定康每次訪問香港，固然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引起許多中國政敵咬牙切齒的妒恨，但對於中國人，彭定康的「遠東時期」將證明對中國的前途有潛隱深遠的影響，雖然這個時期，正如之於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期」（History Plays），比起四大悲劇的神聖境界，尚非高峰所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出產的真正政治人才如彭定康，始終是一個文化ＤＮＡ的結構問題，羨慕不了，模仿不來，詛咒不辱其心志，嫉妒亦無礙其上位，因為他身在的西半球，畢竟是魚龍共翔的滄海，而不是泥鰍翻騰的死水淺灘，此一景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場景裏，不過是一幅過客倥惚的小小的插圖。
特區政府開創「副局長」職位，以「親疏有別」的方針，企圖用開創高薪厚職的方法「培養政治人才」。中國政府對「公務員治港」不盡信任，特區親中派更視公務員為「港英餘孽」的大本營。二○一二年普選的壓力，又因兩名退休女高官的吶喊而增加。曾蔭權未來五年，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完成「公務員治港」的過渡使命，為中國信任的政治勢力「培養治港人才」，換言之，曾蔭權要「為親中派作嫁衣裳」，把前「港英」教授公務員的一套管治心法，悉數交出來，傳授給「愛國愛港」一族，讓他們能全盤抄襲前「港英」的一套行政管治技術，配以「第一種忠誠」的一顆紅心，希望把經濟治理好，維港歸心，確保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則二○一二年才有普選的希望。
如此策略，「中學為體，英學為用」，不外又是洋務運動的小型翻版。中國和曾特府面臨的問題，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甚麼是「政治人才」？為甚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特別是戰後，英國人四斤兩撥千斤，由葛量洪到麥理浩，從尤德到彭定康，治理香港，有時如會烹盛宴，有時如清蒸點心，有時龍翻滄海，有時鯉躍淺河，或動或靜，總有不同的政治人才？只一味懷念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普選的安定繁榮而白流口水，是沒有用的，答案在彭定康的新著《非常政治家》裏。
彭定康的新作，是他交還香港主權、卸任末代港督之職後，回到英國先出掌北愛警務委員會、後派駐歐洲出任外事專員之後的傳記。像古今許多高大的人物，一生的成就能分成幾個時期：彭定康的牛津大學時代，據其自述，受美國政治的啟發甚深，成為「崇美者」（Americaphile），可謂其「美國時期」。大學畢業後加入保守黨，從競選議員到官拜內閣環境部大臣，直到選舉失去議席，可謂其「英倫時期」。奉派香港，與中國角力，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播種斯土，其穿便服「吃蛋撻」的親民作風，一度把一個心靈閉塞的殖民地市民看呆了眼，後來連中國領袖也下煤礦，到平民家裏包餃子而模仿，彭定康的影響力開始在亞洲發芽，治港五年，可謂其「遠東時期」。離開香港，處理歐洲事務，彭定康由一個黨務專家、地方督憲大員，晉身為國際事務的外交家，不但視野恢宏，洞見精闢，而且在今日布殊美國的極右翼國際戰略之中，代表了一股中庸理性的清流，彭定康雖然權位有限，他講的話，許多政要不敢不聽，當前的彭定康，處於繁花照眼、百河海匯的「全球時期」。讀彭定康的新著，很難不驚於作者的博學廣覽。無論家國時運，還是名人軼事，彭定康都喜歡引徵文學、歷史、神學、哲學的典故，不在炫耀，貴在與古人意會神交的一閃會心。
彭定康的新作，對國際的時人和過客，多有尖銳的批評，從舊上司戴卓爾夫人到當今首相貝理雅，但批評筆觸，力之所至，點擊精闢，正因為徵引的典故深博，令人口服心折，無話可說。例如他解釋英國的前途，為何難避入歐的景運。批駁戴卓爾夫人的「英國歐洲一體化必損英國主權論」，細論西方國際政治名詞的所謂「主權」定義，就絲絲入扣，條條著道，比起中國式的學舌曲解、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的詭辯，實有天淵之別。
一個國際級的政治家是怎樣誕生的？答案在彭定康前半部：牛津「美國時期」和保守黨「英倫時期」。一九六二年，彭定康入讀牛津貝利奧學院，這是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的母校。彭定康受麥美倫政治的啟蒙，又適逢甘迺迪的古巴飛彈危機和暗殺，彭定康憶述：「我崇拜麥美倫，但對於保守黨選出霍姆為領袖（註：後任英國外相，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推動英中建立正式邦交）感到可笑，對於威爾遜現代化的外表甚為傾倒」。然後彭定康得到了美國波士頓一個富豪古勵治贈出的遊學獎金，去美國遊學一年：「我想，這類獎學金的目的不止是拓闊我們的視野，而是為培養新一代親美者的投資，對於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個目的達到了」，彭定康在美國享盡特權：坐郵船渡大西洋，一上岸就得到一千美元旅行支票零用錢的餽贈，接受古勵治邀請到他的豪宅作客，然後到加州、阿拉巴馬、新奧爾良，最後，彭定康得到古勵治賞識，叫他留下來，協助共和黨為競選籌款，並指派一位管轄紐約城市歌劇團的德州律師成為彭定康的「貼身師傅」，彭定康說，這位叫舒雲的律師，「把一種叫政治的病毒感染給我，令我畢生無法在血液中戒掉」。
彭定康「美國時期」的自述，揭示了一個政治人才的配方：一、美國對全球的「和平演變」，不止針對敵對的獨裁國家，連英國的下一代也不放過；二、但只要本人自少有學養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彭定康不會成為美國的「走狗」，在彭定康派駐歐洲的「全球時期」，極力反對布殊進軍伊拉克，反對共和黨的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第三、英美雖然暗中勾心鬥角，正如彭定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斷向愛爾蘭獨立勢力提供資助，間接武裝了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利益構成巨大的危害，但英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都密切認同，彭定康這一類政治人才，西方英美文化版圖之內的產物，與中國宮廷和儒家文化絕緣。
特區政府想培養政治人才，其困局是無法確認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還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市。香港如果自認「面向國際」，則從政人才必須走「彭定康模式」的通識國際之路：博讀群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挑戰、遊走於歐美和全球一體化的潮流。
然而，中國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出現這類人才，因為中國恐懼美國在尋找代理人，推動「顏色革命」。因此，特區可以「培養」的「政治人才」必須是中國宮廷主奴模式：不必讀書進修、不可以獨立思考、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只須建立最高權力的人脈信任，出席京港兩地的酒會飯局，多進點馬場、打幾場高爾夫、對紅酒知識別有見地。服從「中國政治口腔飲食一體化」的高檔消費潮流。
兩種「人才」，中西有別，如實指出哪一種優越是真人才；哪一種低劣，出的是奴才，難免又不慎傷害了一些人極為脆弱的「民族感情」，不如由讀者自己發揮獨立思考自行判斷。但是，特區政府有自行選擇培訓哪一種「人才」的權利與自由，偏偏《基本法》又認同「最終實現普選」，而民主普選，非常不幸，又是以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為代表的英美核心價值中的核心，玩這一套遊戲，只有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一類的人才得勝，受國民的讚賞認同；一味只向皇帝宮廷盡忠說yes，同時又可以得到民意長久的認同，在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所在的國家，三百年來從未有過，不論香港在哪一年普選，或許香港目前和將來的特首，天資聰慧過人，可以在全世界開創先例，令堅持「經濟發展必須開導民主」的彭定康之流開開眼界，啞口無言，亦未可知。
