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太迫上國際梁山
七一大遊行人數最多五萬，正當親中陣營歡呼陳太的群眾效應有限，豈料半月不到，陳太脫胎換骨，站上外國記者俱樂部和CNN更上層樓的道德輿論高地，改用國際化語言的英語，宣示遠大的目標，更指不排除二○一二年才競選特首。
半月之間形勢逆轉，首先不能不歸功於葉劉的「史丹福旋風」造就的厄爾尼諾效應。原來凡屬政治強人，都需要打擊和挫折，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對手，尤其是女人。當年葉劉因二十三條，受盡港人唾罵，伊人帶著此一冤結去美國，三年磨劍，矢志復仇，陳太則因倡導普選而受盡親中陣營醜詆，也一樣愈戰愈勇。相比之下，令人讚歎：「弱者，你的名字是香港男人。」
葉劉受挫復出，即提出「二○一二年可以普選論」，以為會成功搶佔高地，消弭陳太這面旗幟，豈知陳太原來市場開放，歡迎競爭，無敵最寂寞，遇到對手挑戰，反而是一個女人最佳的美容品，陳太頓時容光煥發，發揮強大的反作用力，由於華文傳媒多已「中國化」，在七一前後，在精神上把陳太「浸豬籠」，被陳太視為污染物，只有另覓CNN之淨土，向外國傳媒建立國際地位，親中輿論反助陳太上位，非始料所及。
中方只短視地密切注視陳太會不會角逐二○○七特首，給曾蔭權眼下添亂，但陳太兔起鶻落，捨近取遠，○七休戰，轉向更遠大的二○一二。葉劉的智囊機構引發靈感，陳太也成立人選更超越「會考九優尖子」的核心小組，從此不但花開兩朵，兩個女強人，一個成為曾蔭權的風濕病，一個成為曾特首的前列腺增大症，二○一二年的普選爭論，香港氣氛又有重新政治化之虞，此一問題，則又變成中國政府未來三五七年體內的一顆痔瘡，難免坐不安。
不是說「專注經濟民生」了嗎？銷售稅的討論本來是經濟民生的範圍。彭定康回特區巡視，受到唐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語言挑釁，銷售稅爭論，又把銷售稅問題政治化。好端端「點解會搞成咁」？完全是半個月來反陳大聯盟機關算盡、弄巧反拙的三流布局，以為得計，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式的政治，奸詐中自有愚昧所在，令人惋惜。
現在來追究責任，已經太遲，亦屬無益，不如客觀評估陳太之政治前景：二○一二年陳太已經七十歲，以西方標準，從政略嫌高齡。然而以中國標準：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七十四歲；一九八○年鬥倒華國鋒展開改革開放，七十六歲，其時正是第二春的開始；六四之後，改革逆轉，鄧小平南巡，震怒痛斥「誰不改革誰下台」，這一年鄧小平八十七歲。相信陳太的智囊早已深入研究國情，認為七十歲選特首屬於「年富力強」的行列，十分年輕，尚有大把前途。
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陳太又得到CNN「祝福」，比起對手葉劉之榮獲中國「祝福」，誰的「祝福」更能吸引香港人的熱愛，可謂一目了然。可惜《基本法》並無條文規定：「凡有志參選特首者，必須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獨家祝福，不得受外國任何媒體祝福，否則即可依法逮捕」，陳太笑容又見燦爛，成功豁了出去。因為陳太知道，對她的新聞「客觀公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除了《蘋果》，都在西方，至少西方理性思維訓練出來的記者，報道陳太不會為她加上「政治淫婦」（Political Whore）的中國小農情緒化的仇恨標籤。本來可以「有事慢慢說」的，無端端搞到「對抗冇得傾」。解決「陳太問題」，中國式的應對，不但完全不懂Crisis Management，而且以一顆憤恨的心，自己不斷製造Crisis，把危機深化，把陳太死命推向國際，如果這就叫「製造和諧」、「和衷共濟」，真不由得叫人寫一個「服」字。
Thursday, July 27, 2006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Tuesday, July 25, 2006
李怡專欄：祝他好運
前港督彭定康在回應唐英年指他當年不開徵銷售稅而拍拍屁股走掉時說，他不想捲入這種互相掌摑的爭議，只祝唐英年在推銷商品及服務稅時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Sunday, July 23, 2006
政治的力學
政治的力學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Thursday, July 20, 2006
Sunday, July 16, 2006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施丹頭鎚事件後，英國Guardian刊登出"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一文，文中簡列了西方各地的"粗口"文化。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would insulting a boy's mother be so very terrible? A quick flick through some of the great works of psychoanalysis will tell you why. Freud thought the male child had an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his mother. Anyone who interfered withat hoped-for exclusivity (such as her husband) must die. Such is the Oedipus complex, provoking a neurotic desire that includes jealousy towards the father and the unconscious wish for his death.
But the Oedipus complex, one might well think, has another dimension. What else could tarnish that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one's mother? The answer seems to be the suggestion, couched in an insult, that your mother is sexually promiscuous. How could a mummy-obsessed boy tolerate the thought that she might have sex with someone other than him? Hence the potency of the insult and the fact that, even if Materazzi did not call Zidane's mother a prostitute,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grave insult might well justify to many people (probably mostly men) a physical assault on a person who had made that psychically intolerable jibe. It is, at least, a theory. True, there is also such a phenomenon as the Electra complex among girls, but there is not yet a parallel for father-besotted daughters head-butting people who speak ill of their dads. Maybe in time there will be.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Thursday, July 13, 2006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Monday, July 10, 2006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Thursday, July 06, 2006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Wednesday, July 05, 2006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繼續走向目的地
繼續走向目的地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Tuesday, July 04, 2006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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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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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Monday, June 26, 2006
Sunday, June 18, 2006
羅素，一九二二 (龍應台)
羅素，一九二二
龍應台
日期:2004年12月14日
眼光敏銳、胸中有丘豁的人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個城市或國家表面下層的「骨骼」，像Ｘ光的照射。這種照射，反而是一輩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見的，因為他身在其中。
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後離開，隔年寫成《中國問題》這本書。短短一年，面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四十八歲的羅素能看見多少中國「問題」呢？
他看見：「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急遽的變化」，這種急遽的變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軍事優勢。但是，在將來，促使中國發生激烈變化的，將是西方的「經濟」強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羅素說對了。
外來的影響帶來急遽變化，中國可以如何應對？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東西揉合，或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中國人自己說了一百多年的口號，但是羅素最幽微深刻的話，其實是這一句：在「自身傳統」中尋得一種「有機發展」。任何的「急遽變化」必須在「自身傳統」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而不是把「自身傳統」摧毀，空中起新樓。他已經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盤否定傳統。「有機發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種必須和傳統文化的主幹體質相容相輔，才可能開花結果。強行植入就不是「有機」發展，他已經排除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或蘇化。
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沒有預見後來的發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國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有機發展」的同時，他加了一個「但書」──中國能夠在「自身傳統」中「有機發展」「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以後才有可能」：
第一種危險是，他們可能會完全被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徵全被磨滅，世界只不過是多增加了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種危險是，在抵抗外來侵略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被逼到除了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的道路上去。
說這話的羅素處在一九二二年的時空，距離「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開始建國的一九四九年還有二十七年，距離全面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四十四年；距離今天，還有八十二年。
羅素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業化後對「進步」的崇拜，以追求「進步」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進行開發，結果是，強國的繁榮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把「進步」當作終極目的，而忽略了「進步」不一定帶來生活的幸福。各種機器帶來了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並不等同於心靈的愉悅。
一九二二年的羅素，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後塵，不要走上「竭澤而魚」的進步死胡同。八十二年之後，我們看見的中國，是一個巨型工地，製造業佔它經濟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說，全國皆工廠。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產業環境，使得羅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全球第二大軍費開銷國。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驅使之下，世界銀行統計，大型水電工程的強行設置，已經造成一千六百萬人的流離失所，其中一千萬人被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
你不能不被羅素的眼光折服，同時對這文明古國更加地憂心忡忡。
龍應台
日期:2004年12月14日
眼光敏銳、胸中有丘豁的人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個城市或國家表面下層的「骨骼」，像Ｘ光的照射。這種照射，反而是一輩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見的，因為他身在其中。
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後離開，隔年寫成《中國問題》這本書。短短一年，面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四十八歲的羅素能看見多少中國「問題」呢？
他看見：「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急遽的變化」，這種急遽的變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軍事優勢。但是，在將來，促使中國發生激烈變化的，將是西方的「經濟」強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羅素說對了。
外來的影響帶來急遽變化，中國可以如何應對？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東西揉合，或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中國人自己說了一百多年的口號，但是羅素最幽微深刻的話，其實是這一句：在「自身傳統」中尋得一種「有機發展」。任何的「急遽變化」必須在「自身傳統」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而不是把「自身傳統」摧毀，空中起新樓。他已經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盤否定傳統。「有機發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種必須和傳統文化的主幹體質相容相輔，才可能開花結果。強行植入就不是「有機」發展，他已經排除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或蘇化。
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沒有預見後來的發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國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有機發展」的同時，他加了一個「但書」──中國能夠在「自身傳統」中「有機發展」「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以後才有可能」：
第一種危險是，他們可能會完全被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徵全被磨滅，世界只不過是多增加了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種危險是，在抵抗外來侵略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被逼到除了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的道路上去。
說這話的羅素處在一九二二年的時空，距離「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開始建國的一九四九年還有二十七年，距離全面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四十四年；距離今天，還有八十二年。
羅素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業化後對「進步」的崇拜，以追求「進步」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進行開發，結果是，強國的繁榮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把「進步」當作終極目的，而忽略了「進步」不一定帶來生活的幸福。各種機器帶來了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並不等同於心靈的愉悅。
一九二二年的羅素，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後塵，不要走上「竭澤而魚」的進步死胡同。八十二年之後，我們看見的中國，是一個巨型工地，製造業佔它經濟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說，全國皆工廠。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產業環境，使得羅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全球第二大軍費開銷國。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驅使之下，世界銀行統計，大型水電工程的強行設置，已經造成一千六百萬人的流離失所，其中一千萬人被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
你不能不被羅素的眼光折服，同時對這文明古國更加地憂心忡忡。
Friday, June 16, 2006
宇宙的起源---史蒂芬．霍金
宇宙的起源 史蒂芬．霍金(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
【明報專訊】編按﹕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霍金首度訪港，並於昨日在科技大學以「宇宙的起源」為題發表英文演說，以下為演辭的中譯全文。翻譯者是霍金的「徒弟」吳忠超，他於1984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亦是霍金《時間簡史》中譯本的譯者。
中非Boshongo人有個傳說﹕世界太初只有黑暗、水和偉大的Bumba上帝。某天，Bumba胃痛發作，嘔吐出太陽。水有部分被太陽蒸發，留下土地。他的胃痛未止，又陸續吐出了月亮和星辰，然後吐出動物，例如豹、鱷魚、烏龜，最後是人。
宇宙從何而來﹖由神創論到自在永有
這個創世紀式的神話和其他神話一樣，都試圖回答大家的詰問﹕為何我們在此﹖我們從何而來﹖一般的答案是，人類起源應是比較近期的事﹕人類正在知識上和技術上不斷地取得進步，因此，它不可能存在了很久，否則，人類的進步應該更大一些。這一點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很清楚了。
例如，按照Usher主教的說法，《創世紀》把世界創生定於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時。另一方面，諸如山嶽和河流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生命周期裏改變甚微。所以人們通常把它們當作不變的背景。要麼作為空洞的風景已經存在了無限久，要麼是和人類在相同的時刻被創生出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宇宙有個開端的思想。例如，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相信宇宙已經存在了無限久的時間。某種永恆的東西比某種創生的東西更完美。他提出我們之所以看到發展處於這個情形，那是因為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災害，不斷重複令文明回復到萌芽階段。
信仰永恆宇宙的動機是想避免求助於神意的干涉，以創生宇宙並啟始運行。相反地，那些相信宇宙具有開端的人，將開端當作上帝存在的論據，把上帝當作宇宙的第一原因或者原動力。
如果人們相信宇宙有一個開端，那麼很明顯的問題是，在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上帝在創造宇宙之前，有何事可做﹖是否在為問些這類問題的人準備地獄﹖德國哲學家康德十分關心宇宙有沒有開端。他覺得，不管宇宙有無開端，都會引起邏輯矛盾或者二律背反。如果宇宙有一個開端，為何在它起始之前要等待無限久﹖他將此稱為正題﹔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經存在無限久，為什麼它要花費無限長的時間才達到現在這個階段。他把此稱為反題。無論正題還是反題，康德，甚至幾乎所有人，都是基於「時間是絕對」的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從無限的過去向無限的將來流逝。時間獨立於宇宙，在這個背景中，宇宙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追問「宇宙開端前的時間」無意義
直至今天，在許多科學家的心中，仍然保持這樣的圖景。然而，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他的革命性的廣義相對論。在該理論中，空間和時間不再是絕對的，不再是事件的固定背景。相反地，它們是動力量，宇宙中的物質和能量確定其形狀。它們只有在宇宙之中才能夠定義。這樣，談論宇宙開端之前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這有點兒像去尋找比南極還南的一點沒有意義一樣。它是沒有定義的。
如果宇宙隨時間本質上不變，正如20世紀20年代之前一般認為的那樣，就沒有理由阻止在過去任意早的時刻定義時間。人們總可以將歷史往更早的時刻延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所謂的宇宙開端都是人為的。於是，情形可以是這樣，這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但是所有記憶和物理證據都顯得它要古老得多。這就產生了有關存在意義的高深哲學問題。
我將採用所謂的實證主義方法來對付這些問題。在這個方法中，其思想是，我們按照我們構造世界的模型來解釋自己感官的輸入。人們不能詢問這個模型是否代表實在，只能問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個簡單而優雅的模型可以解釋大量的觀測﹔其次，如果這個模型作出可被觀察檢驗，也可能被證偽，這個模型就是一個好模型。
根據實證主義方法，人們可以比較宇宙的兩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而另一個是宇宙已經存在了遠為長久的時間。一對孿生子在比一年前更早的時刻誕生，已經存在了久於一年的宇宙的模型能夠解釋像孿生子這樣的事物。
另一方面，宇宙去年創生的模型不能解釋這類事件，因此第二個模型更好。人們不能詰問宇宙是否在一年前確實存在過，或者僅僅顯得是那樣。在實證主義的方法中，它們沒有區別。
哈勃發現星系遠離 宇宙正在膨脹
在一個不變的宇宙中，不存在一個自然的起始之點。然而，20世紀20年代當哈勃在威爾遜山上開始利用100英寸的望遠鏡觀測時，情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哈勃發現，恆星並非均勻地分佈於整個空間，而是大量地聚集在稱為星系的集團之中。
