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縣曹生村有一個磚窯，窯裏有幾十名奴隸，在監工動輒毒打狼狗隨時狂噬之下，天天工作二十小時，吃白饅頭睡黃磚地，獲准大小便但不准偷空沐浴，過了將近五年，有的被打死，有的變白癡。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山西一省最少就有三千多個同樣的磚窯。
而這樣的磚窯也不限於山西。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健教說，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知道山西、河北等地有磚窯奴隸，去年還致函溫家寶，請求「整頓全國磚窯」。陳健教只是不知道，這樣平常的事溫家寶根本無暇理會。溫家寶要做的事很多，例如親自用毛筆回答香港一位小學生的歌功頌德。
磚窯奴隸信驚動中外
但磚窯奴隸的父母上網發表「泣血呼救」聯署信，終於驚動中外。中共中央再也不能不赫然震怒，派全國總工會書記張鳴起赴山西查處磚窯事件。六月十九日，中央公安部宣布事件解決了：「山西黨委和政府領導當地公安，解救了被拐騙的民工。」這些民工也應該像香港那位小學生一樣，向中共道謝。
感謝共產黨，因為曹生村那個磚窯的主人王兵兵，正是共產黨曹生村支部委員會書記王東記的兒子。感謝共產黨，因為山西勞動局共幹做事盡心盡力。據河南電視台記者說，有司發給每個獲救奴隸的三百元撫恤金，不少飽了勞動監察員私囊；又據廣州《南方週末》報道，小奴隸朱廣輝獲救後，搭巴士回鄉，途中被永濟市勞動監察員拉下車，以三百元賣給另一個磚窯。這個十六歲孩子和很多奴隸一樣，最後不知所終。感謝共產黨，因為正如陳健教所說，「各地政府、公安、勞動部門都知道黑磚窯所在，只是不聞不問，當中有說不清的原因」。
原因其實不是說不清，只是在新中國說不得。那麼，就請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名臣馬周說吧：「臣聞（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新唐書．馬周傳》）天子只要以禮義簡擇刺史，刺史以禮義監督縣令，自然不會有奴役百姓的磚窯。
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
留意吏治不只是盛唐故事。所以宋朝寇準曾任鄧州太守，死後百姓懷德，「家家畫像事（供奉）之」（《塵史．賢德》）；明朝孝宗皇帝見有個官員「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就把他辭退（《治世餘聞》上篇卷三）。這樣的故事，我國無代無之，新中國則一個都沒有。新科技的千里眼順風耳只是中共中央對付百姓的利器，不是監督共幹的工具。
六月二十二日，山西省長于幼軍為磚窯事件公開道歉說：「我身為省長，難辭其咎。」他說笑了。磚窯之類事情新中國哪個省沒有。假如一省之長要負責，簡擇省長的中共中央怎麼樣。中央特使張鳴起就說：「山西在維護民工權利上十分努力，是表現比較好的省分。」大家不是同志，胡錦濤怎會任用于幼軍，于幼軍怎會長期和磚窯奴隸的主人相安無事。
中共說香港百姓政治不成熟，不能普選。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上。表現比較好的山西省長可以作證。
古德明
Saturday, June 30, 2007
Wednesday, June 20, 2007
探針：黑窯醜聞暴露管治危機
估唔到拐帶人口作勞隸，會在現世紀的主張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
*********
山西省黑磚窯「勞隸工」事件充份暴露大陸野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恐怖程度；但同樣驚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幹部權責不分與麻痹不仁的為官之道。當近千名被禁錮的「勞隸工」，包括常被虐打的童工在北京媒體曝光後，五位政治局委員先後作了「重要批示」，而包括公安部與全國總工會的單位馬上派「中央工作組」到山西督促地方官員懲處黑窯主與辦好善後工作。
內部矛盾積重難返
關注大陸社會的人都知道黑礦、黑窯以及賣淫、賣血等非人勾當已不是新聞。針對這次山西特大惡心醜聞，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和李長春四位政治局常委，加上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先後表態，正好點出幾個嚴重問題。第一，胡溫領導層自二○○三年初已標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所謂新政，但至今弱勢團體的境況沒有明顯改進。中共高層每遇到特大煤礦死難或拐帶人口事件，都爭相出來「補鑊」，把責任推卸到官商勾結的地方政權，力圖說明中央的「和諧社會」與維護公義的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第二，因為中國內部矛盾積重難返，胡溫政權的「救火員」心態比歷屆政府都強；四年前北京與地方便開始設計全天候、全電腦化的預警系統，以盡快處理「惡性事故」或「群眾事件」，把可能發生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但這幾個月接二連三緣於官商「搶地」或生態破壞的警民衝突，或像山西的「勞隸工」醜聞，都說明胡溫引以為榮的「居安思危兼隨時撲火」的管治模式沒有奏效。
團派精英表現差勁
同樣嚴峻的是雖然胡總經常搞「提升執政能力」的思想運動，但無論富庶的沿海與較落後的中西部的地方官僚素質都偏低。胡總近年盡量安插共青團背景的「第五代」幹將當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但團派的精英表現差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與胡總關係密切，但在黑窯事故中後知後覺，仕途看來將逆轉。在胡溫等高調聲討非法窯主後，小張才說甚麼「認真貫徹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對此事要高度重視」等廢話。難怪連官方媒體都以「山西黑磚窯為何驚動中央才驚動地方」等題目的評論來鞭撻山西庸官。前不久太湖水嚴重污染變質，作為胡總緊密戰友的江蘇書記李源潮同樣難辭其咎；但小李連像樣的官腔也沒有說，乾脆卸膊了事。
北京消息人士證實，十月的黨十七次大會人事調動的主題是「以和諧與穩定」為主。胡總與團派在沒有把握把太多「自己友」安排進高位的考量下，過半政治局常委以及剛獲地方黨代表表決連任的省市大員都會原封不動。在欠缺改革的新動力下，第四代領導集體將多混五年；至於積累多年的矛盾爆發時怎麼辦，那得看第五代的能耐了！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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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黑磚窯「勞隸工」事件充份暴露大陸野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恐怖程度；但同樣驚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幹部權責不分與麻痹不仁的為官之道。當近千名被禁錮的「勞隸工」，包括常被虐打的童工在北京媒體曝光後，五位政治局委員先後作了「重要批示」，而包括公安部與全國總工會的單位馬上派「中央工作組」到山西督促地方官員懲處黑窯主與辦好善後工作。
內部矛盾積重難返
關注大陸社會的人都知道黑礦、黑窯以及賣淫、賣血等非人勾當已不是新聞。針對這次山西特大惡心醜聞，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和李長春四位政治局常委，加上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先後表態，正好點出幾個嚴重問題。第一，胡溫領導層自二○○三年初已標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所謂新政，但至今弱勢團體的境況沒有明顯改進。中共高層每遇到特大煤礦死難或拐帶人口事件，都爭相出來「補鑊」，把責任推卸到官商勾結的地方政權，力圖說明中央的「和諧社會」與維護公義的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第二，因為中國內部矛盾積重難返，胡溫政權的「救火員」心態比歷屆政府都強；四年前北京與地方便開始設計全天候、全電腦化的預警系統，以盡快處理「惡性事故」或「群眾事件」，把可能發生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但這幾個月接二連三緣於官商「搶地」或生態破壞的警民衝突，或像山西的「勞隸工」醜聞，都說明胡溫引以為榮的「居安思危兼隨時撲火」的管治模式沒有奏效。
團派精英表現差勁
同樣嚴峻的是雖然胡總經常搞「提升執政能力」的思想運動，但無論富庶的沿海與較落後的中西部的地方官僚素質都偏低。胡總近年盡量安插共青團背景的「第五代」幹將當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但團派的精英表現差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與胡總關係密切，但在黑窯事故中後知後覺，仕途看來將逆轉。在胡溫等高調聲討非法窯主後，小張才說甚麼「認真貫徹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對此事要高度重視」等廢話。難怪連官方媒體都以「山西黑磚窯為何驚動中央才驚動地方」等題目的評論來鞭撻山西庸官。前不久太湖水嚴重污染變質，作為胡總緊密戰友的江蘇書記李源潮同樣難辭其咎；但小李連像樣的官腔也沒有說，乾脆卸膊了事。
北京消息人士證實，十月的黨十七次大會人事調動的主題是「以和諧與穩定」為主。胡總與團派在沒有把握把太多「自己友」安排進高位的考量下，過半政治局常委以及剛獲地方黨代表表決連任的省市大員都會原封不動。在欠缺改革的新動力下，第四代領導集體將多混五年；至於積累多年的矛盾爆發時怎麼辦，那得看第五代的能耐了！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Tuesday, June 19, 2007
中國人的弱點
昨晚毓民在 myradio 節目中講到中共的反右運動及中國人的弱點~~~
我覺得值得反思細味~~~~
*******
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
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
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
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文：黃毓民
2007.6.18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口術」，天真的「民主人士」以為中共「自我完善」，需要「肝膽相照」的諍友，於是放言高論，肆口逞說；然而， 「言者無罪無罪，言者有罪有罪」，在毛澤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只不過是可憐的異端。
曾被劃為「右派」的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書中說：「反右派的一套做法是多數人參與的，對章伯鈞、羅隆基批鬥得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成員。熱中於整人，表現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反右運動使五十年代末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寃獄遍佈神州大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真是一脉相承，以毛澤東為首的法西斯、封建、共產極權集團，令到中國人民陷入血河淚海之中整整三十年。那些追隨共產黨，服膺「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人士，幾乎無一可以在反右運動中倖免。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郭羅基提到的「知識分子弱點」，固然是他個人的「反思」。然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徐復觀先生在大陸反右運動前三年，即一九五四年，已於台灣的《民主評論》雜誌上，有長達萬言的論述，以下這一段是「預言」靠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民國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識分子發揮由千年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達到的最高峰。以客觀的歷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後面，其勢不能不是共產黨的清算鬥爭的大流血……」
果不然，那些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支持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經歷了共產黨的建政，十年不到，便遭清算鬥爭……
我覺得值得反思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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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
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
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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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文：黃毓民
2007.6.18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口術」，天真的「民主人士」以為中共「自我完善」，需要「肝膽相照」的諍友，於是放言高論，肆口逞說；然而， 「言者無罪無罪，言者有罪有罪」，在毛澤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只不過是可憐的異端。
曾被劃為「右派」的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書中說：「反右派的一套做法是多數人參與的，對章伯鈞、羅隆基批鬥得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成員。熱中於整人，表現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反右運動使五十年代末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寃獄遍佈神州大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真是一脉相承，以毛澤東為首的法西斯、封建、共產極權集團，令到中國人民陷入血河淚海之中整整三十年。那些追隨共產黨，服膺「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人士，幾乎無一可以在反右運動中倖免。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郭羅基提到的「知識分子弱點」，固然是他個人的「反思」。然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徐復觀先生在大陸反右運動前三年，即一九五四年，已於台灣的《民主評論》雜誌上，有長達萬言的論述，以下這一段是「預言」靠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民國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識分子發揮由千年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達到的最高峰。以客觀的歷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後面，其勢不能不是共產黨的清算鬥爭的大流血……」
果不然，那些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支持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經歷了共產黨的建政，十年不到，便遭清算鬥爭……
Monday, June 11, 2007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去月底，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和蘭德研究所的二位經濟學家，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一篇論「人肉炸彈」（suicide bomber）與恐怖組織及生產力關係的論文（NBER工作報告第一二九一○號），蒐集了不少大眾傳媒未之見的數據，得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指出「人肉炸彈」與物質報酬有直接關係，糾正了人們向來認為這是單純「宗教活動」的想法。在「人肉炸彈」到處引爆的現在，這方面的資訊值得為讀者介紹。
據以色列國安部（ＩＳＡ）提供的數據，自從巴勒斯坦於二○○○年九月發起新一輪暴力反抗潮（巴人自稱「起義」）以來，迄○五年八月底，一百五十一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事件（牽涉一百六十八名「人肉炸彈」），炸死五百一十五名以色列人、炸傷的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二十八名；以伊拉克國內目標為襲擊對象的「人肉炸彈」，從○三年起，亦炸死炸傷數以千計伊拉克人。「人肉炸彈」其實並非肇於中東，始作俑者為斯里蘭卡分離分子泰米爾之虎，該組織早於一九八三年發明「隱蔽式背心炸彈」，自從一九八七至二○○一年，發動了七十六次「人肉炸彈」偷襲，炸死九百零一名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包括九一年印度總理甘地及九三年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Ranasinghe Premadasa）……。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充當「人肉炸彈」是理性的選擇，他們的視死如歸因此被稱為「理性犧牲」（rational sacrifice），這些理性人選擇犧牲性命，表面理由是為了信仰，實際上很大程度基於個人有形及無形利益的考慮，比如男性「人肉炸彈」可以更快上天堂（守教規的回教徒人人死後直上天堂），而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七十二名處女（數年前「人肉炸彈」初興時，筆者曾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情況，現據 slate.com一篇文章〔詳後〕引述十世紀前後回教學者的說法，指他們可能得「物」無所用，因為天堂的人根本不必上廁，因此處女沒有陰戶和肛門……）；無論如何，在經濟回報及榮譽面前，天堂上的享受肯定不是促成當「人肉炸彈」的唯一因素。
較具體和現實的是金錢報酬及受同胞、族人、教內兄弟以至宗教領袖崇敬的尊榮，這類回報從決定當「人肉炸彈」之日起便源源而來，這即是說，他們未採取行動前已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享受」後臨陣退縮者的比例多少，未見數字—可能無法統計）！學者的研究假設能幹的「人肉炸彈」被派往襲擊重要目標，他們獲得的報酬亦較厚、享受的榮譽較高；換句話說，能幹的「人肉炸彈」完成重大任務，等於生產力較高；生產力與回報掛鈎，在現實社會，十分正常。學者的研究又發現，「人肉炸彈」幾乎毫無例外可獲得其「餘生」工作年數的全部薪酬（lifetime earning），這些人「講錢」後才「講心」，是俗世社會的理性行為！把「人肉炸彈」殺人多寡視為生產力之高低，意味人力資源是恐怖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成熟（年紀〔最小十二歲、最大四十八歲，平均二十一點一歲〕及心智）和受過教育的「人肉炸彈」，失敗率（無法引爆或未引爆前被擒）較低，等於生產力較高，因此獲分派的任務亦較重，無形和有形回報當然亦較高。
大多數人認為充當「人肉炸彈」的動機不可理喻，事實是，他們的活動及其背後恐怖組織的工作，都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作為都非一時衝動而是精打細算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強調經濟誘因與「人肉炸彈」的正比關係，對《可蘭經》及穆斯林學者強調為信仰而犧牲者死後上天堂「歎世界」的「承諾」，只是輕輕帶過；在穆斯林學者的形而上世界中，天堂是男性犧牲者專用的樂園，但何以有女性「人肉炸彈」，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格達大學炸死四十多名學生的「大案」，便是女性「人肉炸彈」的傑作，對此又作何解釋？
據 slate.com「包教曉」欄（Explainer）三月一日請教一名在美國喬治亞大學任教和一名在德國Stern雜誌當編輯的穆斯林學者，原來女性「人肉炸彈」犧牲後上天堂亦可大享「清福」，九世紀的學者阿塔巴蘭尼（Al-Tabarani）強調女性為教犧牲後上天堂可與她的丈夫重逢，若有多次婚姻，可選擇與她最愛的一位丈夫再結合；未婚女子則可與她的夢中情人結婚；不但如此，對女性「人肉炸彈」，穆斯林天堂還有種種優惠與禮遇，這足以使她們更漂亮、非常快樂和沒有妒忌心，而她們在世時如果「虔誠奉侍阿拉」，上天堂後的地位比天堂獨有的處女更尊貴—她肯定可以成為七十二名處女的班首！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穆斯林學者把天堂描繪為男性發洩情慾的「嬉春」（sensual delights）之所，他們還為男性犧牲者上天堂後可獲多少處女而爭辯不休。七十二名是普遍說法，最極端的數字是可娶妻五百、配八千處女及八千名已婚婦女……，「享受」比中國的皇帝老子還厲害。
經濟學者根據數據的剖析，反映了「人肉炸彈」孳孳求利求名的庸俗面，他們也許相信與敵人偕亡後可上天堂的溫柔鄉享福，但這畢竟不及「相金先惠」─名利先收實際！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去月底，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和蘭德研究所的二位經濟學家，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一篇論「人肉炸彈」（suicide bomber）與恐怖組織及生產力關係的論文（NBER工作報告第一二九一○號），蒐集了不少大眾傳媒未之見的數據，得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指出「人肉炸彈」與物質報酬有直接關係，糾正了人們向來認為這是單純「宗教活動」的想法。在「人肉炸彈」到處引爆的現在，這方面的資訊值得為讀者介紹。
據以色列國安部（ＩＳＡ）提供的數據，自從巴勒斯坦於二○○○年九月發起新一輪暴力反抗潮（巴人自稱「起義」）以來，迄○五年八月底，一百五十一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事件（牽涉一百六十八名「人肉炸彈」），炸死五百一十五名以色列人、炸傷的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二十八名；以伊拉克國內目標為襲擊對象的「人肉炸彈」，從○三年起，亦炸死炸傷數以千計伊拉克人。「人肉炸彈」其實並非肇於中東，始作俑者為斯里蘭卡分離分子泰米爾之虎，該組織早於一九八三年發明「隱蔽式背心炸彈」，自從一九八七至二○○一年，發動了七十六次「人肉炸彈」偷襲，炸死九百零一名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包括九一年印度總理甘地及九三年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Ranasinghe Premadasa）……。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充當「人肉炸彈」是理性的選擇，他們的視死如歸因此被稱為「理性犧牲」（rational sacrifice），這些理性人選擇犧牲性命，表面理由是為了信仰，實際上很大程度基於個人有形及無形利益的考慮，比如男性「人肉炸彈」可以更快上天堂（守教規的回教徒人人死後直上天堂），而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七十二名處女（數年前「人肉炸彈」初興時，筆者曾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情況，現據 slate.com一篇文章〔詳後〕引述十世紀前後回教學者的說法，指他們可能得「物」無所用，因為天堂的人根本不必上廁，因此處女沒有陰戶和肛門……）；無論如何，在經濟回報及榮譽面前，天堂上的享受肯定不是促成當「人肉炸彈」的唯一因素。
較具體和現實的是金錢報酬及受同胞、族人、教內兄弟以至宗教領袖崇敬的尊榮，這類回報從決定當「人肉炸彈」之日起便源源而來，這即是說，他們未採取行動前已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享受」後臨陣退縮者的比例多少，未見數字—可能無法統計）！學者的研究假設能幹的「人肉炸彈」被派往襲擊重要目標，他們獲得的報酬亦較厚、享受的榮譽較高；換句話說，能幹的「人肉炸彈」完成重大任務，等於生產力較高；生產力與回報掛鈎，在現實社會，十分正常。學者的研究又發現，「人肉炸彈」幾乎毫無例外可獲得其「餘生」工作年數的全部薪酬（lifetime earning），這些人「講錢」後才「講心」，是俗世社會的理性行為！把「人肉炸彈」殺人多寡視為生產力之高低，意味人力資源是恐怖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成熟（年紀〔最小十二歲、最大四十八歲，平均二十一點一歲〕及心智）和受過教育的「人肉炸彈」，失敗率（無法引爆或未引爆前被擒）較低，等於生產力較高，因此獲分派的任務亦較重，無形和有形回報當然亦較高。
大多數人認為充當「人肉炸彈」的動機不可理喻，事實是，他們的活動及其背後恐怖組織的工作，都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作為都非一時衝動而是精打細算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強調經濟誘因與「人肉炸彈」的正比關係，對《可蘭經》及穆斯林學者強調為信仰而犧牲者死後上天堂「歎世界」的「承諾」，只是輕輕帶過；在穆斯林學者的形而上世界中，天堂是男性犧牲者專用的樂園，但何以有女性「人肉炸彈」，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格達大學炸死四十多名學生的「大案」，便是女性「人肉炸彈」的傑作，對此又作何解釋？
據 slate.com「包教曉」欄（Explainer）三月一日請教一名在美國喬治亞大學任教和一名在德國Stern雜誌當編輯的穆斯林學者，原來女性「人肉炸彈」犧牲後上天堂亦可大享「清福」，九世紀的學者阿塔巴蘭尼（Al-Tabarani）強調女性為教犧牲後上天堂可與她的丈夫重逢，若有多次婚姻，可選擇與她最愛的一位丈夫再結合；未婚女子則可與她的夢中情人結婚；不但如此，對女性「人肉炸彈」，穆斯林天堂還有種種優惠與禮遇，這足以使她們更漂亮、非常快樂和沒有妒忌心，而她們在世時如果「虔誠奉侍阿拉」，上天堂後的地位比天堂獨有的處女更尊貴—她肯定可以成為七十二名處女的班首！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穆斯林學者把天堂描繪為男性發洩情慾的「嬉春」（sensual delights）之所，他們還為男性犧牲者上天堂後可獲多少處女而爭辯不休。七十二名是普遍說法，最極端的數字是可娶妻五百、配八千處女及八千名已婚婦女……，「享受」比中國的皇帝老子還厲害。
經濟學者根據數據的剖析，反映了「人肉炸彈」孳孳求利求名的庸俗面，他們也許相信與敵人偕亡後可上天堂的溫柔鄉享福，但這畢竟不及「相金先惠」─名利先收實際！
Sunday, June 03, 2007
星期天休息：淫審小風暴以外的國際新潮流
陶傑
淫審風暴，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開始，泛道德人士喧噪，升級為兩千多人投訴聖經的亂倫內容。
投訴聖經，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民間長期不滿淫審處的抗議。但一個見解有限的政府，卻以為投訴者像自己一般無知，連忙由高官出來救火，指聖經是文化經典，不容淫審挑戰，投訴不會受理。
聖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香港如果真的是一座「國際城市」，特區政府的「資訊」，實在太不「流通」了。今天的英語世界，繼《達文西密碼》之後，另一本暢銷書，是牛津大學教授杜瓊斯的《上帝大騙局》（The God Delusion）。杜瓊斯是達爾文的信徒，對遺傳基因的理論研究甚深，他用顯淺的文字，普通的邏輯對「上帝的存在」此一宗教命題，一一批駁，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了一場大論戰。杜瓊斯成為自英國思想家羅素之後，影響力最大的無神論者。
杜瓊斯挑戰聖經，主要是針對教會的「上帝設計論」。達爾文由化石提出進化的論說，指人是由猿進化過來的，而不是上帝的創造。一百五十年來，神學界不斷質疑達爾文，認為化石演進，證據不足，化石只提供了人和猿之間骸骨的相似，不但在進化過程之中，缺乏全套各階段的化石證據，而且人的腦袋、人的眼睛，飛鳥高翔的翅膀、青蛙飛躍的雙腿，都是精巧的光學和力學的天才設計。人的腦袋有幾十億細胞，有多層次的神秘功能，巧奪天工，令人歎為觀止，是從哪一個低階段的生物進化過來的？
神學界提出的「空白理論」（Gaps Theory），是幾十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駁斥。但杜瓊斯辯護說：對一宗謀殺案，陪審員定罪，不必證明兇手殺人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只要一點點環境證供，只要被告提不出事發時的不在場證據，就可以裁決有罪。由翼手龍的化石，可以推論恐龍是飛鳥的始祖，一隻麻鷹的翅膀，在力學的設計上如何精密，不足以否定從恐龍到鳥類的進化論，反而幾塊化石的證據，即足以推翻全無科學根據的聖經信仰。
然而，除了生物進化，神學界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辯論基礎，就是宇宙的起源。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那麼宇宙和時間呢？宇宙有多大？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無神論者可以在生物學上推翻神學，但難以在天文物理學和數學上否定上帝之說。科學家在無神論方面，贏得了「生物辯論」，但無法贏得「物理辯論」。
杜瓊斯的新作，也用大量篇幅開拓「物理辯論」的無神學說。他承認以進化論的精神，難以解釋宇宙起源之謎，但認為宇宙可能有十億個星球，具備生命的條件，如果上帝能創造一個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宇宙，那麼上帝本身，也必定是一個比宇宙更精密而聰慧千億倍的超級神明，這個神明，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卻又是一個心胸狹窄、善妒而暴躁、動不動就降天火把一個「祂」看不過眼的國度滅族的小器鬼？
在《上帝大騙局》中，杜瓊斯承認，他無法「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自信可以證明，上帝「幾乎」並不存在。
杜瓊斯的舉證很有力，雄辯滔滔，從「常理」（Common Sense）來一一點攻基督教的死穴，引起英美宗教界極大的震撼。有些宗教狂熱分子，以匿名的電郵恐嚇辱罵，言詞竟然類似香港的「維園阿伯」，但英美宗教界卻還很有風度，心平氣和地為神學辯解。牛津神學教授麥格拉（Alister McGrath）最近也出版了一冊專著，點名挑戰杜瓊斯的無神論，認為科學和神學，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對抗。然而宗教界的自衞，效應不如杜瓊斯的攻勢之強。教會有點急了，經過《達文西密碼》的渲染，西方許多人尚且知道耶穌只是凡人之說，那只是一冊小說，但杜瓊斯卻令西方讀者信服，世上沒有上帝，那是科學。
《上帝大騙局》不但在英語世界引起辯論，杜瓊斯還質疑，現代社會的道德審判勢力，為甚麼都由基督教清一色包攬？這就點中了香港淫審風暴的要害。要補充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的丹麥和法國，都是基督教國家，都不會施行出版和言論審查，色情書刊可以不帶封套發售，大衞雕塑裸像可以公開展覽，不列為二級「不雅」，為甚麼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勢力，經過「中國化」之後，「亞洲國際都市」會變得更加反動，與大陸文革時期專門盯梢「階級敵人動向」的婦女街坊組長一個模樣？這種變化，是否與中國政治文化打壓創意、仇視個人性格的遺傳基因有關？或許杜瓊斯的下一本論著，可以收納香港的淫審問題，從人類學角度，給西方的讀者開開眼界。