然而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恐怕彭定康每一次來到華人社會，不但會被香港人視為「蛋撻偶像」，連中國政府也默默向他不斷偷師，二○○二年，彭定康訪問北京，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說，中方官員點題要求彭定康講一些「後意識形態時期」（Post-ideological age）的政治心得。彭定康馬上想到的是今日貝理雅政府背叛了工黨社會主義的信仰真空和「拿來主義」的經濟和外交路線，而中國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崩潰之後，中國舉國追求金錢物質，盲目「發展」的道德真空的危機。中國政府意識危機所在，想向彭定康「取經」，彭定康對中國講地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在提問時間，中國官員第一條問題，是政府加強開放，怎樣能遏止貪污和非法洗錢的活動。
然而，「取經」容易，換一副腦筋很難。佛教大舉傳入中國，不僅是玄奘當年向印度取了經，而且回國後被奉為上賓，唐太宗胸襟開放，佛教融入中國，儒、佛、道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自從東漢之後，佛教一度也備受迫害，三武滅佛、火燒少林，正如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前以「千古罪人」、「婊子」、「毒蛇」一類市井詞彙「百批彭定康」，然而佛教最終都為迂腐的儒家文化平添春色。彭定康每次訪問香港，固然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引起許多中國政敵咬牙切齒的妒恨，但對於中國人，彭定康的「遠東時期」將證明對中國的前途有潛隱深遠的影響，雖然這個時期，正如之於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期」（History Plays），比起四大悲劇的神聖境界，尚非高峰所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出產的真正政治人才如彭定康，始終是一個文化ＤＮＡ的結構問題，羨慕不了，模仿不來，詛咒不辱其心志，嫉妒亦無礙其上位，因為他身在的西半球，畢竟是魚龍共翔的滄海，而不是泥鰍翻騰的死水淺灘，此一景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場景裏，不過是一幅過客倥惚的小小的插圖。
Thursday, July 27, 2006
肥彭功
肥彭功
挑戰彭定康，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事，尤其是想跟他辯論鬥嘴，鬥博學，比賽誰的記性好。
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肥彭的「封喉指」，如「當時的財政司是曾蔭權」，見識過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肥彭還施了一記「迷香掌」，當他提到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沒有大力推行民主，指前殖民地政府，叫做The previous colonial power。Previous 的意思，是上一個，但暗示現在還有另一個，像The previous weeks ── 前幾個星期，意指今日是另一個星期。肥彭暗指，今日的香港，是另一個殖民地，不過是「宗主」不同。
閱覽肥彭的書，封喉指和迷香掌的功夫多的是，例如記述戴卓爾夫人當年被黨內推翻，彭定康把這件事叫做The removal of Margaret Thatcher。
Removal，是一個很科學的字眼，多用於醫療手術，像切除了一個腎：The removal of a kidney，科學得很冷酷，因為肥彭後期因歐洲政策與戴卓爾不和。彭定康很吝嗇，偏偏不叫做「辭職」（Resignation），因為太為她顧面子，也不叫「推翻」（Overthrow），略嫌太露骨刻薄，只有「移除」這個字最中性，中性得很冷，彭定康恩怨分明，他的筆就是一把激光手術刀，一分不多，一毫不少。
對於馬卓安，也使了一輪迷香掌，絕對精確地說：「馬卓安是一個好人，雖然好人有時有批評之意。馬卓安必定是我所識的其中一位絕頂好好先生，也是我從政所見的人最好的領袖。我指的好人，是什麼意思呢？他很誠實、慷慨、好心腸，而且往往以君子之腹度人。這一點，馬奇艾維里一定有所保留，但我頗喜歡好人的政治領袖。」
這一段話，一個Nice字，出現了四五次，在英文裏，Nice 可以是一個最普通、最沒有新意的應酬字眼：He's a nice guy，講了可以等同沒講。彭定康故意重複了多次，他誇獎馬卓安的品格，是真心的，但也暗指「好好先生不足以雄才大略」，不斷用 Nice 形容馬卓安，暗指這位老左性格比較單純，相交有點沉悶，他是一位君子，但不是一個第一流的領袖。
一段平白的文字，細味下來有千般的層次，彭定康是一個思想縝密的人，到了外地，像六千年前一艘太空船空降非洲。想壓倒彭定康，只有用非洲人對傳教士的一個法子：引他進中國，把他綑起來，扔進一鍋滾湯裏，把他活活煮成一鍋五花肉羹，分給農民，吃掉。
挑戰彭定康，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事，尤其是想跟他辯論鬥嘴，鬥博學，比賽誰的記性好。
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肥彭的「封喉指」，如「當時的財政司是曾蔭權」，見識過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肥彭還施了一記「迷香掌」，當他提到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沒有大力推行民主，指前殖民地政府，叫做The previous colonial power。Previous 的意思，是上一個，但暗示現在還有另一個，像The previous weeks ── 前幾個星期，意指今日是另一個星期。肥彭暗指，今日的香港，是另一個殖民地，不過是「宗主」不同。
閱覽肥彭的書，封喉指和迷香掌的功夫多的是，例如記述戴卓爾夫人當年被黨內推翻，彭定康把這件事叫做The removal of Margaret Thatcher。
Removal，是一個很科學的字眼，多用於醫療手術，像切除了一個腎：The removal of a kidney，科學得很冷酷，因為肥彭後期因歐洲政策與戴卓爾不和。彭定康很吝嗇，偏偏不叫做「辭職」（Resignation），因為太為她顧面子，也不叫「推翻」（Overthrow），略嫌太露骨刻薄，只有「移除」這個字最中性，中性得很冷，彭定康恩怨分明，他的筆就是一把激光手術刀，一分不多，一毫不少。
對於馬卓安，也使了一輪迷香掌，絕對精確地說：「馬卓安是一個好人，雖然好人有時有批評之意。馬卓安必定是我所識的其中一位絕頂好好先生，也是我從政所見的人最好的領袖。我指的好人，是什麼意思呢？他很誠實、慷慨、好心腸，而且往往以君子之腹度人。這一點，馬奇艾維里一定有所保留，但我頗喜歡好人的政治領袖。」
這一段話，一個Nice字，出現了四五次，在英文裏，Nice 可以是一個最普通、最沒有新意的應酬字眼：He's a nice guy，講了可以等同沒講。彭定康故意重複了多次，他誇獎馬卓安的品格，是真心的，但也暗指「好好先生不足以雄才大略」，不斷用 Nice 形容馬卓安，暗指這位老左性格比較單純，相交有點沉悶，他是一位君子，但不是一個第一流的領袖。
一段平白的文字，細味下來有千般的層次，彭定康是一個思想縝密的人，到了外地，像六千年前一艘太空船空降非洲。想壓倒彭定康，只有用非洲人對傳教士的一個法子：引他進中國，把他綑起來，扔進一鍋滾湯裏，把他活活煮成一鍋五花肉羹，分給農民，吃掉。
陳太迫上國際梁山
陳太迫上國際梁山
七一大遊行人數最多五萬，正當親中陣營歡呼陳太的群眾效應有限，豈料半月不到，陳太脫胎換骨，站上外國記者俱樂部和CNN更上層樓的道德輿論高地，改用國際化語言的英語，宣示遠大的目標，更指不排除二○一二年才競選特首。
半月之間形勢逆轉，首先不能不歸功於葉劉的「史丹福旋風」造就的厄爾尼諾效應。原來凡屬政治強人，都需要打擊和挫折，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對手，尤其是女人。當年葉劉因二十三條，受盡港人唾罵，伊人帶著此一冤結去美國，三年磨劍，矢志復仇，陳太則因倡導普選而受盡親中陣營醜詆，也一樣愈戰愈勇。相比之下，令人讚歎：「弱者，你的名字是香港男人。」
葉劉受挫復出，即提出「二○一二年可以普選論」，以為會成功搶佔高地，消弭陳太這面旗幟，豈知陳太原來市場開放，歡迎競爭，無敵最寂寞，遇到對手挑戰，反而是一個女人最佳的美容品，陳太頓時容光煥發，發揮強大的反作用力，由於華文傳媒多已「中國化」，在七一前後，在精神上把陳太「浸豬籠」，被陳太視為污染物，只有另覓CNN之淨土，向外國傳媒建立國際地位，親中輿論反助陳太上位，非始料所及。