哈勃測量來自星系的光，進而能夠確定它們的速度。他預料向我們飛來的星系和離我們飛去的星系一樣多。這是在一個隨時間不變的宇宙中應有的。但是令哈勃驚訝的是，他發現幾乎所有的星系都飛離我們而去。此外，星系離開我們愈遠，則飛離得愈快。宇宙不隨時間不變，不像原先所有人以為的那樣。它正在膨脹。星系之間的距離隨時間而增大。
宇宙膨脹是20世紀或者任何世紀最重要的智力發現之一。它轉變了宇宙是否有一個開端的爭論。如果星系現在正分開運動，那麼，它們在過去一定更加靠近。如果它們過去的速度一直不變，則大約在150億年之前，所有星系應該一個落在另一個上。這時刻是宇宙的開端嗎﹖
許多科學家仍然不喜歡宇宙具有開端。因為這似乎意味物理學崩潰了。人們就不得不去求助於外界的作用，為方便起見，可以把它稱作上帝，去確定宇宙如何起始。因此他們提出一些理論。在這些理論中，宇宙此刻正在膨脹，但是沒有開端。其中之一便是邦迪、高爾德和霍伊爾於1948年提出的穩恆態理論。
在穩恆態理論中，其思想是，隨星
系離開，由假設中的在整個空間連續創生的物質形成新的星系。宇宙會永遠存在，而且在所有時間中都顯得一樣。這最後的性質從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個可以用觀測來檢驗的明確預言，具有巨大的優點。在馬丁．賴爾領導下的劍橋射電觀測天文小組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調查了弱射電源。這些源在天空分佈得相當均勻，表明大部分源位於銀河系之外。平均而言，較弱的源離得較遠。
穩恆態理論預言了源的數目對應於源強度的圖的形狀。但是觀測表明，微弱的源比預言的更多，這表明在過去源的密度較高。這就和穩恆態理論的任何東西在時間中都是不變的基本假設相衝突。由於這個，也由於其他原因，穩恆態理論被拋棄了。
還有另一種避免宇宙有一開端的企圖是，建議存在一個早先的收縮相，但是由於旋轉和局部的無規性，物質不會落到同一點。相反，物質的不同部分會相互錯開，宇宙會重新膨脹，這時密度保持有限。
兩位俄國人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實際上聲稱，他們證明了，沒有嚴格對稱的一般收縮總會引起反彈，而密度保持有限。這個結果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十分便利，因為它避免了有關宇宙創生的難以應付的問題。因此，這對於蘇聯科學家而言成為一篇信仰的文章。
奇點 時間開端
當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發表其斷言時，我是一名21歲的研究生，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我正在尋找一個問題。我不相信他們所謂的證明，於是就手和羅傑．彭羅斯一起發展新的數學方法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證明了宇宙不能反彈。如果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就存在一個奇點，這是具有無限密度和無限時空曲率的點，時間在那裏有一個開端。
在我得到第一個奇點結果數月之後，即1965年10月，人們得到了確認宇宙有一個非常密集開端的思想的觀察證據，那是發現了貫穿整個空間的微弱的微波背景。這些微波和你使用的微波爐的微波是一樣的，但是比它微弱多了。它們只能將薄餅加熱到攝氏負270.4度，甚至無法將薄餅解凍，更不用說烤熟它。實際上你自己就可以觀察到這些微波。把你的電視調到一個空的頻道去，在熒幕上看到的雪花的百分之幾就歸因於這個微波背景。早期非常熱和密集狀態遺留下的輻射是對這個背景的僅有的合理解釋。隨宇宙膨脹，輻射一直冷卻下來，直至我們今天觀察到它的微弱的殘餘。
雖然彭羅斯和我自己的奇性定理預言，宇宙有一個開端，這些定理並沒有告訴宇宙如何起始。廣義相對論方程在奇點處崩潰了。這樣，愛因斯坦理論不能預言宇宙如何起始，它只能預言一旦起始後如何演化。人們對彭羅斯和我的結果可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上帝以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選擇宇宙的啟始方式。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觀點。在梵蒂岡的一次宇宙論會議上，這位教宗告訴代表，宇宙起始之後，研究它是可以的。但是他們不應該探究起始的本身，因為這是創生的時刻，這是上帝的事體。我暗自慶幸，他沒有意識到，我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剛好提出宇宙如何起始。我可不想像伽利略那樣被遞交給宗教裁判廳。
微觀尺度還看量子理論
對我們結果的另外解釋，這也是得到大多數科學家贊同的解釋。這個結果顯示，在早期宇宙中的非常強大的引力場中，廣義相對論崩潰了，必須用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來取代它。因為廣義相對論沒有注意到物質小尺度結構，而後者是由量子理論制約的，所以人們預料總要進行這種取代。在通常情下，因為宇宙的尺度和量子理論的微觀尺度相比較極為巨大，所以是否取代無所謂。但是當宇宙處於普朗克尺度，也就是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米時，這兩個尺度變成相同，必須考慮量子理論。
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我們必須把廣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相結合。里察．費曼對歷史求和的思想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法。費曼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他在帕沙迪那的脫衣舞酒吧裏敲小鼓，又是加州理工學院卓越的物理學家。他提議一個系統從狀態A到狀態B經過所有可能的路徑或歷史。
每個路徑或者歷史都有一定的振幅和強度。而系統從A到B的概率是將每個路徑的振幅加起來。存在一個由蘭乾酪製成月亮的歷史。但是其振幅很低。這對於老鼠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宇宙現在狀態的概率可將結局為這個狀態的所有歷史疊加得到。但是這些歷史如何起始的呢﹖這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起源問題。是否需要一個造物主下達命令，宇宙如此這般起始呢﹖還是由科學定律來確定宇宙的初始條件呢﹖
事實上，即便宇宙的歷史回到無限的過去，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宇宙只在150億年前起始，這個問題就更加急切。詢問在時間的開端會發生什麼，有點像當人們認為世界是平坦的，詢問在世界的邊緣會發生什麼一樣。世界是一塊平板嗎﹖海洋從它邊緣上傾瀉下去嗎﹖我已經用實驗對此驗證過。我環球旅行過，我並沒有掉下去。
正如大家知道的，當人們意識到世界不是一塊平板，而是一個彎曲的面時，在宇宙的邊緣發生什麼的問題就被解決了。然而，時間似乎不同。它顯得和空間相分離。像是一個鐵軌模型。如果它有一個開端，就必須有人去啟動火車運行。
擺脫時間開端的問題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時間和空間統一成時空。但是時間仍然和空間不同，它正像一個通道，要麼有開端和終結，要麼無限地伸展出去。然而，詹姆．哈特爾和我意識到，當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結合時，在極端情形下，時間可以像空間中另一方向那樣行為。這意味，和我們擺脫世界邊緣的方法類似，可以擺脫時間具有開端的問題。
假定宇宙的開端正如地球的南極，緯度取代時間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極作為一個起始點。隨往北運動，代表宇宙尺度的常緯度的圓就膨脹。詰問在宇宙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在南極的南邊沒有任何東西。
時間，用緯度來測量，在南極處有一個開端。但是南極和其他的點非常相像。至少我聽別人這麼講的。我去過南極洲，沒有去過南極。
同樣的自然定律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南極成立。長期以來，人們說宇宙的開端是正常定律失效之處，所以宇宙不應該有開端。而現在，宇宙的開端由科學定律來制約，所以反對宇宙有開端的論證不再成立。
詹姆．哈特爾和我發展宇宙自發創生的圖景有一點像泡泡在沸騰的水中形成。
其思想是，宇宙最可能的歷史像是泡泡的表面。許多小泡泡出現，然後再消失。這些對應於微小的宇宙，它們膨脹，但在仍然處於微觀尺度時再次塌縮。它們是另外可能的宇宙，由於不能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來不及發展星系和恆星，更不用說智慧生命了，所以我們對它們沒有多大興趣。然而，這些小泡泡中的一些會膨脹到一定的尺度，到那時可以安全地逃避坍縮。它們會繼續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形成我們看到的泡泡。它們對應於開始以不斷增加的速率膨脹的宇宙。這就是所謂的暴脹，正如每年的價格上漲一樣。
通貨膨脹的世界紀錄應歸一戰以後的德國。在18月期間價格增大了1000萬倍。但是，它和早期宇宙中的暴脹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宇宙在比一秒還微小得多的時間裏膨脹了10的30次方倍。和通貨膨脹不同，早期宇宙的暴脹是非常好的事情。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均勻的宇宙，正如我們觀察到的。然而，它不是完全均勻的。在對歷史求和中，稍微具有無規性的歷史和完全均勻和規則歷史的概率幾乎相同。因此，理論預言早期宇宙很可能是稍微不均勻的。這些無規性在從不同方向來的微波背景強度上引起小的變化。利用MAP（微波各向異性）衛星已經觀察到微波背景，發現了和預言完全一致的變化。這樣，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早期宇宙中的無規性，意味在有些區域的密度，比其他地方的稍高。這些額外密度的引力吸引使這個區域的膨脹減緩，而且最終能夠使這些區域坍縮形成星系和恆星。請仔細看這張微波天圖。它是宇宙中一切結構的藍圖。我們是極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產物。上帝的確在擲骰子。
始於爆炸止於黑洞
在過去的百年間，我們在宇宙學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膨脹的發現，粉碎了永遠存在並將永遠繼續存在的宇宙的古老圖像。取而代之，廣義相對論預言，宇宙和時間本身都在大爆炸處起始。它還預言時間在黑洞裏終結。宇宙微波背景的發現，以及黑洞的觀測，支持這些結論。這是我們的宇宙圖像和實在本身的一個深刻的改變。
雖然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宇宙來自於過去一個高曲率的時期，但它不能預言宇宙如何從大爆炸形成。這樣，廣義相對論自身不能回答宇宙學的核心問題，為何宇宙如此這般。然而，如果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合併，就可能預言宇宙是如何起始的。它開始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這兩個理論的結合預言，在這個稱作暴脹的時期，微小的起伏會發展，導致星系、恆星以及宇宙中所有其他結構的形成。對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小的非均勻性的觀測，完全證實了預言的性質。這樣，我們似乎正朝 理解宇宙起源的正確方向前進，儘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我們通過精密測量太空船之間距離，進而能夠檢測到引力波，就會打開極早期宇宙的新窗口。引力波從最早的時刻自由地向我們傳播，所有介入的物質都無法阻礙它。與此相比較，自由電子多次地散射光。這種散射一直進行到30萬年後電子被凝結之前。
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偉大成功，並非一切都已解決。我們觀察到，宇宙的膨脹在長期的變緩之後，再次加速。對此理論還不能理解清楚。缺乏這種理解，對宇宙的未來還無法確定。它會繼續地無限地膨脹下去嗎﹖暴脹是一個自然定律嗎﹖或者宇宙最終會再次塌縮嗎﹖新的觀測結果，理論的進步正迅速湧來。宇宙學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和活躍的學科。我們正接近回答這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何在此﹖我們從何而來﹖
謝謝各位。
【明報專訊】編按﹕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霍金首度訪港，並於昨日在科技大學以「宇宙的起源」為題發表英文演說，以下為演辭的中譯全文。翻譯者是霍金的「徒弟」吳忠超，他於1984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亦是霍金《時間簡史》中譯本的譯者。
中非Boshongo人有個傳說﹕世界太初只有黑暗、水和偉大的Bumba上帝。某天，Bumba胃痛發作，嘔吐出太陽。水有部分被太陽蒸發，留下土地。他的胃痛未止，又陸續吐出了月亮和星辰，然後吐出動物，例如豹、鱷魚、烏龜，最後是人。
宇宙從何而來﹖由神創論到自在永有
這個創世紀式的神話和其他神話一樣，都試圖回答大家的詰問﹕為何我們在此﹖我們從何而來﹖一般的答案是，人類起源應是比較近期的事﹕人類正在知識上和技術上不斷地取得進步，因此，它不可能存在了很久，否則，人類的進步應該更大一些。這一點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應該很清楚了。
例如，按照Usher主教的說法，《創世紀》把世界創生定於西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時。另一方面，諸如山嶽和河流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生命周期裏改變甚微。所以人們通常把它們當作不變的背景。要麼作為空洞的風景已經存在了無限久，要麼是和人類在相同的時刻被創生出來。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宇宙有個開端的思想。例如，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相信宇宙已經存在了無限久的時間。某種永恆的東西比某種創生的東西更完美。他提出我們之所以看到發展處於這個情形，那是因為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災害，不斷重複令文明回復到萌芽階段。
信仰永恆宇宙的動機是想避免求助於神意的干涉，以創生宇宙並啟始運行。相反地，那些相信宇宙具有開端的人，將開端當作上帝存在的論據，把上帝當作宇宙的第一原因或者原動力。
如果人們相信宇宙有一個開端，那麼很明顯的問題是，在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上帝在創造宇宙之前，有何事可做﹖是否在為問些這類問題的人準備地獄﹖德國哲學家康德十分關心宇宙有沒有開端。他覺得，不管宇宙有無開端，都會引起邏輯矛盾或者二律背反。如果宇宙有一個開端，為何在它起始之前要等待無限久﹖他將此稱為正題﹔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經存在無限久，為什麼它要花費無限長的時間才達到現在這個階段。他把此稱為反題。無論正題還是反題，康德，甚至幾乎所有人，都是基於「時間是絕對」的假設。也就是說，時間從無限的過去向無限的將來流逝。時間獨立於宇宙，在這個背景中，宇宙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追問「宇宙開端前的時間」無意義
直至今天，在許多科學家的心中，仍然保持這樣的圖景。然而，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他的革命性的廣義相對論。在該理論中，空間和時間不再是絕對的，不再是事件的固定背景。相反地，它們是動力量，宇宙中的物質和能量確定其形狀。它們只有在宇宙之中才能夠定義。這樣，談論宇宙開端之前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這有點兒像去尋找比南極還南的一點沒有意義一樣。它是沒有定義的。
如果宇宙隨時間本質上不變，正如20世紀20年代之前一般認為的那樣，就沒有理由阻止在過去任意早的時刻定義時間。人們總可以將歷史往更早的時刻延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所謂的宇宙開端都是人為的。於是，情形可以是這樣，這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但是所有記憶和物理證據都顯得它要古老得多。這就產生了有關存在意義的高深哲學問題。
我將採用所謂的實證主義方法來對付這些問題。在這個方法中，其思想是，我們按照我們構造世界的模型來解釋自己感官的輸入。人們不能詢問這個模型是否代表實在，只能問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個簡單而優雅的模型可以解釋大量的觀測﹔其次，如果這個模型作出可被觀察檢驗，也可能被證偽，這個模型就是一個好模型。
根據實證主義方法，人們可以比較宇宙的兩個模型。第一個模型，宇宙是去年創生的，而另一個是宇宙已經存在了遠為長久的時間。一對孿生子在比一年前更早的時刻誕生，已經存在了久於一年的宇宙的模型能夠解釋像孿生子這樣的事物。
另一方面，宇宙去年創生的模型不能解釋這類事件，因此第二個模型更好。人們不能詰問宇宙是否在一年前確實存在過，或者僅僅顯得是那樣。在實證主義的方法中，它們沒有區別。
哈勃發現星系遠離 宇宙正在膨脹
在一個不變的宇宙中，不存在一個自然的起始之點。然而，20世紀20年代當哈勃在威爾遜山上開始利用100英寸的望遠鏡觀測時，情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哈勃發現，恆星並非均勻地分佈於整個空間，而是大量地聚集在稱為星系的集團之中。
哈勃測量來自星系的光，進而能夠確定它們的速度。他預料向我們飛來的星系和離我們飛去的星系一樣多。這是在一個隨時間不變的宇宙中應有的。但是令哈勃驚訝的是，他發現幾乎所有的星系都飛離我們而去。此外，星系離開我們愈遠，則飛離得愈快。宇宙不隨時間不變，不像原先所有人以為的那樣。它正在膨脹。星系之間的距離隨時間而增大。
宇宙膨脹是20世紀或者任何世紀最重要的智力發現之一。它轉變了宇宙是否有一個開端的爭論。如果星系現在正分開運動，那麼，它們在過去一定更加靠近。如果它們過去的速度一直不變，則大約在150億年之前，所有星系應該一個落在另一個上。這時刻是宇宙的開端嗎﹖
許多科學家仍然不喜歡宇宙具有開端。因為這似乎意味物理學崩潰了。人們就不得不去求助於外界的作用，為方便起見，可以把它稱作上帝，去確定宇宙如何起始。因此他們提出一些理論。在這些理論中，宇宙此刻正在膨脹，但是沒有開端。其中之一便是邦迪、高爾德和霍伊爾於1948年提出的穩恆態理論。
在穩恆態理論中，其思想是，隨星
系離開，由假設中的在整個空間連續創生的物質形成新的星系。宇宙會永遠存在，而且在所有時間中都顯得一樣。這最後的性質從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作為一個可以用觀測來檢驗的明確預言，具有巨大的優點。在馬丁．賴爾領導下的劍橋射電觀測天文小組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調查了弱射電源。這些源在天空分佈得相當均勻，表明大部分源位於銀河系之外。平均而言，較弱的源離得較遠。
穩恆態理論預言了源的數目對應於源強度的圖的形狀。但是觀測表明，微弱的源比預言的更多，這表明在過去源的密度較高。這就和穩恆態理論的任何東西在時間中都是不變的基本假設相衝突。由於這個，也由於其他原因，穩恆態理論被拋棄了。
還有另一種避免宇宙有一開端的企圖是，建議存在一個早先的收縮相，但是由於旋轉和局部的無規性，物質不會落到同一點。相反，物質的不同部分會相互錯開，宇宙會重新膨脹，這時密度保持有限。
兩位俄國人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實際上聲稱，他們證明了，沒有嚴格對稱的一般收縮總會引起反彈，而密度保持有限。這個結果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十分便利，因為它避免了有關宇宙創生的難以應付的問題。因此，這對於蘇聯科學家而言成為一篇信仰的文章。
奇點 時間開端
當利弗席茲和哈拉尼科夫發表其斷言時，我是一名21歲的研究生，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我正在尋找一個問題。我不相信他們所謂的證明，於是就手和羅傑．彭羅斯一起發展新的數學方法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證明了宇宙不能反彈。如果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就存在一個奇點，這是具有無限密度和無限時空曲率的點，時間在那裏有一個開端。
在我得到第一個奇點結果數月之後，即1965年10月，人們得到了確認宇宙有一個非常密集開端的思想的觀察證據，那是發現了貫穿整個空間的微弱的微波背景。這些微波和你使用的微波爐的微波是一樣的，但是比它微弱多了。它們只能將薄餅加熱到攝氏負270.4度，甚至無法將薄餅解凍，更不用說烤熟它。實際上你自己就可以觀察到這些微波。把你的電視調到一個空的頻道去，在熒幕上看到的雪花的百分之幾就歸因於這個微波背景。早期非常熱和密集狀態遺留下的輻射是對這個背景的僅有的合理解釋。隨宇宙膨脹，輻射一直冷卻下來，直至我們今天觀察到它的微弱的殘餘。
雖然彭羅斯和我自己的奇性定理預言，宇宙有一個開端，這些定理並沒有告訴宇宙如何起始。廣義相對論方程在奇點處崩潰了。這樣，愛因斯坦理論不能預言宇宙如何起始，它只能預言一旦起始後如何演化。人們對彭羅斯和我的結果可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上帝以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選擇宇宙的啟始方式。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觀點。在梵蒂岡的一次宇宙論會議上，這位教宗告訴代表，宇宙起始之後，研究它是可以的。但是他們不應該探究起始的本身，因為這是創生的時刻，這是上帝的事體。我暗自慶幸，他沒有意識到，我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剛好提出宇宙如何起始。我可不想像伽利略那樣被遞交給宗教裁判廳。
微觀尺度還看量子理論
對我們結果的另外解釋，這也是得到大多數科學家贊同的解釋。這個結果顯示，在早期宇宙中的非常強大的引力場中，廣義相對論崩潰了，必須用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來取代它。因為廣義相對論沒有注意到物質小尺度結構，而後者是由量子理論制約的，所以人們預料總要進行這種取代。在通常情下，因為宇宙的尺度和量子理論的微觀尺度相比較極為巨大，所以是否取代無所謂。但是當宇宙處於普朗克尺度，也就是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米時，這兩個尺度變成相同，必須考慮量子理論。
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我們必須把廣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相結合。里察．費曼對歷史求和的思想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法。費曼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他在帕沙迪那的脫衣舞酒吧裏敲小鼓，又是加州理工學院卓越的物理學家。他提議一個系統從狀態A到狀態B經過所有可能的路徑或歷史。
每個路徑或者歷史都有一定的振幅和強度。而系統從A到B的概率是將每個路徑的振幅加起來。存在一個由蘭乾酪製成月亮的歷史。但是其振幅很低。這對於老鼠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宇宙現在狀態的概率可將結局為這個狀態的所有歷史疊加得到。但是這些歷史如何起始的呢﹖這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起源問題。是否需要一個造物主下達命令，宇宙如此這般起始呢﹖還是由科學定律來確定宇宙的初始條件呢﹖
事實上，即便宇宙的歷史回到無限的過去，這個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宇宙只在150億年前起始，這個問題就更加急切。詢問在時間的開端會發生什麼，有點像當人們認為世界是平坦的，詢問在世界的邊緣會發生什麼一樣。世界是一塊平板嗎﹖海洋從它邊緣上傾瀉下去嗎﹖我已經用實驗對此驗證過。我環球旅行過，我並沒有掉下去。
正如大家知道的，當人們意識到世界不是一塊平板，而是一個彎曲的面時，在宇宙的邊緣發生什麼的問題就被解決了。然而，時間似乎不同。它顯得和空間相分離。像是一個鐵軌模型。如果它有一個開端，就必須有人去啟動火車運行。
擺脫時間開端的問題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時間和空間統一成時空。但是時間仍然和空間不同，它正像一個通道，要麼有開端和終結，要麼無限地伸展出去。然而，詹姆．哈特爾和我意識到，當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結合時，在極端情形下，時間可以像空間中另一方向那樣行為。這意味，和我們擺脫世界邊緣的方法類似，可以擺脫時間具有開端的問題。
假定宇宙的開端正如地球的南極，緯度取代時間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極作為一個起始點。隨往北運動，代表宇宙尺度的常緯度的圓就膨脹。詰問在宇宙開端之前發生了什麼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在南極的南邊沒有任何東西。