香港特區政府和淫審處，不懂得世界潮流，不足為奇，親中陣營的水準也很有問題。中國一向敵視耶教，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反共勢力」，難得有民間組織帶頭挑戰聖經，正好利用這股及時雨，打壓一下梵蒂岡的氣燄。況且中國一向表彰清末的義和團，認定義和團是「愛國反帝」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百年後，義和團的英魂，在香港隨著一場淫審風暴復活而找到了傳人，特區政府高官如果「愛國愛港」，鏟除前殖民地的殘餘影響，促進香港的下一代「思想回歸」，就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市民向淫審處投訴聖經才對，機會千載難逢，這可不正是慶賀香港特區十周年的獻禮？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一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響。然而影響香港的「西方文化」，由傳士來華傳道開始，除了做生意的契約法治觀念，只局限於基督的西方信仰文化觀，而缺少無神論的西方理性文化觀。香港接受的「西方育」，以傳士馬禮遜和耶各派的宗育為主，而不是牛頓、達爾文、赫胥黎、羅素的另一個系統的「西方無神論理性文化育」。這是香港身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性道德卻反而更保守的原因。中國大陸則因為共產黨的無神論統治，加上「文革」摧毀了儒道佛宗的道德主流，大陸「性開放」，香港反而淪為「性盲」的黑暗時代，中港兩地，「進步開放」，何者是「封閉落後」，是一個很詼諧的問題。
在乳頭和陽具組成的旋轉的星雲之間，淫審風暴，是一場「文化水準」很低的論爭。香港特區精英，天天嚷「國際城市」，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黑洞和「國際」的宇宙之間，看來香港只是一顆尷尬的小星球吧？
淫審風暴，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開始，泛道德人士喧噪，升級為兩千多人投訴聖經的亂倫內容。
投訴聖經，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民間長期不滿淫審處的抗議。但一個見解有限的政府，卻以為投訴者像自己一般無知，連忙由高官出來救火，指聖經是文化經典，不容淫審挑戰，投訴不會受理。
聖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香港如果真的是一座「國際城市」，特區政府的「資訊」，實在太不「流通」了。今天的英語世界，繼《達文西密碼》之後，另一本暢銷書，是牛津大學教授杜瓊斯的《上帝大騙局》（The God Delusion）。杜瓊斯是達爾文的信徒，對遺傳基因的理論研究甚深，他用顯淺的文字，普通的邏輯對「上帝的存在」此一宗教命題，一一批駁，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了一場大論戰。杜瓊斯成為自英國思想家羅素之後，影響力最大的無神論者。
杜瓊斯挑戰聖經，主要是針對教會的「上帝設計論」。達爾文由化石提出進化的論說，指人是由猿進化過來的，而不是上帝的創造。一百五十年來，神學界不斷質疑達爾文，認為化石演進，證據不足，化石只提供了人和猿之間骸骨的相似，不但在進化過程之中，缺乏全套各階段的化石證據，而且人的腦袋、人的眼睛，飛鳥高翔的翅膀、青蛙飛躍的雙腿，都是精巧的光學和力學的天才設計。人的腦袋有幾十億細胞，有多層次的神秘功能，巧奪天工，令人歎為觀止，是從哪一個低階段的生物進化過來的？
神學界提出的「空白理論」（Gaps Theory），是幾十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駁斥。但杜瓊斯辯護說：對一宗謀殺案，陪審員定罪，不必證明兇手殺人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只要一點點環境證供，只要被告提不出事發時的不在場證據，就可以裁決有罪。由翼手龍的化石，可以推論恐龍是飛鳥的始祖，一隻麻鷹的翅膀，在力學的設計上如何精密，不足以否定從恐龍到鳥類的進化論，反而幾塊化石的證據，即足以推翻全無科學根據的聖經信仰。
然而，除了生物進化，神學界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辯論基礎，就是宇宙的起源。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那麼宇宙和時間呢？宇宙有多大？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無神論者可以在生物學上推翻神學，但難以在天文物理學和數學上否定上帝之說。科學家在無神論方面，贏得了「生物辯論」，但無法贏得「物理辯論」。
杜瓊斯的新作，也用大量篇幅開拓「物理辯論」的無神學說。他承認以進化論的精神，難以解釋宇宙起源之謎，但認為宇宙可能有十億個星球，具備生命的條件，如果上帝能創造一個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宇宙，那麼上帝本身，也必定是一個比宇宙更精密而聰慧千億倍的超級神明，這個神明，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卻又是一個心胸狹窄、善妒而暴躁、動不動就降天火把一個「祂」看不過眼的國度滅族的小器鬼？
在《上帝大騙局》中，杜瓊斯承認，他無法「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自信可以證明，上帝「幾乎」並不存在。
杜瓊斯的舉證很有力，雄辯滔滔，從「常理」（Common Sense）來一一點攻基督教的死穴，引起英美宗教界極大的震撼。有些宗教狂熱分子，以匿名的電郵恐嚇辱罵，言詞竟然類似香港的「維園阿伯」，但英美宗教界卻還很有風度，心平氣和地為神學辯解。牛津神學教授麥格拉（Alister McGrath）最近也出版了一冊專著，點名挑戰杜瓊斯的無神論，認為科學和神學，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對抗。然而宗教界的自衞，效應不如杜瓊斯的攻勢之強。教會有點急了，經過《達文西密碼》的渲染，西方許多人尚且知道耶穌只是凡人之說，那只是一冊小說，但杜瓊斯卻令西方讀者信服，世上沒有上帝，那是科學。
《上帝大騙局》不但在英語世界引起辯論，杜瓊斯還質疑，現代社會的道德審判勢力，為甚麼都由基督教清一色包攬？這就點中了香港淫審風暴的要害。要補充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的丹麥和法國，都是基督教國家，都不會施行出版和言論審查，色情書刊可以不帶封套發售，大衞雕塑裸像可以公開展覽，不列為二級「不雅」，為甚麼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勢力，經過「中國化」之後，「亞洲國際都市」會變得更加反動，與大陸文革時期專門盯梢「階級敵人動向」的婦女街坊組長一個模樣？這種變化，是否與中國政治文化打壓創意、仇視個人性格的遺傳基因有關？或許杜瓊斯的下一本論著，可以收納香港的淫審問題，從人類學角度，給西方的讀者開開眼界。
香港特區政府和淫審處，不懂得世界潮流，不足為奇，親中陣營的水準也很有問題。中國一向敵視耶教，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反共勢力」，難得有民間組織帶頭挑戰聖經，正好利用這股及時雨，打壓一下梵蒂岡的氣燄。況且中國一向表彰清末的義和團，認定義和團是「愛國反帝」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百年後，義和團的英魂，在香港隨著一場淫審風暴復活而找到了傳人，特區政府高官如果「愛國愛港」，鏟除前殖民地的殘餘影響，促進香港的下一代「思想回歸」，就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市民向淫審處投訴聖經才對，機會千載難逢，這可不正是慶賀香港特區十周年的獻禮？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一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響。然而影響香港的「西方文化」，由傳士來華傳道開始，除了做生意的契約法治觀念，只局限於基督的西方信仰文化觀，而缺少無神論的西方理性文化觀。香港接受的「西方育」，以傳士馬禮遜和耶各派的宗育為主，而不是牛頓、達爾文、赫胥黎、羅素的另一個系統的「西方無神論理性文化育」。這是香港身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性道德卻反而更保守的原因。中國大陸則因為共產黨的無神論統治，加上「文革」摧毀了儒道佛宗的道德主流，大陸「性開放」，香港反而淪為「性盲」的黑暗時代，中港兩地，「進步開放」，何者是「封閉落後」，是一個很詼諧的問題。
在乳頭和陽具組成的旋轉的星雲之間，淫審風暴，是一場「文化水準」很低的論爭。香港特區精英，天天嚷「國際城市」，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黑洞和「國際」的宇宙之間，看來香港只是一顆尷尬的小星球吧？
Thursday, May 24, 2007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Monday, May 21, 2007
還有「新青年」嗎？
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Sunday, May 20, 2007
星期天休息：香港政黨政治的失語和失落
陶傑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Friday, May 18, 2007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明報) 05月 17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Thursday, May 17, 2007
陶傑短評：聖經絕對「二級」
特區偽道德勢力及中大學生報亂港，挑動分化，破壞和諧，終於引火焚身。香港有識之士，在舊約聖經找出羅得與兩名親生女兒性交亂倫懷孕的情節等，發起網頁簽署向影視處與淫審處投訴聖經不雅。
羅得與兩名親女兒性交，有先後次序、時間、地點、結果。羅得連問卷也懶得設計，沒有問自己：有兩個女兒，最想先跟哪一個亂倫，而是坐言起行，大小通吃。聖經的淫褻，比甚麼《中大學生報》之內容，嚴重百倍，而且直接向中小學生散發。
明光社的偽道德分子蔡某，氣急敗壞，「死撐」狡辯，指聖經是「歷史」。錯，聖經不是歷史，是希伯萊古遠的神話。如果是歷史，伊甸園的遺址在哪？羅得的老婆出埃及，捨不得而回頭張看，化成了鹽柱，這是哪一門科學的史實？
聖經是洋人寫的，白種人宗文獻中的亂倫情節，是為神聖；中國人的下一代，問一個假設的問題，即為罪孽。天啊，香港的偽道德分子，以及「投訴」《中大學生報》的那八十個良好市民，披一身黃皮膚，原來都是崇洋舔西的文化漢奸。
如果中大學生不雅，聖經必定要封黑袋。但筆者在此批死：影視處和淫審處，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挑戰陳日君樞機，不敢挑戰梵蒂岡，他們像六四清場的坦克一樣，只敢壓學生。
羅得與兩名親女兒性交，有先後次序、時間、地點、結果。羅得連問卷也懶得設計，沒有問自己：有兩個女兒，最想先跟哪一個亂倫，而是坐言起行，大小通吃。聖經的淫褻，比甚麼《中大學生報》之內容，嚴重百倍，而且直接向中小學生散發。
明光社的偽道德分子蔡某，氣急敗壞，「死撐」狡辯，指聖經是「歷史」。錯，聖經不是歷史，是希伯萊古遠的神話。如果是歷史，伊甸園的遺址在哪？羅得的老婆出埃及，捨不得而回頭張看，化成了鹽柱，這是哪一門科學的史實？
聖經是洋人寫的，白種人宗文獻中的亂倫情節，是為神聖；中國人的下一代，問一個假設的問題，即為罪孽。天啊，香港的偽道德分子，以及「投訴」《中大學生報》的那八十個良好市民，披一身黃皮膚，原來都是崇洋舔西的文化漢奸。
如果中大學生不雅，聖經必定要封黑袋。但筆者在此批死：影視處和淫審處，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挑戰陳日君樞機，不敢挑戰梵蒂岡，他們像六四清場的坦克一樣，只敢壓學生。
Wednesday, May 16, 2007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持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評雕塑不雅鬧國際笑話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
但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二年前的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
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
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敢於突破禁忌才會進步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教宗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吳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持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評雕塑不雅鬧國際笑話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
但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二年前的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
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
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敢於突破禁忌才會進步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教宗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吳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
Sunday, May 13, 2007
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星期天休息：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陶傑
中大學生報風暴升級，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激起輿論公憤，中大認為「影響校譽」，準備向學生施以處分，包括開除學籍。
因為似乎整個社會強烈譴責，中大當局感受了壓力。而社會之「譴責」，又因為華文傳媒以大篇幅報道。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仔細看來，只是一群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藉「科學調查」之名，賣弄色情，以示叛逆的惡作劇。「問卷」涉及獸交和亂倫，但問題設計一點也不科學，例如問讀者「最想跟哪種動物性交」，然後附列豬狗一連串「選擇」，這種「問題」，有很明顯的先設立場，只是一時頑皮，就像五六歲的小孩，剛學懂講話不久，故意說滿嘴巴的髒話。小孩子總以為「屁股」和「小雞雞」之類的名詞很好笑，喜歡語驚四座。家長教導，如果把小孩脫光衣服、嘴巴塞滿馬糞，綁起來關在雪地上的一座柴房，餓三天三夜，就是反應過激的不當懲罰，家長比小孩更沒有理性。
有人會問：他們是大學生了，不是小孩。問得真好──但大學生有這樣的表現，罪過首先不在於他們，在於教育制度。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幾位學生是香港社會的產物。他們從小在一個「性疑懼」的畸形社會長大；當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體雕像圖片，列為「不雅物」，巴黎米蘭時裝女模特兒薄如蟬翼的新衣隱露乳頭，華文報刊通通以「格仔」遮掩，當甚麼淫審處、影視處發出「指引」，凡陽具皆淫褻，凡乳頭皆污穢，下一代在一個愚昧的環境成長，面對一本《藏春閣》，一齣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幾幅畢加索的裸女素描，又怎能怪他們分不清甚麼叫色情（Pornographic），甚麼叫情色（Erotic），甚麼是藝術（High Art）？
不要說大學生不懂，相信連統治著香港的政府和金融企管精英、宗教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也不懂。香港只有一點不三不四的性育，從來沒有「性品味教育」，為甚麼同樣是裸體，會有至少三種層次的解讀？性器官圖像喚起甚麼樣的心理意識活動？在「藝術」和「色情」之間，在工業革命之後，攝影術一發明，為甚麼多了一樣「情色」作品，就像資本家和無產的工人之間，後來多了一個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中產階級？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教育在這方面，是一片愚昧的空白。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除了分不清甚麼叫情色，也不懂甚麼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人獸交和亂倫，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因為這是人和禽獸的基本分別，姦屍更是另一條底線，因為連禽獸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人類的文藝作品，可以「描述」這種情節，但不可以讚頌和鼓吹（例如在中國的史籍裏，講到漢高祖一類皇帝，出生前據說他的母親夢到被一條蒼龍青蛇之類的靈獸寵幸過，也是讚頌獸交的愚民教育）。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有亂倫的情節，但當伊底帕斯王知道他的亂倫行為，懊悔不已，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自懲，這就不是對亂倫的鼓吹和讚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問卷」，提到獸交和亂倫，態度不夠成熟，他們以「言論自由」抗辯，雖然不當，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只是「調皮和生厭」（Being naughty and nasty），最多只是頑童的惡作劇，與哈佛耶魯學生報的同類色情刊物相比，程度低一級，但也不須校方氣急敗壞出頭「譴責」，一個成熟的社會，冷眼旁觀，自有公論。
中大當局的態度，把大學生當做小學生來教。社會輿論也把幾個大學生的行為列為「不道德」，殊不知華文「道德」二字，一百年來，成為打壓年輕人的異己思想創見的武器，這兩個字有點發了臭，耐心讓大學生知道，人類有些共同價值觀，是不論愛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都不容許的，就大方得體得多。硬要處分學生，是大學當局跟隨輿論反應慌了手腳，缺乏判斷能力的表現，反應過激，學生當然也不甘示弱。明明是一個愚昧的教育制度下的一段小插曲，一件惡作劇，很容易就升級為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像荷李活電影《巴別塔》裏：在第三世界的摩洛哥，兩個小孩在玩弄一柄由日本遊客轉贈的獵槍，在山頭胡亂槍擊，擊中了旅遊車上的一個美國女遊客。事件經傳媒渲染，變成另一宗拉登恐怖組織的襲擊案，白宮大怒，升級為外交糾紛，摩洛哥政府不敢怠慢，派出軍警圍剿，最後，玩槍的小孩死於流彈，死在父親的懷抱中。這個小孩至死都不知道：獵槍是日本遊客留下的，他的子彈打中了美國的旅行車，他至死也不知道美國人一拍桌子，摩洛哥政府就要發抖，在所有的偶然之中，有其必然的深層原因，不知道他其實是死於一個貧富懸殊、不公平的霸權世界。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不過是《巴別塔》裏那兩個小孩亂開的幾槍。他們說，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應，正如《巴別塔》裏的兩個小孩，也不明白為甚麼玩玩槍就引起白宮的關注、CNN新聞的全球轉播、摩洛哥軍隊的大圍剿。《巴別塔》的編導，寓意甚深，想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喻諸中大學生報的大風波，自稱為「國際城市」的香港也一樣。
陶傑
中大學生報風暴升級，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激起輿論公憤，中大認為「影響校譽」，準備向學生施以處分，包括開除學籍。
因為似乎整個社會強烈譴責，中大當局感受了壓力。而社會之「譴責」，又因為華文傳媒以大篇幅報道。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仔細看來，只是一群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藉「科學調查」之名，賣弄色情，以示叛逆的惡作劇。「問卷」涉及獸交和亂倫，但問題設計一點也不科學，例如問讀者「最想跟哪種動物性交」，然後附列豬狗一連串「選擇」，這種「問題」，有很明顯的先設立場，只是一時頑皮，就像五六歲的小孩，剛學懂講話不久，故意說滿嘴巴的髒話。小孩子總以為「屁股」和「小雞雞」之類的名詞很好笑，喜歡語驚四座。家長教導，如果把小孩脫光衣服、嘴巴塞滿馬糞，綁起來關在雪地上的一座柴房，餓三天三夜，就是反應過激的不當懲罰，家長比小孩更沒有理性。
有人會問：他們是大學生了，不是小孩。問得真好──但大學生有這樣的表現，罪過首先不在於他們，在於教育制度。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幾位學生是香港社會的產物。他們從小在一個「性疑懼」的畸形社會長大；當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體雕像圖片，列為「不雅物」，巴黎米蘭時裝女模特兒薄如蟬翼的新衣隱露乳頭，華文報刊通通以「格仔」遮掩，當甚麼淫審處、影視處發出「指引」，凡陽具皆淫褻，凡乳頭皆污穢，下一代在一個愚昧的環境成長，面對一本《藏春閣》，一齣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幾幅畢加索的裸女素描，又怎能怪他們分不清甚麼叫色情（Pornographic），甚麼叫情色（Erotic），甚麼是藝術（High Art）？
不要說大學生不懂，相信連統治著香港的政府和金融企管精英、宗教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也不懂。香港只有一點不三不四的性育，從來沒有「性品味教育」，為甚麼同樣是裸體，會有至少三種層次的解讀？性器官圖像喚起甚麼樣的心理意識活動？在「藝術」和「色情」之間，在工業革命之後，攝影術一發明，為甚麼多了一樣「情色」作品，就像資本家和無產的工人之間，後來多了一個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中產階級？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教育在這方面，是一片愚昧的空白。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除了分不清甚麼叫情色，也不懂甚麼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人獸交和亂倫，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因為這是人和禽獸的基本分別，姦屍更是另一條底線，因為連禽獸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人類的文藝作品，可以「描述」這種情節，但不可以讚頌和鼓吹（例如在中國的史籍裏，講到漢高祖一類皇帝，出生前據說他的母親夢到被一條蒼龍青蛇之類的靈獸寵幸過，也是讚頌獸交的愚民教育）。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有亂倫的情節，但當伊底帕斯王知道他的亂倫行為，懊悔不已，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自懲，這就不是對亂倫的鼓吹和讚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問卷」，提到獸交和亂倫，態度不夠成熟，他們以「言論自由」抗辯，雖然不當，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只是「調皮和生厭」（Being naughty and nasty），最多只是頑童的惡作劇，與哈佛耶魯學生報的同類色情刊物相比，程度低一級，但也不須校方氣急敗壞出頭「譴責」，一個成熟的社會，冷眼旁觀，自有公論。
中大當局的態度，把大學生當做小學生來教。社會輿論也把幾個大學生的行為列為「不道德」，殊不知華文「道德」二字，一百年來，成為打壓年輕人的異己思想創見的武器，這兩個字有點發了臭，耐心讓大學生知道，人類有些共同價值觀，是不論愛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都不容許的，就大方得體得多。硬要處分學生，是大學當局跟隨輿論反應慌了手腳，缺乏判斷能力的表現，反應過激，學生當然也不甘示弱。明明是一個愚昧的教育制度下的一段小插曲，一件惡作劇，很容易就升級為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像荷李活電影《巴別塔》裏：在第三世界的摩洛哥，兩個小孩在玩弄一柄由日本遊客轉贈的獵槍，在山頭胡亂槍擊，擊中了旅遊車上的一個美國女遊客。事件經傳媒渲染，變成另一宗拉登恐怖組織的襲擊案，白宮大怒，升級為外交糾紛，摩洛哥政府不敢怠慢，派出軍警圍剿，最後，玩槍的小孩死於流彈，死在父親的懷抱中。這個小孩至死都不知道：獵槍是日本遊客留下的，他的子彈打中了美國的旅行車，他至死也不知道美國人一拍桌子，摩洛哥政府就要發抖，在所有的偶然之中，有其必然的深層原因，不知道他其實是死於一個貧富懸殊、不公平的霸權世界。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不過是《巴別塔》裏那兩個小孩亂開的幾槍。他們說，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應，正如《巴別塔》裏的兩個小孩，也不明白為甚麼玩玩槍就引起白宮的關注、CNN新聞的全球轉播、摩洛哥軍隊的大圍剿。《巴別塔》的編導，寓意甚深，想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喻諸中大學生報的大風波，自稱為「國際城市」的香港也一樣。
Saturday, May 12, 2007
陶傑短評: 鳳城血案
北角解放區鳳城酒家反煙浴血案，警方雖拘捕一名暴男，其餘人等，潛逃福建，但打人的一方發動心戰，指當時是保釣英雄的那一桌子，粗言穢語在先，並以「中指」相向，吸煙的「福青幫」氣不過，才拖馬回鍋，予以嚴懲。
福青幫效法院聆訊，以為只要各執一詞，「口同鼻拗」，就可以將一面倒的是非，「平衡」為所謂「羅生門」，然而，公眾相信哪一邊？
先看看保釣派這一桌的陣容：除了品格正直的熱血青年柯華，還有大律師黃軒利，兩人皆是受過高等育的才識斯文人。還有「公共廣播委員會」七君子之一的梁天偉，梁某是官方人士，形象高尚，既稱君子，當然謙謙有禮，又豈會講粗口？這還未夠，席間尚有港大女授一名，還有一個平時嬌嗲溫柔的上海籍女畫家馮葉，馮小姐書香世代，且為大師林風眠女弟子，有兩大才女在座，一桌的仁人君子，怎會粗言穢語兼中指相向？本欄並非偏幫香港人，而是福方的指陳，不合常理。
況且豎中指是美式不文手勢，這桌福青，剛由大陸來港奔喪，怎會如此博學，懂得解讀「挺中指」的西方深層文化意義？當年向立法會外民主示威者以中指相向的黃宜弘議員，早年也留學美國，難道這批福青以前曾經偷渡過紐約不成？本欄相信保釣英雄一方的版本。
福青幫效法院聆訊，以為只要各執一詞，「口同鼻拗」，就可以將一面倒的是非，「平衡」為所謂「羅生門」，然而，公眾相信哪一邊？
先看看保釣派這一桌的陣容：除了品格正直的熱血青年柯華，還有大律師黃軒利，兩人皆是受過高等育的才識斯文人。還有「公共廣播委員會」七君子之一的梁天偉，梁某是官方人士，形象高尚，既稱君子，當然謙謙有禮，又豈會講粗口？這還未夠，席間尚有港大女授一名，還有一個平時嬌嗲溫柔的上海籍女畫家馮葉，馮小姐書香世代，且為大師林風眠女弟子，有兩大才女在座，一桌的仁人君子，怎會粗言穢語兼中指相向？本欄並非偏幫香港人，而是福方的指陳，不合常理。
況且豎中指是美式不文手勢，這桌福青，剛由大陸來港奔喪，怎會如此博學，懂得解讀「挺中指」的西方深層文化意義？當年向立法會外民主示威者以中指相向的黃宜弘議員，早年也留學美國，難道這批福青以前曾經偷渡過紐約不成？本欄相信保釣英雄一方的版本。
Thursday, May 03, 2007
老子vs馬列毛
北京近一兩年盡量拓展「軟權力」，把國粹如儒家文化推廣至四海。上月底在西安與香港同時舉行弘揚道教的所謂「和諧世界，以道相通」活動，更說明因為「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缺乏吸引力，胡溫領導層除了重新包裝固有文化外，沒有甚麼像樣的東西可登國際大雅之堂。
但第四代以至第五代的高幹可能因為黨八股讀得太多，對古書、古文化一知半解；竟然把有史以來批判馬列毛式思維最徹底的哲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向外推銷的「軟實力」樣板之一。沒錯，在西方思想家海耶克（von Hayek）與普博（Karl Popper）暴露馬克思主義只會引導人們走向「封閉社會」與奴役之路的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就以超前的睿智點明馬、列、毛式的烏托邦型社會改造工程與大躍進式的冒進，只會對國家生產力和國人的才智造成倒行逆施、拔苗助長的反效果。
與中共國策大異其趣
老莊思想的中心，即「無為」其實毫不艱深。老子所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萬事，包括國家政策都要順從自然與天道，符合物質世界包括市場的規律與國民的「合理期待」。這道理簡單不過，不用連篇累贅的黨八股來宣傳。冠冕堂皇但違反自然與人性的大道理，如老毛要「改造群眾的人生觀」，把人民「洗腦」成新雷鋒，以至「十年內超英趕美」等等，都是大錯特錯。難怪莊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慨歎！
老子其他治國理念包括「小國寡民」，反戰與鼓吹「以柔制剛」等；凡此種種，都與中共歷來的國策大異其趣。胡溫領導層朝思暮想中國在二○二○年左右可以通過硬權力，包括導彈、航母、衞星等先進裝備「大國崛起」，雄霸四方，正好與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馳。《道德經》的理想國度，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教導我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不要追求「財大氣粗」或囂張跋扈，要學會以理服人、四兩撥千斤！
不需社會工程去構建
上周在介紹老子文化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齊曉飛說《道德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老子的教誨對於北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振興，文化構建」等目標大有裨益。其實從老莊哲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是順自然、依天道的必然結果，並不需要中共慣用那種「千軍萬馬」式的社會工程去「構建」。人民大學名教授謝韜不久前發表贊揚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說列寧與老毛曲解了馬克思的原義；當今只有如瑞士與北歐奉行真正民主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大概謝老也會同意，瑞士等小國也活潑地演繹了「小國寡民」的崇高理想！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但第四代以至第五代的高幹可能因為黨八股讀得太多，對古書、古文化一知半解；竟然把有史以來批判馬列毛式思維最徹底的哲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向外推銷的「軟實力」樣板之一。沒錯，在西方思想家海耶克（von Hayek）與普博（Karl Popper）暴露馬克思主義只會引導人們走向「封閉社會」與奴役之路的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就以超前的睿智點明馬、列、毛式的烏托邦型社會改造工程與大躍進式的冒進，只會對國家生產力和國人的才智造成倒行逆施、拔苗助長的反效果。
與中共國策大異其趣
