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湖南鼠災 三峽大壩是禍首

湖南洞庭湖早前爆發鼠患，飽受22億隻東方田鼠肆虐，據報這與三峽工程和圍湖造田有關。中國專家已向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提出整改建議，但沒有引起重視。當中，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張美文，在今年5月，即鼠患爆發前的一個月，已向湖南省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鼠患大爆發的預警，但沒有引起當局的憂患意識。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星期天休息：淫審長期反智，是了斷的時候了

陶傑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

蘋論：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政制發展綠皮書將在今天發表。諮詢文件會是斬件式的多項選擇題，政府不會表達意向與立場。依「先易後難」的思路，或會以特首普選為優先。根據早前親建制派放出的消息，和胡錦濤來港時強調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主題」，中央要放慢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意向已相當明顯。在這種情勢下，估計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步伐也會傾向保守。所謂保守，主要是指普選特首的候選人篩選機制，也就是基本法定下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以及候選人產生的門檻，均趨保守。可能的方案會是先經過提名委員會的初選，選出最高得票的前兩名參選人，才可作為正式候選人，交由全港選民投票。

按這種設計，即使獲一百人提名，最終在提名委員會的選舉中也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由於提名委員會中，保皇派佔絕對優勢，因此普選的正式候選人將會排除泛民主派。

社會上支持民主的人士和輿論，指出這種排除民主派的篩選方式，是假民主。在不接受這種篩選方式的對抗中，普選再被拖遲的可能性甚高。

筆者在此嘗試提出另一種思考，就是：假民主是不是仍然好過不民主？假民主在實踐進程中，有沒有可能弄假成真，而成為真民主？

從威權政治進展到民主政治的過程中，許多社會都經過假民主的階段。比如台灣，當初就只開放小量的增額立委供人民普選。國會中的大多數仍是國民黨在大陸時代選出的萬年民代。然而，由於台灣民主力量善用這假民主，使民主聲勢越來越大，終成真民主。台灣政治學者喊稱這是「弄假成真」。

香港市民倘能在不民主與假民主中作一抉擇，先接受假民主，比如接受提名委員會初選的這種篩選政改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可投票選擇的候選人，將不會有北京不放心的泛民人士。對泛民來說，這當然不公平。對香港選民來說，也不夠尊重。然而，即使這樣，經市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仍會背負「民命」（Mandate），也就是說他接受了市民的「委任管治」，他主政的取態會有所不同，至少不會只看著北京的臉色做人，也不會在絕對權力的任命下總是擺出一副奴才相了。

普選有兩道關卡，一道是提名關，一道是市民投票關。提名關看來北京一定不會放鬆，也就是不容許有北京不放心的人成為候選人。在這方面，泛民主派若力爭，那就走不到市民一人一票普選這一步了。倘若泛民主派不堅持這個提名關，卻守住投票關的話，那麼普選就有可能。

甚麼是投票關呢？就是要設定：當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在普選中的得票率，必須不少於合資格選民的一定比例，比如40%。這是為了防止提名委員會提出兩名市民極為憎惡的候選人，讓市民在兩個「非洲和尚」（乞人憎）中選一個。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太過令市民反感，市民可以選擇不投票，以致兩名候選人都無法跨越當選門檻，迫使提名委員會提出市民較願意選擇投票的人選。

把住投票關，就不會讓假民主蛻變成反民主。讓出提名關，就有機會逐步地由假民主而弄假成真變成真民主。
筆者提出的，可說是另類思考。但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在有普選與無普選之間，難道不可以考慮一下這種假普選嗎？

政制綠皮書公眾論壇

7月15日，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公眾論壇，黃毓民發言

探針：中央是奴隸童工的救星？

山西奴隸童工事件曝光之後，全球媒體聚焦、全國民眾聲討。
我特別注意到，大多數評論者憤怒譴責黑磚窯的老闆和地方的基層官員，許多人對中央政府的干預和最高領導人的批示表態「堅決支援」。比如，有一位《南方周末》的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是對於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他甚至用「一場叛亂」來定義此次奴隸童工事件。

一黨獨裁是始作俑者

他寫道：「因為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於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闆，予以堅決鎮壓！」

