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1997.05.23）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轉載
《信報》五月三日的社評，題為《墨守成規不可取，離經叛道有可為》的，題目有吸引力。細讀內容，是描述一套走火入魔的新經濟學，忍不住要回應一下。
該社評的內容，是關於美國的一個名為聖信德（Santa Fe）的小市，創立了一個新的聖信德經濟學派，高手開始雲集，包括了曾經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這些都是聰明之士，IQ爆棚的。他們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科 技，高級的數學方程式，構成「非常」的「武器」，來對付「非常的課題」。社評又說，這「非常課題」的答案，是「千百萬股民夢寐以求」的。
「求」什麼？求發達也。聖信德學派的天才高手，當然也是股民，也想發達。
據社評所說，對那「非常課題」，「聖信德有了初步解釋」！據我所知，可惜的就是「初步」，因為到今天，聖信德的天才，離發達之期尚遠！我個人的估計，大約還要等三億年。
有了答案就可以大發其達的「非常課題」是什麼呢？是「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無法理解的一些現象，如股市投機泡沫的出現和破裂等」。類似的「非常課題」，三十四年前我和幾位同學也研究過。今天重聽，忍不住哈哈大笑，曰：「一字都冇咁淺也！」我這樣說，是有不膚淺的哲理的。
一位IQ爆棚的朋友，凡事都說淺、淺、淺的，有一次我考他一考，問：「『弌』字是什麼字，其意為何？」他想了很久，想得面紅耳赤，總是答不出來。我以安慰語氣對他說：「『弌』者，『一』也；《壹週刊》之《壹》也；『一字都冇咁淺』之『弌』也！」
「一」字當然是淺的。但假若你走火入魔，用上連字典也不容易找到的「弌」字，那麼就算你天才絕頂，充其量只可以自欺欺人，說穿了，既不高深，也不絕妙，只能令人啼笑皆非而已。
經濟學上有好些不能（其實是不容易）解釋的「非常」現象，可不是因為這門學問的理論中看不中用，要「發明」新的，而是因為世間的侷限條件千變萬化。經濟學 理論的有效運用，是先要準確地把有關的侷限條件研究、調查、鑑定、簡化。這是很艱巨的工程，與方程式的多少或深淺扯不上關係。就算是一些不是「非常性」 的、微不足道的經濟現象，一個經濟學高手，往往要窮一生之力，才能稍懂其侷限條件的結構。阿羅等人是數學天才，也是理論天才，但他們對世間的真實侷限條 件，卻沒有下過什麼功夫。
六十年代興起的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學說，是一個革命性的發展，因為交易費用是最重要的侷限條件。為什麼在此之前經濟學界對之視若無睹，是另外一 個話題；而後來經濟學界懶得去考查交易費用的侷限條件，轉向博弈理論（Game Theory）那方面的數學發展，又是另一個話題了。我認為，「懶」是人之常情，而這「常情」是這兩大話題的答案。
回頭說聖信德學派的「非常現象」，其解釋的困難，真的是「一字冇咁淺」。市場的訊息不僅費用奇高，而且訊息有真有假；更過癮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權利，而不同訊息會落在有不同權利的不同的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與佛利民挑燈夜談，對他說：「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觀察，我對你多年來所倡導的控制貨幣發行量的政策，有所懷疑。我今天認為，回覆昔日的金本位制或 採用其它本位制，是可取的。你的貨幣理論絕對一流，問題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訊息費用，而準確的訊息差不多免費地落在有權力的人的手上，使他們可在市場大賭 幾手而成大富，外間的人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無可奈何，這些人不賭才怪！而這一賭也，可以使市場大起波動，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我跟著舉出匯率波動的例 子，利率波動的例子，股市波動的例子，指出在這些市場中，某些人可以有利可圖，因而增加了我們在外間認為是莫名其妙的大波動。
讀者不相信嗎？如果鄧小平還健在，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股市上大賭一手，你要買聖信德的眾多天才再加十倍勝出，還是買鄧小平這個連一條方程式也不懂的人勝出？
我們不容易解釋市場的好些現象，尤其是宏觀性的某些暴升暴跌的現象，是因為世界的侷限條件太複雜，而在這複雜的情況下，有些人在訊息上處於有利位置，可以 預先知道一些訊息而在市場大賭幾手而風花雪月去也。有些人處於另一種有利位置，可以製造新的侷限條件，或刻意而又成功地誤導市場。一些市民或股民，以為自 己有先見之明，又或者以為自己掌握到一些內幕消息，糊裡糊塗地下注；而其它的好些股民，本著那所謂「牛群直覺」，一窩蜂盲目地炒上炒落。
如果我們能知道複雜無比的訊息侷限條件的大概，而又知道這些訊息對不同的人的分佈，那麼「非常性」的市場現象，大學一年級的經濟學理論就可以解釋得很清 楚。但假若有無足輕重的人能深知上述的侷限條件，因而可以推斷市場的去向而準確地下注，市場的走勢就會由於這「準確下注」而改變了。
在市場因為沒有人能知道侷限條件的整體而引起的波動中，或然率往往使某些數據有連繫性的出現。這使好些人認為他們可以按這連繫下注便有利可圖。歷史上，好 些人以這種下注方式賺過大錢，但其實是或然率讓他們在某波動時期吃到甜頭。但歷史上，這些「高手」也往往因或然率而破產收場。
股市上的所謂圖表派，是因為或然率容許有不盡不實的數據連繫而促成的。歷久以來，我稱「圖表派」為「風水派」。
聖信德學派是圖表派的絕頂高手。因為計算機的功能越來越了不起，市場的數據可以大量搬進計算機去，一按掣就大有可觀。這些高手不僅懂計算機，且數學高不可攀，又用上巧妙的假設，於是使人看來更是敬畏有加了。
問題是，這些天才忘記了科學方法的第一課。不管計算機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深湛，他們是以市場的數據來解釋市場。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了。在邏輯上，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說得清楚：最魯莽、最不負責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無意地以事實來解釋事實的那一類。此乃聖信德之類也。
Monday, March 10, 2008
Monday, February 04, 2008
陶傑短評：一竹篙打一船淫
藝員裸淫網洩事件，因日本傳媒跟捧，事件「國際化」，警方表現高度亢奮，警務處長頻頻發言，指「大量窩藏網絡淫照，可被視為有發放意圖」，繼而進一步收緊，指「即使藏有一幅不雅圖片，亦有可能犯法」，繼而掀起抓捕風潮。
藏有大量網淫照片，即有「發放意圖」，警務處長要補充的是：如果此一「大量」圖片，屬於自拍形式，儲藏在自拍者本人的電腦之中，則警方會不會拘捕淫照的主角兼電腦的物主，即使這位當事人是一名藝人？
因為藏有自拍淫照者，本身正是具有「發放意圖」的第一嫌疑犯。警務處長受過刑警偵緝訓練，不可能不知道：一旦遇到有人上門舉報兇殺案，全世界的警探，都會首先鎖定報案人為第一疑兇。世上所有的雨衣露體狂，都以其身體的某部份為傲，在橫街窄巷，向路過的單身女子主動掀衣發放，分享自豪感，因此，染上自拍癮的慾海男女，不分職業，尤以在水銀燈下最易陷入自戀的演藝人士，如發現其電腦或手機藏有本人的裸淫影像物品，警方是否應優先拘捕？
但這樣一來，警方又威脅了影藝人的「創作自由」，因為影藝人自拍的裸淫物品，多講究攝影、燈光、角度與一般暗瘡電車男自我裸拍藝術水準自然超班，警務處長「一竹篙打一船淫」，如此亢奮，怎怪得港人當初反二十三條呢？
藏有大量網淫照片，即有「發放意圖」，警務處長要補充的是：如果此一「大量」圖片，屬於自拍形式，儲藏在自拍者本人的電腦之中，則警方會不會拘捕淫照的主角兼電腦的物主，即使這位當事人是一名藝人？
因為藏有自拍淫照者，本身正是具有「發放意圖」的第一嫌疑犯。警務處長受過刑警偵緝訓練，不可能不知道：一旦遇到有人上門舉報兇殺案，全世界的警探，都會首先鎖定報案人為第一疑兇。世上所有的雨衣露體狂，都以其身體的某部份為傲，在橫街窄巷，向路過的單身女子主動掀衣發放，分享自豪感，因此，染上自拍癮的慾海男女，不分職業，尤以在水銀燈下最易陷入自戀的演藝人士，如發現其電腦或手機藏有本人的裸淫影像物品，警方是否應優先拘捕？
但這樣一來，警方又威脅了影藝人的「創作自由」，因為影藝人自拍的裸淫物品，多講究攝影、燈光、角度與一般暗瘡電車男自我裸拍藝術水準自然超班，警務處長「一竹篙打一船淫」，如此亢奮，怎怪得港人當初反二十三條呢？
Sunday, February 03, 2008
小風波 (陶傑)
藝人的裸淫照被人上了網，有什麼大新聞價值？十多年前，史泰龍當四級片演員的圖片就上了網，畢比特的裸照也上了網，未見美國的FBI舉國出動，要抓幕後黑 手，因為根本不需要。
為什麼？因為照片如果是假的，用一個人頭貼在一具身體上面，當事人可以發一通聲明，一笑置之。
美國總統布殊和國務卿萊絲亦曾遭「移花接木」，出兵伊拉克的時候，惡作劇者把兩個男女的裸身接上兩人的肖像，像做愛的樣子，兩位領袖一點反應也沒有。
如果照片是真的，那麼在邏輯上，就要問一個問題：裸照淫圖，是不是有歹徒用手鎗指著迫拍下，為了勒索不遂，然後在網上傳播？如果是這樣，藝人才是百分之百 的受害人，不分知名度，都是嚴重的刑事案。
如果沒有人威迫，照片是自己私下尋找樂趣，用手機拍下，這種自戀行為，當事人一早就該警惕：萬一手機丟失，電腦出問題，照片就有可能公開流傳。一對油尖旺小情侶可以在床上玩自拍，在社會上有點知名的人，玩同樣的遊戲，自己承擔後果。
因此，如果照片是真的，第一個要追究責任的，是玩自拍製造這些照片的人。即使要找人拍裸照玩自戀，攝影師畢竟是外人，今天稱兄道弟，明天鬧翻了，底片一樣 可能外洩。一個藝人，如果成熟一點，自拍或由死黨拍下這些照片的時候，必定會計算其中風險。
你自己率先把「私隱」拍下來，在這個高科技世界，就要想到有沒有可能有一天「私隱」會上了網。最 保險的辦法：越是「名人」，越不要玩這等無聊遊戲。如果戴安娜跟她的埃及男友一起拍了幾張床上照，照片在雅虎公開了，只要圖片是真的，你看見了，也不會大罵做手腳的人「無良」的，你只會：A，跟全世界的人一起評頭品足圖中男女的身材；B，嘲笑戴安娜，跟那個埃及佬做愛就做愛，拍下來做什麼？真是傻豬。
幾張藝人圖片上網，全城起哄，是一個不成熟的社會集體躁狂的行為。華文傳媒頭版炒作，警方大為緊張，還要求國際刑警協助，這種「警方」也心智不成熟。議員街頭被毆，沒有真正破案，政治白色恐怖，無能為力，「警方」跟著偶像fan屎的咆哮團團轉，太孩子氣了。日本傳媒跟進炒作，助長了當事人自我放大的錯覺，把香港警方嚇死，更像天快塌了的樣子，日本仔呀，你真鬼！
為什麼？因為照片如果是假的，用一個人頭貼在一具身體上面，當事人可以發一通聲明，一笑置之。
美國總統布殊和國務卿萊絲亦曾遭「移花接木」，出兵伊拉克的時候，惡作劇者把兩個男女的裸身接上兩人的肖像，像做愛的樣子，兩位領袖一點反應也沒有。
如果照片是真的，那麼在邏輯上，就要問一個問題：裸照淫圖，是不是有歹徒用手鎗指著迫拍下，為了勒索不遂，然後在網上傳播？如果是這樣，藝人才是百分之百 的受害人，不分知名度，都是嚴重的刑事案。
如果沒有人威迫，照片是自己私下尋找樂趣，用手機拍下，這種自戀行為，當事人一早就該警惕：萬一手機丟失，電腦出問題，照片就有可能公開流傳。一對油尖旺小情侶可以在床上玩自拍，在社會上有點知名的人，玩同樣的遊戲，自己承擔後果。
因此，如果照片是真的，第一個要追究責任的，是玩自拍製造這些照片的人。即使要找人拍裸照玩自戀，攝影師畢竟是外人，今天稱兄道弟，明天鬧翻了，底片一樣 可能外洩。一個藝人，如果成熟一點，自拍或由死黨拍下這些照片的時候，必定會計算其中風險。
你自己率先把「私隱」拍下來，在這個高科技世界，就要想到有沒有可能有一天「私隱」會上了網。最 保險的辦法：越是「名人」，越不要玩這等無聊遊戲。如果戴安娜跟她的埃及男友一起拍了幾張床上照，照片在雅虎公開了，只要圖片是真的，你看見了，也不會大罵做手腳的人「無良」的，你只會：A，跟全世界的人一起評頭品足圖中男女的身材；B，嘲笑戴安娜，跟那個埃及佬做愛就做愛，拍下來做什麼？真是傻豬。
幾張藝人圖片上網，全城起哄，是一個不成熟的社會集體躁狂的行為。華文傳媒頭版炒作，警方大為緊張，還要求國際刑警協助，這種「警方」也心智不成熟。議員街頭被毆，沒有真正破案，政治白色恐怖，無能為力，「警方」跟著偶像fan屎的咆哮團團轉，太孩子氣了。日本傳媒跟進炒作，助長了當事人自我放大的錯覺，把香港警方嚇死，更像天快塌了的樣子，日本仔呀，你真鬼！
Sunday, January 27, 2008
星期天休息：資訊不是知識，消費者不是讀者
陶傑
一家「老牌」出版社倒閉，所謂「集體回憶」，又陷一城。該出版社當年以出版「袋裝書」開創本地風氣，名噪一時。「袋裝書」的風俗，抄仿自日本，因為日本人在東京地鐵上班，閱讀風氣濃盛，喜歡一面乘車，一面閱讀，日本「岩波文庫」，即為袋裝書出版之代表。中華民國時代，出版家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亦屬小巧玲瓏，書身籤長，一本裝在當年寬敞的唐裝口袋裏，尚有餘空，還裝得下一支鋼筆、一盒墨水，另加一隻西洋袋錶。
香港的出版生意難做，因為香港的閱讀向來不成風氣。暢銷書多為炒股投資、湯水美容的天下，但這一類書籍，販賣者不屬「知識」，而是「資訊」。嚴格來說，閱讀（Reading）是很崇高的習氣，以書為目標，而書是傳播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訊（Information）。例如一具手機附贈的說明書，教導用者怎樣使用各樣按鈕功能，說明書羅列的是資訊，閱讀這冊說明書的，嚴格來說，不夠資格稱為一名「讀者」，只是一名「消費者」。同理，教導如何炒股票、怎樣湯水護膚的各類印刷物，嚴格來說，只是資訊的「說明書」（Brochure），而不是「書」（Book），偏偏華文的「說明書」卻又與書籍的一個「書」字雷同。閱讀說明書的人，有快速的功能目的，香港有許多以書籍形式出現的資訊手冊，不可以列為「讀者」，只是「用家」或「消費者」。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是時空心靈交流，在閱讀的同時，讀者與作者隔世相遇，擦肩而過，電光火石之間，共鳴交擊生輝。閱讀小說、哲學、聖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讀書而獲得知識和智慧，讀者像情人；看了一冊資訊的說明書，消費者像一名嫖客。
這就是香港今天沒有真正的出版業的理由。經濟暢旺的時候，「市場」講究聲色享受，炒股和護膚飲食的資訊固然流行；經濟衰退之際，消費者沒有餘錢，更缺乏買書的動力。香港人到底愛不愛「閱讀」？視乎「閱讀」和「讀者」的定義。香港沒有多少個「讀者」，但有許多「消費者」，而真正的閱讀，絕對不是消費，英國大學制度，副教授的職銜，就叫做Reader。這就是這家老牌出版社當前必定倒閉的理由。
全球華人共有十三四億，英語人口，不算印度，卻只有四五億，英文的出版物品，對世界的影響卻遠超華文。因為英文不像華文，全球大一統，沒有區域割據的毛病。一本《哈利波特》，在英國、愛爾蘭、新西蘭、加拿大，不同的國家，只要使用英語，都可以暢銷。
中文書籍不同，中國大陸的「漢語」，與台灣的文字，格調互相排斥；香港的中文，卻又摻入了地方方言的語法，為中台兩岸讀者所不明。中國語文經歷了「文革」的破壞、政治的污染，中國人半世紀以來開會學習、表態做報告，習慣了拖時間發言、打馬虎眼說話，形成「大陸式中文」的嚕囌冗長、沙石夾雜的「風格」。台灣則長年以「中華文化復興基地」自居，語文風格典雅。近年卻又因外交孤絕，身份困惑，知識飢渴，大量繙譯西洋典籍，變成學術詞彙浮誇充斥。香港的中文本來最直接乾脆，但文化傳統最薄弱，「本土意識」增長，形成有本地特色的港式中文。港台中三地的語文，暗中互為排斥，且不說中國大陸屬於政治上非民主的另一制，審查嚴苛，文字又有正簡體之爭，十三億人口的「閱讀市場」，連最基本的語文，從來沒有「統一」過。加上中國盜版偷竊產權成風，作者的書越暢銷，損失越大，版稅矇騙剋扣，這種粗糙的「市場」，不會誕生有國際水準的名家。
因此長期雄踞中文閱讀暢銷榜首的，長期以來是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的中譯，然後是在港台中三地中國語文市場中佔取了「最大公約數」的金庸。「讀書」和「獲得資訊」是兩回事，香港的出版業才經營困難。中國視書籍文化產業為政治意識的戰場，保護主義嚴密，對香港CEPA，可以惠及飲食、髮廊、卡拉OK娛樂場所、會計師行，從來沒有說歡迎香港的出版商進入大陸。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出版業，以文化的影響力而論，英文依然佔優，因為英語世界有出版自由、契約精神、尊重人文知識產權的一套優良制度。英美加澳各國，中產知識階層龐大，知識暢通無阻，寫作人才輩出。日本的岩波文庫，源自英國的企鵝文庫，袋裝面世，迎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思想的解放。有書籍，沒有內容，如同擁有印刷機，卻沒有堪可出版的經典。書籍和印刷機，只是硬件，作品本身才是軟件，活字印刷由中國人發明，十五世紀傳到歐洲，促成了歐洲黑暗時代結束，人文精神的解放，經典不必手抄，由僧侶鎖在修道院的藏經閣，而是知識廣佈民間，促成人權的覺醒，這就是時至今日，只有《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等暢銷全球華文市場而無阻，一舉把華文出版業打為英文出版業殖民地的理由。
一家「老牌」出版社倒閉，所謂「集體回憶」，又陷一城。該出版社當年以出版「袋裝書」開創本地風氣，名噪一時。「袋裝書」的風俗，抄仿自日本，因為日本人在東京地鐵上班，閱讀風氣濃盛，喜歡一面乘車，一面閱讀，日本「岩波文庫」，即為袋裝書出版之代表。中華民國時代，出版家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亦屬小巧玲瓏，書身籤長，一本裝在當年寬敞的唐裝口袋裏，尚有餘空，還裝得下一支鋼筆、一盒墨水，另加一隻西洋袋錶。
香港的出版生意難做，因為香港的閱讀向來不成風氣。暢銷書多為炒股投資、湯水美容的天下，但這一類書籍，販賣者不屬「知識」，而是「資訊」。嚴格來說，閱讀（Reading）是很崇高的習氣，以書為目標，而書是傳播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訊（Information）。例如一具手機附贈的說明書，教導用者怎樣使用各樣按鈕功能，說明書羅列的是資訊，閱讀這冊說明書的，嚴格來說，不夠資格稱為一名「讀者」，只是一名「消費者」。同理，教導如何炒股票、怎樣湯水護膚的各類印刷物，嚴格來說，只是資訊的「說明書」（Brochure），而不是「書」（Book），偏偏華文的「說明書」卻又與書籍的一個「書」字雷同。閱讀說明書的人，有快速的功能目的，香港有許多以書籍形式出現的資訊手冊，不可以列為「讀者」，只是「用家」或「消費者」。讀者與作者的關係，是時空心靈交流，在閱讀的同時，讀者與作者隔世相遇，擦肩而過，電光火石之間，共鳴交擊生輝。閱讀小說、哲學、聖經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感覺。讀書而獲得知識和智慧，讀者像情人；看了一冊資訊的說明書，消費者像一名嫖客。
這就是香港今天沒有真正的出版業的理由。經濟暢旺的時候，「市場」講究聲色享受，炒股和護膚飲食的資訊固然流行；經濟衰退之際，消費者沒有餘錢，更缺乏買書的動力。香港人到底愛不愛「閱讀」？視乎「閱讀」和「讀者」的定義。香港沒有多少個「讀者」，但有許多「消費者」，而真正的閱讀，絕對不是消費，英國大學制度，副教授的職銜，就叫做Reader。這就是這家老牌出版社當前必定倒閉的理由。
全球華人共有十三四億，英語人口，不算印度，卻只有四五億，英文的出版物品，對世界的影響卻遠超華文。因為英文不像華文，全球大一統，沒有區域割據的毛病。一本《哈利波特》，在英國、愛爾蘭、新西蘭、加拿大，不同的國家，只要使用英語，都可以暢銷。
中文書籍不同，中國大陸的「漢語」，與台灣的文字，格調互相排斥；香港的中文，卻又摻入了地方方言的語法，為中台兩岸讀者所不明。中國語文經歷了「文革」的破壞、政治的污染，中國人半世紀以來開會學習、表態做報告，習慣了拖時間發言、打馬虎眼說話，形成「大陸式中文」的嚕囌冗長、沙石夾雜的「風格」。台灣則長年以「中華文化復興基地」自居，語文風格典雅。近年卻又因外交孤絕，身份困惑，知識飢渴，大量繙譯西洋典籍，變成學術詞彙浮誇充斥。香港的中文本來最直接乾脆，但文化傳統最薄弱，「本土意識」增長，形成有本地特色的港式中文。港台中三地的語文，暗中互為排斥，且不說中國大陸屬於政治上非民主的另一制，審查嚴苛，文字又有正簡體之爭，十三億人口的「閱讀市場」，連最基本的語文，從來沒有「統一」過。加上中國盜版偷竊產權成風，作者的書越暢銷，損失越大，版稅矇騙剋扣，這種粗糙的「市場」，不會誕生有國際水準的名家。
因此長期雄踞中文閱讀暢銷榜首的，長期以來是英文小說《哈利波特》的中譯，然後是在港台中三地中國語文市場中佔取了「最大公約數」的金庸。「讀書」和「獲得資訊」是兩回事，香港的出版業才經營困難。中國視書籍文化產業為政治意識的戰場，保護主義嚴密，對香港CEPA，可以惠及飲食、髮廊、卡拉OK娛樂場所、會計師行，從來沒有說歡迎香港的出版商進入大陸。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出版業，以文化的影響力而論，英文依然佔優，因為英語世界有出版自由、契約精神、尊重人文知識產權的一套優良制度。英美加澳各國，中產知識階層龐大，知識暢通無阻，寫作人才輩出。日本的岩波文庫，源自英國的企鵝文庫，袋裝面世，迎合工業革命帶來的人文思想的解放。有書籍，沒有內容，如同擁有印刷機，卻沒有堪可出版的經典。書籍和印刷機，只是硬件，作品本身才是軟件，活字印刷由中國人發明，十五世紀傳到歐洲，促成了歐洲黑暗時代結束，人文精神的解放，經典不必手抄，由僧侶鎖在修道院的藏經閣，而是知識廣佈民間，促成人權的覺醒，這就是時至今日，只有《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等暢銷全球華文市場而無阻，一舉把華文出版業打為英文出版業殖民地的理由。
觸鬚與皺紋 ~~陶傑
觸鬚與皺紋 ~~陶傑看
高清電視，中年女藝人的皺紋一清二楚，引起主婦師奶議論，成為社會話題。
然而，「高清」這門高科技，外國人發明，不是為讓觀眾數皺紋而設計的。人家看高清，看的是BBC的《天與地》，看日本NHK的自然紀錄片，看十月楓葉，焙色熟彩的層次，看四月櫻花的粉紫嫣紅，看雞蛋黃的落日在大漠黃沙的煙氛中徐徐墜落，看一隻甲蟲在春天的融冰裡破土而出。
高清這門視覺科技，是為了令人欣賞大千色相的神工鬼斧，禮讚生命景觀的萬般美態，而不是讓一群飲食男女的農耕觀眾，細數老去的偶像臉上的皺紋，看幾個藝人在喧紅俗綠的錄影廠裡張大嘴巴，爭舔垂吊在空中的菠蘿奶油包。
高清是為人類欣賞美而設，而不是為擁抱醜陋而發明。然而高清的歐美生產商到底是生意人，他們不介意你買來看什麼──看電視藝人的皺紋、煙燻的牙齒、口水花的泡沫都可以，只要肯付錢。
一百五十年前的「洋務運動」開始，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吧？以為只要肯花錢「進口」，例如一支艦隊，上面的鎗炮都齊全，從來沒有想過，買來的技術，盛載的是什麼樣的思想。
電腦網絡的發明，是為了自由的傳播；高清的誕生，是為了美景的分享。 但當這些玩意傳到了一個錯誤的社會，效果適得其反，用科技來箝制自由、傳播醜陋，以為這就是所謂現代化。
有了高清，不是問題，用高清來看什麼才是 ，一百五十年來沒有解決的疑難，再過一百五十年也不會有答案。 正如撥一塊西九龍的土地，搶先叫做「文化中心」一樣，以為文化真的像「芝麻開門」一樣，叫兩聲就有了，對世界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對日落的神工失去了敬畏，對破土而出的春綠覺得沉悶，那麼裝高清來看什麼？看藝人在一陣喧哄之中爭相吞吃從鼻孔掏出來的丸狀物？
當技器提供了高清，但思想卻處於高濁的狀態，有了最貴的金魚缸，裝一缸混水，是永遠出不了一條錦鯉的。沒有高清，一點也不是損失，除非看見哪個阿姐的皺紋，而享有無窮的快感。在遠方的原野，一隻甲蟲伸著觸鬚，在陽光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那根鬚正閃動著生命的頌歌。
高清電視，中年女藝人的皺紋一清二楚，引起主婦師奶議論，成為社會話題。
然而，「高清」這門高科技，外國人發明，不是為讓觀眾數皺紋而設計的。人家看高清，看的是BBC的《天與地》，看日本NHK的自然紀錄片，看十月楓葉，焙色熟彩的層次，看四月櫻花的粉紫嫣紅，看雞蛋黃的落日在大漠黃沙的煙氛中徐徐墜落，看一隻甲蟲在春天的融冰裡破土而出。
高清這門視覺科技，是為了令人欣賞大千色相的神工鬼斧，禮讚生命景觀的萬般美態，而不是讓一群飲食男女的農耕觀眾，細數老去的偶像臉上的皺紋，看幾個藝人在喧紅俗綠的錄影廠裡張大嘴巴，爭舔垂吊在空中的菠蘿奶油包。
高清是為人類欣賞美而設，而不是為擁抱醜陋而發明。然而高清的歐美生產商到底是生意人，他們不介意你買來看什麼──看電視藝人的皺紋、煙燻的牙齒、口水花的泡沫都可以，只要肯付錢。
一百五十年前的「洋務運動」開始，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吧？以為只要肯花錢「進口」，例如一支艦隊，上面的鎗炮都齊全，從來沒有想過，買來的技術，盛載的是什麼樣的思想。
電腦網絡的發明，是為了自由的傳播；高清的誕生，是為了美景的分享。 但當這些玩意傳到了一個錯誤的社會，效果適得其反，用科技來箝制自由、傳播醜陋，以為這就是所謂現代化。
有了高清，不是問題，用高清來看什麼才是 ，一百五十年來沒有解決的疑難，再過一百五十年也不會有答案。 正如撥一塊西九龍的土地，搶先叫做「文化中心」一樣，以為文化真的像「芝麻開門」一樣，叫兩聲就有了，對世界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對日落的神工失去了敬畏，對破土而出的春綠覺得沉悶，那麼裝高清來看什麼？看藝人在一陣喧哄之中爭相吞吃從鼻孔掏出來的丸狀物？
當技器提供了高清，但思想卻處於高濁的狀態，有了最貴的金魚缸，裝一缸混水，是永遠出不了一條錦鯉的。沒有高清，一點也不是損失，除非看見哪個阿姐的皺紋，而享有無窮的快感。在遠方的原野，一隻甲蟲伸著觸鬚，在陽光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那根鬚正閃動著生命的頌歌。
Friday, January 25, 2008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歷史;國民黨的法幣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原為大清政府開設的官商合營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1904年開設的戶部銀行，由戶部出白銀四百萬兩為本；另外招私人入商股。中國銀行有發鈔，處理戶部賬戶的功能，是政府的準中央銀行(情況有點像97年前的匯豐）。而交通銀行，是由郵傳部開設，亦是官商合營，大部份資本來自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戶部銀行改為中國銀行，繼續其準中央銀行的特權。在北洋政府期間，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透過不斷發行新股，將原先的官股比例沖淡，到後來成為私人資本為主的私人銀行；希望逐漸擺脫受政府控制。
至國民政府北伐取得上海江浙一帶以後，宋子文向中國銀行借款建立中央銀行，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之後又以發公債入股中國、交通兩行，及行政手段，最終取回兩行的控制權。
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取消銀本位，改為發行"法幣"。法幣是Fiat Money與外匯掛鈎的貨幣，理論上可以換回英磅或美元。到了抗戰時期法幣的發行不受控，形成通脹。
金圓劵改革是將法幣換成金圓劵。實際上這已是國民黨的重施故技。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原為大清政府開設的官商合營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1904年開設的戶部銀行，由戶部出白銀四百萬兩為本；另外招私人入商股。中國銀行有發鈔，處理戶部賬戶的功能，是政府的準中央銀行(情況有點像97年前的匯豐）。而交通銀行，是由郵傳部開設，亦是官商合營，大部份資本來自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戶部銀行改為中國銀行，繼續其準中央銀行的特權。在北洋政府期間，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透過不斷發行新股，將原先的官股比例沖淡，到後來成為私人資本為主的私人銀行；希望逐漸擺脫受政府控制。
至國民政府北伐取得上海江浙一帶以後，宋子文向中國銀行借款建立中央銀行，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之後又以發公債入股中國、交通兩行，及行政手段，最終取回兩行的控制權。
到了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取消銀本位，改為發行"法幣"。法幣是Fiat Money與外匯掛鈎的貨幣，理論上可以換回英磅或美元。到了抗戰時期法幣的發行不受控，形成通脹。
金圓劵改革是將法幣換成金圓劵。實際上這已是國民黨的重施故技。
Sunday, January 06, 2008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星期天休息：第三世界-- 一個禍盡蒼生的神話
巴基斯坦內亂，肯雅暴動，都因為選舉，不是炸彈襲擊，就是部落屠殺，第三世界移植歐美的議會民主，自戰後已經六十年，還是屍橫遍野，要抵賴是「前殖民地宗主國遺下的地雷」，恐怕自己都不好意思。印巴分治，是一九四七年英國撤出南亞次大陸時的「陰謀」，但英國撤出肯雅，卻沒有把四十三個部落分治，為甚麼肯雅人自相殘殺？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戰後六十年，非洲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無不以浪漫的激情口號開始，以貪污的醜陋現實告終。這些第三世界的民族領袖習慣把一切罪過都歸咎於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毫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殖民主義」者撤出時維持秩序而分治，是對他們的「分化」，讓他們雜居，則又是挑動教唆其內鬥。為他們留下法律、基督教、英語和法語等文明社會的管治器具，不是斷然推翻，就是模仿無能而惡化走樣。
「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本身就充滿政治的不正確。「第三世界」這個名詞，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一九五二年法國人口學家沙維在巴黎的左翼雜誌《觀察家周報》最先提出的。中共政府才成立了三年，美蘇各自在朝鮮半島掀起代理戰爭，法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卻認為：世界未來的新興力量不是美蘇兩強，而是亞非拉剛獨立的小國，它們雖然貧窮，但掙脫了殖民地的「枷鎖」，像法國大革命的平民第三等級，他們終將在世界上崛起自立，人類的前途，將取決於這個「第三世界」。
受沙維論說的「感召」，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就是為「第三世界」論說鑄造的「國際新秩序」。萬隆會議相當矚目，星光熠熠，有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他們不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就是膽敢對蘇聯翻臉的強人。中國的總理周恩來也趕來參加，一時人氣大盛。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大聯盟」的成型，孕育為後來的「不結盟運動」。各國代表在會上支持正在擺脫法國殖民管治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尼赫魯比較清醒，申明第三世界在美蘇之間「嚴守中立」，彼此和平共處，互為支持，在國際形成一支新的和平勢力，一時「第三世界」似乎成為「天堂」的同義詞。
可惜好景不長，萬隆會議催生的「不結盟運動」，很快就「理想幻滅」，因為所謂「第三世界」內部分裂，衍生了許多「爭做大佬」的野心家。首先是萬隆會議後立國的古巴領袖卡斯特羅，插手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繼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領土紛爭，一起出席萬隆會議的伊拉克和伊朗交戰，然後古巴又宣佈擁護蘇聯。最莫名其妙的是日本，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原子彈轟擊，竟然也參加萬隆會議，沒想到很快就投靠美國，經濟迅速復蘇，馬上「發財立品」，發覺自己站錯了隊，很明智地及時打了退堂鼓。蘇聯侵略阿富汗，古巴支持蘇聯，伊斯蘭國家又譴責古巴。在「第三世界」之中，冒起了「亞洲四小龍」，有了錢，自然就與窮朋友疏遠。萬隆會議過去了半世紀，其中的印度，在南亞有稱霸之心，中國也早已撇下亞非拉，先而「韜光養晦」，繼而「大國崛起」，「第三世界」當年的民族解放獨立運動領袖如津巴布韋的穆加比、桑比亞的卡翁達等，又在國內推行獨裁，貪污腐化，其他如加納的諾克魯瑪，搞了幾座宏偉的運動場，放了一輪假大空的煙花之後，也以小丑的姿態匆匆離場。
「第三世界」在法國人沙維充滿革命想像的頌歌中誕生，卻在血腥殘殺、貪婪和貧窮裡出醜收場。在「火紅」的七十年代，除了在遠東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騙了一批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陪著出了一通麻疹，如果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騙局，那麼所謂「第三世界」這個畸形的神話，也淪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泡沫。
今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卻又扛起「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的大旗，竟然想當起「反全球一體化」運動的大哥來。可惜未成事，就先想修憲當終身總統，委內瑞拉人比古巴人聰明一些，一輪公投，予以否決。查維斯生不逢時，如果在五十年前，他出席萬隆會議，挾石油資源的本錢，走在主席台上大呼小叫，連尼赫魯也會叫他一聲「大哥」。
萬隆會議是一場吹水的鬧劇，「第三世界」一度是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對於白人殖民史的自疚自憐的移情投射對象，連英國首相白高敦也跟搖滾樂歌手高多夫一起發燒，力主向非洲國家增加經濟援助，可惜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肯雅的奇巴基證明，「第三世界」不是哲古華拉之流宣揚的起義浪漫英雄，在本質上，朽木不可雕，他們是一群乞丐和竊賊的混合體。
沙維的夢幻破滅了，第三世界沒有他想像的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沒有人權宣言，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性和產業解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要開玩笑了，在這群「無產者」之間，只有連綿半世紀的自相屠戮。「第三世界」與法國革命唯一相似之處，看看盧旺達和肯雅，只有一個恐怖時代。
在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三世界」，只有文明和野蠻兩個世界，也就是說，只有人間和地獄。
Friday, December 21, 2007
《資治通鑒》節錄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
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
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
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
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
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Sunday, December 16, 2007
星期天休息：亢奮與仇恨的亂世兩面觀
陶傑
台灣總統陳水扁下令拆除「大中至正」的牌匾，並勒令慈湖的蔣氏父子前總統移靈。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有刺殺的威脅，台灣的局勢越來越不像民主憲制，而是革命。
本來，台灣結束戒嚴，「民主之父」李登輝推動直選總統，民主憲政的建立，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革命。革命是極端的暴力行動，必須流血，台灣的民主本來不必流血，但以陳水扁治下的狀況，本土人排斥外省人的仇恨情緒越演越烈，民主缺少了寬容，就不是良好的民主，陳水扁如此激進，不要說招惹美國震怒，改變台海現狀，中國出兵攻台，照陳水扁的邏輯發展下去：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外省人是台灣的侵略者，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列為「外文」，只要民間情緒的時機成熟，台獨政權出現一名墨索里尼型的「魅力領袖」，會不會上演一場紐倫堡式的大閱兵，把中國而不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台灣公敵、把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公開焚燒，然後把外省人取消戶籍，強行驅趕出台灣，形成自排猶之後的另一場船民逃亡潮？
如此結果，不一定會發生，但以史為鑑，台灣的種種跡象，令人相信一個激進的時世即將降臨，法國大革命發展到後期，革命政府首先把巴黎協和廣場的國王路易十六銅像拆毀，迫使貴族大舉逃亡，最怪異的「革新」舉動，是把一年的十二個月，都當作羅馬教廷和舊政權的反動文化，一併修改。法國革命政府廢除元旦，把新年的一天，定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之日，新年由這一天算起，每個月硬性規定三十天。法國人天性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有十二個很美的名字，按照自然季節的特徵取名。秋分後的一月，叫做「葡月」，二月叫「霧月」，三月叫「霜月」，四月也就是平時的十二月，叫「雪月」，五月叫「雨月」，六月叫「風月」，七月即平時的三月春天，大地回春叫「芽月」；八月叫「花月」，九月叫「草月」，十月叫「穫月」，十一月叫「熱月」，十二月叫「果月」。廢除七天的一星期，改以十日的一旬計，每旬工作九天，第十天休息。每天劃為十小時，每小時一百分鐘，每分鐘有一百秒。新月曆盛行，社會秩序大亂，人民休息的時間少了，推行了兩年多就廢除，但到了七十年後的巴黎公社起義，又短暫復興。
凡以暴力推行的激進變革，就是革命。台灣的「去中國化」，離暴力只差一步，但改街名、改掉「中正機場」、移走「大中至正」，都有法國大革命的激烈，而無法國人的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至少十二個名字都充滿詩意，比起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把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把許多古老的中學改名為「一中」、「二中」，俱以數字取代，更富有想像力，這就是文化質素的高下之別。
激進的時代，社會氣氛只有歡樂和仇恨兩極。法國革命在恐怖時代，斷頭台的刀斧起落不斷，高舉的人頭血淋淋，街頭的革命群眾也載歌載舞，像一場永不落幕的嘉年華會。今日再聽法國的國歌《馬賽曲》，還能感受二百年前革命的激情亢奮。一場足球賽的勝利狂歡，往往轉化為球迷暴亂。香港不但出現對議會異見人士的文革批鬥，掀起「漢奸」風暴；在中國大陸，電影《色，戒》的賣座，導演也被網絡憤青指為「漢奸」，只要一名政治強人崛起，一聲號令，像文革期間毛澤東評定華語片《清宮秘史》，把一齣戲定為「賣國主義毒草」，則不但導演，參加演出的演員，幕後的攝影師、配樂師、燈光師，還有推許這部電影為佳作的影評人，全部可以成為「人民公敵」，以史為鑑，警惕一個激進的亂世來臨，可幸這種赤熱的風暴，不會突如其來，以前必有種種徵兆，尤以一個缺乏理性思維文化的國家或社會，更易潛留此一隔代的病毒。這也是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許多中產人士辦理移民外國，無論回流與否，所擁有的永遠是一張不會過時的安全網的歷史理由。
台灣總統陳水扁下令拆除「大中至正」的牌匾，並勒令慈湖的蔣氏父子前總統移靈。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有刺殺的威脅，台灣的局勢越來越不像民主憲制，而是革命。
本來，台灣結束戒嚴，「民主之父」李登輝推動直選總統，民主憲政的建立，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革命。革命是極端的暴力行動，必須流血，台灣的民主本來不必流血，但以陳水扁治下的狀況，本土人排斥外省人的仇恨情緒越演越烈，民主缺少了寬容，就不是良好的民主，陳水扁如此激進，不要說招惹美國震怒，改變台海現狀，中國出兵攻台，照陳水扁的邏輯發展下去：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外省人是台灣的侵略者，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列為「外文」，只要民間情緒的時機成熟，台獨政權出現一名墨索里尼型的「魅力領袖」，會不會上演一場紐倫堡式的大閱兵，把中國而不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台灣公敵、把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公開焚燒，然後把外省人取消戶籍，強行驅趕出台灣，形成自排猶之後的另一場船民逃亡潮？
如此結果，不一定會發生，但以史為鑑，台灣的種種跡象，令人相信一個激進的時世即將降臨，法國大革命發展到後期，革命政府首先把巴黎協和廣場的國王路易十六銅像拆毀，迫使貴族大舉逃亡，最怪異的「革新」舉動，是把一年的十二個月，都當作羅馬教廷和舊政權的反動文化，一併修改。法國革命政府廢除元旦，把新年的一天，定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之日，新年由這一天算起，每個月硬性規定三十天。法國人天性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有十二個很美的名字，按照自然季節的特徵取名。秋分後的一月，叫做「葡月」，二月叫「霧月」，三月叫「霜月」，四月也就是平時的十二月，叫「雪月」，五月叫「雨月」，六月叫「風月」，七月即平時的三月春天，大地回春叫「芽月」；八月叫「花月」，九月叫「草月」，十月叫「穫月」，十一月叫「熱月」，十二月叫「果月」。廢除七天的一星期，改以十日的一旬計，每旬工作九天，第十天休息。每天劃為十小時，每小時一百分鐘，每分鐘有一百秒。新月曆盛行，社會秩序大亂，人民休息的時間少了，推行了兩年多就廢除，但到了七十年後的巴黎公社起義，又短暫復興。