中方只短視地密切注視陳太會不會角逐二○○七特首，給曾蔭權眼下添亂，但陳太兔起鶻落，捨近取遠，○七休戰，轉向更遠大的二○一二。葉劉的智囊機構引發靈感，陳太也成立人選更超越「會考九優尖子」的核心小組，從此不但花開兩朵，兩個女強人，一個成為曾蔭權的風濕病，一個成為曾特首的前列腺增大症，二○一二年的普選爭論，香港氣氛又有重新政治化之虞，此一問題，則又變成中國政府未來三五七年體內的一顆痔瘡，難免坐不安。
不是說「專注經濟民生」了嗎？銷售稅的討論本來是經濟民生的範圍。彭定康回特區巡視，受到唐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語言挑釁，銷售稅爭論，又把銷售稅問題政治化。好端端「點解會搞成咁」？完全是半個月來反陳大聯盟機關算盡、弄巧反拙的三流布局，以為得計，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式的政治，奸詐中自有愚昧所在，令人惋惜。
現在來追究責任，已經太遲，亦屬無益，不如客觀評估陳太之政治前景：二○一二年陳太已經七十歲，以西方標準，從政略嫌高齡。然而以中國標準：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七十四歲；一九八○年鬥倒華國鋒展開改革開放，七十六歲，其時正是第二春的開始；六四之後，改革逆轉，鄧小平南巡，震怒痛斥「誰不改革誰下台」，這一年鄧小平八十七歲。相信陳太的智囊早已深入研究國情，認為七十歲選特首屬於「年富力強」的行列，十分年輕，尚有大把前途。
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陳太又得到CNN「祝福」，比起對手葉劉之榮獲中國「祝福」，誰的「祝福」更能吸引香港人的熱愛，可謂一目了然。可惜《基本法》並無條文規定：「凡有志參選特首者，必須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獨家祝福，不得受外國任何媒體祝福，否則即可依法逮捕」，陳太笑容又見燦爛，成功豁了出去。因為陳太知道，對她的新聞「客觀公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除了《蘋果》，都在西方，至少西方理性思維訓練出來的記者，報道陳太不會為她加上「政治淫婦」（Political Whore）的中國小農情緒化的仇恨標籤。本來可以「有事慢慢說」的，無端端搞到「對抗冇得傾」。解決「陳太問題」，中國式的應對，不但完全不懂Crisis Management，而且以一顆憤恨的心，自己不斷製造Crisis，把危機深化，把陳太死命推向國際，如果這就叫「製造和諧」、「和衷共濟」，真不由得叫人寫一個「服」字。
七一大遊行人數最多五萬，正當親中陣營歡呼陳太的群眾效應有限，豈料半月不到，陳太脫胎換骨，站上外國記者俱樂部和CNN更上層樓的道德輿論高地，改用國際化語言的英語，宣示遠大的目標，更指不排除二○一二年才競選特首。
半月之間形勢逆轉，首先不能不歸功於葉劉的「史丹福旋風」造就的厄爾尼諾效應。原來凡屬政治強人，都需要打擊和挫折，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對手，尤其是女人。當年葉劉因二十三條，受盡港人唾罵，伊人帶著此一冤結去美國，三年磨劍，矢志復仇，陳太則因倡導普選而受盡親中陣營醜詆，也一樣愈戰愈勇。相比之下，令人讚歎：「弱者，你的名字是香港男人。」
葉劉受挫復出，即提出「二○一二年可以普選論」，以為會成功搶佔高地，消弭陳太這面旗幟，豈知陳太原來市場開放，歡迎競爭，無敵最寂寞，遇到對手挑戰，反而是一個女人最佳的美容品，陳太頓時容光煥發，發揮強大的反作用力，由於華文傳媒多已「中國化」，在七一前後，在精神上把陳太「浸豬籠」，被陳太視為污染物，只有另覓CNN之淨土，向外國傳媒建立國際地位，親中輿論反助陳太上位，非始料所及。
中方只短視地密切注視陳太會不會角逐二○○七特首，給曾蔭權眼下添亂，但陳太兔起鶻落，捨近取遠，○七休戰，轉向更遠大的二○一二。葉劉的智囊機構引發靈感，陳太也成立人選更超越「會考九優尖子」的核心小組，從此不但花開兩朵，兩個女強人，一個成為曾蔭權的風濕病，一個成為曾特首的前列腺增大症，二○一二年的普選爭論，香港氣氛又有重新政治化之虞，此一問題，則又變成中國政府未來三五七年體內的一顆痔瘡，難免坐不安。
不是說「專注經濟民生」了嗎？銷售稅的討論本來是經濟民生的範圍。彭定康回特區巡視，受到唐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語言挑釁，銷售稅爭論，又把銷售稅問題政治化。好端端「點解會搞成咁」？完全是半個月來反陳大聯盟機關算盡、弄巧反拙的三流布局，以為得計，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式的政治，奸詐中自有愚昧所在，令人惋惜。
現在來追究責任，已經太遲，亦屬無益，不如客觀評估陳太之政治前景：二○一二年陳太已經七十歲，以西方標準，從政略嫌高齡。然而以中國標準：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七十四歲；一九八○年鬥倒華國鋒展開改革開放，七十六歲，其時正是第二春的開始；六四之後，改革逆轉，鄧小平南巡，震怒痛斥「誰不改革誰下台」，這一年鄧小平八十七歲。相信陳太的智囊早已深入研究國情，認為七十歲選特首屬於「年富力強」的行列，十分年輕，尚有大把前途。
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陳太又得到CNN「祝福」，比起對手葉劉之榮獲中國「祝福」，誰的「祝福」更能吸引香港人的熱愛，可謂一目了然。可惜《基本法》並無條文規定：「凡有志參選特首者，必須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獨家祝福，不得受外國任何媒體祝福，否則即可依法逮捕」，陳太笑容又見燦爛，成功豁了出去。因為陳太知道，對她的新聞「客觀公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除了《蘋果》，都在西方，至少西方理性思維訓練出來的記者，報道陳太不會為她加上「政治淫婦」（Political Whore）的中國小農情緒化的仇恨標籤。本來可以「有事慢慢說」的，無端端搞到「對抗冇得傾」。解決「陳太問題」，中國式的應對，不但完全不懂Crisis Management，而且以一顆憤恨的心，自己不斷製造Crisis，把危機深化，把陳太死命推向國際，如果這就叫「製造和諧」、「和衷共濟」，真不由得叫人寫一個「服」字。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Tuesday, July 25, 2006
李怡專欄：祝他好運
前港督彭定康在回應唐英年指他當年不開徵銷售稅而拍拍屁股走掉時說，他不想捲入這種互相掌摑的爭議，只祝唐英年在推銷商品及服務稅時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Sunday, July 23, 2006
政治的力學
政治的力學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Thursday, July 20, 2006
Sunday, July 16, 2006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施丹頭鎚事件後，英國Guardian刊登出"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一文，文中簡列了西方各地的"粗口"文化。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would insulting a boy's mother be so very terrible? A quick flick through some of the great works of psychoanalysis will tell you why. Freud thought the male child had an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his mother. Anyone who interfered withat hoped-for exclusivity (such as her husband) must die. Such is the Oedipus complex, provoking a neurotic desire that includes jealousy towards the father and the unconscious wish for his death.