老莊思想的中心，即「無為」其實毫不艱深。老子所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萬事，包括國家政策都要順從自然與天道，符合物質世界包括市場的規律與國民的「合理期待」。這道理簡單不過，不用連篇累贅的黨八股來宣傳。冠冕堂皇但違反自然與人性的大道理，如老毛要「改造群眾的人生觀」，把人民「洗腦」成新雷鋒，以至「十年內超英趕美」等等，都是大錯特錯。難怪莊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慨歎！
老子其他治國理念包括「小國寡民」，反戰與鼓吹「以柔制剛」等；凡此種種，都與中共歷來的國策大異其趣。胡溫領導層朝思暮想中國在二○二○年左右可以通過硬權力，包括導彈、航母、衞星等先進裝備「大國崛起」，雄霸四方，正好與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馳。《道德經》的理想國度，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教導我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不要追求「財大氣粗」或囂張跋扈，要學會以理服人、四兩撥千斤！
不需社會工程去構建
上周在介紹老子文化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齊曉飛說《道德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老子的教誨對於北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振興，文化構建」等目標大有裨益。其實從老莊哲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是順自然、依天道的必然結果，並不需要中共慣用那種「千軍萬馬」式的社會工程去「構建」。人民大學名教授謝韜不久前發表贊揚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說列寧與老毛曲解了馬克思的原義；當今只有如瑞士與北歐奉行真正民主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大概謝老也會同意，瑞士等小國也活潑地演繹了「小國寡民」的崇高理想！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Saturday, April 28, 2007
Flirting With Satan
維珍尼亞校園大屠殺：兇手現身，《衞報》說，這個韓裔兇手的所為，是「跟撒旦調情」（Flirting With Satan）。
不是什麼狂魔、屠夫之類，這等稱呼，對兇手太抬舉了，只不過是一個向撒旦調情的渺小人物。Flirting With Satan，是很有想像力的形容，道盡一切幼稚而猥瑣、不知天高地厚的瘋狂。
撒旦好好的，在那裏正在打瞌睡，沒有干犯這個陽光燦爛的校園，忽然有一個學生，拿著彈丸和叉子，向撒旦的臉上射了一記，把魔鬼驚醒，然後，這小子向撒旦拋一個媚眼，扮一副鬼臉，輕叫：嗨。
挑逗一個午睡的撒旦，得到的是這樣的結果，這句話蘊含了神學深奧的意義，卻又如此淺白輕鬆，令人沉思。
耶教的本義，很引人入勝：撒旦本來是天使，上帝跟撒旦打了一仗，撒旦潰逃，還帶走一眾舊部，正邪之戰，未分勝負，上帝和魔鬼，只處在停戰狀態。
誰也動不了誰，上帝的道行，甚至還弱了一些，因此人類方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正邪的休戰期間，人的意志動搖了，上帝只有派他的兒子下凡，希望把人贏過來。
上帝跟撒旦對視著。撒旦很有自信，上帝反而有點毛躁。魔鬼向人提供種種誘惑，一時的快感和歡娛，上帝能獻上的，不過是一個死後永生的天堂，而且要經過末日審判。
喜歡眼前片刻之慾歡的，選擇撒旦；寄望於將來永恒之善美的，選擇上帝。不幸在塵世上，在恣意的放縱之間，人找到了豐麗多姿的色彩，人的理性和意志會動搖，下墜向情緒和仇恨的深淵。
王爾德說：「我能抵禦一切，除了誘惑。」中國的上一代說：要孩子學壞，只須三日，學好卻要三年。對於人類，撒旦永遠有無窮的魅力；說一聲：跟我來吧，這裏有許多許多好白相的玩意。
耶教的上帝，有這樣的無力感，而竟自稱全能，在舊約聖經裏，他又是一個毛躁抓狂的大家長。你的法力鬥不過撒旦，明明是你的缺點，卻只怪責意志薄弱的人類。當人反詰上帝：「你不是全能的嗎？當你創造我，為什麼把我造得充滿缺陷呢？」上帝答辯說：「我是故意的，讓你來選擇。」這樣的答案，老實說，是很難叫人收貨的。
維珍大屠殺，是兩大主宰停戰時，一個頑童逗弄撒旦的結果，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只不過一時頑劣，向那個打瞌睡的魔神，射了一彈子……
陶傑
不是什麼狂魔、屠夫之類，這等稱呼，對兇手太抬舉了，只不過是一個向撒旦調情的渺小人物。Flirting With Satan，是很有想像力的形容，道盡一切幼稚而猥瑣、不知天高地厚的瘋狂。
撒旦好好的，在那裏正在打瞌睡，沒有干犯這個陽光燦爛的校園，忽然有一個學生，拿著彈丸和叉子，向撒旦的臉上射了一記，把魔鬼驚醒，然後，這小子向撒旦拋一個媚眼，扮一副鬼臉，輕叫：嗨。
挑逗一個午睡的撒旦，得到的是這樣的結果，這句話蘊含了神學深奧的意義，卻又如此淺白輕鬆，令人沉思。
耶教的本義，很引人入勝：撒旦本來是天使，上帝跟撒旦打了一仗，撒旦潰逃，還帶走一眾舊部，正邪之戰，未分勝負，上帝和魔鬼，只處在停戰狀態。
誰也動不了誰，上帝的道行，甚至還弱了一些，因此人類方受了魔鬼的誘惑，偷吃了伊甸園的禁果。正邪的休戰期間，人的意志動搖了，上帝只有派他的兒子下凡，希望把人贏過來。
上帝跟撒旦對視著。撒旦很有自信，上帝反而有點毛躁。魔鬼向人提供種種誘惑，一時的快感和歡娛，上帝能獻上的，不過是一個死後永生的天堂，而且要經過末日審判。
喜歡眼前片刻之慾歡的，選擇撒旦；寄望於將來永恒之善美的，選擇上帝。不幸在塵世上，在恣意的放縱之間，人找到了豐麗多姿的色彩，人的理性和意志會動搖，下墜向情緒和仇恨的深淵。
王爾德說：「我能抵禦一切，除了誘惑。」中國的上一代說：要孩子學壞，只須三日，學好卻要三年。對於人類，撒旦永遠有無窮的魅力；說一聲：跟我來吧，這裏有許多許多好白相的玩意。
耶教的上帝，有這樣的無力感，而竟自稱全能，在舊約聖經裏，他又是一個毛躁抓狂的大家長。你的法力鬥不過撒旦，明明是你的缺點，卻只怪責意志薄弱的人類。當人反詰上帝：「你不是全能的嗎？當你創造我，為什麼把我造得充滿缺陷呢？」上帝答辯說：「我是故意的，讓你來選擇。」這樣的答案，老實說，是很難叫人收貨的。
維珍大屠殺，是兩大主宰停戰時，一個頑童逗弄撒旦的結果，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只不過一時頑劣，向那個打瞌睡的魔神，射了一彈子……
陶傑
Tuesday, April 24, 2007
弗 吉 風 暴
維珍尼亞州，叫得好好的，特區時代，要「政治正確」，繼續「維珍尼亞」下去，華文傳媒的文人，大概怕「祖國」會生氣，一起向北看，「統一」為「弗吉尼亞州」。
維珍航空公司，不知會不會改為「弗吉航空公司」。簡稱「弗航」。
廣東話這個「弗」字，語音曖昧，除了時下流行懶音，跟英語那個F字母的粗口發音一樣，還像「狒狒」之狒，還有一個「淫窟」和「屎窟」的窟。
維珍航空公司，一旦變成「弗航」，中文譯名如果呈送倫敦總部，讓英國老闆李察布蘭遜審批，布蘭遜一聽，一定會皺眉頭。
成功的老闆是很精明的，尤其是英國人，對於文化，別有心得。萬一布蘭遜從唐人街請來一個翻譯，問：「這個Fut字，在Cantonese 裏，還有什麼同音的meanings？」翻譯答：「那可多了，還有一個意思，叫做，叫做……Hole。」
「Hole？什麼Hole？」布蘭遜眉毛一揚。英國人對這個字，通常是十分敏感的。
「我，我不敢說。」唐人翻譯結結巴巴。李察布蘭遜會意，從皮包裏掏出一張五十英鎊的鈔票，往他臉孔上一扔，說：「Now, tell me。告訴我。」
翻譯說：「在廣東話裏，最普遍的說法，跟人體的一個敏感的部分有關，叫做呃、呃……」布蘭遜何等精明，一聽就明白了，一拳頭重重擂在桌子上，罵一句：
F×ck。
維珍尼亞州，是多麼富泰的名字，變成了「弗吉尼亞州」，就像把中國（China）譯為支那，有一種在森林裏跟一頭狒狒的紅屁股打了一個照面的驚慄感。
愛國是不必愛得這樣可憐的。何況特區的華文傳媒，譯名要向北統一，為什麼還叫「碧咸」，不叫「貝克漢姆」？或者美國總統：大陸通稱「布雜」──那個雜字，中國用簡體，寫成「什」，像旺角街邊的牛什、豬什熟食攤──大概是「布×這個雜種」的網絡糞青風格的簡稱吧。又名「布甚」，因為「為什麼」跟「為甚麼」是相通的。
為什麼華文傳媒卻又不統一叫「布雜」、「布甚」，反叫布「殊」，除了搞港獨，還讓一歲的嬰孩，聽見那個布「o殊」，手就往褲襠裏抓，有尿尿的衝動呢？
主管華文傳媒的那伙文人之蠢，就蠢在這地方。他們都是中大浸大這個大那個大的新聞系高材生，都很有自尊心，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很蠢，他們會堅持下去的。
只是維珍航空，在這個愚蠢的華文市場，可就有點冤了。每一次去歐洲，經倫敦，我都乘服務優秀的維珍，請維珍的香港總經理，守住這條防線，不要改稱「狒吉」──聽上去，像 F×cked up，也就是「玩完」的意思。品味，在一個矇昧的時代，從來是處於少數的。
陶傑
維珍航空公司，不知會不會改為「弗吉航空公司」。簡稱「弗航」。
廣東話這個「弗」字，語音曖昧，除了時下流行懶音，跟英語那個F字母的粗口發音一樣，還像「狒狒」之狒，還有一個「淫窟」和「屎窟」的窟。
維珍航空公司，一旦變成「弗航」，中文譯名如果呈送倫敦總部，讓英國老闆李察布蘭遜審批，布蘭遜一聽，一定會皺眉頭。
成功的老闆是很精明的，尤其是英國人，對於文化，別有心得。萬一布蘭遜從唐人街請來一個翻譯，問：「這個Fut字，在Cantonese 裏，還有什麼同音的meanings？」翻譯答：「那可多了，還有一個意思，叫做，叫做……Hole。」
「Hole？什麼Hole？」布蘭遜眉毛一揚。英國人對這個字，通常是十分敏感的。
「我，我不敢說。」唐人翻譯結結巴巴。李察布蘭遜會意，從皮包裏掏出一張五十英鎊的鈔票，往他臉孔上一扔，說：「Now, tell me。告訴我。」
翻譯說：「在廣東話裏，最普遍的說法，跟人體的一個敏感的部分有關，叫做呃、呃……」布蘭遜何等精明，一聽就明白了，一拳頭重重擂在桌子上，罵一句：
F×ck。
維珍尼亞州，是多麼富泰的名字，變成了「弗吉尼亞州」，就像把中國（China）譯為支那，有一種在森林裏跟一頭狒狒的紅屁股打了一個照面的驚慄感。
愛國是不必愛得這樣可憐的。何況特區的華文傳媒，譯名要向北統一，為什麼還叫「碧咸」，不叫「貝克漢姆」？或者美國總統：大陸通稱「布雜」──那個雜字，中國用簡體，寫成「什」，像旺角街邊的牛什、豬什熟食攤──大概是「布×這個雜種」的網絡糞青風格的簡稱吧。又名「布甚」，因為「為什麼」跟「為甚麼」是相通的。
為什麼華文傳媒卻又不統一叫「布雜」、「布甚」，反叫布「殊」，除了搞港獨，還讓一歲的嬰孩，聽見那個布「o殊」，手就往褲襠裏抓，有尿尿的衝動呢？
主管華文傳媒的那伙文人之蠢，就蠢在這地方。他們都是中大浸大這個大那個大的新聞系高材生，都很有自尊心，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很蠢，他們會堅持下去的。
只是維珍航空，在這個愚蠢的華文市場，可就有點冤了。每一次去歐洲，經倫敦，我都乘服務優秀的維珍，請維珍的香港總經理，守住這條防線，不要改稱「狒吉」──聽上去，像 F×cked up，也就是「玩完」的意思。品味，在一個矇昧的時代，從來是處於少數的。
陶傑
Tuesday, April 10, 2007
精 英
陶傑
特首發表家書，大談「精英」的心路。「精英」是特區十年來最濫用的名詞。
什麼叫做精英？由英國人看中，聘為政務官，幹了幾年，轉戰商場，職拜CEO，年薪一千萬，馬會會員，晉住南灣豪宅，七月舉家去肯尼亞看動物遷徙，把小孩送去英國寄宿學校，這樣的履歷，由天水圍、觀塘，到中環和山頂，就是香港共識的「精英」。
或許這也沒什麼錯，然而在這個世界，精英卻別有解讀，例如這位女士的履歷──
她出生在柏林，英國長大，進牛津大學，哲學、經濟和政治文學士畢業，然後投身桑打士軍校，學業優異，受僱於皇家英軍情報行動組。
在軍校中，她與威廉王子是好朋友，在實戰的作業中編成同一支野戰軍。去年十一月，他們一起派到塞浦路斯，完成了一個十天的野戰課程。其後，她加入蘭卡士打公爵兵團第二營，調到伊拉克，職拜第二中尉，駐守巴士拉。
上星期的一個凌晨，她與三位同袍出巡，遇到伊拉克叛亂份子伏擊，在炸彈中身亡。她名叫祖安，殉職時二十四歲。國防部發佈她的照片：明眸皓齒，一身戎裝，拿著一挺卡賓槍，如果她沒有進軍校，隨時可以是電視台的女主持，或者躍登銀幕，做一個明星。
事後威廉王子發表聲明：「她是我在軍中的一位好朋友，得悉她的死訊，我至為傷感。」
她在奉調伊拉克之前，開了一個舞會，王子與她一擁抱，目有淚光。到她上了戰場，王子還傳給她問候的電郵。她住在森麻實郡，家境富裕，房子值一百萬鎊，事後父母傷心，沒有對記者講話。
傳統上，應該是王子上戰場，留在後方日盼夜念的是公主。上戰場的竟然是美艷的少女，而且讀了許多書，人生的金光大道才剛邁步，一顆炮彈奪去了性命。多麼浪費的履歷，只差那麼一點點，如果她當夜沒有出巡，如果炮彈打歪了一點，她平安回國，曾經滄海，以後她在金融城、華爾街、東京還是台北，換上一襲嫵媚的衣裙，無論在哪一個界別，她都是當然的領袖人物。
王子跟她有沒有過一段情？山河睽違，人天闊隔，此刻不再重要。一個領導世界的大國，培養許多無私而勇敢的人物，他們不貪財，不愛掃貨、不嗜名牌，打仗身先士卒，不惜人才的無辜浪費，也不會只把窮人的孩子送上前線，有一天他們歸來，才是真正的精英，只是，星月森寒，芳草淒冷，他們也許永遠不會回來。
特首發表家書，大談「精英」的心路。「精英」是特區十年來最濫用的名詞。
什麼叫做精英？由英國人看中，聘為政務官，幹了幾年，轉戰商場，職拜CEO，年薪一千萬，馬會會員，晉住南灣豪宅，七月舉家去肯尼亞看動物遷徙，把小孩送去英國寄宿學校，這樣的履歷，由天水圍、觀塘，到中環和山頂，就是香港共識的「精英」。
或許這也沒什麼錯，然而在這個世界，精英卻別有解讀，例如這位女士的履歷──
她出生在柏林，英國長大，進牛津大學，哲學、經濟和政治文學士畢業，然後投身桑打士軍校，學業優異，受僱於皇家英軍情報行動組。
在軍校中，她與威廉王子是好朋友，在實戰的作業中編成同一支野戰軍。去年十一月，他們一起派到塞浦路斯，完成了一個十天的野戰課程。其後，她加入蘭卡士打公爵兵團第二營，調到伊拉克，職拜第二中尉，駐守巴士拉。
上星期的一個凌晨，她與三位同袍出巡，遇到伊拉克叛亂份子伏擊，在炸彈中身亡。她名叫祖安，殉職時二十四歲。國防部發佈她的照片：明眸皓齒，一身戎裝，拿著一挺卡賓槍，如果她沒有進軍校，隨時可以是電視台的女主持，或者躍登銀幕，做一個明星。
事後威廉王子發表聲明：「她是我在軍中的一位好朋友，得悉她的死訊，我至為傷感。」
她在奉調伊拉克之前，開了一個舞會，王子與她一擁抱，目有淚光。到她上了戰場，王子還傳給她問候的電郵。她住在森麻實郡，家境富裕，房子值一百萬鎊，事後父母傷心，沒有對記者講話。
傳統上，應該是王子上戰場，留在後方日盼夜念的是公主。上戰場的竟然是美艷的少女，而且讀了許多書，人生的金光大道才剛邁步，一顆炮彈奪去了性命。多麼浪費的履歷，只差那麼一點點，如果她當夜沒有出巡，如果炮彈打歪了一點，她平安回國，曾經滄海，以後她在金融城、華爾街、東京還是台北，換上一襲嫵媚的衣裙，無論在哪一個界別，她都是當然的領袖人物。
王子跟她有沒有過一段情？山河睽違，人天闊隔，此刻不再重要。一個領導世界的大國，培養許多無私而勇敢的人物，他們不貪財，不愛掃貨、不嗜名牌，打仗身先士卒，不惜人才的無辜浪費，也不會只把窮人的孩子送上前線，有一天他們歸來，才是真正的精英，只是，星月森寒，芳草淒冷，他們也許永遠不會回來。
Sunday, April 08, 2007
布希亞的死亡沒有發生 （後現代玩笑二之二）
很多人以為布希亞是個後現代思想家，因為他的寫作似乎描述了一段歷史演變的過程。一開始，形象是真實的反映；後來形象遮蓋了真實，再來，真實早就不存在了，形象卻掩飾了它的不存在，使人以為形象背後還有一個真實；最後，形象成了徹底的「擬像」（Simulacrum），與真實完全無關，既不在乎真實是什麼，也不關心真實是否存在。最後這個階段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了，一切皆是擬仿，再無任何真實可言。
可是只要細讀布希亞的後期著作，當可發現這種形象與真實關係的演變描述，只不過是套「方便法門」，而非有這種真實漸漸退隱的歷史。布希亞假借這個便於理解的歷史故事，說明的其實是真實與形象的多重關係。他要處理的不是不同時代的社會特徵，而是一套和經驗有關的哲學課題。對他來說，現代電子傳播技術裏的數碼擬像與遠古先民們在山洞裏的壁畫根本沒有分別，它們都是與真實有關的經驗，能夠獨立於經驗之外的真實是不存在的。只不過先民或許還相信「真實的策略」（Strategies of the Real），以為經驗以外真有一個實在的世界；而現代人卻洞穿了一切把戲，曉得除了經驗還是經驗。
我有一些善良的朋友，居然想到早該請布希亞來香港一趟，看看香港怎樣用復古的新天星碼頭去取代老的天星碼頭，又怎樣大搞一場虛擬的特首選舉。他們的意思當然是香港「實現」了布希亞的理論，成為一個完全取消真實的擬仿城市。我相信他們和我一樣，很不爽政府拆了一個真真正正和市民共存了五十年的碼頭，卻代之以一座活像主題公園景點的懷舊仿製品。我也相信他們和我一樣憤怒，一場明明只有八百人參與的選舉卻被描述為全香港的勝利，好像全港七百萬人都有份投票似的。我們不爽，我們憤怒，我們批判，是因為我們還相信真假的區別，仍然堅持擬像不可代替真實。但是你們想布希亞來香港幹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他會和我們一樣憤怒嗎？不，他甚至也不會興奮。頂多他就是再寫一兩段很酷的雜記，然後收進他下一本的《Cool Memories》。
布希亞是個飽遭誤解的人。第一回波斯灣戰爭，他說我們大家都是透過電子影像看見這場戰爭，因此「戰爭沒有發生」。「九一一」之後，他又說「恐怖份子幹了我們大家都想幹的事」。於是很多人就罵他沒良心，無視於真實的苦難，大放厥詞。這其實都是誤會，他從來沒否認過有人被導彈炸死，他只是懷疑這些鏡頭中的死亡與電視機前的我們有什麼關係罷了。相反地，也有很多人以為他「極具批判性」，寫《消費社會》是為了批判商品經濟怎樣掏空了人的主體，寫《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為了批判真實的消逝。其實他根本不想批判什麼，因為人本來就是空的，而真實從來都不存在。假如你覺得他的行文腔調很嘲諷，那只不過就是嘲諷而已，沒別的。
一段有名的軼事。《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的兄弟班導演自承受布希亞影響極深，除了在電影裏秀他的書用他的話，甚至還想請他當顧問。可是布希亞拒絕了，理由是這對新潮兄弟沒讀懂他的東西。大家或許還記得這部電影裏的未來電腦怎樣為人類虛構了整個世界吧，布希亞不滿的就是他們居然以為虛構的擬像世界之外別有真實的存在，而且還值得男主角一伙為之奮戰至死。
在二次大戰之後的法國思想界中，沒有比布希亞更虛無的了。讀他的著作，圖的就是樂子，這點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才說理論該比科幻小說更奇幻更荒謬。Steven Poole 在英國《衞報》上的訃聞說得好：「布希亞的死亡並沒有發生」。他憶起一場座談會，一名觀眾問布希亞「你是誰？」，布希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是自己的擬仿物」。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可是只要細讀布希亞的後期著作，當可發現這種形象與真實關係的演變描述，只不過是套「方便法門」，而非有這種真實漸漸退隱的歷史。布希亞假借這個便於理解的歷史故事，說明的其實是真實與形象的多重關係。他要處理的不是不同時代的社會特徵，而是一套和經驗有關的哲學課題。對他來說，現代電子傳播技術裏的數碼擬像與遠古先民們在山洞裏的壁畫根本沒有分別，它們都是與真實有關的經驗，能夠獨立於經驗之外的真實是不存在的。只不過先民或許還相信「真實的策略」（Strategies of the Real），以為經驗以外真有一個實在的世界；而現代人卻洞穿了一切把戲，曉得除了經驗還是經驗。
我有一些善良的朋友，居然想到早該請布希亞來香港一趟，看看香港怎樣用復古的新天星碼頭去取代老的天星碼頭，又怎樣大搞一場虛擬的特首選舉。他們的意思當然是香港「實現」了布希亞的理論，成為一個完全取消真實的擬仿城市。我相信他們和我一樣，很不爽政府拆了一個真真正正和市民共存了五十年的碼頭，卻代之以一座活像主題公園景點的懷舊仿製品。我也相信他們和我一樣憤怒，一場明明只有八百人參與的選舉卻被描述為全香港的勝利，好像全港七百萬人都有份投票似的。我們不爽，我們憤怒，我們批判，是因為我們還相信真假的區別，仍然堅持擬像不可代替真實。但是你們想布希亞來香港幹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他會和我們一樣憤怒嗎？不，他甚至也不會興奮。頂多他就是再寫一兩段很酷的雜記，然後收進他下一本的《Cool Memories》。
布希亞是個飽遭誤解的人。第一回波斯灣戰爭，他說我們大家都是透過電子影像看見這場戰爭，因此「戰爭沒有發生」。「九一一」之後，他又說「恐怖份子幹了我們大家都想幹的事」。於是很多人就罵他沒良心，無視於真實的苦難，大放厥詞。這其實都是誤會，他從來沒否認過有人被導彈炸死，他只是懷疑這些鏡頭中的死亡與電視機前的我們有什麼關係罷了。相反地，也有很多人以為他「極具批判性」，寫《消費社會》是為了批判商品經濟怎樣掏空了人的主體，寫《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為了批判真實的消逝。其實他根本不想批判什麼，因為人本來就是空的，而真實從來都不存在。假如你覺得他的行文腔調很嘲諷，那只不過就是嘲諷而已，沒別的。
一段有名的軼事。《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的兄弟班導演自承受布希亞影響極深，除了在電影裏秀他的書用他的話，甚至還想請他當顧問。可是布希亞拒絕了，理由是這對新潮兄弟沒讀懂他的東西。大家或許還記得這部電影裏的未來電腦怎樣為人類虛構了整個世界吧，布希亞不滿的就是他們居然以為虛構的擬像世界之外別有真實的存在，而且還值得男主角一伙為之奮戰至死。
在二次大戰之後的法國思想界中，沒有比布希亞更虛無的了。讀他的著作，圖的就是樂子，這點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才說理論該比科幻小說更奇幻更荒謬。Steven Poole 在英國《衞報》上的訃聞說得好：「布希亞的死亡並沒有發生」。他憶起一場座談會，一名觀眾問布希亞「你是誰？」，布希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是自己的擬仿物」。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懷舊布希亞 （後現代玩笑二之一）
懷舊布希亞
拜託，可別再以為後現代主義是種很時髦的東西了，它被宣佈完蛋過很多很多次了。今天再說後現代主義，我們應該帶著懷舊的心態。所謂「懷舊」，按照剛去世的「後現代巫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說法，不是懷念一些我們失去了的美好事物，而是懷念一些根本從來就不存在的東西。例如每一座迪士尼樂園裏的景點「南方小鎮」，那種漂亮和諧溫暖的小社區，你以為它們真的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嗎？不，根本沒有，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擬仿」，一種沒有原始正本的擬仿。
懷舊後現代主義，你會發現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好像從來都不存在。幾乎每一個被人公認是後現代思想家的大師，都想和這個不榮譽的稱號劃清界線。德希達、德勒茲、傅柯甚至李歐塔，全都否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就連「最後現代」的布希亞都說：「大家該去問問『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這些字眼可有任何意義，至少我覺得沒有」。
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布希亞叫做「大師」，在燦若群星的現代法國思想界中，他到底算是老幾？他很出名，或許也很有趣，甚至還很有影響力；但他真的不是一個多有意義的人物。再準確點說，讀他的東西也許很過癮，但那些花俏迷人的文字讀了之後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紀念他？一向對激進思想不太感興趣的《經濟學人》固然為他發表了一篇訃聞，連向來躲避學術的香港傳媒也有幾篇悼念他的文章。
其實這一切是不是場誤會呢？就拿後現代來說吧，很多人覺得布希亞後現代就是因為他講擬仿講得妙。常識告訴我們，模擬之所以是模擬，正在於有一個真實給它模擬；模擬與真實，二者的分別猶如鏡子的影像和鏡子前的實物，其分別十分清楚。但是布希亞在他的名著《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卻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只有擬仿物而沒有真實的時代，整個世界就像一面鏡子，鏡像之外別無它物。
然後大家就想，這話說得可真有道理。我們難道不是活在一個影像稱王的世界裏嗎？所謂的真實，我們全是透過鏡像似的傳媒認知的。最誇張的例子莫過於各式各樣的「真人騷」了，明明是「騷」，偏要強調是真的。這種真實豈不就像迪士尼呈現的昔日小鎮，純粹是種懷舊的虛構？再推想下去，我們用肉眼看到的世界其實也擺不開媒體和各種擬仿的中介。比如說香港流行刊物很喜歡說某美女是「翻版阿嬌」或「翻版舒淇」，好端端的一個女子為何定要用另一個明星當原版來比較呢？更厲害的是我們甚至習慣在日常生活裏也把身邊的人當成「翻版阿嬌」與「翻版舒淇」，而且有人真的模仿明星的裝扮和雜誌上模特兒的有型姿態。這不就是布希亞所說的「比真實還真實」嗎？這個時代不再是傳媒表現和模仿真實了，而是反過來，真實在模仿傳媒。
這就是坊間流行的普及版布希亞學說了。其粗陋簡化自不待言，最慘的是大家接受了布希亞字裏行間的暗示，以為真實和擬仿的關係真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過去的擬仿和真實是一一對應的，有鏡子裏的人影就必有鏡子前的真人；而現在的擬仿卻和真實完全脫節，身為擬仿物的數碼影像自有其規律，絲毫不受真實的干擾。由於有時代的變化，所以歷史就能分期，如果以前的時代是現代，如今自然就是後現代了。又由於布希亞大談新時代的特徵，他當然是個後現代思想家。
可惜這都是誤解。（後現代玩笑二之一）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拜託，可別再以為後現代主義是種很時髦的東西了，它被宣佈完蛋過很多很多次了。今天再說後現代主義，我們應該帶著懷舊的心態。所謂「懷舊」，按照剛去世的「後現代巫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說法，不是懷念一些我們失去了的美好事物，而是懷念一些根本從來就不存在的東西。例如每一座迪士尼樂園裏的景點「南方小鎮」，那種漂亮和諧溫暖的小社區，你以為它們真的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嗎？不，根本沒有，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擬仿」，一種沒有原始正本的擬仿。
懷舊後現代主義，你會發現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好像從來都不存在。幾乎每一個被人公認是後現代思想家的大師，都想和這個不榮譽的稱號劃清界線。德希達、德勒茲、傅柯甚至李歐塔，全都否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就連「最後現代」的布希亞都說：「大家該去問問『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這些字眼可有任何意義，至少我覺得沒有」。
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布希亞叫做「大師」，在燦若群星的現代法國思想界中，他到底算是老幾？他很出名，或許也很有趣，甚至還很有影響力；但他真的不是一個多有意義的人物。再準確點說，讀他的東西也許很過癮，但那些花俏迷人的文字讀了之後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紀念他？一向對激進思想不太感興趣的《經濟學人》固然為他發表了一篇訃聞，連向來躲避學術的香港傳媒也有幾篇悼念他的文章。
其實這一切是不是場誤會呢？就拿後現代來說吧，很多人覺得布希亞後現代就是因為他講擬仿講得妙。常識告訴我們，模擬之所以是模擬，正在於有一個真實給它模擬；模擬與真實，二者的分別猶如鏡子的影像和鏡子前的實物，其分別十分清楚。但是布希亞在他的名著《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卻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只有擬仿物而沒有真實的時代，整個世界就像一面鏡子，鏡像之外別無它物。
然後大家就想，這話說得可真有道理。我們難道不是活在一個影像稱王的世界裏嗎？所謂的真實，我們全是透過鏡像似的傳媒認知的。最誇張的例子莫過於各式各樣的「真人騷」了，明明是「騷」，偏要強調是真的。這種真實豈不就像迪士尼呈現的昔日小鎮，純粹是種懷舊的虛構？再推想下去，我們用肉眼看到的世界其實也擺不開媒體和各種擬仿的中介。比如說香港流行刊物很喜歡說某美女是「翻版阿嬌」或「翻版舒淇」，好端端的一個女子為何定要用另一個明星當原版來比較呢？更厲害的是我們甚至習慣在日常生活裏也把身邊的人當成「翻版阿嬌」與「翻版舒淇」，而且有人真的模仿明星的裝扮和雜誌上模特兒的有型姿態。這不就是布希亞所說的「比真實還真實」嗎？這個時代不再是傳媒表現和模仿真實了，而是反過來，真實在模仿傳媒。
這就是坊間流行的普及版布希亞學說了。其粗陋簡化自不待言，最慘的是大家接受了布希亞字裏行間的暗示，以為真實和擬仿的關係真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過去的擬仿和真實是一一對應的，有鏡子裏的人影就必有鏡子前的真人；而現在的擬仿卻和真實完全脫節，身為擬仿物的數碼影像自有其規律，絲毫不受真實的干擾。由於有時代的變化，所以歷史就能分期，如果以前的時代是現代，如今自然就是後現代了。又由於布希亞大談新時代的特徵，他當然是個後現代思想家。
可惜這都是誤解。（後現代玩笑二之一）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曾蔭權的民粹邏輯
曾蔭權的民粹邏輯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03485&group_id=104
--梁文道
沒想到八大電子傳媒聯合舉辦的特首候選人論壇結束之後，大家最感興趣的不是任何實質的政策討論，而是曾蔭權和梁家傑的「分化」之爭。梁家傑當日再度祭起他的標誌口頭禪：「我代表無權、無勢、無錢、無票的市民參選」，乍聽之下十分動人。孰料曾蔭權也有神來之筆，爽快回應：「無論有錢沒錢、有權無權、有票無票、有勢無勢，都是我的老闆。不能叫香港陷入階級鬥爭，不能把香港分為有錢人與無錢的人。况且今天無錢的人，會成為日後有錢的人；今天無權的人，會成為明天有權的人。千祈不能分化，和諧的社會才是我們的發展目標」，結果頗得到些掌聲。
雖然一個說自己代表了「四無階層」，另一個則更狠，乾脆說自己代表全體香港人；看似非常不同，但其實他們都有一項共通點，那就是不約而同地聲稱自己「代表」了什麼。問題是梁家傑到底怎麼代表了無權無錢的市民，曾蔭權又是如何代表了全部香港人的呢？你們在代表我之前可有問過我願意被你們代表嗎？假如投票是一種產生政治代表的機制，我有投過票給你們去代表我嗎？兩位明明都是選委會提名的產物，怎麼成了那麼多人的代表呢？莫非只要宣稱自己代表了誰，這個代表關係就會自動出現而且確立？
本來這只是兩個辯論對手一時間耍耍嘴皮的戲言，不用當真。但是一個星期下來，坊間也有人嚴肅看待，把這番來往看作香港前途是「分化」還是「和諧」的大問題。梁家傑要不是點出了香港的階級矛盾，就是刻意製造分化鼓動民粹主義；而曾蔭權要不是想掩蓋事實，就是在塑造和諧的願景。更簡單的方法是把曾梁之別看成一道簡單的選擇題，選擇梁家傑就是選擇分化，選擇曾蔭權就是選擇和諧。
自從中央政府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理念，香港政壇也一天到晚跟着高唱和諧的頌歌，似乎和諧就是大家團結一致，不分彼此。然而和諧的前提不正是要承認社會差異的存在嗎？如果人群之中根本沒有任何分別，那就是「同質」而非和諧了。恰恰因為區別是存在的，差異是現實的，追求和諧才是有意義的。
細看曾蔭權和梁家傑的言論，我們可以發現二人都不否認香港社會差異的存在。梁家傑固然把市民一分為二，然後自行代表無權無錢的那一大批。其實強調不要搞分化的曾蔭權又何嘗不知道香港既有富人還有沒錢的人呢？否則他就用不着說今天沒錢的也有晉身富人階層的機會了。但是，二人同時也都掩蓋了其他的差異。梁家傑所代表的「四無階級」算不算「同一個」階級固然可疑，曾蔭權的說法更是有趣，他認為有錢也好沒錢也好，有權也好無權也好，所有人起碼在另一個層次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的老闆——香港人了。換句話說，雖然香港人明明有分別的，但卻又不能「分為有錢人和無錢的人」，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因此香港人這個身分可以掩蓋甚至取消了現實存在的收入分別、權力分別和階級差異。
這就是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說的民粹主義邏輯了，用一套「等同的邏輯」（logic of equivalence）去暫時取消所有的差異。比方說台灣目前明明有嚴重的貧富分化，但陳水扁之流的政客卻教大家要「愛台灣」，彷彿台灣人的身分大於其他一切（這也就是他所謂「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的真義了）。類似的例子歷史上層出不窮，政治人總喜歡用「人民」、「中國人」、「人類」等空泛的字眼去把不同的社會群體統一在一個帽子底下，似乎只要大家都是「X」，窮人就等於富人，女人就等於男人，資產階級就等於無產階級……
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效果就是消化整合各種因差異而產生的訴求。例如面對梁家傑提出的貧富差距惡化和政治權力分配不公，曾蔭權就以「全香港人都是老闆」的說法回應，好讓有錢沒錢，有權沒權的人都統一在香港人這個身分底下。而他恰巧就是代表全體香港人的。梁家傑的方法則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把原本紛雜多樣的「四無」統合起來，另一方面則把他們和權力集團劃分開來，形成社會「內部的敵對邊界」（internal antagonistic frontier），以打擊曾蔭權的代表性。