凡以暴力推行的激進變革，就是革命。台灣的「去中國化」，離暴力只差一步，但改街名、改掉「中正機場」、移走「大中至正」，都有法國大革命的激烈，而無法國人的浪漫。法國的革命月曆，至少十二個名字都充滿詩意，比起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把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把許多古老的中學改名為「一中」、「二中」，俱以數字取代，更富有想像力，這就是文化質素的高下之別。
激進的時代，社會氣氛只有歡樂和仇恨兩極。法國革命在恐怖時代，斷頭台的刀斧起落不斷，高舉的人頭血淋淋，街頭的革命群眾也載歌載舞，像一場永不落幕的嘉年華會。今日再聽法國的國歌《馬賽曲》，還能感受二百年前革命的激情亢奮。一場足球賽的勝利狂歡，往往轉化為球迷暴亂。香港不但出現對議會異見人士的文革批鬥，掀起「漢奸」風暴；在中國大陸，電影《色，戒》的賣座，導演也被網絡憤青指為「漢奸」，只要一名政治強人崛起，一聲號令，像文革期間毛澤東評定華語片《清宮秘史》，把一齣戲定為「賣國主義毒草」，則不但導演，參加演出的演員，幕後的攝影師、配樂師、燈光師，還有推許這部電影為佳作的影評人，全部可以成為「人民公敵」，以史為鑑，警惕一個激進的亂世來臨，可幸這種赤熱的風暴，不會突如其來，以前必有種種徵兆，尤以一個缺乏理性思維文化的國家或社會，更易潛留此一隔代的病毒。這也是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許多中產人士辦理移民外國，無論回流與否，所擁有的永遠是一張不會過時的安全網的歷史理由。
Friday, December 14, 2007
Tuesday, December 11, 2007
信報] 林行止：局長的罵豈能當作耳邊風？
信報] 林行止：局長的罵豈能當作耳邊風？
老總和主筆昨天選了一個時間性不算迫切的論題寫「社評」，筆者有點意外。
陳方安生周三在立法會宣誓就任議員，填補了馬力的遺缺，令議會恢復六十議員共議政事的正常運作，加上方議員是特區政府的退休高官，她之「轉戰」立法會，原該意味立法會地位日受重視，是值得出席議事堂者高興的事，然而，迎接方議員的，卻是官方的「冷屁股」，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固然沒有待以前輩之禮，「不但沒有祝賀陳太，甚至對她視而不見」。反映了政府高層對陳太高票當選很不是味道，除非這是來自不可抗力的京官指示，唐氏的表現，實在「失禮」，令旁觀者因議會缺乏「不同而和」的氣氛日趨明顯而惴惴不安，亦為高官文化質素低劣而感遺憾。
方議員甫就座，便受到府（官方）會（議會）「圍剿」。民建聯議員王國興在議論首次置業貸款時，突提「按揭門事件」（指陳太十多年前免首期的買樓事件），二者並無關聯，王議員的「岔開一筆」，顯然是有備而來；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回答議員有關迪士尼業務狀況時，莫名其妙地暗示當年引入迪士尼的決策，方議員有份參與。王議員和馬局長的表現，徹底暴露政府與親政府的政黨陣營對陳太當選恨得牙癢癢，那正好反映他們全力支持的人選敗陣令他們非常惱怒以至方寸大亂、口不擇言。
不過，最令人悚然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針對方議員有關推動社會企業發言的狙擊。方議員表示認同「民主和民生不可分割的說法，沒有民主和公義，弱勢社群便得不到照顧」。她又提及競選期間的切身體會，指出「感受到弱勢社群生活困難、失業者對就業的渴求……」。在筆者看來，這些不過是陳腔濫調，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如藝員逢年過節時口中念念有詞許願世界和平、繁榮昌盛）。可是，曾局長大動肝火，突然發難：「今日的新議員，是昔日的舊高官，她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批評，還贊成沒民主就沒民生，但記得她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主持過經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就是民主，否則不知道她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還是官生的工作，或者不叫『安生』，應該叫『官生』才對。」接覑又嘲弄方議員：「原來除了忽然民主之外，還會有忽然民生的。」曾局長的表演，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是「左毒上腦」，亦是傳統親共力量總動員力壓陳太卻無法對抗十多萬有自由選擇選民崇尚民主追求雙普選的意志因而惱羞成怒的投射。曾局長有一頁被港英迫害的歷史，他的絕非忽然愛國的政治取向該受尊重，但他不顧議會禮儀向方議員的肆意攻擊，若不受特區政府適當懲處，便開了把文革式的批鬥態度引進立法會的惡例，令前朝遺臣的所謂「舊電池」人人自危！
曾局長雖然已入建制多年，他向方議員連珠發炮之舉，卻切實暴露了他的無知和無禮。第一、陳太在末督彭定康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手下身居要津，由於與董氏意見不合，而港澳辦又暗裏施壓，令她感到道不同而提前求去；身為政務司司長，陳太任內參與一切重大決策，其為良政、劣政，要以當時的客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財政狀況及社會條件來衡量；由於出發點不同，本報（包括筆者）批評政府施政向來嚴厲，曾局長如今抨擊方議員，等於證實特區政府當年確曾出錯，那是筆者絕不意外的看法，問題是，港英留下的香港不算是爛攤子，陳太是否與有功焉？董建華把特區弄得人仰馬翻，陳太未終任請辭，此時算舊賬，董先生又該如何對待？曾局長的秋後算賬，不僅沒有必要，其對人不對事的針對性，就是左毒橫蠻、令人不寒而慄的典型。
第二、方議員「忽然民生」，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催生」，而不是她個人為求選票而「突變」。顯而易見，貧富現象早已存在，惟兩極化愈拉愈遠，還是近年的事。由於中港距離愈近，草根階層的收入因為新移民激增而毫無議價能力，其次是人民幣升值，影響民生的副食品售價攀升，令清貧者更趨困乏；再加上過去有遺產稅，那對留住資金和引進外資雖有消極效果，總算是對富裕階級課以「重」稅，現在遺產稅取消了，受惠的是有錢人……。當然，更關鍵的是如今財政盈餘大增，因此主張在稅務上、福利上對中下階層寬容一點，正是人同此心，不必爭取選票的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昨天在本報與新城財經台合辦的二○○八年香港經濟峰會上的發言亦本此意。「忽然民生」的，豈止陳太而已！以此試圖中傷陳太，豈不無知無聊之至？
第三、立法會主席范太限於會議規則，以事過境遷，無法要求曾局長道歉；而當事人方議員則故作大方，不願追究，看來這是她在官僚醬缸浸了近四十年所養成的虛偽和擔心要求道歉不遂的尷尬；這樣的和稀泥反應，與人們認為她決斷果敢、勇往直前的政治形象不無出入。香港的議會文化不能因為范太和陳太的得過且過而毀於一旦。官員代表政府出席立法會，姑勿論其任務是在於解釋政策或接受質詢，都不能以個人身份表態；換句話說，局長的「頂頭上司」行政長官必須作出嚴正聲明，指出曾局長那番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他化私為公，於法不容、於理不合，因此行政長官必須正式澄清，代表政府向方議員致歉！
第四、如果特區政府對此事不作處理，「舊電池」被「左盲」的官員或議員直指著鼻子或指桑罵槐式臭罵，陸續有來。如今的議事堂上仍有一些當年英國人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未必都有用，不過政治文明就是要有些隔開刀光血影的虛飾，而對人的禮貌、對自己身份的尊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個地方的當權者愈威風，愈容易開口罵人，那個地方與民主的距離必定愈遠，特區政府這回不認真、嚴肅對待官員借議事堂宣洩個人怨氣，將令立法會降格，並且會令府會、不同派系議員的對立尖銳化，這對社會和諧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老總和主筆昨天選了一個時間性不算迫切的論題寫「社評」，筆者有點意外。
陳方安生周三在立法會宣誓就任議員，填補了馬力的遺缺，令議會恢復六十議員共議政事的正常運作，加上方議員是特區政府的退休高官，她之「轉戰」立法會，原該意味立法會地位日受重視，是值得出席議事堂者高興的事，然而，迎接方議員的，卻是官方的「冷屁股」，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固然沒有待以前輩之禮，「不但沒有祝賀陳太，甚至對她視而不見」。反映了政府高層對陳太高票當選很不是味道，除非這是來自不可抗力的京官指示，唐氏的表現，實在「失禮」，令旁觀者因議會缺乏「不同而和」的氣氛日趨明顯而惴惴不安，亦為高官文化質素低劣而感遺憾。
方議員甫就座，便受到府（官方）會（議會）「圍剿」。民建聯議員王國興在議論首次置業貸款時，突提「按揭門事件」（指陳太十多年前免首期的買樓事件），二者並無關聯，王議員的「岔開一筆」，顯然是有備而來；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回答議員有關迪士尼業務狀況時，莫名其妙地暗示當年引入迪士尼的決策，方議員有份參與。王議員和馬局長的表現，徹底暴露政府與親政府的政黨陣營對陳太當選恨得牙癢癢，那正好反映他們全力支持的人選敗陣令他們非常惱怒以至方寸大亂、口不擇言。
不過，最令人悚然的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針對方議員有關推動社會企業發言的狙擊。方議員表示認同「民主和民生不可分割的說法，沒有民主和公義，弱勢社群便得不到照顧」。她又提及競選期間的切身體會，指出「感受到弱勢社群生活困難、失業者對就業的渴求……」。在筆者看來，這些不過是陳腔濫調，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如藝員逢年過節時口中念念有詞許願世界和平、繁榮昌盛）。可是，曾局長大動肝火，突然發難：「今日的新議員，是昔日的舊高官，她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批評，還贊成沒民主就沒民生，但記得她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主持過經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就是民主，否則不知道她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還是官生的工作，或者不叫『安生』，應該叫『官生』才對。」接覑又嘲弄方議員：「原來除了忽然民主之外，還會有忽然民生的。」曾局長的表演，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是「左毒上腦」，亦是傳統親共力量總動員力壓陳太卻無法對抗十多萬有自由選擇選民崇尚民主追求雙普選的意志因而惱羞成怒的投射。曾局長有一頁被港英迫害的歷史，他的絕非忽然愛國的政治取向該受尊重，但他不顧議會禮儀向方議員的肆意攻擊，若不受特區政府適當懲處，便開了把文革式的批鬥態度引進立法會的惡例，令前朝遺臣的所謂「舊電池」人人自危！
曾局長雖然已入建制多年，他向方議員連珠發炮之舉，卻切實暴露了他的無知和無禮。第一、陳太在末督彭定康和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手下身居要津，由於與董氏意見不合，而港澳辦又暗裏施壓，令她感到道不同而提前求去；身為政務司司長，陳太任內參與一切重大決策，其為良政、劣政，要以當時的客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財政狀況及社會條件來衡量；由於出發點不同，本報（包括筆者）批評政府施政向來嚴厲，曾局長如今抨擊方議員，等於證實特區政府當年確曾出錯，那是筆者絕不意外的看法，問題是，港英留下的香港不算是爛攤子，陳太是否與有功焉？董建華把特區弄得人仰馬翻，陳太未終任請辭，此時算舊賬，董先生又該如何對待？曾局長的秋後算賬，不僅沒有必要，其對人不對事的針對性，就是左毒橫蠻、令人不寒而慄的典型。
第二、方議員「忽然民生」，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催生」，而不是她個人為求選票而「突變」。顯而易見，貧富現象早已存在，惟兩極化愈拉愈遠，還是近年的事。由於中港距離愈近，草根階層的收入因為新移民激增而毫無議價能力，其次是人民幣升值，影響民生的副食品售價攀升，令清貧者更趨困乏；再加上過去有遺產稅，那對留住資金和引進外資雖有消極效果，總算是對富裕階級課以「重」稅，現在遺產稅取消了，受惠的是有錢人……。當然，更關鍵的是如今財政盈餘大增，因此主張在稅務上、福利上對中下階層寬容一點，正是人同此心，不必爭取選票的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昨天在本報與新城財經台合辦的二○○八年香港經濟峰會上的發言亦本此意。「忽然民生」的，豈止陳太而已！以此試圖中傷陳太，豈不無知無聊之至？
第三、立法會主席范太限於會議規則，以事過境遷，無法要求曾局長道歉；而當事人方議員則故作大方，不願追究，看來這是她在官僚醬缸浸了近四十年所養成的虛偽和擔心要求道歉不遂的尷尬；這樣的和稀泥反應，與人們認為她決斷果敢、勇往直前的政治形象不無出入。香港的議會文化不能因為范太和陳太的得過且過而毀於一旦。官員代表政府出席立法會，姑勿論其任務是在於解釋政策或接受質詢，都不能以個人身份表態；換句話說，局長的「頂頭上司」行政長官必須作出嚴正聲明，指出曾局長那番言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他化私為公，於法不容、於理不合，因此行政長官必須正式澄清，代表政府向方議員致歉！
第四、如果特區政府對此事不作處理，「舊電池」被「左盲」的官員或議員直指著鼻子或指桑罵槐式臭罵，陸續有來。如今的議事堂上仍有一些當年英國人遺留下來的繁文縟節，未必都有用，不過政治文明就是要有些隔開刀光血影的虛飾，而對人的禮貌、對自己身份的尊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個地方的當權者愈威風，愈容易開口罵人，那個地方與民主的距離必定愈遠，特區政府這回不認真、嚴肅對待官員借議事堂宣洩個人怨氣，將令立法會降格，並且會令府會、不同派系議員的對立尖銳化，這對社會和諧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Saturday, December 01, 2007
釵頭鳳
南宋山陰（今浙江沼興）沈園的粉壁上曾題著兩闋《釵頭鳳》.
這兩閡詞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卻浸潤著同樣的情怨和無奈，因為它們共同訴說著一個淒婉的愛情故事——唐婉與陸游沈園情夢。
陸游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愛國詩人。他出生於越州山陽一個殷實的書香之家，幼年時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隨家人四處逃難。這時，他母舅唐誠一家與陸家交往甚多。唐誠有一女兒，名喚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靜靈秀，不善言語卻善解人意。與年齡相仿的陸游情意十分相投，兩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雖在兵荒馬亂之中，兩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過一段純潔無暇的美好時光。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種縈繞心腸的情愫在兩人心中漸漸滋生了。
青春年華的陸游與唐婉都擅長詩詞，他們常借詩詞傾訴衷腸，花前月下，二人吟詩作對，互相唱和，麗影成雙，宛如一雙翩躚於花叢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著幸福和諧。兩家父母和眾親朋好友，也都認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於是陸家就以一隻精美無比的家傳鳳釵作信物，訂下了唐家這門親上加親的姻事。成年後，一夜洞房花燭，唐婉便成了陸家的媳婦。從此，陸游、唐婉更是魚水歡諧、情愛彌深，沉醉於兩個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麼科舉課業、功名利碌、甚至家人至親都暫時拋置於九霄雲外。陸游此時已經蔭補登仕郎，但這只是進仕為官的第一步，緊接著還要赴臨安參加「鎖廳試」以及禮部會試。新婚燕爾的陸游留連於溫柔鄉里，根本無暇顧及應試功課。陸游的母親唐氏是一位威嚴而專橫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兒子陸游金榜題名，登科進官，以便光耀門庭。目睹眼下的狀況，她大為不滿，幾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場對唐婉大加訓斥，責令她以丈夫的科舉前途為重，淡薄兒女之情。但陸、唐二人情意纏綿，無以復顧，情況始終未見顯著的改善。陸母因之對兒媳大起反感，認為唐婉實在是唐家的掃帚星，將把兒子的前程耽誤貽盡。於是她來到郊外無量庵，請庵中尼姑妙因為兒、媳卜算命運。妙因一番掐算後，煞有介事地說：「唐婉與陸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誤導，終必性命難保。」陸母聞言，嚇得魂飛魄散，急匆匆趕回家，叫來陸游，強令他道：「速修一紙休書，將唐婉休棄，否則老身與之同盡。」這一句，無疑晴天忽起驚雷，震得陸游不知所以。待陸母將唐婉的種種不是曆數一遍，陸游心中悲如刀絞，素來孝順的他，面對態度堅決的母親，除了暗自飲泣，別無他法。
迫於母命難違，陸游只得答應把唐婉送歸娘家。這種情形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合常理，兩個人的感情豈容他人幹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國古代社會，母命就是聖旨，為人子的得不從。就這樣，一雙情意深切的鴛鴦，行將被無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虛玄的命運八字活活拆散。陸游與唐婉難捨難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無緣，於是悄悄另築別院安置唐婉，陸游一有機會就前去與唐婉鴛夢重續、燕好如初。無奈紙總包不住火，精明的陸母很快就察覺了此事。嚴令二人斷絕來往，並為陸游另娶一位溫順本分的王氏女為妻，徹底切斷了陸、唐之間的悠悠情絲。
無奈之下，陸游只得收拾起滿腔的幽怨，在母親的督教下，重理科舉課業，埋頭苦讀了三年，在二十七歲那年隻身離開了故鄉山陰，前往臨安參加「鎖廳試」。在臨安，陸游以他紮實的經學功底和才氣橫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陸阜的賞識，被薦為魁首。同科試獲取第二名的恰好是當朝宰相秦檜的孫子秦塤。秦檜深感臉上無光，於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禮部會試時，硬是藉故將陸游的試卷剔除。使得陸游的仕途在一開始就遭受了風雨。
禮部會試失利，陸游回到家鄉，家鄉風景依舊，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淒涼。為了排遣愁緒，陸游時時獨自倘祥在青山綠水之中，或者閒坐野寺探幽訪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詩；或者浪跡街市狂歌高哭。就這樣過著悠遊放蕩的生活。在一個繁花競妍的春日晌午，陸游隨意漫步到禹跡寺的沈園。沈園是一個佈局典雅的園林花園，園內花木扶疏，石山聳翠，曲徑通幽，是當地人遊春賞花的一個好去處。在園林深處的幽徑上迎面款步走來一位綿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陸游猛一抬頭，竟是闊別數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剎間，時光與目光都凝固了，兩人的目光膠著在一起，都感覺得恍惚迷茫，不知是夢是真，眼簾中飽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憐。此時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給了同郡士人趙士程，趙家系皇家後裔、門庭顯赫，趙士程是個寬厚重情的讀書人，他對曾經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現出誠摯的同情與諒解。使唐婉飽受到創傷的心靈已漸漸平復，並且開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這時與陸游的不期而遇，無疑將唐婉已經封閉的心靈重新打開，裡面積蓄已久的舊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洩出來，柔弱的唐婉對這種感覺幾乎無力承受。而陸游，幾年來雖然借苦讀和詩酒強抑著對唐婉的思念，但在這一刻，那埋在內心深處的舊日情思不由得湧出。四目相對，千般心事、萬般情懷，卻不知從何說起。這次唐婉是與夫君趙士程相偕游賞沈園的，那邊趙士程正等她進食。在好一陣恍惚之後，已為他人之妻的唐婉終於提起沉重的腳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後走遠了，只留下了陸游在花叢中怔怔發呆。
和風襲來，吹醒了沉在舊夢中的陸游，他不由地循著唐婉的身影追尋而去，來到池塘邊柳叢下，遙見唐婉與趙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進食。隱隱看見唐婉低首蹙眉，有心無心地伸出玉手紅袖，與趙士程淺斟慢飲。這一似曾相識的場景，看得陸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夢，今日痴怨盡繞心頭，感慨萬端，於是提筆在粉壁上題了一闕 「釵頭鳳」，這就是開頭所提到的第一首詞。
隨後，秦檜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陸游，陸游奉命出任寧德縣立簿，遠遠離開了故鄉山陰。第二年春天，抱著一種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來到沈園，徘徊在曲徑迴廊之間，忽然瞥見陸游的題詞。反覆吟誦，想起往日二人詩詞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淚流滿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覺中和了一闕詞，題在陸游的詞後，這就是開頭提到的第二首「釵頭鳳」。
唐婉是一個極重情誼的女子，與陸游的愛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結合，卻毀於世俗的風雨中。趙士程雖然重新給了她感情的撫慰，但畢竟曾經滄海難為水。與陸游那份刻骨銘心的情緣始終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處。自從看到了陸游的題詞，她的心就再難以平靜。追憶似水的往昔、嘆惜無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著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鬱成疾，在秋意蕭瑟的時節化作一片落葉悄悄隨風逝去。只留下一闕多情的《釵頭鳳》，令後人為之唏噓嘆息。
此時的陸游，仕途正春風得意。他的文才頗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稱賞，被賜進士出身。以後仕途通暢，一直做到寶華閣侍制。這期間，他除了盡心為政外，也寫下了大量反映憂國憂民思想的詩詞。到七十五歲時，他上書告老，蒙賜金紫綬還鄉了。陸游浪跡天涯數十年，企圖借此忘卻他與唐婉的淒婉往事，然而離家越遠，唐婉的影子就越縈繞在他的心頭。此番倦遊歸來，唐婉早已香消玉殞，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對舊事、對沈園依然懷著深切的眷戀。常常在沈園幽徑上踽踽獨行，追憶著深印在腦海中那驚鴻一瞥的一幕，這時他寫下了「沈園懷舊」詩：
其一：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帳然。
其二：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疑是驚鴻照影來。
沈園是陸游懷舊的場所，也是他傷心的地方。他想著沈園，但又怕到沈園。春天再來，撩人的桃紅柳綠，惱人的鳥語花香，風燭殘年的陸游雖然不能再親至沈園尋覓往日的蹤影，然而那次與唐婉的際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態、無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樣，使陸游牢記不忘，於是又賦「夢遊沈園」詩：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此後沈園數度易主，人事風景全部改變了昔日風貌，已是「粉壁醉顆塵漠漠」，唯有「斷雲幽夢事茫茫」。陸游八十五歲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覺到身心爽適、輕快無比。原準備上山採藥，因為體力不允許就折往沈園，此時沈園又經過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復舊觀，陸游滿懷深情地寫下了最後一首沈園情詩：
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
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此後不久，陸游就溘然長逝了。
這兩閡詞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卻浸潤著同樣的情怨和無奈，因為它們共同訴說著一個淒婉的愛情故事——唐婉與陸游沈園情夢。
陸游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愛國詩人。他出生於越州山陽一個殷實的書香之家，幼年時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隨家人四處逃難。這時，他母舅唐誠一家與陸家交往甚多。唐誠有一女兒，名喚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靜靈秀，不善言語卻善解人意。與年齡相仿的陸游情意十分相投，兩人青梅竹馬，耳鬢廝磨，雖在兵荒馬亂之中，兩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過一段純潔無暇的美好時光。隨著年齡的增長，一種縈繞心腸的情愫在兩人心中漸漸滋生了。
青春年華的陸游與唐婉都擅長詩詞，他們常借詩詞傾訴衷腸，花前月下，二人吟詩作對，互相唱和，麗影成雙，宛如一雙翩躚於花叢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著幸福和諧。兩家父母和眾親朋好友，也都認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於是陸家就以一隻精美無比的家傳鳳釵作信物，訂下了唐家這門親上加親的姻事。成年後，一夜洞房花燭，唐婉便成了陸家的媳婦。從此，陸游、唐婉更是魚水歡諧、情愛彌深，沉醉於兩個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麼科舉課業、功名利碌、甚至家人至親都暫時拋置於九霄雲外。陸游此時已經蔭補登仕郎，但這只是進仕為官的第一步，緊接著還要赴臨安參加「鎖廳試」以及禮部會試。新婚燕爾的陸游留連於溫柔鄉里，根本無暇顧及應試功課。陸游的母親唐氏是一位威嚴而專橫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兒子陸游金榜題名，登科進官，以便光耀門庭。目睹眼下的狀況，她大為不滿，幾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場對唐婉大加訓斥，責令她以丈夫的科舉前途為重，淡薄兒女之情。但陸、唐二人情意纏綿，無以復顧，情況始終未見顯著的改善。陸母因之對兒媳大起反感，認為唐婉實在是唐家的掃帚星，將把兒子的前程耽誤貽盡。於是她來到郊外無量庵，請庵中尼姑妙因為兒、媳卜算命運。妙因一番掐算後，煞有介事地說：「唐婉與陸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誤導，終必性命難保。」陸母聞言，嚇得魂飛魄散，急匆匆趕回家，叫來陸游，強令他道：「速修一紙休書，將唐婉休棄，否則老身與之同盡。」這一句，無疑晴天忽起驚雷，震得陸游不知所以。待陸母將唐婉的種種不是曆數一遍，陸游心中悲如刀絞，素來孝順的他，面對態度堅決的母親，除了暗自飲泣，別無他法。
迫於母命難違，陸游只得答應把唐婉送歸娘家。這種情形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合常理，兩個人的感情豈容他人幹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國古代社會，母命就是聖旨，為人子的得不從。就這樣，一雙情意深切的鴛鴦，行將被無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虛玄的命運八字活活拆散。陸游與唐婉難捨難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無緣，於是悄悄另築別院安置唐婉，陸游一有機會就前去與唐婉鴛夢重續、燕好如初。無奈紙總包不住火，精明的陸母很快就察覺了此事。嚴令二人斷絕來往，並為陸游另娶一位溫順本分的王氏女為妻，徹底切斷了陸、唐之間的悠悠情絲。
無奈之下，陸游只得收拾起滿腔的幽怨，在母親的督教下，重理科舉課業，埋頭苦讀了三年，在二十七歲那年隻身離開了故鄉山陰，前往臨安參加「鎖廳試」。在臨安，陸游以他紮實的經學功底和才氣橫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陸阜的賞識，被薦為魁首。同科試獲取第二名的恰好是當朝宰相秦檜的孫子秦塤。秦檜深感臉上無光，於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禮部會試時，硬是藉故將陸游的試卷剔除。使得陸游的仕途在一開始就遭受了風雨。
禮部會試失利，陸游回到家鄉，家鄉風景依舊，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淒涼。為了排遣愁緒，陸游時時獨自倘祥在青山綠水之中，或者閒坐野寺探幽訪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詩；或者浪跡街市狂歌高哭。就這樣過著悠遊放蕩的生活。在一個繁花競妍的春日晌午，陸游隨意漫步到禹跡寺的沈園。沈園是一個佈局典雅的園林花園，園內花木扶疏，石山聳翠，曲徑通幽，是當地人遊春賞花的一個好去處。在園林深處的幽徑上迎面款步走來一位綿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陸游猛一抬頭，竟是闊別數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剎間，時光與目光都凝固了，兩人的目光膠著在一起，都感覺得恍惚迷茫，不知是夢是真，眼簾中飽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憐。此時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給了同郡士人趙士程，趙家系皇家後裔、門庭顯赫，趙士程是個寬厚重情的讀書人，他對曾經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現出誠摯的同情與諒解。使唐婉飽受到創傷的心靈已漸漸平復，並且開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這時與陸游的不期而遇，無疑將唐婉已經封閉的心靈重新打開，裡面積蓄已久的舊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洩出來，柔弱的唐婉對這種感覺幾乎無力承受。而陸游，幾年來雖然借苦讀和詩酒強抑著對唐婉的思念，但在這一刻，那埋在內心深處的舊日情思不由得湧出。四目相對，千般心事、萬般情懷，卻不知從何說起。這次唐婉是與夫君趙士程相偕游賞沈園的，那邊趙士程正等她進食。在好一陣恍惚之後，已為他人之妻的唐婉終於提起沉重的腳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後走遠了，只留下了陸游在花叢中怔怔發呆。
和風襲來，吹醒了沉在舊夢中的陸游，他不由地循著唐婉的身影追尋而去，來到池塘邊柳叢下，遙見唐婉與趙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進食。隱隱看見唐婉低首蹙眉，有心無心地伸出玉手紅袖，與趙士程淺斟慢飲。這一似曾相識的場景，看得陸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夢，今日痴怨盡繞心頭，感慨萬端，於是提筆在粉壁上題了一闕 「釵頭鳳」，這就是開頭所提到的第一首詞。
隨後，秦檜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陸游，陸游奉命出任寧德縣立簿，遠遠離開了故鄉山陰。第二年春天，抱著一種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來到沈園，徘徊在曲徑迴廊之間，忽然瞥見陸游的題詞。反覆吟誦，想起往日二人詩詞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淚流滿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覺中和了一闕詞，題在陸游的詞後，這就是開頭提到的第二首「釵頭鳳」。
唐婉是一個極重情誼的女子，與陸游的愛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結合，卻毀於世俗的風雨中。趙士程雖然重新給了她感情的撫慰，但畢竟曾經滄海難為水。與陸游那份刻骨銘心的情緣始終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處。自從看到了陸游的題詞，她的心就再難以平靜。追憶似水的往昔、嘆惜無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著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鬱成疾，在秋意蕭瑟的時節化作一片落葉悄悄隨風逝去。只留下一闕多情的《釵頭鳳》，令後人為之唏噓嘆息。
此時的陸游，仕途正春風得意。他的文才頗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稱賞，被賜進士出身。以後仕途通暢，一直做到寶華閣侍制。這期間，他除了盡心為政外，也寫下了大量反映憂國憂民思想的詩詞。到七十五歲時，他上書告老，蒙賜金紫綬還鄉了。陸游浪跡天涯數十年，企圖借此忘卻他與唐婉的淒婉往事，然而離家越遠，唐婉的影子就越縈繞在他的心頭。此番倦遊歸來，唐婉早已香消玉殞，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對舊事、對沈園依然懷著深切的眷戀。常常在沈園幽徑上踽踽獨行，追憶著深印在腦海中那驚鴻一瞥的一幕，這時他寫下了「沈園懷舊」詩：
其一：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帳然。
其二：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疑是驚鴻照影來。
沈園是陸游懷舊的場所，也是他傷心的地方。他想著沈園，但又怕到沈園。春天再來，撩人的桃紅柳綠，惱人的鳥語花香，風燭殘年的陸游雖然不能再親至沈園尋覓往日的蹤影，然而那次與唐婉的際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態、無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樣，使陸游牢記不忘，於是又賦「夢遊沈園」詩：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此後沈園數度易主，人事風景全部改變了昔日風貌，已是「粉壁醉顆塵漠漠」，唯有「斷雲幽夢事茫茫」。陸游八十五歲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覺到身心爽適、輕快無比。原準備上山採藥，因為體力不允許就折往沈園，此時沈園又經過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復舊觀，陸游滿懷深情地寫下了最後一首沈園情詩：
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
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此後不久，陸游就溘然長逝了。
Wednesday, November 07, 2007
探針：23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吳志森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探針：23條的刀早已懸在頭上
吳志森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衡量一個社會有沒有創意，要看這個社會有多少有形或無形的禁忌，創意人有沒有勇氣膽量和能力打破這些禁忌，而社會對打破禁忌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無論禁忌是傳統上道德上政治上還是法律上的，禁忌越多，衝破禁忌的能力和勇氣越弱，社會容忍程度越低，出大力氣，創意都無法催谷得起來。「住好」「拾肆Ｋ」事件，正好說明香港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法成為真正的創意城市。
香港實在太多禁忌
香港的禁忌實在太多，乳房陽具是禁忌，三合會社團名稱的諧音也是禁忌，到處都是高壓電線，一碰就會觸電慘死，而且死狀可怖，這種氛圍，怎可叫人毫無束縛、大膽創作？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住好」的「拾肆Ｋ」Ｔ恤和明信片，技術上真的觸犯了《社團條例》，但橫看豎看，這間家品店都不像一個有組織犯罪集團，Ｏ記又何需調動超乎比例的警力，又預先通知傳媒，高調上門拘捕包括店員店長設計師東主等十八人。Ｏ記這種既僵化又濫權又要擺明「威」的執法態度，除了惹來真正的黑幫頭子在暗角訕笑，也是對香港創意產業的無情嘲弄，對特區政府的所謂創意產業政策的致命打擊。
「拾肆Ｋ」風波發生後，一貫保守的香港輿論，都站在建制的一邊，大聲討伐。較為溫和的，是對創意嗤之以鼻：「畫得好靚咩？幾筆就畫晒，有乜創意，我屋企六歲個仔都識畫！」跟這種人談創意，根本就是對夏天的蟲講冬天的雪。
較為厚道的，就替設計者「辯護」：他們無心犯法，只是貪玩，但「玩大」。然後苦口婆心的勸說，創意都要守法，千萬不能逾越法律。香港人的「守法觀」的確奇怪，不問是否合理，是否過時，也不問警方完全抽離法律原意的執法態度是否濫權，只要條文寫在那，都不能提出異議，連討論都不可，只能嚴格遵守。如此的「守法」態度，與一頭家狗有甚麼分別？
黑社會電影又如何
最令人討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例如有說這些社會諧音Ｔ恤，年輕人以為有型有款，模糊了他們對黑社會的認知和價值，減低對黑社會禍害的警惕。如果這種論點成立，聞名中外，打進荷李活的香港黑社會電影，用相同的標準審檢，都要全部查禁了。一件幫會諧音Ｔ恤的影響力，比一部黑社會電影還要厲害？這些人的腦袋出了甚麼問題？
先有淫審處影視處廣管局審查道德，禁制情色，再有執法機關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為名，以言入罪，扼殺創意。二十三條雖然還未立法，但機制已經存在。梁愛詩說：「刀早已懸在你們的頭上」，原來所言非虛。
Monday, November 05, 2007
陶傑短評：執法原教旨主義
「住好o的」十四Ｋ事件，在技術上，警方執法，完全沒有錯，是不是「創意大晒」？也不見得，只是警方以龐大警力，直撲一家文化設計店，經理店員一抓就是十多人，此一如狼似虎的姿態，特區十年來，從未見過警方以同一氣勢，捉過一個黑社會頭子。
「十四Ｋ」也是一種文化，此一課題，對於許多平時借貸賭博、寫一頁供詞白字連篇小學生程度的警方人員來說，或許太過深奧。「住好o的」設計物品，或有品味問題，例如DelayNoMore，廣告牌公開懸掛，甚為挑釁，但一個品牌，以粗劣品味的字眼來宣傳，市場效應自然不好，這一點，由市場來調節，也不必由警方高調抓人發洩報復。
所謂「法治」（Rule of Law），不同「法執」（Rule by Law），許多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評論人，早已指出過其中分別。特區警方要保育示威分子剝光豬，手續上沒有錯，即是技術上的「執法原教旨主義」行為，亦即中國在字眼上迷信的「有法必依」。這類人士，似乎不明白中國文化之中也講「亢龍有悔」，用權，也要講究應何時留一點餘地，這是道家精神。
但兩千年來，中國人盲目崇尚秦始皇的「法家」，「以法治國」，亦即以極端的刑律治國，亦即以「原教旨指引」抓捕「住好o的」和保育人士。此等行為，與西方的「法治」無關，勿以為這就叫「接軌」，有許多價值觀，夏蟲不可以語冰，是永遠接軌不了的。
「十四Ｋ」也是一種文化，此一課題，對於許多平時借貸賭博、寫一頁供詞白字連篇小學生程度的警方人員來說，或許太過深奧。「住好o的」設計物品，或有品味問題，例如DelayNoMore，廣告牌公開懸掛，甚為挑釁，但一個品牌，以粗劣品味的字眼來宣傳，市場效應自然不好，這一點，由市場來調節，也不必由警方高調抓人發洩報復。
所謂「法治」（Rule of Law），不同「法執」（Rule by Law），許多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評論人，早已指出過其中分別。特區警方要保育示威分子剝光豬，手續上沒有錯，即是技術上的「執法原教旨主義」行為，亦即中國在字眼上迷信的「有法必依」。這類人士，似乎不明白中國文化之中也講「亢龍有悔」，用權，也要講究應何時留一點餘地，這是道家精神。
但兩千年來，中國人盲目崇尚秦始皇的「法家」，「以法治國」，亦即以極端的刑律治國，亦即以「原教旨指引」抓捕「住好o的」和保育人士。此等行為，與西方的「法治」無關，勿以為這就叫「接軌」，有許多價值觀，夏蟲不可以語冰，是永遠接軌不了的。
Sunday, November 04, 2007