But the Oedipus complex, one might well think, has another dimension. What else could tarnish that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one's mother? The answer seems to be the suggestion, couched in an insult, that your mother is sexually promiscuous. How could a mummy-obsessed boy tolerate the thought that she might have sex with someone other than him? Hence the potency of the insult and the fact that, even if Materazzi did not call Zidane's mother a prostitute,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grave insult might well justify to many people (probably mostly men) a physical assault on a person who had made that psychically intolerable jibe. It is, at least, a theory. True, there is also such a phenomenon as the Electra complex among girls, but there is not yet a parallel for father-besotted daughters head-butting people who speak ill of their dads. Maybe in time there will be.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Thursday, July 13, 2006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Monday, July 10, 2006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Thursday, July 06, 2006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Wednesday, July 05, 2006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繼續走向目的地
繼續走向目的地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Tuesday, July 04, 2006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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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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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Monday, June 26, 2006
Sunday, June 18, 2006
羅素，一九二二 (龍應台)
羅素，一九二二
龍應台
日期:2004年12月14日
眼光敏銳、胸中有丘豁的人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個城市或國家表面下層的「骨骼」，像Ｘ光的照射。這種照射，反而是一輩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見的，因為他身在其中。
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後離開，隔年寫成《中國問題》這本書。短短一年，面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四十八歲的羅素能看見多少中國「問題」呢？
他看見：「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急遽的變化」，這種急遽的變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軍事優勢。但是，在將來，促使中國發生激烈變化的，將是西方的「經濟」強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羅素說對了。
外來的影響帶來急遽變化，中國可以如何應對？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東西揉合，或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中國人自己說了一百多年的口號，但是羅素最幽微深刻的話，其實是這一句：在「自身傳統」中尋得一種「有機發展」。任何的「急遽變化」必須在「自身傳統」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而不是把「自身傳統」摧毀，空中起新樓。他已經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盤否定傳統。「有機發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種必須和傳統文化的主幹體質相容相輔，才可能開花結果。強行植入就不是「有機」發展，他已經排除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或蘇化。
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沒有預見後來的發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國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有機發展」的同時，他加了一個「但書」──中國能夠在「自身傳統」中「有機發展」「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以後才有可能」：
第一種危險是，他們可能會完全被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徵全被磨滅，世界只不過是多增加了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種危險是，在抵抗外來侵略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被逼到除了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的道路上去。
說這話的羅素處在一九二二年的時空，距離「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開始建國的一九四九年還有二十七年，距離全面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四十四年；距離今天，還有八十二年。
羅素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業化後對「進步」的崇拜，以追求「進步」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進行開發，結果是，強國的繁榮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把「進步」當作終極目的，而忽略了「進步」不一定帶來生活的幸福。各種機器帶來了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並不等同於心靈的愉悅。
一九二二年的羅素，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後塵，不要走上「竭澤而魚」的進步死胡同。八十二年之後，我們看見的中國，是一個巨型工地，製造業佔它經濟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說，全國皆工廠。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產業環境，使得羅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全球第二大軍費開銷國。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驅使之下，世界銀行統計，大型水電工程的強行設置，已經造成一千六百萬人的流離失所，其中一千萬人被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
你不能不被羅素的眼光折服，同時對這文明古國更加地憂心忡忡。
龍應台
日期:2004年12月14日
眼光敏銳、胸中有丘豁的人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個城市或國家表面下層的「骨骼」，像Ｘ光的照射。這種照射，反而是一輩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見的，因為他身在其中。
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後離開，隔年寫成《中國問題》這本書。短短一年，面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四十八歲的羅素能看見多少中國「問題」呢？
他看見：「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急遽的變化」，這種急遽的變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軍事優勢。但是，在將來，促使中國發生激烈變化的，將是西方的「經濟」強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羅素說對了。