類似的論點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也層出不窮。有學者甚至認為此類醜聞的發生，是因為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為所欲為且欺騙中央政府。他們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壞的，中央只是暫時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過來，必然扭轉乾坤，為老百姓報仇雪恥。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議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能力，中央越強大，政令越暢通，正義越彰顯。

我不同意這樣一種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的看法，也不同意這樣一種小心翼翼、察言觀色的批評策略。我認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隸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屬也不必對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戴德。相反，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權力格局，才是中國人權災難的始作俑者。


以法律制裁代替鎮壓

黑磚窯事件並不是一場叛亂，而是中央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的，中央與地方官僚聯手對民眾事實搶劫行為之後的政治分贓行為。中共的特務系統和內參報道，堪稱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搜集機制，胡溫不可能被地方官員蒙在鼓裏。

我們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實施監督和懲罰，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對立的。那種希望國家機器動用暴力來「鎮壓」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的呼籲，激情有餘、理性不足，而且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法治觀念的薄弱。對於那些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們來說，他們理應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我們在進行社會批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使用這類被「黨文化」污染的「黨語言」。

要切實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能靠加強中央集權、不能靠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更不能相信溫家寶的眼淚，而應當切實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實現新聞自由、結束一黨專政。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陶傑)

特首曾蔭權發表《香港家書》，提出口號：「不甘平庸，追求卓越」。

到了七一連任宣誓之日，發表演說。提出要把香港「建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馬上引起一些華文親中輿論攻擊，指曾蔭權「假大空」，要香港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只會引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其他城市的敵意，增加這些城市針對香港的競爭。

此等立論，相當可怕。如果香港想當中國最好的城市，即會引發其他城市的「敵意」，亦即假設其他城市對於卓越者的嫉妒。此一陰謀的邏輯，引證了美國羅馬大主教冼恩（Fulton Sheen）的一句話：「嫉妒是平庸者對天才的禮讚。」（Jealousy is the tribute mediocrity pays to genius）

對於平庸和嫉妒的研究，現代文藝經典當推荷李活電影編劇謝菲爾（Peter Shaffer）一九八四年的奧斯卡作品《莫扎特傳》。音樂天才莫扎特，受國王李奧波的賞識，比他大六歲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艾利（Antonio Salieri），驚見莫扎特的才華，暗中把莫扎特害死。史上有一說稱薩里艾利向莫扎特下毒，但缺少證據。《莫扎特傳》的開頭，講薩里艾利老囚於瘋人院，向訪客訴說當年害死莫扎特的秘密：因為莫扎特是上帝寵愛的天才，把莫扎特整死，就是對上帝的反抗和勝利，片中的薩里艾利，已經是撒旦的代理人，也是人間所有庸才的守護神。

即使在十八世紀末的歐洲，「不甘平庸」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何況今日曾蔭權處身的中國香港。這句口號，先得罪了一大批人：「不甘平庸」，是不是暗指周圍的人都是一群庸才，所以你才想突圍呢？「追求卓越」，是不是想另樹一幟，形成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呢？言者無心，但中國人社會太多進讒打小報告的小人，中國的君王都以一個「疑」字治國，曾特首這句口號，雖然很有性格，但見逆於中國政治主流，長遠會有甚麼效果，令人頗為憂慮。

中國的聖賢學問，雖鼓勵士大夫追求卓越，不甘俗流：「雖千萬人吾往矣」、「揚名聲、顯父母」，鼓勵「鶴立雞群」，但在民間的俗語之中，吸收了千年的流血教訓，老一代教後輩的是另一套活命哲學：「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鋒芒畢露」、「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中國的帝皇選擇儲君繼承人，亦必以平庸為「忠厚老實」的同義標準。毛澤東經歷了林彪謀刺之禍，最後圈定木訥的華國鋒為接班人，評語只是兩個字：「不蠢」。蔣經國晚年也選定「屁股只坐三分之二」的李登輝為副總統。要贏得主子信任，接班人要懂得「裝傻」，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雖然後來華國鋒逮捕了毛澤東的未亡人，李登輝顛覆了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中國君主迷信平庸，成為自己的掘墓人，但伴君如伴虎，不以平庸的性格面貌出現，不但一事無成，連生存也成問題。林彪差一點就做到了，他以「克己復禮」自勉，克己，就是不要暴露個人獨立的真性格；復禮，就是與千萬人一起平庸，在平庸中潛藏，以平庸為保護色，在平庸中裝孫子生存。