時間，用緯度來測量，在南極處有一個開端。但是南極和其他的點非常相像。至少我聽別人這麼講的。我去過南極洲，沒有去過南極。
同樣的自然定律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南極成立。長期以來，人們說宇宙的開端是正常定律失效之處，所以宇宙不應該有開端。而現在，宇宙的開端由科學定律來制約，所以反對宇宙有開端的論證不再成立。
詹姆．哈特爾和我發展宇宙自發創生的圖景有一點像泡泡在沸騰的水中形成。
其思想是，宇宙最可能的歷史像是泡泡的表面。許多小泡泡出現，然後再消失。這些對應於微小的宇宙，它們膨脹，但在仍然處於微觀尺度時再次塌縮。它們是另外可能的宇宙，由於不能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來不及發展星系和恆星，更不用說智慧生命了，所以我們對它們沒有多大興趣。然而，這些小泡泡中的一些會膨脹到一定的尺度，到那時可以安全地逃避坍縮。它們會繼續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形成我們看到的泡泡。它們對應於開始以不斷增加的速率膨脹的宇宙。這就是所謂的暴脹，正如每年的價格上漲一樣。
通貨膨脹的世界紀錄應歸一戰以後的德國。在18月期間價格增大了1000萬倍。但是，它和早期宇宙中的暴脹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宇宙在比一秒還微小得多的時間裏膨脹了10的30次方倍。和通貨膨脹不同，早期宇宙的暴脹是非常好的事情。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均勻的宇宙，正如我們觀察到的。然而，它不是完全均勻的。在對歷史求和中，稍微具有無規性的歷史和完全均勻和規則歷史的概率幾乎相同。因此，理論預言早期宇宙很可能是稍微不均勻的。這些無規性在從不同方向來的微波背景強度上引起小的變化。利用MAP（微波各向異性）衛星已經觀察到微波背景，發現了和預言完全一致的變化。這樣，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早期宇宙中的無規性，意味在有些區域的密度，比其他地方的稍高。這些額外密度的引力吸引使這個區域的膨脹減緩，而且最終能夠使這些區域坍縮形成星系和恆星。請仔細看這張微波天圖。它是宇宙中一切結構的藍圖。我們是極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產物。上帝的確在擲骰子。
始於爆炸止於黑洞
在過去的百年間，我們在宇宙學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膨脹的發現，粉碎了永遠存在並將永遠繼續存在的宇宙的古老圖像。取而代之，廣義相對論預言，宇宙和時間本身都在大爆炸處起始。它還預言時間在黑洞裏終結。宇宙微波背景的發現，以及黑洞的觀測，支持這些結論。這是我們的宇宙圖像和實在本身的一個深刻的改變。
雖然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宇宙來自於過去一個高曲率的時期，但它不能預言宇宙如何從大爆炸形成。這樣，廣義相對論自身不能回答宇宙學的核心問題，為何宇宙如此這般。然而，如果廣義相對論和量子論相合併，就可能預言宇宙是如何起始的。它開始以不斷增大的速率膨脹。這兩個理論的結合預言，在這個稱作暴脹的時期，微小的起伏會發展，導致星系、恆星以及宇宙中所有其他結構的形成。對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小的非均勻性的觀測，完全證實了預言的性質。這樣，我們似乎正朝 理解宇宙起源的正確方向前進，儘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當我們通過精密測量太空船之間距離，進而能夠檢測到引力波，就會打開極早期宇宙的新窗口。引力波從最早的時刻自由地向我們傳播，所有介入的物質都無法阻礙它。與此相比較，自由電子多次地散射光。這種散射一直進行到30萬年後電子被凝結之前。
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偉大成功，並非一切都已解決。我們觀察到，宇宙的膨脹在長期的變緩之後，再次加速。對此理論還不能理解清楚。缺乏這種理解，對宇宙的未來還無法確定。它會繼續地無限地膨脹下去嗎﹖暴脹是一個自然定律嗎﹖或者宇宙最終會再次塌縮嗎﹖新的觀測結果，理論的進步正迅速湧來。宇宙學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和活躍的學科。我們正接近回答這古老的問題﹕我們為何在此﹖我們從何而來﹖
謝謝各位。
Saturday, June 10, 2006
馬致遠【秋思】
馬致遠【秋思】
【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夜行船】
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
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不恁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
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
天教你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
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爭辜負了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
不爭鏡裏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
莫笑巢鳩計拙，葫蘆提一向裝呆。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
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
更那堪竹籬茅舍。
【離亭宴煞】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
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
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
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
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
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夜行船】
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
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不恁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
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
天教你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
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爭辜負了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
不爭鏡裏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
莫笑巢鳩計拙，葫蘆提一向裝呆。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
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
更那堪竹籬茅舍。
【離亭宴煞】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
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
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
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
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
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Monday, June 05, 2006
李怡專欄：六四雜想
李怡專欄：六四雜想
每次遊行或維園燭光集會之後，傳媒一定報道參與的人數。人多了，表示支持集會議題的人多了；少了，說明支持的人少了。
但真是這樣嗎？我極少參加這類集會，但幾乎都會撰文支持有關議題。黃偉國日前在文章中引述六四鎮壓前一個外地學生的話最讓人感動，他說：「我不去湊熱鬧。如果廣場上有一百萬人，我願意做第一百萬零一個。如果廣場上只有一個人，我會是那一個。」對於重視是非黑白並不計成敗得失的人，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做第一百萬零一個或一個，都沒有關係。
…………………………
六四的黑白是非很清楚。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只是對中共當局仍抱希望，也就是希望它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勇於面對歷史。因為畢竟它仍在執政，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仍掌握在它手。
然而，對千百萬人民來說，沒有平反六四的問題。因為在我們心中，是非已很清楚。其實，在中共掌權者心中，是非也非常清楚，否則為甚麼每逢六四周年前夕，當局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對這個日子予以神經緊張的戒備呢？為甚麼至今不敢對六四作調查，對死去的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解放軍）作出具體評價或安撫呢？
…………………………
不管經過多少年，只要我仍活在世上，每年六四前後，我都會打開「64memo」的網頁，重溫六四的畫面，重聽六四的歌聲。
正如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十七年仍然下落不明一樣，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的牆上的幾首詩，仍抄錄在我的記事本中，不時拿來翻閱。寫詩的人沒有署名，但卻是充滿激憤的、振聾發聵的好詩。
一首名叫《中國》，開頭那段是：「他的手又開始蠢蠢地活動，把我的腿鋸下來/把我的頭拋向刑場/那些孩子們仍在教室呼吸/無數辦公室的門打開又關上/選民一致通過/聊天看報喝茶/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了/我的自由被沒收/鎖在衣櫃/和內褲一起發霉/而被月亮殺死的古典詩人/再不敢醒來」。
另一首叫《瘋女人》，它的第二段是：「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詩很長，另一段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蹲在公廁的著名的詩人與電腦化的孩子是同一的……」
太震撼了，「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報紙與長城「是同一的」，十七年不仍然是這樣嗎？
…………………………
另一個永遠讓筆者不會忘記的，是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在「六四」五周年一篇文章中講過的話。他引用前一年（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華盛頓落成、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建的「浩劫博物館」揭幕儀式中，一名叫埃利．威賽的美國人致辭所說的話：「遺忘，就意味著將那些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蔣培坤說，這些話，對六四的無辜死難者也適用。
這裡說的第二次殺害，真正的含意是：如果選擇遺忘，屠殺的慘劇就會再次重演，而死難者就白白犧牲，沒有任何價值了。那不就等於對他們的第二次殺害嗎？
每次遊行或維園燭光集會之後，傳媒一定報道參與的人數。人多了，表示支持集會議題的人多了；少了，說明支持的人少了。
但真是這樣嗎？我極少參加這類集會，但幾乎都會撰文支持有關議題。黃偉國日前在文章中引述六四鎮壓前一個外地學生的話最讓人感動，他說：「我不去湊熱鬧。如果廣場上有一百萬人，我願意做第一百萬零一個。如果廣場上只有一個人，我會是那一個。」對於重視是非黑白並不計成敗得失的人，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做第一百萬零一個或一個，都沒有關係。
…………………………
六四的黑白是非很清楚。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只是對中共當局仍抱希望，也就是希望它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勇於面對歷史。因為畢竟它仍在執政，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仍掌握在它手。
然而，對千百萬人民來說，沒有平反六四的問題。因為在我們心中，是非已很清楚。其實，在中共掌權者心中，是非也非常清楚，否則為甚麼每逢六四周年前夕，當局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對這個日子予以神經緊張的戒備呢？為甚麼至今不敢對六四作調查，對死去的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解放軍）作出具體評價或安撫呢？
…………………………
不管經過多少年，只要我仍活在世上，每年六四前後，我都會打開「64memo」的網頁，重溫六四的畫面，重聽六四的歌聲。
正如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十七年仍然下落不明一樣，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的牆上的幾首詩，仍抄錄在我的記事本中，不時拿來翻閱。寫詩的人沒有署名，但卻是充滿激憤的、振聾發聵的好詩。
一首名叫《中國》，開頭那段是：「他的手又開始蠢蠢地活動，把我的腿鋸下來/把我的頭拋向刑場/那些孩子們仍在教室呼吸/無數辦公室的門打開又關上/選民一致通過/聊天看報喝茶/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了/我的自由被沒收/鎖在衣櫃/和內褲一起發霉/而被月亮殺死的古典詩人/再不敢醒來」。
另一首叫《瘋女人》，它的第二段是：「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詩很長，另一段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蹲在公廁的著名的詩人與電腦化的孩子是同一的……」
太震撼了，「這群奴隸早已現代化」，報紙與長城「是同一的」，十七年不仍然是這樣嗎？
…………………………
另一個永遠讓筆者不會忘記的，是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在「六四」五周年一篇文章中講過的話。他引用前一年（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華盛頓落成、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建的「浩劫博物館」揭幕儀式中，一名叫埃利．威賽的美國人致辭所說的話：「遺忘，就意味著將那些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蔣培坤說，這些話，對六四的無辜死難者也適用。
這裡說的第二次殺害，真正的含意是：如果選擇遺忘，屠殺的慘劇就會再次重演，而死難者就白白犧牲，沒有任何價值了。那不就等於對他們的第二次殺害嗎？
Sunday, May 28, 2006
Cake
二德惠(灣仔，油麻地)
http://www.twinsco.com/
cake diy(火炭)
http://www.cakediy.com/address.htm
Baking Warehouse(觀塘)
http://www.bakingwarehouse.com/
baking farm(觀塘，銅鑼灣)
http://www.bakingfarm.com/cake_chi.html
CookFun Studio (元朗)
http://www.yl.hk/cf/
Sweetie Baking(銅鑼灣)
http://www.sweetiebaking.com/index.htm
By Joanne(銅鑼灣)
http://www.byjoanne.com.hk/ingredient.htm
另外果d用具雖然上述地方都買到 , 但去上海街買就仲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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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17, 2006
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社評‧筆陣
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文﹕梁文道
2006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被認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視文革為一早有結論毋庸再議的歷史禁區，不准紀念，也不許輿論公開研討。其實何只北京﹖當香港的媒體掌一國兩制之下的自由空間，爭相尋訪文革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文革記憶又在哪裏呢﹖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只限於羅湖以北，當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靜無事嗎﹖例如普遍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學會教授和討論這件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分水嶺作用的重大事件嗎﹖明年「六七暴動」40周年的時候，政府會紀念它嗎﹖工聯會會紀念它嗎﹖要是會的話，又該如何紀念﹖
曾幾何時，左翼代表進步的力量，崇高人類的解放。美國歷史學家Geoff Eley在幾年前推出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煌煌鉅著《Forging Democracy—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將近700頁的篇幅述說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現今世界面目，舉凡普選權的擴大，工人權益的保障，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和集會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傾運動爭取回來的。這150年的民主進程史，這700頁的文字，讀來叫人動容。民主的實現卻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與「右」的對立，和它們張開的政治光譜，到了今天的世界卻益形混淆，甚至失卻了根本意義。向來被視為保守的右翼現在是最擁抱改革與未來的，而從來充滿火氣與戰鬥性的左翼則成了保守頑固的代名詞。但在中國，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義淪為與價值顛倒卻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成條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階層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穩守勞工利益的立場，更不會爭取政治權利的普及與平等化(比方說普選權)，而是親中與愛國的同義詞。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裏怎樣解釋他的寫作動機﹕「筆者選擇了香港的群眾運動作為主線，是因為通過這些事件，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愛國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換句話說，香港左派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愛國同胞」的運動，左翼與愛國乃等價的概念，大可互換而絲毫不影響其詞義內涵。
共產主義是左翼思潮的一種主張，所以支持共產黨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它還是種民族認同，認同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區別「美蔣」管治的「中華民國」。身為左派，就意味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同時反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左派和反殖運動都有這種深刻的連結關係。不過香港的左派卻歷經了一個立場遞變的過程，從一開始既反殖又反資，到70年代「國粹派」「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先，本地階級鬥爭為次的主張，再到現在乾脆連社會主義4個字都拋諸腦後，整個左派的根本原則完全讓位給了民族認同。到了這個地步，還把「愛國愛港」勢力稱作「左派」，不只不精確，也是對「社會民主連線」和「職工盟」等其他左翼組織不公平了。
儘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來的左派，我們也有必要還其歷史一個清白。特別是標誌左派勢力衰退，反左情緒高揚的「六七暴動」。雖說發生在1967年的那一連串事件受到了大陸文革的影響，但是不能忘記「 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卻是一個十足的本地勞資鬥爭。按照張家偉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當年位處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才有後來的工潮。而且這也不是孤例，以其時香港保障勞工法例的闕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覺得打工就像做奴隸一樣。
雖然「六七暴動」的政治主張在後來凌駕了勞工議題，但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貪污腐化以及社會政策的不足，是運動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礎。事實上，自從「六七暴動」結束之後，港英政府確實改變了整個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還在71年實現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新制。連最早的文化政策也來自暴動之後的「新潮舞會」，旨在以文化娛樂活動轉移和消耗年輕人的精力。到了麥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計劃」和免費小學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別上馬。論者也多認為這等港英「德政」，其實是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不過沒有人敢說這一切是左派運動的「功勞」或「成就」，因為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仔」成了非常負面的貶詞。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以及林斌之死。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責任和策略錯誤，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勢的成功，使得左派盡失民心，轉成更為邊緣的非主流勢力，最終形成了今日的地下黨性格。
更慘的是連北京政府也否定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文革結束之後，它被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奪權的結果，甚至還說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錯誤行動。回歸前後，內地媒體談及香港史，更是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個字由此漸漸消失，「六七暴動」遂成為唯一的表述。可憐當年港英政府鎮壓暴動採用了多少違反人權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記者﹖製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動以後的白色恐怖。這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終至埋沒。因為無論從港英還是北京的角度來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談的話題。