所以在指摘梁家傑煽動社會敵對情緒大搞民粹主義之餘，也別忘了曾蔭權走的也是一條民粹主義路線。在他那裏， 「和諧」與「香港人」都是遮掩差異的空洞名詞，純粹是種召喚支持的工具。
所有民粹主義邏輯的踐行者都擅長以「部分代表整體」，其實只是某個集團的精英卻自稱代表人民，其實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卻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體的意志。這種代表關係往往就只不過是一種宣稱，只要抬出了人民的名義，就好像真的代表了人民。所以曾蔭權不用大家的選票，只要他說自己代表了所有香港人，他就是大家的代表。至於這種宣稱是否有效，這層代表關係是否被大家接受，那就要看整個操作過程和被代表的人了。由於梁家傑的配合，這次特首選舉居然成了「有競爭」的選舉，所以曾蔭權成為港人代表的過程相當順利。又由於香港人真的很「務實」，所以民調結果對曾蔭權十分有利。看來曾蔭權果然「靠把口」就能代表全香港。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03485&group_id=104
--梁文道
沒想到八大電子傳媒聯合舉辦的特首候選人論壇結束之後，大家最感興趣的不是任何實質的政策討論，而是曾蔭權和梁家傑的「分化」之爭。梁家傑當日再度祭起他的標誌口頭禪：「我代表無權、無勢、無錢、無票的市民參選」，乍聽之下十分動人。孰料曾蔭權也有神來之筆，爽快回應：「無論有錢沒錢、有權無權、有票無票、有勢無勢，都是我的老闆。不能叫香港陷入階級鬥爭，不能把香港分為有錢人與無錢的人。况且今天無錢的人，會成為日後有錢的人；今天無權的人，會成為明天有權的人。千祈不能分化，和諧的社會才是我們的發展目標」，結果頗得到些掌聲。
雖然一個說自己代表了「四無階層」，另一個則更狠，乾脆說自己代表全體香港人；看似非常不同，但其實他們都有一項共通點，那就是不約而同地聲稱自己「代表」了什麼。問題是梁家傑到底怎麼代表了無權無錢的市民，曾蔭權又是如何代表了全部香港人的呢？你們在代表我之前可有問過我願意被你們代表嗎？假如投票是一種產生政治代表的機制，我有投過票給你們去代表我嗎？兩位明明都是選委會提名的產物，怎麼成了那麼多人的代表呢？莫非只要宣稱自己代表了誰，這個代表關係就會自動出現而且確立？
本來這只是兩個辯論對手一時間耍耍嘴皮的戲言，不用當真。但是一個星期下來，坊間也有人嚴肅看待，把這番來往看作香港前途是「分化」還是「和諧」的大問題。梁家傑要不是點出了香港的階級矛盾，就是刻意製造分化鼓動民粹主義；而曾蔭權要不是想掩蓋事實，就是在塑造和諧的願景。更簡單的方法是把曾梁之別看成一道簡單的選擇題，選擇梁家傑就是選擇分化，選擇曾蔭權就是選擇和諧。
自從中央政府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理念，香港政壇也一天到晚跟着高唱和諧的頌歌，似乎和諧就是大家團結一致，不分彼此。然而和諧的前提不正是要承認社會差異的存在嗎？如果人群之中根本沒有任何分別，那就是「同質」而非和諧了。恰恰因為區別是存在的，差異是現實的，追求和諧才是有意義的。
細看曾蔭權和梁家傑的言論，我們可以發現二人都不否認香港社會差異的存在。梁家傑固然把市民一分為二，然後自行代表無權無錢的那一大批。其實強調不要搞分化的曾蔭權又何嘗不知道香港既有富人還有沒錢的人呢？否則他就用不着說今天沒錢的也有晉身富人階層的機會了。但是，二人同時也都掩蓋了其他的差異。梁家傑所代表的「四無階級」算不算「同一個」階級固然可疑，曾蔭權的說法更是有趣，他認為有錢也好沒錢也好，有權也好無權也好，所有人起碼在另一個層次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的老闆——香港人了。換句話說，雖然香港人明明有分別的，但卻又不能「分為有錢人和無錢的人」，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因此香港人這個身分可以掩蓋甚至取消了現實存在的收入分別、權力分別和階級差異。
這就是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說的民粹主義邏輯了，用一套「等同的邏輯」（logic of equivalence）去暫時取消所有的差異。比方說台灣目前明明有嚴重的貧富分化，但陳水扁之流的政客卻教大家要「愛台灣」，彷彿台灣人的身分大於其他一切（這也就是他所謂「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的真義了）。類似的例子歷史上層出不窮，政治人總喜歡用「人民」、「中國人」、「人類」等空泛的字眼去把不同的社會群體統一在一個帽子底下，似乎只要大家都是「X」，窮人就等於富人，女人就等於男人，資產階級就等於無產階級……
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效果就是消化整合各種因差異而產生的訴求。例如面對梁家傑提出的貧富差距惡化和政治權力分配不公，曾蔭權就以「全香港人都是老闆」的說法回應，好讓有錢沒錢，有權沒權的人都統一在香港人這個身分底下。而他恰巧就是代表全體香港人的。梁家傑的方法則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把原本紛雜多樣的「四無」統合起來，另一方面則把他們和權力集團劃分開來，形成社會「內部的敵對邊界」（internal antagonistic frontier），以打擊曾蔭權的代表性。
所以在指摘梁家傑煽動社會敵對情緒大搞民粹主義之餘，也別忘了曾蔭權走的也是一條民粹主義路線。在他那裏， 「和諧」與「香港人」都是遮掩差異的空洞名詞，純粹是種召喚支持的工具。
所有民粹主義邏輯的踐行者都擅長以「部分代表整體」，其實只是某個集團的精英卻自稱代表人民，其實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卻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體的意志。這種代表關係往往就只不過是一種宣稱，只要抬出了人民的名義，就好像真的代表了人民。所以曾蔭權不用大家的選票，只要他說自己代表了所有香港人，他就是大家的代表。至於這種宣稱是否有效，這層代表關係是否被大家接受，那就要看整個操作過程和被代表的人了。由於梁家傑的配合，這次特首選舉居然成了「有競爭」的選舉，所以曾蔭權成為港人代表的過程相當順利。又由於香港人真的很「務實」，所以民調結果對曾蔭權十分有利。看來曾蔭權果然「靠把口」就能代表全香港。
Saturday, April 07, 2007
裙帶資本主義(2)
無話可說；新不如舊，不進則退。
香港的"政治家"退到原始時代
*****
他們不會私相授受
曾蔭權候選連任香港行政長官期間，四出拜訪六百多位選舉委員，日不暇給，有一次上電台接受訪問，問者說：「自由黨、民建聯手執選票數以百計，會不會要求政治交易？」曾蔭權回答：「那也是人之常情。」
於是，他當選之後，一面宣布「為政不會私相授受」，一面就委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擔任旅遊發展局主席。
於是，民建聯主席馬力投曾蔭權一票之後，一面強調「從來沒想過換取什麼職位」，一面力言政府必須增設副局長、局長助理等大量祿厚高職，而民建聯則會推薦人才。
曾蔭權是新中國政治家
曾蔭權說自己是政治家，那當然是新中國政治家。舊中國政治家的人之常情和曾蔭權不同：他們明白官爵是天下公器，更明白不可用天下公器樹一己私恩。
唐朝武則天年間，狄仁傑獲婁師德舉薦，和婁師德同任宰相，卻不知道受了婁師德恩惠，常常排斥他。有一天，武則天問狄仁傑：「朕大用卿，卿知所自（原因）乎？」狄仁傑昂然說：「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武則天笑了笑，命左右把婁師德奏上的十多封薦書拿來賜狄仁傑。狄仁傑讀了，慚愧得無地自容（《唐語林》卷三）。
宋朝仁宗年間，名相王曾「每進擢時才，不欲人歸恩在己」，曾經推薦一位蘇維甫。蘇維甫應召到京，多次拜訪王曾，都未敢以私事干請，最後床頭金盡，硬著頭皮談及身計，王曾顧左右而言他。蘇維甫無奈告辭，回到住所，見有朝廷使者在門前等候，傳令他出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王曾原來早已給蘇維甫安排了這個要職，只是沒有藉此市恩。他任宰相的格言是：「恩若自樹，怨使誰當？」施政以公道為心，自然沒有私恩私怨（《儒林公議》）。
照顧選委就可三高連任
新中國政治家則最擅長以公器樹私恩。比如說，中共總書記治黨治國全仗軍隊，所以江澤民主政期間，先後分八次委任了七十九名上將；胡錦濤也不例外，去年五月一口氣拜除上將十人。只要軍隊感恩，有坦克雄師在，你就不必問天下積怨誰當。
香港情況更簡單。曾蔭權只要照顧了六百多位選舉委員的人之常情，就可以「高提名、高選票、高民望」連任。這在新中國絕對不算以公謀私貪污瀆職。溫家寶說：「曾蔭權當選，充分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公平」和「公正」這兩個形容詞意思有什麼分別，我不知道。但廈門東孚鎮鼎美村去年舉辦村主任選舉，村民把溫家寶的原則解釋得淋漓盡致：「當上村主任，可以賺很多錢。兩個候選人，拿一點錢出來，跟我們買票，有什麼不公道？」這是中共轄下《小康》月刊上月報道的故事。
說話少一些形容詞，往往會清楚一些。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香港的"政治家"退到原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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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會私相授受
曾蔭權候選連任香港行政長官期間，四出拜訪六百多位選舉委員，日不暇給，有一次上電台接受訪問，問者說：「自由黨、民建聯手執選票數以百計，會不會要求政治交易？」曾蔭權回答：「那也是人之常情。」
於是，他當選之後，一面宣布「為政不會私相授受」，一面就委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擔任旅遊發展局主席。
於是，民建聯主席馬力投曾蔭權一票之後，一面強調「從來沒想過換取什麼職位」，一面力言政府必須增設副局長、局長助理等大量祿厚高職，而民建聯則會推薦人才。
曾蔭權是新中國政治家
曾蔭權說自己是政治家，那當然是新中國政治家。舊中國政治家的人之常情和曾蔭權不同：他們明白官爵是天下公器，更明白不可用天下公器樹一己私恩。
唐朝武則天年間，狄仁傑獲婁師德舉薦，和婁師德同任宰相，卻不知道受了婁師德恩惠，常常排斥他。有一天，武則天問狄仁傑：「朕大用卿，卿知所自（原因）乎？」狄仁傑昂然說：「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武則天笑了笑，命左右把婁師德奏上的十多封薦書拿來賜狄仁傑。狄仁傑讀了，慚愧得無地自容（《唐語林》卷三）。
宋朝仁宗年間，名相王曾「每進擢時才，不欲人歸恩在己」，曾經推薦一位蘇維甫。蘇維甫應召到京，多次拜訪王曾，都未敢以私事干請，最後床頭金盡，硬著頭皮談及身計，王曾顧左右而言他。蘇維甫無奈告辭，回到住所，見有朝廷使者在門前等候，傳令他出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王曾原來早已給蘇維甫安排了這個要職，只是沒有藉此市恩。他任宰相的格言是：「恩若自樹，怨使誰當？」施政以公道為心，自然沒有私恩私怨（《儒林公議》）。
照顧選委就可三高連任
新中國政治家則最擅長以公器樹私恩。比如說，中共總書記治黨治國全仗軍隊，所以江澤民主政期間，先後分八次委任了七十九名上將；胡錦濤也不例外，去年五月一口氣拜除上將十人。只要軍隊感恩，有坦克雄師在，你就不必問天下積怨誰當。
香港情況更簡單。曾蔭權只要照顧了六百多位選舉委員的人之常情，就可以「高提名、高選票、高民望」連任。這在新中國絕對不算以公謀私貪污瀆職。溫家寶說：「曾蔭權當選，充分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公平」和「公正」這兩個形容詞意思有什麼分別，我不知道。但廈門東孚鎮鼎美村去年舉辦村主任選舉，村民把溫家寶的原則解釋得淋漓盡致：「當上村主任，可以賺很多錢。兩個候選人，拿一點錢出來，跟我們買票，有什麼不公道？」這是中共轄下《小康》月刊上月報道的故事。
說話少一些形容詞，往往會清楚一些。
古德明 專欄作家
Friday, April 06, 2007
Crony Capitalism
2003 - 23 條自由黨黨魁田北俊退出行政會議，由副主席周梁淑怡代替成為行政會議的自由黨代表。
2007 - 周梁淑怡退任旅發局主席，恰巧由田北俊補上。
香港旅遊業再沒有精英或是中國人DNA裏的裙帶資本主義作怪呢 ?
******************************
李光耀曾經說，儒家文化是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句話的實質，其實不是儒家文化有多好，而是反映了亞洲沒有民主制度，缺乏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傳統，所以為了彌補沒有合約制約的缺陷，必須依靠家族關係和獨裁的政府，使複雜的商業交易得以完成。
但是，家族關係真能比得上民主和法律制度嗎？答案是不能。亞洲的這種社會結構，使得幾個富有的商業家族得以與政府勾結，肆無忌憚的對社會大眾進行掠奪。
這就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大約7成的亞洲上市公司都與某個集團相關聯，這些集團均操作很多公司。亞洲最大的6個集團控制了所有亞洲公司中的22.23％，最大的22個集團控制了32.19％的亞洲公司。在日本，83％的上市公司與集團關聯，在菲律賓為73％，在香港、印尼及新加坡均超過60％，泰國比例較低，但也有40％。
這些集團有很多都是家族背景。一項研究表明，東亞地區最大的15個家族控制的公司市值總值，分別佔其國內和地區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為：香港（84.2％），馬來西亞（76.2％），新加坡（48.3％），菲律賓（46.7％），泰國（39.3％），印尼（21.5％），台灣（17％），韓國（12.9％），日本（2.1％）。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概念在亞洲是根本不存在的。亞洲公司高級經理人與控股家族有親戚關係的百分比如下：香港（53.4％），印尼（84.6％），日本（37.2％），韓國（80.7％），馬來西亞（85.0％），菲律賓（42.3％），新加坡（69.9％），台灣（79.8％），泰國（67.5％）。亞洲公司所有權與管理權的不分家，大幅提高了控股家族的影響力，使其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大部分東亞地區的經濟都是由少數家族所壟斷。這對經濟政策有什麼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家族生意獲得優先待遇。如果有家族成員就任政府高官，發生這種情況的機會就更高。例如，印尼的蘇哈托家族的生意王國就通過蘇哈托的子孫、親戚和生意夥伴等，控制了超過400家印尼公司，其中不少人是政府官員。
家族壟斷更深遠地影響到司法制度的發展。當少數家族支配了整個商業市場，而政府又積極參與其中的話，司法制度便很可能起不小保護小股東和鼓勵公開競爭的作用。家族壟斷對司法制度有著重大的負面影響，家族壟斷愈大，審判系統效率愈差，法律愈不公平，並且政府愈腐敗。
家族操縱東亞經濟所帶來的重要啟示是，大企業集團的控制股東有能力去剝削或侵佔社會大眾的利益。
如果我們承認「裙帶資本主義」塑造了亞洲的經濟奇跡，那麼隨之而來的少數家族對社會大眾的剝削就是必然的。這將無可避免的造成財富向富人傾斜，加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穩定。
（摘自朗鹹平《操縱：機構投資人與大股東操縱策略案例》一書，東方出版社，2004年5月）
****************************
恒豐金業主席 林世榮為自由黨員
【明報 專訊】自從被央視「大踢爆」後，恒豐金業科技主席林世榮一直未有現身，但恰巧的是，這位被指或會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珠寶店老闆，與履新 4日的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同屬自由黨中人。
田北俊昨首次以旅發局主席身分與傳媒高層午宴，席間被問及有消息指林世榮是自由黨員時，田氏證實了這消息。他透露，其實在周梁淑怡任旅發局主席時，周太已經常找林世榮「傾偈」，早年旅發局也曾除去林世榮旗下另一家店舖「金至尊」的優質旅遊標記。
內地出生的林世榮自小喪父，出生貧困的他 77年隻身偷渡來港當打金學徒， 79年他用 300多元積蓄開設小型打金工場，其後趁內地改革開放，在東莞開設了全國首家金銀來料加工廠，生意愈做愈大。 90年代，他以推出新款金飾禮品成功突圍，例如為前特首董建華、影星曾志偉鑄造金像，每個 40萬至 50萬元。 99年他旗下的恒豐金業科技（ 0870）正式在港上市。
2001他正式進軍香港零售市場，以 3800萬元打造金廁所景點， 03年受惠自由行政策，生意上漲，翌年獲行政長官董建華頒授榮譽勳章。
2005年，林世榮旗下「金至尊」珠寶公司的「優質旅遊服務」商戶資格，因「客人未能自由進出店舖」及「員工態度欠佳」的投訴，被旅發局終止。翌年「金至尊」門市獲准恢復資格，但林持有的另一間公司、以金廁所聞名的「博覽環球」（原名亦為「金至尊」），則未有取得有關資格。恒豐金業去年截至 3月底的純利為 1.3億元。去年 9月，林斥資 4億元在土瓜灣打造「瑞士號黃金皇宮」景點。
2007 - 周梁淑怡退任旅發局主席，恰巧由田北俊補上。
香港旅遊業再沒有精英或是中國人DNA裏的裙帶資本主義作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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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經說，儒家文化是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句話的實質，其實不是儒家文化有多好，而是反映了亞洲沒有民主制度，缺乏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傳統，所以為了彌補沒有合約制約的缺陷，必須依靠家族關係和獨裁的政府，使複雜的商業交易得以完成。
但是，家族關係真能比得上民主和法律制度嗎？答案是不能。亞洲的這種社會結構，使得幾個富有的商業家族得以與政府勾結，肆無忌憚的對社會大眾進行掠奪。
這就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大約7成的亞洲上市公司都與某個集團相關聯，這些集團均操作很多公司。亞洲最大的6個集團控制了所有亞洲公司中的22.23％，最大的22個集團控制了32.19％的亞洲公司。在日本，83％的上市公司與集團關聯，在菲律賓為73％，在香港、印尼及新加坡均超過60％，泰國比例較低，但也有40％。
這些集團有很多都是家族背景。一項研究表明，東亞地區最大的15個家族控制的公司市值總值，分別佔其國內和地區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為：香港（84.2％），馬來西亞（76.2％），新加坡（48.3％），菲律賓（46.7％），泰國（39.3％），印尼（21.5％），台灣（17％），韓國（12.9％），日本（2.1％）。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概念在亞洲是根本不存在的。亞洲公司高級經理人與控股家族有親戚關係的百分比如下：香港（53.4％），印尼（84.6％），日本（37.2％），韓國（80.7％），馬來西亞（85.0％），菲律賓（42.3％），新加坡（69.9％），台灣（79.8％），泰國（67.5％）。亞洲公司所有權與管理權的不分家，大幅提高了控股家族的影響力，使其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大部分東亞地區的經濟都是由少數家族所壟斷。這對經濟政策有什麼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家族生意獲得優先待遇。如果有家族成員就任政府高官，發生這種情況的機會就更高。例如，印尼的蘇哈托家族的生意王國就通過蘇哈托的子孫、親戚和生意夥伴等，控制了超過400家印尼公司，其中不少人是政府官員。
家族壟斷更深遠地影響到司法制度的發展。當少數家族支配了整個商業市場，而政府又積極參與其中的話，司法制度便很可能起不小保護小股東和鼓勵公開競爭的作用。家族壟斷對司法制度有著重大的負面影響，家族壟斷愈大，審判系統效率愈差，法律愈不公平，並且政府愈腐敗。
家族操縱東亞經濟所帶來的重要啟示是，大企業集團的控制股東有能力去剝削或侵佔社會大眾的利益。
如果我們承認「裙帶資本主義」塑造了亞洲的經濟奇跡，那麼隨之而來的少數家族對社會大眾的剝削就是必然的。這將無可避免的造成財富向富人傾斜，加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穩定。
（摘自朗鹹平《操縱：機構投資人與大股東操縱策略案例》一書，東方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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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豐金業主席 林世榮為自由黨員
【明報 專訊】自從被央視「大踢爆」後，恒豐金業科技主席林世榮一直未有現身，但恰巧的是，這位被指或會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珠寶店老闆，與履新 4日的旅遊發展局主席田北俊，同屬自由黨中人。
田北俊昨首次以旅發局主席身分與傳媒高層午宴，席間被問及有消息指林世榮是自由黨員時，田氏證實了這消息。他透露，其實在周梁淑怡任旅發局主席時，周太已經常找林世榮「傾偈」，早年旅發局也曾除去林世榮旗下另一家店舖「金至尊」的優質旅遊標記。
內地出生的林世榮自小喪父，出生貧困的他 77年隻身偷渡來港當打金學徒， 79年他用 300多元積蓄開設小型打金工場，其後趁內地改革開放，在東莞開設了全國首家金銀來料加工廠，生意愈做愈大。 90年代，他以推出新款金飾禮品成功突圍，例如為前特首董建華、影星曾志偉鑄造金像，每個 40萬至 50萬元。 99年他旗下的恒豐金業科技（ 0870）正式在港上市。
2001他正式進軍香港零售市場，以 3800萬元打造金廁所景點， 03年受惠自由行政策，生意上漲，翌年獲行政長官董建華頒授榮譽勳章。
2005年，林世榮旗下「金至尊」珠寶公司的「優質旅遊服務」商戶資格，因「客人未能自由進出店舖」及「員工態度欠佳」的投訴，被旅發局終止。翌年「金至尊」門市獲准恢復資格，但林持有的另一間公司、以金廁所聞名的「博覽環球」（原名亦為「金至尊」），則未有取得有關資格。恒豐金業去年截至 3月底的純利為 1.3億元。去年 9月，林斥資 4億元在土瓜灣打造「瑞士號黃金皇宮」景點。
Thursday, March 22, 2007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我覺得不論那方論點正確 ( Global Warming or Global Cooling or historical problem only )
都要節約使用化石能源
停止破壞地球生態
論點有
1. CO2
1.1 CO2不是地球氣溫上升的成因，反而地球氣溫會引致海洋放出 CO2
1.2 歷史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工業強勁發展，明顯產生出大量CO2，但卻錄得整體溫度下降
1.3 Al Gore 在 An Inconvenient Truth 中提到冰層研究，含糊說出 CO2 量和地球氣溫有"複雜"的關係，但沒有說出當地球氣溫上升 CO2 量就慢慢上升 (大約落後 800 年)
2. 太陽活動 ( Solar Activity ) -
3. 宇宙射線
4. 雲量
都要節約使用化石能源
停止破壞地球生態
論點有
1. CO2
1.1 CO2不是地球氣溫上升的成因，反而地球氣溫會引致海洋放出 CO2
1.2 歷史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工業強勁發展，明顯產生出大量CO2，但卻錄得整體溫度下降
1.3 Al Gore 在 An Inconvenient Truth 中提到冰層研究，含糊說出 CO2 量和地球氣溫有"複雜"的關係，但沒有說出當地球氣溫上升 CO2 量就慢慢上升 (大約落後 800 年)
2. 太陽活動 ( Solar Activity ) -
3. 宇宙射線
4. 雲量
Monday, March 19, 2007
好開心呀~~~ 又有得貼堂呀~~~ ^0^
Saturday, March 17, 2007
Sunday, March 11, 2007
認識你的敵人
認識你的敵人
梁文道
當我還在台灣唸初中的時候，我就覺得馬克思主義一定很有道理。不然的話，為什麼政府一天到晚教我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卻從來不說清楚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呢？問老師，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學校教育更總是重複「萬惡的共產主義」這種無聊的論調。共產主義一定很有吸引力，馬克思一定很有說服力，否則那些大人不會把這些東西藏起來。
今天香港的孩子們會不會也有這種逆反的心理，感到禁忌知識的誘惑呢？
香港有禁忌知識嗎？有的，那就是台獨了。遍觀所有主流傳媒，我們看得見陳水扁宣佈台灣「只有統獨問題，沒有左右路線」的消息；我們看得見許多論者批判台獨激進派的危險，或者客觀分析台獨對未來局勢的影響。但是自從九七回歸之後，我幾乎沒見過有人正面介紹台獨的理據，更不要說肯定台獨的主張了。
於是問題就來了。如今的學校教育流行講通識，要學生「多角度」地批判思考，又要學生認識時實，還要他們結合兩者，從不同的立場靈活地去分析時局。我很想知道萬一有學子對台海問題有興趣，想要「多角度」地去認識這個題目，他可以發現哪些角度呢？他會找到大量批判台獨的文章，但他很難搞清楚台獨到底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台獨的由來。為什麼一種那麼愚蠢的意識形態在台灣還會那麼流行呢？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相信這種被我們徹底否定的立場呢？雖然以今天的政治氣候來說，學界的辯論比賽不大可能拿「台灣可以獨立」做辯題；但是在反對一種主張之前，難道我們不需要先弄明白它到底是什麼嗎？
我意外地發現原來用不著去台灣，香港的大型書店也有「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的著作。沒錯，台獨也有理論。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它必須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也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而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的《共同體》就是最新階段的台獨理論了。比起往昔的台獨理論，這本書代表了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新傾向，那就是不再關注台灣為什麼應該獨立的理由了，因為台獨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至少有一半台灣人支持）。林濁水現在把重點放在台灣為什麼還不能獨立這個問題上，它是個在肯定了前提與目標之下的現實過程問題。
因此林濁水可以輕鬆擺脫一些陳舊可笑的舊理論，比如說那種認為台灣人的血統混雜了南島語族、荷蘭人、日本人和漢人的基因，所以不同於中國人的「科學」說法。他也談基因，甚至引述北京科研機構的發現，指出台灣人在血統上果然和中原漢人不一樣；但是其立意不在於以此證明台獨有理，而是為了反駁大陸官方那套「同文同種」的主流論述。
其實所有對現代社會科學有點認識的學者都知道，「同文同種」不必然是界定一個國家的基礎，否則美國當年的獨立就很沒道理了。因此林濁水提出了中華可以是一個文明而未必是一個國家的說法；也就是說台灣不需要「去中國化」，因為台灣的確是「華人文化圈」的一份子，但它仍然可以是個獨立國家。
看完這本書，我覺得林濁水確實提出了許多有趣的挑戰；但他自己卻沒有好好回應台灣知識界中進步左翼的挑戰。尤其是書名中的「共同體」概念，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這個源自李登輝「生命共同體」的說法其實和台獨討厭的「大漢沙文主義」沒有分別，都是一種含混的法西斯意識形態，消弭了社會上各種具體的階級差異，卻代之以大而化之的國族神話。簡單地說，台獨正好複製了他們反對的大一統國家認同，這就是今天陳水扁否認左右路線之分的原因了。
無論如何，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要反對你的對手，至少要先聽一聽他的意見吧？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
當我還在台灣唸初中的時候，我就覺得馬克思主義一定很有道理。不然的話，為什麼政府一天到晚教我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卻從來不說清楚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呢？問老師，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學校教育更總是重複「萬惡的共產主義」這種無聊的論調。共產主義一定很有吸引力，馬克思一定很有說服力，否則那些大人不會把這些東西藏起來。
今天香港的孩子們會不會也有這種逆反的心理，感到禁忌知識的誘惑呢？
香港有禁忌知識嗎？有的，那就是台獨了。遍觀所有主流傳媒，我們看得見陳水扁宣佈台灣「只有統獨問題，沒有左右路線」的消息；我們看得見許多論者批判台獨激進派的危險，或者客觀分析台獨對未來局勢的影響。但是自從九七回歸之後，我幾乎沒見過有人正面介紹台獨的理據，更不要說肯定台獨的主張了。
於是問題就來了。如今的學校教育流行講通識，要學生「多角度」地批判思考，又要學生認識時實，還要他們結合兩者，從不同的立場靈活地去分析時局。我很想知道萬一有學子對台海問題有興趣，想要「多角度」地去認識這個題目，他可以發現哪些角度呢？他會找到大量批判台獨的文章，但他很難搞清楚台獨到底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台獨的由來。為什麼一種那麼愚蠢的意識形態在台灣還會那麼流行呢？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相信這種被我們徹底否定的立場呢？雖然以今天的政治氣候來說，學界的辯論比賽不大可能拿「台灣可以獨立」做辯題；但是在反對一種主張之前，難道我們不需要先弄明白它到底是什麼嗎？
我意外地發現原來用不著去台灣，香港的大型書店也有「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的著作。沒錯，台獨也有理論。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它必須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也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而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的《共同體》就是最新階段的台獨理論了。比起往昔的台獨理論，這本書代表了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新傾向，那就是不再關注台灣為什麼應該獨立的理由了，因為台獨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至少有一半台灣人支持）。林濁水現在把重點放在台灣為什麼還不能獨立這個問題上，它是個在肯定了前提與目標之下的現實過程問題。
因此林濁水可以輕鬆擺脫一些陳舊可笑的舊理論，比如說那種認為台灣人的血統混雜了南島語族、荷蘭人、日本人和漢人的基因，所以不同於中國人的「科學」說法。他也談基因，甚至引述北京科研機構的發現，指出台灣人在血統上果然和中原漢人不一樣；但是其立意不在於以此證明台獨有理，而是為了反駁大陸官方那套「同文同種」的主流論述。
其實所有對現代社會科學有點認識的學者都知道，「同文同種」不必然是界定一個國家的基礎，否則美國當年的獨立就很沒道理了。因此林濁水提出了中華可以是一個文明而未必是一個國家的說法；也就是說台灣不需要「去中國化」，因為台灣的確是「華人文化圈」的一份子，但它仍然可以是個獨立國家。
看完這本書，我覺得林濁水確實提出了許多有趣的挑戰；但他自己卻沒有好好回應台灣知識界中進步左翼的挑戰。尤其是書名中的「共同體」概念，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這個源自李登輝「生命共同體」的說法其實和台獨討厭的「大漢沙文主義」沒有分別，都是一種含混的法西斯意識形態，消弭了社會上各種具體的階級差異，卻代之以大而化之的國族神話。簡單地說，台獨正好複製了他們反對的大一統國家認同，這就是今天陳水扁否認左右路線之分的原因了。
無論如何，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要反對你的對手，至少要先聽一聽他的意見吧？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Saturday, March 10, 2007
海豚大屠殺在日本
滿口謊言的人假借科學研究之名，每年冬季都進行血腥大屠殺。
用海豚的鮮血染紅了一大遍海灣!
