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ke

二德惠(灣仔，油麻地)
http://www.twinsco.com/

cake diy(火炭)
http://www.cakediy.com/address.htm

Baking Warehouse(觀塘)
http://www.bakingwarehouse.com/

baking farm(觀塘，銅鑼灣)
http://www.bakingfarm.com/cake_chi.html

CookFun Studio (元朗)
http://www.yl.hk/cf/

Sweetie Baking(銅鑼灣)
http://www.sweetiebaking.com/index.htm

By Joanne(銅鑼灣)
http://www.byjoanne.com.hk/ingredient.htm

另外果d用具雖然上述地方都買到 , 但去上海街買就仲平宜！

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社評‧筆陣
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文﹕梁文道
2006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被認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視文革為一早有結論毋庸再議的歷史禁區，不准紀念，也不許輿論公開研討。其實何只北京﹖當香港的媒體掌一國兩制之下的自由空間，爭相尋訪文革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文革記憶又在哪裏呢﹖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只限於羅湖以北，當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靜無事嗎﹖例如普遍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學會教授和討論這件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分水嶺作用的重大事件嗎﹖明年「六七暴動」40周年的時候，政府會紀念它嗎﹖工聯會會紀念它嗎﹖要是會的話，又該如何紀念﹖

曾幾何時，左翼代表進步的力量，崇高人類的解放。美國歷史學家Geoff Eley在幾年前推出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煌煌鉅著《Forging Democracy—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將近700頁的篇幅述說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現今世界面目，舉凡普選權的擴大，工人權益的保障，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和集會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傾運動爭取回來的。這150年的民主進程史，這700頁的文字，讀來叫人動容。民主的實現卻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與「右」的對立，和它們張開的政治光譜，到了今天的世界卻益形混淆，甚至失卻了根本意義。向來被視為保守的右翼現在是最擁抱改革與未來的，而從來充滿火氣與戰鬥性的左翼則成了保守頑固的代名詞。但在中國，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義淪為與價值顛倒卻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成條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階層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穩守勞工利益的立場，更不會爭取政治權利的普及與平等化(比方說普選權)，而是親中與愛國的同義詞。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裏怎樣解釋他的寫作動機﹕「筆者選擇了香港的群眾運動作為主線，是因為通過這些事件，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愛國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換句話說，香港左派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愛國同胞」的運動，左翼與愛國乃等價的概念，大可互換而絲毫不影響其詞義內涵。

共產主義是左翼思潮的一種主張，所以支持共產黨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它還是種民族認同，認同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區別「美蔣」管治的「中華民國」。身為左派，就意味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同時反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左派和反殖運動都有這種深刻的連結關係。不過香港的左派卻歷經了一個立場遞變的過程，從一開始既反殖又反資，到70年代「國粹派」「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先，本地階級鬥爭為次的主張，再到現在乾脆連社會主義4個字都拋諸腦後，整個左派的根本原則完全讓位給了民族認同。到了這個地步，還把「愛國愛港」勢力稱作「左派」，不只不精確，也是對「社會民主連線」和「職工盟」等其他左翼組織不公平了。

儘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來的左派，我們也有必要還其歷史一個清白。特別是標誌左派勢力衰退，反左情緒高揚的「六七暴動」。雖說發生在1967年的那一連串事件受到了大陸文革的影響，但是不能忘記「 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卻是一個十足的本地勞資鬥爭。按照張家偉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當年位處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才有後來的工潮。而且這也不是孤例，以其時香港保障勞工法例的闕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覺得打工就像做奴隸一樣。

雖然「六七暴動」的政治主張在後來凌駕了勞工議題，但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貪污腐化以及社會政策的不足，是運動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礎。事實上，自從「六七暴動」結束之後，港英政府確實改變了整個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還在71年實現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新制。連最早的文化政策也來自暴動之後的「新潮舞會」，旨在以文化娛樂活動轉移和消耗年輕人的精力。到了麥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計劃」和免費小學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別上馬。論者也多認為這等港英「德政」，其實是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不過沒有人敢說這一切是左派運動的「功勞」或「成就」，因為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仔」成了非常負面的貶詞。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以及林斌之死。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責任和策略錯誤，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勢的成功，使得左派盡失民心，轉成更為邊緣的非主流勢力，最終形成了今日的地下黨性格。

更慘的是連北京政府也否定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文革結束之後，它被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奪權的結果，甚至還說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錯誤行動。回歸前後，內地媒體談及香港史，更是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個字由此漸漸消失，「六七暴動」遂成為唯一的表述。可憐當年港英政府鎮壓暴動採用了多少違反人權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記者﹖製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動以後的白色恐怖。這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終至埋沒。因為無論從港英還是北京的角度來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談的話題。

「六七」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傳統左派在政治上幾無立錐之地，還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異物。即使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Rawlsian 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會變成極左派。其次，許多當年被壓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為一直得不到個「明白的說法」，於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終有一日要當家作主的宏願，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過衝擊的商界則聞左色變，甚至視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時發表言論謂「普選會帶來共產主義」的胡應湘，當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曾在和左派工會的談判中大吃苦頭。難怪他如今動輒就拿工會代表李卓人出來證明民主不可行。

當我們抗議中央嚴禁內地紀念文革之時，會不會忘了就在香港有這麼一場運動，正是因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於是也成了禁區的一部分呢﹖又會不會有這麼一天，有人超脫黨派之見，寫一部香港的社會運動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 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時代》批港短視環保成績遜首爾