這是中國社會「精英逆向淘汰制」的本源。岳飛和袁崇煥都想追求卓越，下場淒慘，林則徐也想追求卓越，充軍伊犁。李鴻章悟出了道理，做一個忠實的管家，修修補補，把晚清當做一座紙糊的房子，但求一日在生，宗廟一日不傾塌。香港特首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一個不中不西的古怪制度，既要「貼近民情」，維持高民望，又要民望高的同時，不可以稜角鋒芒，令人覺得「尾巴翹得很高」，不然馬上有人上報「不受制衡」。加上中國語文之中，有許多對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卓越者的負面形容，如「自負自大」、「不可一世」、「剛愎自用」、「氣燄囂張」之類，對於一個卓越的人，有大量誅心的詞彙武器，可以一哄而上，置諸死地。

香港的特首，不可以精獪乖巧，否則招人嫉恨；又不可以平庸愚騃，否則隨時激起五十萬人大遊行。個性鮮活，而民望高，則要制衡監察；人格模糊而能力低，又無法「強勢行政主導」，正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無功，獨裁無膽，是中國宮廷和西式議會雜交之下的奇怪產物，在這樣的夾縫之中，要「打好呢份工」，三頭六臂也難以想像。

在《莫扎特傳》的結尾，薩里艾利向來訪的牧師懺悔完畢，在半空中劃十字：「我為凡間所有的庸才發言，我是他們的守護聖。從此，我與莫扎特同在，當後世懷念莫扎特，也必然同時憎惡我，一個流芳、一個遺臭，我的名字與他結成一對，至少比湮沒無聞好。」

對於平庸和卓越的研究，莫扎特的故事，是為永恆的經典。

這段震撼的台詞，足以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天才或追求卓越的人才所戒。

蘋論：江胡內鬥，漸趨塵埃落定

李怡

就像過去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一樣，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全國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都紛紛發表談話，表示要認真學習胡錦濤「6.25」黨校講話。講話內容是甚麼，其實不重要，「學習胡錦濤講話」才是重點，因為這意味著對胡錦濤的領導地位的「堅決擁護」。尤其是過去與江澤民有一定淵源的軍方及各地領導幹部，表態「認真學習胡錦濤講話」是一次重要的擁權和自保權力的行動。

與此同時，據報道，胡錦濤目前已完成七大軍區領導層的佈局，下一波將是解放軍四總部及各軍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在參加中共十七大的解放軍及公安共296名代表中，有186人為少將及更高軍階，平均年齡為52歲，他們大部分是胡錦濤任軍委主席之後提升的將領。換句話說，江系主導軍委的情勢，已有變化。只是軍委辦公室主任賈廷安，仍為十七大代表。他的繼續留任，可能是胡江之間的妥協。

更重要的中央人事異動，是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衞局局長由喜貴，並未列入十七大黨代表名單，顯示這個「大內統領」的角色，已經或將要換人。

中央警衞局局長，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的護衞工作。從中央黨史來看，這個大內統領還充當監視各領導人及其來往親信並向最高掌權者匯報的任務。毛澤東時代，中央警衞局又稱「八三四一」部隊。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奪權行動，就是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實際執行的。鄧小平七七年復出並掌實權後，中央警衞局局長一直是楊德中，即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這職務仍受鄧的操控，沒有變動。直到1995年鄧小平無力視事之後，才由江澤民從上海帶往北京的親信由喜貴接任。胡錦濤接班後，這個職位也在江的操控下沒有變動。現在由喜貴退下，看來是意味胡錦濤真正掌實權了。