Stop the dolphin and whale killings in Taij
Sign the Petition
用海豚的鮮血染紅了一大遍海灣!
Stop the dolphin and whale killings in Taij
Sign the Petition
Sunday, March 04, 2007
三一特首答問大會，毓民到場抗議言論被封殺
絕少香港傳媒報導這事。屬自我審查或傳媒覺得這事微不足一道?
幸好尚有互聯網這個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獨裁政體的惡夢。
註:馮檢基及李鑾輝乃是次統籌答問會的負責人。
*****
my radio就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禁止本台記者採訪之聲明
本台已於二月二十六日就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禁止本台記者在三月一日進行正常採訪一事,向香港記者協會作出投訴,記協隨即處理有關投訴,並於二月二十八日發表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遺憾聲明(見附件)。
我們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負責人以網絡為新媒體,數目眾多,大會地方不足為理由拒絕我們的採訪申請,實屬自欺欺人之舉。眾所周知,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篩選措施,實際上是針對本台主持黃毓民而設的,一眾網絡媒體記者也因而「連坐」。
我們必須強調,答問大會當局今次的「特殊措施」,並不單止是歧視網絡媒體那麼簡單,而是影響香港整體新聞自由的嚴重事件,因為此例一開,日後其他人士或組織也可以以各式各樣的「理由」,禁止不同類型媒體的正常採訪活動,變相審查言論。
事實上,有關當局在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事情上,必須維護所有記者的公平採訪權利,否則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難以得到保障。
最後,我們強烈譴責答問大會今次篩選傳媒的做法,並呼籲立即更改措施,容許所有記者進場採訪。
梁錦祥投訴電郵原文
Dear Chairlady of HKJA,
My name is Eddie Leung. I am a member of HKJA (member xxxx) and the director of www. myradio.com.hk. I would like to file a complaint against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Forum regarding their policy of media screening and discrimination of internet media.
During a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Lee Luen-fai this morning (February 27, 2007), I was informed that reporters of the internet media such as I would not be allowed in the Forum held on March 1, 2007 for reporting. Not only that this policy is a direct contradiction of the stated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Forum, it is also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in my whole journalistic career. To give you an example, no such policy against internet media representatives was ever issued in Chung Ting-yiu inc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I was allowed to do my normal reporting like other media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whole incident. In fact, there was no pre-screening of media at all.
Matters such as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volve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and reporters of all kinds of media should be given equal opportunity of reporting in the Forum. Press freedom of Hong Kong will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if pre-screening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ertain kind of media representative occurred in the reporting of such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Apparently, the background to such a policy is the Wong Yuk-man incident on February 1, 2007. This in fact has become a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all internet media representatives. If the Forum convenors want to maintain "order" and avoid disruption, this can be done on the spot by security guards and officials instead of relying on the pre-screening procedures.
Hong Kong Journalist Association has always been a champ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I would very much hope that it can follow up my complain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case you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r detail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xxxx xxxx at or e-mail me.
Eddie Leung
director
my radio
*****
致: 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秘書處
香港記者協會於二月二十六日收到會員梁錦祥先生電郵，就三月一日「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採訪安排作出投訴。
梁錦祥先生以my radio台長的身份申請到場採訪，卻被 貴會以其網站未經註冊為由，拒絕接受申請。投訴人認為此舉有違公平的採訪原則，且對網上媒體有歧視之嫌。
本會於今天下午致電 貴會發起人之一的李鑾輝先生反映事件，李先生指大會是根據「公平」的原則作出採訪安排，只接待符合大會要求的傳媒機構，包括報社、電台、電視台、流動電話供應商、通訊社及境外傳媒。本會認為，當局現時未有特別的發牌制度確認網上媒體，致使大會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的採訪權利，誠屬令人遺憾。
對於 貴會是次選擇性的篩選傳媒，限制正常的採訪工作，本會認為已嚴重妨礙新聞自由及禠奪公眾知情權，大大削弱行政長官候選人論壇的公信力。
最後，本會強烈要求 貴會盡早作出公平、公開和合理的安排，讓所有傳媒機構的代表可如常進場採訪。佇候示覆。
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副本送：曾蔭權競選辦公室秘書長許雄先生
特區政府新聞處處長邱騰華先生
幸好尚有互聯網這個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獨裁政體的惡夢。
註:馮檢基及李鑾輝乃是次統籌答問會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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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adio就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禁止本台記者採訪之聲明
本台已於二月二十六日就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禁止本台記者在三月一日進行正常採訪一事,向香港記者協會作出投訴,記協隨即處理有關投訴,並於二月二十八日發表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遺憾聲明(見附件)。
我們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負責人以網絡為新媒體,數目眾多,大會地方不足為理由拒絕我們的採訪申請,實屬自欺欺人之舉。眾所周知,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篩選措施,實際上是針對本台主持黃毓民而設的,一眾網絡媒體記者也因而「連坐」。
我們必須強調,答問大會當局今次的「特殊措施」,並不單止是歧視網絡媒體那麼簡單,而是影響香港整體新聞自由的嚴重事件,因為此例一開,日後其他人士或組織也可以以各式各樣的「理由」,禁止不同類型媒體的正常採訪活動,變相審查言論。
事實上,有關當局在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的事情上,必須維護所有記者的公平採訪權利,否則公眾知情權和新聞自由難以得到保障。
最後,我們強烈譴責答問大會今次篩選傳媒的做法,並呼籲立即更改措施,容許所有記者進場採訪。
梁錦祥投訴電郵原文
Dear Chairlady of HKJA,
My name is Eddie Leung. I am a member of HKJA (member xxxx) and the director of www. myradio.com.hk. I would like to file a complaint against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Forum regarding their policy of media screening and discrimination of internet media.
During a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Lee Luen-fai this morning (February 27, 2007), I was informed that reporters of the internet media such as I would not be allowed in the Forum held on March 1, 2007 for reporting. Not only that this policy is a direct contradiction of the stated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Forum, it is also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in my whole journalistic career. To give you an example, no such policy against internet media representatives was ever issued in Chung Ting-yiu inc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I was allowed to do my normal reporting like other media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whole incident. In fact, there was no pre-screening of media at all.
Matters such as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volve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and reporters of all kinds of media should be given equal opportunity of reporting in the Forum. Press freedom of Hong Kong will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if pre-screening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ertain kind of media representative occurred in the reporting of such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Apparently, the background to such a policy is the Wong Yuk-man incident on February 1, 2007. This in fact has become a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all internet media representatives. If the Forum convenors want to maintain "order" and avoid disruption, this can be done on the spot by security guards and officials instead of relying on the pre-screening procedures.
Hong Kong Journalist Association has always been a champ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I would very much hope that it can follow up my complain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case you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r details,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xxxx xxxx at or e-mail me.
Eddie Leung
director
my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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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秘書處
香港記者協會於二月二十六日收到會員梁錦祥先生電郵，就三月一日「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的採訪安排作出投訴。
梁錦祥先生以my radio台長的身份申請到場採訪，卻被 貴會以其網站未經註冊為由，拒絕接受申請。投訴人認為此舉有違公平的採訪原則，且對網上媒體有歧視之嫌。
本會於今天下午致電 貴會發起人之一的李鑾輝先生反映事件，李先生指大會是根據「公平」的原則作出採訪安排，只接待符合大會要求的傳媒機構，包括報社、電台、電視台、流動電話供應商、通訊社及境外傳媒。本會認為，當局現時未有特別的發牌制度確認網上媒體，致使大會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的採訪權利，誠屬令人遺憾。
對於 貴會是次選擇性的篩選傳媒，限制正常的採訪工作，本會認為已嚴重妨礙新聞自由及禠奪公眾知情權，大大削弱行政長官候選人論壇的公信力。
最後，本會強烈要求 貴會盡早作出公平、公開和合理的安排，讓所有傳媒機構的代表可如常進場採訪。佇候示覆。
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副本送：曾蔭權競選辦公室秘書長許雄先生
特區政府新聞處處長邱騰華先生
星期天休息：為甚麼選舉電視辯論是一場溫馨的三贏
陶傑
特首選舉辯論戰，挑戰者臨時惡補「戲劇訓練」，上陣表現明顯進步，特首卻被指為緊張，笑意不足，而且還是戒不了「面黑」的不悅，可幸終究並無發作，在魅力方面，公認是挑戰的那位「候選人」勝了一籌。
問題倒不是這場「選舉」有多少民主，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在中國人社會，當權者即使罕有地與一名挑戰者同台辯論，當權者是很難沉得住一腔怒火。曾梁同台辯論，不同政見者並非破天荒第一次平起平坐地「對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代表吾爾開希在中南海與中國總理李鵬見面，吾爾開希穿一套睡衣語出不遜，向中國總理要求民主，當年電視所見，當權的中國總理，不但臉色陰沉，也氣得手足顫抖。
那場「辯論」，在香港和海外，也一度扣人心弦。十八年過去了，一個小小的大律師，在台上與特首辯論，冷嘲熱諷，也怎怪得當權的特首強忍憤怒，面色肅殺？
這就涉及中國文化的深層問題。中國人社會以君臣父子為倫常之綱，君臣父子，地位並不平等。一個是統治者，另一個是「父母官」治下的百姓，雙方並無「辯論」這回事，即使做奴臣和兒子的，有甚麼「意見」要「反映」，言詞必須恭敬，態度必須卑和，否則即屬挑戰父權，顛覆朝廷，千百年來的教化，造就了中國人缺乏辯論精神，也沒有胸襟修養的遺傳基因。
在明史中，記述了一件慘事。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期間，有一個編修歷史的大官，名叫王樸。他眼看明太祖治理的國家有許多問題，時時向明太祖進諫。明史上說王樸「性鯁直，數與帝辯是非，不肯屈」，有一天，他又跟朱元璋辯了起來，朱元璋說他不過，大怒，命令把王樸推出午門斬首。
刑車走出午門，駛向燈市口──所謂推出午門，不是在紫禁城午門外的廣場開刀，午門外仍是禁苑，流血是不吉利的──囚車還沒到刑場，朱元璋想想，王樸口才出色，到底是個人才，命人將其召還。太祖問王樸：「汝其改乎？」意思就是：你方才態度囂張，得罪了我，令我這個當皇帝的沒有面子，只要你認錯，乞憐改過，我可以饒你一命。王樸答：「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生用之？臣今日願速死耳。」意思就是：「你如果認為我是壞人，又豈會起用我當史籍的編修官？你既然委任了我做這個高職，為甚麼要百般羞辱我？我沒有罪，你為甚麼要殺我？你覺得我有罪，為何要用我？」
王樸的質問，只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太祖勃然大怒，命令立即行刑。囚車經過王樸工作過的編史館，那裏已經有一個新官頂替了他的職務，新官姓劉名三吾。王樸高呼「學士劉三吾誌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
王樸之死，死於與皇帝的辯論。辯論已經犯上，辯贏了，更是「批逆鱗」。他當年說了甚麼話得罪了朱元璋，史書沒有記載，姓劉的新史官，眼見前任走向刑場，自然也不敢記載，後人只知道王樸「性鯁直，數與帝辯是非，不肯屈」，其「辯」者何，沒有一字流傳下來。
說中國文化從來沒有辯論的風氣，也不盡公平。至少春秋時代，諸子與各國君王之間的對話，一問一答，氣氛開放，關係友善，跟希臘蘇格拉底時代不遑多讓。孟子是最常跟君王辯論的知識分子。春秋時的辯論，許多都典籍完整，有文字紀錄。孟子提倡王道，認為君主應該以道德服天下，不要訴諸暴力的霸業，齊宣王就很不服氣，在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集部中記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宣王說：齊桓公和晉文公，也很成功，但他們卻是以暴力建立的霸業，那麼難道他們不是成功的人嗎？孟子卻一口推卻：這兩位先王的事跡，孔子以後，都沒有評論過，由於沒有蓋棺定論，我不予置評，但我再說一次：不以道德服世，還稱甚麼王呢？
這段辯論，孟子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嚴格而言，是孟子沒有道理。但位極人臣的齊宣王沒有大怒，沒有下令把孟子斬首，孟子今天跟齊宣王辯論，明天跟公孫丑述事，因為那時的中國政治文化，本質還沒有腐壞，孟子的辯論，流傳了下來，成為儒家的經典。
到了明代，一切不一樣了，兩千多年前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文句盡錄，到明太祖朱元璋與王樸，「數與帝辯是非」，辯甚麼？一句也沒有留下來。其間發生了甚麼事？秦始皇用暴力統一六國，把霸業推向極端，孟子主張的王道，從此成為虛言，然後是儒家思想變質，法家以獨裁的面貌坐大，寬容的胸襟，廣開的言論，從此代之以對異見的仇恨和追剿。中國的政治文化，由秦始皇開始走向衰敗，今天的中國人，對於言論、出版、創作等自由的認知之殘缺，由秦始皇到朱元璋，由康雍乾的文字獄到後來二三百年發生的一切，歷史恐怖的記憶深嵌，形成了邏輯理性疲弱、辯才拙劣沉悶的遺傳基因。
因此，當競選辯論中的曾蔭權在梁家傑一再揶揄而節制脾氣的「黑面」現象，從中國政治心理學分析，身為曾家的長子嫡孫，十八萬公務員之首，曾先生絕少經歷過如此大逆犯上的挑戰，其怒從心上起，可以諒解，當年的朱元璋，也是一樣的表情，朱元璋喝令左右把跟他辯論的人推出午門，這是中國帝皇的基因發作；曾特首沒有，強忍到大會結束，與梁大律師握手，由主席范徐麗泰挽著兩人的手臂走下台，這一幕，無論是殖民地時代英治教化之功，還是曾爵士修養好，還是時代到底變了。香港畢竟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最開明的城市，總之這一幕，感覺非常溫馨。
梁家傑贏了，曾蔭權沒有輸，電視辯論有二百萬人收看，掀起了討論熱潮，香港人也勝利了。如此結論，有點阿Q，但不要忘記，中國不是歐洲和美國，從秦始皇和朱元璋以來，看待中國人社會的一點點可憐之極的「進步」，標準不要過苛，要求也不應太高。
所謂「美國列根和卡特的那場電視辯論如何如何」，對於特區的曾梁，是強人所難吧？至少梁家傑先生沒有穿睡衣上台，他很注重英式專業的Dress Code，而曾蔭權爵士不論如何「面黑」，也沒有在辯論後向梁某下發通緝令，有如此和氣的結局，是很令人滿意的。
至於有一天，這個世界萬一真的變成了中國網民所歡呼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萬一中國式的思想行為──自然不是孟子，而是秦始皇朱元璋以後的一套──向全球滲透影響，以至有一天，連美國總統的電視辯論，列根對卡特，或肯尼對尼克遜，也變成了香港特首競選辯論的這般水準，而美國選民竟也大叫精采，到底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退化？閣下是否願意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天可憐見，這反而是一個更有趣的問題。
特首選舉辯論戰，挑戰者臨時惡補「戲劇訓練」，上陣表現明顯進步，特首卻被指為緊張，笑意不足，而且還是戒不了「面黑」的不悅，可幸終究並無發作，在魅力方面，公認是挑戰的那位「候選人」勝了一籌。
問題倒不是這場「選舉」有多少民主，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在中國人社會，當權者即使罕有地與一名挑戰者同台辯論，當權者是很難沉得住一腔怒火。曾梁同台辯論，不同政見者並非破天荒第一次平起平坐地「對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代表吾爾開希在中南海與中國總理李鵬見面，吾爾開希穿一套睡衣語出不遜，向中國總理要求民主，當年電視所見，當權的中國總理，不但臉色陰沉，也氣得手足顫抖。
那場「辯論」，在香港和海外，也一度扣人心弦。十八年過去了，一個小小的大律師，在台上與特首辯論，冷嘲熱諷，也怎怪得當權的特首強忍憤怒，面色肅殺？
這就涉及中國文化的深層問題。中國人社會以君臣父子為倫常之綱，君臣父子，地位並不平等。一個是統治者，另一個是「父母官」治下的百姓，雙方並無「辯論」這回事，即使做奴臣和兒子的，有甚麼「意見」要「反映」，言詞必須恭敬，態度必須卑和，否則即屬挑戰父權，顛覆朝廷，千百年來的教化，造就了中國人缺乏辯論精神，也沒有胸襟修養的遺傳基因。
在明史中，記述了一件慘事。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期間，有一個編修歷史的大官，名叫王樸。他眼看明太祖治理的國家有許多問題，時時向明太祖進諫。明史上說王樸「性鯁直，數與帝辯是非，不肯屈」，有一天，他又跟朱元璋辯了起來，朱元璋說他不過，大怒，命令把王樸推出午門斬首。
刑車走出午門，駛向燈市口──所謂推出午門，不是在紫禁城午門外的廣場開刀，午門外仍是禁苑，流血是不吉利的──囚車還沒到刑場，朱元璋想想，王樸口才出色，到底是個人才，命人將其召還。太祖問王樸：「汝其改乎？」意思就是：你方才態度囂張，得罪了我，令我這個當皇帝的沒有面子，只要你認錯，乞憐改過，我可以饒你一命。王樸答：「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生用之？臣今日願速死耳。」意思就是：「你如果認為我是壞人，又豈會起用我當史籍的編修官？你既然委任了我做這個高職，為甚麼要百般羞辱我？我沒有罪，你為甚麼要殺我？你覺得我有罪，為何要用我？」
王樸的質問，只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太祖勃然大怒，命令立即行刑。囚車經過王樸工作過的編史館，那裏已經有一個新官頂替了他的職務，新官姓劉名三吾。王樸高呼「學士劉三吾誌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也！」
王樸之死，死於與皇帝的辯論。辯論已經犯上，辯贏了，更是「批逆鱗」。他當年說了甚麼話得罪了朱元璋，史書沒有記載，姓劉的新史官，眼見前任走向刑場，自然也不敢記載，後人只知道王樸「性鯁直，數與帝辯是非，不肯屈」，其「辯」者何，沒有一字流傳下來。
說中國文化從來沒有辯論的風氣，也不盡公平。至少春秋時代，諸子與各國君王之間的對話，一問一答，氣氛開放，關係友善，跟希臘蘇格拉底時代不遑多讓。孟子是最常跟君王辯論的知識分子。春秋時的辯論，許多都典籍完整，有文字紀錄。孟子提倡王道，認為君主應該以道德服天下，不要訴諸暴力的霸業，齊宣王就很不服氣，在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集部中記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宣王說：齊桓公和晉文公，也很成功，但他們卻是以暴力建立的霸業，那麼難道他們不是成功的人嗎？孟子卻一口推卻：這兩位先王的事跡，孔子以後，都沒有評論過，由於沒有蓋棺定論，我不予置評，但我再說一次：不以道德服世，還稱甚麼王呢？
這段辯論，孟子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嚴格而言，是孟子沒有道理。但位極人臣的齊宣王沒有大怒，沒有下令把孟子斬首，孟子今天跟齊宣王辯論，明天跟公孫丑述事，因為那時的中國政治文化，本質還沒有腐壞，孟子的辯論，流傳了下來，成為儒家的經典。
到了明代，一切不一樣了，兩千多年前齊宣王與孟子的對話，文句盡錄，到明太祖朱元璋與王樸，「數與帝辯是非」，辯甚麼？一句也沒有留下來。其間發生了甚麼事？秦始皇用暴力統一六國，把霸業推向極端，孟子主張的王道，從此成為虛言，然後是儒家思想變質，法家以獨裁的面貌坐大，寬容的胸襟，廣開的言論，從此代之以對異見的仇恨和追剿。中國的政治文化，由秦始皇開始走向衰敗，今天的中國人，對於言論、出版、創作等自由的認知之殘缺，由秦始皇到朱元璋，由康雍乾的文字獄到後來二三百年發生的一切，歷史恐怖的記憶深嵌，形成了邏輯理性疲弱、辯才拙劣沉悶的遺傳基因。
因此，當競選辯論中的曾蔭權在梁家傑一再揶揄而節制脾氣的「黑面」現象，從中國政治心理學分析，身為曾家的長子嫡孫，十八萬公務員之首，曾先生絕少經歷過如此大逆犯上的挑戰，其怒從心上起，可以諒解，當年的朱元璋，也是一樣的表情，朱元璋喝令左右把跟他辯論的人推出午門，這是中國帝皇的基因發作；曾特首沒有，強忍到大會結束，與梁大律師握手，由主席范徐麗泰挽著兩人的手臂走下台，這一幕，無論是殖民地時代英治教化之功，還是曾爵士修養好，還是時代到底變了。香港畢竟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最開明的城市，總之這一幕，感覺非常溫馨。
梁家傑贏了，曾蔭權沒有輸，電視辯論有二百萬人收看，掀起了討論熱潮，香港人也勝利了。如此結論，有點阿Q，但不要忘記，中國不是歐洲和美國，從秦始皇和朱元璋以來，看待中國人社會的一點點可憐之極的「進步」，標準不要過苛，要求也不應太高。
所謂「美國列根和卡特的那場電視辯論如何如何」，對於特區的曾梁，是強人所難吧？至少梁家傑先生沒有穿睡衣上台，他很注重英式專業的Dress Code，而曾蔭權爵士不論如何「面黑」，也沒有在辯論後向梁某下發通緝令，有如此和氣的結局，是很令人滿意的。
至於有一天，這個世界萬一真的變成了中國網民所歡呼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萬一中國式的思想行為──自然不是孟子，而是秦始皇朱元璋以後的一套──向全球滲透影響，以至有一天，連美國總統的電視辯論，列根對卡特，或肯尼對尼克遜，也變成了香港特首競選辯論的這般水準，而美國選民竟也大叫精采，到底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退化？閣下是否願意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天可憐見，這反而是一個更有趣的問題。
Monday, February 26, 2007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
文：黃毓民
2007.2.26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哲古華拉（Che Guevara）是「長毛」（梁國雄）的偶像。「長毛」幾乎每天都穿著印有哲古華拉頭像的T-shirt，這已成為他的Symbol，也使哲古華拉在香港出了名。「長毛」對哲古華拉的暴力革命是不是「其心嚮往之」，我沒有問過他；但，可以肯定的是， 「長毛」對哲古華拉是心存孺慕的。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揭櫫社會民主大旗的「社會民主連線」（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印製了四款T-shirt，前面分別是甘地、馬丁路德．金、約翰．甘迺迪及曼德拉的頭像，後面則是四人的「金句」，都是與「社民連」的理念若合符節：
甘地說： 「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馬丁路德． 金說：「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約翰． 甘迺迪說：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曼德拉說： 「The people are their own liberators。」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發動了五萬五千名黑人，為期三百八十一天的公共汽車罷乘行動，這位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年輕牧師，服膺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觀點，呼籲被壓迫的黑人用「基督徒的愛」，尊重憲法精神，不違法，但是「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向「公共汽車種族隔離制度」說不！一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北卡羅來納州開始的公路「入座」運動，不到兩個月，擴展到南方五十個城市。美國南方黑人民權運動蔓延全國，一九六四年夏天，約翰甘迺迪總統生前大力推動的民權法案，獲得國會通過，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平權運動得到最後的勝利。
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使印度脫離英國獨立；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抵抗」，使美國的黑人在法律上擁有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
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非暴力主義者，最後都為暴力所殺！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 statement!」上述四款T-shirt，「社民連」成員常常穿在身上。我們反對暴力，主張「和平抗爭」，上述四款T-shirt 的偉人金句，最能表達我們的看法。不過，「長毛」還是穿他的哲古華拉T-shirt，也許他不希望人們改變對他的「套板印象」（stereo-type）。
文：黃毓民
2007.2.26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哲古華拉（Che Guevara）是「長毛」（梁國雄）的偶像。「長毛」幾乎每天都穿著印有哲古華拉頭像的T-shirt，這已成為他的Symbol，也使哲古華拉在香港出了名。「長毛」對哲古華拉的暴力革命是不是「其心嚮往之」，我沒有問過他；但，可以肯定的是， 「長毛」對哲古華拉是心存孺慕的。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r statement！」揭櫫社會民主大旗的「社會民主連線」（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印製了四款T-shirt，前面分別是甘地、馬丁路德．金、約翰．甘迺迪及曼德拉的頭像，後面則是四人的「金句」，都是與「社民連」的理念若合符節：
甘地說： 「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馬丁路德． 金說：「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約翰． 甘迺迪說：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曼德拉說： 「The people are their own liberators。」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發動了五萬五千名黑人，為期三百八十一天的公共汽車罷乘行動，這位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年輕牧師，服膺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觀點，呼籲被壓迫的黑人用「基督徒的愛」，尊重憲法精神，不違法，但是「不與邪惡的規章制度合作」，向「公共汽車種族隔離制度」說不！一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北卡羅來納州開始的公路「入座」運動，不到兩個月，擴展到南方五十個城市。美國南方黑人民權運動蔓延全國，一九六四年夏天，約翰甘迺迪總統生前大力推動的民權法案，獲得國會通過，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平權運動得到最後的勝利。
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使印度脫離英國獨立；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抵抗」，使美國的黑人在法律上擁有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
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非暴力主義者，最後都為暴力所殺！
「Wearing a T-shirt is wearing you statement!」上述四款T-shirt，「社民連」成員常常穿在身上。我們反對暴力，主張「和平抗爭」，上述四款T-shirt 的偉人金句，最能表達我們的看法。不過，「長毛」還是穿他的哲古華拉T-shirt，也許他不希望人們改變對他的「套板印象」（stereo-type）。
篤爆嶺大教授謬論 戴立
嶺大有個許寶強教授，搞慣文化研究，學人講經濟，謬論連篇，屬學界的不幸。
近日許寶強又再獻醜，而且變本加厲，借亞當史密斯的理論大做文章在《明報》發表，雖然「創意」可嘉，但如果有讀者信以為真，後果堪虞；必須手起刀落斬謬論，以正視聽，篇幅所限，現將文章下半部原汁原味刊出。
「誰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
--阿當史密斯（AdamSmith）的答案
(-1-)自由經濟辯士又經常指摘經濟學專業以外（如文化研究）的學者不能和不應談經濟問題，他們大概忘記了阿當史密斯在大學的「真正身份」，是講授邏輯、修辭學、法理學的道德哲學教授。這種先驗的指摘，是熱愛自由的表現？還是企圖壟斷對經濟的詮釋、排拒別的學科的競爭？如果思想╱知識也存在一個市場，那麼斷章取義地介紹阿當史密斯，扭曲其他「擺事實講道理」的觀點，嘗試建立唯我獨尊的解讀、企圖壟斷詮釋的作法，是繼承阿當史密斯的「衣缽」？還僅僅是「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而除了努力排擠競爭對手以外，鼓吹市場教條的自由經濟辯士，究竟有沒有「做好他們份工」？
我上次有關阿當史密斯的文章，惹來了一些包括楊懷康先生在內的本地自由經濟辯士的批評，認為我「鼓吹」「干預規管」，並說我提出阿當史密斯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不過，如果楊懷康真的曾「細讀」我的文章，應不難發現，(-2、3-)我只是嘗試指出，對公義╱公正╱公平的重視，貫穿阿當史密斯的所有著作；而基於這些原則，阿當史密斯贊成高工資和低工時。(-4、5-)我從來沒有說阿當史密斯贊成「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也不曾「鼓吹」「干預規管」，因此楊懷康「往我的嘴巴送的說話」，只好原句奉還。
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有沒有「做好份工」？
扭曲別人的意思也許只反映了評論者閱讀的輕率，但倘若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只想條地推廣一個「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阿當史密斯形象，不僅與事實不符，更可能產生阻礙真正的自由經濟思想傳播的後果，(-6-)因此可以說是沒有「做好份工」──認真又完整地介紹阿當史密斯的自由經濟學說給讀者。
在「思想╱知識的市場」介紹阿當史密斯時，(-7-)自由經濟辯士往往極選擇地忽略他對壟斷特權和商人的批判，也絕口不談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中文版上卷頁26，英文版Vol.Ip.34），(-8-)更有意（或「無知」？）地漠視阿當史密斯對公平╱公正╱公義的重視和對工人福祉的關注。
此外，一些(-9-)自由經濟辯士似乎特別喜歡針對阿當史密斯同情和支持的工人和低收入階層，(-10-)經常對最低工資立法、綜援制度、公平競爭法等議題窮追猛打，但對政府的其他干預規管，例如訂定限制個人流動自由的輸入優才計劃和居港權等法例、800人的特權選舉設計、(-11-)中電和港燈的專利等等支持壟斷╱特權的政策法規，卻經常輕輕放過，甚至視而不見。
「自重」和「識英雄重英雄」的自由經濟辯士，(-12、13-)願意放棄條，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研究過去和目前真正阻礙香港市場自由競爭的力量源自何方？願意接受阿當史密斯所倡導的勞動價值論、所重視的公義╱公正╱公平的原則嗎？願意效法阿當史密斯大力批判破壞競爭的罪魁──總想「減少競爭」的商人財團和支持壟斷行為的殖民政府法規，而非選擇性地針對已備受不公平對待的工人？
嶺大自然藏有嚴復先生的《原富》，但想真正「搞清楚史密斯說了些甚麼」，卻放英語原典或中文全譯不仔細閱讀，只人極選擇性和斷章取義地看不完整的繙譯，(-14-)接受非歷史（ahistorical）和去脈絡（decontextualized）的條，這樣的「報效」，還是留給擔心被「離間」的「自由派」去享用吧。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授 許寶強
-1-搞文化研究當然可以兼談經濟，但許寶強的經濟理念惹人質疑。
-2-廢話，有誰會反對「高工資、低工時」，嫌錢腥乎？
-3-認真狡猾，先講一番無人會反對的「高工資、低工時」廢話，待讀者降低戒心後，再連消帶打，吹捧「最高工資」。將兩者混為一談，魚目混珠，混淆讀者。
-4-史密斯說得清楚，用法例干預工資，絕不可取，不會同意許寶強吹捧的「最高工資」。
-5-驟眼看來，「少勞多得」跟「最低工資」有點近似，但其實是兩回事。前者是目標，後者是方法。目標得一個，方法可以有很多。認同你的目標，不等於認同你提出的方法。
-6-自由派集各家之所長（不只史密斯一人），去蕪存菁，並非依書直說的「講古佬」。
-7-再次魚目混珠。反對壟斷不一定要支持「公平」競爭法！
-8-自由派關注工人的福祉，只是不贊同許寶強等提倡的政策，不要抹黑。
-9-最低工資的後果，是打擊弱勢工人的競爭力，影響就業。是誰針對誰了？
-10-自由派同情及支持工人，反對此等政策，是因為這些政策是好心做壞事，越幫越忙。
-11-自由派經常批評官僚干預做成的御准壟斷，因而反對豁免政府的「公平」競爭法。其中多次批評兩電的專營權，只是許寶強自己「視而不見」罷了。
-12-一方面主張「放棄條」，另一方面又要自由派「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是自打嘴巴。
-13-史密斯生於二百多年前，其「歷史分析」再「詳細」，也難免有局限。只因為是史密斯說的，就要我們「跟循」，這是最極端的「條主義」，還要惡人先告狀，真係不可思議！
-14-這句話可有可無，臨尾還要拋書包唬人，未免太吧！
近日許寶強又再獻醜，而且變本加厲，借亞當史密斯的理論大做文章在《明報》發表，雖然「創意」可嘉，但如果有讀者信以為真，後果堪虞；必須手起刀落斬謬論，以正視聽，篇幅所限，現將文章下半部原汁原味刊出。
「誰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
--阿當史密斯（AdamSmith）的答案
(-1-)自由經濟辯士又經常指摘經濟學專業以外（如文化研究）的學者不能和不應談經濟問題，他們大概忘記了阿當史密斯在大學的「真正身份」，是講授邏輯、修辭學、法理學的道德哲學教授。這種先驗的指摘，是熱愛自由的表現？還是企圖壟斷對經濟的詮釋、排拒別的學科的競爭？如果思想╱知識也存在一個市場，那麼斷章取義地介紹阿當史密斯，扭曲其他「擺事實講道理」的觀點，嘗試建立唯我獨尊的解讀、企圖壟斷詮釋的作法，是繼承阿當史密斯的「衣缽」？還僅僅是「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而除了努力排擠競爭對手以外，鼓吹市場教條的自由經濟辯士，究竟有沒有「做好他們份工」？
我上次有關阿當史密斯的文章，惹來了一些包括楊懷康先生在內的本地自由經濟辯士的批評，認為我「鼓吹」「干預規管」，並說我提出阿當史密斯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不過，如果楊懷康真的曾「細讀」我的文章，應不難發現，(-2、3-)我只是嘗試指出，對公義╱公正╱公平的重視，貫穿阿當史密斯的所有著作；而基於這些原則，阿當史密斯贊成高工資和低工時。(-4、5-)我從來沒有說阿當史密斯贊成「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也不曾「鼓吹」「干預規管」，因此楊懷康「往我的嘴巴送的說話」，只好原句奉還。
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有沒有「做好份工」？
扭曲別人的意思也許只反映了評論者閱讀的輕率，但倘若香港的自由經濟辯士只想條地推廣一個「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阿當史密斯形象，不僅與事實不符，更可能產生阻礙真正的自由經濟思想傳播的後果，(-6-)因此可以說是沒有「做好份工」──認真又完整地介紹阿當史密斯的自由經濟學說給讀者。
在「思想╱知識的市場」介紹阿當史密斯時，(-7-)自由經濟辯士往往極選擇地忽略他對壟斷特權和商人的批判，也絕口不談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中文版上卷頁26，英文版Vol.Ip.34），(-8-)更有意（或「無知」？）地漠視阿當史密斯對公平╱公正╱公義的重視和對工人福祉的關注。
此外，一些(-9-)自由經濟辯士似乎特別喜歡針對阿當史密斯同情和支持的工人和低收入階層，(-10-)經常對最低工資立法、綜援制度、公平競爭法等議題窮追猛打，但對政府的其他干預規管，例如訂定限制個人流動自由的輸入優才計劃和居港權等法例、800人的特權選舉設計、(-11-)中電和港燈的專利等等支持壟斷╱特權的政策法規，卻經常輕輕放過，甚至視而不見。
「自重」和「識英雄重英雄」的自由經濟辯士，(-12、13-)願意放棄條，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研究過去和目前真正阻礙香港市場自由競爭的力量源自何方？願意接受阿當史密斯所倡導的勞動價值論、所重視的公義╱公正╱公平的原則嗎？願意效法阿當史密斯大力批判破壞競爭的罪魁──總想「減少競爭」的商人財團和支持壟斷行為的殖民政府法規，而非選擇性地針對已備受不公平對待的工人？
嶺大自然藏有嚴復先生的《原富》，但想真正「搞清楚史密斯說了些甚麼」，卻放英語原典或中文全譯不仔細閱讀，只人極選擇性和斷章取義地看不完整的繙譯，(-14-)接受非歷史（ahistorical）和去脈絡（decontextualized）的條，這樣的「報效」，還是留給擔心被「離間」的「自由派」去享用吧。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授 許寶強
-1-搞文化研究當然可以兼談經濟，但許寶強的經濟理念惹人質疑。
-2-廢話，有誰會反對「高工資、低工時」，嫌錢腥乎？
-3-認真狡猾，先講一番無人會反對的「高工資、低工時」廢話，待讀者降低戒心後，再連消帶打，吹捧「最高工資」。將兩者混為一談，魚目混珠，混淆讀者。
-4-史密斯說得清楚，用法例干預工資，絕不可取，不會同意許寶強吹捧的「最高工資」。
-5-驟眼看來，「少勞多得」跟「最低工資」有點近似，但其實是兩回事。前者是目標，後者是方法。目標得一個，方法可以有很多。認同你的目標，不等於認同你提出的方法。
-6-自由派集各家之所長（不只史密斯一人），去蕪存菁，並非依書直說的「講古佬」。
-7-再次魚目混珠。反對壟斷不一定要支持「公平」競爭法！
-8-自由派關注工人的福祉，只是不贊同許寶強等提倡的政策，不要抹黑。
-9-最低工資的後果，是打擊弱勢工人的競爭力，影響就業。是誰針對誰了？
-10-自由派同情及支持工人，反對此等政策，是因為這些政策是好心做壞事，越幫越忙。
-11-自由派經常批評官僚干預做成的御准壟斷，因而反對豁免政府的「公平」競爭法。其中多次批評兩電的專營權，只是許寶強自己「視而不見」罷了。
-12-一方面主張「放棄條」，另一方面又要自由派「跟循阿當史密斯建基於詳細歷史分析的方法」，是自打嘴巴。
-13-史密斯生於二百多年前，其「歷史分析」再「詳細」，也難免有局限。只因為是史密斯說的，就要我們「跟循」，這是最極端的「條主義」，還要惡人先告狀，真係不可思議！
-14-這句話可有可無，臨尾還要拋書包唬人，未免太吧！
亞當史密斯相信無形之手
經濟學大師亞當史密斯是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人，其重要著作包括《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他大力提倡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行為，其學說奠定自由經濟學派的基礎。他認為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處理經濟範疇以外的事，例如執行法律和保衞國土等，而非干預市場事務。
亞當史密斯最為人所熟悉的名言是「麵包師傅、釀酒師和肉販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晚餐，不是出於善心，而是為了私利」
“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
亞當史密斯最為人所熟悉的名言是「麵包師傅、釀酒師和肉販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晚餐，不是出於善心，而是為了私利」
“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
Sunday, February 25, 2007
星期天休息：所謂盛世，源自國皇的一雙舊破鞋子?