《時代》批港短視環保成績遜首爾

【明報專訊】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再度引起國際媒體關注，最新一期出版的《時代》雜誌(下文簡稱《時代》)封面故事，比較香港及南韓首爾兩個亞洲城市的環保成績。報道肯定首爾政府歷年推行綠化的決心，並借首爾的例子，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城市污染問題持續惡化。這是《時代》不足兩年內，第二次以封面故事批評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環運局﹕推廣綠化不遺餘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回應《時代》報道時重申，特區政府對推廣全港綠化不遺餘力，最近成功獲得立法會撥款，數月內便會動工在尖沙嘴及中環展開綠化工程，其他區域的綠化工作亦會陸續展開。

質疑官僚制度僵化

《時代》04年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封面故事，以「Bad Air Day」(空氣差的日子)為題，報道本港空氣質素惡化。事隔年半，《時代》最新出版的一期以「Green Dreams」(綠色的夢)作封面故事，引子導出﹕「空氣污染已破壞了很多亞洲城市的生活質素，首爾已找到解決方法了，香港為何不能﹖」文章引述了多名本港學者及居港的外國商人，質疑特區政府僵化的官僚制度，沒有決心跟內地聯手解決跨境空氣污染問題。

報道先描述首爾近年如何致力推行環保。自 1998年起至今，當地政府已在城中種植了330萬棵樹木，2002年市長李明博落實一系列環保措施，包括將已填平的河流「清溪川」復修，成功令首爾市區降溫﹔增加環保巴士，重整巴士網絡﹔斥資2.24億美元，興建可媲美倫敦海德公園的「首爾森林」﹔發展電訊及電影等無污染工業﹔在堆田區上，建造環保數碼商業區。

評香港「失去了天空」

報道認為，首爾的改善環境措施可供香港參考，並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污染問題不斷惡化，更誤以為清新潔淨的空氣環境，要付上沉重的經濟代價。

提及香港的污染情時，報道引述一名曾參與今年渣打馬拉松的跑手指出，當日香港已「失去了天空」，空氣污染指數偏高。報道又引述居港的外國人說，藍天白雲的景色，只會在豪宅廣告中出現。

報道找來多名本地學者，他們都批評特區政府雖已引入改善空氣污染的方案，但僵化的官僚制度令方案難以推行，尤其涉及與內地政府合作時，更是艱巨的挑戰。

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說到，擴大政府功能，或進行計劃經濟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全體人民都成為奴隸 (證諸中國78以前及古巴、柬甫寨及北韓情況，不能不說海氏實有新知灼見)。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實在是高舉道德理想凌駕於個人選擇之上。他們提倡的互相合作、互不競爭、無私和合理分配的崇高境界結果會得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最後得出的就是一個「蟻群世界」！生活在裏面的人就像蟻窩內的蟻群，沒有個性、抹殺個體。所以，海耶克説：「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2006年04月21日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香港邊緣化問題，愈辯愈無聊，愈辯愈無窮無盡。為甚麼？因為中國語文引起許多思維問題，一模糊，二曖昧，三抽象，混濁不清，中國人陷在這等思維邏輯的魔障，就喜歡沒完沒了地爭論。

不僅是「邊緣化」一詞，其他如「民主」、「愛國」、「一國兩制」等等，十多年來湧現在香港人腦袋的一堆政治泡沫，莫不如是。說香港邊緣化，何謂邊緣化？經濟邊緣化，又是哪些範圍領域邊緣化？邊緣化到何種程度才算警戒線？邊緣化三個字，缺乏理性和科學的定義，則爭論無休無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許多問題自找煩惱，自招衝突，就是從中國語文的一道道魔障開始。

甚麼邊緣化、一體化、珠三角大融合，仔細想想，沒有一個名詞，有一個統一而清晰的定義依據。十多年前，英國是否加入歐洲一體化，在朝野也引起爭論。其時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但黨內的左派如彭定康等則認為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是英國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步積極行動。

當時何謂「歐洲一體化」，在英語世界就有一套清晰的定義。第一：許多法例由歐洲議會制訂，特別是牽涉人權，以歐洲議會為最高解釋權。第二：成立歐元為統一貨幣，加入歐洲一體化，則逐步放棄英鎊，在英倫三島改行使用歐元。第三：歐洲一體化之後，許多產業隨即制訂共同政策，例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指一系列的農產品價格有契約，在那些國家之間共同制訂，對於那些歐洲國家出現差額，則共同補貼，完全清清楚楚，有一套法理文件依循。

歐洲一體化問題有清晰的定義，因此當時反歐者知道為何而反，反的是甚麼，而親歐者也知道自己主張加入歐洲的原因，以及因此而帶來的一連串後果。

當時歐洲一體化的爭論在英國雖然激烈，但絕不混亂，由政府下議院到新聞輿論，人人都知道爭論的到底是甚麼。像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提到香港邊緣化，人人腦海的感覺不同，一提到香港與珠三角大融合，阿貓看法和阿狗看法不一樣，不同政黨的意見衝突，陳方安生的一套跟董建華的一套又水火不容。

因為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

一部《基本法》通篇是「感覺主導」，而不是「定義主導」。感覺以人為主，因此中文先行的《基本法》，只配體現「人治」，不可能達致「法治」，感覺又以權力為本，此一時，彼一時。因此庸人自擾的「釋法」也不會休止。

此一中國語言文化殘障，所導致的中國思維殘障，研究中國問題者必當明察。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社評‧筆陣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文﹕梁文道
200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