外來的影響帶來急遽變化，中國可以如何應對？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東西揉合，或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中國人自己說了一百多年的口號，但是羅素最幽微深刻的話，其實是這一句：在「自身傳統」中尋得一種「有機發展」。任何的「急遽變化」必須在「自身傳統」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而不是把「自身傳統」摧毀，空中起新樓。他已經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盤否定傳統。「有機發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種必須和傳統文化的主幹體質相容相輔，才可能開花結果。強行植入就不是「有機」發展，他已經排除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或蘇化。
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沒有預見後來的發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國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有機發展」的同時，他加了一個「但書」──中國能夠在「自身傳統」中「有機發展」「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以後才有可能」：
第一種危險是，他們可能會完全被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徵全被磨滅，世界只不過是多增加了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種危險是，在抵抗外來侵略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被逼到除了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的道路上去。
說這話的羅素處在一九二二年的時空，距離「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開始建國的一九四九年還有二十七年，距離全面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四十四年；距離今天，還有八十二年。
羅素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業化後對「進步」的崇拜，以追求「進步」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進行開發，結果是，強國的繁榮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把「進步」當作終極目的，而忽略了「進步」不一定帶來生活的幸福。各種機器帶來了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並不等同於心靈的愉悅。
一九二二年的羅素，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後塵，不要走上「竭澤而魚」的進步死胡同。八十二年之後，我們看見的中國，是一個巨型工地，製造業佔它經濟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說，全國皆工廠。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產業環境，使得羅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全球第二大軍費開銷國。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驅使之下，世界銀行統計，大型水電工程的強行設置，已經造成一千六百萬人的流離失所，其中一千萬人被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
你不能不被羅素的眼光折服，同時對這文明古國更加地憂心忡忡。
Friday, June 16, 2006
宇宙的起源---史蒂芬．霍金
宇宙的起源 史蒂芬．霍金(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
【明報專訊】編按﹕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霍金首度訪港，並於昨日在科技大學以「宇宙的起源」為題發表英文演說，以下為演辭的中譯全文。翻譯者是霍金的「徒弟」吳忠超，他於1984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亦是霍金《時間簡史》中譯本的譯者。
中非Boshongo人有個傳說﹕世界太初只有黑暗、水和偉大的Bumba上帝。某天，Bumba胃痛發作，嘔吐出太陽。水有部分被太陽蒸發，留下土地。他的胃痛未止，又陸續吐出了月亮和星辰，然後吐出動物，例如豹、鱷魚、烏龜，最後是人。
宇宙從何而來﹖由神創論到自在永有
這個創世紀式的神話和其他神話一樣，都試圖回答大家的詰問﹕為何我們在此﹖我們從何而來﹖一般的答案是，人類起源應是比較近期的事﹕人類正在知識上和技術上不斷地取得進步，因此，它不可能存在了很久，否則，人類的進步應該更大一些。這一點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很清楚了。
例如，按照Usher主教的說法，《創世紀》把世界創生定於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時。另一方面，諸如山嶽和河流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生命周期裏改變甚微。所以人們通常把它們當作不變的背景。要麼作為空洞的風景已經存在了無限久，要麼是和人類在相同的時刻被創生出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宇宙有個開端的思想。例如，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相信宇宙已經存在了無限久的時間。某種永恆的東西比某種創生的東西更完美。他提出我們之所以看到發展處於這個情形，那是因為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災害，不斷重複令文明回復到萌芽階段。
信仰永恆宇宙的動機是想避免求助於神意的干涉，以創生宇宙並啟始運行。相反地，那些相信宇宙具有開端的人，將開端當作上帝存在的論據，把上帝當作宇宙的第一原因或者原動力。
如果人們相信宇宙有一個開端，那麼很明顯的問題是，在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上帝在創造宇宙之前，有何事可做﹖是否在為問些這類問題的人準備地獄﹖德國哲學家康德十分關心宇宙有沒有開端。他覺得，不管宇宙有無開端，都會引起邏輯矛盾或者二律背反。如果宇宙有一個開端，為何在它起始之前要等待無限久﹖他將此稱為正題﹔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經存在無限久，為什麼它要花費無限長的時間才達到現在這個階段。他把此稱為反題。無論正題還是反題，康德，甚至幾乎所有人，都是基於「時間是絕對」的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從無限的過去向無限的將來流逝。時間獨立於宇宙，在這個背景中，宇宙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追問「宇宙開端前的時間」無意義
直至今天，在許多科學家的心中，仍然保持這樣的圖景。然而，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他的革命性的廣義相對論。在該理論中，空間和時間不再是絕對的，不再是事件的固定背景。相反地，它們是動力量，宇宙中的物質和能量確定其形狀。它們只有在宇宙之中才能夠定義。這樣，談論宇宙開端之前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這有點兒像去尋找比南極還南的一點沒有意義一樣。它是沒有定義的。
如果宇宙隨時間本質上不變，正如20世紀20年代之前一般認為的那樣，就沒有理由阻止在過去任意早的時刻定義時間。人們總可以將歷史往更早的時刻延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所謂的宇宙開端都是人為的。於是，情形可以是這樣，這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但是所有記憶和物理證據都顯得它要古老得多。這就產生了有關存在意義的高深哲學問題。
我將採用所謂的實證主義方法來對付這些問題。在這個方法中，其思想是，我們按照我們構造世界的模型來解釋自己感官的輸入。人們不能詢問這個模型是否代表實在，只能問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個簡單而優雅的模型可以解釋大量的觀測﹔其次，如果這個模型作出可被觀察檢驗，也可能被證偽，這個模型就是一個好模型。
根據實證主義方法，人們可以比較宇宙的兩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而另一個是宇宙已經存在了遠為長久的時間。一對孿生子在比一年前更早的時刻誕生，已經存在了久於一年的宇宙的模型能夠解釋像孿生子這樣的事物。
另一方面，宇宙去年創生的模型不能解釋這類事件，因此第二個模型更好。人們不能詰問宇宙是否在一年前確實存在過，或者僅僅顯得是那樣。在實證主義的方法中，它們沒有區別。
哈勃發現星系遠離 宇宙正在膨脹
在一個不變的宇宙中，不存在一個自然的起始之點。然而，20世紀20年代當哈勃在威爾遜山上開始利用100英寸的望遠鏡觀測時，情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哈勃發現，恆星並非均勻地分佈於整個空間，而是大量地聚集在稱為星系的集團之中。
哈勃測量來自星系的光，進而能夠確定它們的速度。他預料向我們飛來的星系和離我們飛去的星系一樣多。這是在一個隨時間不變的宇宙中應有的。但是令哈勃驚訝的是，他發現幾乎所有的星系都飛離我們而去。此外，星系離開我們愈遠，則飛離得愈快。宇宙不隨時間不變，不像原先所有人以為的那樣。它正在膨脹。星系之間的距離隨時間而增大。