陶傑
英國聖公會建議與梵蒂岡天主教合併，如果真的發生，是影響世界的大事情。
聖公會當初是如何與梵蒂岡分裂的？許多人都知道，因為十六世紀初英王亨利八世要與皇后凱塞琳離婚，羅馬天主教不批准。亨利為甚麼要離婚？因為凱塞琳本來是他的大嫂，嫁給亨利的哥哥亞瑟。婚姻四個月，亞瑟逝世，王位兄終弟及，亨利八世即位，把大嫂也接收了過來，娶為己后。
亨利可不可以不接收嫂嫂？不可以。父王亨利七世定下國策，英國必須與西班牙攀親，結盟對付法國，凱塞琳是西班牙公主，其母伊沙貝拉皇后，資助了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西班牙的航海國力興盛。英法是百年宿敵，有聖女貞德的前怨，加上西班牙海上崛起，西瓜偎大邊，亨利八世只有執行祖訓，無奈地穿上一雙「舊鞋」。
亨利一直心有不忿，要追求自由戀愛，在宮中跟宮女安寶蓮私通，還搞大了肚子，為了娶安寶蓮為后，亨利必須離婚，教廷不許，亨利決定自立為教皇，成立了聖公會，委任全國主教，國內知識分子如有不從，作叛國罪論處。
亨利是個暴君，後來對安寶蓮離異，又搞上別的女人，他脫離梵蒂岡，純粹是爭口氣、使性子，本身也有另行稱霸的野心。同時，羅馬天主教也很腐敗，教士層層勾結，向民間發行「贖罪券」，自哥白尼之後又壓制科學思想的萌芽。改革家馬丁路德向教廷貼大字報，亨利八世這時發難，剛剛好順應了民心潮流，從此英國脫離教廷，反而有一片思想自由的天空，從此有了特立獨行的劍橋大學，出現了牛頓和達爾文，有了天文學，也出現了格林威治的時間量衡，然後是航海學大興，安寶蓮所生的公主伊利沙白繼位，開創了文治武功的新世代。因此，歷史學家認為，英帝國的誕生，始於亨利八世與教廷決裂的一五三四年，這一年，中國正逢明朝嘉靖在做皇帝，嘉靖也是個暴君，才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事，把朝臣楊慎等二百多人治了罪，紫禁城一片死寂，但在歐洲，亨利八世離婚，歷史文明的板塊移動了。
聖公會的創立，造就了一個思想學術自由的英國世代，但這一切並非亨利的原意。亨利八世只是為了自己的情慾問題與羅馬決裂，也沒有聲援歐洲宗教改革的動機。英國歷史學家對亨利八世的論定，相當為難，躊躇難以下筆，他們知道亨利八世其實沒有甚麼偉大的功業，只因為當初被迫穿了一雙「舊鞋子」。
然而對亨利的評論，造就了一個成熟的民族的歷史觀。英國人很務實，潛藏而懂得自嘲，或許是因為亨利八世對其後英帝國歷史的諷刺。一個偉大的文明就此誕生了，不過源自於一個暴君的性衝動，沒有理想，沒有「願景」，不像法國人標榜的「人權、平等、博愛」，也沒有美國國父華盛頓提倡的憲政自由，英國人不喜歡假大空，沒有硬把亨利八世包裝為秦始皇、康熙之類的「盛世」君主，因為他們心裏，「自己知自己事」，君主其實並不偉大，甚至可能是一個急色鬼和小丑，不過是命運的播弄和巧合。
英國出產許多成熟的歷史學家和務實的政治家，我估計與對亨利八世這個人物功過的評定有關。歷史的評論，客觀而中性，不是那麼容易的，尤其是其他情緒躁動的民族，言及帝皇，必述其「豐功偉績」和「偉大貢獻」，然後「為尊者諱」，以帝皇的功業粉飾其人格的卑劣和暴戾。哲學家羅素憶述小時候讀歷史：「那時候，遇到歷史的紛爭，往往有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辨別忠奸：教會和國王紛爭時，國王必定是對的；國王跟除會以外的任何人對抗，國王必定是錯的。國會常常代表了正義的一方，而美國爆發獨立革命時，美國也是正義的，雖然讀到拿破崙戰爭，英國在滑鐵盧一役大勝，我往往有一種幼稚的欣悅。」
前有亨利八世這等灰色人物，後有羅素這樣的懷疑主義者，英國政府只須推行成熟的歷史教育，而從來不須要政治掛帥的所謂「國情教育」，歷史教育訴諸個人獨立的思考，所謂「國情教育」，則著重自上而下的意識灌輸。認識亨利八世這個胡裏胡塗開創了一個盛世的君主，起點必須是「他無端穿了一雙舊鞋子」，而不是「少年胸懷大志，有統一祖國的抱負，又有對抗羅馬霸權的氣概，他是英格蘭的民族英雄」。
亨利八世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一個「鹹濕佬」。「鹹濕佬」也可以開創偉大的功業，只是這從來不是他的原意。好笑嗎？世上的狗熊，像韋小寶，是妓院的私生子，卻成就了「鹿鼎公」，也有命運的偶然，原來也可以當了英雄的。明白了這點嘲諷，以宏大的胸襟一笑置之，這就是理性和智慧。無論宗教的合併，還是國族的統一，沒有這種成熟的歷史觀，只會世代重演流血和災難。
英國聖公會建議與梵蒂岡天主教合併，如果真的發生，是影響世界的大事情。
聖公會當初是如何與梵蒂岡分裂的？許多人都知道，因為十六世紀初英王亨利八世要與皇后凱塞琳離婚，羅馬天主教不批准。亨利為甚麼要離婚？因為凱塞琳本來是他的大嫂，嫁給亨利的哥哥亞瑟。婚姻四個月，亞瑟逝世，王位兄終弟及，亨利八世即位，把大嫂也接收了過來，娶為己后。
亨利可不可以不接收嫂嫂？不可以。父王亨利七世定下國策，英國必須與西班牙攀親，結盟對付法國，凱塞琳是西班牙公主，其母伊沙貝拉皇后，資助了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西班牙的航海國力興盛。英法是百年宿敵，有聖女貞德的前怨，加上西班牙海上崛起，西瓜偎大邊，亨利八世只有執行祖訓，無奈地穿上一雙「舊鞋」。
亨利一直心有不忿，要追求自由戀愛，在宮中跟宮女安寶蓮私通，還搞大了肚子，為了娶安寶蓮為后，亨利必須離婚，教廷不許，亨利決定自立為教皇，成立了聖公會，委任全國主教，國內知識分子如有不從，作叛國罪論處。
亨利是個暴君，後來對安寶蓮離異，又搞上別的女人，他脫離梵蒂岡，純粹是爭口氣、使性子，本身也有另行稱霸的野心。同時，羅馬天主教也很腐敗，教士層層勾結，向民間發行「贖罪券」，自哥白尼之後又壓制科學思想的萌芽。改革家馬丁路德向教廷貼大字報，亨利八世這時發難，剛剛好順應了民心潮流，從此英國脫離教廷，反而有一片思想自由的天空，從此有了特立獨行的劍橋大學，出現了牛頓和達爾文，有了天文學，也出現了格林威治的時間量衡，然後是航海學大興，安寶蓮所生的公主伊利沙白繼位，開創了文治武功的新世代。因此，歷史學家認為，英帝國的誕生，始於亨利八世與教廷決裂的一五三四年，這一年，中國正逢明朝嘉靖在做皇帝，嘉靖也是個暴君，才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事，把朝臣楊慎等二百多人治了罪，紫禁城一片死寂，但在歐洲，亨利八世離婚，歷史文明的板塊移動了。
聖公會的創立，造就了一個思想學術自由的英國世代，但這一切並非亨利的原意。亨利八世只是為了自己的情慾問題與羅馬決裂，也沒有聲援歐洲宗教改革的動機。英國歷史學家對亨利八世的論定，相當為難，躊躇難以下筆，他們知道亨利八世其實沒有甚麼偉大的功業，只因為當初被迫穿了一雙「舊鞋子」。
然而對亨利的評論，造就了一個成熟的民族的歷史觀。英國人很務實，潛藏而懂得自嘲，或許是因為亨利八世對其後英帝國歷史的諷刺。一個偉大的文明就此誕生了，不過源自於一個暴君的性衝動，沒有理想，沒有「願景」，不像法國人標榜的「人權、平等、博愛」，也沒有美國國父華盛頓提倡的憲政自由，英國人不喜歡假大空，沒有硬把亨利八世包裝為秦始皇、康熙之類的「盛世」君主，因為他們心裏，「自己知自己事」，君主其實並不偉大，甚至可能是一個急色鬼和小丑，不過是命運的播弄和巧合。
英國出產許多成熟的歷史學家和務實的政治家，我估計與對亨利八世這個人物功過的評定有關。歷史的評論，客觀而中性，不是那麼容易的，尤其是其他情緒躁動的民族，言及帝皇，必述其「豐功偉績」和「偉大貢獻」，然後「為尊者諱」，以帝皇的功業粉飾其人格的卑劣和暴戾。哲學家羅素憶述小時候讀歷史：「那時候，遇到歷史的紛爭，往往有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辨別忠奸：教會和國王紛爭時，國王必定是對的；國王跟除會以外的任何人對抗，國王必定是錯的。國會常常代表了正義的一方，而美國爆發獨立革命時，美國也是正義的，雖然讀到拿破崙戰爭，英國在滑鐵盧一役大勝，我往往有一種幼稚的欣悅。」
前有亨利八世這等灰色人物，後有羅素這樣的懷疑主義者，英國政府只須推行成熟的歷史教育，而從來不須要政治掛帥的所謂「國情教育」，歷史教育訴諸個人獨立的思考，所謂「國情教育」，則著重自上而下的意識灌輸。認識亨利八世這個胡裏胡塗開創了一個盛世的君主，起點必須是「他無端穿了一雙舊鞋子」，而不是「少年胸懷大志，有統一祖國的抱負，又有對抗羅馬霸權的氣概，他是英格蘭的民族英雄」。
亨利八世不是民族英雄，而是一個「鹹濕佬」。「鹹濕佬」也可以開創偉大的功業，只是這從來不是他的原意。好笑嗎？世上的狗熊，像韋小寶，是妓院的私生子，卻成就了「鹿鼎公」，也有命運的偶然，原來也可以當了英雄的。明白了這點嘲諷，以宏大的胸襟一笑置之，這就是理性和智慧。無論宗教的合併，還是國族的統一，沒有這種成熟的歷史觀，只會世代重演流血和災難。
Friday, February 16, 2007
回歸10年 新聞自由倒退
劉慧卿﹕回歸10年 新聞自由倒退 (明報) 02月 16日 星期五 05:10AM
【明報專訊】作者為﹕前立法會 議員
最近，香港記者協會委託嶺南大學就本港新聞自由進行調查，發現逾半數新聞從業員認為回歸後新聞自由倒退，受訪新聞從業員中更有三成承認在過去一年曾進行自我審查，情令人憂慮。
無獨有偶，亞洲電視國際台時事節目《時事縱橫》，上周亦懷疑出現自我審查，電視台懷疑受到官方壓力，臨時取消播映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節目。後來經傳媒追問，電視台才屈服於輿論壓力，令節目得以重見天日，於2月11日播出。
節目獲邀參與討論的嘉賓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立法會議員和人大代表兼時事評論員李鵬飛先生。節目原定於本月4日播出，但當天電視台卻臨時抽起節目，改為重播以禁煙條例生效為題材的舊節目，做法簡直是匪夷所思。
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節目被抽起當天，節目主持及嘉賓均被蒙在鼓裏。由於李鵬飛先生在節目中曾對本人作出批評，節目主持人特意在節目原定播出前幾天致電叮囑本人收看。
事後本人曾致電節目主持人，查詢節目被抽起的原因，但他不願多談，而電視台則向傳媒解釋是「技術問題」。李鵬飛先生回應傳媒查詢時直指「你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節目中討論行政長官選舉的議題，其實在最近幾個月，不同媒體亦就此話題進行廣泛討論和報道，不少政黨人士甚至學者也表達了他們對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因此沒有任何敏感或需要避諱的理由。
本人在本周日特意收看該節目，只見兩位嘉賓未有過激的評論。他們指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公平及民主，但他們希望透過梁家傑參選，可以為本港爭取進一步政制民主化。
這些論點並不新鮮，二人的評論亦非過激，那麼為何節目被抽起？本人相信原因是與亞洲電視的親北京背景有關，因為電視台主管對政治性議題進行自我審查，避免播映不受北京歡迎的節目。
亞視新聞台近年的表現已令很多觀眾失望，認為她只懂緊貼北京路線實行自我審查，罔顧編輯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問題在中文台尤為嚴重。
可悲的是，對於亞視抽起節目的風波，大部分傳媒竟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實有個別傳媒當獲悉節目被抽起時，曾向亞視了解，但當獲悉節目將順延一周播映後，便認為事件已得到解決，因此再沒有追究，更沒把事件報道出來。傳媒沒有深究節目被抽起的因由，究竟同樣是進行自我審查，抑或是傳媒的分析力不足？香港記者協會就新聞自由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所反映的情，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明報專訊】作者為﹕前立法會 議員
最近，香港記者協會委託嶺南大學就本港新聞自由進行調查，發現逾半數新聞從業員認為回歸後新聞自由倒退，受訪新聞從業員中更有三成承認在過去一年曾進行自我審查，情令人憂慮。
無獨有偶，亞洲電視國際台時事節目《時事縱橫》，上周亦懷疑出現自我審查，電視台懷疑受到官方壓力，臨時取消播映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節目。後來經傳媒追問，電視台才屈服於輿論壓力，令節目得以重見天日，於2月11日播出。
節目獲邀參與討論的嘉賓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立法會議員和人大代表兼時事評論員李鵬飛先生。節目原定於本月4日播出，但當天電視台卻臨時抽起節目，改為重播以禁煙條例生效為題材的舊節目，做法簡直是匪夷所思。
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節目被抽起當天，節目主持及嘉賓均被蒙在鼓裏。由於李鵬飛先生在節目中曾對本人作出批評，節目主持人特意在節目原定播出前幾天致電叮囑本人收看。
事後本人曾致電節目主持人，查詢節目被抽起的原因，但他不願多談，而電視台則向傳媒解釋是「技術問題」。李鵬飛先生回應傳媒查詢時直指「你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節目中討論行政長官選舉的議題，其實在最近幾個月，不同媒體亦就此話題進行廣泛討論和報道，不少政黨人士甚至學者也表達了他們對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因此沒有任何敏感或需要避諱的理由。
本人在本周日特意收看該節目，只見兩位嘉賓未有過激的評論。他們指行政長官選舉並不公平及民主，但他們希望透過梁家傑參選，可以為本港爭取進一步政制民主化。
這些論點並不新鮮，二人的評論亦非過激，那麼為何節目被抽起？本人相信原因是與亞洲電視的親北京背景有關，因為電視台主管對政治性議題進行自我審查，避免播映不受北京歡迎的節目。
亞視新聞台近年的表現已令很多觀眾失望，認為她只懂緊貼北京路線實行自我審查，罔顧編輯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問題在中文台尤為嚴重。
可悲的是，對於亞視抽起節目的風波，大部分傳媒竟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實有個別傳媒當獲悉節目被抽起時，曾向亞視了解，但當獲悉節目將順延一周播映後，便認為事件已得到解決，因此再沒有追究，更沒把事件報道出來。傳媒沒有深究節目被抽起的因由，究竟同樣是進行自我審查，抑或是傳媒的分析力不足？香港記者協會就新聞自由所進行的調查，結果所反映的情，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Thursday, February 15, 2007
學 者 良 心
一批「學者」疾呼：「目前香港以至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均以歐美大學為師，並以研究能獲歐美標準認同為榮（如按刊於西方學術期刊的論文數目作為衡量大學員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國際化』並不完全等同「歐美化」。知識無國界，『國際化』並非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準則或任何一個單元標準「一統』全球……」
以上華文，為求存真，文句不經修改，首先，非常謝謝您的耐性，看完這一段，還沒有把閣下尊貴的視線從本欄移開而收看隔籬。
這段學院華文的謬誤在哪？在於中國式的假大空。大學「國際化」，當然是以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為師，這幾位「學者」，其今日頂戴的博士碩士銜，不妨公布，看看都是英美與殖民地時代的港大和中大學位，還是其中有一個，畢業於仰光大學數學系，或寮國永珍大學的牙醫學系？
中國由洋務運動至今日中國政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即是物質的「歐美化」。諾貝爾獎、蕭邦音樂獎、國際奧林匹克獎，還有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都是「歐美」的標準，看看一個炎黃子孫捧了以上的一個獎，全球華文傳媒那副敲鑼打鼓眉開眼笑的歡欣表情就知道，這批「學者」連同他們的子女領津貼去「外國留學」的大方向，他們沒有秉持「學術良心」講真話。
學術論文，以歐美標準的西洋學刊，而不是青海西寧大學、新疆烏魯木齊大學、河南洛陽大學的華文簡體字學刊為認可之標準，因為普世皆知，一篇科學論文刊登在英國的《刺針》雜誌或普林斯頓的人類學季刊，這兩份刊物的總編輯，先收受了閣下的紅包、交換對論文的文法和差不多先生式錯誤之放水大行動，比起銀川和洛陽那兩家，機會率低很多。換言之，「信譽」兩字，在人類可見的將來，仍建築在倫敦標準、紐約標準、柏林和東京標準，而不是銀川洛陽什麼的標準之上。
以上陳述，純屬客觀，不涉感情，且有數據為證。「國際化」不是依據歐美的標準，難道是跟隨平壤和金邊的標準？連章子怡周潤發之類，也是先經「國際化」，也就是「歐美化」的增值，回頭華文地區，才膽敢開口叫價三五百萬美元的片酬，叫他們到盧旺達和津巴布韋拍幾年電影回來試試看？
「學者」不是什麼政黨和議員，不要吹水講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閣下的學系，招請兩個馬尼拉大學的博士生來當助教給我們看看，把你們的子女從英美的寄宿學校撤回來，送去齊齊哈爾或海南島，再告訴我們什麼叫「國際化」，好不好？
陶傑
以上華文，為求存真，文句不經修改，首先，非常謝謝您的耐性，看完這一段，還沒有把閣下尊貴的視線從本欄移開而收看隔籬。
這段學院華文的謬誤在哪？在於中國式的假大空。大學「國際化」，當然是以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為師，這幾位「學者」，其今日頂戴的博士碩士銜，不妨公布，看看都是英美與殖民地時代的港大和中大學位，還是其中有一個，畢業於仰光大學數學系，或寮國永珍大學的牙醫學系？
中國由洋務運動至今日中國政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即是物質的「歐美化」。諾貝爾獎、蕭邦音樂獎、國際奧林匹克獎，還有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都是「歐美」的標準，看看一個炎黃子孫捧了以上的一個獎，全球華文傳媒那副敲鑼打鼓眉開眼笑的歡欣表情就知道，這批「學者」連同他們的子女領津貼去「外國留學」的大方向，他們沒有秉持「學術良心」講真話。
學術論文，以歐美標準的西洋學刊，而不是青海西寧大學、新疆烏魯木齊大學、河南洛陽大學的華文簡體字學刊為認可之標準，因為普世皆知，一篇科學論文刊登在英國的《刺針》雜誌或普林斯頓的人類學季刊，這兩份刊物的總編輯，先收受了閣下的紅包、交換對論文的文法和差不多先生式錯誤之放水大行動，比起銀川和洛陽那兩家，機會率低很多。換言之，「信譽」兩字，在人類可見的將來，仍建築在倫敦標準、紐約標準、柏林和東京標準，而不是銀川洛陽什麼的標準之上。
以上陳述，純屬客觀，不涉感情，且有數據為證。「國際化」不是依據歐美的標準，難道是跟隨平壤和金邊的標準？連章子怡周潤發之類，也是先經「國際化」，也就是「歐美化」的增值，回頭華文地區，才膽敢開口叫價三五百萬美元的片酬，叫他們到盧旺達和津巴布韋拍幾年電影回來試試看？
「學者」不是什麼政黨和議員，不要吹水講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閣下的學系，招請兩個馬尼拉大學的博士生來當助教給我們看看，把你們的子女從英美的寄宿學校撤回來，送去齊齊哈爾或海南島，再告訴我們什麼叫「國際化」，好不好？
陶傑
奇文共賞：當亞洲人才庫打造區域教育樞紐
當亞洲人才庫打造區域教育樞紐
【明報專訊】作者為陳家強、張仁良、張炳良、張國華、張楚勇、黃英琦、葉兆輝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區域合作日趨普遍，東亞地區的「長三角」和「東京灣」已日漸成形。在這形勢下，香港要繼續成為具競爭力的亞洲國際都會，就要成為人才聚寶盆，懷有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視野與胸襟。正如香港的金融市場，並非單單服務香港，而是服務全球；香港的高等教育視野，應有服務華南，以至內地，東亞，甚至東南亞地區的胸懷，才能為香港匯聚人才、走向世界，更好地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把香港打造為亞洲教育樞紐，有利香港匯聚亞太區以至全球的人才（包括學生、教員及研究人員），吸引他們來港進修，甚至於畢業後留港發展，有利整體社會的知識創造及人口素質。此外，高等教育的界外效應往往為人忽略：無論是外地人才畢業後留在本港發展，或藉高等教育把香港文化與制度思維（所謂「香港方法」）傳播到外地學生，再由他們帶返各自的原居地，這些有形或無形的效益往往較眼前的財政成本為大。政策當局、社會輿論及師生，實不應囿於「肥水不流別人田」的保護心態，對把公共資源投放於非本地學生耿耿於懷；政府亦應協助增加院校配套（如校舍、宿舍、師資、獎助學金等），提供相應政策措施，吸引更多優質外地生來港就學。政府同時應鼓勵本地院校參與其他地區（如內地）的大專招生機制，支持本地生往海外交流升學，達至人才多向流動，擴學生的國際視野。
連接中國與世界 重塑「國際化」
進一步而言，中國國力在亞洲地區舉足輕重，更致力與世界接軌。香港要當亞洲教育樞紐，便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既為中國走進世界鋪路，並思考如何建立香港本身、中國以至亞洲於國際學術社會中的定位及價值觀，重塑「國際化」。
目前香港以至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均以歐美大學為師，並以研究能獲歐美標準認同為榮（如按刊於西方學術期刊的論文數目作為衡量大學教員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國際化」並不完全等同「歐美化」。知識無國界，「國際化」並非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準則或任何一個單元標準「一統」全球，而是一個多元的互動過程，透過國與國、社群與社群之間互為學習，同時做到彼此尊重，既容許各地域吸收國際經驗的同時，並建立植根本土的價值體系。世界的高等教育亦應是百家爭鳴。
發展區域合作框架與聯盟
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及院校，應積極與內地及外國院校交流合作與結盟。在區域合作的大趨勢下，不少外國大學均結為聯盟，共享資源，互補優勢。香港的院校，亦應透過國際學術網絡及經驗跟內地及國際院校交流合作，甚至可考慮藉區域合作框架（如泛珠及9+2合作框架）及國家政策（如「十一五」規劃），跟內地院校合組聯盟，迎戰其他外國大學聯盟。
當然，香港院校在加強與內地院校合作時，亦應不忘深化與亞洲其他院校及歐美院校的聯繫，以保持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面貌。目前香港高等學府，過分偏重刊於外國學術期刊的英文論文數目，而間接令以中文撰寫為主的香港本土研究邊緣化，這長遠來說也不利香港建立本身的身分認同。政府應推動院校商討，按本身的社會發展需要，建立適切於香港並具本土特色的學術研究評審機制，於「國際化」的同時，讓本土研究佔其應有席位。【三之二】
【明報專訊】作者為陳家強、張仁良、張炳良、張國華、張楚勇、黃英琦、葉兆輝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區域合作日趨普遍，東亞地區的「長三角」和「東京灣」已日漸成形。在這形勢下，香港要繼續成為具競爭力的亞洲國際都會，就要成為人才聚寶盆，懷有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視野與胸襟。正如香港的金融市場，並非單單服務香港，而是服務全球；香港的高等教育視野，應有服務華南，以至內地，東亞，甚至東南亞地區的胸懷，才能為香港匯聚人才、走向世界，更好地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把香港打造為亞洲教育樞紐，有利香港匯聚亞太區以至全球的人才（包括學生、教員及研究人員），吸引他們來港進修，甚至於畢業後留港發展，有利整體社會的知識創造及人口素質。此外，高等教育的界外效應往往為人忽略：無論是外地人才畢業後留在本港發展，或藉高等教育把香港文化與制度思維（所謂「香港方法」）傳播到外地學生，再由他們帶返各自的原居地，這些有形或無形的效益往往較眼前的財政成本為大。政策當局、社會輿論及師生，實不應囿於「肥水不流別人田」的保護心態，對把公共資源投放於非本地學生耿耿於懷；政府亦應協助增加院校配套（如校舍、宿舍、師資、獎助學金等），提供相應政策措施，吸引更多優質外地生來港就學。政府同時應鼓勵本地院校參與其他地區（如內地）的大專招生機制，支持本地生往海外交流升學，達至人才多向流動，擴學生的國際視野。
連接中國與世界 重塑「國際化」
進一步而言，中國國力在亞洲地區舉足輕重，更致力與世界接軌。香港要當亞洲教育樞紐，便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既為中國走進世界鋪路，並思考如何建立香港本身、中國以至亞洲於國際學術社會中的定位及價值觀，重塑「國際化」。
目前香港以至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追求的「國際化」，均以歐美大學為師，並以研究能獲歐美標準認同為榮（如按刊於西方學術期刊的論文數目作為衡量大學教員研究能力的主要標準）。其實，「國際化」並不完全等同「歐美化」。知識無國界，「國際化」並非以西方某些國家的準則或任何一個單元標準「一統」全球，而是一個多元的互動過程，透過國與國、社群與社群之間互為學習，同時做到彼此尊重，既容許各地域吸收國際經驗的同時，並建立植根本土的價值體系。世界的高等教育亦應是百家爭鳴。
發展區域合作框架與聯盟
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及院校，應積極與內地及外國院校交流合作與結盟。在區域合作的大趨勢下，不少外國大學均結為聯盟，共享資源，互補優勢。香港的院校，亦應透過國際學術網絡及經驗跟內地及國際院校交流合作，甚至可考慮藉區域合作框架（如泛珠及9+2合作框架）及國家政策（如「十一五」規劃），跟內地院校合組聯盟，迎戰其他外國大學聯盟。
當然，香港院校在加強與內地院校合作時，亦應不忘深化與亞洲其他院校及歐美院校的聯繫，以保持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面貌。目前香港高等學府，過分偏重刊於外國學術期刊的英文論文數目，而間接令以中文撰寫為主的香港本土研究邊緣化，這長遠來說也不利香港建立本身的身分認同。政府應推動院校商討，按本身的社會發展需要，建立適切於香港並具本土特色的學術研究評審機制，於「國際化」的同時，讓本土研究佔其應有席位。【三之二】
Monday, February 12, 2007
Sunday, February 04, 2007
星期天休息：民主就是一句漂亮動人的口號
星期天休息：民主就是一句漂亮動人的口號
特首競選連任，競選口號引起爭議。「競選」在香港是一樁新鮮事，競選口號的「創作」，更為香港開埠以來所無，尤其出自一名特首的競選辦公室，毀多譽少，十分正常。
如同廣告口號一樣，競選口號是一門精密的創作，由於面向社會大眾，口號必須精簡、易懂、容易記憶而傳誦。英語世界資本主義商業發達，不但商品口號擁有百年的創作歷史，最重要的是擁有言論和思想自由。有自由的社會，口號佳句紛陳，才思勃發，沒有自由的社會，口號僵化而低等，不脫「請用」哪一類洗粉、哪一種藥品「天下第一」之類，令人昏昏欲睡。由商品和政治口號的高低，看得出那個社會的民族智慧。
因為傑出的口號，必定言簡意濃，把每一個字眼的意義、音節、暗示的空間使用得最盡，富有機鋒和幽默感。例如，喝酒像吸煙一樣，有損健康、酒類商品，充滿爭議，健力士啤酒的廣告，就叫做「沒有健力士，大事不好」（Guinless isn't good for you），把健力士的原名Guinness，當中換了一個字母。另一句是「天啊，健力士」（My goodness, my Guinness），是玩弄英語名詞第一個字母的頭韻。絕妙的英語口號往往不可能中譯，原文的創意早在百尺的前頭，每一個字母都會跳舞而飛躍，每一個字都是點鐵成金的奇跡，一譯成華文已經失義失神，就叫做所謂「迷譯」（Lost in Translation）。
積架汽車的廣告口號，呼籲消費者看了製作華美的電視廣告之後，不要怔怔地發呆，要馬上買一輛：──「Don't just dream it, Drive it」，「做夢」和「開車」兩個字都以子音Dr起頭。英國旅行社湯瑪士庫克（Thomas Cook），以同名探險家為名，更進一步：「Don't just book it,Thomas Cookit」──不要只訂位，訂庫克的位──在標語的字裏押韻，叫做「內韻」。
口號創作以才氣居先，像麥當勞，最初有人設計：「東岸風格的三文治、中西部的微笑」（A sandwich served with an east coast style and a mid-west smile），以為「風格」與「微笑」押韻，卻不及後來的一句「邊個話『麥當勞』？」之傳神──「Did somebody say McDonald？」因為麥當勞近年備受社會學家指摘，指麥當勞積累太多油脂和膽固醇，吃壞兒童，引起心臟病，麥當勞被視為全球經濟侵略的元兇。「麥當勞」這個名字，日漸成為「經濟帝國主義」的同義詞：「是誰說了『麥當勞』的？」這句問話，像一個幼稚園女教師豎起耳朵，環視課室，笑著向班上的小孩，像一個禁忌的字眼，有人說溜了嘴，老師問：是哪位小朋友說的？請他舉手招認。這個口號，用豐富的暗示層次，傳遞了麥當勞廣受兒童歡迎，卻又備受成人攻擊的微妙處境，是廣告口號的神來之筆。
政治口號也一樣，煽動力強烈的口號，必定精簡，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只是三個字，訴諸浪漫的情感，三十年代的中共，在農村鼓動共產：「打土豪，分田地」，六個字勝過了千言萬語的一冊《資本論》，然而是不是所有的「土豪」都該打？強分田地，是暴力的搶掠，不是理性的行為，然而對於一個教育質素低劣的社會環境，嫉妒心加紅眼症，這種口號妙用無窮。
十八世紀末的美國革命，華盛頓鼓勵美國人起來反抗英國殖民地政權，主張政府既非民選，選民就不必交稅供養之：「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沒有民主代議，沒有稅收銀子」，一個政權的誕生，雖然同是暴力革命，但這句口號就比「打土豪、分田地」之流「理性」得多。隔一個太平洋，美國實現了人權和自由，今日是中國下一代夢寐想去留學的天堂，由口號的胎記，可知絕非偶然。
廣告口號必須符合本國的文化習俗，同一句標語：「賣鐵板，不要賣牛排」（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teak），在美國流行，到了英國，牛排換成了香腸：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ausage，英國沒有美國富裕，吃香腸的人更多。
特首的口號引起爭議，問題出在英語繙譯的過程：「I'll get the job done。」Job在英語中是相當神聖的字眼，是每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不論首相或清潔工人，不論工程師還是劊子手，都可以說：「Do the job」，變成粵語，「打工」在香港人的意識之中，聯想不佳：「工字不出頭」，「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特首已經被叫做「當奴」了，還「打工」，好處是形象更與香港草根連成一體，缺點是失去了領袖的威權。
何況在英語之中，用「我」（I）為口號的開頭，是為大忌。英語口號之中，第一個字，使用率最高的是「你」（You），除了You，頭十個最多使用的詞彙依次為「你的」（Your）、我們（We）、世界（World）、最佳（Best）、更多（More）、好（Good）、更好（Better）、新（New）、口味（Taste）。在英語世界，進廣告這一行，任何一個創作師傅都會警告，在口號中不要用the或a一類冗廢冠詞，為了節約空間，濃縮再濃縮。
香港的「民主」不倫不類，受打壓而停滯，曾蔭權卻率先「引進」西方民主的競選口號，即使有點粗疏，就像大陸報刊忽然刊出了一幅鄧小平打橋牌的漫畫一樣，比起英語報刊，雖然一點也不好笑，也是所謂「進步」和「開化」的跡象。
曾蔭權爵士如果想以英文口號顯示「亞洲國際城市」的威風，則大可盜用麥當勞的佳句：改為「Did somebody say Donald？」中譯不必完全「忠於」英語，可以叫：「乜你地話：選當奴？」
至於 Job 與「做份工」之間的迷譯，有時以訛傳訛，引起文法專家質疑，反而是最佳宣傳。七十年代雲絲頓香煙的一句口號：「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Good 和 Should兩字押內韻，但文法錯誤，Taste後面不該連like，而是as──錯了又怎樣？美國的香煙，沒有人敢質疑美國的廣告人是文盲，這句英語口號，流傳到遠東，任由一夥二毛子評點其中的文法問題，英美煙草公司硬是一字也不回應，這就是王者風範。
特首競選連任，競選口號引起爭議。「競選」在香港是一樁新鮮事，競選口號的「創作」，更為香港開埠以來所無，尤其出自一名特首的競選辦公室，毀多譽少，十分正常。
如同廣告口號一樣，競選口號是一門精密的創作，由於面向社會大眾，口號必須精簡、易懂、容易記憶而傳誦。英語世界資本主義商業發達，不但商品口號擁有百年的創作歷史，最重要的是擁有言論和思想自由。有自由的社會，口號佳句紛陳，才思勃發，沒有自由的社會，口號僵化而低等，不脫「請用」哪一類洗粉、哪一種藥品「天下第一」之類，令人昏昏欲睡。由商品和政治口號的高低，看得出那個社會的民族智慧。
因為傑出的口號，必定言簡意濃，把每一個字眼的意義、音節、暗示的空間使用得最盡，富有機鋒和幽默感。例如，喝酒像吸煙一樣，有損健康、酒類商品，充滿爭議，健力士啤酒的廣告，就叫做「沒有健力士，大事不好」（Guinless isn't good for you），把健力士的原名Guinness，當中換了一個字母。另一句是「天啊，健力士」（My goodness, my Guinness），是玩弄英語名詞第一個字母的頭韻。絕妙的英語口號往往不可能中譯，原文的創意早在百尺的前頭，每一個字母都會跳舞而飛躍，每一個字都是點鐵成金的奇跡，一譯成華文已經失義失神，就叫做所謂「迷譯」（Lost in Translation）。