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所謂香港「邊緣化」，新的泡沫名詞，舊的思維殘障，從屬於甚麼「愛國論」、「社會深層結構」等一波波狗追咬尾巴式自我困擾的紛爭，源自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文」（Language of Perception），而不是英法語的「定義的語文」（Language of Definition），一切不求定義，但講模糊的感覺，參看所謂《基本法》，即知中國式思維之殘障何在。
何謂「邊緣化」，如同何謂「愛國」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定義認知，或由於詞彙本身的定義，經由強權篡奪而壟斷，因此造成中國人社會思想之混亂，終日吵吵鬧鬧，紛爭是非不斷，令人厭煩。
此一感覺性的語文思維殘障，在中文無處不見。例如，中國政府憲法黨章，聲稱堅持「毛澤東思想」，又堅持「鄧小平理論」，又堅持「江澤民學說」，而毛思想、鄧理論、江學說各自的定義範疇何在？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軸，那麼今日大陸其實是全面背叛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言以蔽，亦即「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畢生並無提到「照顧環境生態」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則「科學發展觀」是否與「鄧小平理論」相衝？
凡此種種，除了出於中國政府的強權壟斷語文詞彙之慣性，中國人的思想，不好尋根究柢，以「差不多先生」為本，也是重要的傳統因由。

因為中國語文以感覺為先的殘障，易起爭論，每有爭論，則強權統治者為了「穩定」，必聲稱「不搞爭論」；既然不搞爭論，埋頭搞經濟，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一連串問題詞彙，即一一送進太廟，以香火與豬肉供養起來，亦即載入「憲法」與黨章封存。但「憲法」和黨章，明明是法治的體現，美國二百年來，就沒有「華盛頓思想」、「林肯理論」、「列根學說」之類，美國人不會浪費時間來糾纏這些偽學術名詞，但中國人有這鋪癮，卻又糾纏不清，則這堆名詞就變為一種部族的圖騰。
圖騰出現多面，族人即會困惑。天無二日，帝無二主，哪一面圖騰才正統，則視乎部落內出現甚麼類型的危機。中國人社會多欺詐的謊言，即因為中國式的政治生活，是一種圖騰權威的生活，中國文字為象形，是否與此一脈相承，則須由專家研究。所謂「香港邊緣化」之爭，只是又一輪浪費時間之泡沫吹水，出於思維殘障，此一積習，成為基因遺傳。因此，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一切憑感覺，由感覺的文字，推測他人的用心和動機，這種民族科學和理性又哪會萌芽？
因此，做人應該堅守一項原則：對於不諳英語、法語的中國人，不要跟他談論政治，不跟他談邏輯，只跟他談飲食、唱K、骨等生理物質層次的話題，必須予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這不是崇洋，而是省回一口氣，以免破壞和諧。所謂「愛國論」，所謂「邊緣化」，所謂「社會深層矛盾」，皆屬於中國語文範圍內的反智議題，無一例外。

愛因斯坦和歌德爾相識於1933年，當時歌德爾只有27歲，而愛因斯坦已54歲。作為第三帝國(1933年至 1945年納粹統治的德國)的難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到美國，他們都講德語。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們就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他們的辦公室離的很近，每天一起步行上班，兩人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

　　儘管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歌德爾是數學家，但是，他們都具有超越其學科領域的智慧。他們在科學上的密切關係源於兩人深刻的性格差異。愛因斯坦是一個自信而堅定不移的人，而歌德爾往往在爭論之前就退卻了。歌德爾兩次罹患神經衰弱。在最好的情況下，歌德爾是一個體弱的人，最糟糕的時候，他則深受憂鬱症的困擾。1948年，歌德爾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宇宙模型。透過構造理論的精確解——能夠計算重力場之力的場方程——歌德爾獲得了上述原創性和邏輯上首尾一致的結果。論證的出發點十分簡單，但具有完全令人信服的權威。

歌德爾一生勤奮治學，只發表過幾篇邏輯學論文，但都是鴻篇巨著。發表於1931年的論文《論數學原理和有關系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就是其中的一篇。該文論證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完全性定理。

公理化的方法帶給數學的影響，猶如數學方法對物理學的影響：數學如何將物理學的內容統一在一個架構之內，公理化方法也就如何將數學的內容整合在一個框架之下。正如物理學家急切地尋找一切物理現象的最終理論，數學家也夢想著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而公理化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方法——找出所有數學體系的最根本的元素 (比如運算方法，運算元素)之後，用純邏輯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導，將過去所有透過直覺發現的數學定理一個接一個地“證明”出來。這樣，所有的數學內容就用必真的邏輯保證了其正確性。

　　公理化方法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將其後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尋找使全部數學首尾一貫的公理之中。然後，數學家們便可以無憂無慮地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體系了。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剩下的由數學家去玩吧!然而，這個欲將全部數學公理化的夢想被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徹底粉碎了。

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是20世紀數學的里程碑，它開創了現代邏輯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它還意味著計算機絕不可能按程式化的方式來解決所有的數學問題。為表彰歌德爾的功績，1951年在授予歌德爾愛因斯坦勳章時，大數學家馮·諾伊曼說：“庫爾特·歌德爾在現代邏輯方面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不朽的——確實，它們不只是一座紀念碑，而且是一座其意義由於受時間、空間限制還未顯現的里程碑。”

廣義相對論的主要思想——空間與時間的融合——並不難理解。畢竟，在日常生活中空間和時間是融合的。人們透過確定事件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來確定事件本身。在三維地圖上，三個數位足以指定某地的空間位置：經度、緯度和高度。如果再加上時間，就可以在時空中精確地確定事件。進一步，如果一個事件可以用4個數位來定義，那么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用一系列這樣的4個數位來定義。在廣義相對論中，這樣的系列稱為世界線。