「六七」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傳統左派在政治上幾無立錐之地，還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異物。即使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Rawlsian 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會變成極左派。其次，許多當年被壓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為一直得不到個「明白的說法」，於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終有一日要當家作主的宏願，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過衝擊的商界則聞左色變，甚至視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時發表言論謂「普選會帶來共產主義」的胡應湘，當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曾在和左派工會的談判中大吃苦頭。難怪他如今動輒就拿工會代表李卓人出來證明民主不可行。
當我們抗議中央嚴禁內地紀念文革之時，會不會忘了就在香港有這麼一場運動，正是因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於是也成了禁區的一部分呢﹖又會不會有這麼一天，有人超脫黨派之見，寫一部香港的社會運動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 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文﹕梁文道
2006年5月17日
【明報專訊】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被認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視文革為一早有結論毋庸再議的歷史禁區，不准紀念，也不許輿論公開研討。其實何只北京﹖當香港的媒體掌一國兩制之下的自由空間，爭相尋訪文革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文革記憶又在哪裏呢﹖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只限於羅湖以北，當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靜無事嗎﹖例如普遍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學會教授和討論這件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分水嶺作用的重大事件嗎﹖明年「六七暴動」40周年的時候，政府會紀念它嗎﹖工聯會會紀念它嗎﹖要是會的話，又該如何紀念﹖
曾幾何時，左翼代表進步的力量，崇高人類的解放。美國歷史學家Geoff Eley在幾年前推出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煌煌鉅著《Forging Democracy—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將近700頁的篇幅述說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現今世界面目，舉凡普選權的擴大，工人權益的保障，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和集會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傾運動爭取回來的。這150年的民主進程史，這700頁的文字，讀來叫人動容。民主的實現卻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與「右」的對立，和它們張開的政治光譜，到了今天的世界卻益形混淆，甚至失卻了根本意義。向來被視為保守的右翼現在是最擁抱改革與未來的，而從來充滿火氣與戰鬥性的左翼則成了保守頑固的代名詞。但在中國，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義淪為與價值顛倒卻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成條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階層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穩守勞工利益的立場，更不會爭取政治權利的普及與平等化(比方說普選權)，而是親中與愛國的同義詞。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裏怎樣解釋他的寫作動機﹕「筆者選擇了香港的群眾運動作為主線，是因為通過這些事件，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愛國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換句話說，香港左派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愛國同胞」的運動，左翼與愛國乃等價的概念，大可互換而絲毫不影響其詞義內涵。
共產主義是左翼思潮的一種主張，所以支持共產黨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它還是種民族認同，認同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區別「美蔣」管治的「中華民國」。身為左派，就意味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同時反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左派和反殖運動都有這種深刻的連結關係。不過香港的左派卻歷經了一個立場遞變的過程，從一開始既反殖又反資，到70年代「國粹派」「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先，本地階級鬥爭為次的主張，再到現在乾脆連社會主義4個字都拋諸腦後，整個左派的根本原則完全讓位給了民族認同。到了這個地步，還把「愛國愛港」勢力稱作「左派」，不只不精確，也是對「社會民主連線」和「職工盟」等其他左翼組織不公平了。
儘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來的左派，我們也有必要還其歷史一個清白。特別是標誌左派勢力衰退，反左情緒高揚的「六七暴動」。雖說發生在1967年的那一連串事件受到了大陸文革的影響，但是不能忘記「 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卻是一個十足的本地勞資鬥爭。按照張家偉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當年位處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才有後來的工潮。而且這也不是孤例，以其時香港保障勞工法例的闕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覺得打工就像做奴隸一樣。
雖然「六七暴動」的政治主張在後來凌駕了勞工議題，但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貪污腐化以及社會政策的不足，是運動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礎。事實上，自從「六七暴動」結束之後，港英政府確實改變了整個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還在71年實現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新制。連最早的文化政策也來自暴動之後的「新潮舞會」，旨在以文化娛樂活動轉移和消耗年輕人的精力。到了麥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計劃」和免費小學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別上馬。論者也多認為這等港英「德政」，其實是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不過沒有人敢說這一切是左派運動的「功勞」或「成就」，因為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仔」成了非常負面的貶詞。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以及林斌之死。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責任和策略錯誤，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勢的成功，使得左派盡失民心，轉成更為邊緣的非主流勢力，最終形成了今日的地下黨性格。
更慘的是連北京政府也否定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文革結束之後，它被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奪權的結果，甚至還說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錯誤行動。回歸前後，內地媒體談及香港史，更是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個字由此漸漸消失，「六七暴動」遂成為唯一的表述。可憐當年港英政府鎮壓暴動採用了多少違反人權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記者﹖製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動以後的白色恐怖。這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終至埋沒。因為無論從港英還是北京的角度來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談的話題。
「六七」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傳統左派在政治上幾無立錐之地，還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異物。即使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Rawlsian 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會變成極左派。其次，許多當年被壓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為一直得不到個「明白的說法」，於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終有一日要當家作主的宏願，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過衝擊的商界則聞左色變，甚至視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時發表言論謂「普選會帶來共產主義」的胡應湘，當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曾在和左派工會的談判中大吃苦頭。難怪他如今動輒就拿工會代表李卓人出來證明民主不可行。
當我們抗議中央嚴禁內地紀念文革之時，會不會忘了就在香港有這麼一場運動，正是因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於是也成了禁區的一部分呢﹖又會不會有這麼一天，有人超脫黨派之見，寫一部香港的社會運動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 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Tuesday, May 09, 2006
《時代》批港短視環保成績遜首爾
《時代》批港短視環保成績遜首爾
【明報專訊】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再度引起國際媒體關注，最新一期出版的《時代》雜誌(下文簡稱《時代》)封面故事，比較香港及南韓首爾兩個亞洲城市的環保成績。報道肯定首爾政府歷年推行綠化的決心，並借首爾的例子，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城市污染問題持續惡化。這是《時代》不足兩年內，第二次以封面故事批評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環運局﹕推廣綠化不遺餘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回應《時代》報道時重申，特區政府對推廣全港綠化不遺餘力，最近成功獲得立法會撥款，數月內便會動工在尖沙嘴及中環展開綠化工程，其他區域的綠化工作亦會陸續展開。
質疑官僚制度僵化
《時代》04年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封面故事，以「Bad Air Day」(空氣差的日子)為題，報道本港空氣質素惡化。事隔年半，《時代》最新出版的一期以「Green Dreams」(綠色的夢)作封面故事，引子導出﹕「空氣污染已破壞了很多亞洲城市的生活質素，首爾已找到解決方法了，香港為何不能﹖」文章引述了多名本港學者及居港的外國商人，質疑特區政府僵化的官僚制度，沒有決心跟內地聯手解決跨境空氣污染問題。
報道先描述首爾近年如何致力推行環保。自 1998年起至今，當地政府已在城中種植了330萬棵樹木，2002年市長李明博落實一系列環保措施，包括將已填平的河流「清溪川」復修，成功令首爾市區降溫﹔增加環保巴士，重整巴士網絡﹔斥資2.24億美元，興建可媲美倫敦海德公園的「首爾森林」﹔發展電訊及電影等無污染工業﹔在堆田區上，建造環保數碼商業區。
評香港「失去了天空」
報道認為，首爾的改善環境措施可供香港參考，並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污染問題不斷惡化，更誤以為清新潔淨的空氣環境，要付上沉重的經濟代價。
提及香港的污染情時，報道引述一名曾參與今年渣打馬拉松的跑手指出，當日香港已「失去了天空」，空氣污染指數偏高。報道又引述居港的外國人說，藍天白雲的景色，只會在豪宅廣告中出現。
報道找來多名本地學者，他們都批評特區政府雖已引入改善空氣污染的方案，但僵化的官僚制度令方案難以推行，尤其涉及與內地政府合作時，更是艱巨的挑戰。
【明報專訊】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再度引起國際媒體關注，最新一期出版的《時代》雜誌(下文簡稱《時代》)封面故事，比較香港及南韓首爾兩個亞洲城市的環保成績。報道肯定首爾政府歷年推行綠化的決心，並借首爾的例子，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城市污染問題持續惡化。這是《時代》不足兩年內，第二次以封面故事批評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環運局﹕推廣綠化不遺餘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回應《時代》報道時重申，特區政府對推廣全港綠化不遺餘力，最近成功獲得立法會撥款，數月內便會動工在尖沙嘴及中環展開綠化工程，其他區域的綠化工作亦會陸續展開。
質疑官僚制度僵化
《時代》04年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封面故事，以「Bad Air Day」(空氣差的日子)為題，報道本港空氣質素惡化。事隔年半，《時代》最新出版的一期以「Green Dreams」(綠色的夢)作封面故事，引子導出﹕「空氣污染已破壞了很多亞洲城市的生活質素，首爾已找到解決方法了，香港為何不能﹖」文章引述了多名本港學者及居港的外國商人，質疑特區政府僵化的官僚制度，沒有決心跟內地聯手解決跨境空氣污染問題。
報道先描述首爾近年如何致力推行環保。自 1998年起至今，當地政府已在城中種植了330萬棵樹木，2002年市長李明博落實一系列環保措施，包括將已填平的河流「清溪川」復修，成功令首爾市區降溫﹔增加環保巴士，重整巴士網絡﹔斥資2.24億美元，興建可媲美倫敦海德公園的「首爾森林」﹔發展電訊及電影等無污染工業﹔在堆田區上，建造環保數碼商業區。
評香港「失去了天空」
報道認為，首爾的改善環境措施可供香港參考，並批評香港政界短視，讓污染問題不斷惡化，更誤以為清新潔淨的空氣環境，要付上沉重的經濟代價。
提及香港的污染情時，報道引述一名曾參與今年渣打馬拉松的跑手指出，當日香港已「失去了天空」，空氣污染指數偏高。報道又引述居港的外國人說，藍天白雲的景色，只會在豪宅廣告中出現。
報道找來多名本地學者，他們都批評特區政府雖已引入改善空氣污染的方案，但僵化的官僚制度令方案難以推行，尤其涉及與內地政府合作時，更是艱巨的挑戰。
Sunday, April 30, 2006
到奴役之路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說到，擴大政府功能，或進行計劃經濟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全體人民都成為奴隸 (證諸中國78以前及古巴、柬甫寨及北韓情況，不能不說海氏實有新知灼見)。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實在是高舉道德理想凌駕於個人選擇之上。他們提倡的互相合作、互不競爭、無私和合理分配的崇高境界結果會得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最後得出的就是一個「蟻群世界」！生活在裏面的人就像蟻窩內的蟻群，沒有個性、抹殺個體。所以，海耶克説：「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
Saturday, April 22, 2006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2006年04月21日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香港邊緣化問題，愈辯愈無聊，愈辯愈無窮無盡。為甚麼？因為中國語文引起許多思維問題，一模糊，二曖昧，三抽象，混濁不清，中國人陷在這等思維邏輯的魔障，就喜歡沒完沒了地爭論。
不僅是「邊緣化」一詞，其他如「民主」、「愛國」、「一國兩制」等等，十多年來湧現在香港人腦袋的一堆政治泡沫，莫不如是。說香港邊緣化，何謂邊緣化？經濟邊緣化，又是哪些範圍領域邊緣化？邊緣化到何種程度才算警戒線？邊緣化三個字，缺乏理性和科學的定義，則爭論無休無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許多問題自找煩惱，自招衝突，就是從中國語文的一道道魔障開始。
甚麼邊緣化、一體化、珠三角大融合，仔細想想，沒有一個名詞，有一個統一而清晰的定義依據。十多年前，英國是否加入歐洲一體化，在朝野也引起爭論。其時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但黨內的左派如彭定康等則認為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是英國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步積極行動。
當時何謂「歐洲一體化」，在英語世界就有一套清晰的定義。第一：許多法例由歐洲議會制訂，特別是牽涉人權，以歐洲議會為最高解釋權。第二：成立歐元為統一貨幣，加入歐洲一體化，則逐步放棄英鎊，在英倫三島改行使用歐元。第三：歐洲一體化之後，許多產業隨即制訂共同政策，例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指一系列的農產品價格有契約，在那些國家之間共同制訂，對於那些歐洲國家出現差額，則共同補貼，完全清清楚楚，有一套法理文件依循。
歐洲一體化問題有清晰的定義，因此當時反歐者知道為何而反，反的是甚麼，而親歐者也知道自己主張加入歐洲的原因，以及因此而帶來的一連串後果。
當時歐洲一體化的爭論在英國雖然激烈，但絕不混亂，由政府下議院到新聞輿論，人人都知道爭論的到底是甚麼。像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提到香港邊緣化，人人腦海的感覺不同，一提到香港與珠三角大融合，阿貓看法和阿狗看法不一樣，不同政黨的意見衝突，陳方安生的一套跟董建華的一套又水火不容。
因為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
一部《基本法》通篇是「感覺主導」，而不是「定義主導」。感覺以人為主，因此中文先行的《基本法》，只配體現「人治」，不可能達致「法治」，感覺又以權力為本，此一時，彼一時。因此庸人自擾的「釋法」也不會休止。
此一中國語言文化殘障，所導致的中國思維殘障，研究中國問題者必當明察。
思維殘障反智根源
香港邊緣化問題，愈辯愈無聊，愈辯愈無窮無盡。為甚麼？因為中國語文引起許多思維問題，一模糊，二曖昧，三抽象，混濁不清，中國人陷在這等思維邏輯的魔障，就喜歡沒完沒了地爭論。
不僅是「邊緣化」一詞，其他如「民主」、「愛國」、「一國兩制」等等，十多年來湧現在香港人腦袋的一堆政治泡沫，莫不如是。說香港邊緣化，何謂邊緣化？經濟邊緣化，又是哪些範圍領域邊緣化？邊緣化到何種程度才算警戒線？邊緣化三個字，缺乏理性和科學的定義，則爭論無休無止。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許多問題自找煩惱，自招衝突，就是從中國語文的一道道魔障開始。
甚麼邊緣化、一體化、珠三角大融合，仔細想想，沒有一個名詞，有一個統一而清晰的定義依據。十多年前，英國是否加入歐洲一體化，在朝野也引起爭論。其時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但黨內的左派如彭定康等則認為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是英國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一步積極行動。
當時何謂「歐洲一體化」，在英語世界就有一套清晰的定義。第一：許多法例由歐洲議會制訂，特別是牽涉人權，以歐洲議會為最高解釋權。第二：成立歐元為統一貨幣，加入歐洲一體化，則逐步放棄英鎊，在英倫三島改行使用歐元。第三：歐洲一體化之後，許多產業隨即制訂共同政策，例如「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指一系列的農產品價格有契約，在那些國家之間共同制訂，對於那些歐洲國家出現差額，則共同補貼，完全清清楚楚，有一套法理文件依循。
歐洲一體化問題有清晰的定義，因此當時反歐者知道為何而反，反的是甚麼，而親歐者也知道自己主張加入歐洲的原因，以及因此而帶來的一連串後果。
當時歐洲一體化的爭論在英國雖然激烈，但絕不混亂，由政府下議院到新聞輿論，人人都知道爭論的到底是甚麼。像今日的特區政府，一提到香港邊緣化，人人腦海的感覺不同，一提到香港與珠三角大融合，阿貓看法和阿狗看法不一樣，不同政黨的意見衝突，陳方安生的一套跟董建華的一套又水火不容。
因為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
一部《基本法》通篇是「感覺主導」，而不是「定義主導」。感覺以人為主，因此中文先行的《基本法》，只配體現「人治」，不可能達致「法治」，感覺又以權力為本，此一時，彼一時。因此庸人自擾的「釋法」也不會休止。
此一中國語言文化殘障，所導致的中國思維殘障，研究中國問題者必當明察。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社評‧筆陣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文﹕梁文道
200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
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
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文﹕梁文道
200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
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再論中國語言殘障
所謂香港「邊緣化」，新的泡沫名詞，舊的思維殘障，從屬於甚麼「愛國論」、「社會深層結構」等一波波狗追咬尾巴式自我困擾的紛爭，源自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文」（Language of Perception），而不是英法語的「定義的語文」（Language of Definition），一切不求定義，但講模糊的感覺，參看所謂《基本法》，即知中國式思維之殘障何在。
何謂「邊緣化」，如同何謂「愛國」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定義認知，或由於詞彙本身的定義，經由強權篡奪而壟斷，因此造成中國人社會思想之混亂，終日吵吵鬧鬧，紛爭是非不斷，令人厭煩。