星期天休息：黑社會也有愛國的，14K也有文化的
陶傑
家居設計店「住好o的」出售寫有「十四K」的T恤和明信片，遭到警方高調拘控，一抓就是十多人。投下如此警力，有點莫名其妙。在技術上，這些產品違反「社團條例」，雖然不是黑社會物品，但「看上去」像。然而即使「類似」為三合會用品，警方應該知道這是一家文化設計店，不是砵蘭街麻雀館樓上的一座「堂口」，店內其他物品，都是中產小資產階級的家居設計品，而不是黃紙、香燭、關帝像，店內職員，也沒有一個紋身，警方以不適當的警力，雷霆壓頂，看來不是刻意向政府高層邀功，就是情緒的發洩。或者兩者兼有──這家設計店在隧道口附近有一幅大型廣告，以英文書寫：Delay No More，這句粵語粗口諧音，可能刺激了一些政府官員的神經。
三合會組織，也是一種文化，在中國自「反清復明」開始，有三百年歷史。連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是洪門委員，職拜「雙花紅棍」，其他如秋瑾、黃興，莫不是洪門先烈。三合會最後流落香港，淪為犯罪組織，是中國內戰的結果。英國殖民地政府視三合會不止如犯罪組織，更重要的是當做一個潛在的政治顛覆團體。中國人一盤散沙，民族性恭順貪生，只有三合會有嚴密的組織，有視死如歸的勇氣，英國殖民地政府對三合會的監視和研究，甚為嚴密，這是繼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在長江流域考察「太平天國」組織一樣，視之為文化人類學的一項政治課題。
英國學術界對香港三合會的論著甚豐，一九六○年開始陸續出版，其中以兩位退役英籍警務人員希斯與摩根的《香港三合會》為開山論著，此後各大學的論文和專著不斷。英國人對三合會的研究，有文化獵奇的心理，社團條例嚴加防範，則又為了殖民地社會的穩定與安全。
明乎此，特區警方就不會純以技術上的法律條文高調拘捕。電影《教父》何嘗不是展示黑手黨的人物、事跡、產品？但《教父》卻是電影文化的精品。任何三合會的物件，都必須置於正確的背景（Context）處置，不一定都要論罪，高調拘控店員，是警方有心欺凌的表現，與拘捕十五名保育示威者之後，硬要他們在警署脫光羞辱相同。按照警方的「指引」，沒有差錯，但以政治理由無限上綱，則把幾個文化界的文弱人士以最粗暴的方式對待，視之如重案犯，則是對集會自由的政治侵犯。
這家設計店產品一向出位，"Delay No More"當然是譁眾取寵之作，但任何創作，譁眾取寵都在所難免，包括畢卡索晚年的女體纖毫畢現的素描。外國的FCUK，是"French Connection UK"的簡寫，在公眾展示品牌名稱，任何人看見了，由於心理錯覺，都會在心中念出英文那個粗口字眼，但這個名牌依然在國際都市的市中心展示，沒有人「投訴」，即使有，警方也沒有行動。
香港到底是一個小家子氣的普通中國城市，還是自稱的「國際都會」？這些小地方，都一一露底。創意無禁區，尤其是備受道德和政治教條束縛的中國人社會，特首施政報告口口聲聲扶助「創意工業」，其轄下的警方，還有其他淫審組織，對於同步提高文化修養的品味教育，沒有興趣，這就形成「打擊」這個、「掃蕩」那個，割雞牛刀、以卵擊石的政治姿態高於一切的「拘捕」行動。
三合會的名稱，在甚麼時候，是一種恐嚇，甚麼時候，可以列為文化現象來展覽？穿上一件這種T恤，招搖過市，不等同「自稱」黑社會會員，如同穿上一件曾灶財書法「九龍皇帝」的T恤，不等同「分裂國家領土」、自僭為王。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沒有向香港的政務官和警察教導開化，沒有教他們甚麼叫文化，甚麼是人類學，甚麼是一種社會符號，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沒有這一類課程。倫敦和紐約，卻都以文化產業為尊，這一類紛爭早已解決，這才是真實的國際都會，濫竽充數的香港不是。
「住好o的」事件，警方會得到香港許多封閉僵化勢力的支持，包括偽道德組織和輿論，但這些人因為學養所限，一味只懂得「創作也不能超越法律」，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警方的行動，或許自以為得計，但對曾蔭權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必將相當深遠，連同近日一片「捉漢奸」的文革喧譁，國際社會只會對香港另有真正的定位，此一效應，如何影響香港下一代的出路，三五年之後會立竿見影，彰顯得更為清楚。
家居設計店「住好o的」出售寫有「十四K」的T恤和明信片，遭到警方高調拘控，一抓就是十多人。投下如此警力，有點莫名其妙。在技術上，這些產品違反「社團條例」，雖然不是黑社會物品，但「看上去」像。然而即使「類似」為三合會用品，警方應該知道這是一家文化設計店，不是砵蘭街麻雀館樓上的一座「堂口」，店內其他物品，都是中產小資產階級的家居設計品，而不是黃紙、香燭、關帝像，店內職員，也沒有一個紋身，警方以不適當的警力，雷霆壓頂，看來不是刻意向政府高層邀功，就是情緒的發洩。或者兩者兼有──這家設計店在隧道口附近有一幅大型廣告，以英文書寫：Delay No More，這句粵語粗口諧音，可能刺激了一些政府官員的神經。
三合會組織，也是一種文化，在中國自「反清復明」開始，有三百年歷史。連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是洪門委員，職拜「雙花紅棍」，其他如秋瑾、黃興，莫不是洪門先烈。三合會最後流落香港，淪為犯罪組織，是中國內戰的結果。英國殖民地政府視三合會不止如犯罪組織，更重要的是當做一個潛在的政治顛覆團體。中國人一盤散沙，民族性恭順貪生，只有三合會有嚴密的組織，有視死如歸的勇氣，英國殖民地政府對三合會的監視和研究，甚為嚴密，這是繼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在長江流域考察「太平天國」組織一樣，視之為文化人類學的一項政治課題。
英國學術界對香港三合會的論著甚豐，一九六○年開始陸續出版，其中以兩位退役英籍警務人員希斯與摩根的《香港三合會》為開山論著，此後各大學的論文和專著不斷。英國人對三合會的研究，有文化獵奇的心理，社團條例嚴加防範，則又為了殖民地社會的穩定與安全。
明乎此，特區警方就不會純以技術上的法律條文高調拘捕。電影《教父》何嘗不是展示黑手黨的人物、事跡、產品？但《教父》卻是電影文化的精品。任何三合會的物件，都必須置於正確的背景（Context）處置，不一定都要論罪，高調拘控店員，是警方有心欺凌的表現，與拘捕十五名保育示威者之後，硬要他們在警署脫光羞辱相同。按照警方的「指引」，沒有差錯，但以政治理由無限上綱，則把幾個文化界的文弱人士以最粗暴的方式對待，視之如重案犯，則是對集會自由的政治侵犯。
這家設計店產品一向出位，"Delay No More"當然是譁眾取寵之作，但任何創作，譁眾取寵都在所難免，包括畢卡索晚年的女體纖毫畢現的素描。外國的FCUK，是"French Connection UK"的簡寫，在公眾展示品牌名稱，任何人看見了，由於心理錯覺，都會在心中念出英文那個粗口字眼，但這個名牌依然在國際都市的市中心展示，沒有人「投訴」，即使有，警方也沒有行動。
香港到底是一個小家子氣的普通中國城市，還是自稱的「國際都會」？這些小地方，都一一露底。創意無禁區，尤其是備受道德和政治教條束縛的中國人社會，特首施政報告口口聲聲扶助「創意工業」，其轄下的警方，還有其他淫審組織，對於同步提高文化修養的品味教育，沒有興趣，這就形成「打擊」這個、「掃蕩」那個，割雞牛刀、以卵擊石的政治姿態高於一切的「拘捕」行動。
三合會的名稱，在甚麼時候，是一種恐嚇，甚麼時候，可以列為文化現象來展覽？穿上一件這種T恤，招搖過市，不等同「自稱」黑社會會員，如同穿上一件曾灶財書法「九龍皇帝」的T恤，不等同「分裂國家領土」、自僭為王。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沒有向香港的政務官和警察教導開化，沒有教他們甚麼叫文化，甚麼是人類學，甚麼是一種社會符號，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沒有這一類課程。倫敦和紐約，卻都以文化產業為尊，這一類紛爭早已解決，這才是真實的國際都會，濫竽充數的香港不是。
「住好o的」事件，警方會得到香港許多封閉僵化勢力的支持，包括偽道德組織和輿論，但這些人因為學養所限，一味只懂得「創作也不能超越法律」，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警方的行動，或許自以為得計，但對曾蔭權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必將相當深遠，連同近日一片「捉漢奸」的文革喧譁，國際社會只會對香港另有真正的定位，此一效應，如何影響香港下一代的出路，三五年之後會立竿見影，彰顯得更為清楚。
Sunday, October 28, 2007
星期天休息：在鬱金香花氣裏的獵巫飛灰
陶傑
恆指衝破三萬點，據說聖誕後將會高達三萬三千。中國概念極為強大，如此形勢大好下去，明年八月北京世運會之前，指可以高達五萬。大學生用幾萬元本錢炒股，炒出三百多萬元的奇跡，中港股市一片高度亢奮，令人欣喜。
全民股瘋，出現在一個耕田種菜的古老農業國家，加上十三億人口，由一個寡頭政體統治，有權力的人，即可任意圈地，佔奪資源，點鐵成金，如此重大的巨變，人類六千年來從未有過，難怪歐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等看一個有趣的結果。
十九世紀英國蘇格蘭作家麥凱（Charles Mackay），有一本流行書，名題很長，叫做《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搜集了歐洲歷史上許多民間大愚昧和群眾大瘋狂的事件。市場經濟的重大情節，包括十八世紀初的「南海公司泡沫」和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炒賣狂潮」。所謂南海公司，是一家英國的上市企業，聲稱與西班牙政府達成協議，將可壟斷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地所有礦產、煙業、香料等資源貿易。南海公司的老闆是一個叫哈利的特權貴族。當時西班牙因爭奪皇室繼承權爆發戰爭，歐洲各國皇室都想扶植自己的血裔代理人，因為誰能影響西班牙的皇權，誰就可以擁有南美洲這片資源新大陸。除了法國和奧地利，英女皇安妮對西班牙的皇權也有染指的興趣，南海公司即向市場放出消息：一旦戰爭塵埃落定，南美洲市場即歸南海所有，一年之內，股價由一百鎊增至一千鎊，後來歐洲開始放售，又傳出南海公司高層詐騙消息，馬上暴跌，股民瘡痍遍地。
「鬱金香風暴」卻更為離奇。鬱金香花種由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帶進奧地利維也納，一時中產階級爭相栽種，引為品味時尚。荷蘭人率先炒賣，許多把土地莊園出售，用以種植鬱金香，鬱金香變成期貨，一種脆弱的植物，如何肩負起千金萬民的希望？幾年之後泡沫爆破，無數「愛花人」傾家蕩產。但荷蘭今日仍是鬱金香之國，英文這個詞：Tulip，源自土耳其語Turban，就是伊斯蘭教民的頭巾，用以形容大瓣鬱金香的外貌。
麥凱的這冊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史實的敘述，在於把許多愚昧的集體瘋狂事件的歸納──他認為，集體瘋狂不限於對市場財富的追求，一枚銅幣有兩面，歐洲人的集體瘋狂，除了追捧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的期貨，還有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的獵巫。
麥凱認為：對於泡沫財富的瘋狂追求，與全民受煽動之下的血腥屠戮，在人性的情緒之中，貪婪和仇恨，都屬同一根源。
以麥凱的結論，中國六十年來的民間躁動，由昔日「文革」到今日的股瘋，動力的性質都一樣：「文革」出於對一名領袖神諭的崇拜，股瘋則是股民對「股票專家」和「市場分析員」的盲目跟從。「文革」時代，全民都聆聽毛語錄和「革命歌曲」的廣播，毛澤東出了甚麼「最新指示」，全國各地，敲鑼打鼓慶祝；股瘋時期，連清潔阿嬸都聆聽著收音機的股票消息，一有新股批售，全民爭奪認購表格，集體行為相當一致而相似。
「文化大革命」中的股票之王，自然是毛澤東這個神話。一九七六年毛死江囚，泡沫突然破滅，許多人窮一生的精神信仰，買進這個「毛股」，沒想到信仰幻滅，口瞪目呆，餘生創傷無限。還有一些人，則痛定思痛，學乖了，追捧其後湧現的許多政治股，包括不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買進趙紫陽，還是一九九七年大手買進董建華，只要及時套現拋售，還是可以大賺。
集體瘋狂的兩面，除了貪婪的狂歡，當然也有仇恨的迸爆。追求股票的泡沫，與追剿一個「人民公敵」，正負互見，都需要同等的情緒能量。
十字軍東征，一路屠戮生靈，除了是爭奪聖城的虛榮，就是對伊斯蘭異教的仇恨。中世紀獵巫運動，除了是宗教裁判所對聖經「釋法」的終極權威，還要民間對婦女的莫名敵意。貪婪和仇恨，發展到極端，都完全沒有理性，因此，恒指三萬點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勢力也掀起對一名議員歇斯底里的批鬥風潮，隱然還有阿拉伯世界的風格，對持異見者發出了暴力行動令。英國作家麥凱，對人性的虛妄，百多年前已經有如此準確的診斷，令人讚服。
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瘋，與遍地火刑的獵巫一樣，在歐洲早已成為歷史。在從來未經民主與科學洗禮的遠東農民社會，無論紅衞兵運動或股市的瘋狂，一些平庸的油畫、百年普洱茶葉的炒賣熱，卻無不折射著同樣的幻影。讀一點點歷史，就會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以預知一個地方滑向更大的集體瘋狂之前的種種徵兆，選擇一個文明而安全避難所。恒指衝破三萬點，香港卻出了幾個「漢奸」，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殺了之後，還有一大批「走資派」，相當於一大片「港英餘孽」。這不是一個清醒（Sanity)的年代，北冰洋正在融化，氣溫已在上升，你手上的中海油拋售了沒有？不要怕，下跌一千點，明天一定要反彈的，時鐘遠遠還沒有敲響十二下呢，還沒有到離場的時候，一場嗜血的狂歡舞會，或許才剛剛開始。
恆指衝破三萬點，據說聖誕後將會高達三萬三千。中國概念極為強大，如此形勢大好下去，明年八月北京世運會之前，指可以高達五萬。大學生用幾萬元本錢炒股，炒出三百多萬元的奇跡，中港股市一片高度亢奮，令人欣喜。
全民股瘋，出現在一個耕田種菜的古老農業國家，加上十三億人口，由一個寡頭政體統治，有權力的人，即可任意圈地，佔奪資源，點鐵成金，如此重大的巨變，人類六千年來從未有過，難怪歐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等看一個有趣的結果。
十九世紀英國蘇格蘭作家麥凱（Charles Mackay），有一本流行書，名題很長，叫做《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搜集了歐洲歷史上許多民間大愚昧和群眾大瘋狂的事件。市場經濟的重大情節，包括十八世紀初的「南海公司泡沫」和十七世紀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炒賣狂潮」。所謂南海公司，是一家英國的上市企業，聲稱與西班牙政府達成協議，將可壟斷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智利等地所有礦產、煙業、香料等資源貿易。南海公司的老闆是一個叫哈利的特權貴族。當時西班牙因爭奪皇室繼承權爆發戰爭，歐洲各國皇室都想扶植自己的血裔代理人，因為誰能影響西班牙的皇權，誰就可以擁有南美洲這片資源新大陸。除了法國和奧地利，英女皇安妮對西班牙的皇權也有染指的興趣，南海公司即向市場放出消息：一旦戰爭塵埃落定，南美洲市場即歸南海所有，一年之內，股價由一百鎊增至一千鎊，後來歐洲開始放售，又傳出南海公司高層詐騙消息，馬上暴跌，股民瘡痍遍地。
「鬱金香風暴」卻更為離奇。鬱金香花種由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帶進奧地利維也納，一時中產階級爭相栽種，引為品味時尚。荷蘭人率先炒賣，許多把土地莊園出售，用以種植鬱金香，鬱金香變成期貨，一種脆弱的植物，如何肩負起千金萬民的希望？幾年之後泡沫爆破，無數「愛花人」傾家蕩產。但荷蘭今日仍是鬱金香之國，英文這個詞：Tulip，源自土耳其語Turban，就是伊斯蘭教民的頭巾，用以形容大瓣鬱金香的外貌。
麥凱的這冊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史實的敘述，在於把許多愚昧的集體瘋狂事件的歸納──他認為，集體瘋狂不限於對市場財富的追求，一枚銅幣有兩面，歐洲人的集體瘋狂，除了追捧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的期貨，還有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的獵巫。
麥凱認為：對於泡沫財富的瘋狂追求，與全民受煽動之下的血腥屠戮，在人性的情緒之中，貪婪和仇恨，都屬同一根源。
以麥凱的結論，中國六十年來的民間躁動，由昔日「文革」到今日的股瘋，動力的性質都一樣：「文革」出於對一名領袖神諭的崇拜，股瘋則是股民對「股票專家」和「市場分析員」的盲目跟從。「文革」時代，全民都聆聽毛語錄和「革命歌曲」的廣播，毛澤東出了甚麼「最新指示」，全國各地，敲鑼打鼓慶祝；股瘋時期，連清潔阿嬸都聆聽著收音機的股票消息，一有新股批售，全民爭奪認購表格，集體行為相當一致而相似。
「文化大革命」中的股票之王，自然是毛澤東這個神話。一九七六年毛死江囚，泡沫突然破滅，許多人窮一生的精神信仰，買進這個「毛股」，沒想到信仰幻滅，口瞪目呆，餘生創傷無限。還有一些人，則痛定思痛，學乖了，追捧其後湧現的許多政治股，包括不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買進趙紫陽，還是一九九七年大手買進董建華，只要及時套現拋售，還是可以大賺。
集體瘋狂的兩面，除了貪婪的狂歡，當然也有仇恨的迸爆。追求股票的泡沫，與追剿一個「人民公敵」，正負互見，都需要同等的情緒能量。
十字軍東征，一路屠戮生靈，除了是爭奪聖城的虛榮，就是對伊斯蘭異教的仇恨。中世紀獵巫運動，除了是宗教裁判所對聖經「釋法」的終極權威，還要民間對婦女的莫名敵意。貪婪和仇恨，發展到極端，都完全沒有理性，因此，恒指三萬點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勢力也掀起對一名議員歇斯底里的批鬥風潮，隱然還有阿拉伯世界的風格，對持異見者發出了暴力行動令。英國作家麥凱，對人性的虛妄，百多年前已經有如此準確的診斷，令人讚服。
南海泡沫和鬱金香瘋，與遍地火刑的獵巫一樣，在歐洲早已成為歷史。在從來未經民主與科學洗禮的遠東農民社會，無論紅衞兵運動或股市的瘋狂，一些平庸的油畫、百年普洱茶葉的炒賣熱，卻無不折射著同樣的幻影。讀一點點歷史，就會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以預知一個地方滑向更大的集體瘋狂之前的種種徵兆，選擇一個文明而安全避難所。恒指衝破三萬點，香港卻出了幾個「漢奸」，像當年的劉少奇一樣，殺了之後，還有一大批「走資派」，相當於一大片「港英餘孽」。這不是一個清醒（Sanity)的年代，北冰洋正在融化，氣溫已在上升，你手上的中海油拋售了沒有？不要怕，下跌一千點，明天一定要反彈的，時鐘遠遠還沒有敲響十二下呢，還沒有到離場的時候，一場嗜血的狂歡舞會，或許才剛剛開始。
Thursday, October 25, 2007
害怕人民 ／梁文道
害怕人民 ／梁文道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07年10月25日
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 (《明報》2007年10月23日)一文中指出﹕「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覑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
驗」。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Sunday, October 21, 2007
星期天休息：極端世代的百年狼煙
民主會不會蛻變成極端，令政府「無法管治」？連日引發的討論，提升社會的品味，是一件有趣的事。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村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著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著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攸啟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
Wednesday, October 17, 2007
陶傑短評︰天國與地獄
民主的極端，會不會變成「不可管治」？「文革」時代的大陸「無法管治」，但毛澤東一人可以管治，今日的美國加州流行公投，也不是「無法管治」，而是「政府」漸漸變為多餘，加州的人民，真正實現了自我管治。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
如果美國的加州，等同「文革」的大陸，則今日在加州成千上萬的中國新移民，無論是領了綠卡還是地下偷渡，難道是一群超級白癡？不會的。中國人最擅長鑽空走位，如果「無法管治」的加州，等同毛神統治的無政府文革中國，他們就不會視加州為移民天堂。
加州可以動不動就公投，看原來的州長不順眼，馬上改選，把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捧上去。加州物產富裕，陽光充足，州民質素優秀，其血液之內並無暴戾內鬥、貪婪自私的劣質基因。加州的生活，幾乎沒有陰暗面，公民相敬相愛，自由自在，創意豐富，因此荷李活和矽谷，都以加州為基地，其知識產權，成為第三世界貧劣國家剽竊抄襲的對象。
這樣一個模範社會就算政府偶爾「無法管治」，也無所謂，因為人民足夠成熟，把政治搞成一場歡樂的Party。民主「去到」極端，會變成「政府無法管治」，以加州為例，也不算錯，但那是一種快樂的無政府主義，與遠東的甚麼「文革」，是天國與地獄之別。
Tuesday, October 16, 2007
陶傑短評：民主防範極端
「民主去到極端就變成文革」，特首失言，引起國際傳媒關注，幸好立時道歉止蝕，宣佈鄭重收回。
引發一場「民主是否等同文革」的辯論，協助港人「了解國家」，提升民智，也不是壞事，總好過天天看藝人在膠鞋上舔奶油、搶食嘩沙比的大賽。
「民主去到極端」，此一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民主不只是總統民選、國會普選，還包括司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還有新聞言論自由，不論國民的選票，還是總統的決策，也受到一個獨立超然的法院來制衡。「民主」本身就是有效防範「極端」的一套成熟的制度，所謂「去到極端」，這「去到」的過程，以民主本身的運作，並不存在。
民主會不會「去到極端」？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民主太脆弱，引發政變。第三世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都出現過。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北歐，民主從來沒有「去到」過一個政府無法管治的境地，因為連軍隊也國家化，服從民主憲政的約束。「民主去到極端」，在文明而理性的社會，根本不成為假設，但對於獨裁暴力基因強烈的落後地區，才會有此等恐懼，或有此等爭論，不過在人類學家眼中，民族的集體智商並不均等，雖然亞非第三貧劣世界，許多人刨尖了頭向西方白人國家拚命移民，但有的民族天生就戀慕獨裁統治。
也不奇怪，百花齊放，反令這個世界多姿多采。
引發一場「民主是否等同文革」的辯論，協助港人「了解國家」，提升民智，也不是壞事，總好過天天看藝人在膠鞋上舔奶油、搶食嘩沙比的大賽。
「民主去到極端」，此一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民主不只是總統民選、國會普選，還包括司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還有新聞言論自由，不論國民的選票，還是總統的決策，也受到一個獨立超然的法院來制衡。「民主」本身就是有效防範「極端」的一套成熟的制度，所謂「去到極端」，這「去到」的過程，以民主本身的運作，並不存在。
民主會不會「去到極端」？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民主太脆弱，引發政變。第三世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都出現過。其他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和北歐，民主從來沒有「去到」過一個政府無法管治的境地，因為連軍隊也國家化，服從民主憲政的約束。「民主去到極端」，在文明而理性的社會，根本不成為假設，但對於獨裁暴力基因強烈的落後地區，才會有此等恐懼，或有此等爭論，不過在人類學家眼中，民族的集體智商並不均等，雖然亞非第三貧劣世界，許多人刨尖了頭向西方白人國家拚命移民，但有的民族天生就戀慕獨裁統治。
也不奇怪，百花齊放，反令這個世界多姿多采。
Sunday, October 14, 2007
蒼 蠅
(蔡瀾)
我不喜歡藐嘴女人，因為她藐嘴；至於四萬，我也不喜歡，因為她當英國人高官時，對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的嘴臉，完全不同。
英文有一句話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在魔鬼和深藍大海之間的選擇。」
四萬該是魔鬼，而藐嘴女人是深藍大海了。深藍大海，字面上很有詩意，其實是指惡毒、危險、陰魂永遠糾纏不清。
藐嘴女人其實只是執行上司的任務，人家叫她推惡法，就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是沒有人叫你看人低，沒有人叫你亂吠。當年的她，一副拿了雞毛當令箭的惡形惡相，這是雌性動物之中最下賤的行為。
好了，到外國打一個轉，寫了一篇論點不切實際、文章枯燥無味的文章，又再回來出風頭了。這種人，不出風頭，一輩子不死心的。
回來後，掃把頭不見了，雙頰多了兩塊橫肉，哭笑起來不會彈動，是否注射了什麼菌而殺死細胞？總之樣子愈來愈難看，從前的癡肥維園阿伯還有幻想，當今枯枯乾乾，阿伯們也不想光顧了。
本身不主張普選，就硬到底說不支持好了，至少人家也相信你有種。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養你的人內心裏一定提防。
改變的不止是髮型，還自稱支持民主。這種話，說來誰會相信呢？接受訪問時，還連聲道歉，說「希特拉也是透過民主選舉執政的」那些話講錯了。
那裏有人管你什麼希特拉不希特拉，香港人根本認為不關痛癢，要道歉也要道歉到著眼處，道歉希特拉的例子幹個鳥？
在電視上留下的藐嘴形象，一萬年後也抹煞不了，他媽的要道歉，就先道歉當年不應那麼囂張，傷害了香港人的心靈。這種人，非像蒼蠅一樣一拍拍死不可。
可能是近來減膽固醇藥吃得多，引起的副作用令我脾氣大了，否則這種東西，罵都多餘。
我不喜歡藐嘴女人，因為她藐嘴；至於四萬，我也不喜歡，因為她當英國人高官時，對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的嘴臉，完全不同。
英文有一句話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在魔鬼和深藍大海之間的選擇。」
四萬該是魔鬼，而藐嘴女人是深藍大海了。深藍大海，字面上很有詩意，其實是指惡毒、危險、陰魂永遠糾纏不清。
藐嘴女人其實只是執行上司的任務，人家叫她推惡法，就努力做好這件事。但是沒有人叫你看人低，沒有人叫你亂吠。當年的她，一副拿了雞毛當令箭的惡形惡相，這是雌性動物之中最下賤的行為。
好了，到外國打一個轉，寫了一篇論點不切實際、文章枯燥無味的文章，又再回來出風頭了。這種人，不出風頭，一輩子不死心的。
回來後，掃把頭不見了，雙頰多了兩塊橫肉，哭笑起來不會彈動，是否注射了什麼菌而殺死細胞？總之樣子愈來愈難看，從前的癡肥維園阿伯還有幻想，當今枯枯乾乾，阿伯們也不想光顧了。
本身不主張普選，就硬到底說不支持好了，至少人家也相信你有種。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養你的人內心裏一定提防。
改變的不止是髮型，還自稱支持民主。這種話，說來誰會相信呢？接受訪問時，還連聲道歉，說「希特拉也是透過民主選舉執政的」那些話講錯了。
那裏有人管你什麼希特拉不希特拉，香港人根本認為不關痛癢，要道歉也要道歉到著眼處，道歉希特拉的例子幹個鳥？
在電視上留下的藐嘴形象，一萬年後也抹煞不了，他媽的要道歉，就先道歉當年不應那麼囂張，傷害了香港人的心靈。這種人，非像蒼蠅一樣一拍拍死不可。
可能是近來減膽固醇藥吃得多，引起的副作用令我脾氣大了，否則這種東西，罵都多餘。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星期天休息：「文革」不是民主極端，是獨裁災禍
特首曾蔭權在電台突發表「民主文革論」，令人相當驚奇。雖然由特首辦聲明「澄清」，其效應恐怕不但難以驅除，更會成為曾蔭權政治生涯的污點。
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民主「發展到極端」的結果。剛剛相反，而是獨裁「發酵到極致」的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一個在野的政黨，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任何「候選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在紅衞兵的大批判之下沒有任何說一句話自辯的權利，全國跟隨遭受暴力揪鬥的學者、作家、畫家也沒有。
所謂「文革」，不是曾蔭權所說的「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而是「暴君掌握一切，人民不能說話」。毛澤東一人就是「政府」，他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死了，他要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來就遭殃，毛澤東這個「政府」，如何「無法管治」？「文革」時代，曾蔭權有幸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做官，當了沙田專員，否則如果這句話在「文革」的大陸私下說出口，遭到揭發，不槍斃也要勞改。
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政府」，是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為骨幹，其餘皆是極左派人物，聽命於一人，不是由七億人民以自由意志票選出來的管治機構。
所謂「人民掌握一切」，只是狂熱效忠的「紅衞兵」受毛澤東的極端思想洗腦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紅衞兵」是所謂「人民」，他們也無法自我主宰命運，因為毛澤東利用「紅衞兵」摧毀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地的「走資派」當權者，「紅衞兵」即兔死狗烹，一聲令下，紛紛下放到邊疆和農場。「紅衞兵」的組織部「五一六兵團」，即被打成「反革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他們之中有政治背景者，今日則成為貪官。
香港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新移民，曾特首下次巡區的時候，大可以「貼近群眾」，向新移民詢問「文革」的國情真相。
曾特首何以出此莫名其妙的言論？可能受到「不到台灣，還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大陸「笑話」的迷惑。中國政府指台灣的民主是「文革」：人民時時示威遊行，民進黨政府更改國民黨文化色彩的舊地名。指台灣民主為「文革」，是偷換概念：「文革」以毛澤東的神化為根本，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不但沒有推動個人崇拜，而且可以任意為傳媒公眾辱罵，不以為忤。「文革」爆發各地武鬥，並無一個民選的「國會」制止，台灣至少還有一個立法院，大小政策，俱由藍綠兩營投票決定。中國的「文革」，科技專家、學者和藝術家關押、迫瘋、迫死，學校停課，全國不事生產，但台灣的教育和產業運作如常，新竹科學園的高科技產品仍然行銷國際，支持國民黨的學者教授，還在各自的學術和研究崗位，只因為大陸市場開放，許多實業搬到大陸，經濟日漸掏空，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主票選總統的結果，香港沒有普選，廠家一樣北遷，不因為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中國的「文革」是毛澤東由「大躍進」和「反右」之後步步走上獨裁之後的惡夢，是中華民族繼承帝皇統治基因，而又在獨裁者個人崇拜極度恐怖下心理扭曲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悲劇。六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和江青一派，主張不斷「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派，主張經濟建設，兩派的主張，如果當時可以像台灣一樣票選公投，劉少奇像今日的馬英九一樣，也可以有拉票和演說的機會，又怎會有「文革」？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民主成熟的文明國家，何嘗發生過「文革」這等愚昧殘暴的浩劫？
這一切都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而是常識。香港的特首有此認知的謬誤，因為中國至今尚未為「文革」的極權基因根本清毒。曾蔭權先生聲稱要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想彌補這次失言，壞事變好事，如果有足夠的師資，不妨以在全港中學引介「文革十年史」的教育始，進而介紹學生研讀朱元璋的帝皇性格、明清的文字獄、旁及列寧的暴力革命，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血腥清洗，這就是「國民教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通識的第一步，行政管理是曾蔭權的強項，中國現代政治的現實，顯然非其所長，國民教育以此為起點，特區高官也更了解人情世故，不知曾特首有沒此勇氣否？
特首曾蔭權在電台突發表「民主文革論」，令人相當驚奇。雖然由特首辦聲明「澄清」，其效應恐怕不但難以驅除，更會成為曾蔭權政治生涯的污點。
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民主「發展到極端」的結果。剛剛相反，而是獨裁「發酵到極致」的結果。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沒有一個在野的政黨，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任何「候選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在紅衞兵的大批判之下沒有任何說一句話自辯的權利，全國跟隨遭受暴力揪鬥的學者、作家、畫家也沒有。
所謂「文革」，不是曾蔭權所說的「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而是「暴君掌握一切，人民不能說話」。毛澤東一人就是「政府」，他要劉少奇死，劉少奇就死了，他要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來就遭殃，毛澤東這個「政府」，如何「無法管治」？「文革」時代，曾蔭權有幸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做官，當了沙田專員，否則如果這句話在「文革」的大陸私下說出口，遭到揭發，不槍斃也要勞改。
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政府」，是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為骨幹，其餘皆是極左派人物，聽命於一人，不是由七億人民以自由意志票選出來的管治機構。
所謂「人民掌握一切」，只是狂熱效忠的「紅衞兵」受毛澤東的極端思想洗腦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使「紅衞兵」是所謂「人民」，他們也無法自我主宰命運，因為毛澤東利用「紅衞兵」摧毀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各地的「走資派」當權者，「紅衞兵」即兔死狗烹，一聲令下，紛紛下放到邊疆和農場。「紅衞兵」的組織部「五一六兵團」，即被打成「反革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他們之中有政治背景者，今日則成為貪官。
香港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大陸新移民，曾特首下次巡區的時候，大可以「貼近群眾」，向新移民詢問「文革」的國情真相。
曾特首何以出此莫名其妙的言論？可能受到「不到台灣，還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大陸「笑話」的迷惑。中國政府指台灣的民主是「文革」：人民時時示威遊行，民進黨政府更改國民黨文化色彩的舊地名。指台灣民主為「文革」，是偷換概念：「文革」以毛澤東的神化為根本，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不但沒有推動個人崇拜，而且可以任意為傳媒公眾辱罵，不以為忤。「文革」爆發各地武鬥，並無一個民選的「國會」制止，台灣至少還有一個立法院，大小政策，俱由藍綠兩營投票決定。中國的「文革」，科技專家、學者和藝術家關押、迫瘋、迫死，學校停課，全國不事生產，但台灣的教育和產業運作如常，新竹科學園的高科技產品仍然行銷國際，支持國民黨的學者教授，還在各自的學術和研究崗位，只因為大陸市場開放，許多實業搬到大陸，經濟日漸掏空，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主票選總統的結果，香港沒有普選，廠家一樣北遷，不因為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中國的「文革」是毛澤東由「大躍進」和「反右」之後步步走上獨裁之後的惡夢，是中華民族繼承帝皇統治基因，而又在獨裁者個人崇拜極度恐怖下心理扭曲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悲劇。六十年代的中國，毛澤東和江青一派，主張不斷「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一派，主張經濟建設，兩派的主張，如果當時可以像台灣一樣票選公投，劉少奇像今日的馬英九一樣，也可以有拉票和演說的機會，又怎會有「文革」？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民主成熟的文明國家，何嘗發生過「文革」這等愚昧殘暴的浩劫？
這一切都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而是常識。香港的特首有此認知的謬誤，因為中國至今尚未為「文革」的極權基因根本清毒。曾蔭權先生聲稱要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想彌補這次失言，壞事變好事，如果有足夠的師資，不妨以在全港中學引介「文革十年史」的教育始，進而介紹學生研讀朱元璋的帝皇性格、明清的文字獄、旁及列寧的暴力革命，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血腥清洗，這就是「國民教育」結合中國歷史文化通識的第一步，行政管理是曾蔭權的強項，中國現代政治的現實，顯然非其所長，國民教育以此為起點，特區高官也更了解人情世故，不知曾特首有沒此勇氣否？
Friday, October 12, 2007
這個特首真羞家
曾蔭權以文革比喻極端民主就不能管治
2007/10/12, 週五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12日）以文化大革命做例子，表示當民主去到極端的時候，就不能管治。
曾蔭權今日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訪問時，被問到如何在民主發展、社會穩定和有效管治之間取得平衡，他回應指，在文化大革命時，人民掌握一切權力，就不能管治。他又表示，這是民主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來源：香港電台
*****
借文革踩民主 煲呔壞腦
【本報訊】香港回歸以來，有數以十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遊行集會方式，爭取香港早日實行普選，贏得海內外稱譽；可是，自稱支持民主的特首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竟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踩民主制度，指極端民主會帶來文革式的局面，破壞政府管治。有關言論一出，隨即引起市民及政界嘩然，炮轟曾蔭權「壞腦」兼無知，歪曲歷史。 記者：莫劍弦、林俊謙
曾蔭權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發展民主不能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昨日他出席港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向市民解釋施政報告。節目主持特別就施政報告詢問曾蔭權，他是否暗示民主發展會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
主持人更正反遭阻止
當時曾蔭權立即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這時主持人打斷他的說話，更正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極端民主的例子」，曾卻堅持自己沒有說錯，「（如果不是）那是甚麼？人民自己掌握權力！那就是民主的定義，如果你將民主推到極端的話。」他又以美國加州常為政策公投為例子，認為民主會破壞政府效率，「只要可以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並不會帶來有效率的政府。」