自○二年胡錦濤接總書記後，江胡內鬥一直未能塵埃落定。表面上二人互敬和諧，實際上都通過動對方下面的人來彰顯權力，而在權爭中也會作出妥協。陳良宇案之延宕，黃菊喪禮之草率，溫家寶不再續任的空穴來風，都暗藏著江胡較勁。董建華腳痛下台，絕非中央被香港五十萬市民上街所觸動的「英明決策」，而是胡藉董的連番失誤而乘機撤換「江握手」，所作的妥協（或留給江一點面子）則是讓江系的曾慶紅主管香港事務。江系的報復是抓了陸建華與程翔。這次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用他的話來說，是出於「中央有高度智慧揀選」的「合適人選」，而不是曾特首提名。中央的智慧來自江澤民所說，與唐英年的父親很熟。因此，這也是一次江胡的權力交換。

儘管胡錦濤最近也說「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畢竟他的說法與吳邦國早前的說法不同。吳邦國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胡錦濤的說法是，「一國」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吳邦國說的香港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而胡錦濤說的是「依法」，即來自基本法。

吳邦國是江系。胡錦濤顯示出不同的思路。在中共黨史上，所謂思想路線，都是講不清的東西，它真正反映的不是路線不同，而是權力的爭逐。誰更有權力，誰就有話語權，而且是必須不同於失去權勢者的話語權。

香港的普選，要靠港人的力爭。但甚麼時候實現，也要看中央的取態。而中央只有待權爭的塵埃落定，有了一個真正的權威人物，才有可能作出果斷的對香港問題的決定。

探針：于幼軍可以作證

山西洪洞縣曹生村有一個磚窯，窯裏有幾十名奴隸，在監工動輒毒打狼狗隨時狂噬之下，天天工作二十小時，吃白饅頭睡黃磚地，獲准大小便但不准偷空沐浴，過了將近五年，有的被打死，有的變白癡。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山西一省最少就有三千多個同樣的磚窯。

而這樣的磚窯也不限於山西。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健教說，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知道山西、河北等地有磚窯奴隸，去年還致函溫家寶，請求「整頓全國磚窯」。陳健教只是不知道，這樣平常的事溫家寶根本無暇理會。溫家寶要做的事很多，例如親自用毛筆回答香港一位小學生的歌功頌德。

磚窯奴隸信驚動中外
但磚窯奴隸的父母上網發表「泣血呼救」聯署信，終於驚動中外。中共中央再也不能不赫然震怒，派全國總工會書記張鳴起赴山西查處磚窯事件。六月十九日，中央公安部宣布事件解決了：「山西黨委和政府領導當地公安，解救了被拐騙的民工。」這些民工也應該像香港那位小學生一樣，向中共道謝。

感謝共產黨，因為曹生村那個磚窯的主人王兵兵，正是共產黨曹生村支部委員會書記王東記的兒子。感謝共產黨，因為山西勞動局共幹做事盡心盡力。據河南電視台記者說，有司發給每個獲救奴隸的三百元撫恤金，不少飽了勞動監察員私囊；又據廣州《南方週末》報道，小奴隸朱廣輝獲救後，搭巴士回鄉，途中被永濟市勞動監察員拉下車，以三百元賣給另一個磚窯。這個十六歲孩子和很多奴隸一樣，最後不知所終。感謝共產黨，因為正如陳健教所說，「各地政府、公安、勞動部門都知道黑磚窯所在，只是不聞不問，當中有說不清的原因」。

原因其實不是說不清，只是在新中國說不得。那麼，就請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名臣馬周說吧：「臣聞（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新唐書．馬周傳》）天子只要以禮義簡擇刺史，刺史以禮義監督縣令，自然不會有奴役百姓的磚窯。

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
留意吏治不只是盛唐故事。所以宋朝寇準曾任鄧州太守，死後百姓懷德，「家家畫像事（供奉）之」（《塵史．賢德》）；明朝孝宗皇帝見有個官員「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就把他辭退（《治世餘聞》上篇卷三）。這樣的故事，我國無代無之，新中國則一個都沒有。新科技的千里眼順風耳只是中共中央對付百姓的利器，不是監督共幹的工具。