宇宙膨脹是20世紀或者任何世紀最重要的智力發現之一。它轉變了宇宙是否有一個開端的爭論。如果星系現在正分開運動，那麼，它們在過去一定更加靠近。如果它們過去的速度一直不變，則大約在150億年之前，所有星系應該一個落在另一個上。這時刻是宇宙的開端嗎﹖
許多科學家仍然不喜歡宇宙具有開端。因為這似乎意味物理學崩潰了。人們就不得不去求助於外界的作用，為方便起見，可以把它稱作上帝，去確定宇宙如何起始。因此他們提出一些理論。在這些理論中，宇宙此刻正在膨脹，但是沒有開端。其中之一便是邦迪、高爾德和霍伊爾於1948年提出的穩恆態理論。
在穩恆態理論中，其思想是，隨星
系離開，由假設中的在整個空間連續創生的物質形成新的星系。宇宙會永遠存在，而且在所有時間中都顯得一樣。這最後的性質從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個可以用觀測來檢驗的明確預言，具有巨大的優點。在馬丁．賴爾領導下的劍橋射電觀測天文小組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調查了弱射電源。這些源在天空分佈得相當均勻，表明大部分源位於銀河系之外。平均而言，較弱的源離得較遠。
穩恆態理論預言了源的數目對應於源強度的圖的形狀。但是觀測表明，微弱的源比預言的更多，這表明在過去源的密度較高。這就和穩恆態理論的任何東西在時間中都是不變的基本假設相衝突。由於這個，也由於其他原因，穩恆態理論被拋棄了。
還有另一種避免宇宙有一開端的企圖是，建議存在一個早先的收縮相，但是由於旋轉和局部的無規性，物質不會落到同一點。相反，物質的不同部分會相互錯開，宇宙會重新膨脹，這時密度保持有限。
兩位俄國人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實際上聲稱，他們證明了，沒有嚴格對稱的一般收縮總會引起反彈，而密度保持有限。這個結果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十分便利，因為它避免了有關宇宙創生的難以應付的問題。因此，這對於蘇聯科學家而言成為一篇信仰的文章。
奇點 時間開端
當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發表其斷言時，我是一名21歲的研究生，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我正在尋找一個問題。我不相信他們所謂的證明，於是就手和羅傑．彭羅斯一起發展新的數學方法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證明了宇宙不能反彈。如果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就存在一個奇點，這是具有無限密度和無限時空曲率的點，時間在那裏有一個開端。
在我得到第一個奇點結果數月之後，即1965年10月，人們得到了確認宇宙有一個非常密集開端的思想的觀察證據，那是發現了貫穿整個空間的微弱的微波背景。這些微波和你使用的微波爐的微波是一樣的，但是比它微弱多了。它們只能將薄餅加熱到攝氏負270.4度，甚至無法將薄餅解凍，更不用說烤熟它。實際上你自己就可以觀察到這些微波。把你的電視調到一個空的頻道去，在熒幕上看到的雪花的百分之幾就歸因於這個微波背景。早期非常熱和密集狀態遺留下的輻射是對這個背景的僅有的合理解釋。隨宇宙膨脹，輻射一直冷卻下來，直至我們今天觀察到它的微弱的殘餘。
雖然彭羅斯和我自己的奇性定理預言，宇宙有一個開端，這些定理並沒有告訴宇宙如何起始。廣義相對論方程在奇點處崩潰了。這樣，愛因斯坦理論不能預言宇宙如何起始，它只能預言一旦起始後如何演化。人們對彭羅斯和我的結果可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上帝以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選擇宇宙的啟始方式。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觀點。在梵蒂岡的一次宇宙論會議上，這位教宗告訴代表，宇宙起始之後，研究它是可以的。但是他們不應該探究起始的本身，因為這是創生的時刻，這是上帝的事體。我暗自慶幸，他沒有意識到，我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剛好提出宇宙如何起始。我可不想像伽利略那樣被遞交給宗教裁判廳。
微觀尺度還看量子理論
對我們結果的另外解釋，這也是得到大多數科學家贊同的解釋。這個結果顯示，在早期宇宙中的非常強大的引力場中，廣義相對論崩潰了，必須用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來取代它。因為廣義相對論沒有注意到物質小尺度結構，而後者是由量子理論制約的，所以人們預料總要進行這種取代。在通常情下，因為宇宙的尺度和量子理論的微觀尺度相比較極為巨大，所以是否取代無所謂。但是當宇宙處於普朗克尺度，也就是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米時，這兩個尺度變成相同，必須考慮量子理論。
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我們必須把廣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相結合。里察．費曼對歷史求和的思想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法。費曼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他在帕沙迪那的脫衣舞酒吧裏敲小鼓，又是加州理工學院卓越的物理學家。他提議一個系統從狀態A到狀態B經過所有可能的路徑或歷史。
每個路徑或者歷史都有一定的振幅和強度。而系統從A到B的概率是將每個路徑的振幅加起來。存在一個由蘭乾酪製成月亮的歷史。但是其振幅很低。這對於老鼠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宇宙現在狀態的概率可將結局為這個狀態的所有歷史疊加得到。但是這些歷史如何起始的呢﹖這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起源問題。是否需要一個造物主下達命令，宇宙如此這般起始呢﹖還是由科學定律來確定宇宙的初始條件呢﹖
事實上，即便宇宙的歷史回到無限的過去，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宇宙只在150億年前起始，這個問題就更加急切。詢問在時間的開端會發生什麼，有點像當人們認為世界是平坦的，詢問在世界的邊緣會發生什麼一樣。世界是一塊平板嗎﹖海洋從它邊緣上傾瀉下去嗎﹖我已經用實驗對此驗證過。我環球旅行過，我並沒有掉下去。
正如大家知道的，當人們意識到世界不是一塊平板，而是一個彎曲的面時，在宇宙的邊緣發生什麼的問題就被解決了。然而，時間似乎不同。它顯得和空間相分離。像是一個鐵軌模型。如果它有一個開端，就必須有人去啟動火車運行。
擺脫時間開端的問題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時間和空間統一成時空。但是時間仍然和空間不同，它正像一個通道，要麼有開端和終結，要麼無限地伸展出去。然而，詹姆．哈特爾和我意識到，當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結合時，在極端情形下，時間可以像空間中另一方向那樣行為。這意味，和我們擺脫世界邊緣的方法類似，可以擺脫時間具有開端的問題。
假定宇宙的開端正如地球的南極，緯度取代時間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極作為一個起始點。隨往北運動，代表宇宙尺度的常緯度的圓就膨脹。詰問在宇宙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在南極的南邊沒有任何東西。
時間，用緯度來測量，在南極處有一個開端。但是南極和其他的點非常相像。至少我聽別人這麼講的。我去過南極洲，沒有去過南極。
同樣的自然定律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南極成立。長期以來，人們說宇宙的開端是正常定律失效之處，所以宇宙不應該有開端。而現在，宇宙的開端由科學定律來制約，所以反對宇宙有開端的論證不再成立。
詹姆．哈特爾和我發展宇宙自發創生的圖景有一點像泡泡在沸騰的水中形成。
其思想是，宇宙最可能的歷史像是泡泡的表面。許多小泡泡出現，然後再消失。這些對應於微小的宇宙，它們膨脹，但在仍然處於微觀尺度時再次塌縮。它們是另外可能的宇宙，由於不能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來不及發展星系和恆星，更不用說智慧生命了，所以我們對它們沒有多大興趣。然而，這些小泡泡中的一些會膨脹到一定的尺度，到那時可以安全地逃避坍縮。它們會繼續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形成我們看到的泡泡。它們對應於開始以不斷增加的速率膨脹的宇宙。這就是所謂的暴脹，正如每年的價格上漲一樣。
通貨膨脹的世界紀錄應歸一戰以後的德國。在18月期間價格增大了1000萬倍。但是，它和早期宇宙中的暴脹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宇宙在比一秒還微小得多的時間裏膨脹了10的30次方倍。和通貨膨脹不同，早期宇宙的暴脹是非常好的事情。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均勻的宇宙，正如我們觀察到的。然而，它不是完全均勻的。在對歷史求和中，稍微具有無規性的歷史和完全均勻和規則歷史的概率幾乎相同。因此，理論預言早期宇宙很可能是稍微不均勻的。這些無規性在從不同方向來的微波背景強度上引起小的變化。利用MAP（微波各向異性）衛星已經觀察到微波背景，發現了和預言完全一致的變化。這樣，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早期宇宙中的無規性，意味在有些區域的密度，比其他地方的稍高。這些額外密度的引力吸引使這個區域的膨脹減緩，而且最終能夠使這些區域坍縮形成星系和恆星。請仔細看這張微波天圖。它是宇宙中一切結構的藍圖。我們是極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產物。上帝的確在擲骰子。
始於爆炸止於黑洞
在過去的百年間，我們在宇宙學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膨脹的發現，粉碎了永遠存在並將永遠繼續存在的宇宙的古老圖像。取而代之，廣義相對論預言，宇宙和時間本身都在大爆炸處起始。它還預言時間在黑洞裏終結。宇宙微波背景的發現，以及黑洞的觀測，支持這些結論。這是我們的宇宙圖像和實在本身的一個深刻的改變。