積架汽車的廣告口號，呼籲消費者看了製作華美的電視廣告之後，不要怔怔地發呆，要馬上買一輛：──「Don't just dream it, Drive it」，「做夢」和「開車」兩個字都以子音Dr起頭。英國旅行社湯瑪士庫克（Thomas Cook），以同名探險家為名，更進一步：「Don't just book it,Thomas Cookit」──不要只訂位，訂庫克的位──在標語的字裏押韻，叫做「內韻」。
口號創作以才氣居先，像麥當勞，最初有人設計：「東岸風格的三文治、中西部的微笑」（A sandwich served with an east coast style and a mid-west smile），以為「風格」與「微笑」押韻，卻不及後來的一句「邊個話『麥當勞』？」之傳神──「Did somebody say McDonald？」因為麥當勞近年備受社會學家指摘，指麥當勞積累太多油脂和膽固醇，吃壞兒童，引起心臟病，麥當勞被視為全球經濟侵略的元兇。「麥當勞」這個名字，日漸成為「經濟帝國主義」的同義詞：「是誰說了『麥當勞』的？」這句問話，像一個幼稚園女教師豎起耳朵，環視課室，笑著向班上的小孩，像一個禁忌的字眼，有人說溜了嘴，老師問：是哪位小朋友說的？請他舉手招認。這個口號，用豐富的暗示層次，傳遞了麥當勞廣受兒童歡迎，卻又備受成人攻擊的微妙處境，是廣告口號的神來之筆。
政治口號也一樣，煽動力強烈的口號，必定精簡，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只是三個字，訴諸浪漫的情感，三十年代的中共，在農村鼓動共產：「打土豪，分田地」，六個字勝過了千言萬語的一冊《資本論》，然而是不是所有的「土豪」都該打？強分田地，是暴力的搶掠，不是理性的行為，然而對於一個教育質素低劣的社會環境，嫉妒心加紅眼症，這種口號妙用無窮。
十八世紀末的美國革命，華盛頓鼓勵美國人起來反抗英國殖民地政權，主張政府既非民選，選民就不必交稅供養之：「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沒有民主代議，沒有稅收銀子」，一個政權的誕生，雖然同是暴力革命，但這句口號就比「打土豪、分田地」之流「理性」得多。隔一個太平洋，美國實現了人權和自由，今日是中國下一代夢寐想去留學的天堂，由口號的胎記，可知絕非偶然。
廣告口號必須符合本國的文化習俗，同一句標語：「賣鐵板，不要賣牛排」（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teak），在美國流行，到了英國，牛排換成了香腸：Sell the Sizzlers not the Sausage，英國沒有美國富裕，吃香腸的人更多。
特首的口號引起爭議，問題出在英語繙譯的過程：「I'll get the job done。」Job在英語中是相當神聖的字眼，是每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不論首相或清潔工人，不論工程師還是劊子手，都可以說：「Do the job」，變成粵語，「打工」在香港人的意識之中，聯想不佳：「工字不出頭」，「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特首已經被叫做「當奴」了，還「打工」，好處是形象更與香港草根連成一體，缺點是失去了領袖的威權。
何況在英語之中，用「我」（I）為口號的開頭，是為大忌。英語口號之中，第一個字，使用率最高的是「你」（You），除了You，頭十個最多使用的詞彙依次為「你的」（Your）、我們（We）、世界（World）、最佳（Best）、更多（More）、好（Good）、更好（Better）、新（New）、口味（Taste）。在英語世界，進廣告這一行，任何一個創作師傅都會警告，在口號中不要用the或a一類冗廢冠詞，為了節約空間，濃縮再濃縮。
香港的「民主」不倫不類，受打壓而停滯，曾蔭權卻率先「引進」西方民主的競選口號，即使有點粗疏，就像大陸報刊忽然刊出了一幅鄧小平打橋牌的漫畫一樣，比起英語報刊，雖然一點也不好笑，也是所謂「進步」和「開化」的跡象。
曾蔭權爵士如果想以英文口號顯示「亞洲國際城市」的威風，則大可盜用麥當勞的佳句：改為「Did somebody say Donald？」中譯不必完全「忠於」英語，可以叫：「乜你地話：選當奴？」
至於 Job 與「做份工」之間的迷譯，有時以訛傳訛，引起文法專家質疑，反而是最佳宣傳。七十年代雲絲頓香煙的一句口號：「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Good 和 Should兩字押內韻，但文法錯誤，Taste後面不該連like，而是as──錯了又怎樣？美國的香煙，沒有人敢質疑美國的廣告人是文盲，這句英語口號，流傳到遠東，任由一夥二毛子評點其中的文法問題，英美煙草公司硬是一字也不回應，這就是王者風範。
Thursday, February 01, 2007
中文大學如此中文
中文大學如此中文
報上副刊的大標題曰：「如此中文，讀之頭痛」，而所舉的病例，居然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官方文件：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是一所立足香港，面向全中國，在亞太區，在全球追求卓越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本報告書以中大的使命和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全球化挑戰為出發點，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以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
批評者雷競璇先生指出，這短短的一段，贅詞甚多，量辭「一所」並無必要；「中大的使命和大學…」重複，可去其一；「以……為出發點」為英式辭藻，說「從……出發」即可。雷先生謂：漢語本來偏重短句，不像英語般將幾個分句串在一起，短句的好處是易讀易明，而且現代漢語源自文言文，淺白之中還是力求簡潔，既省篇幅，也不浪費讀者時間。
對於上引的文字，雷先生還有如下的批評：
其次，「追求卓越」一辭甚為突兀，是從英文的 strive for excellence 翻譯而來，屬於陳雲君所說的「趕西洋時髦」，是不成熟的媚俗辭藻。傳統漢語有「自強不息」一辭，用之無損文意，如要文雅一些，可以說「為臻善境，孜孜不倦」，或者「孜孜以求完善」。……
其三，此段開首三句細讀則覺可笑……中大追求卓越（如果勉強用此辭）的地域只在亞太區和全球而不在香港和中國嗎？文件執筆者恐無此心，但文句的表達確有此意，所謂辭不達意，就是如此。（筆者按：亞太區與全球是部份和全體的關係，文中這樣並置在一起是不妥當的）
這一段最令人不舒服的，還是其中的假大空感覺。同樣是表達自信和自詡，可以有含蓄文雅的寫法，如以以下數句開首：「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中文大學現已成為研究型綜合大學，成績有幸得到各方嘉許。」中國教育歷來講究禮義廉恥，其中作為先行者的禮又特別重視謙遜恭讓……綜合上文所言，以較簡潔的文辭，暫且不講求謙遜，將以上段落按原句次序重寫如下，以作參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為研究型綜合大學，立足香港、面向中國、亞太區以至全球，一直自強不息。本報告書從中大使命出發，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挑戰，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對雙語教學作宏觀及長遠規劃，提出原則、策略及前瞻性建議。」
以上文句，只算通順，談不上典雅，但囿於原文，只能如此。
的確，筆者覺得，雷先生的改寫版本，仍有可議之處，至少不該縱容「性、化、度」的泛濫。我是寧要「世界走向大融合」，也不要「全球化」，至於原文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如此多的「性」，直追內地的病態文風，委實唏噓。我想我至少會這樣寫：「提出有原則、有新意、有遠見的建議」，其實，簡潔再簡潔，「提出有益的建議」不是更清晰嗎？
報上副刊的大標題曰：「如此中文，讀之頭痛」，而所舉的病例，居然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官方文件：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是一所立足香港，面向全中國，在亞太區，在全球追求卓越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本報告書以中大的使命和大學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全球化挑戰為出發點，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以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
批評者雷競璇先生指出，這短短的一段，贅詞甚多，量辭「一所」並無必要；「中大的使命和大學…」重複，可去其一；「以……為出發點」為英式辭藻，說「從……出發」即可。雷先生謂：漢語本來偏重短句，不像英語般將幾個分句串在一起，短句的好處是易讀易明，而且現代漢語源自文言文，淺白之中還是力求簡潔，既省篇幅，也不浪費讀者時間。
對於上引的文字，雷先生還有如下的批評：
其次，「追求卓越」一辭甚為突兀，是從英文的 strive for excellence 翻譯而來，屬於陳雲君所說的「趕西洋時髦」，是不成熟的媚俗辭藻。傳統漢語有「自強不息」一辭，用之無損文意，如要文雅一些，可以說「為臻善境，孜孜不倦」，或者「孜孜以求完善」。……
其三，此段開首三句細讀則覺可笑……中大追求卓越（如果勉強用此辭）的地域只在亞太區和全球而不在香港和中國嗎？文件執筆者恐無此心，但文句的表達確有此意，所謂辭不達意，就是如此。（筆者按：亞太區與全球是部份和全體的關係，文中這樣並置在一起是不妥當的）
這一段最令人不舒服的，還是其中的假大空感覺。同樣是表達自信和自詡，可以有含蓄文雅的寫法，如以以下數句開首：「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中文大學現已成為研究型綜合大學，成績有幸得到各方嘉許。」中國教育歷來講究禮義廉恥，其中作為先行者的禮又特別重視謙遜恭讓……綜合上文所言，以較簡潔的文辭，暫且不講求謙遜，將以上段落按原句次序重寫如下，以作參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為研究型綜合大學，立足香港、面向中國、亞太區以至全球，一直自強不息。本報告書從中大使命出發，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挑戰，配合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和優勢，對雙語教學作宏觀及長遠規劃，提出原則、策略及前瞻性建議。」
以上文句，只算通順，談不上典雅，但囿於原文，只能如此。
的確，筆者覺得，雷先生的改寫版本，仍有可議之處，至少不該縱容「性、化、度」的泛濫。我是寧要「世界走向大融合」，也不要「全球化」，至於原文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膽性的建議如此多的「性」，直追內地的病態文風，委實唏噓。我想我至少會這樣寫：「提出有原則、有新意、有遠見的建議」，其實，簡潔再簡潔，「提出有益的建議」不是更清晰嗎？
Wednesday, January 31, 2007
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二○○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全面擴版，原先的頻道擴展為亞洲台、美洲台和歐洲台。央視台長趙化勇宣稱，這是央視傳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地位越來越高，作為中央電視台應該與我們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相匹配。」
這是中共在對外宣傳領域配合「大國崛起」國策的一次擴張。趙化勇不加掩飾地說：「現在世界上西方媒體的聲音比較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滯後，比較弱，一旦發生重大新聞事件，西方媒體的聲音往往佔據主流位置，形成了東西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力求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特別是中國的聲音能夠傳遍全球。中國的聲音既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包括中國記者眼中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的視點』。」
其實，所謂的「中國的視點」，就是文過飾非、指鹿為馬，就是以製造和傳播謊言為使命。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央視台長趙化勇等人，都是中國的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和薩哈夫（侯賽因的新聞發言人），他們成功地實踐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理論。如今，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荼毒國內十三億民眾的心智，而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讓邪惡的意識形態控制更多人的心靈。
可怕的軟性文宣
西方世界對於這樣一種危險，缺乏足夠的警惕。西方清楚地知曉當年蘇聯核彈頭的厲害，卻不明白中共的軟性文宣更加可怕。所謂的「中國視點」，就是讓世界認同中國式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和生命、犧牲環境和資源、縱容腐敗和社會不公而換取的經濟的畸形繁榮。這是一種變種的納粹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只不過用濃厚糖衣包裹起來而已。
從不作獨立報道
裹著小腳、如履薄冰的央視，連國內的真實新聞都不能報道，還有甚麼資格去報道全球新聞呢？央視報道過揭示六四大屠殺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嗎？央視報道過揭露沙士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嗎？央視敢於獨立調查陳良宇案件嗎？央視敢於批評任何一個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嗎？數十年如一日的、沒有新聞的「新聞聯播」是央視最醜陋的門臉，這是胡錦濤一個人的「新聞聯播」，如同當年袁世凱津津有味地閱讀只印刷一張的《順天時報》一樣。
最近，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話說拉登派遣一名恐怖分子潛入北京，策劃一起炸彈襲擊事件。這名恐怖分子走進商場，還沒有安裝好炸彈，遙控器就被人偷走了；走進居民小區，正在東張西望，突然一群保安衝出來將他痛打一頓；好容易到了郊外的一個小煤，成功製造了一起爆炸，數十名礦工死亡。他興沖沖地給主子發電報報喜，誰知一個星期後拉登回電說：「你去死吧，你居然敢騙我，我每天看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頻道，這幾天根本沒有報道中國發生過一起礦難！」
靠說謊保住地位
說謊已經變成了央視的條件反射，也只有說謊才能確保其中國大陸「第一媒體」的壟斷位置。趙化勇聲稱，目前三個國際頻道的收視用戶已經突破了六千五百萬戶。也就是說，單單是央視的這一個頻道，每天都在對六千五百萬戶進行洗腦。我想提醒海外華人：即便鄉愁再濃，也不要看這個謊言頻道，那裏面根本沒有真實的中國。
二○○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全面擴版，原先的頻道擴展為亞洲台、美洲台和歐洲台。央視台長趙化勇宣稱，這是央視傳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地位越來越高，作為中央電視台應該與我們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相匹配。」
這是中共在對外宣傳領域配合「大國崛起」國策的一次擴張。趙化勇不加掩飾地說：「現在世界上西方媒體的聲音比較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滯後，比較弱，一旦發生重大新聞事件，西方媒體的聲音往往佔據主流位置，形成了東西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力求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特別是中國的聲音能夠傳遍全球。中國的聲音既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包括中國記者眼中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的視點』。」
其實，所謂的「中國的視點」，就是文過飾非、指鹿為馬，就是以製造和傳播謊言為使命。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央視台長趙化勇等人，都是中國的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和薩哈夫（侯賽因的新聞發言人），他們成功地實踐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理論。如今，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荼毒國內十三億民眾的心智，而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讓邪惡的意識形態控制更多人的心靈。
可怕的軟性文宣
西方世界對於這樣一種危險，缺乏足夠的警惕。西方清楚地知曉當年蘇聯核彈頭的厲害，卻不明白中共的軟性文宣更加可怕。所謂的「中國視點」，就是讓世界認同中國式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和生命、犧牲環境和資源、縱容腐敗和社會不公而換取的經濟的畸形繁榮。這是一種變種的納粹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只不過用濃厚糖衣包裹起來而已。
從不作獨立報道
裹著小腳、如履薄冰的央視，連國內的真實新聞都不能報道，還有甚麼資格去報道全球新聞呢？央視報道過揭示六四大屠殺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嗎？央視報道過揭露沙士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嗎？央視敢於獨立調查陳良宇案件嗎？央視敢於批評任何一個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嗎？數十年如一日的、沒有新聞的「新聞聯播」是央視最醜陋的門臉，這是胡錦濤一個人的「新聞聯播」，如同當年袁世凱津津有味地閱讀只印刷一張的《順天時報》一樣。
最近，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話說拉登派遣一名恐怖分子潛入北京，策劃一起炸彈襲擊事件。這名恐怖分子走進商場，還沒有安裝好炸彈，遙控器就被人偷走了；走進居民小區，正在東張西望，突然一群保安衝出來將他痛打一頓；好容易到了郊外的一個小煤，成功製造了一起爆炸，數十名礦工死亡。他興沖沖地給主子發電報報喜，誰知一個星期後拉登回電說：「你去死吧，你居然敢騙我，我每天看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頻道，這幾天根本沒有報道中國發生過一起礦難！」
靠說謊保住地位
說謊已經變成了央視的條件反射，也只有說謊才能確保其中國大陸「第一媒體」的壟斷位置。趙化勇聲稱，目前三個國際頻道的收視用戶已經突破了六千五百萬戶。也就是說，單單是央視的這一個頻道，每天都在對六千五百萬戶進行洗腦。我想提醒海外華人：即便鄉愁再濃，也不要看這個謊言頻道，那裏面根本沒有真實的中國。
Saturday, January 27, 2007
Sunday, January 14, 2007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Monday, January 08, 200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黃毓民《新報》毓民星期天 2007.1.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滿庭芳
滿庭芳 秦 觀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Sunday, December 17, 2006
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陶傑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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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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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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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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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Saturday, November 18, 2006
自 由 鬥 士 永 垂 不 朽
佛 利 民 （ Milton Friedman ）Jul 31, 1912 - Nov 16,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Sunday, October 08, 2006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八月三十日，加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加州大型企業如煉油廠、發電廠、煤氣、水泥廠等逐步減少排放，在二○二○年前減少排放百分之二十五溫室氣體。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雖然係共和黨人，但為競選連任，爭取州內環保人士、自由派人士選票，唔理得商界反對、共和黨壓力，一於與民主黨合流，推動減排污案，以示先進，為減少全球暖化貢獻。
八月二十五日，外電報道，俄羅斯科學院天文學觀察所發表談話，指目前地球面對之危機唔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而係全球冷化（global cooling），佢關於太陽排放（solar emission）研究發現，目前地球氣溫已經達到最高度，好快就會轉向，全球氣溫逐步下跌，環球冷化會由二○一二至二○一五年間開始，到二○五五至二○六○年，荷蘭可能歷史重演（十七世紀末，荷蘭運河結冰）。俄羅斯科學家話，即使唔實施「京都協定書」，地球氣溫都會下降！
信邊個？
全球暖化派無論在人數、聲勢、研究金額以及傳播宣傳，都大大壓倒全球冷化派。不過俄羅斯科學院唔係阿貓阿狗科學院，俄國科學天才甚多，俄羅斯科學院久享盛名，佢天文學科學家會唔會得出就呀？
九月一日，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有一篇特稿，指暖化派每年擁有多以十億美元計研究經費，宣傳極之成功，在傳媒出現的公眾人物唔講全球暖化，唔講減少排放，就係政治不正確。特稿作者睇過一幅「綠色和平」照片，顯示阿根廷南部之冰川面積日漸縮細，證明暖化威脅海洋生態。作者對此印象甚深，去年聖誕節，特別去LakeArgentina放假，實地見到唔少冰川自安山脈滑落阿根廷湖，一原來冰川縮細，一新冰川不斷擴張，作者因此認為「綠色和平」，以偏概全，冇誠實地報道全部事實。所以，信邊個呢？暖化派已成利益團體，冷化派被主流科學家恥笑。左丁山仍然持懷疑態度，唔信冷氣Keep住二十五點五度就係環保。
Sun's Activity Increased in Past Century, Study Confirms
Recent Cooling of the Upper Ocean
SCIENTISTS PREDICT SOLAR DOWNTURN, GLOBAL COOLING
Russian Scientists Forecast Global Cooling in 6-9 Years
八月三十日，加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加州大型企業如煉油廠、發電廠、煤氣、水泥廠等逐步減少排放，在二○二○年前減少排放百分之二十五溫室氣體。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雖然係共和黨人，但為競選連任，爭取州內環保人士、自由派人士選票，唔理得商界反對、共和黨壓力，一於與民主黨合流，推動減排污案，以示先進，為減少全球暖化貢獻。
八月二十五日，外電報道，俄羅斯科學院天文學觀察所發表談話，指目前地球面對之危機唔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而係全球冷化（global cooling），佢關於太陽排放（solar emission）研究發現，目前地球氣溫已經達到最高度，好快就會轉向，全球氣溫逐步下跌，環球冷化會由二○一二至二○一五年間開始，到二○五五至二○六○年，荷蘭可能歷史重演（十七世紀末，荷蘭運河結冰）。俄羅斯科學家話，即使唔實施「京都協定書」，地球氣溫都會下降！
信邊個？
全球暖化派無論在人數、聲勢、研究金額以及傳播宣傳，都大大壓倒全球冷化派。不過俄羅斯科學院唔係阿貓阿狗科學院，俄國科學天才甚多，俄羅斯科學院久享盛名，佢天文學科學家會唔會得出就呀？
九月一日，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有一篇特稿，指暖化派每年擁有多以十億美元計研究經費，宣傳極之成功，在傳媒出現的公眾人物唔講全球暖化，唔講減少排放，就係政治不正確。特稿作者睇過一幅「綠色和平」照片，顯示阿根廷南部之冰川面積日漸縮細，證明暖化威脅海洋生態。作者對此印象甚深，去年聖誕節，特別去LakeArgentina放假，實地見到唔少冰川自安山脈滑落阿根廷湖，一原來冰川縮細，一新冰川不斷擴張，作者因此認為「綠色和平」，以偏概全，冇誠實地報道全部事實。所以，信邊個呢？暖化派已成利益團體，冷化派被主流科學家恥笑。左丁山仍然持懷疑態度，唔信冷氣Keep住二十五點五度就係環保。
Sun's Activity Increased in Past Century, Study Confirms
Recent Cooling of the Upper Ocean
SCIENTISTS PREDICT SOLAR DOWNTURN, GLOBAL COOLING
Russian Scientists Forecast Global Cooling in 6-9 Years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2006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耗資52億的添馬政府總部，肯定成為新地標，亦會繼迪士尼、昂坪360後又一極受歡迎的景點，因為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迄今為止，由於資料有限，護城河是怎個模樣，無法窺其全豹。但我認為，索性把政府總部建成一座中世紀式的堡壘，高大森嚴城牆外面，有一條水深廣闊的護城河。入口處，有人手和機械控制的木石橋。每天上班，命令精神抖擻氣宇軒昂的軍警把橋放下，讓特首驅車直進，再把橋收起，以防刁民亂闖。橋一開一合，滲透一種無可比擬君臨天下的威嚴與氣勢。儀式的可觀性，比得上天安門升旗、白金漢宮御林軍換防，肯定成為萬人圍觀、遊客必到的景點。
且慢，不要高興得太早，究竟有沒有護城河﹖至今仍有點撲朔迷離。傳媒說招標文件寫了，不止河，還有由政府總部直通立法會的隧道，還有高2.5米的圍欄，把總部團團圍住。護城河呢﹖為了回應傳媒報道，行政署發了一份新聞稿，透露了招標文件的部分內容﹕「在休憩用地內，應包括一片休閒空間，設計可以水為主體，及／或草地，及／或噴泉項目等亦可，以分開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政府總部大樓有時可能須限制出入，而休憩用地乃指定給公眾使用。休閒空間應是不少於 10米闊，在政府總部大樓範圍以外，沿政府總部大樓界線，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
在「水為主體」後面，英文原文有preferably這個字，中文版卻失了蹤，官方的傾向甚明。如果「休閒空間」以「水為主體」，「不少於10米闊」，「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從視覺和實際效用上，無論什麼名目，這跟護城河有什麼分別﹖
現在還要研究的是水要有多深﹖當然不能太淺，否則無法起到「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的作用。把人沒頂就夠了。如果貝貝在濕地公園開枝散葉，不妨考慮將鱷魚子孫放入護城河，一來可以將濕地公園的遊客分流，又可防止刁民跳入河中擾亂秩序，一舉數得。
期盼這城中奇景，早日落成。
吳志森
【明報專訊】耗資52億的添馬政府總部，肯定成為新地標，亦會繼迪士尼、昂坪360後又一極受歡迎的景點，因為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迄今為止，由於資料有限，護城河是怎個模樣，無法窺其全豹。但我認為，索性把政府總部建成一座中世紀式的堡壘，高大森嚴城牆外面，有一條水深廣闊的護城河。入口處，有人手和機械控制的木石橋。每天上班，命令精神抖擻氣宇軒昂的軍警把橋放下，讓特首驅車直進，再把橋收起，以防刁民亂闖。橋一開一合，滲透一種無可比擬君臨天下的威嚴與氣勢。儀式的可觀性，比得上天安門升旗、白金漢宮御林軍換防，肯定成為萬人圍觀、遊客必到的景點。
且慢，不要高興得太早，究竟有沒有護城河﹖至今仍有點撲朔迷離。傳媒說招標文件寫了，不止河，還有由政府總部直通立法會的隧道，還有高2.5米的圍欄，把總部團團圍住。護城河呢﹖為了回應傳媒報道，行政署發了一份新聞稿，透露了招標文件的部分內容﹕「在休憩用地內，應包括一片休閒空間，設計可以水為主體，及／或草地，及／或噴泉項目等亦可，以分開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政府總部大樓有時可能須限制出入，而休憩用地乃指定給公眾使用。休閒空間應是不少於 10米闊，在政府總部大樓範圍以外，沿政府總部大樓界線，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
在「水為主體」後面，英文原文有preferably這個字，中文版卻失了蹤，官方的傾向甚明。如果「休閒空間」以「水為主體」，「不少於10米闊」，「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從視覺和實際效用上，無論什麼名目，這跟護城河有什麼分別﹖
現在還要研究的是水要有多深﹖當然不能太淺，否則無法起到「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的作用。把人沒頂就夠了。如果貝貝在濕地公園開枝散葉，不妨考慮將鱷魚子孫放入護城河，一來可以將濕地公園的遊客分流，又可防止刁民跳入河中擾亂秩序，一舉數得。
期盼這城中奇景，早日落成。
吳志森
Friday, October 06, 2006
Hong Kong Wrong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6009800068684505.html?mod=opinion_main_commentaries
Hong Kong Wrong
By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6, 2006; Page A14
It had to happen. Hong Kong's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was too good to last. It went against all the instinc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aid to spend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at's why it was sadly unsurprising to see Hong Kong's current leader, Donald Tsang, last month declare the death of the policy on which the territory's prosperity was built.