曾蔭權借文革踩民主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嘩然，紛紛聲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曾蔭權昨日的講話，反映他在政治和歷史上的無知，「當時中國冇民主，權力完全冇制衡，所以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呢件悲劇！香港人只係想爭取普選，普選點會導致文化大革命？」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民主代議政制並非暴民的表現，曾蔭權將文革與民主政制發展混為一談，要求他盡快澄清，「如果曾蔭權真係以咁o既心態去睇民主，我唔相信（佢）會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掌控國家命運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社會只容許毛澤東思想一種理論，「到最後，毛澤東一個人凌駕o係人民之上，係反民主o既極致，呢個同民主毫無關係，曾蔭權仲成日講國民教育，請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職工盟李卓人直指曾蔭權「壞腦」、「無知」，因為《基本法》也容許港人有民主，「佢咁講，咪即係話《基本法》導致香港有文革？」他指曾言論，「仲衰過當年葉劉話，希特拉都係民主制度選出黎o既講法」。
立法會兩大保皇黨昨日即時與曾蔭權的「文革言論」劃清界線。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回應時表示，她個人難以將民主及文革扯上關係，相信社會希望發展民主的過程是平穩進行，「我相信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呢種講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未有詳細聆聽曾蔭權的言論，不想評論，「o係內地，文化大革命係一次好深刻o既教訓，對國家o既損害係非常之大！」
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後「補鑊」表示，曾蔭權所指，是港人需要有一個最適合本港的普選模式，和一個可進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
不少市民不滿曾蔭權的言論。曾經歷文革的聽眾阮小姐晚上致電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炮轟煲呔的言論「侮辱自己智慧」，因文革是由獨裁者造成，並非民主造成；張先生說特首是想將文革套入民主，打擊民主。有市民來電本報指，對曾蔭權的言論十分憤怒，將投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方安生一票。
特首辦涉干預亞視新聞
據了解，特首辦對傳媒處理曾蔭權的報道相當緊張，更直接致電亞視新聞部，批評其報道手法「偏頗」。亞視高級副總裁關偉否認新聞部接過有關電話及受到干預，「但特首辦有冇搵過個別同事就要再了解。」
亞視傍晚6時新聞，以頭條報道曾蔭權有關言論，主播在導言提及學者批評曾蔭權對文革歷史認識不深；其中一段報道，由學者蔡子強評論，指曾的言論跟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當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選出來，同樣有災難性效果。到夜上11時新聞，已沒有播出蔡子強的評論及文革歷史。
曾蔭權電台對話節錄
Host :
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 … … … … … … … … … … …
Host :
But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電 台 第 三 台 節 目 《 Chief Executive Phone-in 》
拆局
染紅以洗港英遺臣形象
特首曾蔭權把民主比喻作文化大革命，有民主派人士直言不覺意外，因為自曾蔭權上台，不少左派人士不論明衰裏暗裏，批評這名前港英高官不懂國情，所以曾常在發言中為自己「染紅」，希望討好北京，再加上不少內地極左人士，私下常以文革批評民主派搞遊行，爭取民主，曾蔭權以為可以「有樣學樣」，結果吃了大虧。
學內地官場語言
該民主派人士說，曾上場後，由於不斷有親北京政界人士指他是港英舊官僚出身，不懂國情，所以曾十分努力洗刷形象，處處努力學習內地官場語言，希望為自己「染紅」，例如發言必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說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又模仿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先進發展觀，即為一例。
其實內地極左派，早已借文革批香港民主，當年內地護法許崇德，曾以民主派遊行人士以他的照片做示威牌，批評民主派以文革方式批評他，不少香港左派人士，也私下將民主派搞遊行，比作文革批鬥，只是他們深明若公開講這些話，必會如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城，遭人指罵，所以從不公開說。
2007/10/12, 週五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今日（12日）以文化大革命做例子，表示當民主去到極端的時候，就不能管治。
曾蔭權今日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訪問時，被問到如何在民主發展、社會穩定和有效管治之間取得平衡，他回應指，在文化大革命時，人民掌握一切權力，就不能管治。他又表示，這是民主去到最極端的情況。
來源：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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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文革踩民主 煲呔壞腦
【本報訊】香港回歸以來，有數以十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有秩序的遊行集會方式，爭取香港早日實行普選，贏得海內外稱譽；可是，自稱支持民主的特首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中，竟借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踩民主制度，指極端民主會帶來文革式的局面，破壞政府管治。有關言論一出，隨即引起市民及政界嘩然，炮轟曾蔭權「壞腦」兼無知，歪曲歷史。 記者：莫劍弦、林俊謙
曾蔭權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發展民主不能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昨日他出席港台第三台節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向市民解釋施政報告。節目主持特別就施政報告詢問曾蔭權，他是否暗示民主發展會犧牲社會穩定或政府效率。
主持人更正反遭阻止
當時曾蔭權立即說：「如果民主發展去到極端，當人民去到極端，就會出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人民自己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不能再管治那個地方。」這時主持人打斷他的說話，更正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極端民主的例子」，曾卻堅持自己沒有說錯，「（如果不是）那是甚麼？人民自己掌握權力！那就是民主的定義，如果你將民主推到極端的話。」他又以美國加州常為政策公投為例子，認為民主會破壞政府效率，「只要可以為政策公投，人民就能推翻政府的政策，那並不會帶來有效率的政府。」
曾蔭權借文革踩民主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各界嘩然，紛紛聲討。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曾蔭權昨日的講話，反映他在政治和歷史上的無知，「當時中國冇民主，權力完全冇制衡，所以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呢件悲劇！香港人只係想爭取普選，普選點會導致文化大革命？」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說，民主代議政制並非暴民的表現，曾蔭權將文革與民主政制發展混為一談，要求他盡快澄清，「如果曾蔭權真係以咁o既心態去睇民主，我唔相信（佢）會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民主」。
「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民主黨張文光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掌控國家命運的只有毛澤東一人，社會只容許毛澤東思想一種理論，「到最後，毛澤東一個人凌駕o係人民之上，係反民主o既極致，呢個同民主毫無關係，曾蔭權仲成日講國民教育，請佢應該讀一讀歷史」。
職工盟李卓人直指曾蔭權「壞腦」、「無知」，因為《基本法》也容許港人有民主，「佢咁講，咪即係話《基本法》導致香港有文革？」他指曾言論，「仲衰過當年葉劉話，希特拉都係民主制度選出黎o既講法」。
立法會兩大保皇黨昨日即時與曾蔭權的「文革言論」劃清界線。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回應時表示，她個人難以將民主及文革扯上關係，相信社會希望發展民主的過程是平穩進行，「我相信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呢種講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未有詳細聆聽曾蔭權的言論，不想評論，「o係內地，文化大革命係一次好深刻o既教訓，對國家o既損害係非常之大！」
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後「補鑊」表示，曾蔭權所指，是港人需要有一個最適合本港的普選模式，和一個可進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
不少市民不滿曾蔭權的言論。曾經歷文革的聽眾阮小姐晚上致電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炮轟煲呔的言論「侮辱自己智慧」，因文革是由獨裁者造成，並非民主造成；張先生說特首是想將文革套入民主，打擊民主。有市民來電本報指，對曾蔭權的言論十分憤怒，將投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方安生一票。
特首辦涉干預亞視新聞
據了解，特首辦對傳媒處理曾蔭權的報道相當緊張，更直接致電亞視新聞部，批評其報道手法「偏頗」。亞視高級副總裁關偉否認新聞部接過有關電話及受到干預，「但特首辦有冇搵過個別同事就要再了解。」
亞視傍晚6時新聞，以頭條報道曾蔭權有關言論，主播在導言提及學者批評曾蔭權對文革歷史認識不深；其中一段報道，由學者蔡子強評論，指曾的言論跟前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當年指希特拉也是由民主選出來，同樣有災難性效果。到夜上11時新聞，已沒有播出蔡子強的評論及文革歷史。
曾蔭權電台對話節錄
Host :
I was struck by one phrase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addr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nclusion, you say, we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at kind of implies that democratic development does compromise social stability or government efficien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It can, it can, if we go to the extreme, people go to the extreme, and you have a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in China. When people take everything into their hands, then you cannot govern the place.
… … … … … … … … … … … …
Host :
But Cultural Revolution wasn't really an extreme example of democracy.
… … … … … … … … … … … …
Donald Tsang :
What is it? People taking power into their own hands! Now, this is what it means by democracy, if you take it to the full swing. In other democracies, even if you have an elected person, then you overturn the policy in California, for instance, you have initiative number, number, number what, then you overturn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hat's not necessarily conducive to efficient government.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電 台 第 三 台 節 目 《 Chief Executive Phone-in 》
拆局
染紅以洗港英遺臣形象
特首曾蔭權把民主比喻作文化大革命，有民主派人士直言不覺意外，因為自曾蔭權上台，不少左派人士不論明衰裏暗裏，批評這名前港英高官不懂國情，所以曾常在發言中為自己「染紅」，希望討好北京，再加上不少內地極左人士，私下常以文革批評民主派搞遊行，爭取民主，曾蔭權以為可以「有樣學樣」，結果吃了大虧。
學內地官場語言
該民主派人士說，曾上場後，由於不斷有親北京政界人士指他是港英舊官僚出身，不懂國情，所以曾十分努力洗刷形象，處處努力學習內地官場語言，希望為自己「染紅」，例如發言必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說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又模仿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先進發展觀，即為一例。
其實內地極左派，早已借文革批香港民主，當年內地護法許崇德，曾以民主派遊行人士以他的照片做示威牌，批評民主派以文革方式批評他，不少香港左派人士，也私下將民主派搞遊行，比作文革批鬥，只是他們深明若公開講這些話，必會如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否認六四屠城，遭人指罵，所以從不公開說。
Sunday, October 07, 2007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把地球歷史縮成一日
| 12:00 am | 地球誕生 | 四十六億年 |
| 5:44 am | 淺海中出現首個細胞 | 三十五億年 |
| 6:47 pm | 海澡出現 | 十億年 |
| 8:21 pm | 第一種無殼生物在海洋出現 | 七億年 |
| 8:51 pm | 三葉蟲出現 | 六億年 |
| 9:23 pm | 脊椎動物出現 | 五億年 |
| 9:56 pm | 陸上開始有動物 | 三億九千五百萬年 |
| 10:50 pm | 哺乳類動物出現 | 二億二千五百萬年 |
| 10:58 pm | 恐龍統治地球 | 二億年 |
| 11:40 pm | 恐龍滅絕 | 六千五百萬年 |
| 11:58:48 pm | 人猿出現 | 三百萬年 |
| 11:59:24 pm | 人類文化誕生 | 一萬年 |
Monday, September 17, 2007
尼采的生命美學
沒有什麼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這個簡單的真理之上建立了所有美學，是美學的第一原理，只有人是美的。我們立即補上美學的第二原理—沒有人比頹喪的人便醜!!
人最後在事物中找出來的，不過是他早先曾經放入事物的東西。人認識世界的程度同人認識自己的程度密不可分—就是說人類揭示世界的深度同人類及其複習性的驚訝程度相一致。人除了通過自己此外再沒有通住世界的道路。
人最後在事物中找出來的，不過是他早先曾經放入事物的東西。人認識世界的程度同人認識自己的程度密不可分—就是說人類揭示世界的深度同人類及其複習性的驚訝程度相一致。人除了通過自己此外再沒有通住世界的道路。
Sunday, September 09, 2007
星期天休息：自由和創新的一場人鼠歡宴
星期天休息：自由和創新的一場人鼠歡宴
(陶傑)
迪士尼卡通《五星級大鼠》是今年暑假最賞心悅目的故事──一隻叫雷米（Remy）的老鼠，在法國的鄉間，不甘做一隻平凡的小動物。當牠的族群在地下水道和溝渠裏與垃圾為伍，雷米只讀了一本由名廚古士圖寫的烹飪書，妙想天開，只想吃人間的佳餚美食。牠流浪到巴黎，剛好古士圖已經羞愧自殺了，因為最近城中一位刻薄而嚴酷的食評家，把名廚的作品，從五星降了一級。
雷米在古士圖餐廳的廚房，陰差陽錯，結識了一個小廚工，小廚工被新來的廚師欺負，老鼠雷米就教他做最好的菜。古士圖的鬼魂義助小老鼠，矢志要重奪五星級大廚的美譽。最後，雷米和小廚工合作，還請來一批鼠族進廚房為回來挑毛病的食評家準備晚餐。
食評家一嚐之下，驚為天品，小廚工不敢居功，告訴食評家真相。食評家聽完之後，沉默下來，幾天之後，報紙刊出了他的評論：
「在人生的許多方面，當批評家是很輕鬆的行業。我們的風險很小，但總喜歡居高臨下，審斷呈獻到我們面前的作品。我們喜歡一窩蜂地指摘，寫得容易，讀得也歡。但在創作的大世界裏，被我們斥為末流的作品，往往比我們的評論更有價值。
評論家要蒙受的真正風險，是發現一件新作品，而且為新秀說好話。昨夜，我體驗了新的東西，從一個無法預料的高人，我享受了一頓美食。如果說這頓晚餐，以及那個廚子，挑戰了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太溫和的說法了。昨夜的經驗令我刻骨銘心。古士圖說過：『人人都可以當廚子』，我曾對這句話嗤之以鼻，但我現在總算明白其中的真義。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做偉大的藝術家，但偉大的藝術家可以出身任何角落。今天，在古士圖餐廳貢獻廚藝的一群，其出身之寒微，是難以想像的。但本欄認為：他們是法國最好的廚師。我將重臨這家餐廳，飢腸轆轆，期待吃得更多。」
這是一段很優美的散文，中譯不足以傳達原文樸實中的氣派：I have made no secret of my disdain for Chef Gusteau's famous motto: Anyone can cook. But I realize that only now do I truly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五星級大鼠》不止是一齣兒童卡通，還是卡通創作人的心聲。老鼠也可以當大廚，只要牠有才華和毅力。電影的主題不但切合創作，而且還能觸及行政管理和生意創業。老鼠本來住在地底的水溝裏，只有雷米有上進的志氣，正合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一句名言：「我們都住在陰溝裏，但其中一些人，會仰首望向星空。」
《五星級大鼠》最感人的角色，不是小老鼠雷米，也不是傻兮兮的少年廚工，而是這位胸襟宏大的食評家。對於新的創作、新的事物，食評家沒有教條，沒有包袱，也沒有嫉妒眼紅，這是法國美食評級機構米芝蓮全球權威的理由。只有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方有如此量度與新的題材，新的作品、新的風格，在封閉的社會必定遇到保守勢力的打壓。在電影裏，也有衞生局官員這樣的角色，收到告密，指廚房裏有老鼠，把餐廳下了封條，但食評家的裁決卻在衞生法律之上，為人間堅持了一點點公義。
《五星級大鼠》的文學和政治層次都很豐富。片中有一句很有趣的對白：「人類擅於創造，而鼠輩只管伸手拿來」（The human creates, and rats only take），這句話，應該代表了歐美的知識和科技產權今天廣受剽竊和仿冒的憤怒，言詞坦白，譬喻生動，令人叫絕。雖然又會傷害了某些民族的脆弱感情。《五星級大鼠》發行公映之際，正逢法國總統換屆，新總統薩爾科齊一改前任希拉克的作風，改行親美路線，考慮出兵伊拉克。《五星級大鼠》是美國出品，背景在巴黎，又以法國烹調美食為題，在美國和法國都大為賣座，堪為美法重修舊好、維持國際秩序，重度政治蜜月的一份賀禮。
最後當食評家品嚐了老鼠烹飪的名菜，不禁大為感動，想起了兒時母親在廚房裏的情景，大有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的情調。小老鼠雷米最後在巴黎的屋頂，看見滿城璀璨的燈海，此一場面更是向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致敬。──高老頭死後，小說男主角拉斯特納克去了高老頭的葬禮，在山崗上遠眺巴黎的一夜燈火，面對工業資本社會的繁榮，他暗叫一聲：「巴黎，我來了」。文學經典，牽動的情愁，今古都是一樣的。
在《五星級大鼠》的片末字幕中，幕後工作人員的名錄很長，編導美工、有美國人、法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偉大的藝術家都可以來自世界任何角落，這不是美國自由博大的立國精神嗎？如此動人的作品，也只有美國人才製作得出來，與法國文化相融。《五星級大鼠》贏盡大西洋兩岸的掌聲，在巴伐洛堤的歌聲消退的時候，今年的暑假盡了，令人在失落中猶為感慰。
(陶傑)
迪士尼卡通《五星級大鼠》是今年暑假最賞心悅目的故事──一隻叫雷米（Remy）的老鼠，在法國的鄉間，不甘做一隻平凡的小動物。當牠的族群在地下水道和溝渠裏與垃圾為伍，雷米只讀了一本由名廚古士圖寫的烹飪書，妙想天開，只想吃人間的佳餚美食。牠流浪到巴黎，剛好古士圖已經羞愧自殺了，因為最近城中一位刻薄而嚴酷的食評家，把名廚的作品，從五星降了一級。
雷米在古士圖餐廳的廚房，陰差陽錯，結識了一個小廚工，小廚工被新來的廚師欺負，老鼠雷米就教他做最好的菜。古士圖的鬼魂義助小老鼠，矢志要重奪五星級大廚的美譽。最後，雷米和小廚工合作，還請來一批鼠族進廚房為回來挑毛病的食評家準備晚餐。
食評家一嚐之下，驚為天品，小廚工不敢居功，告訴食評家真相。食評家聽完之後，沉默下來，幾天之後，報紙刊出了他的評論：
「在人生的許多方面，當批評家是很輕鬆的行業。我們的風險很小，但總喜歡居高臨下，審斷呈獻到我們面前的作品。我們喜歡一窩蜂地指摘，寫得容易，讀得也歡。但在創作的大世界裏，被我們斥為末流的作品，往往比我們的評論更有價值。
評論家要蒙受的真正風險，是發現一件新作品，而且為新秀說好話。昨夜，我體驗了新的東西，從一個無法預料的高人，我享受了一頓美食。如果說這頓晚餐，以及那個廚子，挑戰了我先入為主的觀念，是太溫和的說法了。昨夜的經驗令我刻骨銘心。古士圖說過：『人人都可以當廚子』，我曾對這句話嗤之以鼻，但我現在總算明白其中的真義。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做偉大的藝術家，但偉大的藝術家可以出身任何角落。今天，在古士圖餐廳貢獻廚藝的一群，其出身之寒微，是難以想像的。但本欄認為：他們是法國最好的廚師。我將重臨這家餐廳，飢腸轆轆，期待吃得更多。」
這是一段很優美的散文，中譯不足以傳達原文樸實中的氣派：I have made no secret of my disdain for Chef Gusteau's famous motto: Anyone can cook. But I realize that only now do I truly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五星級大鼠》不止是一齣兒童卡通，還是卡通創作人的心聲。老鼠也可以當大廚，只要牠有才華和毅力。電影的主題不但切合創作，而且還能觸及行政管理和生意創業。老鼠本來住在地底的水溝裏，只有雷米有上進的志氣，正合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一句名言：「我們都住在陰溝裏，但其中一些人，會仰首望向星空。」
《五星級大鼠》最感人的角色，不是小老鼠雷米，也不是傻兮兮的少年廚工，而是這位胸襟宏大的食評家。對於新的創作、新的事物，食評家沒有教條，沒有包袱，也沒有嫉妒眼紅，這是法國美食評級機構米芝蓮全球權威的理由。只有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方有如此量度與新的題材，新的作品、新的風格，在封閉的社會必定遇到保守勢力的打壓。在電影裏，也有衞生局官員這樣的角色，收到告密，指廚房裏有老鼠，把餐廳下了封條，但食評家的裁決卻在衞生法律之上，為人間堅持了一點點公義。
《五星級大鼠》的文學和政治層次都很豐富。片中有一句很有趣的對白：「人類擅於創造，而鼠輩只管伸手拿來」（The human creates, and rats only take），這句話，應該代表了歐美的知識和科技產權今天廣受剽竊和仿冒的憤怒，言詞坦白，譬喻生動，令人叫絕。雖然又會傷害了某些民族的脆弱感情。《五星級大鼠》發行公映之際，正逢法國總統換屆，新總統薩爾科齊一改前任希拉克的作風，改行親美路線，考慮出兵伊拉克。《五星級大鼠》是美國出品，背景在巴黎，又以法國烹調美食為題，在美國和法國都大為賣座，堪為美法重修舊好、維持國際秩序，重度政治蜜月的一份賀禮。
最後當食評家品嚐了老鼠烹飪的名菜，不禁大為感動，想起了兒時母親在廚房裏的情景，大有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的情調。小老鼠雷米最後在巴黎的屋頂，看見滿城璀璨的燈海，此一場面更是向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致敬。──高老頭死後，小說男主角拉斯特納克去了高老頭的葬禮，在山崗上遠眺巴黎的一夜燈火，面對工業資本社會的繁榮，他暗叫一聲：「巴黎，我來了」。文學經典，牽動的情愁，今古都是一樣的。
在《五星級大鼠》的片末字幕中，幕後工作人員的名錄很長，編導美工、有美國人、法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偉大的藝術家都可以來自世界任何角落，這不是美國自由博大的立國精神嗎？如此動人的作品，也只有美國人才製作得出來，與法國文化相融。《五星級大鼠》贏盡大西洋兩岸的掌聲，在巴伐洛堤的歌聲消退的時候，今年的暑假盡了，令人在失落中猶為感慰。
Wednesday, September 05, 2007
Friday, August 31, 2007
無題 李商隱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帷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斑騅只系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帷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Sunday, August 19, 2007
死要面子，不要臉
死要面子，不要臉 ~~陶傑
2003年4月17日 (四) 明報
中國散播瘟疫，因為最初刻意隱瞞災情。廣東省的官員說「疫症是從香港傳過來的」，中國官員說﹕「至今還沒有死過一個外國人」，都是為了維護面子。但家醜外傳，全球譴責，黃禍恐慌，最後卻搞得很不要臉。
中國南開大學民國時代的校長張伯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
面子和臉，英文是同一個Face，對於中國人卻是兩回事。魯迅筆下的阿Q當眾挨打受辱，很丟臉，被打完之後，一句「兒子打老子」，丟臉之後，就以為保住了面子。
瘟疫升級為國際醜聞，就是「保面子」與「丟臉」的衝突。香港在成為疫區、遭到各國制裁之後，香港人反而記起了英治時期英國人教導了一百多年的衛生觀念﹕不要吐痰，不要養蟑螂老鼠，這又應了林語堂說過的一句話﹕「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
中國官員龍永圖不滿香港傳媒報道真相，說一個城市「感染五十萬人才算嚴重」。以「非典型肺炎」救活率有九成計，即共死亡五萬人，才算嚴重。眼見香港的醫護人員捨身救人，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留下來的醫療制度，不但不是「計時炸彈」，而且是一道人道的安全網，此情此景，也似曾相識——中國民國時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有一次出國開會，聽見外國專家說了一句話﹕「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只有人命」。他回國後，很有感觸，說﹕「你卻不可以作片面的觀察。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裏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她的小生命。這偉大的慈愛與冷酷的無情如何可以並立共存﹖中國要到什麼時候可以翻身﹖要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中國才站得起來。」
我時時在本欄評論中國，很傷了一些現代中國義和團分子的民族感情，他們的反應失去理性。雖然傷害這些人的感情，確實是我的樂趣之一，但為了協助他們增廣見聞，只有引述中國百年文化人的金句，證明「罵中國人」的灼見，至今有效。
今天，特區成為「面罩港」，連董婆也穿上太空衣，以小丑姿態娛人，就像「愛國新聞記者」鄒韜奮說的﹕「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睜眼飽看以國事為兒戲的一幕過了一幕的滑稽劇。」
中國人沒有了面子，也丟了臉，但幸好，香港的中國人還有面罩。
2003年4月17日 (四) 明報
中國散播瘟疫，因為最初刻意隱瞞災情。廣東省的官員說「疫症是從香港傳過來的」，中國官員說﹕「至今還沒有死過一個外國人」，都是為了維護面子。但家醜外傳，全球譴責，黃禍恐慌，最後卻搞得很不要臉。
中國南開大學民國時代的校長張伯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
面子和臉，英文是同一個Face，對於中國人卻是兩回事。魯迅筆下的阿Q當眾挨打受辱，很丟臉，被打完之後，一句「兒子打老子」，丟臉之後，就以為保住了面子。
瘟疫升級為國際醜聞，就是「保面子」與「丟臉」的衝突。香港在成為疫區、遭到各國制裁之後，香港人反而記起了英治時期英國人教導了一百多年的衛生觀念﹕不要吐痰，不要養蟑螂老鼠，這又應了林語堂說過的一句話﹕「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
中國官員龍永圖不滿香港傳媒報道真相，說一個城市「感染五十萬人才算嚴重」。以「非典型肺炎」救活率有九成計，即共死亡五萬人，才算嚴重。眼見香港的醫護人員捨身救人，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留下來的醫療制度，不但不是「計時炸彈」，而且是一道人道的安全網，此情此景，也似曾相識——中國民國時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有一次出國開會，聽見外國專家說了一句話﹕「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只有人命」。他回國後，很有感觸，說﹕「你卻不可以作片面的觀察。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裏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她的小生命。這偉大的慈愛與冷酷的無情如何可以並立共存﹖中國要到什麼時候可以翻身﹖要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中國才站得起來。」
我時時在本欄評論中國，很傷了一些現代中國義和團分子的民族感情，他們的反應失去理性。雖然傷害這些人的感情，確實是我的樂趣之一，但為了協助他們增廣見聞，只有引述中國百年文化人的金句，證明「罵中國人」的灼見，至今有效。
今天，特區成為「面罩港」，連董婆也穿上太空衣，以小丑姿態娛人，就像「愛國新聞記者」鄒韜奮說的﹕「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睜眼飽看以國事為兒戲的一幕過了一幕的滑稽劇。」
中國人沒有了面子，也丟了臉，但幸好，香港的中國人還有面罩。
Sunday, August 12, 2007
星期天休息：命意壯闊進取 構想奇幻多姿
陶傑
政府智庫提出合建「港深都會」的建議，號稱十三年後超越倫敦、趕上紐約，其措詞之宏偉，直迫董建華時代的「超級曼哈頓」之流，令人紛紛揣測，是否假大空的遺傳基因在壓抑了幾年之後再度發作？
可惜此一報告，基本概念已經含糊不清：既不是「合併」，也不是「合作」，而是稀鬆的「合建」，在人類現代城市建設史上，聞所未聞。
所謂港深都會的「十項政策建議」，其中不乏抽象而重疊的概念，例如第五項的「打造中國首個頂級國際大都會」，是口號，而不是政策，與第六項「經營港深都會品牌」並無不同。第八項「港深創新圈」，認同「政府層面建立合作機制」，現時已經有了；「創造良好的科技創新和營商環境」，這一條，不必甚麼港深合建，大陸許多城市如上海、寧波、武漢、廣州，莫不以此為目標。至於第十項之「可持續發展」，指明「建立港深環保協調機制」；如果發現香港的天空污染，要求深圳關閉那邊的工廠，動手之後，造成的失業動亂和經濟損失，責任誰負？香港這一邊如何分擔？
凡此種種，只見偉大的概念，如何執行，正如這份「政策建議」的負責人說的：「須商討未來合作細節」。問題正在於「細節」二字。比起港深合併，港珠澳大橋的合併規模小得多，單Y或雙Y的啣接，也簡單得多，卻就是有大量「細節」至今還沒有解決。細節就是利益、細節就是權力、細節就是政治、細節就是障礙，一切偉大的理念都不值錢，只有能執行的理念才值錢，港深兩地的政府是不是親密無間如兄弟一樣的友恭，哥哥賺了錢，讓弟弟分一半；弟弟新婚，也讓哥哥先洞房？以中國歷史上的內鬥和散漫傳統慣性，令人相當存疑。
雖然西諺有說：「沒有人是一座島」，但港深兩地，有甚麼非「合建」不可？香港和深圳不是兩家商業公司，而是地理上的兩個政府。兩地除非面對威脅生存的共同的競爭威脅，否則並無結盟的理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斯（Thucydides）論地中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人類最古老的歷史論著，公元前五世紀就結論：「共同的恐懼是結盟的唯一實在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共同對付納粹，反共的英美，可以與共黨蘇聯結盟，直到共同威脅解除，方再互相為敵。
除非珠海、蛇口宣佈有意與澳門合併，港深兩地並無共同威脅，行政上的併購，缺乏誘因。餘下的可能，就是出於迫切的市場利益，像公司一樣合併。
然而在經濟世界，公司併購必定是強弱懸殊的遊戲，例如匯豐收購米特蘭銀行，米特蘭這副招牌沒有了，電腦霸主IBM併購FileNet，從此兩副招牌也「統一」為IBM了。所謂港深不是合併，也不止於合作，而是「合建」，「合建」之後，改不改名？稱為「深港城」還是「港深城」？其中必有中國式的面子之爭。拍拖成功，先友後婚，兩地的「合建」，到底「合」向何方？最終貨幣是否以港幣為主流，法制是否應由深圳主動大修，漸改行香港英式的普通法？
真有此等傷筋錯骨的改動，最終港深必成立聯合政府，就是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等同香港把深圳吞掉，也就是「外國勢力」的橋頭堡進一步向中國大陸的蠶食，中央人民政府又會作何感想？
由此可見，「港深合併」的大計，比甚麼「高科技港」、「中藥基地」之類，更為空洞抽象，更為「大膽進取」，想像力更為豐富。十項「政策建議」，有六七項都是虛的，只有「放寬深圳二百萬戶籍居民通行證入境」最為實在，但二百萬人來港既一不能就職，二不享有香港福利，來香港有何吸引。難道每年「六四」和「七一」，為了享受香港的「自由空氣」，趕來香港參加遊行示威，以示「與國際接軌」之樂？二百萬人流，如何防止「戶籍」之偽造，市場人力成本，水向低流，大量黑工流入香港，把香港本無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金進一步壓下去？連接港深機場航線的利益如何分治？凡此種種「細節」，一旦坐下來談，每一項都可以成為曠日持久的一場馬拉松。
這個超級玫瑰園大計，設想奇幻多姿，當然，任何新生意念，都應該鼓勵愛護，不應該「一棍打殘」；五百年前，西方也沒有人向教廷提出登陸月球的計劃，達文西手畫的飛機藍圖，不是最終也實現了嗎？政府這個智庫的多位智囊，或許都有當年達文西的想像和遠見，對於港深合建國際大都會之說，其他許多人或嘖嘖稱奇，或冷嘲熱諷，也可能是他們太過保守平庸，代表一股閉關自守的反動落後的大香港沙文勢力。所謂「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個世界沒有不可能的事，有志者事竟成，港深國際大都會之說，確實令人振奮流淚。但萬一扯談下去，漏洞越來越多；中央人民政府一聲不響，臉色越來越不對勁，加上許多小人打小報告，指資本主義老奸巨猾的香港，企圖誘拐探圳這個潔白純真的少女，建立珠三角的獨立王國，那時特首就應該及時與這個奇想劃清界線，聲明此一「智庫」，與政府並無行政從屬和金錢僱傭的關係，否則煩惱無窮。
政府智庫提出合建「港深都會」的建議，號稱十三年後超越倫敦、趕上紐約，其措詞之宏偉，直迫董建華時代的「超級曼哈頓」之流，令人紛紛揣測，是否假大空的遺傳基因在壓抑了幾年之後再度發作？
可惜此一報告，基本概念已經含糊不清：既不是「合併」，也不是「合作」，而是稀鬆的「合建」，在人類現代城市建設史上，聞所未聞。
所謂港深都會的「十項政策建議」，其中不乏抽象而重疊的概念，例如第五項的「打造中國首個頂級國際大都會」，是口號，而不是政策，與第六項「經營港深都會品牌」並無不同。第八項「港深創新圈」，認同「政府層面建立合作機制」，現時已經有了；「創造良好的科技創新和營商環境」，這一條，不必甚麼港深合建，大陸許多城市如上海、寧波、武漢、廣州，莫不以此為目標。至於第十項之「可持續發展」，指明「建立港深環保協調機制」；如果發現香港的天空污染，要求深圳關閉那邊的工廠，動手之後，造成的失業動亂和經濟損失，責任誰負？香港這一邊如何分擔？
凡此種種，只見偉大的概念，如何執行，正如這份「政策建議」的負責人說的：「須商討未來合作細節」。問題正在於「細節」二字。比起港深合併，港珠澳大橋的合併規模小得多，單Y或雙Y的啣接，也簡單得多，卻就是有大量「細節」至今還沒有解決。細節就是利益、細節就是權力、細節就是政治、細節就是障礙，一切偉大的理念都不值錢，只有能執行的理念才值錢，港深兩地的政府是不是親密無間如兄弟一樣的友恭，哥哥賺了錢，讓弟弟分一半；弟弟新婚，也讓哥哥先洞房？以中國歷史上的內鬥和散漫傳統慣性，令人相當存疑。
雖然西諺有說：「沒有人是一座島」，但港深兩地，有甚麼非「合建」不可？香港和深圳不是兩家商業公司，而是地理上的兩個政府。兩地除非面對威脅生存的共同的競爭威脅，否則並無結盟的理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斯（Thucydides）論地中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人類最古老的歷史論著，公元前五世紀就結論：「共同的恐懼是結盟的唯一實在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共同對付納粹，反共的英美，可以與共黨蘇聯結盟，直到共同威脅解除，方再互相為敵。
除非珠海、蛇口宣佈有意與澳門合併，港深兩地並無共同威脅，行政上的併購，缺乏誘因。餘下的可能，就是出於迫切的市場利益，像公司一樣合併。
然而在經濟世界，公司併購必定是強弱懸殊的遊戲，例如匯豐收購米特蘭銀行，米特蘭這副招牌沒有了，電腦霸主IBM併購FileNet，從此兩副招牌也「統一」為IBM了。所謂港深不是合併，也不止於合作，而是「合建」，「合建」之後，改不改名？稱為「深港城」還是「港深城」？其中必有中國式的面子之爭。拍拖成功，先友後婚，兩地的「合建」，到底「合」向何方？最終貨幣是否以港幣為主流，法制是否應由深圳主動大修，漸改行香港英式的普通法？
真有此等傷筋錯骨的改動，最終港深必成立聯合政府，就是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等同香港把深圳吞掉，也就是「外國勢力」的橋頭堡進一步向中國大陸的蠶食，中央人民政府又會作何感想？
由此可見，「港深合併」的大計，比甚麼「高科技港」、「中藥基地」之類，更為空洞抽象，更為「大膽進取」，想像力更為豐富。十項「政策建議」，有六七項都是虛的，只有「放寬深圳二百萬戶籍居民通行證入境」最為實在，但二百萬人來港既一不能就職，二不享有香港福利，來香港有何吸引。難道每年「六四」和「七一」，為了享受香港的「自由空氣」，趕來香港參加遊行示威，以示「與國際接軌」之樂？二百萬人流，如何防止「戶籍」之偽造，市場人力成本，水向低流，大量黑工流入香港，把香港本無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金進一步壓下去？連接港深機場航線的利益如何分治？凡此種種「細節」，一旦坐下來談，每一項都可以成為曠日持久的一場馬拉松。
這個超級玫瑰園大計，設想奇幻多姿，當然，任何新生意念，都應該鼓勵愛護，不應該「一棍打殘」；五百年前，西方也沒有人向教廷提出登陸月球的計劃，達文西手畫的飛機藍圖，不是最終也實現了嗎？政府這個智庫的多位智囊，或許都有當年達文西的想像和遠見，對於港深合建國際大都會之說，其他許多人或嘖嘖稱奇，或冷嘲熱諷，也可能是他們太過保守平庸，代表一股閉關自守的反動落後的大香港沙文勢力。所謂「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個世界沒有不可能的事，有志者事竟成，港深國際大都會之說，確實令人振奮流淚。但萬一扯談下去，漏洞越來越多；中央人民政府一聲不響，臉色越來越不對勁，加上許多小人打小報告，指資本主義老奸巨猾的香港，企圖誘拐探圳這個潔白純真的少女，建立珠三角的獨立王國，那時特首就應該及時與這個奇想劃清界線，聲明此一「智庫」，與政府並無行政從屬和金錢僱傭的關係，否則煩惱無窮。
Monday, August 06, 2007
淺入貓穴
淺入貓穴
皇碼事件，女高官出馬，華文傳媒稱為「深入虎穴」，爭相煲作，變成頭條新聞。
香港患了什麼病？一個女官，以母儀天下之勢，教訓一批蒼白的「文化人」，也成為一卷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殖民地時代，比這種玩泥沙遊戲艱巨十倍的對抗多的是。一九七九年，為了建地鐵，前殖民地政府派政務官去荃灣跟村民談判收土地，荃灣一干農民，喊打喊殺，聲稱與土地共存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殖民地政府要發展天水圍，派新界政務專員進村。天水圍農民揮舞著菜刀、鋤頭，還配備了一桶豬糞，拌和著染料，好似當年廣州三元里對抗英軍一樣，殺聲震天，幾乎爆發械鬥。