此一感覺性的語文思維殘障，在中文無處不見。例如，中國政府憲法黨章，聲稱堅持「毛澤東思想」，又堅持「鄧小平理論」，又堅持「江澤民學說」，而毛思想、鄧理論、江學說各自的定義範疇何在？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軸，那麼今日大陸其實是全面背叛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言以蔽，亦即「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畢生並無提到「照顧環境生態」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則「科學發展觀」是否與「鄧小平理論」相衝？
凡此種種，除了出於中國政府的強權壟斷語文詞彙之慣性，中國人的思想，不好尋根究柢，以「差不多先生」為本，也是重要的傳統因由。
因為中國語文以感覺為先的殘障，易起爭論，每有爭論，則強權統治者為了「穩定」，必聲稱「不搞爭論」；既然不搞爭論，埋頭搞經濟，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一連串問題詞彙，即一一送進太廟，以香火與豬肉供養起來，亦即載入「憲法」與黨章封存。但「憲法」和黨章，明明是法治的體現，美國二百年來，就沒有「華盛頓思想」、「林肯理論」、「列根學說」之類，美國人不會浪費時間來糾纏這些偽學術名詞，但中國人有這鋪癮，卻又糾纏不清，則這堆名詞就變為一種部族的圖騰。
圖騰出現多面，族人即會困惑。天無二日，帝無二主，哪一面圖騰才正統，則視乎部落內出現甚麼類型的危機。中國人社會多欺詐的謊言，即因為中國式的政治生活，是一種圖騰權威的生活，中國文字為象形，是否與此一脈相承，則須由專家研究。所謂「香港邊緣化」之爭，只是又一輪浪費時間之泡沫吹水，出於思維殘障，此一積習，成為基因遺傳。因此，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一切憑感覺，由感覺的文字，推測他人的用心和動機，這種民族科學和理性又哪會萌芽？
因此，做人應該堅守一項原則：對於不諳英語、法語的中國人，不要跟他談論政治，不跟他談邏輯，只跟他談飲食、唱K、骨等生理物質層次的話題，必須予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這不是崇洋，而是省回一口氣，以免破壞和諧。所謂「愛國論」，所謂「邊緣化」，所謂「社會深層矛盾」，皆屬於中國語文範圍內的反智議題，無一例外。
所謂香港「邊緣化」，新的泡沫名詞，舊的思維殘障，從屬於甚麼「愛國論」、「社會深層結構」等一波波狗追咬尾巴式自我困擾的紛爭，源自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文」（Language of Perception），而不是英法語的「定義的語文」（Language of Definition），一切不求定義，但講模糊的感覺，參看所謂《基本法》，即知中國式思維之殘障何在。
何謂「邊緣化」，如同何謂「愛國」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定義認知，或由於詞彙本身的定義，經由強權篡奪而壟斷，因此造成中國人社會思想之混亂，終日吵吵鬧鬧，紛爭是非不斷，令人厭煩。
此一感覺性的語文思維殘障，在中文無處不見。例如，中國政府憲法黨章，聲稱堅持「毛澤東思想」，又堅持「鄧小平理論」，又堅持「江澤民學說」，而毛思想、鄧理論、江學說各自的定義範疇何在？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軸，那麼今日大陸其實是全面背叛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言以蔽，亦即「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畢生並無提到「照顧環境生態」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則「科學發展觀」是否與「鄧小平理論」相衝？
凡此種種，除了出於中國政府的強權壟斷語文詞彙之慣性，中國人的思想，不好尋根究柢，以「差不多先生」為本，也是重要的傳統因由。
因為中國語文以感覺為先的殘障，易起爭論，每有爭論，則強權統治者為了「穩定」，必聲稱「不搞爭論」；既然不搞爭論，埋頭搞經濟，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一連串問題詞彙，即一一送進太廟，以香火與豬肉供養起來，亦即載入「憲法」與黨章封存。但「憲法」和黨章，明明是法治的體現，美國二百年來，就沒有「華盛頓思想」、「林肯理論」、「列根學說」之類，美國人不會浪費時間來糾纏這些偽學術名詞，但中國人有這鋪癮，卻又糾纏不清，則這堆名詞就變為一種部族的圖騰。
圖騰出現多面，族人即會困惑。天無二日，帝無二主，哪一面圖騰才正統，則視乎部落內出現甚麼類型的危機。中國人社會多欺詐的謊言，即因為中國式的政治生活，是一種圖騰權威的生活，中國文字為象形，是否與此一脈相承，則須由專家研究。所謂「香港邊緣化」之爭，只是又一輪浪費時間之泡沫吹水，出於思維殘障，此一積習，成為基因遺傳。因此，中國人缺乏理性思維，一切憑感覺，由感覺的文字，推測他人的用心和動機，這種民族科學和理性又哪會萌芽？
因此，做人應該堅守一項原則：對於不諳英語、法語的中國人，不要跟他談論政治，不跟他談邏輯，只跟他談飲食、唱K、骨等生理物質層次的話題，必須予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這不是崇洋，而是省回一口氣，以免破壞和諧。所謂「愛國論」，所謂「邊緣化」，所謂「社會深層矛盾」，皆屬於中國語文範圍內的反智議題，無一例外。
Tuesday, April 18, 2006
愛因斯坦和歌德爾相識於1933年，當時歌德爾只有27歲，而愛因斯坦已54歲。作為第三帝國(1933年至 1945年納粹統治的德國)的難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到美國，他們都講德語。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們就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他們的辦公室離的很近，每天一起步行上班，兩人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
儘管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歌德爾是數學家，但是，他們都具有超越其學科領域的智慧。他們在科學上的密切關係源於兩人深刻的性格差異。愛因斯坦是一個自信而堅定不移的人，而歌德爾往往在爭論之前就退卻了。歌德爾兩次罹患神經衰弱。在最好的情況下，歌德爾是一個體弱的人，最糟糕的時候，他則深受憂鬱症的困擾。1948年，歌德爾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宇宙模型。透過構造理論的精確解——能夠計算重力場之力的場方程——歌德爾獲得了上述原創性和邏輯上首尾一致的結果。論證的出發點十分簡單，但具有完全令人信服的權威。
歌德爾一生勤奮治學，只發表過幾篇邏輯學論文，但都是鴻篇巨著。發表於1931年的論文《論數學原理和有關系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就是其中的一篇。該文論證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完全性定理。
公理化的方法帶給數學的影響，猶如數學方法對物理學的影響：數學如何將物理學的內容統一在一個架構之內，公理化方法也就如何將數學的內容整合在一個框架之下。正如物理學家急切地尋找一切物理現象的最終理論，數學家也夢想著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而公理化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方法——找出所有數學體系的最根本的元素 (比如運算方法，運算元素)之後，用純邏輯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導，將過去所有透過直覺發現的數學定理一個接一個地“證明”出來。這樣，所有的數學內容就用必真的邏輯保證了其正確性。
公理化方法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將其後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尋找使全部數學首尾一貫的公理之中。然後，數學家們便可以無憂無慮地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體系了。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剩下的由數學家去玩吧!然而，這個欲將全部數學公理化的夢想被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徹底粉碎了。
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是20世紀數學的里程碑，它開創了現代邏輯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它還意味著計算機絕不可能按程式化的方式來解決所有的數學問題。為表彰歌德爾的功績，1951年在授予歌德爾愛因斯坦勳章時，大數學家馮·諾伊曼說：“庫爾特·歌德爾在現代邏輯方面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不朽的——確實，它們不只是一座紀念碑，而且是一座其意義由於受時間、空間限制還未顯現的里程碑。”
廣義相對論的主要思想——空間與時間的融合——並不難理解。畢竟，在日常生活中空間和時間是融合的。人們透過確定事件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來確定事件本身。在三維地圖上，三個數位足以指定某地的空間位置：經度、緯度和高度。如果再加上時間，就可以在時空中精確地確定事件。進一步，如果一個事件可以用4個數位來定義，那么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用一系列這樣的4個數位來定義。在廣義相對論中，這樣的系列稱為世界線。
這樣，廣義相對論在時空幾何與時空中運動物體的行為之間建立起深刻的聯繫。想像在墊子上放一塊大理石，輕輕推動大理石，它將沿直線運動。如果再在墊子上放置一個滾木球，對滾木球上的大理石施以同樣的推動，它將沿下陷的表面滾動，其運動軌跡由直線變成了曲線。該木球的重量使墊子這個介質變形了，而變形的介質影響了大理石的運動。 (陳穎健編譯)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5%BE%B7%E5%B0%94%E4%B8%8D%E5%AE%8C%E5%A4%87%E5%AE%9A%E7%90%86&variant=zh-tw
儘管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歌德爾是數學家，但是，他們都具有超越其學科領域的智慧。他們在科學上的密切關係源於兩人深刻的性格差異。愛因斯坦是一個自信而堅定不移的人，而歌德爾往往在爭論之前就退卻了。歌德爾兩次罹患神經衰弱。在最好的情況下，歌德爾是一個體弱的人，最糟糕的時候，他則深受憂鬱症的困擾。1948年，歌德爾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他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新的宇宙模型。透過構造理論的精確解——能夠計算重力場之力的場方程——歌德爾獲得了上述原創性和邏輯上首尾一致的結果。論證的出發點十分簡單，但具有完全令人信服的權威。
歌德爾一生勤奮治學，只發表過幾篇邏輯學論文，但都是鴻篇巨著。發表於1931年的論文《論數學原理和有關系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就是其中的一篇。該文論證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完全性定理。
公理化的方法帶給數學的影響，猶如數學方法對物理學的影響：數學如何將物理學的內容統一在一個架構之內，公理化方法也就如何將數學的內容整合在一個框架之下。正如物理學家急切地尋找一切物理現象的最終理論，數學家也夢想著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而公理化就是其中最成功的方法——找出所有數學體系的最根本的元素 (比如運算方法，運算元素)之後，用純邏輯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導，將過去所有透過直覺發現的數學定理一個接一個地“證明”出來。這樣，所有的數學內容就用必真的邏輯保證了其正確性。
公理化方法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將其後半生的精力投入到尋找使全部數學首尾一貫的公理之中。然後，數學家們便可以無憂無慮地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體系了。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剩下的由數學家去玩吧!然而，這個欲將全部數學公理化的夢想被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徹底粉碎了。
歌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是20世紀數學的里程碑，它開創了現代邏輯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它還意味著計算機絕不可能按程式化的方式來解決所有的數學問題。為表彰歌德爾的功績，1951年在授予歌德爾愛因斯坦勳章時，大數學家馮·諾伊曼說：“庫爾特·歌德爾在現代邏輯方面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不朽的——確實，它們不只是一座紀念碑，而且是一座其意義由於受時間、空間限制還未顯現的里程碑。”
廣義相對論的主要思想——空間與時間的融合——並不難理解。畢竟，在日常生活中空間和時間是融合的。人們透過確定事件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來確定事件本身。在三維地圖上，三個數位足以指定某地的空間位置：經度、緯度和高度。如果再加上時間，就可以在時空中精確地確定事件。進一步，如果一個事件可以用4個數位來定義，那么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用一系列這樣的4個數位來定義。在廣義相對論中，這樣的系列稱為世界線。
這樣，廣義相對論在時空幾何與時空中運動物體的行為之間建立起深刻的聯繫。想像在墊子上放一塊大理石，輕輕推動大理石，它將沿直線運動。如果再在墊子上放置一個滾木球，對滾木球上的大理石施以同樣的推動，它將沿下陷的表面滾動，其運動軌跡由直線變成了曲線。該木球的重量使墊子這個介質變形了，而變形的介質影響了大理石的運動。 (陳穎健編譯)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5%BE%B7%E5%B0%94%E4%B8%8D%E5%AE%8C%E5%A4%87%E5%AE%9A%E7%90%86&variant=zh-tw
Friday, April 14, 2006
六億神州盡舜堯
六億神州盡舜堯
中國的六億人(當時人口約數)都是堯舜一樣的聖人。堯和舜是古代歷史 傳說中唐、虞兩代的聖君。
堯舜兩位，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聖君。傳說中唐、虞兩代，由於有著這兩位聖君，一直被史書稱為盛世。說來有趣，他們二位對治家與治國的關係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堯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之所以挑中了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這個青年人治家的本領和品格。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舜的治家有方，記載得非常詳細。今天讀這一段歷史，依然對人們有許多寶貴的啟發。
舜這一家，是個什麼情況呢？看來比較複雜。《史記．五帝本紀》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在這個重新組合成的家庭中，舜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父親瞽叟。瞽叟者，雙目失明的老人也。可惜這位瞎了眼的父親並不偏袒舜，《史記．五帝本紀》說「瞽叟愛後妻子」。一家人常常給舜找麻煩，而且要無緣無故地打他。舜一方面任勞任怨，在這個家庭裡無怨無悔地充當主要勞動力，一方面則盡量去緩和家庭矛盾，不做任何能夠促使家庭矛盾激化的事情，不讓他的父親、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增加什麼惡名。他的這種表現傳到了堯耳?裡，堯準備繼續考驗他。考驗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觀其德於二女」。《列女傳》稱「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兩位姑娘自從嫁到舜這種普通「庶人」家庭裡，高幹子女的優越感全部沒有了，整天跟著舜一起辛勤勞動，孝敬長輩，日子過得和和美美。《史記．五帝本紀》說「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等也」。這是對司馬遷所說的「甚有婦道」的具體解釋。「甚有婦道」者，說明娥皇、女英簡直成了舜的「賢內助」。
這場考驗的結果，讓堯很滿意。堯為什麼滿意？自己的女兒下嫁到一個普通的「庶人」家庭裡，本來就已經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何況舜這個家庭有一個偏心的父親！如果舜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沒有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一旦得知堯想把女兒嫁給自己，恐怕馬上就會請求自己的泰山大人幫自己改換改換環境，要一個官做做；至少，也會在結婚之後派妻子回娘家為自己說情。可是舜沒有這樣做。如果舜不懂得家庭矛盾的性質及其處理方法的分寸，不懂得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及時與妻子溝通乃至達成共識，堯的兩個寶貝女兒嫁過來之後，不和自己的公公婆婆鬧翻天才怪呢！可是舜的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如果舜是一個善於以權謀私的人，一旦成為堯的女婿之後，自己完全可以整天在外面打著丈人的旗號到處騙吃騙喝，家裡也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收賄索賄，乃至於四處招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更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時髦非常，那裡還要讓妻子和自己一起去出賣苦力！現成的裙帶呀，多麼過得硬的關係呀！等於是送上門來的烏紗帽呀！可是這種事永遠都和舜不沾邊。還要怎麼考驗呢？這就是最好的考驗啊！這種考察幹部的方法，真可謂獨具慧眼。所謂「賢內助」，其實不過是夫妻共同進步的一種表現罷了。如果身邊確實沒有「賢內助」，那麼，這個人的個人品質也就肯定不會好到哪兒去。如果對此還有疑義，那就不妨多看看舜這一家的故事。
中國的六億人(當時人口約數)都是堯舜一樣的聖人。堯和舜是古代歷史 傳說中唐、虞兩代的聖君。
堯舜兩位，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聖君。傳說中唐、虞兩代，由於有著這兩位聖君，一直被史書稱為盛世。說來有趣，他們二位對治家與治國的關係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堯在挑選接班人的時候，之所以挑中了舜，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這個青年人治家的本領和品格。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舜的治家有方，記載得非常詳細。今天讀這一段歷史，依然對人們有許多寶貴的啟發。
舜這一家，是個什麼情況呢？看來比較複雜。《史記．五帝本紀》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在這個重新組合成的家庭中，舜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父親瞽叟。瞽叟者，雙目失明的老人也。可惜這位瞎了眼的父親並不偏袒舜，《史記．五帝本紀》說「瞽叟愛後妻子」。一家人常常給舜找麻煩，而且要無緣無故地打他。舜一方面任勞任怨，在這個家庭裡無怨無悔地充當主要勞動力，一方面則盡量去緩和家庭矛盾，不做任何能夠促使家庭矛盾激化的事情，不讓他的父親、後母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弟增加什麼惡名。他的這種表現傳到了堯耳?裡，堯準備繼續考驗他。考驗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觀其德於二女」。《列女傳》稱「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兩位姑娘自從嫁到舜這種普通「庶人」家庭裡，高幹子女的優越感全部沒有了，整天跟著舜一起辛勤勞動，孝敬長輩，日子過得和和美美。《史記．五帝本紀》說「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二女不敢以帝女驕慢舜之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等也」。這是對司馬遷所說的「甚有婦道」的具體解釋。「甚有婦道」者，說明娥皇、女英簡直成了舜的「賢內助」。
這場考驗的結果，讓堯很滿意。堯為什麼滿意？自己的女兒下嫁到一個普通的「庶人」家庭裡，本來就已經要多吃多少苦，多受多少罪，何況舜這個家庭有一個偏心的父親！如果舜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沒有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一旦得知堯想把女兒嫁給自己，恐怕馬上就會請求自己的泰山大人幫自己改換改換環境，要一個官做做；至少，也會在結婚之後派妻子回娘家為自己說情。可是舜沒有這樣做。如果舜不懂得家庭矛盾的性質及其處理方法的分寸，不懂得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及時與妻子溝通乃至達成共識，堯的兩個寶貝女兒嫁過來之後，不和自己的公公婆婆鬧翻天才怪呢！可是舜的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如果舜是一個善於以權謀私的人，一旦成為堯的女婿之後，自己完全可以整天在外面打著丈人的旗號到處騙吃騙喝，家裡也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收賄索賄，乃至於四處招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更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時髦非常，那裡還要讓妻子和自己一起去出賣苦力！現成的裙帶呀，多麼過得硬的關係呀！等於是送上門來的烏紗帽呀！可是這種事永遠都和舜不沾邊。還要怎麼考驗呢？這就是最好的考驗啊！這種考察幹部的方法，真可謂獨具慧眼。所謂「賢內助」，其實不過是夫妻共同進步的一種表現罷了。如果身邊確實沒有「賢內助」，那麼，這個人的個人品質也就肯定不會好到哪兒去。如果對此還有疑義，那就不妨多看看舜這一家的故事。
Wednesday, April 12, 2006
辛棄疾之《摸魚兒》：
辛棄疾之《摸魚兒》：
《摸魚兒》
更能消 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
見說道 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
君不見 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
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摸魚兒》
更能消 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
春且住。
見說道 天涯芳草無歸路。
怨春不語。
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
君不見 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
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
文﹕梁文道
社評‧筆陣
2006年4月12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在此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這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
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上文說過，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麼叫做「福利主義」﹖害怕它的人卻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就連對它的擔憂，也沒有明確固定的表達形式。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 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關於這點，已有許多學者論之甚詳，此處不贅。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說過的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當下的港股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森(Amartya Sen)說得好﹕「民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文﹕梁文道