雖然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宇宙來自於過去一個高曲率的時期，但它不能預言宇宙如何從大爆炸形成。這樣，廣義相對論自身不能回答宇宙學的核心問題，為何宇宙如此這般。然而，如果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合併，就可能預言宇宙是如何起始的。它開始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這兩個理論的結合預言，在這個稱作暴脹的時期，微小的起伏會發展，導致星系、恆星以及宇宙中所有其他結構的形成。對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小的非均勻性的觀測，完全證實了預言的性質。這樣，我們似乎正朝 理解宇宙起源的正確方向前進，儘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我們通過精密測量太空船之間距離，進而能夠檢測到引力波，就會打開極早期宇宙的新窗口。引力波從最早的時刻自由地向我們傳播，所有介入的物質都無法阻礙它。與此相比較，自由電子多次地散射光。這種散射一直進行到30萬年後電子被凝結之前。
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偉大成功，並非一切都已解決。我們觀察到，宇宙的膨脹在長期的變緩之後，再次加速。對此理論還不能理解清楚。缺乏這種理解，對宇宙的未來還無法確定。它會繼續地無限地膨脹下去嗎﹖暴脹是一個自然定律嗎﹖或者宇宙最終會再次塌縮嗎﹖新的觀測結果，理論的進步正迅速湧來。宇宙學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和活躍的學科。我們正接近回答這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何在此﹖我們從何而來﹖
謝謝各位。
【明報專訊】編按﹕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霍金首度訪港，並於昨日在科技大學以「宇宙的起源」為題發表英文演說，以下為演辭的中譯全文。翻譯者是霍金的「徒弟」吳忠超，他於1984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亦是霍金《時間簡史》中譯本的譯者。
中非Boshongo人有個傳說﹕世界太初只有黑暗、水和偉大的Bumba上帝。某天，Bumba胃痛發作，嘔吐出太陽。水有部分被太陽蒸發，留下土地。他的胃痛未止，又陸續吐出了月亮和星辰，然後吐出動物，例如豹、鱷魚、烏龜，最後是人。
宇宙從何而來﹖由神創論到自在永有
這個創世紀式的神話和其他神話一樣，都試圖回答大家的詰問﹕為何我們在此﹖我們從何而來﹖一般的答案是，人類起源應是比較近期的事﹕人類正在知識上和技術上不斷地取得進步，因此，它不可能存在了很久，否則，人類的進步應該更大一些。這一點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很清楚了。
例如，按照Usher主教的說法，《創世紀》把世界創生定於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時。另一方面，諸如山嶽和河流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生命周期裏改變甚微。所以人們通常把它們當作不變的背景。要麼作為空洞的風景已經存在了無限久，要麼是和人類在相同的時刻被創生出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宇宙有個開端的思想。例如，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相信宇宙已經存在了無限久的時間。某種永恆的東西比某種創生的東西更完美。他提出我們之所以看到發展處於這個情形，那是因為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災害，不斷重複令文明回復到萌芽階段。
信仰永恆宇宙的動機是想避免求助於神意的干涉，以創生宇宙並啟始運行。相反地，那些相信宇宙具有開端的人，將開端當作上帝存在的論據，把上帝當作宇宙的第一原因或者原動力。
如果人們相信宇宙有一個開端，那麼很明顯的問題是，在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上帝在創造宇宙之前，有何事可做﹖是否在為問些這類問題的人準備地獄﹖德國哲學家康德十分關心宇宙有沒有開端。他覺得，不管宇宙有無開端，都會引起邏輯矛盾或者二律背反。如果宇宙有一個開端，為何在它起始之前要等待無限久﹖他將此稱為正題﹔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經存在無限久，為什麼它要花費無限長的時間才達到現在這個階段。他把此稱為反題。無論正題還是反題，康德，甚至幾乎所有人，都是基於「時間是絕對」的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從無限的過去向無限的將來流逝。時間獨立於宇宙，在這個背景中，宇宙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追問「宇宙開端前的時間」無意義
直至今天，在許多科學家的心中，仍然保持這樣的圖景。然而，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他的革命性的廣義相對論。在該理論中，空間和時間不再是絕對的，不再是事件的固定背景。相反地，它們是動力量，宇宙中的物質和能量確定其形狀。它們只有在宇宙之中才能夠定義。這樣，談論宇宙開端之前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這有點兒像去尋找比南極還南的一點沒有意義一樣。它是沒有定義的。
如果宇宙隨時間本質上不變，正如20世紀20年代之前一般認為的那樣，就沒有理由阻止在過去任意早的時刻定義時間。人們總可以將歷史往更早的時刻延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所謂的宇宙開端都是人為的。於是，情形可以是這樣，這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但是所有記憶和物理證據都顯得它要古老得多。這就產生了有關存在意義的高深哲學問題。
我將採用所謂的實證主義方法來對付這些問題。在這個方法中，其思想是，我們按照我們構造世界的模型來解釋自己感官的輸入。人們不能詢問這個模型是否代表實在，只能問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個簡單而優雅的模型可以解釋大量的觀測﹔其次，如果這個模型作出可被觀察檢驗，也可能被證偽，這個模型就是一個好模型。
根據實證主義方法，人們可以比較宇宙的兩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而另一個是宇宙已經存在了遠為長久的時間。一對孿生子在比一年前更早的時刻誕生，已經存在了久於一年的宇宙的模型能夠解釋像孿生子這樣的事物。
另一方面，宇宙去年創生的模型不能解釋這類事件，因此第二個模型更好。人們不能詰問宇宙是否在一年前確實存在過，或者僅僅顯得是那樣。在實證主義的方法中，它們沒有區別。
哈勃發現星系遠離 宇宙正在膨脹
在一個不變的宇宙中，不存在一個自然的起始之點。然而，20世紀20年代當哈勃在威爾遜山上開始利用100英寸的望遠鏡觀測時，情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哈勃發現，恆星並非均勻地分佈於整個空間，而是大量地聚集在稱為星系的集團之中。
哈勃測量來自星系的光，進而能夠確定它們的速度。他預料向我們飛來的星系和離我們飛去的星系一樣多。這是在一個隨時間不變的宇宙中應有的。但是令哈勃驚訝的是，他發現幾乎所有的星系都飛離我們而去。此外，星系離開我們愈遠，則飛離得愈快。宇宙不隨時間不變，不像原先所有人以為的那樣。它正在膨脹。星系之間的距離隨時間而增大。
宇宙膨脹是20世紀或者任何世紀最重要的智力發現之一。它轉變了宇宙是否有一個開端的爭論。如果星系現在正分開運動，那麼，它們在過去一定更加靠近。如果它們過去的速度一直不變，則大約在150億年之前，所有星系應該一個落在另一個上。這時刻是宇宙的開端嗎﹖
許多科學家仍然不喜歡宇宙具有開端。因為這似乎意味物理學崩潰了。人們就不得不去求助於外界的作用，為方便起見，可以把它稱作上帝，去確定宇宙如何起始。因此他們提出一些理論。在這些理論中，宇宙此刻正在膨脹，但是沒有開端。其中之一便是邦迪、高爾德和霍伊爾於1948年提出的穩恆態理論。
在穩恆態理論中，其思想是，隨星
系離開，由假設中的在整個空間連續創生的物質形成新的星系。宇宙會永遠存在，而且在所有時間中都顯得一樣。這最後的性質從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個可以用觀測來檢驗的明確預言，具有巨大的優點。在馬丁．賴爾領導下的劍橋射電觀測天文小組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調查了弱射電源。這些源在天空分佈得相當均勻，表明大部分源位於銀河系之外。平均而言，較弱的源離得較遠。
穩恆態理論預言了源的數目對應於源強度的圖的形狀。但是觀測表明，微弱的源比預言的更多，這表明在過去源的密度較高。這就和穩恆態理論的任何東西在時間中都是不變的基本假設相衝突。由於這個，也由於其他原因，穩恆態理論被拋棄了。
還有另一種避免宇宙有一開端的企圖是，建議存在一個早先的收縮相，但是由於旋轉和局部的無規性，物質不會落到同一點。相反，物質的不同部分會相互錯開，宇宙會重新膨脹，這時密度保持有限。
兩位俄國人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實際上聲稱，他們證明了，沒有嚴格對稱的一般收縮總會引起反彈，而密度保持有限。這個結果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十分便利，因為它避免了有關宇宙創生的難以應付的問題。因此，這對於蘇聯科學家而言成為一篇信仰的文章。
奇點 時間開端