九十年代初，衞奕信政府拆毀九龍城寨，當時的房屋官員祝建勳，一樣隻身進寨，與寨民理論。城寨人民掛起橫額，把這個姓祝的批罵得狗血淋頭，警方嚴格戒備，也差一點點暴動。
這些事件，當年都不成為什麼大新聞。為什麼？因為前「港英」的眼界和胸襟都很大，英國人在遠東和非洲的殖民地，用鎗炮清剿黑人土著暴動無數，平定一場尼日利亞蕉林的暴亂之後，回倫敦殖民地部述職，脫下軍裝，換上西裝，馬上奉派到新加坡當教育署長，一封電報，一個任命，一杯下午茶，與上司打個哈哈就解決了。
後來部署撤退，逐漸起用本地政務官推上前線。像荃灣、天水圍一類與當地土著的對峙，全是小菜一碟，死不了人的，一個政務官，月入三萬，幹的就是這樣的工作。英國人還不用你拿起長鎗，走進熱帶叢林跟殘暴的馬共游擊隊肉搏戰，這才是真正的深入虎穴，不過請放心，在殖民地的等級版圖上，即使你想做，自告奮勇，這種工作輪不到香港大學的精英。
彭定康來香港，還到九龍灣的臨時房屋區，區民抗議，還給他塞過一籠死老鼠呢。氣派與眼界，是二百年縱橫四海修煉出來的。今天，本地女高官做一場口水街頭騷，據說「贏盡掌聲」，把這種小新聞幾天放頭版，已經是小家的表現。不過當家作主，總是要一點點興奮劑來吐氣揚眉的是不是？所以我們都很懂得做人地歡呼：嘩，深入虎穴喎，豎起大拇指，叫一聲Bravo！
皇碼事件，女高官出馬，華文傳媒稱為「深入虎穴」，爭相煲作，變成頭條新聞。
香港患了什麼病？一個女官，以母儀天下之勢，教訓一批蒼白的「文化人」，也成為一卷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
殖民地時代，比這種玩泥沙遊戲艱巨十倍的對抗多的是。一九七九年，為了建地鐵，前殖民地政府派政務官去荃灣跟村民談判收土地，荃灣一干農民，喊打喊殺，聲稱與土地共存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前殖民地政府要發展天水圍，派新界政務專員進村。天水圍農民揮舞著菜刀、鋤頭，還配備了一桶豬糞，拌和著染料，好似當年廣州三元里對抗英軍一樣，殺聲震天，幾乎爆發械鬥。
九十年代初，衞奕信政府拆毀九龍城寨，當時的房屋官員祝建勳，一樣隻身進寨，與寨民理論。城寨人民掛起橫額，把這個姓祝的批罵得狗血淋頭，警方嚴格戒備，也差一點點暴動。
這些事件，當年都不成為什麼大新聞。為什麼？因為前「港英」的眼界和胸襟都很大，英國人在遠東和非洲的殖民地，用鎗炮清剿黑人土著暴動無數，平定一場尼日利亞蕉林的暴亂之後，回倫敦殖民地部述職，脫下軍裝，換上西裝，馬上奉派到新加坡當教育署長，一封電報，一個任命，一杯下午茶，與上司打個哈哈就解決了。
後來部署撤退，逐漸起用本地政務官推上前線。像荃灣、天水圍一類與當地土著的對峙，全是小菜一碟，死不了人的，一個政務官，月入三萬，幹的就是這樣的工作。英國人還不用你拿起長鎗，走進熱帶叢林跟殘暴的馬共游擊隊肉搏戰，這才是真正的深入虎穴，不過請放心，在殖民地的等級版圖上，即使你想做，自告奮勇，這種工作輪不到香港大學的精英。
彭定康來香港，還到九龍灣的臨時房屋區，區民抗議，還給他塞過一籠死老鼠呢。氣派與眼界，是二百年縱橫四海修煉出來的。今天，本地女高官做一場口水街頭騷，據說「贏盡掌聲」，把這種小新聞幾天放頭版，已經是小家的表現。不過當家作主，總是要一點點興奮劑來吐氣揚眉的是不是？所以我們都很懂得做人地歡呼：嘩，深入虎穴喎，豎起大拇指，叫一聲Bravo！
Thursday, August 02, 2007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梁文道 2007年8月2日
【明報專訊】林局長鈞鑒﹕
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約8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年尾出生，現在才20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覑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
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 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有沒有看過回歸10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覑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覑電台節目讀覑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覑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覑鍵入「朱凱迪」這3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年後10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覑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年8月1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林局長鈞鑒﹕
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小故事，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大約8年前吧，我在一份受到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文化雜誌當顧問編輯，與同事一起策劃了許多關於文化政策的專題，例如博物館的「公司化」(也就是現在民政局即將開展的計劃)，和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關注這個問題的媒體)。當時我們就聽說藝發局對這份雜誌很不滿意，但原因卻不大清楚。終於到了申請新年度資助的時候了，我才發現，最討厭我們的原來是一位文化界裏位高權重的老前輩，他也是當年殖民地政府最重用的一個藝術家。他在會議上批評我們老是在指點政府的文化政策，不夠藝術，可想而知，這份雜誌是辦不成了。會後，年少氣盛的我走過去對他說﹕ 「X先生，或許你以為文化政策不重要，或許你以為只有你幫政府搞的那些大型演出才叫藝術。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1970年尾出生，現在才20多歲。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我不提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因為如今還記得他的人確實不多了。
那天看你來皇后碼頭參加論壇，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還有我當日說的那句氣話﹕「時間站在我們那一邊」。
傳媒待你實在不薄，明明這裏只有一群平和理性，偶而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他們卻形容你的到來是「深入虎穴」；明明當天最激動最愛說粗話罵人的是支持你的「維園阿伯」，他們卻同情你的「忍辱負重」。還記得嗎？那一天台上有4位講者對你提出了質疑，有人說起皇后碼頭抗爭記憶的價值，有人細述皇后碼頭與愛丁堡廣場的建築佈局，還有人從技術角度入手解釋填海和保留皇后碼頭可以並行不悖的理由。結果呢？你沒有回答任何一條問題，你只是重申一遍你的立場﹕政府早已經過種種程序，花了很多時間，所以碼頭非拆不可。
後來有傳媒批評我們這伙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以就鼓譟喝倒采。但我們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其實我們並不奢望你會代表政府讓步，我們的要求要比這個狂想謙卑多了，我們只是想你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已。有人提問，而你作答，這不是很基本的一種禮節嗎？可惜你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的問題很愚蠢，你不屑一顧嗎？坦白講，我不相信建築師公會是愚蠢的，他們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的。那麼，是因為你還沒做好準備嗎？恐怕也不是，因為我們提出的東西早在兩個月前就公開發表過了。
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我就懂了，原來你真的不需要回應任何疑問，你只要好好微笑。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學者稱讚你的發言「掌握了重點」(例如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你只需要微笑，就有名嘴欣賞你的態度從容寬大(例如香港電台的周融)。畢竟，在當前這個世代，你說了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是否認真看完了整個論壇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來了，而且微笑。或許不少香港人都習慣了官僚的冷漠與超然，你的出現，令人感動。
然而我很納悶，你難道不是一位政治任命官員嗎？你難道不是一個政治家嗎？一個政治家難道不應該盡力說服他的對手，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支持者嗎？就算這是不可能的，他也應該展現誠意，告訴大家他試過吧？可是你沒有，你只是笑覑告訴大家，你很尊重我們的意見，然後你不反駁任何一項挑戰。
可能你根本回應不了那些專業人士的質疑，你很清楚地知道就算填海，碼頭也不必然要拆。但現實很無奈，經過「西九」的推倒重來，政府再也經不起這種打擊了。在你們的眼中，我們就像一群恐怖分子，綁架了皇后碼頭做人質；如果這一回你們再讓步，誰能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更多的恐怖分子？「強政勵治」又該如何說起？所以就算我們說得再有道理，你也管不了那麼多。可是，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與願景豈不正該表現在這種關鍵時刻？你和你的上司是應該大方承認過去10年的諮詢有缺失，忽略了保育，然後勇於改正？還是堅持到底，把有問題的決策死硬地執行到最後一刻呢？
還有一種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不明白鄭敏華說的那套建築故事，不曉得英女王和9位港督登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我不怪你，因為還有許多你的同代人覺得這是英殖餘緒，是國恥，不只不能留而且早就得拆。如果他們住在大陸，他們一定也要想辦法拆走僅餘的日軍「慰安所」。你不明白朱凱迪所說的市民抗爭史，不曉得一塊數十年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的地方有什麼好紀念。我也不怪你，因為也有許多人堅持集體記憶就是你有你的記憶我有我的記憶，他們不知道世上早有衡量和評估集體記憶價值的方法；他們要是住在倫敦，他們可能會建議把海德公園變成樓盤。
你不懂我們，是因為我們說的東西太新了。所謂「保育」從來就不曾出現在你那一代政府官員的字典裏，所謂「參與式規劃」也從來不是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習慣，因此你所說的諮詢程序也就很自然地不包括這些元素了。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
接下來你可能知道這是批怎麼樣的年輕人，因為你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一幫小伙子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工資，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福利，甚至不是為了存留自己住的地方，他們露宿絕食，為的竟然是個表面上和他們沒有任何切身利益的公眾場所。且讓我為你介紹一下吧。
先說司徒薇，她是港大舊生，但她不是傳說中的「73年」那一代。可能從小她就聽說自己那一代不讀書很懶惰，不過她很用功，她讀過的書絕對比我們所知的任何一個「73」老鬼還要多；並且不是和當年的大學生比較，而是和那些活到現在的舊生比較。
再看看朱凱迪，一個很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他也留過學；但他不是考去哈佛念MBA，而是去了伊朗學波斯文。因此他的「國際視野」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一套。
最後，絕食中的陳景輝，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念預科。他不是主流社會定義下的好學生，因為他的成績不怎麼樣，但我第一次碰見他的時候，他正在看 Richard Rorty的名著《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本大部分你那一代精英未必看得懂的經典。
我不想鼓吹什麼「世代戰爭」，事實上，留守皇后的人裏頭不乏年齡比你還大的長者。我所說的「下一代」是指全新一代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一種政府仍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你想透過政黨聯絡我們嗎？他們正在努力跟上我們的腳步呢？你想用古物古蹟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吸納我們嗎？結果有兩個人進去投了皇后碼頭一票，使它成為一級歷史文物。你想用飯局和吹風會去軟化我們嗎？我們不知道你能給出什麼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可了解自己身處的情？有沒有看過回歸10周年時各種雜誌辦的專輯，你去數數看裏面有多少張天星鐘樓的照片，又有多少張上了封面？有空的話去一趟香港動漫展吧，你會發現一個挺受歡迎的天星鐘樓玩偶。你知道這一切意味覑什麼嗎？自從天星倒下，我們就已經開始勝利。
當我們坐在皇后碼頭等待警察，而你正聽覑電台節目讀覑報紙評論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慶幸，因為居然有那麼多友善的聲音包圍覑你。可是請上網看看，試覑鍵入「朱凱迪」這3個字，你將發現他得到的掌聲竟要比你還多。沒錯，今天報刊和電台的受眾或許遠遠多於網上的論壇與博客，但是5年後10年後呢？
10 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而那些對你不錯的作者都太忙了，他們不只沒空寫歷史甚至也沒空讀歷史。只要讀史，就都知道誰是蘇守忠，可是有誰知道當年主管交通運輸的官員是誰呢？殘酷，但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來帶走我們，儘管來拆皇后碼頭吧，我們將帶覑微笑平和地等待。因為人固然可以推倒歷史的遺物，但人終究會被歷史埋葬。在你推倒皇后碼頭的那一刻，就是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了。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珍重
梁文道
2007年8月1日凌晨於皇后碼頭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Monday, July 30, 2007
「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作者：黃毓民
2007.7.29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制發展綠皮書》推出兩周後，第一個「針鋒相對大辯論」，日前在「香港發展論壇」主催下出現。泛民主派李永達、劉慧卿、余若薇，與「親共愛國陣營」劉迺強、曾鈺成、葉劉淑儀(在推銷廿三條時竭力擁共，2002年在港大學生主辦的論壇上，與毓民激辯，曾力撐中共的革命是順天應人，所以應列入親共派)對壘。
逢迎權勢 賣乖取巧
中共領導人吳邦國、胡錦濤最近先後發表「權原在中央」的言論，加上客觀形勢對專權政治有利，於是若干小丑人物，賣乖取巧，以為得計，逢迎政治權勢，目中無港人，乃至肆口逞說，大放厥詞，混淆視聽，這都是人性惡劣一面的赤裸裸展現，人們是見怪不怪。倒是泛民主派進退失據，也不知究竟想要些甚麼，對於《綠皮書》既不敢否定，也無法肯定，徘徊瞻顧，於是面對上述三位「魔鬼辯護士」的調侃甚至抹黑，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葉劉淑儀的政治論述仍然停留在「潑婦」階段，但曾鈺成、劉迺強二人則身經百戰，前者不但辯才無礙，而且善於使用理論魔術，平日在議會表現也頗見莊重嚴肅，竟然也一反常態，在討論問題時反串女聲揶揄李永達。劉、曾二人更不約而同污衊歷次上街遊行爭取普選的民眾。
摸甚麼底 那是侮辱
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那麼肆無忌憚，繼續擁護極權主義者？是誰讓他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污衊爭取民主的堂堂之旗、正正之師？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公民黨的余若薇認為，這場論壇是「對方」旨在摸清泛民主派政改的底線。愚昧無知至此，真是天可憐見！
這算甚麼摸底？這是有恃無恐的污辱泛民主派！還要摸甚麼底？泛民主派的底牌早在今年年初參與小圈子選舉時被掀開了。講得難聽一點，泛民主派已經是倒下去的靶子，不但是共產黨眼中可憐的異端，連一眾逢迎權勢的政治爬蟲，跳樑小丑也起哄打落水狗。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是不證自明的。
政治花瓶 下場悲慘
說到摸底，毛澤東五十年前「引蛇出洞」，鬥爭「民主人士」時說過：「當民主黨派也有苦處，聽不到，看不到，共產黨的底摸不到！」必須服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花瓶，只能乖乖做政治裝飾，絕對不能有甚麼希冀、圖謀，否則便死得很難看。五十年前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企圖摸共產黨的底，結果摸到老虎屁股，下場當然很悲慘！
做反對派要做得徹底，像此間的泛民主派，明明是反對派，卻不承認是反對派，而且還要解釋：我們也不是「逢對必反」，更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猥自枉屈的結果，就是被劉迺強詆為黑社會，被曾鈺成反串女聲揶揄。不過，這比起被劉、曾二人抬舉好得多，至少人們不會認為你與他們沆瀣一氣。
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二十多年，根本一點進步都沒有，不但沒有進步，沒有創意，而且凝固。有些人對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疑懼，堵塞了進步之路，任何一種制度的凝固、僵化，成為「習俗」，改革的思想便不會出現。如果不把上一代人的遺產增殖，吃光了老本，只有做乞兒收場。
吃光老本 等做乞兒
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很不堪的，那就是頗有一些擁有權力及依附權力的人認為，香港政制只要比專制或極權較勝一籌，就應該滿足。
最令人失望的，是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政制發展綠皮書》的諮詢鬧劇正在上演，試問又有多少在高等學府坐以待「幣」的學者，秉諸良知、理性，提出合乎公義的論述呢？
在政治上，賣乖取巧的人，多半也是避義如浼，見利忘義之人。
善於懷疑 合理批評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論到自由與權威時說：「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適度的對既成權威採取懷疑和批評的警覺態度，是有其必要的。這在消極方面可以使他不對權威盲目附和；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他的批評能力，並且加深他對事理獨立思考和認知的本領。這正是知識和思想進步之不可少的動力，也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真實動力。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都不可能產生真實的進步。就我所知，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會完美到絲毫無可置疑的境地。不必批評的人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盲從權威的人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大腦活動交給樂隊指揮的人。至少，善於懷疑並作合理批評的人是大腦經常清醒的人。」
在一個只知有現實，不知有理想的社會，加上知識分子的消極退縮，我們如果命長一點，便會看到我們的下一代，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
後記
當下香港實在不缺曲學阿世，做現代「幫閒食客」的知識分子，記得牟宗三先生當年說過，人在有良心的時候，會覺得侮辱是受不了的(士可殺不可辱)，但是一個人被侮辱久了，成了習慣，自己甘心處於被辱的境地而不以為辱，那麼人家就要侮辱你，這樣的互為因果辱下去，也就不知辱之為辱，忘記甚麼叫做恥辱。恬不知恥的「幫閒食客」，忙，你幫不上，只會幫閒，甚至幫倒忙！
Sunday, July 22, 2007
湖南鼠災 三峽大壩是禍首
湖南洞庭湖早前爆發鼠患，飽受22億隻東方田鼠肆虐，據報這與三峽工程和圍湖造田有關。中國專家已向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提出整改建議，但沒有引起重視。當中，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張美文，在今年5月，即鼠患爆發前的一個月，已向湖南省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鼠患大爆發的預警，但沒有引起當局的憂患意識。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洞庭圍湖造田改變生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早在三峽工程開工前，中國曾組織科學家對三峽蓄水後，導致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減少對動植物的影響進行過評估。當時科學家就預測，由於三峽蓄水後洞庭湖泥沙淤積將減少，冬季湖內沼澤地裸露時間延長，給田鼠繁殖提供了有利條件，會導致田鼠數量激增。而湖南日前爆發的嚴重鼠患證實了當年的預測。
而第二個原因，是湖南自從1949年以來，對洞庭湖實行的「圍湖造田」運動。這個運動使以前800里的洞庭變成今天的300里，使原來大面積的湖灘變成了良田，改變了洞庭湖生態結構。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導致洞庭湖圍湖造田的部份幾乎全部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地方漠視專家預警惹禍
本身為洞庭湖區域鼠類種群變化的專家張美文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稱，在今年鼠災爆發前的一個月（5月），他已向湖南有關部門通報了今年田鼠大爆發的預警，可惜沒有引起重視，「如果在水位上升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或提前一周投放鼠藥，鼠災就不會這麼嚴重了。」他稱，圍湖加速了淤塞，沼澤植物被擴大，為田鼠提供了更多的繁殖空間；原本生活在湖灘上的田鼠，因為圍湖堤壩的擋水作用，使牠們在洪水到來時能逃生，即使洪水來襲，這些位於湖內的大大小小的堤壩，成為田鼠逃到大堤避洪的中轉站或安全島。洞庭湖已成了田鼠的天堂。
星期天休息：淫審長期反智，是了斷的時候了
陶傑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影視處再鬧醜聞，女處長出頭解釋，悍然拒不認錯。雖然沒有正式的裁決，但影視處職員指小說《香水》中譯本的封面古典油畫的裸女不雅，又到台灣遠流出版的書展攤位，指古典裸體畫《丘比特情吻賽姬圖》「有問題」，勸喻台商不要展賣，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事怎會沒錯。受害的一方是「台灣同胞」，他們來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櫥窗」捧書展的場，那知道原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視大衞、丘比特和希臘神話的男女裸體像為不雅之作，進而官方滋擾，打壓台胞，台灣人看在眼裏，冷笑在心頭，又怎願意接受「祖國和平統一」？
香港的影視淫審當局，為台海兩岸統一設置障礙，一再以道德塔利班的囂狂面孔，視西洋古典藝術品為不雅淫褻之作，有這批庸官當攔路狗，請問曾蔭權政府，再花公帑推行甚麼「通識教育」，再誇口奢言「扶助創意工業」，到底有何意義？
一個社會走向集體的愚蠢，往往由細節開始。影淫當局缺乏文化通識，胡「審」亂「裁」，香港納稅人沒有供養他們的義務。有人認為，影視淫審人員只須今後「加強培訓，提高對藝術、科學、文化的認識」，但他們本來缺乏培訓，香港納稅人為甚麼要付他們工資，幫他們提高質素？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一面亂判案，同時一面在修讀法律的基本課程？不懂藝術和文化通識，不懂識別何謂藝術和淫褻的區別，應即收拾包袱，滾出這等審裁機構，讓專業內行的賢能來做，包括這位狡辯的女處長：強橫無知，寫在一張冷冰冰的臉孔上，不辭職下台，何以平民憤，何以正香港這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形象？
一九九七年之後，「港人治港」不斷鬧笑話，因為「公務員治港」出了大問題。受前英殖民地教育，視野狹隘，英國人不需要這些二等「精英」讀書進修，只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執行白人的決策命令。以影視處這宗事件，官場中人，識英文的人不少，「裸體」一詞，就有 Nakedness 和 Nudity 之別。同樣是「裸體」，Being naked，純粹是生理狀態，但 Nude 這另一個字，除了一絲不掛，還別有一層人文價值觀。「天體愛好者」，稱為 Nudists，崇尚裸體與自然的關係，油畫的一幅裸像，也稱為Nude，強調的是人體在陽光照射之下色澤豐潤的變化，要求觀眾鑑賞生命造化的天工。
大衞像和丘比特之類的裸體，屬於Nude，是美的鑑賞，與淫蟲窺浴見到的裸體（Naked），是兩回事。華文一個「裸」字，只有一種生理狀態的定義和解釋，加上儒家文化對人體的罪疚感，影淫庸官，即使會用商務英語寫一百封英國殖民主人指定的格式公文，主人撤走了，要他們自立管理，又怎能不自我出醜？
由大衞像事件開始，香港人給予這夥不讀書、不進修、不稱職的庸官土人，超過十年來「自我提升、改善審裁質素」，他們領取高工資，卻不斷妨礙香港人的表達和閱讀自由。面對如此危機，請曾蔭權勿再置身事外，把責任推給主管經濟的馬時亨，再由馬時亨叫一個小小的女頭目出頭「面對公眾」，納稅人要求不高，只希望影視處長率領全體「審裁官」，到時代廣場中國藝術大師黃永玉的亞當、夏娃一對裸體雕像前，面對阿當直挺的陽具、夏娃尖隆的乳房冥想三小時，想一想為甚麼這兩副粗獷的器官「沒問題」，丘比特和賽姬的裸像卻要收起，寫一篇公開報告，向港人交代一下他們的思想歷程。該離職的離職，該上北大藝術系進修的進修，不容他們掄起愚昧反智的大棍子破壞香港的文化和諧。
Thursday, July 19, 2007
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
蘋論：假民主也好過不民主
政制發展綠皮書將在今天發表。諮詢文件會是斬件式的多項選擇題，政府不會表達意向與立場。依「先易後難」的思路，或會以特首普選為優先。根據早前親建制派放出的消息，和胡錦濤來港時強調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主題」，中央要放慢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意向已相當明顯。在這種情勢下，估計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步伐也會傾向保守。所謂保守，主要是指普選特首的候選人篩選機制，也就是基本法定下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以及候選人產生的門檻，均趨保守。可能的方案會是先經過提名委員會的初選，選出最高得票的前兩名參選人，才可作為正式候選人，交由全港選民投票。
按這種設計，即使獲一百人提名，最終在提名委員會的選舉中也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由於提名委員會中，保皇派佔絕對優勢，因此普選的正式候選人將會排除泛民主派。
社會上支持民主的人士和輿論，指出這種排除民主派的篩選方式，是假民主。在不接受這種篩選方式的對抗中，普選再被拖遲的可能性甚高。
筆者在此嘗試提出另一種思考，就是：假民主是不是仍然好過不民主？假民主在實踐進程中，有沒有可能弄假成真，而成為真民主？
從威權政治進展到民主政治的過程中，許多社會都經過假民主的階段。比如台灣，當初就只開放小量的增額立委供人民普選。國會中的大多數仍是國民黨在大陸時代選出的萬年民代。然而，由於台灣民主力量善用這假民主，使民主聲勢越來越大，終成真民主。台灣政治學者喊稱這是「弄假成真」。
香港市民倘能在不民主與假民主中作一抉擇，先接受假民主，比如接受提名委員會初選的這種篩選政改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可投票選擇的候選人，將不會有北京不放心的泛民人士。對泛民來說，這當然不公平。對香港選民來說，也不夠尊重。然而，即使這樣，經市民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仍會背負「民命」（Mandate），也就是說他接受了市民的「委任管治」，他主政的取態會有所不同，至少不會只看著北京的臉色做人，也不會在絕對權力的任命下總是擺出一副奴才相了。
普選有兩道關卡，一道是提名關，一道是市民投票關。提名關看來北京一定不會放鬆，也就是不容許有北京不放心的人成為候選人。在這方面，泛民主派若力爭，那就走不到市民一人一票普選這一步了。倘若泛民主派不堅持這個提名關，卻守住投票關的話，那麼普選就有可能。
甚麼是投票關呢？就是要設定：當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在普選中的得票率，必須不少於合資格選民的一定比例，比如40%。這是為了防止提名委員會提出兩名市民極為憎惡的候選人，讓市民在兩個「非洲和尚」（乞人憎）中選一個。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太過令市民反感，市民可以選擇不投票，以致兩名候選人都無法跨越當選門檻，迫使提名委員會提出市民較願意選擇投票的人選。
把住投票關，就不會讓假民主蛻變成反民主。讓出提名關，就有機會逐步地由假民主而弄假成真變成真民主。
筆者提出的，可說是另類思考。但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在有普選與無普選之間，難道不可以考慮一下這種假普選嗎？
Wednesday, July 18, 2007
Tuesday, July 10, 2007
探針：中央是奴隸童工的救星？
山西奴隸童工事件曝光之後，全球媒體聚焦、全國民眾聲討。
我特別注意到，大多數評論者憤怒譴責黑磚窯的老闆和地方的基層官員，許多人對中央政府的干預和最高領導人的批示表態「堅決支援」。比如，有一位《南方周末》的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是對於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他甚至用「一場叛亂」來定義此次奴隸童工事件。
一黨獨裁是始作俑者
他寫道：「因為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於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闆，予以堅決鎮壓！」
類似的論點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也層出不窮。有學者甚至認為此類醜聞的發生，是因為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為所欲為且欺騙中央政府。他們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壞的，中央只是暫時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過來，必然扭轉乾坤，為老百姓報仇雪恥。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議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能力，中央越強大，政令越暢通，正義越彰顯。
我不同意這樣一種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的看法，也不同意這樣一種小心翼翼、察言觀色的批評策略。我認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隸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屬也不必對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戴德。相反，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權力格局，才是中國人權災難的始作俑者。
以法律制裁代替鎮壓
黑磚窯事件並不是一場叛亂，而是中央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的，中央與地方官僚聯手對民眾事實搶劫行為之後的政治分贓行為。中共的特務系統和內參報道，堪稱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搜集機制，胡溫不可能被地方官員蒙在鼓裏。
我們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實施監督和懲罰，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對立的。那種希望國家機器動用暴力來「鎮壓」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的呼籲，激情有餘、理性不足，而且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法治觀念的薄弱。對於那些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們來說，他們理應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我們在進行社會批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使用這類被「黨文化」污染的「黨語言」。
要切實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能靠加強中央集權、不能靠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更不能相信溫家寶的眼淚，而應當切實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實現新聞自由、結束一黨專政。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山西奴隸童工事件曝光之後，全球媒體聚焦、全國民眾聲討。
我特別注意到，大多數評論者憤怒譴責黑磚窯的老闆和地方的基層官員，許多人對中央政府的干預和最高領導人的批示表態「堅決支援」。比如，有一位《南方周末》的時事評論員認為，「這是對於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他甚至用「一場叛亂」來定義此次奴隸童工事件。
一黨獨裁是始作俑者
他寫道：「因為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於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闆，予以堅決鎮壓！」
類似的論點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也層出不窮。有學者甚至認為此類醜聞的發生，是因為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為所欲為且欺騙中央政府。他們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壞的，中央只是暫時被蒙蔽了，一旦中央清醒過來，必然扭轉乾坤，為老百姓報仇雪恥。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一種「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議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能力，中央越強大，政令越暢通，正義越彰顯。
我不同意這樣一種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的看法，也不同意這樣一種小心翼翼、察言觀色的批評策略。我認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隸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屬也不必對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戴德。相反，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權力格局，才是中國人權災難的始作俑者。
以法律制裁代替鎮壓
黑磚窯事件並不是一場叛亂，而是中央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的，中央與地方官僚聯手對民眾事實搶劫行為之後的政治分贓行為。中共的特務系統和內參報道，堪稱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搜集機制，胡溫不可能被地方官員蒙在鼓裏。
我們不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實施監督和懲罰，因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對立的。那種希望國家機器動用暴力來「鎮壓」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的呼籲，激情有餘、理性不足，而且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法治觀念的薄弱。對於那些監工、黑窯股東和老闆們來說，他們理應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非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我們在進行社會批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使用這類被「黨文化」污染的「黨語言」。
要切實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不能靠加強中央集權、不能靠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更不能相信溫家寶的眼淚，而應當切實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實現新聞自由、結束一黨專政。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Sunday, July 08, 2007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星期天休息：在平庸和卓越的夾縫間求存
(陶傑)
特首曾蔭權發表《香港家書》，提出口號：「不甘平庸，追求卓越」。
到了七一連任宣誓之日，發表演說。提出要把香港「建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馬上引起一些華文親中輿論攻擊，指曾蔭權「假大空」，要香港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只會引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其他城市的敵意，增加這些城市針對香港的競爭。
此等立論，相當可怕。如果香港想當中國最好的城市，即會引發其他城市的「敵意」，亦即假設其他城市對於卓越者的嫉妒。此一陰謀的邏輯，引證了美國羅馬大主教冼恩（Fulton Sheen）的一句話：「嫉妒是平庸者對天才的禮讚。」（Jealousy is the tribute mediocrity pays to genius）
對於平庸和嫉妒的研究，現代文藝經典當推荷李活電影編劇謝菲爾（Peter Shaffer）一九八四年的奧斯卡作品《莫扎特傳》。音樂天才莫扎特，受國王李奧波的賞識，比他大六歲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艾利（Antonio Salieri），驚見莫扎特的才華，暗中把莫扎特害死。史上有一說稱薩里艾利向莫扎特下毒，但缺少證據。《莫扎特傳》的開頭，講薩里艾利老囚於瘋人院，向訪客訴說當年害死莫扎特的秘密：因為莫扎特是上帝寵愛的天才，把莫扎特整死，就是對上帝的反抗和勝利，片中的薩里艾利，已經是撒旦的代理人，也是人間所有庸才的守護神。
即使在十八世紀末的歐洲，「不甘平庸」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何況今日曾蔭權處身的中國香港。這句口號，先得罪了一大批人：「不甘平庸」，是不是暗指周圍的人都是一群庸才，所以你才想突圍呢？「追求卓越」，是不是想另樹一幟，形成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呢？言者無心，但中國人社會太多進讒打小報告的小人，中國的君王都以一個「疑」字治國，曾特首這句口號，雖然很有性格，但見逆於中國政治主流，長遠會有甚麼效果，令人頗為憂慮。