社評‧筆陣
2006年4月12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在此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這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
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上文說過，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麼叫做「福利主義」﹖害怕它的人卻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就連對它的擔憂，也沒有明確固定的表達形式。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 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關於這點，已有許多學者論之甚詳，此處不贅。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說過的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當下的港股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森(Amartya Sen)說得好﹕「民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說了20年的夢話【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梁文道 - 說了20年的夢話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專訊】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裡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 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四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四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著說著「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裡面，我們不妨把這四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裡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裡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著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裡，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鉤，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專訊】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裡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 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四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四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著說著「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裡面，我們不妨把這四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裡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裡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著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裡，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鉤，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Monday, April 10, 2006
《琵琶行》白居易
《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Friday, March 31, 2006
三峽大壩工程
如果您從未見識過三峽美景，這輩子恐怕再也沒有機會了，因為三峽大壩工程，6月1日凌晨零時正式開始蓄水，上午9時舉行蓄水儀式，預計大壩水位每天上漲 4、5公尺，在半個月之內，上升至135公尺，成為全球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峽大壩從1993年起歷經10年，數百萬居民大遷徙，和數十座古城拆遷後，三峽工程即將實現「防洪、發電、通航」三大目標。
事實上，三峽工程創下許多「世界之最」，包括工程開挖土石量1.34億立方公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水庫規模只有它的一半，挖出來的土石如果建造成一道一立方公尺的牆，可以環繞地球三圈多。
混凝土澆鑄2715萬立方公尺，金屬結構安裝28.1萬噸，鋼筋製作安裝35.4萬噸，三峽水力發電站每年可生產847億度的電力，成為中國電力網路的總樞紐，號稱能「照亮半個中國」。
不過這個號稱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水壩工程，從決定興建，到整個工程進行過程，包括遷移一百多萬的當地居民、以及對於環境生態的破壞，甚至是施工的品質，都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三峽大壩從1994年宣佈興建以來，一直爭議不斷。首先是原本住在三峽兩岸的一百多萬居民，必須離開家園，遷村到新秭歸。2000年曾有上千名居民發起公開的抗議活動，卻遭到公安武力鎮壓。
目前原本大多以農維生的他們，有些幸運地轉成工人，有些則成了失業一族。其次是大壩品質的爭議，許多人擔心，大壩一旦決堤，長江下游的城市後果不堪想像。而且最近還有人發現大壩的品質不佳，甚至還有傳言大壩的裂縫連手掌都能塞下去。
第三是文物損失的爭議，三峽有許多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加上長江是中國南方巴楚文化的發源地，除了許多地面上眼睛可以看到的古蹟之外，地面下還有許多亟待挖掘的考古文物，不過這一切卻要隨著水庫的蓄水而永不見天日。
此外，還有生態影響爭議，三峽大壩一開始興建，不少國際環保團體就群起反對。由於長江的環境是幾十萬年或幾百萬年所緩慢形成的生態系統，有人便質疑，如果以人為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做劇烈的改變，加上河道改變造成泥流淤積，當地可能出現無法預測的浩劫。
中國作家戴晴指出，三峽水庫是中國黃金水道長江中段，如果整個水道淤積，對整個長江流域，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最大的環境損害。
想要以人為的力量，來改變諸多的自然法則，三峽大壩的強大蓄水和發電功能，是否能夠彌補這些損害，或許是誰也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
【明報專訊】湖南省長江幹堤岳陽段部分河段近期發生嚴重崩岸險情，嚴重危及長江幹堤防洪安全，影響下荊江河勢穩定，如不及時搶護，長江幹堤將難以安全度汛。經當地全力搶險，目前崩岸暫趨平緩
。 由於從下月1日起湖南省將進入汛期，崩岸事件引起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簡稱國家防總）和長江防汛總指揮部（簡稱長江防總）的高度重視。專家指，崩岸原因與三峽工程蓄水有關。這是內地輿論再度對長江三峽工程作公開指摘。由於缺乏周密的科學論證，長江三峽工程從一開始就備受質疑，包括去年底江西九江地震、近 年來長江下游城市天氣異常等，都有報道指與三峽工程蓄水有關。
湖南《瀟湘晨報》報道，從4月1日起，湖南省將進入汛期。在這關鍵時刻，長江幹堤岳陽段部分河段卻發生嚴重崩岸，其中華容縣天字一號、君山區的洪水 港、張家墩等幾處河段崩岸尤為突出，嚴重威脅長江幹堤安全。目前，經國家防總、長江防總有關專家現場指導，省、岳陽市有關部門全力搶險，崩岸已趨平緩，險 情得到初步控制。
嚴重危及長江幹堤防洪
險情最嚴重的是華容縣境內的下荊江天字一號河段，崩岸最嚴重的長達600米。在長江大堤內河灘上，江風挾江水不斷拍打已經崩岸的河灘，不時將大塊 的泥土捲入江心，離河岸不遠的河灘上赫然可見一條條長裂縫。華容縣護岸管理所負責人表示，這是近幾年發生的最大崩岸險情。岳陽市長江修防處指，君山區洪水 港從2004年開始出現崩岸險情，逐年推進，距長江幹堤愈來愈近。
岳陽市長江修防處工程科長吳文勝指，這次嚴重崩岸有多種因素，但主要是三峽工程初期蓄水後，清水下泄，下泄江水泥沙含量下降導致挾沙能力增強，下荊江河沖刷嚴重所致。岳陽市當局已向長江防總、國家防總匯報險情，各項搶險工作也隨之展開，研究制定搶護方案，國家防總、長江防總也已派專家趕赴現場指 導。
三峽工程負面消息不斷
長江三峽大壩自從2003年6月開始蓄水以來，不斷有負面報道見諸內地報章，當年夏天武漢媒體報道指，三峽蓄水導致長江中下游水位明顯降低，造成當 地罕見高溫酷熱，引起民怨。去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市發生5.7級地震，有關專家指是三峽蓄水誘發該次地震，引起轟動，但未幾當局即出來「闢謠」，指有 關說法「沒有根據」。
總投資逾2000億元人民幣的長江三峽工程是中國有史以來耗資最大的「人類改造自然」行動，但由於缺乏周密的科學論證，工程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1992年李鵬任總理時，該工程宣布正式開工，2003年蓄水以提高水位實現通航和發電。
Monday, March 27, 2006
平胸者言
平胸者言
「我的size是AAA。」
「真有比A更小的尺碼嗎﹖」我以為自己孤陋寡聞，再問一次，才知被捉弄。「哈哈哈，AAA是我自創的，像電芯，不是AA以下也有更細粒的AAA嗎﹖」
Ｈ是我閨中密友，她有一對平胸，但她不在乎，時常穿小背心招搖過市﹕「香港人就是對我平胸而能夠覺得沒問題而覺得我有很大問題。」
在美國生活時，她習慣真空上陣，「怕凸點嗎﹖」「在美國沒所謂，裏面穿件背心，外面披件鬆身衣便可，香港對凸點就是恐慌。」回港後，她入鄉隨俗去買胸罩，卻遇上問題。
走進商店，Ｈ想要找紅色橙色藍色的有花花有公仔的設計，但A Cup就只有白色肉色黑色，又或者是運動型胸罩，悶死人，「彷彿平胸便不可以性感，不可以cutie（可愛），不可以feminine（女性化）。」她控訴。
款式外，連舒適也無得揀﹕「市面上的A Cup Bra全有鐵線承托，對我們來說，是很不舒服的設計，我請服務員找些沒鐵線的，誰知她竟溫柔地給我輔導﹕『Ａ級都要托，托托下就變Ｂ』。我答『都無，唔使托』。」好，夠薑。
Ｈ再闖難關，「我想買比堅尼，但服務員瞧一瞧我的A Cup，遞了一件頭款式給我，那種眼神是我沒資格穿比堅尼。」
Ｈ開始激動﹕「其實平胸大胸各有特色，低胸裝當然是大胸才穿得來，但絲質、絨質中性剪裁的晚裝，就是平胸女子的專利，我們可以撇下胸圍，若隱若現的，那又是另一種性感，香港實在太單調了，一味說要大胸。」
「真係想成立一個平胸者協會，你話有無得搞﹖」A級女子是時候站起來了。
[卉芸]
「我的size是AAA。」
「真有比A更小的尺碼嗎﹖」我以為自己孤陋寡聞，再問一次，才知被捉弄。「哈哈哈，AAA是我自創的，像電芯，不是AA以下也有更細粒的AAA嗎﹖」
Ｈ是我閨中密友，她有一對平胸，但她不在乎，時常穿小背心招搖過市﹕「香港人就是對我平胸而能夠覺得沒問題而覺得我有很大問題。」
在美國生活時，她習慣真空上陣，「怕凸點嗎﹖」「在美國沒所謂，裏面穿件背心，外面披件鬆身衣便可，香港對凸點就是恐慌。」回港後，她入鄉隨俗去買胸罩，卻遇上問題。
走進商店，Ｈ想要找紅色橙色藍色的有花花有公仔的設計，但A Cup就只有白色肉色黑色，又或者是運動型胸罩，悶死人，「彷彿平胸便不可以性感，不可以cutie（可愛），不可以feminine（女性化）。」她控訴。
款式外，連舒適也無得揀﹕「市面上的A Cup Bra全有鐵線承托，對我們來說，是很不舒服的設計，我請服務員找些沒鐵線的，誰知她竟溫柔地給我輔導﹕『Ａ級都要托，托托下就變Ｂ』。我答『都無，唔使托』。」好，夠薑。
Ｈ再闖難關，「我想買比堅尼，但服務員瞧一瞧我的A Cup，遞了一件頭款式給我，那種眼神是我沒資格穿比堅尼。」
Ｈ開始激動﹕「其實平胸大胸各有特色，低胸裝當然是大胸才穿得來，但絲質、絨質中性剪裁的晚裝，就是平胸女子的專利，我們可以撇下胸圍，若隱若現的，那又是另一種性感，香港實在太單調了，一味說要大胸。」
「真係想成立一個平胸者協會，你話有無得搞﹖」A級女子是時候站起來了。
[卉芸]
Saturday, March 25, 2006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
起碼在我身上
梁文道
什麼是大學？它就是中學和職場之間的過渡時間。在它之前和之後，是兩套紀律嚴明的生活方式。而它則是一種不用早八午四朝九晚六，可以晨昏不分的生活。雖有上課的時間表，但沒有鐵一般的律條規定學生必須緊跟。對於中學生和大部份在職人士來講，週六週日令人愉快，對大學生來講卻可有可無，因為他們大可把週一至週五安排得跟週末沒有分別。在大學裏頭，課室外的輕鬆閒談或許要比正式的導修討論來得更有學術上的刺激作用。去圖書館讀書固然可以是為了鑽研課業，但若只是去閒逛瞎翻或者閉目養神，也沒有人管得著你。別人上街看電影要等下班放假，大學生說去就去，只要有錢，就能十二點半直下九點半，把屁股黐在戲院椅子的口香糖上。
在我看來，真正使得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一群年青人能被統稱為大學生的，不是遠離市區的優美校園，也不是深厚悠遠的傳統精神，而是這種工作／休閒區隔的徹底模糊，是社會生活裏時間結構的瓦解與顛覆。這種大學生活的時間特性是大學對「學術自主」最真實的體驗，也是一切「學生王子」等浪漫校園生活傳統的物質基礎。
如今很多人念茲在茲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常被認為是一種傳統人文教育，其內容必定包括人文學科的經典和自然科學入門。這種思路著眼的是教育上「必須」的面向，強調每一個大學若要夠格做大學生，「必須」得到某些知識，「必須」經過某種訓練。但早在現代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之前，古希臘晚期和羅馬帝國的時候就有Liberal Education的觀念。這種「原型博雅教育」在斯多葛派的影響下，注意的不是學生「必須」獲取什麼，而是怎樣「解放」學生。這裏所謂的「解放」，指的是把學生從凡俗的定見之中解放出來，從一時一地的習尚之中解放出來，從束縛著自己的常識之中解放出來。這種教育不會像考駕駛執照般核定學生有沒有某種資格，它更關心學生們的生活是不是「經過檢驗的生活」。用今天的話來講，原型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更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
我無力考究大學生活特殊的時間結構是否就是為了配合「原型博雅教育」，但從我個人的體驗來說，四年的大學生活的確讓我經歷了未曾經歷過的自由。我不想貶低中文大學給我的正式訓練，但我的確能在它開放給我的自由時空裏得到更多更充實的教育。有些教科書的內容我都忘光了，但我還得圖書館裏某些過期冷門的刊物文章說些什麼。部份教授的課我只上過開學那一節，但到老師房裏抽煙聊天是我不會忘記的每週美點。至於為人處事，和同學們在夜間的校園裏散步，到大埔宵夜喝酒，絕對比我參加過的任何社團活動更有教益。大學那四年，不只是擴闊我知識視野的軸心年代，也是我電影、戲劇、舞蹈、展覽看得最多的四年。大學不只提供了必修的課程計劃和形形色色的正式活動（例如宿舍晚宴糖水會），還給出了不遵從這些計劃甚至反抗它的空間。回想起來，那時我刻意缺課走堂，藐視集體活動，是很幼稚很膚淺。但為了証明那種虛矯的姿態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確學到了一點批判的能力，就從批判自己身處其中的大學制度和似乎理所當然的大學生身份開始。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學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學那樣像中學。但願我不算太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當然，今天我也明白那些逢課必到，死命苦讀以求成績更好的同學，並不值得我當時那麼鄙視。我走過的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該去走都能重複的。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用功唸書做個好學生是必然的。大學到底是一個促進階級向上流動的地方，很多人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自然、合理，甚至神聖。像我這般風流地大談自由和批判，無非是種運氣。正如布爾狄厄（Pierre Bourdieu）所說，在大學裏不大計較成績，喜好藝術文化等校外活動，以研究沒有實用價值的學問為樂的，往往是中產階級小康之家的成員。在香港這未必全對，但在我身上它卻是真理。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而這種反省的起點就是我離開大學校門的那一刻，畢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一個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嗎？
Thursday, March 23, 2006
李怡專欄：我羞故我在
李怡專欄：我羞故我在
在台灣的報紙上讀到有人提及大陸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筆者在網頁搜尋中找到，看了之後整晚都睡不 。它真的是有如提及此文的人所說，「句句如刀」，解開了筆者幾十年來思想中的一個困惑。
作者名叫王怡，與我同名不同姓。年紀很輕，今年才三十三歲。文章是將近兩年前寫的，題目是《我成為民族主義的那天》。
文章很長，先從作者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說起。為甚麼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那個午後，他無動於衷，因為他認為美國只是在轟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轟炸中國，也不是轟炸中國人民，「我對死難者個人的同情，沒有理由昇華到某種能夠把死者與我捆綁於一個世俗共同體的偉大感情中去」。他說他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得到一個機會，能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之間挑選，個人主義者將毫無疑問地選擇高鼻子的英國人統治，也不願被和他膚色一樣的共產黨人蹂躪。」文章到此為止，可以說與筆者多年來為文提及應擺脫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想法，並無二致。
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是一個以反抗共產主義著稱的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事。米奇尼克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毀「布拉格之春」。蘇聯為了尋求出兵的「正當性」，也糾集了波蘭在內的五個東歐共產國家一起出兵。米奇尼克說，這一天就是他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在一九六八年的波蘭，甚麼人才配叫做波蘭人？在民主國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不但和文化與血統，而且和民主政體、和一部捍 人權的憲法密切相關。但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一個普通人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哪 來？米奇尼克給出一個迄今為止最令我動心的理由，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王怡說，「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這是一種低調但更加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種羞恥心。……分擔羞恥比分擔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起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黨和組織 ，經常性的分擔羞恥幾乎是其成員的一種命運。」
王怡把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改為「我羞故我在」。他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天，是蔣彥永醫生因提出要求平反六四而被無理羈押第四十天的日子。這一天使王怡感到無比羞恥，於是也就使他不能不認同中國，使他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
在台灣的報紙上讀到有人提及大陸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筆者在網頁搜尋中找到，看了之後整晚都睡不 。它真的是有如提及此文的人所說，「句句如刀」，解開了筆者幾十年來思想中的一個困惑。
作者名叫王怡，與我同名不同姓。年紀很輕，今年才三十三歲。文章是將近兩年前寫的，題目是《我成為民族主義的那天》。
文章很長，先從作者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說起。為甚麼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那個午後，他無動於衷，因為他認為美國只是在轟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轟炸中國，也不是轟炸中國人民，「我對死難者個人的同情，沒有理由昇華到某種能夠把死者與我捆綁於一個世俗共同體的偉大感情中去」。他說他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得到一個機會，能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之間挑選，個人主義者將毫無疑問地選擇高鼻子的英國人統治，也不願被和他膚色一樣的共產黨人蹂躪。」文章到此為止，可以說與筆者多年來為文提及應擺脫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想法，並無二致。
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是一個以反抗共產主義著稱的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事。米奇尼克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毀「布拉格之春」。蘇聯為了尋求出兵的「正當性」，也糾集了波蘭在內的五個東歐共產國家一起出兵。米奇尼克說，這一天就是他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在一九六八年的波蘭，甚麼人才配叫做波蘭人？在民主國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不但和文化與血統，而且和民主政體、和一部捍 人權的憲法密切相關。但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一個普通人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哪 來？米奇尼克給出一個迄今為止最令我動心的理由，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王怡說，「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這是一種低調但更加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種羞恥心。……分擔羞恥比分擔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起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黨和組織 ，經常性的分擔羞恥幾乎是其成員的一種命運。」
王怡把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改為「我羞故我在」。他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天，是蔣彥永醫生因提出要求平反六四而被無理羈押第四十天的日子。這一天使王怡感到無比羞恥，於是也就使他不能不認同中國，使他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
Tuesday, March 14, 2006
白鴿真的病了 ?