六月二十二日，山西省長于幼軍為磚窯事件公開道歉說：「我身為省長，難辭其咎。」他說笑了。磚窯之類事情新中國哪個省沒有。假如一省之長要負責，簡擇省長的中共中央怎麼樣。中央特使張鳴起就說：「山西在維護民工權利上十分努力，是表現比較好的省分。」大家不是同志，胡錦濤怎會任用于幼軍，于幼軍怎會長期和磚窯奴隸的主人相安無事。
中共說香港百姓政治不成熟，不能普選。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上。表現比較好的山西省長可以作證。


古德明

探針：黑窯醜聞暴露管治危機

估唔到拐帶人口作勞隸，會在現世紀的主張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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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黑磚窯「勞隸工」事件充份暴露大陸野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恐怖程度；但同樣驚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幹部權責不分與麻痹不仁的為官之道。當近千名被禁錮的「勞隸工」，包括常被虐打的童工在北京媒體曝光後，五位政治局委員先後作了「重要批示」，而包括公安部與全國總工會的單位馬上派「中央工作組」到山西督促地方官員懲處黑窯主與辦好善後工作。

內部矛盾積重難返
關注大陸社會的人都知道黑礦、黑窯以及賣淫、賣血等非人勾當已不是新聞。針對這次山西特大惡心醜聞，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和李長春四位政治局常委，加上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先後表態，正好點出幾個嚴重問題。第一，胡溫領導層自二○○三年初已標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所謂新政，但至今弱勢團體的境況沒有明顯改進。中共高層每遇到特大煤礦死難或拐帶人口事件，都爭相出來「補鑊」，把責任推卸到官商勾結的地方政權，力圖說明中央的「和諧社會」與維護公義的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第二，因為中國內部矛盾積重難返，胡溫政權的「救火員」心態比歷屆政府都強；四年前北京與地方便開始設計全天候、全電腦化的預警系統，以盡快處理「惡性事故」或「群眾事件」，把可能發生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但這幾個月接二連三緣於官商「搶地」或生態破壞的警民衝突，或像山西的「勞隸工」醜聞，都說明胡溫引以為榮的「居安思危兼隨時撲火」的管治模式沒有奏效。

團派精英表現差勁
同樣嚴峻的是雖然胡總經常搞「提升執政能力」的思想運動，但無論富庶的沿海與較落後的中西部的地方官僚素質都偏低。胡總近年盡量安插共青團背景的「第五代」幹將當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但團派的精英表現差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與胡總關係密切，但在黑窯事故中後知後覺，仕途看來將逆轉。在胡溫等高調聲討非法窯主後，小張才說甚麼「認真貫徹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對此事要高度重視」等廢話。難怪連官方媒體都以「山西黑磚窯為何驚動中央才驚動地方」等題目的評論來鞭撻山西庸官。前不久太湖水嚴重污染變質，作為胡總緊密戰友的江蘇書記李源潮同樣難辭其咎；但小李連像樣的官腔也沒有說，乾脆卸膊了事。
北京消息人士證實，十月的黨十七次大會人事調動的主題是「以和諧與穩定」為主。胡總與團派在沒有把握把太多「自己友」安排進高位的考量下，過半政治局常委以及剛獲地方黨代表表決連任的省市大員都會原封不動。在欠缺改革的新動力下，第四代領導集體將多混五年；至於積累多年的矛盾爆發時怎麼辦，那得看第五代的能耐了！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中國人的弱點

昨晚毓民在 myradio 節目中講到中共的反右運動及中國人的弱點~~~

我覺得值得反思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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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

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

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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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文：黃毓民
2007.6.18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口術」，天真的「民主人士」以為中共「自我完善」，需要「肝膽相照」的諍友，於是放言高論，肆口逞說；然而， 「言者無罪無罪，言者有罪有罪」，在毛澤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只不過是可憐的異端。

　　曾被劃為「右派」的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書中說：「反右派的一套做法是多數人參與的，對章伯鈞、羅隆基批鬥得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成員。熱中於整人，表現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反右運動使五十年代末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寃獄遍佈神州大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真是一脉相承，以毛澤東為首的法西斯、封建、共產極權集團，令到中國人民陷入血河淚海之中整整三十年。那些追隨共產黨，服膺「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人士，幾乎無一可以在反右運動中倖免。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郭羅基提到的「知識分子弱點」，固然是他個人的「反思」。然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徐復觀先生在大陸反右運動前三年，即一九五四年，已於台灣的《民主評論》雜誌上，有長達萬言的論述，以下這一段是「預言」靠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民國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識分子發揮由千年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達到的最高峰。以客觀的歷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後面，其勢不能不是共產黨的清算鬥爭的大流血……」