這樣，廣義相對論在時空幾何與時空中運動物體的行為之間建立起深刻的聯繫。想像在墊子上放一塊大理石，輕輕推動大理石，它將沿直線運動。如果再在墊子上放置一個滾木球，對滾木球上的大理石施以同樣的推動，它將沿下陷的表面滾動，其運動軌跡由直線變成了曲線。該木球的重量使墊子這個介質變形了，而變形的介質影響了大理石的運動。 (陳穎健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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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億神州盡舜堯

六億神州盡舜堯
中國的六億人(當時人口約數)都是堯舜一樣的聖人。堯和舜是古代歷史 傳說中唐、虞兩代的聖君。

堯舜兩位，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聖君。傳說中唐、虞兩代，由於有著這兩位聖君，一直被史書稱為盛世。說來有趣，他們二位對治家與治國的關係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堯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之所以挑中了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這個青年人治家的本領和品格。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舜的治家有方，記載得非常詳細。今天讀這一段歷史，依然對人們有許多寶貴的啟發。

舜這一家，是個什麼情況呢？看來比較複雜。《史記．五帝本紀》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在這個重新組合成的家庭中，舜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父親瞽叟。瞽叟者，雙目失明的老人也。可惜這位瞎了眼的父親並不偏袒舜，《史記．五帝本紀》說「瞽叟愛後妻子」。一家人常常給舜找麻煩，而且要無緣無故地打他。舜一方面任勞任怨，在這個家庭裡無怨無悔地充當主要勞動力，一方面則盡量去緩和家庭矛盾，不做任何能夠促使家庭矛盾激化的事情，不讓他的父親、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增加什麼惡名。他的這種表現傳到了堯耳?裡，堯準備繼續考驗他。考驗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觀其德於二女」。《列女傳》稱「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兩位姑娘自從嫁到舜這種普通「庶人」家庭裡，高幹子女的優越感全部沒有了，整天跟著舜一起辛勤勞動，孝敬長輩，日子過得和和美美。《史記．五帝本紀》說「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等也」。這是對司馬遷所說的「甚有婦道」的具體解釋。「甚有婦道」者，說明娥皇、女英簡直成了舜的「賢內助」。

這場考驗的結果，讓堯很滿意。堯為什麼滿意？自己的女兒下嫁到一個普通的「庶人」家庭裡，本來就已經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何況舜這個家庭有一個偏心的父親！如果舜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沒有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一旦得知堯想把女兒嫁給自己，恐怕馬上就會請求自己的泰山大人幫自己改換改換環境，要一個官做做；至少，也會在結婚之後派妻子回娘家為自己說情。可是舜沒有這樣做。如果舜不懂得家庭矛盾的性質及其處理方法的分寸，不懂得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及時與妻子溝通乃至達成共識，堯的兩個寶貝女兒嫁過來之後，不和自己的公公婆婆鬧翻天才怪呢！可是舜的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如果舜是一個善於以權謀私的人，一旦成為堯的女婿之後，自己完全可以整天在外面打著丈人的旗號到處騙吃騙喝，家裡也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收賄索賄，乃至於四處招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更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時髦非常，那裡還要讓妻子和自己一起去出賣苦力！現成的裙帶呀，多麼過得硬的關係呀！等於是送上門來的烏紗帽呀！可是這種事永遠都和舜不沾邊。還要怎麼考驗呢？這就是最好的考驗啊！這種考察幹部的方法，真可謂獨具慧眼。所謂「賢內助」，其實不過是夫妻共同進步的一種表現罷了。如果身邊確實沒有「賢內助」，那麼，這個人的個人品質也就肯定不會好到哪兒去。如果對此還有疑義，那就不妨多看看舜這一家的故事。

辛棄疾之《摸魚兒》：

辛棄疾之《摸魚兒》：

《摸魚兒》
更能消 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
見說道 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
君不見 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
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
文﹕梁文道
社評‧筆陣
2006年4月12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在此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這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

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上文說過，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麼叫做「福利主義」﹖害怕它的人卻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就連對它的擔憂，也沒有明確固定的表達形式。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 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關於這點，已有許多學者論之甚詳，此處不贅。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說過的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當下的港股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森(Amartya Sen)說得好﹕「民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說了20年的夢話【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梁文道 - 說了20年的夢話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專訊】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裡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 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四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四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著說著「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裡面，我們不妨把這四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裡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裡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著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裡，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鉤，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琵琶行》白居易

《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三峽大壩工程

如果您從未見識過三峽美景，這輩子恐怕再也沒有機會了，因為三峽大壩工程，6月1日凌晨零時正式開始蓄水，上午9時舉行蓄水儀式，預計大壩水位每天上漲 4、5公尺，在半個月之內，上升至135公尺，成為全球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峽大壩從1993年起歷經10年，數百萬居民大遷徙，和數十座古城拆遷後，三峽工程即將實現「防洪、發電、通航」三大目標。

事實上，三峽工程創下許多「世界之最」，包括工程開挖土石量1.34億立方公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水庫規模只有它的一半，挖出來的土石如果建造成一道一立方公尺的牆，可以環繞地球三圈多。

混凝土澆鑄2715萬立方公尺，金屬結構安裝28.1萬噸，鋼筋製作安裝35.4萬噸，三峽水力發電站每年可生產847億度的電力，成為中國電力網路的總樞紐，號稱能「照亮半個中國」。