或是人病了?
人實在太無知和太自私.... ><
禮頓道野鴿離奇集體死亡
「隻隻都唔係點郁」
事後街坊在場議論紛紛，有人指稱，事件涉及毒殺鴿子，估計有人用有毒食物餵飼鴿子，導致牠們死亡。
街坊周女士指出，她每日多次到來看鴿子，牠們一向生猛健康，但昨日一反常態，「好似隻隻都唔係點郁」，她相信鴿子被人落毒，才會出現這種不尋常情況。
觀鳥會主席張浩輝認為事件不尋常，野鴿在路邊生蛋，證明牠們已經失常，不懂分辨哪一處地方屬於安全，最有可能是遭人落毒。賽鴿會會員連啟元說，野鴿要在攝氏三至四度低溫才會凍死，不認為昨日寒冷天氣令野鴿集體死亡，認為群鴿死亡是人為。
鴿群神情呆滯毛翼豎起
跑馬地黃泥涌道的鴿子集體死亡，有專家指事件並不尋常，並否定天氣變冷導致鴿子死亡的說法，不排除牠們染有病毒，或者是被人毒殺。
排除凍死之說
香港觀鳥會主席張浩輝指出，入冬以來已有多月，同時昨日天氣突然轉冷，氣溫亦非特別寒冷，不足以造成鴿子集體死亡，他懷疑事件涉及食物中毒。
他指稱，鴿子對人們的威脅不大，市民減少對牠們餵飼，數量亦會減少，所以無必要向牠們下毒手。另香港養鴿會成員連啟元亦稱，鴿子受到攝氏三、四度低溫才會凍死，他排除凍死說法，可能與染病有關。
另外，全港抗禽流感行動聯盟發言人石國強，昨亦到場了解情況。他表示，現場野鴿神情呆滯，不願走動及毛翼亦豎起，顯示身體有不正常現象，牠們可能不適或染有病毒，他亦撿走部份鴿糞交往化驗所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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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 星期二 18:20 更新
漁護署表示，根據初步測試，在禮頓道及黃泥涌道交界撿獲的野鴿屍體不帶Ｈ５禽流感病毒。
漁護署人員昨日經市民轉介，撿拾八隻野鴿屍體，其中只有四隻可作測試。漁護署指，根據海外經驗，由野鴿散播禽流感病毒的機會相對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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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田北辰與九鐵「水土不服」
【明報專訊】九鐵高層鬥爭，誰是誰非，有人用政治八卦簡單二分法，決定應該挺田北辰，還是挺黎文熹，這是個懶惰的辦法。
田北辰臨危受命，銳意改革，增加透明度，事故盡快通報，說明原因。強調問責，有問題向公眾交代，把乘客當成是老闆顧客。讓日載百萬乘客的集體運輸工具，無論在硬件軟件方面都更現代化。但卻受到九鐵舊臣聯同三千員工的集體逼宮，田北辰會問，我錯了嗎﹖
以黎文熹為首的一眾高層，勤勤懇懇，工程人員都是專業精英，敬業樂業。面對大小問題，都能有條不紊的逐項解決。每次出事都要徹底透明，完全問責，就像打開肚皮給人家看個夠。且，當中不少是極為專業的問題，公眾未必明白，事事張揚，打亂我們的部署，徒惹市民恐慌。黎文熹們會說，我們受夠了，現在把問題說清楚，我們錯了嗎﹖
很難用誰對誰錯去判斷九鐵風波，我只能用「水土不服」來形容。把一個有改革衝動和使命、中年但卻氣盛的生意人，放在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公營老店裏掌舵，產生的不是化學作用，而是鬥爭火花。田北辰已不止一次公開慨嘆，他改變不了九鐵的公司文化。
九鐵的管理層，都是一群做了二三十年的開國舊臣，他們早已有一套牢不可破的固有文化，什麼才算事故，什麼需要交代，什麼可以自己解決後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準則。自從田北辰這個外人進來以後，一切準則都被打亂了。公眾的批評，政府的責難，都是田北辰惹的禍。
九鐵舊臣依憑老皇曆辦事，不動如山。田北辰沒看清楚改革的難度，一往無前。於是，火星撞地球，一方按捺不住，危機一觸即發。
再加上兩鐵合併遙遙無期，署理總裁一直署理，員工前景不明，軍心渙散，黎文熹早已在立法會公開表白，私下亦抱怨頻頻，但主事官員卻視而不見，強政勵治的行政長官也一直議而不決。官僚麻木短視，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samngx123@gmail.com】
田北辰臨危受命，銳意改革，增加透明度，事故盡快通報，說明原因。強調問責，有問題向公眾交代，把乘客當成是老闆顧客。讓日載百萬乘客的集體運輸工具，無論在硬件軟件方面都更現代化。但卻受到九鐵舊臣聯同三千員工的集體逼宮，田北辰會問，我錯了嗎﹖
以黎文熹為首的一眾高層，勤勤懇懇，工程人員都是專業精英，敬業樂業。面對大小問題，都能有條不紊的逐項解決。每次出事都要徹底透明，完全問責，就像打開肚皮給人家看個夠。且，當中不少是極為專業的問題，公眾未必明白，事事張揚，打亂我們的部署，徒惹市民恐慌。黎文熹們會說，我們受夠了，現在把問題說清楚，我們錯了嗎﹖
很難用誰對誰錯去判斷九鐵風波，我只能用「水土不服」來形容。把一個有改革衝動和使命、中年但卻氣盛的生意人，放在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公營老店裏掌舵，產生的不是化學作用，而是鬥爭火花。田北辰已不止一次公開慨嘆，他改變不了九鐵的公司文化。
九鐵的管理層，都是一群做了二三十年的開國舊臣，他們早已有一套牢不可破的固有文化，什麼才算事故，什麼需要交代，什麼可以自己解決後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準則。自從田北辰這個外人進來以後，一切準則都被打亂了。公眾的批評，政府的責難，都是田北辰惹的禍。
九鐵舊臣依憑老皇曆辦事，不動如山。田北辰沒看清楚改革的難度，一往無前。於是，火星撞地球，一方按捺不住，危機一觸即發。
再加上兩鐵合併遙遙無期，署理總裁一直署理，員工前景不明，軍心渙散，黎文熹早已在立法會公開表白，私下亦抱怨頻頻，但主事官員卻視而不見，強政勵治的行政長官也一直議而不決。官僚麻木短視，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samngx123@gmail.com】
Tuesday, March 07, 2006
例外狀態與獨裁
例外狀態與獨裁
--梁文道
2006-03-02
「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曾經以希特勒為例，說明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未必是好東西，因為連大魔頭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番言論在當時備受爭議，很多人指摘她危言聳聽，為了詆譭民主價值不惜一切。那麼，民主政府到底有沒有可能轉化成一個極權政權？一人一票又會不會真的選了一個獨裁者出來呢？我們實在不能因人廢言，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深思。雖然今天的香港離理想的民主政制甚遠，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最近的例子上找出現代民主政制內藏的危機，警惕自己，並努力尋找避禍之道。
嚴格地講，希特勒的獨裁專制並不直接來自公民的授權，而是當年有「世上最理想憲法」之稱的《威瑪憲法》的一個內在問題。根據《威瑪憲法》第48條，「如果 德國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和威脅，帝國總統可以採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懸 擱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條確立的基本權力」。依照「納粹官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說法，國家元首在這種必要狀態底 下是「憲法的守衛者」。如果一個憲法確立的是個民主政體，則非常狀態下的元首要做的就是吃盡全力「保護民主」。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獨裁者之所以擁有空前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懸擱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正是因為他們成了「憲法的保護者」；而這個權力卻竟然是憲法賦予的！憲法怎麼可能自己埋下毁去憲法的禍根，民主又如何可能生出摧毁自己的孩子呢？目前紅極一時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其近著《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謂的「例外狀態」，指的就是那種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脅，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權利要被暫時終止的狀態。這本該是種非常狀態，只有當秩序受到嚴重 挑戰，社會發生重大動亂，甚或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主權政府才能以戒嚴令等各種手段宣布全國進入例外狀態。但是阿甘本大膽地宣稱，在現代社會裏面，例外狀 態不是一種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種政治常態。理由是不論是否把它明確地寫進憲法裏面，任何主權政府都像當年卡爾‧施密特所說的，擁有這種決定什麼時候叫做非 常狀態的權力。
眼下的菲律賓就是最佳示範。總統阿羅約夫人為了防止政變，為了打擊她口中「右派和共產黨人的陰謀」(右派和共產黨都想推翻她，多麼奇妙的聯合！)，宣布菲 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這條法令禁止了遊行集會，使得政府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形下拘捕疑犯，允許總統動用軍力進駐任何設施。於是一些民選的國會議員被 逮捕了，有幾家傳媒被保安人員進駐監視，一下子菲律賓彷彿回到馬可斯實施軍事戒嚴的年代。
問題是菲律賓是個民主國 家，民選的總統憑什麼可以褫奪人民批評她的權利？憑什麼可以禁止人民反對她的集會？答案就是她判定了這是個非常時期，是個正常法定權利可以懸擱不顧的例外 狀態。然而什麼狀態叫做非常狀態，什麼情况是政府權力可以無限放大的必要情况呢？這是個看起來很容易回答實則難以定奪的難題。如果真的可以一一列 明進入非常狀態的條件，只要那些條件被滿足了就自動啟動法律程序，那就用不着主權政府的決斷了。更何况一旦進入例外狀態，又有哪些條件可以辨明它該何時結束？由誰決定並宣布它的結束呢？
阿甘本認為「例外狀態」是所有法律和所有民主國 家揮之不去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能夠把國家帶進這種狀態的政府是依法成立人民授權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這種狀態底下不受限制地架空法律統治人民。更可怕的 是和「例外狀態」相關的一組詞語如「戰爭」、「危急局面」、「社會動亂」，成了許多政府領袖的最愛，因為那正是它們擴充權力凌駕司法和立法體系的最佳藉口。
另一經典例子就是美國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Bay)的「三角洲禁閉營」(CampDelta)。被國際特赦組織稱作「這個時代的古
拉格」的「三角洲禁閉營」，拘留了許多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嫌疑犯」。他們沒有依法申請律師的權利，也不受任何美國國內法律和國際上有關戰俘的條例保 障，受到虐待和折磨的消息更是時有所聞。這個地方就是美國政府在例外狀態底下開闢出來的「法外空間」，其囚犯不是美國法律保護的美國公民，也不被當作國際 法保護的戰俘，他們就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一群完全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動物。
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把人送到「三角洲禁閉營」，就是因為它聲稱自己處在非常時期，這也就是布殊總統堅持該營不得廢除的理由，「反恐戰爭仍未結束」。國防部 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指出反恐戰爭是場長久的鬥爭，這也就意味着牴觸了許多保障基本人權的《愛國法》也必須持續下去。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不會結束的「例外狀 態」。阿甘本進一步指出：「因為總統的至高權威建立在戰爭狀態的緊急聯繫之上，所以在整個20世紀裏面，戰爭的隱喻已經成為美國總統的政治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從羅斯福對付大蕭條到列根對付毒品，「戰爭」二字都是他們的口頭禪。
當年葉劉淑儀關於希特勒的那番言論最巧妙最吊詭的地方，是她所宣傳的法律正是一種把非常狀態———使得希特勒掌握無限行政權力的狀態，正式引入香港的法律。最近有關政府竊聽市民權力的爭議，則再次提醒了我們「緊急狀態」的矛盾和陷阱。
--梁文道
2006-03-02
「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銷《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曾經以希特勒為例，說明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未必是好東西，因為連大魔頭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這番言論在當時備受爭議，很多人指摘她危言聳聽，為了詆譭民主價值不惜一切。那麼，民主政府到底有沒有可能轉化成一個極權政權？一人一票又會不會真的選了一個獨裁者出來呢？我們實在不能因人廢言，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深思。雖然今天的香港離理想的民主政制甚遠，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最近的例子上找出現代民主政制內藏的危機，警惕自己，並努力尋找避禍之道。
嚴格地講，希特勒的獨裁專制並不直接來自公民的授權，而是當年有「世上最理想憲法」之稱的《威瑪憲法》的一個內在問題。根據《威瑪憲法》第48條，「如果 德國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嚴重干擾和威脅，帝國總統可以採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懸 擱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條確立的基本權力」。依照「納粹官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說法，國家元首在這種必要狀態底 下是「憲法的守衛者」。如果一個憲法確立的是個民主政體，則非常狀態下的元首要做的就是吃盡全力「保護民主」。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獨裁者之所以擁有空前的權力，之所以能夠懸擱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正是因為他們成了「憲法的保護者」；而這個權力卻竟然是憲法賦予的！憲法怎麼可能自己埋下毁去憲法的禍根，民主又如何可能生出摧毁自己的孩子呢？目前紅極一時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其近著《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謂的「例外狀態」，指的就是那種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脅，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權利要被暫時終止的狀態。這本該是種非常狀態，只有當秩序受到嚴重 挑戰，社會發生重大動亂，甚或國家面對戰爭的時候，主權政府才能以戒嚴令等各種手段宣布全國進入例外狀態。但是阿甘本大膽地宣稱，在現代社會裏面，例外狀 態不是一種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種政治常態。理由是不論是否把它明確地寫進憲法裏面，任何主權政府都像當年卡爾‧施密特所說的，擁有這種決定什麼時候叫做非 常狀態的權力。
眼下的菲律賓就是最佳示範。總統阿羅約夫人為了防止政變，為了打擊她口中「右派和共產黨人的陰謀」(右派和共產黨都想推翻她，多麼奇妙的聯合！)，宣布菲 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這條法令禁止了遊行集會，使得政府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形下拘捕疑犯，允許總統動用軍力進駐任何設施。於是一些民選的國會議員被 逮捕了，有幾家傳媒被保安人員進駐監視，一下子菲律賓彷彿回到馬可斯實施軍事戒嚴的年代。
問題是菲律賓是個民主國 家，民選的總統憑什麼可以褫奪人民批評她的權利？憑什麼可以禁止人民反對她的集會？答案就是她判定了這是個非常時期，是個正常法定權利可以懸擱不顧的例外 狀態。然而什麼狀態叫做非常狀態，什麼情况是政府權力可以無限放大的必要情况呢？這是個看起來很容易回答實則難以定奪的難題。如果真的可以一一列 明進入非常狀態的條件，只要那些條件被滿足了就自動啟動法律程序，那就用不着主權政府的決斷了。更何况一旦進入例外狀態，又有哪些條件可以辨明它該何時結束？由誰決定並宣布它的結束呢？
阿甘本認為「例外狀態」是所有法律和所有民主國 家揮之不去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能夠把國家帶進這種狀態的政府是依法成立人民授權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這種狀態底下不受限制地架空法律統治人民。更可怕的 是和「例外狀態」相關的一組詞語如「戰爭」、「危急局面」、「社會動亂」，成了許多政府領袖的最愛，因為那正是它們擴充權力凌駕司法和立法體系的最佳藉口。
另一經典例子就是美國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Bay)的「三角洲禁閉營」(CampDelta)。被國際特赦組織稱作「這個時代的古
拉格」的「三角洲禁閉營」，拘留了許多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嫌疑犯」。他們沒有依法申請律師的權利，也不受任何美國國內法律和國際上有關戰俘的條例保 障，受到虐待和折磨的消息更是時有所聞。這個地方就是美國政府在例外狀態底下開闢出來的「法外空間」，其囚犯不是美國法律保護的美國公民，也不被當作國際 法保護的戰俘，他們就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一群完全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動物。
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把人送到「三角洲禁閉營」，就是因為它聲稱自己處在非常時期，這也就是布殊總統堅持該營不得廢除的理由，「反恐戰爭仍未結束」。國防部 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指出反恐戰爭是場長久的鬥爭，這也就意味着牴觸了許多保障基本人權的《愛國法》也必須持續下去。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不會結束的「例外狀 態」。阿甘本進一步指出：「因為總統的至高權威建立在戰爭狀態的緊急聯繫之上，所以在整個20世紀裏面，戰爭的隱喻已經成為美國總統的政治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從羅斯福對付大蕭條到列根對付毒品，「戰爭」二字都是他們的口頭禪。