　　果不然，那些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支持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經歷了共產黨的建政，十年不到，便遭清算鬥爭……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去月底，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和蘭德研究所的二位經濟學家，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一篇論「人肉炸彈」（suicide bomber）與恐怖組織及生產力關係的論文（NBER工作報告第一二九一○號），蒐集了不少大眾傳媒未之見的數據，得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指出「人肉炸彈」與物質報酬有直接關係，糾正了人們向來認為這是單純「宗教活動」的想法。在「人肉炸彈」到處引爆的現在，這方面的資訊值得為讀者介紹。

　　據以色列國安部（ＩＳＡ）提供的數據，自從巴勒斯坦於二○○○年九月發起新一輪暴力反抗潮（巴人自稱「起義」）以來，迄○五年八月底，一百五十一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事件（牽涉一百六十八名「人肉炸彈」），炸死五百一十五名以色列人、炸傷的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二十八名；以伊拉克國內目標為襲擊對象的「人肉炸彈」，從○三年起，亦炸死炸傷數以千計伊拉克人。「人肉炸彈」其實並非肇於中東，始作俑者為斯里蘭卡分離分子泰米爾之虎，該組織早於一九八三年發明「隱蔽式背心炸彈」，自從一九八七至二○○一年，發動了七十六次「人肉炸彈」偷襲，炸死九百零一名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包括九一年印度總理甘地及九三年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Ranasinghe Premadasa）……。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充當「人肉炸彈」是理性的選擇，他們的視死如歸因此被稱為「理性犧牲」（rational sacrifice），這些理性人選擇犧牲性命，表面理由是為了信仰，實際上很大程度基於個人有形及無形利益的考慮，比如男性「人肉炸彈」可以更快上天堂（守教規的回教徒人人死後直上天堂），而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七十二名處女（數年前「人肉炸彈」初興時，筆者曾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情況，現據 slate.com一篇文章〔詳後〕引述十世紀前後回教學者的說法，指他們可能得「物」無所用，因為天堂的人根本不必上廁，因此處女沒有陰戶和肛門……）；無論如何，在經濟回報及榮譽面前，天堂上的享受肯定不是促成當「人肉炸彈」的唯一因素。

　　較具體和現實的是金錢報酬及受同胞、族人、教內兄弟以至宗教領袖崇敬的尊榮，這類回報從決定當「人肉炸彈」之日起便源源而來，這即是說，他們未採取行動前已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享受」後臨陣退縮者的比例多少，未見數字—可能無法統計）！學者的研究假設能幹的「人肉炸彈」被派往襲擊重要目標，他們獲得的報酬亦較厚、享受的榮譽較高；換句話說，能幹的「人肉炸彈」完成重大任務，等於生產力較高；生產力與回報掛鈎，在現實社會，十分正常。學者的研究又發現，「人肉炸彈」幾乎毫無例外可獲得其「餘生」工作年數的全部薪酬（lifetime earning），這些人「講錢」後才「講心」，是俗世社會的理性行為！把「人肉炸彈」殺人多寡視為生產力之高低，意味人力資源是恐怖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成熟（年紀〔最小十二歲、最大四十八歲，平均二十一點一歲〕及心智）和受過教育的「人肉炸彈」，失敗率（無法引爆或未引爆前被擒）較低，等於生產力較高，因此獲分派的任務亦較重，無形和有形回報當然亦較高。

　　大多數人認為充當「人肉炸彈」的動機不可理喻，事實是，他們的活動及其背後恐怖組織的工作，都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作為都非一時衝動而是精打細算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強調經濟誘因與「人肉炸彈」的正比關係，對《可蘭經》及穆斯林學者強調為信仰而犧牲者死後上天堂「歎世界」的「承諾」，只是輕輕帶過；在穆斯林學者的形而上世界中，天堂是男性犧牲者專用的樂園，但何以有女性「人肉炸彈」，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格達大學炸死四十多名學生的「大案」，便是女性「人肉炸彈」的傑作，對此又作何解釋？