不過這個號稱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水壩工程，從決定興建，到整個工程進行過程，包括遷移一百多萬的當地居民、以及對於環境生態的破壞，甚至是施工的品質，都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三峽大壩從1994年宣佈興建以來，一直爭議不斷。首先是原本住在三峽兩岸的一百多萬居民，必須離開家園，遷村到新秭歸。2000年曾有上千名居民發起公開的抗議活動，卻遭到公安武力鎮壓。

目前原本大多以農維生的他們，有些幸運地轉成工人，有些則成了失業一族。其次是大壩品質的爭議，許多人擔心，大壩一旦決堤，長江下游的城市後果不堪想像。而且最近還有人發現大壩的品質不佳，甚至還有傳言大壩的裂縫連手掌都能塞下去。

第三是文物損失的爭議，三峽有許多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加上長江是中國南方巴楚文化的發源地，除了許多地面上眼睛可以看到的古蹟之外，地面下還有許多亟待挖掘的考古文物，不過這一切卻要隨著水庫的蓄水而永不見天日。

此外，還有生態影響爭議，三峽大壩一開始興建，不少國際環保團體就群起反對。由於長江的環境是幾十萬年或幾百萬年所緩慢形成的生態系統，有人便質疑，如果以人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做劇烈的改變，加上河道改變造成泥流淤積，當地可能出現無法預測的浩劫。

中國作家戴晴指出，三峽水庫是中國黃金水道長江中段，如果整個水道淤積，對整個長江流域，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最大的環境損害。

想要以人為的力量，來改變諸多的自然法則，三峽大壩的強大蓄水和發電功能，是否能夠彌補這些損害，或許是誰也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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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湖南省長江幹堤岳陽段部分河段近期發生嚴重崩岸險情，嚴重危及長江幹堤防洪安全，影響下荊江河勢穩定，如不及時搶護，長江幹堤將難以安全度汛。經當地全力搶險，目前崩岸暫趨平緩

。 由於從下月1日起湖南省將進入汛期，崩岸事件引起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簡稱國家防總）和長江防汛總指揮部（簡稱長江防總）的高度重視。專家指，崩岸原因與三峽工程蓄水有關。這是內地輿論再度對長江三峽工程作公開指摘。由於缺乏周密的科學論證，長江三峽工程從一開始就備受質疑，包括去年底江西九江地震、近 年來長江下游城市天氣異常等，都有報道指與三峽工程蓄水有關。

湖南《瀟湘晨報》報道，從4月1日起，湖南省將進入汛期。在這關鍵時刻，長江幹堤岳陽段部分河段卻發生嚴重崩岸，其中華容縣天字一號、君山區的洪水 港、張家墩等幾處河段崩岸尤為突出，嚴重威脅長江幹堤安全。目前，經國家防總、長江防總有關專家現場指導，省、岳陽市有關部門全力搶險，崩岸已趨平緩，險 情得到初步控制。

嚴重危及長江幹堤防洪

險情最嚴重的是華容縣境內的下荊江天字一號河段，崩岸最嚴重的長達600米。在長江大堤內河灘上，江風挾江水不斷拍打已經崩岸的河灘，不時將大塊 的泥土捲入江心，離河岸不遠的河灘上赫然可見一條條長裂縫。華容縣護岸管理所負責人表示，這是近幾年發生的最大崩岸險情。岳陽市長江修防處指，君山區洪水 港從2004年開始出現崩岸險情，逐年推進，距長江幹堤愈來愈近。

岳陽市長江修防處工程科長吳文勝指，這次嚴重崩岸有多種因素，但主要是三峽工程初期蓄水後，清水下泄，下泄江水泥沙含量下降導致挾沙能力增強，下荊江河沖刷嚴重所致。岳陽市當局已向長江防總、國家防總匯報險情，各項搶險工作也隨之展開，研究制定搶護方案，國家防總、長江防總也已派專家趕赴現場指 導。

三峽工程負面消息不斷

長江三峽大壩自從2003年6月開始蓄水以來，不斷有負面報道見諸內地報章，當年夏天武漢媒體報道指，三峽蓄水導致長江中下游水位明顯降低，造成當 地罕見高溫酷熱，引起民怨。去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市發生5.7級地震，有關專家指是三峽蓄水誘發該次地震，引起轟動，但未幾當局即出來「闢謠」，指有 關說法「沒有根據」。

總投資逾2000億元人民幣的長江三峽工程是中國有史以來耗資最大的「人類改造自然」行動，但由於缺乏周密的科學論證，工程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1992年李鵬任總理時，該工程宣布正式開工，2003年蓄水以提高水位實現通航和發電。

平胸者言

平胸者言

　「我的size是AAA。」

　「真有比A更小的尺碼嗎﹖」我以為自己孤陋寡聞，再問一次，才知被捉弄。「哈哈哈，AAA是我自創的，像電芯，不是AA以下也有更細粒的AAA嗎﹖」

　Ｈ是我閨中密友，她有一對平胸，但她不在乎，時常穿小背心招搖過市﹕「香港人就是對我平胸而能夠覺得沒問題而覺得我有很大問題。」

　在美國生活時，她習慣真空上陣，「怕凸點嗎﹖」「在美國沒所謂，裏面穿件背心，外面披件鬆身衣便可，香港對凸點就是恐慌。」回港後，她入鄉隨俗去買胸罩，卻遇上問題。

　走進商店，Ｈ想要找紅色橙色藍色的有花花有公仔的設計，但A Cup就只有白色肉色黑色，又或者是運動型胸罩，悶死人，「彷彿平胸便不可以性感，不可以cutie（可愛），不可以feminine（女性化）。」她控訴。