中國的聖賢學問，雖鼓勵士大夫追求卓越，不甘俗流：「雖千萬人吾往矣」、「揚名聲、顯父母」，鼓勵「鶴立雞群」，但在民間的俗語之中，吸收了千年的流血教訓，老一代教後輩的是另一套活命哲學：「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鋒芒畢露」、「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中國的帝皇選擇儲君繼承人，亦必以平庸為「忠厚老實」的同義標準。毛澤東經歷了林彪謀刺之禍，最後圈定木訥的華國鋒為接班人，評語只是兩個字：「不蠢」。蔣經國晚年也選定「屁股只坐三分之二」的李登輝為副總統。要贏得主子信任，接班人要懂得「裝傻」，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雖然後來華國鋒逮捕了毛澤東的未亡人，李登輝顛覆了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中國君主迷信平庸，成為自己的掘墓人，但伴君如伴虎，不以平庸的性格面貌出現，不但一事無成，連生存也成問題。林彪差一點就做到了，他以「克己復禮」自勉，克己，就是不要暴露個人獨立的真性格；復禮，就是與千萬人一起平庸，在平庸中潛藏，以平庸為保護色，在平庸中裝孫子生存。
這是中國社會「精英逆向淘汰制」的本源。岳飛和袁崇煥都想追求卓越，下場淒慘，林則徐也想追求卓越，充軍伊犁。李鴻章悟出了道理，做一個忠實的管家，修修補補，把晚清當做一座紙糊的房子，但求一日在生，宗廟一日不傾塌。香港特首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一個不中不西的古怪制度，既要「貼近民情」，維持高民望，又要民望高的同時，不可以稜角鋒芒，令人覺得「尾巴翹得很高」，不然馬上有人上報「不受制衡」。加上中國語文之中，有許多對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卓越者的負面形容，如「自負自大」、「不可一世」、「剛愎自用」、「氣燄囂張」之類，對於一個卓越的人，有大量誅心的詞彙武器，可以一哄而上，置諸死地。
香港的特首，不可以精獪乖巧，否則招人嫉恨；又不可以平庸愚騃，否則隨時激起五十萬人大遊行。個性鮮活，而民望高，則要制衡監察；人格模糊而能力低，又無法「強勢行政主導」，正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無功，獨裁無膽，是中國宮廷和西式議會雜交之下的奇怪產物，在這樣的夾縫之中，要「打好呢份工」，三頭六臂也難以想像。
在《莫扎特傳》的結尾，薩里艾利向來訪的牧師懺悔完畢，在半空中劃十字：「我為凡間所有的庸才發言，我是他們的守護聖。從此，我與莫扎特同在，當後世懷念莫扎特，也必然同時憎惡我，一個流芳、一個遺臭，我的名字與他結成一對，至少比湮沒無聞好。」
對於平庸和卓越的研究，莫扎特的故事，是為永恆的經典。
這段震撼的台詞，足以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天才或追求卓越的人才所戒。
(陶傑)
特首曾蔭權發表《香港家書》，提出口號：「不甘平庸，追求卓越」。
到了七一連任宣誓之日，發表演說。提出要把香港「建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馬上引起一些華文親中輿論攻擊，指曾蔭權「假大空」，要香港成為中國最好的城市，只會引起北京、上海、天津等其他城市的敵意，增加這些城市針對香港的競爭。
此等立論，相當可怕。如果香港想當中國最好的城市，即會引發其他城市的「敵意」，亦即假設其他城市對於卓越者的嫉妒。此一陰謀的邏輯，引證了美國羅馬大主教冼恩（Fulton Sheen）的一句話：「嫉妒是平庸者對天才的禮讚。」（Jealousy is the tribute mediocrity pays to genius）
對於平庸和嫉妒的研究，現代文藝經典當推荷李活電影編劇謝菲爾（Peter Shaffer）一九八四年的奧斯卡作品《莫扎特傳》。音樂天才莫扎特，受國王李奧波的賞識，比他大六歲的宮廷作曲家薩里艾利（Antonio Salieri），驚見莫扎特的才華，暗中把莫扎特害死。史上有一說稱薩里艾利向莫扎特下毒，但缺少證據。《莫扎特傳》的開頭，講薩里艾利老囚於瘋人院，向訪客訴說當年害死莫扎特的秘密：因為莫扎特是上帝寵愛的天才，把莫扎特整死，就是對上帝的反抗和勝利，片中的薩里艾利，已經是撒旦的代理人，也是人間所有庸才的守護神。
即使在十八世紀末的歐洲，「不甘平庸」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何況今日曾蔭權處身的中國香港。這句口號，先得罪了一大批人：「不甘平庸」，是不是暗指周圍的人都是一群庸才，所以你才想突圍呢？「追求卓越」，是不是想另樹一幟，形成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呢？言者無心，但中國人社會太多進讒打小報告的小人，中國的君王都以一個「疑」字治國，曾特首這句口號，雖然很有性格，但見逆於中國政治主流，長遠會有甚麼效果，令人頗為憂慮。
中國的聖賢學問，雖鼓勵士大夫追求卓越，不甘俗流：「雖千萬人吾往矣」、「揚名聲、顯父母」，鼓勵「鶴立雞群」，但在民間的俗語之中，吸收了千年的流血教訓，老一代教後輩的是另一套活命哲學：「人怕出名豬怕壯」、「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鋒芒畢露」、「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中國的帝皇選擇儲君繼承人，亦必以平庸為「忠厚老實」的同義標準。毛澤東經歷了林彪謀刺之禍，最後圈定木訥的華國鋒為接班人，評語只是兩個字：「不蠢」。蔣經國晚年也選定「屁股只坐三分之二」的李登輝為副總統。要贏得主子信任，接班人要懂得「裝傻」，臥薪嘗膽，韜光養晦，雖然後來華國鋒逮捕了毛澤東的未亡人，李登輝顛覆了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中國君主迷信平庸，成為自己的掘墓人，但伴君如伴虎，不以平庸的性格面貌出現，不但一事無成，連生存也成問題。林彪差一點就做到了，他以「克己復禮」自勉，克己，就是不要暴露個人獨立的真性格；復禮，就是與千萬人一起平庸，在平庸中潛藏，以平庸為保護色，在平庸中裝孫子生存。
這是中國社會「精英逆向淘汰制」的本源。岳飛和袁崇煥都想追求卓越，下場淒慘，林則徐也想追求卓越，充軍伊犁。李鴻章悟出了道理，做一個忠實的管家，修修補補，把晚清當做一座紙糊的房子，但求一日在生，宗廟一日不傾塌。香港特首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一個不中不西的古怪制度，既要「貼近民情」，維持高民望，又要民望高的同時，不可以稜角鋒芒，令人覺得「尾巴翹得很高」，不然馬上有人上報「不受制衡」。加上中國語文之中，有許多對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卓越者的負面形容，如「自負自大」、「不可一世」、「剛愎自用」、「氣燄囂張」之類，對於一個卓越的人，有大量誅心的詞彙武器，可以一哄而上，置諸死地。
香港的特首，不可以精獪乖巧，否則招人嫉恨；又不可以平庸愚騃，否則隨時激起五十萬人大遊行。個性鮮活，而民望高，則要制衡監察；人格模糊而能力低，又無法「強勢行政主導」，正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無功，獨裁無膽，是中國宮廷和西式議會雜交之下的奇怪產物，在這樣的夾縫之中，要「打好呢份工」，三頭六臂也難以想像。
在《莫扎特傳》的結尾，薩里艾利向來訪的牧師懺悔完畢，在半空中劃十字：「我為凡間所有的庸才發言，我是他們的守護聖。從此，我與莫扎特同在，當後世懷念莫扎特，也必然同時憎惡我，一個流芳、一個遺臭，我的名字與他結成一對，至少比湮沒無聞好。」
對於平庸和卓越的研究，莫扎特的故事，是為永恆的經典。
這段震撼的台詞，足以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天才或追求卓越的人才所戒。
Saturday, July 07, 2007
蘋論：江胡內鬥，漸趨塵埃落定
李怡
就像過去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一樣，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全國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都紛紛發表談話，表示要認真學習胡錦濤「6.25」黨校講話。講話內容是甚麼，其實不重要，「學習胡錦濤講話」才是重點，因為這意味著對胡錦濤的領導地位的「堅決擁護」。尤其是過去與江澤民有一定淵源的軍方及各地領導幹部，表態「認真學習胡錦濤講話」是一次重要的擁權和自保權力的行動。
與此同時，據報道，胡錦濤目前已完成七大軍區領導層的佈局，下一波將是解放軍四總部及各軍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在參加中共十七大的解放軍及公安共296名代表中，有186人為少將及更高軍階，平均年齡為52歲，他們大部分是胡錦濤任軍委主席之後提升的將領。換句話說，江系主導軍委的情勢，已有變化。只是軍委辦公室主任賈廷安，仍為十七大代表。他的繼續留任，可能是胡江之間的妥協。
更重要的中央人事異動，是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衞局局長由喜貴，並未列入十七大黨代表名單，顯示這個「大內統領」的角色，已經或將要換人。
中央警衞局局長，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的護衞工作。從中央黨史來看，這個大內統領還充當監視各領導人及其來往親信並向最高掌權者匯報的任務。毛澤東時代，中央警衞局又稱「八三四一」部隊。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奪權行動，就是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實際執行的。鄧小平七七年復出並掌實權後，中央警衞局局長一直是楊德中，即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這職務仍受鄧的操控，沒有變動。直到1995年鄧小平無力視事之後，才由江澤民從上海帶往北京的親信由喜貴接任。胡錦濤接班後，這個職位也在江的操控下沒有變動。現在由喜貴退下，看來是意味胡錦濤真正掌實權了。
自○二年胡錦濤接總書記後，江胡內鬥一直未能塵埃落定。表面上二人互敬和諧，實際上都通過動對方下面的人來彰顯權力，而在權爭中也會作出妥協。陳良宇案之延宕，黃菊喪禮之草率，溫家寶不再續任的空穴來風，都暗藏著江胡較勁。董建華腳痛下台，絕非中央被香港五十萬市民上街所觸動的「英明決策」，而是胡藉董的連番失誤而乘機撤換「江握手」，所作的妥協（或留給江一點面子）則是讓江系的曾慶紅主管香港事務。江系的報復是抓了陸建華與程翔。這次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用他的話來說，是出於「中央有高度智慧揀選」的「合適人選」，而不是曾特首提名。中央的智慧來自江澤民所說，與唐英年的父親很熟。因此，這也是一次江胡的權力交換。
儘管胡錦濤最近也說「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畢竟他的說法與吳邦國早前的說法不同。吳邦國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胡錦濤的說法是，「一國」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吳邦國說的香港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而胡錦濤說的是「依法」，即來自基本法。
吳邦國是江系。胡錦濤顯示出不同的思路。在中共黨史上，所謂思想路線，都是講不清的東西，它真正反映的不是路線不同，而是權力的爭逐。誰更有權力，誰就有話語權，而且是必須不同於失去權勢者的話語權。
香港的普選，要靠港人的力爭。但甚麼時候實現，也要看中央的取態。而中央只有待權爭的塵埃落定，有了一個真正的權威人物，才有可能作出果斷的對香港問題的決定。
就像過去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一樣，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全國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都紛紛發表談話，表示要認真學習胡錦濤「6.25」黨校講話。講話內容是甚麼，其實不重要，「學習胡錦濤講話」才是重點，因為這意味著對胡錦濤的領導地位的「堅決擁護」。尤其是過去與江澤民有一定淵源的軍方及各地領導幹部，表態「認真學習胡錦濤講話」是一次重要的擁權和自保權力的行動。
與此同時，據報道，胡錦濤目前已完成七大軍區領導層的佈局，下一波將是解放軍四總部及各軍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在參加中共十七大的解放軍及公安共296名代表中，有186人為少將及更高軍階，平均年齡為52歲，他們大部分是胡錦濤任軍委主席之後提升的將領。換句話說，江系主導軍委的情勢，已有變化。只是軍委辦公室主任賈廷安，仍為十七大代表。他的繼續留任，可能是胡江之間的妥協。
更重要的中央人事異動，是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衞局局長由喜貴，並未列入十七大黨代表名單，顯示這個「大內統領」的角色，已經或將要換人。
中央警衞局局長，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的護衞工作。從中央黨史來看，這個大內統領還充當監視各領導人及其來往親信並向最高掌權者匯報的任務。毛澤東時代，中央警衞局又稱「八三四一」部隊。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奪權行動，就是由汪東興率領的「八三四一」部隊實際執行的。鄧小平七七年復出並掌實權後，中央警衞局局長一直是楊德中，即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這職務仍受鄧的操控，沒有變動。直到1995年鄧小平無力視事之後，才由江澤民從上海帶往北京的親信由喜貴接任。胡錦濤接班後，這個職位也在江的操控下沒有變動。現在由喜貴退下，看來是意味胡錦濤真正掌實權了。
自○二年胡錦濤接總書記後，江胡內鬥一直未能塵埃落定。表面上二人互敬和諧，實際上都通過動對方下面的人來彰顯權力，而在權爭中也會作出妥協。陳良宇案之延宕，黃菊喪禮之草率，溫家寶不再續任的空穴來風，都暗藏著江胡較勁。董建華腳痛下台，絕非中央被香港五十萬市民上街所觸動的「英明決策」，而是胡藉董的連番失誤而乘機撤換「江握手」，所作的妥協（或留給江一點面子）則是讓江系的曾慶紅主管香港事務。江系的報復是抓了陸建華與程翔。這次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用他的話來說，是出於「中央有高度智慧揀選」的「合適人選」，而不是曾特首提名。中央的智慧來自江澤民所說，與唐英年的父親很熟。因此，這也是一次江胡的權力交換。
儘管胡錦濤最近也說「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畢竟他的說法與吳邦國早前的說法不同。吳邦國說「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胡錦濤的說法是，「一國」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吳邦國說的香港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而胡錦濤說的是「依法」，即來自基本法。
吳邦國是江系。胡錦濤顯示出不同的思路。在中共黨史上，所謂思想路線，都是講不清的東西，它真正反映的不是路線不同，而是權力的爭逐。誰更有權力，誰就有話語權，而且是必須不同於失去權勢者的話語權。
香港的普選，要靠港人的力爭。但甚麼時候實現，也要看中央的取態。而中央只有待權爭的塵埃落定，有了一個真正的權威人物，才有可能作出果斷的對香港問題的決定。
Saturday, June 30, 2007
探針：于幼軍可以作證
山西洪洞縣曹生村有一個磚窯，窯裏有幾十名奴隸，在監工動輒毒打狼狗隨時狂噬之下，天天工作二十小時，吃白饅頭睡黃磚地，獲准大小便但不准偷空沐浴，過了將近五年，有的被打死，有的變白癡。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事。山西一省最少就有三千多個同樣的磚窯。
而這樣的磚窯也不限於山西。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健教說，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知道山西、河北等地有磚窯奴隸，去年還致函溫家寶，請求「整頓全國磚窯」。陳健教只是不知道，這樣平常的事溫家寶根本無暇理會。溫家寶要做的事很多，例如親自用毛筆回答香港一位小學生的歌功頌德。
磚窯奴隸信驚動中外
但磚窯奴隸的父母上網發表「泣血呼救」聯署信，終於驚動中外。中共中央再也不能不赫然震怒，派全國總工會書記張鳴起赴山西查處磚窯事件。六月十九日，中央公安部宣布事件解決了：「山西黨委和政府領導當地公安，解救了被拐騙的民工。」這些民工也應該像香港那位小學生一樣，向中共道謝。
感謝共產黨，因為曹生村那個磚窯的主人王兵兵，正是共產黨曹生村支部委員會書記王東記的兒子。感謝共產黨，因為山西勞動局共幹做事盡心盡力。據河南電視台記者說，有司發給每個獲救奴隸的三百元撫恤金，不少飽了勞動監察員私囊；又據廣州《南方週末》報道，小奴隸朱廣輝獲救後，搭巴士回鄉，途中被永濟市勞動監察員拉下車，以三百元賣給另一個磚窯。這個十六歲孩子和很多奴隸一樣，最後不知所終。感謝共產黨，因為正如陳健教所說，「各地政府、公安、勞動部門都知道黑磚窯所在，只是不聞不問，當中有說不清的原因」。
原因其實不是說不清，只是在新中國說不得。那麼，就請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名臣馬周說吧：「臣聞（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新唐書．馬周傳》）天子只要以禮義簡擇刺史，刺史以禮義監督縣令，自然不會有奴役百姓的磚窯。
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
留意吏治不只是盛唐故事。所以宋朝寇準曾任鄧州太守，死後百姓懷德，「家家畫像事（供奉）之」（《塵史．賢德》）；明朝孝宗皇帝見有個官員「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就把他辭退（《治世餘聞》上篇卷三）。這樣的故事，我國無代無之，新中國則一個都沒有。新科技的千里眼順風耳只是中共中央對付百姓的利器，不是監督共幹的工具。
六月二十二日，山西省長于幼軍為磚窯事件公開道歉說：「我身為省長，難辭其咎。」他說笑了。磚窯之類事情新中國哪個省沒有。假如一省之長要負責，簡擇省長的中共中央怎麼樣。中央特使張鳴起就說：「山西在維護民工權利上十分努力，是表現比較好的省分。」大家不是同志，胡錦濤怎會任用于幼軍，于幼軍怎會長期和磚窯奴隸的主人相安無事。
中共說香港百姓政治不成熟，不能普選。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上。表現比較好的山西省長可以作證。
古德明
而這樣的磚窯也不限於山西。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健教說，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知道山西、河北等地有磚窯奴隸，去年還致函溫家寶，請求「整頓全國磚窯」。陳健教只是不知道，這樣平常的事溫家寶根本無暇理會。溫家寶要做的事很多，例如親自用毛筆回答香港一位小學生的歌功頌德。
磚窯奴隸信驚動中外
但磚窯奴隸的父母上網發表「泣血呼救」聯署信，終於驚動中外。中共中央再也不能不赫然震怒，派全國總工會書記張鳴起赴山西查處磚窯事件。六月十九日，中央公安部宣布事件解決了：「山西黨委和政府領導當地公安，解救了被拐騙的民工。」這些民工也應該像香港那位小學生一樣，向中共道謝。
感謝共產黨，因為曹生村那個磚窯的主人王兵兵，正是共產黨曹生村支部委員會書記王東記的兒子。感謝共產黨，因為山西勞動局共幹做事盡心盡力。據河南電視台記者說，有司發給每個獲救奴隸的三百元撫恤金，不少飽了勞動監察員私囊；又據廣州《南方週末》報道，小奴隸朱廣輝獲救後，搭巴士回鄉，途中被永濟市勞動監察員拉下車，以三百元賣給另一個磚窯。這個十六歲孩子和很多奴隸一樣，最後不知所終。感謝共產黨，因為正如陳健教所說，「各地政府、公安、勞動部門都知道黑磚窯所在，只是不聞不問，當中有說不清的原因」。
原因其實不是說不清，只是在新中國說不得。那麼，就請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名臣馬周說吧：「臣聞（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新唐書．馬周傳》）天子只要以禮義簡擇刺史，刺史以禮義監督縣令，自然不會有奴役百姓的磚窯。
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
留意吏治不只是盛唐故事。所以宋朝寇準曾任鄧州太守，死後百姓懷德，「家家畫像事（供奉）之」（《塵史．賢德》）；明朝孝宗皇帝見有個官員「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為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就把他辭退（《治世餘聞》上篇卷三）。這樣的故事，我國無代無之，新中國則一個都沒有。新科技的千里眼順風耳只是中共中央對付百姓的利器，不是監督共幹的工具。
六月二十二日，山西省長于幼軍為磚窯事件公開道歉說：「我身為省長，難辭其咎。」他說笑了。磚窯之類事情新中國哪個省沒有。假如一省之長要負責，簡擇省長的中共中央怎麼樣。中央特使張鳴起就說：「山西在維護民工權利上十分努力，是表現比較好的省分。」大家不是同志，胡錦濤怎會任用于幼軍，于幼軍怎會長期和磚窯奴隸的主人相安無事。
中共說香港百姓政治不成熟，不能普選。成熟的政治在中共手上。表現比較好的山西省長可以作證。
古德明
Wednesday, June 20, 2007
探針：黑窯醜聞暴露管治危機
估唔到拐帶人口作勞隸，會在現世紀的主張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
*********
山西省黑磚窯「勞隸工」事件充份暴露大陸野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恐怖程度；但同樣驚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幹部權責不分與麻痹不仁的為官之道。當近千名被禁錮的「勞隸工」，包括常被虐打的童工在北京媒體曝光後，五位政治局委員先後作了「重要批示」，而包括公安部與全國總工會的單位馬上派「中央工作組」到山西督促地方官員懲處黑窯主與辦好善後工作。
內部矛盾積重難返
關注大陸社會的人都知道黑礦、黑窯以及賣淫、賣血等非人勾當已不是新聞。針對這次山西特大惡心醜聞，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和李長春四位政治局常委，加上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先後表態，正好點出幾個嚴重問題。第一，胡溫領導層自二○○三年初已標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所謂新政，但至今弱勢團體的境況沒有明顯改進。中共高層每遇到特大煤礦死難或拐帶人口事件，都爭相出來「補鑊」，把責任推卸到官商勾結的地方政權，力圖說明中央的「和諧社會」與維護公義的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第二，因為中國內部矛盾積重難返，胡溫政權的「救火員」心態比歷屆政府都強；四年前北京與地方便開始設計全天候、全電腦化的預警系統，以盡快處理「惡性事故」或「群眾事件」，把可能發生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但這幾個月接二連三緣於官商「搶地」或生態破壞的警民衝突，或像山西的「勞隸工」醜聞，都說明胡溫引以為榮的「居安思危兼隨時撲火」的管治模式沒有奏效。
團派精英表現差勁
同樣嚴峻的是雖然胡總經常搞「提升執政能力」的思想運動，但無論富庶的沿海與較落後的中西部的地方官僚素質都偏低。胡總近年盡量安插共青團背景的「第五代」幹將當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但團派的精英表現差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與胡總關係密切，但在黑窯事故中後知後覺，仕途看來將逆轉。在胡溫等高調聲討非法窯主後，小張才說甚麼「認真貫徹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對此事要高度重視」等廢話。難怪連官方媒體都以「山西黑磚窯為何驚動中央才驚動地方」等題目的評論來鞭撻山西庸官。前不久太湖水嚴重污染變質，作為胡總緊密戰友的江蘇書記李源潮同樣難辭其咎；但小李連像樣的官腔也沒有說，乾脆卸膊了事。
北京消息人士證實，十月的黨十七次大會人事調動的主題是「以和諧與穩定」為主。胡總與團派在沒有把握把太多「自己友」安排進高位的考量下，過半政治局常委以及剛獲地方黨代表表決連任的省市大員都會原封不動。在欠缺改革的新動力下，第四代領導集體將多混五年；至於積累多年的矛盾爆發時怎麼辦，那得看第五代的能耐了！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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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黑磚窯「勞隸工」事件充份暴露大陸野蠻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恐怖程度；但同樣驚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幹部權責不分與麻痹不仁的為官之道。當近千名被禁錮的「勞隸工」，包括常被虐打的童工在北京媒體曝光後，五位政治局委員先後作了「重要批示」，而包括公安部與全國總工會的單位馬上派「中央工作組」到山西督促地方官員懲處黑窯主與辦好善後工作。
內部矛盾積重難返
關注大陸社會的人都知道黑礦、黑窯以及賣淫、賣血等非人勾當已不是新聞。針對這次山西特大惡心醜聞，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和李長春四位政治局常委，加上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的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先後表態，正好點出幾個嚴重問題。第一，胡溫領導層自二○○三年初已標榜「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所謂新政，但至今弱勢團體的境況沒有明顯改進。中共高層每遇到特大煤礦死難或拐帶人口事件，都爭相出來「補鑊」，把責任推卸到官商勾結的地方政權，力圖說明中央的「和諧社會」與維護公義的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第二，因為中國內部矛盾積重難返，胡溫政權的「救火員」心態比歷屆政府都強；四年前北京與地方便開始設計全天候、全電腦化的預警系統，以盡快處理「惡性事故」或「群眾事件」，把可能發生的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但這幾個月接二連三緣於官商「搶地」或生態破壞的警民衝突，或像山西的「勞隸工」醜聞，都說明胡溫引以為榮的「居安思危兼隨時撲火」的管治模式沒有奏效。
團派精英表現差勁
同樣嚴峻的是雖然胡總經常搞「提升執政能力」的思想運動，但無論富庶的沿海與較落後的中西部的地方官僚素質都偏低。胡總近年盡量安插共青團背景的「第五代」幹將當各省市的第一、第二把手。但團派的精英表現差勁。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與胡總關係密切，但在黑窯事故中後知後覺，仕途看來將逆轉。在胡溫等高調聲討非法窯主後，小張才說甚麼「認真貫徹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對此事要高度重視」等廢話。難怪連官方媒體都以「山西黑磚窯為何驚動中央才驚動地方」等題目的評論來鞭撻山西庸官。前不久太湖水嚴重污染變質，作為胡總緊密戰友的江蘇書記李源潮同樣難辭其咎；但小李連像樣的官腔也沒有說，乾脆卸膊了事。
北京消息人士證實，十月的黨十七次大會人事調動的主題是「以和諧與穩定」為主。胡總與團派在沒有把握把太多「自己友」安排進高位的考量下，過半政治局常委以及剛獲地方黨代表表決連任的省市大員都會原封不動。在欠缺改革的新動力下，第四代領導集體將多混五年；至於積累多年的矛盾爆發時怎麼辦，那得看第五代的能耐了！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Tuesday, June 19, 2007
中國人的弱點
昨晚毓民在 myradio 節目中講到中共的反右運動及中國人的弱點~~~
我覺得值得反思細味~~~~
*******
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
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
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
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文：黃毓民
2007.6.18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口術」，天真的「民主人士」以為中共「自我完善」，需要「肝膽相照」的諍友，於是放言高論，肆口逞說；然而， 「言者無罪無罪，言者有罪有罪」，在毛澤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只不過是可憐的異端。
曾被劃為「右派」的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書中說：「反右派的一套做法是多數人參與的，對章伯鈞、羅隆基批鬥得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成員。熱中於整人，表現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反右運動使五十年代末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寃獄遍佈神州大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真是一脉相承，以毛澤東為首的法西斯、封建、共產極權集團，令到中國人民陷入血河淚海之中整整三十年。那些追隨共產黨，服膺「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人士，幾乎無一可以在反右運動中倖免。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郭羅基提到的「知識分子弱點」，固然是他個人的「反思」。然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徐復觀先生在大陸反右運動前三年，即一九五四年，已於台灣的《民主評論》雜誌上，有長達萬言的論述，以下這一段是「預言」靠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民國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識分子發揮由千年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達到的最高峰。以客觀的歷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後面，其勢不能不是共產黨的清算鬥爭的大流血……」
果不然，那些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支持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經歷了共產黨的建政，十年不到，便遭清算鬥爭……
我覺得值得反思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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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
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
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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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文：黃毓民
2007.6.18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口術」，天真的「民主人士」以為中共「自我完善」，需要「肝膽相照」的諍友，於是放言高論，肆口逞說；然而， 「言者無罪無罪，言者有罪有罪」，在毛澤東眼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只不過是可憐的異端。
曾被劃為「右派」的郭羅基在《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書中說：「反右派的一套做法是多數人參與的，對章伯鈞、羅隆基批鬥得最狠的恰恰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成員。熱中於整人，表現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中國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外來的移民，而是從傳統中產生、立足於中國土地之上的。它利用了中國人的弱點，使之變本加厲……其根源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弊病，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社會缺乏對人的尊重，往往蔑視個人尊嚴。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具有同一性。批判別人的時候，把別人不當人，檢討自己的時候，又把自己不當人。不尊重人，尊重什麼？尊重政治權威，盛行權力崇拜。人們總是眼睛向上，體會『領導意圖』。一旦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聞風而動，就容易形成全民性的瘋狂。以上兩方面的結合，又產生第三方面：權利意識薄弱……」
反右運動使五十年代末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家散人亡，妻離子散；寃獄遍佈神州大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真是一脉相承，以毛澤東為首的法西斯、封建、共產極權集團，令到中國人民陷入血河淚海之中整整三十年。那些追隨共產黨，服膺「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黨派人士，幾乎無一可以在反右運動中倖免。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郭羅基提到的「知識分子弱點」，固然是他個人的「反思」。然而，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徐復觀先生在大陸反右運動前三年，即一九五四年，已於台灣的《民主評論》雜誌上，有長達萬言的論述，以下這一段是「預言」靠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民國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大陸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識分子發揮由千年來科舉制度養成的性格達到的最高峰。以客觀的歷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後面，其勢不能不是共產黨的清算鬥爭的大流血……」
果不然，那些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支持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經歷了共產黨的建政，十年不到，便遭清算鬥爭……
Monday, June 11, 2007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去月底，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和蘭德研究所的二位經濟學家，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一篇論「人肉炸彈」（suicide bomber）與恐怖組織及生產力關係的論文（NBER工作報告第一二九一○號），蒐集了不少大眾傳媒未之見的數據，得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指出「人肉炸彈」與物質報酬有直接關係，糾正了人們向來認為這是單純「宗教活動」的想法。在「人肉炸彈」到處引爆的現在，這方面的資訊值得為讀者介紹。
據以色列國安部（ＩＳＡ）提供的數據，自從巴勒斯坦於二○○○年九月發起新一輪暴力反抗潮（巴人自稱「起義」）以來，迄○五年八月底，一百五十一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事件（牽涉一百六十八名「人肉炸彈」），炸死五百一十五名以色列人、炸傷的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二十八名；以伊拉克國內目標為襲擊對象的「人肉炸彈」，從○三年起，亦炸死炸傷數以千計伊拉克人。「人肉炸彈」其實並非肇於中東，始作俑者為斯里蘭卡分離分子泰米爾之虎，該組織早於一九八三年發明「隱蔽式背心炸彈」，自從一九八七至二○○一年，發動了七十六次「人肉炸彈」偷襲，炸死九百零一名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包括九一年印度總理甘地及九三年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Ranasinghe Premadasa）……。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充當「人肉炸彈」是理性的選擇，他們的視死如歸因此被稱為「理性犧牲」（rational sacrifice），這些理性人選擇犧牲性命，表面理由是為了信仰，實際上很大程度基於個人有形及無形利益的考慮，比如男性「人肉炸彈」可以更快上天堂（守教規的回教徒人人死後直上天堂），而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七十二名處女（數年前「人肉炸彈」初興時，筆者曾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情況，現據 slate.com一篇文章〔詳後〕引述十世紀前後回教學者的說法，指他們可能得「物」無所用，因為天堂的人根本不必上廁，因此處女沒有陰戶和肛門……）；無論如何，在經濟回報及榮譽面前，天堂上的享受肯定不是促成當「人肉炸彈」的唯一因素。
較具體和現實的是金錢報酬及受同胞、族人、教內兄弟以至宗教領袖崇敬的尊榮，這類回報從決定當「人肉炸彈」之日起便源源而來，這即是說，他們未採取行動前已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享受」後臨陣退縮者的比例多少，未見數字—可能無法統計）！學者的研究假設能幹的「人肉炸彈」被派往襲擊重要目標，他們獲得的報酬亦較厚、享受的榮譽較高；換句話說，能幹的「人肉炸彈」完成重大任務，等於生產力較高；生產力與回報掛鈎，在現實社會，十分正常。學者的研究又發現，「人肉炸彈」幾乎毫無例外可獲得其「餘生」工作年數的全部薪酬（lifetime earning），這些人「講錢」後才「講心」，是俗世社會的理性行為！把「人肉炸彈」殺人多寡視為生產力之高低，意味人力資源是恐怖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成熟（年紀〔最小十二歲、最大四十八歲，平均二十一點一歲〕及心智）和受過教育的「人肉炸彈」，失敗率（無法引爆或未引爆前被擒）較低，等於生產力較高，因此獲分派的任務亦較重，無形和有形回報當然亦較高。
大多數人認為充當「人肉炸彈」的動機不可理喻，事實是，他們的活動及其背後恐怖組織的工作，都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作為都非一時衝動而是精打細算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強調經濟誘因與「人肉炸彈」的正比關係，對《可蘭經》及穆斯林學者強調為信仰而犧牲者死後上天堂「歎世界」的「承諾」，只是輕輕帶過；在穆斯林學者的形而上世界中，天堂是男性犧牲者專用的樂園，但何以有女性「人肉炸彈」，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格達大學炸死四十多名學生的「大案」，便是女性「人肉炸彈」的傑作，對此又作何解釋？
據 slate.com「包教曉」欄（Explainer）三月一日請教一名在美國喬治亞大學任教和一名在德國Stern雜誌當編輯的穆斯林學者，原來女性「人肉炸彈」犧牲後上天堂亦可大享「清福」，九世紀的學者阿塔巴蘭尼（Al-Tabarani）強調女性為教犧牲後上天堂可與她的丈夫重逢，若有多次婚姻，可選擇與她最愛的一位丈夫再結合；未婚女子則可與她的夢中情人結婚；不但如此，對女性「人肉炸彈」，穆斯林天堂還有種種優惠與禮遇，這足以使她們更漂亮、非常快樂和沒有妒忌心，而她們在世時如果「虔誠奉侍阿拉」，上天堂後的地位比天堂獨有的處女更尊貴—她肯定可以成為七十二名處女的班首！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穆斯林學者把天堂描繪為男性發洩情慾的「嬉春」（sensual delights）之所，他們還為男性犧牲者上天堂後可獲多少處女而爭辯不休。七十二名是普遍說法，最極端的數字是可娶妻五百、配八千處女及八千名已婚婦女……，「享受」比中國的皇帝老子還厲害。
經濟學者根據數據的剖析，反映了「人肉炸彈」孳孳求利求名的庸俗面，他們也許相信與敵人偕亡後可上天堂的溫柔鄉享福，但這畢竟不及「相金先惠」─名利先收實際！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人肉炸彈」的經濟觀