　　據 slate.com「包教曉」欄（Explainer）三月一日請教一名在美國喬治亞大學任教和一名在德國Stern雜誌當編輯的穆斯林學者，原來女性「人肉炸彈」犧牲後上天堂亦可大享「清福」，九世紀的學者阿塔巴蘭尼（Al-Tabarani）強調女性為教犧牲後上天堂可與她的丈夫重逢，若有多次婚姻，可選擇與她最愛的一位丈夫再結合；未婚女子則可與她的夢中情人結婚；不但如此，對女性「人肉炸彈」，穆斯林天堂還有種種優惠與禮遇，這足以使她們更漂亮、非常快樂和沒有妒忌心，而她們在世時如果「虔誠奉侍阿拉」，上天堂後的地位比天堂獨有的處女更尊貴—她肯定可以成為七十二名處女的班首！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穆斯林學者把天堂描繪為男性發洩情慾的「嬉春」（sensual delights）之所，他們還為男性犧牲者上天堂後可獲多少處女而爭辯不休。七十二名是普遍說法，最極端的數字是可娶妻五百、配八千處女及八千名已婚婦女……，「享受」比中國的皇帝老子還厲害。

　　經濟學者根據數據的剖析，反映了「人肉炸彈」孳孳求利求名的庸俗面，他們也許相信與敵人偕亡後可上天堂的溫柔鄉享福，但這畢竟不及「相金先惠」─名利先收實際！

星期天休息：淫審小風暴以外的國際新潮流

陶傑

淫審風暴，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開始，泛道德人士喧噪，升級為兩千多人投訴聖經的亂倫內容。
投訴聖經，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民間長期不滿淫審處的抗議。但一個見解有限的政府，卻以為投訴者像自己一般無知，連忙由高官出來救火，指聖經是文化經典，不容淫審挑戰，投訴不會受理。

聖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香港如果真的是一座「國際城市」，特區政府的「資訊」，實在太不「流通」了。今天的英語世界，繼《達文西密碼》之後，另一本暢銷書，是牛津大學教授杜瓊斯的《上帝大騙局》（The God Delusion）。杜瓊斯是達爾文的信徒，對遺傳基因的理論研究甚深，他用顯淺的文字，普通的邏輯對「上帝的存在」此一宗教命題，一一批駁，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了一場大論戰。杜瓊斯成為自英國思想家羅素之後，影響力最大的無神論者。

杜瓊斯挑戰聖經，主要是針對教會的「上帝設計論」。達爾文由化石提出進化的論說，指人是由猿進化過來的，而不是上帝的創造。一百五十年來，神學界不斷質疑達爾文，認為化石演進，證據不足，化石只提供了人和猿之間骸骨的相似，不但在進化過程之中，缺乏全套各階段的化石證據，而且人的腦袋、人的眼睛，飛鳥高翔的翅膀、青蛙飛躍的雙腿，都是精巧的光學和力學的天才設計。人的腦袋有幾十億細胞，有多層次的神秘功能，巧奪天工，令人歎為觀止，是從哪一個低階段的生物進化過來的？

神學界提出的「空白理論」（Gaps Theory），是幾十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駁斥。但杜瓊斯辯護說：對一宗謀殺案，陪審員定罪，不必證明兇手殺人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只要一點點環境證供，只要被告提不出事發時的不在場證據，就可以裁決有罪。由翼手龍的化石，可以推論恐龍是飛鳥的始祖，一隻麻鷹的翅膀，在力學的設計上如何精密，不足以否定從恐龍到鳥類的進化論，反而幾塊化石的證據，即足以推翻全無科學根據的聖經信仰。