　款式外，連舒適也無得揀﹕「市面上的A Cup Bra全有鐵線承托，對我們來說，是很不舒服的設計，我請服務員找些沒鐵線的，誰知她竟溫柔地給我輔導﹕『Ａ級都要托，托托下就變Ｂ』。我答『都無，唔使托』。」好，夠薑。

　Ｈ再闖難關，「我想買比堅尼，但服務員瞧一瞧我的A Cup，遞了一件頭款式給我，那種眼神是我沒資格穿比堅尼。」

　Ｈ開始激動﹕「其實平胸大胸各有特色，低胸裝當然是大胸才穿得來，但絲質、絨質中性剪裁的晚裝，就是平胸女子的專利，我們可以撇下胸圍，若隱若現的，那又是另一種性感，香港實在太單調了，一味說要大胸。」

　「真係想成立一個平胸者協會，你話有無得搞﹖」A級女子是時候站起來了。

　[卉芸]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
起碼在我身上
梁文道

什麼是大學？它就是中學和職場之間的過渡時間。在它之前和之後，是兩套紀律嚴明的生活方式。而它則是一種不用早八午四朝九晚六，可以晨昏不分的生活。雖有上課的時間表，但沒有鐵一般的律條規定學生必須緊跟。對於中學生和大部份在職人士來講，週六週日令人愉快，對大學生來講卻可有可無，因為他們大可把週一至週五安排得跟週末沒有分別。在大學裏頭，課室外的輕鬆閒談或許要比正式的導修討論來得更有學術上的刺激作用。去圖書館讀書固然可以是為了鑽研課業，但若只是去閒逛瞎翻或者閉目養神，也沒有人管得著你。別人上街看電影要等下班放假，大學生說去就去，只要有錢，就能十二點半直下九點半，把屁股黐在戲院椅子的口香糖上。

在我看來，真正使得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一群年青人能被統稱為大學生的，不是遠離市區的優美校園，也不是深厚悠遠的傳統精神，而是這種工作／休閒區隔的徹底模糊，是社會生活裏時間結構的瓦解與顛覆。這種大學生活的時間特性是大學對「學術自主」最真實的體驗，也是一切「學生王子」等浪漫校園生活傳統的物質基礎。

如今很多人念茲在茲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常被認為是一種傳統人文教育，其內容必定包括人文學科的經典和自然科學入門。這種思路著眼的是教育上「必須」的面向，強調每一個大學若要夠格做大學生，「必須」得到某些知識，「必須」經過某種訓練。但早在現代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之前，古希臘晚期和羅馬帝國的時候就有Liberal Education的觀念。這種「原型博雅教育」在斯多葛派的影響下，注意的不是學生「必須」獲取什麼，而是怎樣「解放」學生。這裏所謂的「解放」，指的是把學生從凡俗的定見之中解放出來，從一時一地的習尚之中解放出來，從束縛著自己的常識之中解放出來。這種教育不會像考駕駛執照般核定學生有沒有某種資格，它更關心學生們的生活是不是「經過檢驗的生活」。用今天的話來講，原型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更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

我無力考究大學生活特殊的時間結構是否就是為了配合「原型博雅教育」，但從我個人的體驗來說，四年的大學生活的確讓我經歷了未曾經歷過的自由。我不想貶低中文大學給我的正式訓練，但我的確能在它開放給我的自由時空裏得到更多更充實的教育。有些教科書的內容我都忘光了，但我還得圖書館裏某些過期冷門的刊物文章說些什麼。部份教授的課我只上過開學那一節，但到老師房裏抽煙聊天是我不會忘記的每週美點。至於為人處事，和同學們在夜間的校園裏散步，到大埔宵夜喝酒，絕對比我參加過的任何社團活動更有教益。大學那四年，不只是擴闊我知識視野的軸心年代，也是我電影、戲劇、舞蹈、展覽看得最多的四年。大學不只提供了必修的課程計劃和形形色色的正式活動（例如宿舍晚宴糖水會），還給出了不遵從這些計劃甚至反抗它的空間。回想起來，那時我刻意缺課走堂，藐視集體活動，是很幼稚很膚淺。但為了証明那種虛矯的姿態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確學到了一點批判的能力，就從批判自己身處其中的大學制度和似乎理所當然的大學生身份開始。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學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學那樣像中學。但願我不算太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當然，今天我也明白那些逢課必到，死命苦讀以求成績更好的同學，並不值得我當時那麼鄙視。我走過的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該去走都能重複的。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用功唸書做個好學生是必然的。大學到底是一個促進階級向上流動的地方，很多人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自然、合理，甚至神聖。像我這般風流地大談自由和批判，無非是種運氣。正如布爾狄厄（Pierre Bourdieu）所說，在大學裏不大計較成績，喜好藝術文化等校外活動，以研究沒有實用價值的學問為樂的，往往是中產階級小康之家的成員。在香港這未必全對，但在我身上它卻是真理。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而這種反省的起點就是我離開大學校門的那一刻，畢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一個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嗎？

李怡專欄：我羞故我在

李怡專欄：我羞故我在



在台灣的報紙上讀到有人提及大陸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筆者在網頁搜尋中找到，看了之後整晚都睡不 。它真的是有如提及此文的人所說，「句句如刀」，解開了筆者幾十年來思想中的一個困惑。
作者名叫王怡，與我同名不同姓。年紀很輕，今年才三十三歲。文章是將近兩年前寫的，題目是《我成為民族主義的那天》。