當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發表其斷言時，我是一名21歲的研究生，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我正在尋找一個問題。我不相信他們所謂的證明，於是就手和羅傑．彭羅斯一起發展新的數學方法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證明了宇宙不能反彈。如果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就存在一個奇點，這是具有無限密度和無限時空曲率的點，時間在那裏有一個開端。
在我得到第一個奇點結果數月之後，即1965年10月，人們得到了確認宇宙有一個非常密集開端的思想的觀察證據，那是發現了貫穿整個空間的微弱的微波背景。這些微波和你使用的微波爐的微波是一樣的，但是比它微弱多了。它們只能將薄餅加熱到攝氏負270.4度，甚至無法將薄餅解凍，更不用說烤熟它。實際上你自己就可以觀察到這些微波。把你的電視調到一個空的頻道去，在熒幕上看到的雪花的百分之幾就歸因於這個微波背景。早期非常熱和密集狀態遺留下的輻射是對這個背景的僅有的合理解釋。隨宇宙膨脹，輻射一直冷卻下來，直至我們今天觀察到它的微弱的殘餘。
雖然彭羅斯和我自己的奇性定理預言，宇宙有一個開端，這些定理並沒有告訴宇宙如何起始。廣義相對論方程在奇點處崩潰了。這樣，愛因斯坦理論不能預言宇宙如何起始，它只能預言一旦起始後如何演化。人們對彭羅斯和我的結果可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上帝以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選擇宇宙的啟始方式。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觀點。在梵蒂岡的一次宇宙論會議上，這位教宗告訴代表，宇宙起始之後，研究它是可以的。但是他們不應該探究起始的本身，因為這是創生的時刻，這是上帝的事體。我暗自慶幸，他沒有意識到，我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剛好提出宇宙如何起始。我可不想像伽利略那樣被遞交給宗教裁判廳。
微觀尺度還看量子理論
對我們結果的另外解釋，這也是得到大多數科學家贊同的解釋。這個結果顯示，在早期宇宙中的非常強大的引力場中，廣義相對論崩潰了，必須用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來取代它。因為廣義相對論沒有注意到物質小尺度結構，而後者是由量子理論制約的，所以人們預料總要進行這種取代。在通常情下，因為宇宙的尺度和量子理論的微觀尺度相比較極為巨大，所以是否取代無所謂。但是當宇宙處於普朗克尺度，也就是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米時，這兩個尺度變成相同，必須考慮量子理論。
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我們必須把廣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相結合。里察．費曼對歷史求和的思想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法。費曼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他在帕沙迪那的脫衣舞酒吧裏敲小鼓，又是加州理工學院卓越的物理學家。他提議一個系統從狀態A到狀態B經過所有可能的路徑或歷史。
每個路徑或者歷史都有一定的振幅和強度。而系統從A到B的概率是將每個路徑的振幅加起來。存在一個由蘭乾酪製成月亮的歷史。但是其振幅很低。這對於老鼠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宇宙現在狀態的概率可將結局為這個狀態的所有歷史疊加得到。但是這些歷史如何起始的呢﹖這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起源問題。是否需要一個造物主下達命令，宇宙如此這般起始呢﹖還是由科學定律來確定宇宙的初始條件呢﹖
事實上，即便宇宙的歷史回到無限的過去，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宇宙只在150億年前起始，這個問題就更加急切。詢問在時間的開端會發生什麼，有點像當人們認為世界是平坦的，詢問在世界的邊緣會發生什麼一樣。世界是一塊平板嗎﹖海洋從它邊緣上傾瀉下去嗎﹖我已經用實驗對此驗證過。我環球旅行過，我並沒有掉下去。
正如大家知道的，當人們意識到世界不是一塊平板，而是一個彎曲的面時，在宇宙的邊緣發生什麼的問題就被解決了。然而，時間似乎不同。它顯得和空間相分離。像是一個鐵軌模型。如果它有一個開端，就必須有人去啟動火車運行。
擺脫時間開端的問題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時間和空間統一成時空。但是時間仍然和空間不同，它正像一個通道，要麼有開端和終結，要麼無限地伸展出去。然而，詹姆．哈特爾和我意識到，當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結合時，在極端情形下，時間可以像空間中另一方向那樣行為。這意味，和我們擺脫世界邊緣的方法類似，可以擺脫時間具有開端的問題。
假定宇宙的開端正如地球的南極，緯度取代時間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極作為一個起始點。隨往北運動，代表宇宙尺度的常緯度的圓就膨脹。詰問在宇宙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在南極的南邊沒有任何東西。
時間，用緯度來測量，在南極處有一個開端。但是南極和其他的點非常相像。至少我聽別人這麼講的。我去過南極洲，沒有去過南極。
同樣的自然定律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南極成立。長期以來，人們說宇宙的開端是正常定律失效之處，所以宇宙不應該有開端。而現在，宇宙的開端由科學定律來制約，所以反對宇宙有開端的論證不再成立。
詹姆．哈特爾和我發展宇宙自發創生的圖景有一點像泡泡在沸騰的水中形成。
其思想是，宇宙最可能的歷史像是泡泡的表面。許多小泡泡出現，然後再消失。這些對應於微小的宇宙，它們膨脹，但在仍然處於微觀尺度時再次塌縮。它們是另外可能的宇宙，由於不能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來不及發展星系和恆星，更不用說智慧生命了，所以我們對它們沒有多大興趣。然而，這些小泡泡中的一些會膨脹到一定的尺度，到那時可以安全地逃避坍縮。它們會繼續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形成我們看到的泡泡。它們對應於開始以不斷增加的速率膨脹的宇宙。這就是所謂的暴脹，正如每年的價格上漲一樣。
通貨膨脹的世界紀錄應歸一戰以後的德國。在18月期間價格增大了1000萬倍。但是，它和早期宇宙中的暴脹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宇宙在比一秒還微小得多的時間裏膨脹了10的30次方倍。和通貨膨脹不同，早期宇宙的暴脹是非常好的事情。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均勻的宇宙，正如我們觀察到的。然而，它不是完全均勻的。在對歷史求和中，稍微具有無規性的歷史和完全均勻和規則歷史的概率幾乎相同。因此，理論預言早期宇宙很可能是稍微不均勻的。這些無規性在從不同方向來的微波背景強度上引起小的變化。利用MAP（微波各向異性）衛星已經觀察到微波背景，發現了和預言完全一致的變化。這樣，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早期宇宙中的無規性，意味在有些區域的密度，比其他地方的稍高。這些額外密度的引力吸引使這個區域的膨脹減緩，而且最終能夠使這些區域坍縮形成星系和恆星。請仔細看這張微波天圖。它是宇宙中一切結構的藍圖。我們是極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產物。上帝的確在擲骰子。
始於爆炸止於黑洞
在過去的百年間，我們在宇宙學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膨脹的發現，粉碎了永遠存在並將永遠繼續存在的宇宙的古老圖像。取而代之，廣義相對論預言，宇宙和時間本身都在大爆炸處起始。它還預言時間在黑洞裏終結。宇宙微波背景的發現，以及黑洞的觀測，支持這些結論。這是我們的宇宙圖像和實在本身的一個深刻的改變。
雖然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宇宙來自於過去一個高曲率的時期，但它不能預言宇宙如何從大爆炸形成。這樣，廣義相對論自身不能回答宇宙學的核心問題，為何宇宙如此這般。然而，如果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合併，就可能預言宇宙是如何起始的。它開始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這兩個理論的結合預言，在這個稱作暴脹的時期，微小的起伏會發展，導致星系、恆星以及宇宙中所有其他結構的形成。對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小的非均勻性的觀測，完全證實了預言的性質。這樣，我們似乎正朝 理解宇宙起源的正確方向前進，儘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我們通過精密測量太空船之間距離，進而能夠檢測到引力波，就會打開極早期宇宙的新窗口。引力波從最早的時刻自由地向我們傳播，所有介入的物質都無法阻礙它。與此相比較，自由電子多次地散射光。這種散射一直進行到30萬年後電子被凝結之前。
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偉大成功，並非一切都已解決。我們觀察到，宇宙的膨脹在長期的變緩之後，再次加速。對此理論還不能理解清楚。缺乏這種理解，對宇宙的未來還無法確定。它會繼續地無限地膨脹下去嗎﹖暴脹是一個自然定律嗎﹖或者宇宙最終會再次塌縮嗎﹖新的觀測結果，理論的進步正迅速湧來。宇宙學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和活躍的學科。我們正接近回答這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何在此﹖我們從何而來﹖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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