The really amazing phenomenon is that, for half a century, his predecessors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tax and meddle. Though a colony of socialist Britain, Hong Kong followed a laissez-faire capitalist policy, thanks largely to a British civil servant, John Cowperthwaite. Assigned to handle Hong Kong's financial affairs in 1945, he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the territory's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1961-71. Cowperthwaite, who died on Jan. 21 this year, was so famously laissez-faire that he refused to collect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ear this would only g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excuse for more meddling. His successor, Sir Philip Haddon-Cave, coined the term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o describe Cowperthwaite's approach.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were remarkab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ong Kong was a dirt-poor island with a per-capita income about one-quarter that of Britain's. By 1997, when sovereignty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its per-capita income wa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parting colonial power, even though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sizable growth over the same period. That was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 of what people can do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was a major factor in encourag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ove away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ward greater reliance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free market. As a result, they too have benefit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ultimate fate of China depends, I believe, on whether it continues to move in Hong Kong's direction faster than Hong Kong moves in China's.
Mr. Tsang insists that he on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act "when there are obvious imperfe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if there are any "obvious imperfections," the market will eliminate them long before Mr. Tsang gets around to it. Much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mperfections" --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ve government.
A half-centur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has made Hong Kong wealthy enough to absorb much abuse from ill-advis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ertia alone should ensure that intervention remains limited. Despite the policy change, Hong Ko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lthy and prosperou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ut, although the territory may continue to grow, 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
Yet that doesn't detract from the scale of Cowperthwaite's achievement. Whatever happens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the experience of this past 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friend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t provides a lasting model of good economic policy for others who wish to bring similar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Mr. Friedman, the 197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Hong Kong Wrong
By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6, 2006; Page A14
It had to happen. Hong Kong's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was too good to last. It went against all the instinc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aid to spend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at's why it was sadly unsurprising to see Hong Kong's current leader, Donald Tsang, last month declare the death of the policy on which the territory's prosperity was built.
The really amazing phenomenon is that, for half a century, his predecessors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tax and meddle. Though a colony of socialist Britain, Hong Kong followed a laissez-faire capitalist policy, thanks largely to a British civil servant, John Cowperthwaite. Assigned to handle Hong Kong's financial affairs in 1945, he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the territory's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1961-71. Cowperthwaite, who died on Jan. 21 this year, was so famously laissez-faire that he refused to collect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ear this would only g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excuse for more meddling. His successor, Sir Philip Haddon-Cave, coined the term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o describe Cowperthwaite's approach.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were remarkab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ong Kong was a dirt-poor island with a per-capita income about one-quarter that of Britain's. By 1997, when sovereignty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its per-capita income wa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parting colonial power, even though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sizable growth over the same period. That was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 of what people can do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was a major factor in encourag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ove away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ward greater reliance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free market. As a result, they too have benefit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ultimate fate of China depends, I believe, on whether it continues to move in Hong Kong's direction faster than Hong Kong moves in China's.
Mr. Tsang insists that he on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act "when there are obvious imperfe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if there are any "obvious imperfections," the market will eliminate them long before Mr. Tsang gets around to it. Much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mperfections" --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ve government.
A half-centur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has made Hong Kong wealthy enough to absorb much abuse from ill-advis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ertia alone should ensure that intervention remains limited. Despite the policy change, Hong Ko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lthy and prosperou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ut, although the territory may continue to grow, 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
Yet that doesn't detract from the scale of Cowperthwaite's achievement. Whatever happens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the experience of this past 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friend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t provides a lasting model of good economic policy for others who wish to bring similar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Mr. Friedman, the 197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Sunday, October 01, 2006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文﹕梁文道 2006年9月6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著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 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著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 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愈墮落 愈快樂
明報社評筆陣
愈墮落 愈快樂／文﹕梁文道 2006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著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著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況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況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著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裡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匯。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況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愈墮落 愈快樂／文﹕梁文道 2006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著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著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況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況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著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裡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匯。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況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星期天休息：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敘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
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敘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
Saturday, September 30, 2006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4025&group_id=104
--梁文道
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著「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他在其經典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裹如是闡述：「在各類人際關係裏，一列看似有目的的制度之出現，是極為複雜但又條理分明的。但是這既非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來自許多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會帶來如此結果的個人行動」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4025&group_id=104
--梁文道
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著「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他在其經典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裹如是闡述：「在各類人際關係裏，一列看似有目的的制度之出現，是極為複雜但又條理分明的。但是這既非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來自許多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會帶來如此結果的個人行動」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曾蔭權上周在一個收費電視頻道中，提到陳方安生，說陳太「對某些政見執著，和我不同」，因此「亦無謂跟她斟酌」；談到陳日君，他又提到「我知道他對有些事比較執著」。不用說，我們的特首等於自認他不是「執著」的人，而且還不贊同「執著」。
那麼曾特首是怎樣的人呢？他在本周初訪問湖南，在參觀嶽麓書院時，看到「實事求是」橫匾，他說「實事求是」是自己一生的工作宗旨，隨後他在書院題詞，寫上的是「通才務實教澤流長」八個字，並說，希望香港可以多些通才，自己就鍾意「務實」。
曾特首反對陳太、陳日君的「執著」是指甚麼呢？應是指在香港發展民主普選政制。陳太、陳日君都支持並參與去年十二月四日及今年七月一日的爭普選遊行。去年的遊行更是針對曾特首自認為「務實」的政改方案。
那麼，曾特首又如何「務實」呢？「務實」的主要含意，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就是「講究實際」。對發展民主來說，曾特首所說的「務實」就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就不要推動去做，硬要去做，就是「執著」。
然而，縱觀曾蔭權和一眾政商名人回歸九年的表現，「務實」的含意除了「講究實際」之「實」以外，還有「識時務」之「務」。由於「識時務」，因此曾蔭權在董政權時代，對許多事情都不會像陳太那麼堅持，比如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對「八萬五」的忠實執行，比如沙士之後他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被派去擔任清潔大隊長，他也能忍辱退讓，不會像陳太那樣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他的識時務，還表現在他接任行政長官之職時，明知按《基本法》的字面意義應為五年，也明知中央硬拗是兩年乃因對他不那麼信任而定，他也不堅持，接了這兩年再說。市井商人與推銷員有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與其接受賒賬一百，不如拿五十現金，而五十現金又不如立刻取得十五元就走。
曾特首的識時務，更主要表現在香港民主進程上。他了解中央意圖是要徒有民主之名而不可有真正普選之實，因此提出一個原地踏步方案。
從曾特首的務實，筆者就想到了務虛。曾蔭權有沒有聽過「務虛」這個詞，不得而知，但他至少不太知道務虛的重要性吧。按《漢語大詞典》解釋，務虛是：就某項工作的政治、思想、政策、理論等方面進行研討。
中共過去很重視「務虛會議」。其中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曾經嘗試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找一個思想理論的依據。這傳統雖延續，卻已變色。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也召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議，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元老都參加。會上胡錦濤提了七個「不適應」，江澤民不予支持。但務虛的意義並沒有被否定。
所謂務虛，就是暫時抽離現實，在理論上對政策、路線進行探討，就是探尋大方向，就是避免行車時只看路面狀況而不看前方，就是避免只會「講究實際」，只會揣摸上意，只求行得通而罔顧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避免只追求近利而渾忘自己一貫的價值觀與對理想的追求。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務實，還應該務虛。其實是更應該務虛。只有務虛，才會擇善固執，才會有所堅持。但對於只講實際，只顧近利，只會營營役役的推銷員，怎麼跟他談務虛的重要性呢？
曾蔭權上周在一個收費電視頻道中，提到陳方安生，說陳太「對某些政見執著，和我不同」，因此「亦無謂跟她斟酌」；談到陳日君，他又提到「我知道他對有些事比較執著」。不用說，我們的特首等於自認他不是「執著」的人，而且還不贊同「執著」。
那麼曾特首是怎樣的人呢？他在本周初訪問湖南，在參觀嶽麓書院時，看到「實事求是」橫匾，他說「實事求是」是自己一生的工作宗旨，隨後他在書院題詞，寫上的是「通才務實教澤流長」八個字，並說，希望香港可以多些通才，自己就鍾意「務實」。
曾特首反對陳太、陳日君的「執著」是指甚麼呢？應是指在香港發展民主普選政制。陳太、陳日君都支持並參與去年十二月四日及今年七月一日的爭普選遊行。去年的遊行更是針對曾特首自認為「務實」的政改方案。
那麼，曾特首又如何「務實」呢？「務實」的主要含意，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就是「講究實際」。對發展民主來說，曾特首所說的「務實」就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就不要推動去做，硬要去做，就是「執著」。
然而，縱觀曾蔭權和一眾政商名人回歸九年的表現，「務實」的含意除了「講究實際」之「實」以外，還有「識時務」之「務」。由於「識時務」，因此曾蔭權在董政權時代，對許多事情都不會像陳太那麼堅持，比如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對「八萬五」的忠實執行，比如沙士之後他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被派去擔任清潔大隊長，他也能忍辱退讓，不會像陳太那樣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他的識時務，還表現在他接任行政長官之職時，明知按《基本法》的字面意義應為五年，也明知中央硬拗是兩年乃因對他不那麼信任而定，他也不堅持，接了這兩年再說。市井商人與推銷員有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與其接受賒賬一百，不如拿五十現金，而五十現金又不如立刻取得十五元就走。
曾特首的識時務，更主要表現在香港民主進程上。他了解中央意圖是要徒有民主之名而不可有真正普選之實，因此提出一個原地踏步方案。
從曾特首的務實，筆者就想到了務虛。曾蔭權有沒有聽過「務虛」這個詞，不得而知，但他至少不太知道務虛的重要性吧。按《漢語大詞典》解釋，務虛是：就某項工作的政治、思想、政策、理論等方面進行研討。
中共過去很重視「務虛會議」。其中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曾經嘗試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找一個思想理論的依據。這傳統雖延續，卻已變色。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也召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議，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元老都參加。會上胡錦濤提了七個「不適應」，江澤民不予支持。但務虛的意義並沒有被否定。
所謂務虛，就是暫時抽離現實，在理論上對政策、路線進行探討，就是探尋大方向，就是避免行車時只看路面狀況而不看前方，就是避免只會「講究實際」，只會揣摸上意，只求行得通而罔顧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避免只追求近利而渾忘自己一貫的價值觀與對理想的追求。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務實，還應該務虛。其實是更應該務虛。只有務虛，才會擇善固執，才會有所堅持。但對於只講實際，只顧近利，只會營營役役的推銷員，怎麼跟他談務虛的重要性呢？
Monday, September 25, 2006
香港治安遜星滬
從未到過上海~~~~~ 真想見識一下上海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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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者：銷售稅毀港購物天堂
【本報訊】一項調查顯示，上海中產人士最不滿意香港的治安和交通狀況，但卻認為香港仍是購物天堂，然而若香港開徵銷售稅，會縮窄與內地的落差，屆時香港就會失去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
香港治安遜星滬
昨日在本港公布的「上海優才看香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產人士認為香港的治安不但遠遜上海，還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公布結果的上海負責人李明芳前日在港塞車45分鐘後，對本港交通狀況最不滿意。
上海盛高置地委託上海傳威市場研究公司，本月中訪問了1,000名家住上海豪宅、月入平均達5,000至14,999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結果發現，55%受訪者認為上海治安良好，認為新加坡及香港治安良好的分別為34%及8%。
此外，認為香港購物設施完善的受訪者高達75%，遠多於上海的18%及新加坡的3%。本身是上海一家旅遊公司副總經理的上海中產人士李文軍認為，若香港開徵銷售稅，香港購物天堂的優勢將褪色，就像當年日本徵收銷售稅後，令旅客的購物熱情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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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者：銷售稅毀港購物天堂
【本報訊】一項調查顯示，上海中產人士最不滿意香港的治安和交通狀況，但卻認為香港仍是購物天堂，然而若香港開徵銷售稅，會縮窄與內地的落差，屆時香港就會失去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
香港治安遜星滬
昨日在本港公布的「上海優才看香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產人士認為香港的治安不但遠遜上海，還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公布結果的上海負責人李明芳前日在港塞車45分鐘後，對本港交通狀況最不滿意。
上海盛高置地委託上海傳威市場研究公司，本月中訪問了1,000名家住上海豪宅、月入平均達5,000至14,999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結果發現，55%受訪者認為上海治安良好，認為新加坡及香港治安良好的分別為34%及8%。
此外，認為香港購物設施完善的受訪者高達75%，遠多於上海的18%及新加坡的3%。本身是上海一家旅遊公司副總經理的上海中產人士李文軍認為，若香港開徵銷售稅，香港購物天堂的優勢將褪色，就像當年日本徵收銷售稅後，令旅客的購物熱情大減。
Thursday, September 14, 2006
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
文﹕梁文道 2006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Thursday, September 07, 2006
Freakonomics《魔鬼經濟學》
http://www.freakonomics.com/studyguide/index.php
《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又譯《怪誕經濟學》），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及新聞工作者Stephen.J.Dubner所寫的一本經濟學書籍。本書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現象，並以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
《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又譯《怪誕經濟學》），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及新聞工作者Stephen.J.Dubner所寫的一本經濟學書籍。本書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現象，並以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
Saturday, September 02, 2006
康德說我思故我在？黃志芳鬧存在主義大笑話
中評社香港3月10日電／據中國時報報道，台「外交部長」黃志芳昨日在立法院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他時空錯置地將二十世紀中的存在主義哲學套到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頭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比康德早生一百多年的笛卡兒、那一句家喻戶曉的「我思故我在」，也被他算成是康德創見。
黃志芳上台後，第一次到立院外交委員會備詢，終統論引爆台美關係緊張之際，朝野立委出席場面熱烈，磨刀霍霍大陣仗伺候。一場終統論，竟演變成存在主義和同志之愛的朝野大辯論。
台灣前外長、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一上場，就先搬出國際法大師丘宏達的大辭典，亮出一張張字彙、填空、造句的英文考題，要黃志芳解釋「Desuetude（廢止）、Obsolescence（失效）、Cease（終止）」等差異。
蔣孝嚴嗆聲，要搞外交，就要弄懂這些字，既然用了cease這個字眼，「那就表示國統會還存在！」黃志芳頗不認同地說，存不存在是很主觀的認知問題，光是從這麼多英文單字，不難發現「這是哲學層次很高的問題」。
民進黨立委徐國勇上台解圍說，這些英文聽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終統很簡單嘛，這就好像上帝一樣：信的人說上帝存在，不信的人說上帝不存在，這怎麼會是哲學呢？這根本就是玄學！
黃志芳點頭說，要研究「存在」還是「不存在」，恐怕要去問德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像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語畢，全場官員立委一時間沒人聽出異狀。
直到下午，留法的親民黨立委張顯耀趕到現場，第一句話就追問，「你早上有說過終統論是哲學層次問題，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嗎？」黃志芳點頭答是，張顯耀突然拔高音量說「通通都不是啦」，他流利唸出一句法文「Jepense，doncjesuis」，並激動的說，「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講的，不是康德，康德也不研究存在主義，研究存在主義的是沙特！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比康德早生一百多年的笛卡兒、那一句家喻戶曉的「我思故我在」，也被他算成是康德創見。
黃志芳上台後，第一次到立院外交委員會備詢，終統論引爆台美關係緊張之際，朝野立委出席場面熱烈，磨刀霍霍大陣仗伺候。一場終統論，竟演變成存在主義和同志之愛的朝野大辯論。
台灣前外長、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一上場，就先搬出國際法大師丘宏達的大辭典，亮出一張張字彙、填空、造句的英文考題，要黃志芳解釋「Desuetude（廢止）、Obsolescence（失效）、Cease（終止）」等差異。
蔣孝嚴嗆聲，要搞外交，就要弄懂這些字，既然用了cease這個字眼，「那就表示國統會還存在！」黃志芳頗不認同地說，存不存在是很主觀的認知問題，光是從這麼多英文單字，不難發現「這是哲學層次很高的問題」。
民進黨立委徐國勇上台解圍說，這些英文聽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終統很簡單嘛，這就好像上帝一樣：信的人說上帝存在，不信的人說上帝不存在，這怎麼會是哲學呢？這根本就是玄學！
黃志芳點頭說，要研究「存在」還是「不存在」，恐怕要去問德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像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語畢，全場官員立委一時間沒人聽出異狀。
直到下午，留法的親民黨立委張顯耀趕到現場，第一句話就追問，「你早上有說過終統論是哲學層次問題，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嗎？」黃志芳點頭答是，張顯耀突然拔高音量說「通通都不是啦」，他流利唸出一句法文「Jepense，doncjesuis」，並激動的說，「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講的，不是康德，康德也不研究存在主義，研究存在主義的是沙特！
Thursday, August 24, 2006
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白痴政黨~~~~
人地臺灣因為有近親政團保護阿扁~~~ 所有倒扁的方法都無效至用近似一人一票去做
~~~~
家陣我地已經無哂辨法咩 ? 好做唔做~~~ 不如諗下我地民間捐錢選特首來個"民間公投"好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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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記者許偉賢報道】政府堅拒聆聽民意擱置商品及服務稅（即銷售稅）諮詢，引來更多團體大舉反擊，由基層團體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意仿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捐款倒扁運動，呼籲市民捐出10元，顯示反銷售稅決心；聯盟更會聯繫其他反銷售稅團體，希望在互相配合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不會出現冷場，直至政府願向民意屈服。
收集捐款刊登廣告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牽頭組成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聯盟」，呼籲倒扁市民捐出100元新台幣（約25港元）表態，結果短短十數天已籌到逾1億新台幣（近2,500萬港元），即倒扁市民超過100萬，反應極為熱烈。
由十多個基層團體，如職工盟、前及社區組織協會等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定仿效倒扁運動，在9月初正式成立後，會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行動，於全港各大地區設置捐款箱，呼籲市民以捐款表明對銷售稅的不滿。
聯盟會將收集到的捐款，在各大報章刊登反銷售稅廣告。聯盟發言人蔡耀昌指未有籌款目標，但希望趁反銷售稅民情尚高漲時舉辦此運動，把握時機向政府表態。
成員之一的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募捐運動等同公投，「睇有幾多人捐錢，就知有幾多人反銷售稅；每個人都有付出，就顯示到佢決心同堅定，唔係我拉馬同造馬。」
聯盟稍後會與其他反銷售稅組織聯繫，希望在互相協調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一浪接一浪地輪流舉行，不會有冷場。
唐英年會落區諮詢
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天則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力促當局擱置銷售稅諮詢，並將早前在街頭收集到近7萬個反銷售稅的市民簽名交予政府。副主席葉國謙指開徵銷售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建議政府用其他方法擴闊稅基。據知唐英年稍後會落區諮詢，包括出席四場地區諮詢會。
政府發言人則回應指，明白各界對銷售稅的關注，但力撐銷售稅是一個擴闊稅基及保持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有效辦法。
人地臺灣因為有近親政團保護阿扁~~~ 所有倒扁的方法都無效至用近似一人一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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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陣我地已經無哂辨法咩 ? 好做唔做~~~ 不如諗下我地民間捐錢選特首來個"民間公投"好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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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記者許偉賢報道】政府堅拒聆聽民意擱置商品及服務稅（即銷售稅）諮詢，引來更多團體大舉反擊，由基層團體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意仿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捐款倒扁運動，呼籲市民捐出10元，顯示反銷售稅決心；聯盟更會聯繫其他反銷售稅團體，希望在互相配合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不會出現冷場，直至政府願向民意屈服。
收集捐款刊登廣告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牽頭組成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聯盟」，呼籲倒扁市民捐出100元新台幣（約25港元）表態，結果短短十數天已籌到逾1億新台幣（近2,500萬港元），即倒扁市民超過100萬，反應極為熱烈。
由十多個基層團體，如職工盟、前及社區組織協會等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定仿效倒扁運動，在9月初正式成立後，會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行動，於全港各大地區設置捐款箱，呼籲市民以捐款表明對銷售稅的不滿。
聯盟會將收集到的捐款，在各大報章刊登反銷售稅廣告。聯盟發言人蔡耀昌指未有籌款目標，但希望趁反銷售稅民情尚高漲時舉辦此運動，把握時機向政府表態。
成員之一的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募捐運動等同公投，「睇有幾多人捐錢，就知有幾多人反銷售稅；每個人都有付出，就顯示到佢決心同堅定，唔係我拉馬同造馬。」
聯盟稍後會與其他反銷售稅組織聯繫，希望在互相協調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一浪接一浪地輪流舉行，不會有冷場。
唐英年會落區諮詢
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天則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力促當局擱置銷售稅諮詢，並將早前在街頭收集到近7萬個反銷售稅的市民簽名交予政府。副主席葉國謙指開徵銷售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建議政府用其他方法擴闊稅基。據知唐英年稍後會落區諮詢，包括出席四場地區諮詢會。
政府發言人則回應指，明白各界對銷售稅的關注，但力撐銷售稅是一個擴闊稅基及保持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有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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