文章很長，先從作者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說起。為甚麼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那個午後，他無動於衷，因為他認為美國只是在轟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轟炸中國，也不是轟炸中國人民，「我對死難者個人的同情，沒有理由昇華到某種能夠把死者與我捆綁於一個世俗共同體的偉大感情中去」。他說他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得到一個機會，能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之間挑選，個人主義者將毫無疑問地選擇高鼻子的英國人統治，也不願被和他膚色一樣的共產黨人蹂躪。」文章到此為止，可以說與筆者多年來為文提及應擺脫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想法，並無二致。


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是一個以反抗共產主義著稱的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事。米奇尼克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毀「布拉格之春」。蘇聯為了尋求出兵的「正當性」，也糾集了波蘭在內的五個東歐共產國家一起出兵。米奇尼克說，這一天就是他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在一九六八年的波蘭，甚麼人才配叫做波蘭人？在民主國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不但和文化與血統，而且和民主政體、和一部捍 人權的憲法密切相關。但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一個普通人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哪 來？米奇尼克給出一個迄今為止最令我動心的理由，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王怡說，「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這是一種低調但更加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種羞恥心。……分擔羞恥比分擔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起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黨和組織 ，經常性的分擔羞恥幾乎是其成員的一種命運。」

王怡把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改為「我羞故我在」。他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天，是蔣彥永醫生因提出要求平反六四而被無理羈押第四十天的日子。這一天使王怡感到無比羞恥，於是也就使他不能不認同中國，使他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

白鴿真的病了 ?

或是人病了?
人實在太無知和太自私.... ><



禮頓道野鴿離奇集體死亡

「隻隻都唔係點郁」
事後街坊在場議論紛紛，有人指稱，事件涉及毒殺鴿子，估計有人用有毒食物餵飼鴿子，導致牠們死亡。
街坊周女士指出，她每日多次到來看鴿子，牠們一向生猛健康，但昨日一反常態，「好似隻隻都唔係點郁」，她相信鴿子被人落毒，才會出現這種不尋常情況。

觀鳥會主席張浩輝認為事件不尋常，野鴿在路邊生蛋，證明牠們已經失常，不懂分辨哪一處地方屬於安全，最有可能是遭人落毒。賽鴿會會員連啟元說，野鴿要在攝氏三至四度低溫才會凍死，不認為昨日寒冷天氣令野鴿集體死亡，認為群鴿死亡是人為。

鴿群神情呆滯毛翼豎起

跑馬地黃泥涌道的鴿子集體死亡，有專家指事件並不尋常，並否定天氣變冷導致鴿子死亡的說法，不排除牠們染有病毒，或者是被人毒殺。

排除凍死之說
香港觀鳥會主席張浩輝指出，入冬以來已有多月，同時昨日天氣突然轉冷，氣溫亦非特別寒冷，不足以造成鴿子集體死亡，他懷疑事件涉及食物中毒。
他指稱，鴿子對人們的威脅不大，市民減少對牠們餵飼，數量亦會減少，所以無必要向牠們下毒手。另香港養鴿會成員連啟元亦稱，鴿子受到攝氏三、四度低溫才會凍死，他排除凍死說法，可能與染病有關。
另外，全港抗禽流感行動聯盟發言人石國強，昨亦到場了解情況。他表示，現場野鴿神情呆滯，不願走動及毛翼亦豎起，顯示身體有不正常現象，牠們可能不適或染有病毒，他亦撿走部份鴿糞交往化驗所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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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 星期二 18:20 更新
漁護署表示，根據初步測試，在禮頓道及黃泥涌道交界撿獲的野鴿屍體不帶Ｈ５禽流感病毒。

漁護署人員昨日經市民轉介，撿拾八隻野鴿屍體，其中只有四隻可作測試。漁護署指，根據海外經驗，由野鴿散播禽流感病毒的機會相對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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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田北辰與九鐵「水土不服」

【明報專訊】九鐵高層鬥爭，誰是誰非，有人用政治八卦簡單二分法，決定應該挺田北辰，還是挺黎文熹，這是個懶惰的辦法。

田北辰臨危受命，銳意改革，增加透明度，事故盡快通報，說明原因。強調問責，有問題向公眾交代，把乘客當成是老闆顧客。讓日載百萬乘客的集體運輸工具，無論在硬件軟件方面都更現代化。但卻受到九鐵舊臣聯同三千員工的集體逼宮，田北辰會問，我錯了嗎﹖

以黎文熹為首的一眾高層，勤勤懇懇，工程人員都是專業精英，敬業樂業。面對大小問題，都能有條不紊的逐項解決。每次出事都要徹底透明，完全問責，就像打開肚皮給人家看個夠。且，當中不少是極為專業的問題，公眾未必明白，事事張揚，打亂我們的部署，徒惹市民恐慌。黎文熹們會說，我們受夠了，現在把問題說清楚，我們錯了嗎﹖

很難用誰對誰錯去判斷九鐵風波，我只能用「水土不服」來形容。把一個有改革衝動和使命、中年但卻氣盛的生意人，放在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公營老店裏掌舵，產生的不是化學作用，而是鬥爭火花。田北辰已不止一次公開慨嘆，他改變不了九鐵的公司文化。

九鐵的管理層，都是一群做了二三十年的開國舊臣，他們早已有一套牢不可破的固有文化，什麼才算事故，什麼需要交代，什麼可以自己解決後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準則。自從田北辰這個外人進來以後，一切準則都被打亂了。公眾的批評，政府的責難，都是田北辰惹的禍。