去月底，分別來自哈佛大學和蘭德研究所的二位經濟學家，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一篇論「人肉炸彈」（suicide bomber）與恐怖組織及生產力關係的論文（NBER工作報告第一二九一○號），蒐集了不少大眾傳媒未之見的數據，得出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指出「人肉炸彈」與物質報酬有直接關係，糾正了人們向來認為這是單純「宗教活動」的想法。在「人肉炸彈」到處引爆的現在，這方面的資訊值得為讀者介紹。
據以色列國安部（ＩＳＡ）提供的數據，自從巴勒斯坦於二○○○年九月發起新一輪暴力反抗潮（巴人自稱「起義」）以來，迄○五年八月底，一百五十一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事件（牽涉一百六十八名「人肉炸彈」），炸死五百一十五名以色列人、炸傷的人數高達三千四百二十八名；以伊拉克國內目標為襲擊對象的「人肉炸彈」，從○三年起，亦炸死炸傷數以千計伊拉克人。「人肉炸彈」其實並非肇於中東，始作俑者為斯里蘭卡分離分子泰米爾之虎，該組織早於一九八三年發明「隱蔽式背心炸彈」，自從一九八七至二○○一年，發動了七十六次「人肉炸彈」偷襲，炸死九百零一名斯里蘭卡和印度人—包括九一年印度總理甘地及九三年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Ranasinghe Premadasa）……。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充當「人肉炸彈」是理性的選擇，他們的視死如歸因此被稱為「理性犧牲」（rational sacrifice），這些理性人選擇犧牲性命，表面理由是為了信仰，實際上很大程度基於個人有形及無形利益的考慮，比如男性「人肉炸彈」可以更快上天堂（守教規的回教徒人人死後直上天堂），而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七十二名處女（數年前「人肉炸彈」初興時，筆者曾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情況，現據 slate.com一篇文章〔詳後〕引述十世紀前後回教學者的說法，指他們可能得「物」無所用，因為天堂的人根本不必上廁，因此處女沒有陰戶和肛門……）；無論如何，在經濟回報及榮譽面前，天堂上的享受肯定不是促成當「人肉炸彈」的唯一因素。
較具體和現實的是金錢報酬及受同胞、族人、教內兄弟以至宗教領袖崇敬的尊榮，這類回報從決定當「人肉炸彈」之日起便源源而來，這即是說，他們未採取行動前已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享受」後臨陣退縮者的比例多少，未見數字—可能無法統計）！學者的研究假設能幹的「人肉炸彈」被派往襲擊重要目標，他們獲得的報酬亦較厚、享受的榮譽較高；換句話說，能幹的「人肉炸彈」完成重大任務，等於生產力較高；生產力與回報掛鈎，在現實社會，十分正常。學者的研究又發現，「人肉炸彈」幾乎毫無例外可獲得其「餘生」工作年數的全部薪酬（lifetime earning），這些人「講錢」後才「講心」，是俗世社會的理性行為！把「人肉炸彈」殺人多寡視為生產力之高低，意味人力資源是恐怖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而成熟（年紀〔最小十二歲、最大四十八歲，平均二十一點一歲〕及心智）和受過教育的「人肉炸彈」，失敗率（無法引爆或未引爆前被擒）較低，等於生產力較高，因此獲分派的任務亦較重，無形和有形回報當然亦較高。
大多數人認為充當「人肉炸彈」的動機不可理喻，事實是，他們的活動及其背後恐怖組織的工作，都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作為都非一時衝動而是精打細算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強調經濟誘因與「人肉炸彈」的正比關係，對《可蘭經》及穆斯林學者強調為信仰而犧牲者死後上天堂「歎世界」的「承諾」，只是輕輕帶過；在穆斯林學者的形而上世界中，天堂是男性犧牲者專用的樂園，但何以有女性「人肉炸彈」，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格達大學炸死四十多名學生的「大案」，便是女性「人肉炸彈」的傑作，對此又作何解釋？
據 slate.com「包教曉」欄（Explainer）三月一日請教一名在美國喬治亞大學任教和一名在德國Stern雜誌當編輯的穆斯林學者，原來女性「人肉炸彈」犧牲後上天堂亦可大享「清福」，九世紀的學者阿塔巴蘭尼（Al-Tabarani）強調女性為教犧牲後上天堂可與她的丈夫重逢，若有多次婚姻，可選擇與她最愛的一位丈夫再結合；未婚女子則可與她的夢中情人結婚；不但如此，對女性「人肉炸彈」，穆斯林天堂還有種種優惠與禮遇，這足以使她們更漂亮、非常快樂和沒有妒忌心，而她們在世時如果「虔誠奉侍阿拉」，上天堂後的地位比天堂獨有的處女更尊貴—她肯定可以成為七十二名處女的班首！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的穆斯林學者把天堂描繪為男性發洩情慾的「嬉春」（sensual delights）之所，他們還為男性犧牲者上天堂後可獲多少處女而爭辯不休。七十二名是普遍說法，最極端的數字是可娶妻五百、配八千處女及八千名已婚婦女……，「享受」比中國的皇帝老子還厲害。
經濟學者根據數據的剖析，反映了「人肉炸彈」孳孳求利求名的庸俗面，他們也許相信與敵人偕亡後可上天堂的溫柔鄉享福，但這畢竟不及「相金先惠」─名利先收實際！
Sunday, June 03, 2007
星期天休息：淫審小風暴以外的國際新潮流
陶傑
淫審風暴，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開始，泛道德人士喧噪，升級為兩千多人投訴聖經的亂倫內容。
投訴聖經，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民間長期不滿淫審處的抗議。但一個見解有限的政府，卻以為投訴者像自己一般無知，連忙由高官出來救火，指聖經是文化經典，不容淫審挑戰，投訴不會受理。
聖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香港如果真的是一座「國際城市」，特區政府的「資訊」，實在太不「流通」了。今天的英語世界，繼《達文西密碼》之後，另一本暢銷書，是牛津大學教授杜瓊斯的《上帝大騙局》（The God Delusion）。杜瓊斯是達爾文的信徒，對遺傳基因的理論研究甚深，他用顯淺的文字，普通的邏輯對「上帝的存在」此一宗教命題，一一批駁，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了一場大論戰。杜瓊斯成為自英國思想家羅素之後，影響力最大的無神論者。
杜瓊斯挑戰聖經，主要是針對教會的「上帝設計論」。達爾文由化石提出進化的論說，指人是由猿進化過來的，而不是上帝的創造。一百五十年來，神學界不斷質疑達爾文，認為化石演進，證據不足，化石只提供了人和猿之間骸骨的相似，不但在進化過程之中，缺乏全套各階段的化石證據，而且人的腦袋、人的眼睛，飛鳥高翔的翅膀、青蛙飛躍的雙腿，都是精巧的光學和力學的天才設計。人的腦袋有幾十億細胞，有多層次的神秘功能，巧奪天工，令人歎為觀止，是從哪一個低階段的生物進化過來的？
神學界提出的「空白理論」（Gaps Theory），是幾十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駁斥。但杜瓊斯辯護說：對一宗謀殺案，陪審員定罪，不必證明兇手殺人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只要一點點環境證供，只要被告提不出事發時的不在場證據，就可以裁決有罪。由翼手龍的化石，可以推論恐龍是飛鳥的始祖，一隻麻鷹的翅膀，在力學的設計上如何精密，不足以否定從恐龍到鳥類的進化論，反而幾塊化石的證據，即足以推翻全無科學根據的聖經信仰。
然而，除了生物進化，神學界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辯論基礎，就是宇宙的起源。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那麼宇宙和時間呢？宇宙有多大？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無神論者可以在生物學上推翻神學，但難以在天文物理學和數學上否定上帝之說。科學家在無神論方面，贏得了「生物辯論」，但無法贏得「物理辯論」。
杜瓊斯的新作，也用大量篇幅開拓「物理辯論」的無神學說。他承認以進化論的精神，難以解釋宇宙起源之謎，但認為宇宙可能有十億個星球，具備生命的條件，如果上帝能創造一個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宇宙，那麼上帝本身，也必定是一個比宇宙更精密而聰慧千億倍的超級神明，這個神明，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卻又是一個心胸狹窄、善妒而暴躁、動不動就降天火把一個「祂」看不過眼的國度滅族的小器鬼？
在《上帝大騙局》中，杜瓊斯承認，他無法「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自信可以證明，上帝「幾乎」並不存在。
杜瓊斯的舉證很有力，雄辯滔滔，從「常理」（Common Sense）來一一點攻基督教的死穴，引起英美宗教界極大的震撼。有些宗教狂熱分子，以匿名的電郵恐嚇辱罵，言詞竟然類似香港的「維園阿伯」，但英美宗教界卻還很有風度，心平氣和地為神學辯解。牛津神學教授麥格拉（Alister McGrath）最近也出版了一冊專著，點名挑戰杜瓊斯的無神論，認為科學和神學，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對抗。然而宗教界的自衞，效應不如杜瓊斯的攻勢之強。教會有點急了，經過《達文西密碼》的渲染，西方許多人尚且知道耶穌只是凡人之說，那只是一冊小說，但杜瓊斯卻令西方讀者信服，世上沒有上帝，那是科學。
《上帝大騙局》不但在英語世界引起辯論，杜瓊斯還質疑，現代社會的道德審判勢力，為甚麼都由基督教清一色包攬？這就點中了香港淫審風暴的要害。要補充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的丹麥和法國，都是基督教國家，都不會施行出版和言論審查，色情書刊可以不帶封套發售，大衞雕塑裸像可以公開展覽，不列為二級「不雅」，為甚麼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勢力，經過「中國化」之後，「亞洲國際都市」會變得更加反動，與大陸文革時期專門盯梢「階級敵人動向」的婦女街坊組長一個模樣？這種變化，是否與中國政治文化打壓創意、仇視個人性格的遺傳基因有關？或許杜瓊斯的下一本論著，可以收納香港的淫審問題，從人類學角度，給西方的讀者開開眼界。
香港特區政府和淫審處，不懂得世界潮流，不足為奇，親中陣營的水準也很有問題。中國一向敵視耶教，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反共勢力」，難得有民間組織帶頭挑戰聖經，正好利用這股及時雨，打壓一下梵蒂岡的氣燄。況且中國一向表彰清末的義和團，認定義和團是「愛國反帝」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百年後，義和團的英魂，在香港隨著一場淫審風暴復活而找到了傳人，特區政府高官如果「愛國愛港」，鏟除前殖民地的殘餘影響，促進香港的下一代「思想回歸」，就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市民向淫審處投訴聖經才對，機會千載難逢，這可不正是慶賀香港特區十周年的獻禮？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一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響。然而影響香港的「西方文化」，由傳士來華傳道開始，除了做生意的契約法治觀念，只局限於基督的西方信仰文化觀，而缺少無神論的西方理性文化觀。香港接受的「西方育」，以傳士馬禮遜和耶各派的宗育為主，而不是牛頓、達爾文、赫胥黎、羅素的另一個系統的「西方無神論理性文化育」。這是香港身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性道德卻反而更保守的原因。中國大陸則因為共產黨的無神論統治，加上「文革」摧毀了儒道佛宗的道德主流，大陸「性開放」，香港反而淪為「性盲」的黑暗時代，中港兩地，「進步開放」，何者是「封閉落後」，是一個很詼諧的問題。
在乳頭和陽具組成的旋轉的星雲之間，淫審風暴，是一場「文化水準」很低的論爭。香港特區精英，天天嚷「國際城市」，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黑洞和「國際」的宇宙之間，看來香港只是一顆尷尬的小星球吧？
淫審風暴，由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開始，泛道德人士喧噪，升級為兩千多人投訴聖經的亂倫內容。
投訴聖經，當然不是真的，而是民間長期不滿淫審處的抗議。但一個見解有限的政府，卻以為投訴者像自己一般無知，連忙由高官出來救火，指聖經是文化經典，不容淫審挑戰，投訴不會受理。
聖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香港如果真的是一座「國際城市」，特區政府的「資訊」，實在太不「流通」了。今天的英語世界，繼《達文西密碼》之後，另一本暢銷書，是牛津大學教授杜瓊斯的《上帝大騙局》（The God Delusion）。杜瓊斯是達爾文的信徒，對遺傳基因的理論研究甚深，他用顯淺的文字，普通的邏輯對「上帝的存在」此一宗教命題，一一批駁，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了一場大論戰。杜瓊斯成為自英國思想家羅素之後，影響力最大的無神論者。
杜瓊斯挑戰聖經，主要是針對教會的「上帝設計論」。達爾文由化石提出進化的論說，指人是由猿進化過來的，而不是上帝的創造。一百五十年來，神學界不斷質疑達爾文，認為化石演進，證據不足，化石只提供了人和猿之間骸骨的相似，不但在進化過程之中，缺乏全套各階段的化石證據，而且人的腦袋、人的眼睛，飛鳥高翔的翅膀、青蛙飛躍的雙腿，都是精巧的光學和力學的天才設計。人的腦袋有幾十億細胞，有多層次的神秘功能，巧奪天工，令人歎為觀止，是從哪一個低階段的生物進化過來的？
神學界提出的「空白理論」（Gaps Theory），是幾十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駁斥。但杜瓊斯辯護說：對一宗謀殺案，陪審員定罪，不必證明兇手殺人的全過程每一個細節，只要一點點環境證供，只要被告提不出事發時的不在場證據，就可以裁決有罪。由翼手龍的化石，可以推論恐龍是飛鳥的始祖，一隻麻鷹的翅膀，在力學的設計上如何精密，不足以否定從恐龍到鳥類的進化論，反而幾塊化石的證據，即足以推翻全無科學根據的聖經信仰。
然而，除了生物進化，神學界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辯論基礎，就是宇宙的起源。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那麼宇宙和時間呢？宇宙有多大？時間是怎樣開始的？無神論者可以在生物學上推翻神學，但難以在天文物理學和數學上否定上帝之說。科學家在無神論方面，贏得了「生物辯論」，但無法贏得「物理辯論」。
杜瓊斯的新作，也用大量篇幅開拓「物理辯論」的無神學說。他承認以進化論的精神，難以解釋宇宙起源之謎，但認為宇宙可能有十億個星球，具備生命的條件，如果上帝能創造一個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宇宙，那麼上帝本身，也必定是一個比宇宙更精密而聰慧千億倍的超級神明，這個神明，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卻又是一個心胸狹窄、善妒而暴躁、動不動就降天火把一個「祂」看不過眼的國度滅族的小器鬼？
在《上帝大騙局》中，杜瓊斯承認，他無法「完全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自信可以證明，上帝「幾乎」並不存在。
杜瓊斯的舉證很有力，雄辯滔滔，從「常理」（Common Sense）來一一點攻基督教的死穴，引起英美宗教界極大的震撼。有些宗教狂熱分子，以匿名的電郵恐嚇辱罵，言詞竟然類似香港的「維園阿伯」，但英美宗教界卻還很有風度，心平氣和地為神學辯解。牛津神學教授麥格拉（Alister McGrath）最近也出版了一冊專著，點名挑戰杜瓊斯的無神論，認為科學和神學，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對抗。然而宗教界的自衞，效應不如杜瓊斯的攻勢之強。教會有點急了，經過《達文西密碼》的渲染，西方許多人尚且知道耶穌只是凡人之說，那只是一冊小說，但杜瓊斯卻令西方讀者信服，世上沒有上帝，那是科學。
《上帝大騙局》不但在英語世界引起辯論，杜瓊斯還質疑，現代社會的道德審判勢力，為甚麼都由基督教清一色包攬？這就點中了香港淫審風暴的要害。要補充的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的丹麥和法國，都是基督教國家，都不會施行出版和言論審查，色情書刊可以不帶封套發售，大衞雕塑裸像可以公開展覽，不列為二級「不雅」，為甚麼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勢力，經過「中國化」之後，「亞洲國際都市」會變得更加反動，與大陸文革時期專門盯梢「階級敵人動向」的婦女街坊組長一個模樣？這種變化，是否與中國政治文化打壓創意、仇視個人性格的遺傳基因有關？或許杜瓊斯的下一本論著，可以收納香港的淫審問題，從人類學角度，給西方的讀者開開眼界。
香港特區政府和淫審處，不懂得世界潮流，不足為奇，親中陣營的水準也很有問題。中國一向敵視耶教，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反共勢力」，難得有民間組織帶頭挑戰聖經，正好利用這股及時雨，打壓一下梵蒂岡的氣燄。況且中國一向表彰清末的義和團，認定義和團是「愛國反帝」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百年後，義和團的英魂，在香港隨著一場淫審風暴復活而找到了傳人，特區政府高官如果「愛國愛港」，鏟除前殖民地的殘餘影響，促進香港的下一代「思想回歸」，就應該「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市民向淫審處投訴聖經才對，機會千載難逢，這可不正是慶賀香港特區十周年的獻禮？
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一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響。然而影響香港的「西方文化」，由傳士來華傳道開始，除了做生意的契約法治觀念，只局限於基督的西方信仰文化觀，而缺少無神論的西方理性文化觀。香港接受的「西方育」，以傳士馬禮遜和耶各派的宗育為主，而不是牛頓、達爾文、赫胥黎、羅素的另一個系統的「西方無神論理性文化育」。這是香港身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性道德卻反而更保守的原因。中國大陸則因為共產黨的無神論統治，加上「文革」摧毀了儒道佛宗的道德主流，大陸「性開放」，香港反而淪為「性盲」的黑暗時代，中港兩地，「進步開放」，何者是「封閉落後」，是一個很詼諧的問題。
在乳頭和陽具組成的旋轉的星雲之間，淫審風暴，是一場「文化水準」很低的論爭。香港特區精英，天天嚷「國際城市」，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黑洞和「國際」的宇宙之間，看來香港只是一顆尷尬的小星球吧？
Thursday, May 24, 2007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忘記自己是家大學的大學，不善溝通的傳媒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20264&group_id=104
--梁文道
轟動一時的哈佛情色刊物H Bomb，最近終於失去了它的正式學生組織地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太色情，也不是它太冒犯社會禁忌，而是它的編輯隊伍太不成氣候。想當年這份刊物草創之時，曾是全美國傳媒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家都想看看哈佛學生搞「色情」可以搞到什麼地步，而哈佛校方的容忍程度又可以有多大。
除了很不草根甚至有點專業的討論之外， H Bomb 還有許多小說、散文與詩，談的全都是性。當然啦，外人最關心的還是那些性感照片，因為大部分的模特兒都是哈佛的學生，他們不只奉獻自己的身體形象，還暢快談論性經驗。
這到底是不是本「鹹書」（porn）呢？ H Bomb 的網頁如此回答：「這要由你來決定了，我們認為它不是……假如你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區分好玩的裸體照與色情的地步，你大概不該閱讀H Bomb。」但是藝術和色情又該怎樣區分？ 「你開玩笑嗎？藝術和色情的差異是種主觀的區別，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文化價值。與其設定它自己的議程， HBomb鼓勵持不同意見投稿者之間的討論。」
這是學生的看法，哈佛校方又做了什麼來回應外間的議論呢？幾乎什麼也沒有。起初他們也很關心「哈佛學生搞鹹書」的傳聞，但後來校方的「學院生活委員會」還是讓H Bomb登記註冊，取得「正式哈佛學生刊物」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審查，也不干預編採。此外，哈佛大學的學生會也贊助了H Bomb一筆。
不過，3 年來H Bomb才出過兩期，現在就已經陷入停滯的狀態了。由於根本符合不了至少要有兩名職員和年度預算計劃的規定，所以哈佛學院助理院長（AssistantDean of the College）Paul J. McLoughlin Ⅱ只好告訴記者，剩下一名職員的H Bomb 儘管可以自行出版，但不能再擁有正式刊物的地位。他說： 「或許每個人都想看這本雜誌，但沒人願意辦好它。」
相比之下，耶魯的學生就爭氣得多了，他們的性雜誌健健康康地活了下來。最近一期還有篇非常詳盡的長文，條分縷析地把女陰分成18 部分逐步解釋，教導大家怎樣恰當地刺激它們，好使伴侶獲得莫大的快感。
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的話，請隨便上網查索，在傳統的長春藤盟校和牛劍之外，國際級名校學生辦的「情色」刊物和網站簡直多不勝數，其中更不乏學生會資助且校方認可的例子。請拿它們和最近惹起爭議的《中大學生報》比一比，假如我是陶傑的話，我一定會說這就是真正世界級與第三世界「亞洲國際城市」的分別了。
但是說了這麼多哈佛與耶魯的故事，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突顯開放與保守的分別，更不是要諷刺近年好些教育界高人言必稱哈佛的習性，而是要指出在處理相近課題時的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看見了哈佛校方緊守本分，絕不輕言審查，更不動用什麼紀律審裁的機制，而是按章辦事。假如HBomb想要在校內發放，想要獲得校內各種組織各類人等的資助和廣告，它就要經過「學院生活委員會」的審核。這個委員會不審核未來刊物的內容，它看的是主辦者在組織和預算等形式問題上是否符合規定。雖然哈佛大學也「關切」學生出版色情刊物的傳聞，但是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由內容審查引伸的言論自由問題。正如H Bomb 的網頁所言，色情是很難客觀定義的，校方強行介入只會徒增煩惱。
比起香港中文大學處理此次學生報情色版的手法，其中高下之別實在是太巨大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遇到了社會爭議，中大校方不去發揮學府自由開放而嚴肅的本色，既不是把事件直接交給學生自己解決；也不是退而求其次，召開研討座談或公聽會，讓各方暢所欲言自由辯論；卻是先行假設學生「犯事」，一步就跳到了紀律審議的機制，更在閉門且被告缺席的情下判定了學生有罪。縱使校方後來表示願意在法律上援助學生，他們那種為求迅速對付外界壓力和傳媒審查，忘卻大學根本的心態已經暴露無遺。這次事件當然是一場公關危機，但大學怎麼可以在面對它的時候不顧大學的身分呢？
其次我們再看學生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哈佛還是耶魯，他們的情色刊物在分量和質量上都比《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重得多；但細閱之後，你會發現它們的編輯充分考慮到了讀者，很用心地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反觀《中大學生報》的溝通技巧就太嫩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在5 月8 日發出的公開信裏聲明：「我們不反對學術性的談性，亦有這個能力，但這種經過消毒的象牙塔口吻究竟排拒了什麼社群？基層人士有多少能以這種語言表達自己性的經驗。」我非常認同有些引起爭議的話題和觸及社會禁忌的體驗經過學術語言的包裝之後，會變得乾乾淨淨，甚至令大眾難以理解。但是《中大學生報》的主要讀者就是大學生，難道他們都是不能使用學術語言的「基層人士」嗎？其實編輯們根本用不引經據典，也不必找專家解說，他們照樣可以使用淺白的語言去刺激大家思考。就以成為焦點的那份問卷裏的兩條問題為例，與其只是去問讀者最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何不簡單地多補幾句，問大家「贊不贊成人獸交」，「理由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多哲學課堂上會讓大家思考討論的問題，也不見得有多學術多專業，不是嗎？類似的手法絕非消毒，而是在顧及讀者的處境和背景之後，為自己的提問或論點鋪出一個脈胳，方便大家討論。其實這只是很一般的傳媒溝通技巧，相信編者只是一時疏忽了。
《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雖然在上述公開信中表達了「加入多元的性想像」和「打破一元性的論述，解放遭這論述壓迫的弱勢者」的意願。不過很可惜，他們既沒有掌握清楚讀者的背景，也沒有找到更有效的表達方式。至於性禁忌觸發的社會現象、香港主流傳媒的偽善與保守，以及明光社和官方機構之間的「互動」，我們下回再談。【二之一】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
淫審處是怎麼被騎劫的？／梁文道 2007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基督教是美國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國總統布殊之所以能夠連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經歷過的兩次大選之中，「道德價值」一直是最閃亮的議題。許多福音派牧師呼籲信徒投票給「一個真正捍衛美國的上帝僕人」，攻擊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此外還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聲稱，凡是投票給克里的教友都該遭到「驅逐」。除了墮胎之外，這批福音派基督徒還關心下列與道德攸關的課題﹕幹細胞研究、安樂死、同性婚姻、同志參軍、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誡、公立學校可不可以舉行早禱會、公立學校在演化論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設計論」等等。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別忠奸的標準，也是他們做政治決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據。
安徒在〈文化戰爭道德聖戰〉(《明報》《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說得極是，這股潮流已經溢出美國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國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這種「道德聖戰」引入香港，試圖在港掀起類近的討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們的理論，大眾傳媒原都是令社會道德沉淪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並不像在美國那邊，滿足於在自己的教會刊物，教會禮拜的宣道場合，宣揚他們的反世俗、反大眾傳媒的論調。他們反而積極利用大眾傳媒，配合傳媒的嘩眾取寵操作，不斷製造社會道德議題，不斷渲染道德恐慌」。
不過我願意在此補充一點，美國的福音派勢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動；相反地，他們大舉介入大眾傳媒，甚至設法滲透各種政治團體，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否則共和黨就不會發生這種從東岸保守主義挪向南方「聖經地帶」的宗教化轉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採用了美國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騎劫」一些公共機構，使之成為自己宣教傳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國與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國向來有個相當強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許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國現在才會出現法學家Ronald Dworkin所說的「它到底是一個寬容不信者的宗教國家，還是一個寬容宗教的世俗國家」(A religious nation 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 religion?)的爭論。與之相比，香港卻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的數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要怎樣「騎劫」社會共有的公共機構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漏洞了。
我們知道每個社會皆有其道德底線，不能任由觸犯這條底線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無防備的大眾面前。可是誰來界定這條底線呢？誰去把這道關口，決定什麼東西可以流通什麼不行呢？近日備受爭議的「淫褻物品審裁處」就是這麼一道關口了。
平心而論，淫褻物品審裁處的設置原理和運作方式要比許多純粹由官員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陸)，起碼它一不隸屬行政部門，二是向社會公開招募負責評級工作的審裁員，三是被動審查而非主動預先檢驗所有文化產品。它代表了整個社會去判斷什麼東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麼東西又是違反了主流價值觀而應該處罰甚至禁制的。但是我們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斷方向和大原則，卻不能要求它有全盤且具體的清晰判準。一來因為所謂社會主流的道德觀不是那麼穩定，總會因時而變；二來則是太過具體的條文並不實際，可能會過緊地管束了許多無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會放過了一些表面上不觸犯標準但實際上有乖倫常的東西。
因此「淫褻物品審裁處」必須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審裁團，他們來自四面八方，職業背景各有不同，是整個社會的樣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會道德的關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組相對客觀的道德審裁，所以他們的人數不能過少，更不可以全是擁有某套特定價值觀的群體，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其成員的道德標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審裁員的錄用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不會考慮宗教背景。理論上每一種宗教皆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假如香港是一個世俗化的多元社會，負責把守道德關口的這些審裁員就不應該全是某個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讓某個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職人員佔去全體審裁員的較高比例。如果「淫審處」的審裁員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該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以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雖然「淫褻物品審裁處」也知道往日審裁員人數過少，日常參與審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數成員(「源遠流長」的文物大衛像當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評定為「二級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審裁員數目至300餘人。可是由於審裁工作多在日間的上班時間舉行，所以真正經常參與審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調動時間，以及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
說到「特別關心道德問題也因此最有動力的審裁員」，我們必須了解價值觀最開放的人通常不是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相反地，價值觀最保守，最覺得「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那一群人才會常常感到被冒犯，從而出力捍衛道德標準。例如在美國政壇主動發起道德議題的往往不是所謂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現在的淫褻物品審裁員裏就有這麼一批最有興趣淨化道德標準的人，他們組成了「淫褻物品審裁員協會」。請注意這個協會不是官方機構，也不代表全體審裁員；但它偏偏成了全體審裁員的發言人，其主席葉國興有時更被某些媒體誤以為是「淫褻物品審裁處主席」。每一回的審裁工作都是獨立的，每一個審裁員也都會在顧及審裁標準一致性的前提下獨立判斷。然而，這個由熱心審裁員主動組織的協會一方面對外發言，令大眾以為全體審裁員真有一套共通的判準；對內則以其資深成員的身分，形成一個評審傳統，使法官在評審會議上要不時提醒新進審裁員「一致性」的重要。許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審員來比較這些審裁員，請問我們何時聽說過有「資深陪審員」這種人？又何曾見過陪審員自發組成「陪審員協會」呢？
同樣地，最熱中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的，其實也是一小部分最關心道德問題的人。就以「明光社」為例，在他們得到影視處資助的「傳媒教育工作坊」裏，其中一個針對中學生的活動就是模仿影視處和審裁員的工作，學習從寫投訴信給影視處，到影視處決定要不要把投訴提交審裁處，再到審裁員審理投訴的全部過程。他們甚至鼓勵同學撰寫投訴信給影視處，以「給同學實踐的機會」。歷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投訴信是這樣子產生出來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這樣的過程裏被判為「不雅」的呢？
每當遇到批評，「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老是喜歡強調他們也有言論自由，而「投訴的自由也是一種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的首要目標難道不是在公共領域裏交流意見，互相辯論嗎？與其學習怎樣向影視處投訴，為何不重教導學生辯論道德議題的理據，向報刊投訴呢？與其主動邀請國家機器介入，為什麼不積極鼓動學生和同道投書媒體，多點參與公開的討論呢？以《中大學生報》的事件為例，同學們主辦論壇，「明光社」卻避不參加。難道他們認為比起面向社會公開研討，寫投訴信讓三個人閉門審裁才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最好辦法嗎？
香港不是美國，我們是一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團體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個團體把它的價值觀強加在整個社會之上。但是現在我們卻目睹一部分人怎樣巧妙地掌握了現存體制的運作，發揮槓桿力量，將社會公器變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訴聖經的行動就是對這種局面的激烈反應，它一方面準確暴露了現行制度的荒謬；另一方面卻激起了對抗宗教的情緒(我想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長了全民投訴的逆潮。我為希望經此一役，大家都能靜下心來，不要再動不動就用投訴的方式捲入國家機器，一起回歸平等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起碼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裏，我們該盡量保持「大社會，小政府」。【二之二】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Monday, May 21, 2007
還有「新青年」嗎？
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7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五四運動」八十八周年，大陸官方循例有紀念活動，至於知識分子，則少有「溫故知新」，或者對先賢的崇功報德。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兩位革命者，一是胡適之，一是陳獨秀。
這裏所謂革命者，不只是政治革命，是概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一位悲劇人物，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是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也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最值得謳歌揄揚的是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死了，陳獨秀返國，在上海辦《新青年》。民國四年九月至民國六年夏天，陳獨秀獨力編著《新青年》；民國六年夏天至民國九年初，陳獨秀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合作，不過他對這個刊物的貢獻比誰都多。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
蔡元培先生曾有三種舊社會流毒不去，中國難望富強之說，所謂三種「舊社會」，一曰官僚黑暗，二曰學究頑舊，三曰方士迂怪。民國四年秋，《新青年》創刊，陳獨秀在發刊詞中說：「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有清寧之日也！」陳獨秀又說：「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力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是義無反顧的支援，在《新青年》二卷五號，胡適之有文學改良芻議：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言俗語。
革命性的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兩位革命者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陳獨秀與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是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五四」八十八周年，想起陳獨秀，想起《新青年》，現代中國，還有「新青年」嗎？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文：黃毓民 年逾知命，未敢言休的讀書人。
2007.5.21
明報．世紀版．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篡改歷史的人是怯懦的，卑賤的。
日本人篡改侵華歷史受盡唾駡，但是仍然是厚顏無恥年復年的把真的說成假的。當初略懂中國文化時，誤以為徐福是避秦高人，於是認做徐福後代，稍為知道中國事，又妄稱太伯之後，要與中國爭正統，及至唐代，又造了一個故事：隋煬帝時，倭王向中國致書，稱「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皇帝。」。明朝，日本天皇下詔，稱天下四海，歷世向中國求封為日本國王，即如豐臣秀吉亦因欲借伐朝鮮而問鼎中原，為日本後世人敬仰，一樣受中國之封。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卑賤疙瘩」，好比是絕嫡之子，一朝得志，便要滅長宗之門。日本侵華，殺人無數，恐怕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極致。日本人二千多年歷史，由部落到帝國，一面是學人，學得維肖維妙，一面要做人上人；一面覺得不如人，一面又要欺負人。即使到了今天，日本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性急多疑小器的民族性格絲毫沒有改變。形勢稍為順轉，便要指鹿為馬，混淆是非，繼續做假！