然而，除了生物進化，神學界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辯論基礎，就是宇宙的起源。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那麼宇宙和時間呢？宇宙有多大？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無神論者可以在生物學上推翻神學，但難以在天文物理學和數學上否定上帝之說。科學家在無神論方面，贏得了「生物辯論」，但無法贏得「物理辯論」。
杜瓊斯的新作，也用大量篇幅開拓「物理辯論」的無神學說。他承認以進化論的精神，難以解釋宇宙起源之謎，但認為宇宙可能有十億個星球，具備生命的條件，如果上帝能創造一個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宇宙，那麼上帝本身，也必定是一個比宇宙更精密而聰慧千億倍的超級神明，這個神明，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卻又是一個心胸狹窄、善妒而暴躁、動不動就降天火把一個「祂」看不過眼的國度滅族的小器鬼？


在《上帝大騙局》中，杜瓊斯承認，他無法「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自信可以證明，上帝「幾乎」並不存在。

杜瓊斯的舉證很有力，雄辯滔滔，從「常理」（Common Sense）來一一點攻基督教的死穴，引起英美宗教界極大的震撼。有些宗教狂熱分子，以匿名的電郵恐嚇辱罵，言詞竟然類似香港的「維園阿伯」，但英美宗教界卻還很有風度，心平氣和地為神學辯解。牛津神學教授麥格拉（Alister McGrath）最近也出版了一冊專著，點名挑戰杜瓊斯的無神論，認為科學和神學，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對抗。然而宗教界的自衞，效應不如杜瓊斯的攻勢之強。教會有點急了，經過《達文西密碼》的渲染，西方許多人尚且知道耶穌只是凡人之說，那只是一冊小說，但杜瓊斯卻令西方讀者信服，世上沒有上帝，那是科學。

《上帝大騙局》不但在英語世界引起辯論，杜瓊斯還質疑，現代社會的道德審判勢力，為甚麼都由基督教清一色包攬？這就點中了香港淫審風暴的要害。要補充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的丹麥和法國，都是基督教國家，都不會施行出版和言論審查，色情書刊可以不帶封套發售，大衞雕塑裸像可以公開展覽，不列為二級「不雅」，為甚麼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勢力，經過「中國化」之後，「亞洲國際都市」會變得更加反動，與大陸文革時期專門盯梢「階級敵人動向」的婦女街坊組長一個模樣？這種變化，是否與中國政治文化打壓創意、仇視個人性格的遺傳基因有關？或許杜瓊斯的下一本論著，可以收納香港的淫審問題，從人類學角度，給西方的讀者開開眼界。


香港特區政府和淫審處，不懂得世界潮流，不足為奇，親中陣營的水準也很有問題。中國一向敵視耶教，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反共勢力」，難得有民間組織帶頭挑戰聖經，正好利用這股及時雨，打壓一下梵蒂岡的氣燄。況且中國一向表彰清末的義和團，認定義和團是「愛國反帝」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百年後，義和團的英魂，在香港隨著一場淫審風暴復活而找到了傳人，特區政府高官如果「愛國愛港」，鏟除前殖民地的殘餘影響，促進香港的下一代「思想回歸」，就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市民向淫審處投訴聖經才對，機會千載難逢，這可不正是慶賀香港特區十周年的獻禮？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一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響。然而影響香港的「西方文化」，由傳士來華傳道開始，除了做生意的契約法治觀念，只局限於基督的西方信仰文化觀，而缺少無神論的西方理性文化觀。香港接受的「西方育」，以傳士馬禮遜和耶各派的宗育為主，而不是牛頓、達爾文、赫胥黎、羅素的另一個系統的「西方無神論理性文化育」。這是香港身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性道德卻反而更保守的原因。中國大陸則因為共產黨的無神論統治，加上「文革」摧毀了儒道佛宗的道德主流，大陸「性開放」，香港反而淪為「性盲」的黑暗時代，中港兩地，「進步開放」，何者是「封閉落後」，是一個很詼諧的問題。

在乳頭和陽具組成的旋轉的星雲之間，淫審風暴，是一場「文化水準」很低的論爭。香港特區精英，天天嚷「國際城市」，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黑洞和「國際」的宇宙之間，看來香港只是一顆尷尬的小星球吧？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還有「新青年」嗎？

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星期天休息：香港政黨政治的失語和失落

陶傑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明報) 05月 17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