九鐵舊臣依憑老皇曆辦事，不動如山。田北辰沒看清楚改革的難度，一往無前。於是，火星撞地球，一方按捺不住，危機一觸即發。

再加上兩鐵合併遙遙無期，署理總裁一直署理，員工前景不明，軍心渙散，黎文熹早已在立法會公開表白，私下亦抱怨頻頻，但主事官員卻視而不見，強政勵治的行政長官也一直議而不決。官僚麻木短視，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samngx123@gmail.com】

例外狀態與獨裁

例外狀態與獨裁
--梁文道
2006-03-02

「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曾經以希特勒為例，說明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未必是好東西，因為連大魔頭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番言論在當時備受爭議，很多人指摘她危言聳聽，為了詆譭民主價值不惜一切。那麼，民主政府到底有沒有可能轉化成一個極權政權？一人一票又會不會真的選了一個獨裁者出來呢？我們實在不能因人廢言，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深思。雖然今天的香港離理想的民主政制甚遠，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最近的例子上找出現代民主政制內藏的危機，警惕自己，並努力尋找避禍之道。

嚴格地講，希特勒的獨裁專制並不直接來自公民的授權，而是當年有「世上最理想憲法」之稱的《威瑪憲法》的一個內在問題。根據《威瑪憲法》第48條，「如果 德國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和威脅，帝國總統可以採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懸 擱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條確立的基本權力」。依照「納粹官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說法，國家元首在這種必要狀態底 下是「憲法的守衛者」。如果一個憲法確立的是個民主政體，則非常狀態下的元首要做的就是吃盡全力「保護民主」。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獨裁者之所以擁有空前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懸擱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正是因為他們成了「憲法的保護者」；而這個權力卻竟然是憲法賦予的！憲法怎麼可能自己埋下毁去憲法的禍根，民主又如何可能生出摧毁自己的孩子呢？目前紅極一時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其近著《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謂的「例外狀態」，指的就是那種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脅，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權利要被暫時終止的狀態。這本該是種非常狀態，只有當秩序受到嚴重 挑戰，社會發生重大動亂，甚或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主權政府才能以戒嚴令等各種手段宣布全國進入例外狀態。但是阿甘本大膽地宣稱，在現代社會裏面，例外狀 態不是一種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種政治常態。理由是不論是否把它明確地寫進憲法裏面，任何主權政府都像當年卡爾‧施密特所說的，擁有這種決定什麼時候叫做非 常狀態的權力。

眼下的菲律賓就是最佳示範。總統阿羅約夫人為了防止政變，為了打擊她口中「右派和共產黨人的陰謀」(右派和共產黨都想推翻她，多麼奇妙的聯合！)，宣布菲 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這條法令禁止了遊行集會，使得政府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形下拘捕疑犯，允許總統動用軍力進駐任何設施。於是一些民選的國會議員被 逮捕了，有幾家傳媒被保安人員進駐監視，一下子菲律賓彷彿回到馬可斯實施軍事戒嚴的年代。

問題是菲律賓是個民主國 家，民選的總統憑什麼可以褫奪人民批評她的權利？憑什麼可以禁止人民反對她的集會？答案就是她判定了這是個非常時期，是個正常法定權利可以懸擱不顧的例外 狀態。然而什麼狀態叫做非常狀態，什麼情况是政府權力可以無限放大的必要情况呢？這是個看起來很容易回答實則難以定奪的難題。如果真的可以一一列 明進入非常狀態的條件，只要那些條件被滿足了就自動啟動法律程序，那就用不着主權政府的決斷了。更何况一旦進入例外狀態，又有哪些條件可以辨明它該何時結束？由誰決定並宣布它的結束呢？

阿甘本認為「例外狀態」是所有法律和所有民主國 家揮之不去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能夠把國家帶進這種狀態的政府是依法成立人民授權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這種狀態底下不受限制地架空法律統治人民。更可怕的 是和「例外狀態」相關的一組詞語如「戰爭」、「危急局面」、「社會動亂」，成了許多政府領袖的最愛，因為那正是它們擴充權力凌駕司法和立法體系的最佳藉口。

另一經典例子就是美國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Bay)的「三角洲禁閉營」(CampDelta)。被國際特赦組織稱作「這個時代的古
拉格」的「三角洲禁閉營」，拘留了許多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嫌疑犯」。他們沒有依法申請律師的權利，也不受任何美國國內法律和國際上有關戰俘的條例保 障，受到虐待和折磨的消息更是時有所聞。這個地方就是美國政府在例外狀態底下開闢出來的「法外空間」，其囚犯不是美國法律保護的美國公民，也不被當作國際 法保護的戰俘，他們就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一群完全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動物。

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把人送到「三角洲禁閉營」，就是因為它聲稱自己處在非常時期，這也就是布殊總統堅持該營不得廢除的理由，「反恐戰爭仍未結束」。國防部 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指出反恐戰爭是場長久的鬥爭，這也就意味着牴觸了許多保障基本人權的《愛國法》也必須持續下去。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不會結束的「例外狀 態」。阿甘本進一步指出：「因為總統的至高權威建立在戰爭狀態的緊急聯繫之上，所以在整個20世紀裏面，戰爭的隱喻已經成為美國總統的政治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從羅斯福對付大蕭條到列根對付毒品，「戰爭」二字都是他們的口頭禪。

當年葉劉淑儀關於希特勒的那番言論最巧妙最吊詭的地方，是她所宣傳的法律正是一種把非常狀態———使得希特勒掌握無限行政權力的狀態，正式引入香港的法律。最近有關政府竊聽市民權力的爭議，則再次提醒了我們「緊急狀態」的矛盾和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