失去記憶力的人會變成白癡，失掉記憶力的民族，會下落到原始狀態；歷史意識薄弱的民族不會有什麼前途。過去與現在、將來一樣，都是時間的觀念，但是人類生活的時間與隨着時鐘分針擺動的「物理的時間」不同；人類的生活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精神的時間，憑着人類特有的記憶作用，常將過去與現在或將來連成一體。我們當下的存心動念，會把過去發生的一些事牽扯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到了今天，中國領導人還是要求日本人正視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還有中國人鍥而不捨的向日本人索償。日本人的回應亦是一以貫之的篡改歷史，繼續突顯其卑賤。
「六四慘案」十八年了，總是有人蠢蠢欲動，要為殺人者「平反」，那不是遺忘，而是在傷口灑鹽。「沒有『屠殺』，沒有『血流成河』，更遑論『屠城』」；怎麼到今天才為這幾個根本不能形容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一場血腥罪惡於萬一的漢字「釋義」？
是稍為輕率嗎？當然不是！
是正視歷史嗎？決計不是！
司徒華駡那廝「可恥」。這不是「可恥」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喪盡天良，這是與他擁護的政權十八年前殺人一樣，是泯滅人性。可恥是用來形容人的，不是用來形容「卑賤疙瘩」長滿身的動物。
日本人侵華，殺我同胞，死不認錯，還要篡改歷史，那是「卑賤疙?」長滿身； 「六四慘案」是中共政權殺人民，內心虛怯，生怕像國民黨因「二二八事件」背負惡名一樣，有朝一日要還清血債，所以戒慎恐懼，最好不提，奈何偏偏就有「卑賤疙瘩」長滿身的……
Sunday, May 20, 2007
星期天休息：香港政黨政治的失語和失落
陶傑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民建聯主席的六四失言，引起眾憤，對香港的「政黨發展」，是一大打擊，對曾蔭權的「行政主導」，反而有利。香港的「政黨民主」發展了二十年，親中政黨尤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著稱，領袖尚且如此挑戰民情而口舌招尤，令人莫名其妙之外，還對政黨質素和形象更不樂觀。
質疑歷史，不是不可以，但必須以民情為本，以事實為念。外國就有一派學家，提倡「修正主義歷史學」（Revisionist History），其代表人物，是歷史學者艾榮（David Irving）。艾榮近年的代表作，是著書指述納粹屠猶，一來希特拉根本不知情，因為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指令，屠猶是特工頭子希姆萊背著希特拉幹的；二來在集中營毒氣室殺兩百萬人，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到盟國戰勝，以歐洲的幾個集中營的焚化爐數量，根本不可能。艾榮去年在奧地利被判身為「活躍的納粹屠猶否認者」（Active Holocaust Denier），罪名成立，監禁十月。
艾榮爭議歷史，不止這宗，曾著述控訴前首相邱吉爾轟炸德萊斯頓，指其濫殺平民二十五萬。波蘭受納粹侵略後，德國在卡廷森林發掘出四千多名波蘭官兵的屍體，指出是史達林下令屠殺。波蘭的流亡領袖史哥斯基，本來與蘇聯友好，因卡廷事件而反目。一九四三年，史哥斯基從中東檢閱了波蘭的流亡軍，飛回英國，飛機在直布羅陀上空墜毀。
艾榮指出，史哥斯基為邱吉爾下令暗殺，因為邱吉爾想在戰後把波蘭送給蘇聯。英國人對他的論斷，大為震驚。這還不算，艾榮又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蘇起義，實際上是反對匈共政府的猶太統治。艾榮在英國的史學界備受嘲弄，指他證據不全，又喜發驚人之論，英國許多輿論不承認他是「歷史學家」（Historian），只說是「歷史學者」（Historic Writer），但像指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一四二一》一樣，這種故事書一般都很暢銷。
艾榮對屠猶的結論，雖然否定，卻還不至於提出「不信把二百萬隻豬不斷送進焚化爐去，持續三年，看看燒不燒得光」，或否定「種族滅絕」（Genocide）之說，指「如果真的滅絕了，那麼今天的以色列何來還有那麼多活著的猶太人」之類，否則麻煩恐怕更大。
在香港做一個「親中愛國」政黨人物，處境相當尷尬，不但是政黨的痛苦，也是香港「政黨政治」之不幸。因為中國認為，香港要發展民主，必須先解決香港人的「愛國」思想問題。甚麼是「愛國」？鄧小平本來講過：「只要擁護祖國的統一，只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就是愛國了。以豬與中國人來類比，算不算「尊重自己的民族」，大可爭議，但「愛國」的魔咒，困擾著一個壟斷了「親中愛國」定義的政黨，卻是不幸的事實。
「國家」是一座房子，中國這座房子，年代古遠，歷代統治過中國的不同的政權，就像房子業權買賣之間的不同的業主。更換了業主，擁有這所房子，就對房子下令裝修，有的開一座花園，有的粉飾一層油漆，有的拆掉一座陽台，有的在天台僭建一個廁所。
歷代的中華兒女，只是這座房子的租客，不幸對房子的裝修並無發言權。業主之間打來打去，房子也備受糟蹋，然而我們愛這座房子的基本結構──中國的詩詞、京戲、崑曲、建築、中國的武術、醫藥、服裝、南北的美食。中國的文化擁有許多美好而精緻的回憶，一度是三千年來這座房子的土木基礎。沒有一個中國人，生下來不喜歡自己的房子，因為從小在房子長大，擁有許多感情。房子是久遠的，業主是更迭的，熱愛這座房子，不一定認同一時的業主，更大可以厭惡業主專橫而庸俗的裝修。
所謂「愛國」的問題，一點也不複雜，例如，法國最近大選，主張市場經濟的薩爾科齊上台，準備推動經濟改革，學習英國的「小商店經濟」，改變法蘭西的悠閒文化。這就是動手裝修了。一個唯美主義者，不會同意薩爾科齊的政策，但這位新業主，是法蘭西的房客票選出來的，喜愛法國文化的人，雖然有點擔心，終究沒有甚麼辦法。
所謂「愛國」的問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現代公民，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不會成為包袱的魔咒。中國人一天迷失在政治詞彙的裝修迷宮裡，分不清楚業主和房子的業權問題，最好一天不要模仿西方，搞甚麼民主普選，做一個沉默的房客，吃飽了，炒炒A股，做人會更快樂。
至於「六四」問題，要求特區政府官方「定調」，則曾蔭權政府宜慎重，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對許多政治歷史事件的「定調」，當然不能跟從歐美，正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今日「官方定調」，必然是「愛國同胞反抗殖民地殘暴統治的反英起義」。曾蔭權有許多大事要忙著處理，連二十三條，一度「急如星火」，曾蔭權也宣佈不會「優先立法」，面對「鄰近地區」的一堵粉漆曖昧的牆壁，曾蔭權舉頭三尺，皇恩在上；俯首六百萬，民望在下，他又能「定」甚麼「調」呢？
Friday, May 18, 2007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黃慧貞:國王的裸體 (明報) 05月 17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本年2月和3月號《中大學生報》，以及其關鍵的兩個主要問卷提問。經過傳媒的反覆循環再造，變成學生報一再被指摘為不雅及淫褻的罪證。眾多的指摘大致可分成兩方面：其一是報刊「情色版」問卷所提及的內容，其二是編輯的「眼高手低」，即他們的本意良好，手法卻極待商榷。我且從這兩點說起。
先說多數人詬病的手法。
新增的「情色版」，不論是情色故事、答問信箱、性議題專書的介紹或討論，其採用的文筆大多以生活化、流行俚語和一定程度上零碎、斷續和跳躍的文字篇章，十足新一代網上文字的作風。雖然我在課堂上講述過不少色∕性理論，與同學分析過不少關乎情色的影視及文學作品，對於《中大學生報》上的情色文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這情形其實也不單出現在「情色版」，就我閱讀其他如「社會版」的文字和報道時也有同感。我似乎失落於尋找一些慣讀的議論文章，一些能就某一議題旁徵博引、論據精闢、曉諭家國民族大義的文章。究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出事是手法的問題？是一個年輕人創意的問題？還是新舊兩代溝通模式相悖的問題？我為自己斷症為「代溝障礙」，情?正如我對很多流行網上創作大惑不解一樣。
內容問題與手法問題
另一個手法的爭議是關乎亂倫等的問卷提問。
綜觀各方面的批評，似乎大家都在肯定大學生談性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嚴肅地談、有「品味」地談、在一定的框框內談、避免觸及社會公眾對性的忌諱。現在《中大學生報》編委除了錯在觸犯性忌諱外，更錯在他們談得「輕佻」、談得「低俗」，直接冒犯了社會上眾多家長，引起大眾不安。性忌諱如亂倫當然可以嚴肅的討論。問題是：亂倫的欲望是否可以被提問？答問題的朋友又是否可以坦白？如此就亂倫的議題「一問一答」是否就是「輕佻」、「低品味」和「超越底線」？看來《中大學生報》出事的到底是內容還是提問的手法似乎不容易說得清楚。
向來在主流價值中，性慾——不單以生育為中心的性——就不宜在公眾領域宣之於口，任何以「正常」伴侶以外作為性慾對象的幻想，更屬「能做不能講」的範圍。不過，就亂倫題目來說，佛洛依德採用了依底柏斯神話，加上對部族圖騰崇拜研究的吸收，發展了一套「弒父戀母」的心理分析學說，對解釋社會文化發展和人類心理分析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學說最精彩的地方，是論說「性壓抑」如何一方面成就今日的西方文明，一方面也構成人類沒完沒了的夢魘，既充斥也豐富了我們的想像和創作。按他的理論，亂倫的欲望不單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更埋藏於每個人的潛意識深處。
亂倫的壓抑當然深具社會意義。利維史托認為它的禁制發揮了部族向外結盟的作用。在宗法社會中，不論同宗同姓還是異宗異姓通婚，都在不同處境中發揮?維護宗族承傳和其中所牽涉的利益的作用。近代的醫學再為近親通婚的問題提出了科學遺傳的理據，加入了一個現代理性的基礎。從社會組織來說，亂倫更潛在?一個權力操縱的問題。今日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和肉慾必須嚴格分開的做法，有效地壓止親屬間濫用權力剝削弱小的可能。一個文化及社會禁忌的產生既有它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它之未受廣泛挑戰自然是因為它具有在特定歷史時空產生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今日現代社會大多數人來說，亂倫的禁忌是「必然的」，甚至不容挑戰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大學生報》編委說他們是「國王新衣」故事中的小孩是對的，因為他們斗膽對一個大家都噤若寒蟬的話題發問。
對於《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假如大家同意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假如我們也同意亂倫等性問題是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現在只是表達方式的爭論，大眾喜歡不喜歡的問題，那學生肯定會從事件中學習、汲取教訓。不過，作為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或社會大眾的我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從事件中汲取些什麼教訓呢？下一次再有少不更事的少年人出來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是否又要鞭撻她不夠老練、用詞不當，或以踰越界線來打發她呢？我們要守?國王裸體的秘密到幾時呢？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兵器譜：甚麼叫亂倫？我沒聽說過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禁忌不只禁止大家去幹一件事，去摸一個東西，去某一個場所；它有時甚至還要禁止大家去談論禁忌本身，使得它完全隱形，就像根本沒有甚麼禁忌似的。
於是我們可以分辨兩類禁忌，一類是國王的新衣，另一類就是之前談過的房中大象。國王的新衣與房中的大象都是禁忌，但它們禁忌的方式和層次是不同的。在國王的新衣那個故事裳裹面，大家感到的禁忌是不能說破國王其實沒有穿衣服，可是大家不只不迴避衣服這個話題，甚至還要反過來違心地諂媚「國王的新衣真美」，不斷地圍繞著新衣這個禁忌題材大說特說。然而在房中大象這個象徵裹面，大家不但不能說出房子裹有頭大象的事實，甚至乾脆完全避談任何有關大象的話題。因為那怕只要有一個人隨意地問起：「廚房裹的象牙筷子怎麼不見了？」，大家敏感的神經都會危險地繃緊起來。
很多人批評近期《中大學生報》，因為它觸犯了社會禁忌，「鼓吹」人獸交和亂倫。到底《中大學生報》如何鼓吹了亂倫和人獸交呢？它是不是大肆宣揚亂倫有利家庭關係的和諧？它是否告訴讀者多和動物性交可以讓身體變得更健康呢？都不是，《中大學生報》就是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種動物做愛，另一個是問讀者想和哪一個家庭成員發生性關係。即便如此，《中大學生報》還是被人批評，說它冒犯了社會禁忌。
可見亂倫與人獸交不只是不能做的事，更是一種不能談及的禁忌，就像房中的大象一樣，大家要假裝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亂倫也沒有人獸交，而且連這種慾望也不存在。在這種情況底下，就算有人煞有介事地公開大談人獸交的邪惡，說不定也會令人感到不自在，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聽到「人獸交」這三個骯髒的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軍政府對異見分子展開了史稱「骯髒戰爭」的大規模行動，許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了。有意思的是這批人「消失」得十分徹底，大家都發現身邊有人失蹤了，但沒有人敢去討論他們的失蹤，彷彿他們從來沒生存過似的。這些失蹤者和所有被禁忌的對象一樣，當然是存在的，可是關於他們的禁忌卻使得大家視若無睹，完全禁忌了這個禁忌本身。
亂倫與人獸交的禁忌就像「骯髒戰爭」的失蹤者，是一種房中大象式的雙重禁忌，不單不許做，並且不能談論這個禁忌本身。似乎從來沒有禁忌過甚麼，徹底地抹平、清洗與塗白。這就是禁忌機制的吊詭了，被禁的東西和禁忌都是存在的，但我們要假裝既沒有這種東西，更沒有甚麼禁忌。
是日撰文：梁文道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Thursday, May 17, 2007
陶傑短評：聖經絕對「二級」
特區偽道德勢力及中大學生報亂港，挑動分化，破壞和諧，終於引火焚身。香港有識之士，在舊約聖經找出羅得與兩名親生女兒性交亂倫懷孕的情節等，發起網頁簽署向影視處與淫審處投訴聖經不雅。
羅得與兩名親女兒性交，有先後次序、時間、地點、結果。羅得連問卷也懶得設計，沒有問自己：有兩個女兒，最想先跟哪一個亂倫，而是坐言起行，大小通吃。聖經的淫褻，比甚麼《中大學生報》之內容，嚴重百倍，而且直接向中小學生散發。
明光社的偽道德分子蔡某，氣急敗壞，「死撐」狡辯，指聖經是「歷史」。錯，聖經不是歷史，是希伯萊古遠的神話。如果是歷史，伊甸園的遺址在哪？羅得的老婆出埃及，捨不得而回頭張看，化成了鹽柱，這是哪一門科學的史實？
聖經是洋人寫的，白種人宗文獻中的亂倫情節，是為神聖；中國人的下一代，問一個假設的問題，即為罪孽。天啊，香港的偽道德分子，以及「投訴」《中大學生報》的那八十個良好市民，披一身黃皮膚，原來都是崇洋舔西的文化漢奸。
如果中大學生不雅，聖經必定要封黑袋。但筆者在此批死：影視處和淫審處，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挑戰陳日君樞機，不敢挑戰梵蒂岡，他們像六四清場的坦克一樣，只敢壓學生。
羅得與兩名親女兒性交，有先後次序、時間、地點、結果。羅得連問卷也懶得設計，沒有問自己：有兩個女兒，最想先跟哪一個亂倫，而是坐言起行，大小通吃。聖經的淫褻，比甚麼《中大學生報》之內容，嚴重百倍，而且直接向中小學生散發。
明光社的偽道德分子蔡某，氣急敗壞，「死撐」狡辯，指聖經是「歷史」。錯，聖經不是歷史，是希伯萊古遠的神話。如果是歷史，伊甸園的遺址在哪？羅得的老婆出埃及，捨不得而回頭張看，化成了鹽柱，這是哪一門科學的史實？
聖經是洋人寫的，白種人宗文獻中的亂倫情節，是為神聖；中國人的下一代，問一個假設的問題，即為罪孽。天啊，香港的偽道德分子，以及「投訴」《中大學生報》的那八十個良好市民，披一身黃皮膚，原來都是崇洋舔西的文化漢奸。
如果中大學生不雅，聖經必定要封黑袋。但筆者在此批死：影視處和淫審處，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挑戰陳日君樞機，不敢挑戰梵蒂岡，他們像六四清場的坦克一樣，只敢壓學生。
Wednesday, May 16, 2007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探針:伽利略和達爾文都引起過社會不安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持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評雕塑不雅鬧國際笑話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
但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二年前的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
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
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敢於突破禁忌才會進步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教宗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吳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
無論是民主大狀還是傳媒才女，一講到性，都有她們或他們的死穴和禁忌。例如民主大狀說，「言論自由不等於情色無禁」，但甚麼情色應禁？怎樣的情色才可以暢所欲言？邏輯細密辯才無礙的民主大狀，卻沒有清楚言明。又例如傳媒才女說，《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問卷內容十分嘔心，以為是變態電話，才女向支持學生的校友學者質問：你們還撐甚麼？
淫褻物品審裁處，有權評定物品的類別，「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厭惡情緒的物品均被視為不雅」，審裁處的網頁還列明評定物品類別時會考慮的標準，其中最重要亦是最爭議的是第一項：「社會上合理的人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
評雕塑不雅鬧國際笑話
民主大狀和傳媒才女都是社會上「合理的人」，連他們都感到「不安」和「嘔心」，這些物品，當然是違反了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禮儀及言行標準」，理應評為「不雅」甚至「淫褻」，接受罰款的懲處，監禁的處分了。
但這又是否黑白分明毫無爭議呢？試看看十二年前的一個例子。一九九五年，一個男性全裸的銅製雕塑，名曰《新人》，在中區商業大廈展出，這個雕像，是英國殿堂級名雕塑家伊莉沙伯．弗克林的作品，藝術價值早已公認。某天，一位路過的行人，看見《新人》赤裸的陽具無遮無掩，感到非常不安，繼而一陣暈眩，有嘔心的感覺，對於如此缺德敗俗的行為，忍無可忍，第一時間向我們的道德法庭淫褻物品審裁處投訴。
最後，審裁處裁決，評定《新人》不雅，要把陽具遮好，否則不能公開展出。結果輿論嘩然，文化人藝術界學者們群起而攻，口誅筆伐，抗議示威，鬧成了國際笑話。
這位路人，看到《新人》的陽具，感到「不安」和「嘔心」，甚或一些人，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纖毫畢現的陽具，又或德拉克羅瓦繪畫法國大革命街頭戰爭《自由引導人民》，赤上身裸露乳房的自由女神，也會感到不安和嘔心，我們應怎樣看待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和嘔心呢？是否就應將之評為不雅或淫褻，禁之而後快呢？
敢於突破禁忌才會進步
十七世紀，天文學家伽利略秉承哥白尼的研究，提出太陽而並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說」，引起整個神權皇權的不安和震動，伽利略被教宗法庭拘捕審訊，最後被迫公開懺悔，才能倖免一死。十九世紀博物學家達爾文，下定決心發表他潛心研究多年的成果《物種起源》，人類不是上帝創造而是由猿猴演化而成，引起整個宗教界的不安，達爾文受到攻擊，支持者受到揶揄。達爾文比伽利略幸運，因為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為過去。
敢於突破禁忌，社會才會進步，在重重枷鎖下，連學生都要蹈矩循規，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嗎？是適當時候，檢視我們的道德審查制度了。
吳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
Sunday, May 13, 2007
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星期天休息：不過是兩個小孩把玩著一桿獵槍
陶傑
中大學生報風暴升級，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激起輿論公憤，中大認為「影響校譽」，準備向學生施以處分，包括開除學籍。
因為似乎整個社會強烈譴責，中大當局感受了壓力。而社會之「譴責」，又因為華文傳媒以大篇幅報道。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仔細看來，只是一群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藉「科學調查」之名，賣弄色情，以示叛逆的惡作劇。「問卷」涉及獸交和亂倫，但問題設計一點也不科學，例如問讀者「最想跟哪種動物性交」，然後附列豬狗一連串「選擇」，這種「問題」，有很明顯的先設立場，只是一時頑皮，就像五六歲的小孩，剛學懂講話不久，故意說滿嘴巴的髒話。小孩子總以為「屁股」和「小雞雞」之類的名詞很好笑，喜歡語驚四座。家長教導，如果把小孩脫光衣服、嘴巴塞滿馬糞，綁起來關在雪地上的一座柴房，餓三天三夜，就是反應過激的不當懲罰，家長比小孩更沒有理性。
有人會問：他們是大學生了，不是小孩。問得真好──但大學生有這樣的表現，罪過首先不在於他們，在於教育制度。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幾位學生是香港社會的產物。他們從小在一個「性疑懼」的畸形社會長大；當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體雕像圖片，列為「不雅物」，巴黎米蘭時裝女模特兒薄如蟬翼的新衣隱露乳頭，華文報刊通通以「格仔」遮掩，當甚麼淫審處、影視處發出「指引」，凡陽具皆淫褻，凡乳頭皆污穢，下一代在一個愚昧的環境成長，面對一本《藏春閣》，一齣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幾幅畢加索的裸女素描，又怎能怪他們分不清甚麼叫色情（Pornographic），甚麼叫情色（Erotic），甚麼是藝術（High Art）？
不要說大學生不懂，相信連統治著香港的政府和金融企管精英、宗教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也不懂。香港只有一點不三不四的性育，從來沒有「性品味教育」，為甚麼同樣是裸體，會有至少三種層次的解讀？性器官圖像喚起甚麼樣的心理意識活動？在「藝術」和「色情」之間，在工業革命之後，攝影術一發明，為甚麼多了一樣「情色」作品，就像資本家和無產的工人之間，後來多了一個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中產階級？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教育在這方面，是一片愚昧的空白。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除了分不清甚麼叫情色，也不懂甚麼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人獸交和亂倫，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因為這是人和禽獸的基本分別，姦屍更是另一條底線，因為連禽獸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人類的文藝作品，可以「描述」這種情節，但不可以讚頌和鼓吹（例如在中國的史籍裏，講到漢高祖一類皇帝，出生前據說他的母親夢到被一條蒼龍青蛇之類的靈獸寵幸過，也是讚頌獸交的愚民教育）。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有亂倫的情節，但當伊底帕斯王知道他的亂倫行為，懊悔不已，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自懲，這就不是對亂倫的鼓吹和讚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問卷」，提到獸交和亂倫，態度不夠成熟，他們以「言論自由」抗辯，雖然不當，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只是「調皮和生厭」（Being naughty and nasty），最多只是頑童的惡作劇，與哈佛耶魯學生報的同類色情刊物相比，程度低一級，但也不須校方氣急敗壞出頭「譴責」，一個成熟的社會，冷眼旁觀，自有公論。
中大當局的態度，把大學生當做小學生來教。社會輿論也把幾個大學生的行為列為「不道德」，殊不知華文「道德」二字，一百年來，成為打壓年輕人的異己思想創見的武器，這兩個字有點發了臭，耐心讓大學生知道，人類有些共同價值觀，是不論愛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都不容許的，就大方得體得多。硬要處分學生，是大學當局跟隨輿論反應慌了手腳，缺乏判斷能力的表現，反應過激，學生當然也不甘示弱。明明是一個愚昧的教育制度下的一段小插曲，一件惡作劇，很容易就升級為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像荷李活電影《巴別塔》裏：在第三世界的摩洛哥，兩個小孩在玩弄一柄由日本遊客轉贈的獵槍，在山頭胡亂槍擊，擊中了旅遊車上的一個美國女遊客。事件經傳媒渲染，變成另一宗拉登恐怖組織的襲擊案，白宮大怒，升級為外交糾紛，摩洛哥政府不敢怠慢，派出軍警圍剿，最後，玩槍的小孩死於流彈，死在父親的懷抱中。這個小孩至死都不知道：獵槍是日本遊客留下的，他的子彈打中了美國的旅行車，他至死也不知道美國人一拍桌子，摩洛哥政府就要發抖，在所有的偶然之中，有其必然的深層原因，不知道他其實是死於一個貧富懸殊、不公平的霸權世界。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不過是《巴別塔》裏那兩個小孩亂開的幾槍。他們說，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應，正如《巴別塔》裏的兩個小孩，也不明白為甚麼玩玩槍就引起白宮的關注、CNN新聞的全球轉播、摩洛哥軍隊的大圍剿。《巴別塔》的編導，寓意甚深，想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喻諸中大學生報的大風波，自稱為「國際城市」的香港也一樣。
陶傑
中大學生報風暴升級，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激起輿論公憤，中大認為「影響校譽」，準備向學生施以處分，包括開除學籍。
因為似乎整個社會強烈譴責，中大當局感受了壓力。而社會之「譴責」，又因為華文傳媒以大篇幅報道。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內容，仔細看來，只是一群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藉「科學調查」之名，賣弄色情，以示叛逆的惡作劇。「問卷」涉及獸交和亂倫，但問題設計一點也不科學，例如問讀者「最想跟哪種動物性交」，然後附列豬狗一連串「選擇」，這種「問題」，有很明顯的先設立場，只是一時頑皮，就像五六歲的小孩，剛學懂講話不久，故意說滿嘴巴的髒話。小孩子總以為「屁股」和「小雞雞」之類的名詞很好笑，喜歡語驚四座。家長教導，如果把小孩脫光衣服、嘴巴塞滿馬糞，綁起來關在雪地上的一座柴房，餓三天三夜，就是反應過激的不當懲罰，家長比小孩更沒有理性。
有人會問：他們是大學生了，不是小孩。問得真好──但大學生有這樣的表現，罪過首先不在於他們，在於教育制度。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幾位學生是香港社會的產物。他們從小在一個「性疑懼」的畸形社會長大；當米開朗基羅的大衞裸體雕像圖片，列為「不雅物」，巴黎米蘭時裝女模特兒薄如蟬翼的新衣隱露乳頭，華文報刊通通以「格仔」遮掩，當甚麼淫審處、影視處發出「指引」，凡陽具皆淫褻，凡乳頭皆污穢，下一代在一個愚昧的環境成長，面對一本《藏春閣》，一齣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幾幅畢加索的裸女素描，又怎能怪他們分不清甚麼叫色情（Pornographic），甚麼叫情色（Erotic），甚麼是藝術（High Art）？
不要說大學生不懂，相信連統治著香港的政府和金融企管精英、宗教團體和教育工作者也不懂。香港只有一點不三不四的性育，從來沒有「性品味教育」，為甚麼同樣是裸體，會有至少三種層次的解讀？性器官圖像喚起甚麼樣的心理意識活動？在「藝術」和「色情」之間，在工業革命之後，攝影術一發明，為甚麼多了一樣「情色」作品，就像資本家和無產的工人之間，後來多了一個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中產階級？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教育在這方面，是一片愚昧的空白。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除了分不清甚麼叫情色，也不懂甚麼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人獸交和亂倫，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底線，因為這是人和禽獸的基本分別，姦屍更是另一條底線，因為連禽獸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人類的文藝作品，可以「描述」這種情節，但不可以讚頌和鼓吹（例如在中國的史籍裏，講到漢高祖一類皇帝，出生前據說他的母親夢到被一條蒼龍青蛇之類的靈獸寵幸過，也是讚頌獸交的愚民教育）。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也有亂倫的情節，但當伊底帕斯王知道他的亂倫行為，懊悔不已，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以自懲，這就不是對亂倫的鼓吹和讚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問卷」，提到獸交和亂倫，態度不夠成熟，他們以「言論自由」抗辯，雖然不當，但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過，只是「調皮和生厭」（Being naughty and nasty），最多只是頑童的惡作劇，與哈佛耶魯學生報的同類色情刊物相比，程度低一級，但也不須校方氣急敗壞出頭「譴責」，一個成熟的社會，冷眼旁觀，自有公論。
中大當局的態度，把大學生當做小學生來教。社會輿論也把幾個大學生的行為列為「不道德」，殊不知華文「道德」二字，一百年來，成為打壓年輕人的異己思想創見的武器，這兩個字有點發了臭，耐心讓大學生知道，人類有些共同價值觀，是不論愛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都不容許的，就大方得體得多。硬要處分學生，是大學當局跟隨輿論反應慌了手腳，缺乏判斷能力的表現，反應過激，學生當然也不甘示弱。明明是一個愚昧的教育制度下的一段小插曲，一件惡作劇，很容易就升級為另一場政治風暴。
就像荷李活電影《巴別塔》裏：在第三世界的摩洛哥，兩個小孩在玩弄一柄由日本遊客轉贈的獵槍，在山頭胡亂槍擊，擊中了旅遊車上的一個美國女遊客。事件經傳媒渲染，變成另一宗拉登恐怖組織的襲擊案，白宮大怒，升級為外交糾紛，摩洛哥政府不敢怠慢，派出軍警圍剿，最後，玩槍的小孩死於流彈，死在父親的懷抱中。這個小孩至死都不知道：獵槍是日本遊客留下的，他的子彈打中了美國的旅行車，他至死也不知道美國人一拍桌子，摩洛哥政府就要發抖，在所有的偶然之中，有其必然的深層原因，不知道他其實是死於一個貧富懸殊、不公平的霸權世界。
中大學生報的「情色」內容，不過是《巴別塔》裏那兩個小孩亂開的幾槍。他們說，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應，正如《巴別塔》裏的兩個小孩，也不明白為甚麼玩玩槍就引起白宮的關注、CNN新聞的全球轉播、摩洛哥軍隊的大圍剿。《巴別塔》的編導，寓意甚深，想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世界。喻諸中大學生報的大風波，自稱為「國際城市」的香港也一樣。
Saturday, May 12, 2007
陶傑短評: 鳳城血案
北角解放區鳳城酒家反煙浴血案，警方雖拘捕一名暴男，其餘人等，潛逃福建，但打人的一方發動心戰，指當時是保釣英雄的那一桌子，粗言穢語在先，並以「中指」相向，吸煙的「福青幫」氣不過，才拖馬回鍋，予以嚴懲。
福青幫效法院聆訊，以為只要各執一詞，「口同鼻拗」，就可以將一面倒的是非，「平衡」為所謂「羅生門」，然而，公眾相信哪一邊？
先看看保釣派這一桌的陣容：除了品格正直的熱血青年柯華，還有大律師黃軒利，兩人皆是受過高等育的才識斯文人。還有「公共廣播委員會」七君子之一的梁天偉，梁某是官方人士，形象高尚，既稱君子，當然謙謙有禮，又豈會講粗口？這還未夠，席間尚有港大女授一名，還有一個平時嬌嗲溫柔的上海籍女畫家馮葉，馮小姐書香世代，且為大師林風眠女弟子，有兩大才女在座，一桌的仁人君子，怎會粗言穢語兼中指相向？本欄並非偏幫香港人，而是福方的指陳，不合常理。
況且豎中指是美式不文手勢，這桌福青，剛由大陸來港奔喪，怎會如此博學，懂得解讀「挺中指」的西方深層文化意義？當年向立法會外民主示威者以中指相向的黃宜弘議員，早年也留學美國，難道這批福青以前曾經偷渡過紐約不成？本欄相信保釣英雄一方的版本。
福青幫效法院聆訊，以為只要各執一詞，「口同鼻拗」，就可以將一面倒的是非，「平衡」為所謂「羅生門」，然而，公眾相信哪一邊？
先看看保釣派這一桌的陣容：除了品格正直的熱血青年柯華，還有大律師黃軒利，兩人皆是受過高等育的才識斯文人。還有「公共廣播委員會」七君子之一的梁天偉，梁某是官方人士，形象高尚，既稱君子，當然謙謙有禮，又豈會講粗口？這還未夠，席間尚有港大女授一名，還有一個平時嬌嗲溫柔的上海籍女畫家馮葉，馮小姐書香世代，且為大師林風眠女弟子，有兩大才女在座，一桌的仁人君子，怎會粗言穢語兼中指相向？本欄並非偏幫香港人，而是福方的指陳，不合常理。
況且豎中指是美式不文手勢，這桌福青，剛由大陸來港奔喪，怎會如此博學，懂得解讀「挺中指」的西方深層文化意義？當年向立法會外民主示威者以中指相向的黃宜弘議員，早年也留學美國，難道這批福青以前曾經偷渡過紐約不成？本欄相信保釣英雄一方的版本。
Thursday, May 03, 2007
老子vs馬列毛
北京近一兩年盡量拓展「軟權力」，把國粹如儒家文化推廣至四海。上月底在西安與香港同時舉行弘揚道教的所謂「和諧世界，以道相通」活動，更說明因為「中國式市場社會主義」缺乏吸引力，胡溫領導層除了重新包裝固有文化外，沒有甚麼像樣的東西可登國際大雅之堂。
但第四代以至第五代的高幹可能因為黨八股讀得太多，對古書、古文化一知半解；竟然把有史以來批判馬列毛式思維最徹底的哲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向外推銷的「軟實力」樣板之一。沒錯，在西方思想家海耶克（von Hayek）與普博（Karl Popper）暴露馬克思主義只會引導人們走向「封閉社會」與奴役之路的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就以超前的睿智點明馬、列、毛式的烏托邦型社會改造工程與大躍進式的冒進，只會對國家生產力和國人的才智造成倒行逆施、拔苗助長的反效果。
與中共國策大異其趣
老莊思想的中心，即「無為」其實毫不艱深。老子所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萬事，包括國家政策都要順從自然與天道，符合物質世界包括市場的規律與國民的「合理期待」。這道理簡單不過，不用連篇累贅的黨八股來宣傳。冠冕堂皇但違反自然與人性的大道理，如老毛要「改造群眾的人生觀」，把人民「洗腦」成新雷鋒，以至「十年內超英趕美」等等，都是大錯特錯。難怪莊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慨歎！
老子其他治國理念包括「小國寡民」，反戰與鼓吹「以柔制剛」等；凡此種種，都與中共歷來的國策大異其趣。胡溫領導層朝思暮想中國在二○二○年左右可以通過硬權力，包括導彈、航母、衞星等先進裝備「大國崛起」，雄霸四方，正好與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馳。《道德經》的理想國度，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教導我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不要追求「財大氣粗」或囂張跋扈，要學會以理服人、四兩撥千斤！
不需社會工程去構建
上周在介紹老子文化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齊曉飛說《道德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老子的教誨對於北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振興，文化構建」等目標大有裨益。其實從老莊哲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是順自然、依天道的必然結果，並不需要中共慣用那種「千軍萬馬」式的社會工程去「構建」。人民大學名教授謝韜不久前發表贊揚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說列寧與老毛曲解了馬克思的原義；當今只有如瑞士與北歐奉行真正民主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大概謝老也會同意，瑞士等小國也活潑地演繹了「小國寡民」的崇高理想！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但第四代以至第五代的高幹可能因為黨八股讀得太多，對古書、古文化一知半解；竟然把有史以來批判馬列毛式思維最徹底的哲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向外推銷的「軟實力」樣板之一。沒錯，在西方思想家海耶克（von Hayek）與普博（Karl Popper）暴露馬克思主義只會引導人們走向「封閉社會」與奴役之路的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就以超前的睿智點明馬、列、毛式的烏托邦型社會改造工程與大躍進式的冒進，只會對國家生產力和國人的才智造成倒行逆施、拔苗助長的反效果。
與中共國策大異其趣
老莊思想的中心，即「無為」其實毫不艱深。老子所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萬事，包括國家政策都要順從自然與天道，符合物質世界包括市場的規律與國民的「合理期待」。這道理簡單不過，不用連篇累贅的黨八股來宣傳。冠冕堂皇但違反自然與人性的大道理，如老毛要「改造群眾的人生觀」，把人民「洗腦」成新雷鋒，以至「十年內超英趕美」等等，都是大錯特錯。難怪莊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慨歎！
老子其他治國理念包括「小國寡民」，反戰與鼓吹「以柔制剛」等；凡此種種，都與中共歷來的國策大異其趣。胡溫領導層朝思暮想中國在二○二○年左右可以通過硬權力，包括導彈、航母、衞星等先進裝備「大國崛起」，雄霸四方，正好與老子的理想背道而馳。《道德經》的理想國度，是「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教導我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即不要追求「財大氣粗」或囂張跋扈，要學會以理服人、四兩撥千斤！
不需社會工程去構建
上周在介紹老子文化時，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齊曉飛說《道德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而老子的教誨對於北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振興，文化構建」等目標大有裨益。其實從老莊哲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是順自然、依天道的必然結果，並不需要中共慣用那種「千軍萬馬」式的社會工程去「構建」。人民大學名教授謝韜不久前發表贊揚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說列寧與老毛曲解了馬克思的原義；當今只有如瑞士與北歐奉行真正民主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大概謝老也會同意，瑞士等小國也活潑地演繹了「小國寡民」的崇高理想！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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