當年葉劉淑儀關於希特勒的那番言論最巧妙最吊詭的地方，是她所宣傳的法律正是一種把非常狀態———使得希特勒掌握無限行政權力的狀態，正式引入香港的法律。最近有關政府竊聽市民權力的爭議，則再次提醒了我們「緊急狀態」的矛盾和陷阱。
Saturday, February 18, 2006
滕王閣序
滕王閣序 （唐）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雄州霧列，俊采星馳，台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暫駐。
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于崇阿。
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台聳翠，上出重霄；
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回；
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
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區明。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遙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淩彭澤之樽；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窮睇眄于中天，極娛遊於暇日。
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望長安于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
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甯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藉倡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
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淩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
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雲爾。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雄州霧列，俊采星馳，台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暫駐。
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于崇阿。
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台聳翠，上出重霄；
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回；
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
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區明。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遙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淩彭澤之樽；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窮睇眄于中天，極娛遊於暇日。
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望長安于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
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濟，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
屈賈誼于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甯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藉倡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
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淩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
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雲爾。
北角樹王垂危 移植搶救被斥無知
北角樹王垂危 移植搶救被斥無知 議員質疑為增地價 拔走眼中釘
2月 18日 星期六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近千名北角區居民昨日不滿區內最老的榕樹王病情奄奄一息，聯署追究房署令樹王「禿頭」的責任，要求署方盡力搶救。東區區議會副主席王國興批評，樹王位於北角地皮的中央部分會削弱地皮售價，質疑房署因此要「拔除眼中釘」。房署正考慮把垂死的樹王移植到苗圃搶救，但樹木專家批評做法「無知」，搬樹會加速奪去老樹性命。
房署指害蟲吃光樹葉
原本枝葉茂盛的榕樹王（細葉榕）生長在北角地皮，由房屋署管轄，北角多年前清拆時，署方已承諾保留大樹。港大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於2004年發現，署方把榕樹三分之二的樹冠砍去，樹王健康從此走下坡，直至去年底，榕樹的葉片「全部消失」，房署回應記者查詢樹王「禿頭」原因時，表示樹王遇上蟲害，把葉片吃光。
東區區議會昨日討論樹王個案，要求房署交代樹王垂危的原因，並要盡力搶救，房署亦有派代表出席。區議會副主席王國興指出，該棵榕樹最少有60歲，12層樓高，北角未清拆時，很多居民在樹蔭下乘涼、耍太極和談天。他已蒐集到近千名居民簽名，要求房署交代。
榕樹土圈被石屎瀝青蓋過
王國興批評，北角清拆後變成停車場，榕樹的土圈被石屎和瀝青蓋過，但房署一直沒搶救榕樹。他指該區過往並未出現過蟲害，並質疑房署不救樹的動機是希望除去「眼中釘」，讓地皮可以更高地價出售。身兼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東區區議員蔡素玉認為，有必要盡快落實保護樹木法例。
房署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署方本月曾勘察，樹王表面奄奄一息，但根部仍潤澤，有復原機會。3至4月期間再作全面評估，並考慮按署方一貫做法，把病重的樹王暫時移植到苗圃搶救，復原便會遷回地皮，但未必會植在同一位置。發言人又強調，署方決定保留榕樹，政策至今沒改變。
學者﹕移植需切根加速死亡
詹志勇教授批評搬樹是「無知」，他解釋，樹王已受重傷，移動它是奪命，因移植涉及切去根部，只會加速死亡。他說，外國要移植老樹，要花兩年時間準備，分階段切根。他分析，樹王命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量樹冠被削，減少進行光合作用的機會﹔二是地皮平整為停車場時，泥土鋪上瀝青，樹根無法吸收水分和空氣。他說﹕「我對這樹已不寄予希望，與其搬走物證，不如保留它作警惕。」
明報記者 黃綺湘
2月 18日 星期六 05:05 更新
【明報專訊】近千名北角區居民昨日不滿區內最老的榕樹王病情奄奄一息，聯署追究房署令樹王「禿頭」的責任，要求署方盡力搶救。東區區議會副主席王國興批評，樹王位於北角地皮的中央部分會削弱地皮售價，質疑房署因此要「拔除眼中釘」。房署正考慮把垂死的樹王移植到苗圃搶救，但樹木專家批評做法「無知」，搬樹會加速奪去老樹性命。
房署指害蟲吃光樹葉
原本枝葉茂盛的榕樹王（細葉榕）生長在北角地皮，由房屋署管轄，北角多年前清拆時，署方已承諾保留大樹。港大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於2004年發現，署方把榕樹三分之二的樹冠砍去，樹王健康從此走下坡，直至去年底，榕樹的葉片「全部消失」，房署回應記者查詢樹王「禿頭」原因時，表示樹王遇上蟲害，把葉片吃光。
東區區議會昨日討論樹王個案，要求房署交代樹王垂危的原因，並要盡力搶救，房署亦有派代表出席。區議會副主席王國興指出，該棵榕樹最少有60歲，12層樓高，北角未清拆時，很多居民在樹蔭下乘涼、耍太極和談天。他已蒐集到近千名居民簽名，要求房署交代。
榕樹土圈被石屎瀝青蓋過
王國興批評，北角清拆後變成停車場，榕樹的土圈被石屎和瀝青蓋過，但房署一直沒搶救榕樹。他指該區過往並未出現過蟲害，並質疑房署不救樹的動機是希望除去「眼中釘」，讓地皮可以更高地價出售。身兼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東區區議員蔡素玉認為，有必要盡快落實保護樹木法例。
房署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署方本月曾勘察，樹王表面奄奄一息，但根部仍潤澤，有復原機會。3至4月期間再作全面評估，並考慮按署方一貫做法，把病重的樹王暫時移植到苗圃搶救，復原便會遷回地皮，但未必會植在同一位置。發言人又強調，署方決定保留榕樹，政策至今沒改變。
學者﹕移植需切根加速死亡
詹志勇教授批評搬樹是「無知」，他解釋，樹王已受重傷，移動它是奪命，因移植涉及切去根部，只會加速死亡。他說，外國要移植老樹，要花兩年時間準備，分階段切根。他分析，樹王命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量樹冠被削，減少進行光合作用的機會﹔二是地皮平整為停車場時，泥土鋪上瀝青，樹根無法吸收水分和空氣。他說﹕「我對這樹已不寄予希望，與其搬走物證，不如保留它作警惕。」
明報記者 黃綺湘
Sunday, February 12, 2006
理智設計論,挑戰進化論
理智設計論,挑戰進化論
何天擇
一場科學革命，在美國知識界中，正如火如荼展開。十九世紀的達爾文進化論，遭崛起於廿一世紀的「理智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挑戰。
一個半世紀前，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由唯物（或自然）主義出發，認為世界眾多，且大異其趣的生物（小魚、飛鳥、人、花草等），都是由原始的單細胞一代代改進而來。這種作用，叫做進化作用。唯物進化論說，萬物之存在，是出於盲目的機械作用，不是因為背後有甚麼理智設計和意圖。故此，一切生物的存在，都沒有意義，沒有目的。
聖經創造論則說，萬物是由一位大能大智的創造者，按著祂的旨意創造，故此一切生物的存在都有目的，有意義和價值。聖經說：「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示錄四11）
進化論的沒落
單從常識來看，進化論並不合理，也與近代科學的新發現無法協調。舉例說，近五十餘年來，分子生物學急速發展，顯示生物在分子層次的作用，是由許多蛋白質構成的「機器」運作。這些「機器」構造複雜，通常有數十種零件組合。假如缺了一個零件，「機器」便無法正常運作。同時，所有零件必須配搭合宜，同時運作，方可發生作用。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生物功能是逐漸由一點一滴有利的構造累積而成，叫做漸進論（Gradualism）。依此觀點，一個零件已可運作，更多零件只是更多改良而已。這成為時下笑話。因為十九世紀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的知識；生物分子機器的運作是達爾文時代無法夢想得到的。事實上，達爾文同時代的科學家們，對細胞內部的構造與作用認識極淺，因為那時代不但顯微鏡粗劣，無法細察，更無電子顯微鏡為觀察工具。
另一個領域便是生命遺傳物質DNA的科學闡明。DNA化學分子中蘊涵著極多的資訊，好似一個圖書館。這些資訊由於四種核甘酸的排列不同而表現。四種核甘酸正似四個記號、字或密碼。它們的本身並不是資訊，所以即使將整個字典中的單字放在一起，也不會自動成為資訊。字或密碼經過意志的決定與編排，方產生意義而成為資訊。所以資訊是經過意志和理智的精神產物——不是物質盲目的必然變化，而是物質經過高一層次的設計組織而成。誰的意志？誰的理智？再者DNA的產生需要蛋白質分子的作用，蛋白質分子的產生也需要DNA的作用。兩者須同時出現，方能運作，不能先後「進化」。
自從一九七三年，天文物理學家卡特教授（Brandon Carter）發表其著名論文，闡述「創造的原則是為著人（能夠生存）」（Anthropic Principle）（註）成為熱門討論話題，認為宇宙的創造以人的生存為目標。理論物理學家韋氏（John Wheeler）說：「世界的設計與機制運作是以賦予生命為中心的。」羅氏（Hugh Ross）也說：「一切有關宇宙的物理也正是有關人類的，令生命產生與維持成為可能。」這些理論物理學家告訴我們，宇宙的創造好似裁縫師按著我們身材的大小、粗細、高矮設計。由於人在極嚴格的物理條件下方能存活，濕度、氣壓、空氣與食物成分等等都得合宜。進化論的「盲目機遇」作用便與這些晚近的發現正面衝突。
此外，進化論又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矛盾。因為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在自然的作用下，組織漸趨鬆懈，秩序漸趨混亂，並不是進化論所言反方向進行的。
進化論與孟德爾遺傳學矛盾。孟德爾遺傳學告訴我們生物品種的恆常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會改變。進化論卻說，種瓜種得久會種出豆來，種豆種得久也會種出瓜來。這是臆測，沒有實驗證明。孟德爾的遺傳學是實驗的科學，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無法實驗求證的猜想。這些都是無法妥協的基本矛盾。
進化論無法接受挑戰
在唯物論大前提下，相信進化論，也必須相信以下各點：
一切物質皆自動存在，即無中生有。
無生命的死物，可以產生生命。
無計劃的機遇作用，可以產生複雜精密的生物器官。
混亂可以產生有意義的資訊。
無知覺的物質可以產生有知覺的生物。
理性可由無理性的物質發生。
如果有人真相信以上六點，那他的「理性」可真由無理性產生，不受事實的約束。委實，一個半世紀進化論的宣傳，並且寫在教科書中強迫青年學生接受，影響力仍屬有限，因為缺乏說服力，否則每一教堂都要關閉，聖經都無銷路。事實上信眾越來越多，聖經銷路越來越廣。當然也有一些青少年被欺騙成為無神論者。納粹黨的優勝劣敗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皆取自進化論。但是，信仰進化論的德國納粹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迅速敗亡。又信仰進化論的蘇聯政權，造成數說不盡的苦難，斷送了數千萬人的生命，至終也免不了崩潰瓦解的命運。目前以進化論為教條的政權如古巴、北韓、越南等都是邪惡野蠻的暴政，操縱著不公平、不民主、落後的社會。執政者成為刀俎，人民成為魚肉。因為錯誤的信仰導入錯誤的人生觀，錯誤的人生觀引進扭曲的社會制度。
一個半世紀進化論的霸道行徑
科學的理論為求解釋事實。進化論既不能解釋眾多的事實，並且一直受明智人士的反對，為甚麼一個半世紀以來成為學術界主流的理論？達爾文一八五九年《種源論》出版之後，自有一班隨和的人，其中一個便是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赫氏利用執掌倫敦教育局局長職位時的方便，將進化論作為生物學必修科目。當時的英國又是世界稱霸王國，科學先進之地，受各國效尤。進化論利用教育機構作為宣傳基地，教室成為洗腦場所，一般年輕識淺的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難明辨證據的真偽，又受學校成績壓力，只得俯首接受，任其灌輸。可嘆的是教師自己也照書傳授，不知自己在散佈謊言，以訛傳訛。舉個例說，德國達爾文的擁護者海氏（Ernst Haeckel,1834-1919）擅自竄改他人動物胚胎發育圖作為進化論的證據，被另一生物教授巴氏（Arnold Bass）控告。這偽造圖繼續被進化論宣傳家利用，直至一個多世紀之後才從教科書中刪除！可見進化論的宣傳家們沒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追求真理的誠意。
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並行
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究竟有何不同？設計需要一位設計者，創造需要一位創造者，創造之前必有設計，設計之後必有創造方成事實。兩者都需要理智與意志的作用。聖經創造論除「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一句外，還有上帝六日創造工作的簡單敘述。故此，學校當局認為創造論是宗教（基督教）的教義，不得在科學課室中討論，予以排斥。理智設計論則與基督教沒有直接的掛鉤，聖經中找不到「理智設計」這四個字，即使接受理智設計論也不等於接受聖經創造論，人還可認為理智設計者非基督教之上帝。
不過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有同一方向，認為宇宙萬物的存在都出乎創造主的心靈（Mind）作用，所以彼此是友善並行的。進化論則認為萬物的存在由於物質的本身，沒有「心」的作用（mindless），僅是機械的作用，與聖經創造論是相排斥的。
這一場科學革命，由理智設計論取代唯物盲目進化論，有如從前由「地球中心論」到「太陽中心論」的情況，將人的思想從錯誤導入正軌，是改良的、前進的、可慶的。這場革命不是自動產生的，是由不少明智之士艱苦奮鬥而推動的。因為進化論一個半世紀的洗腦工作，進化在某些沒有深究者的心中已是確定的事實了，並且產生一班以宣傳進化論為職業的既得利益者，進化論的沒落是他們不願見到的。
甚麼是科學
甚麼是科學？科學家們都會同意說，科學是精練的常識（refined common sense）。明顯的知識不需教導便可知道的叫作常識。常識是科學的基礎，沒有常識便沒有科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切供人居住的房屋不管怎樣簡陋，都有建造者。常識告訴我們，有眼睛為要觀看周遭事物，有耳朵為要聽聲音，有聲帶為要說話或唱歌，有嗅覺為要聞味。解剖學鼻祖 Galen 認為人體的每一構造都有目的。盲目進化論者因為否認萬物由創造主心靈作用而產生，因此否認萬物的存在（包括人自己）是有目的的，他們相信一切都由於機遇意外（無意）而來。筆者一次在圖書館中翻閱大學生物教科書，這進化論作者說，人的腸胃不是為消化食物而有，但遇有食物時便將之消化。他也可同樣說，眼睛不是為觀看而有，眼睛之能觀看因為剛巧有可見之物存在等等。並且認為人的存在也是沒有目的的，只是機遇意外的存在，何其荒唐！進化論的宣傳家已將常識從科學中精練出去，摧毀了科學的基礎。
自然科學又是現有環境的知識，可以觀察實驗的，不是萬年前自然環境的知識，更不是億年或十億百億年前自然環境的知識，那是局限於「時」「空」中渺小的人無法探究的。我們必須實事求是，知道人的限度。進化論將生物有限的作用無條件延伸至久遠的過去中，成了無法求證的偽科學（一切延伸必須在相同條件下方為有效）。
科學的進步，是要將過去的錯誤改正過來。若墨守錯誤不願放棄，便談不到科學的進步了。
推翻進化論的專制
一個半世紀以來，進化論者在科學教室中實行獨裁政策，扼殺言論自由，封殺異見，一方面對創造論大鞭撻伐，把之稱為宗教信仰，極力排斥；一方面把進化論當成萬物來源的史實般教導學子。一切科學理論本該都是「暫作此論」繼續不息受新發現的事實考驗，如經不起考驗便需淘汰，但是進化論者卻以無比的宗教熱情把進化論奉為教條，不容任何人在科學教室中持反對意見。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進化論已破綻百出，有識之士群起聲討。美國二十個州的教育局目前正蘊釀立法，禁止進化論者把教育機構當作他們信仰的獨家專銷站。在大自然中，設計的事實到處可見，不論人體構造、晶體組織、蜂房結構等等。一切規律都由設計產生；若無設計便是一片混亂。一切設計都需理智，並且也可由人的理智認知。否認設計，無疑是否認常識。假如學生在教室中有機會聽到不同聲音，我想大多人都能作出明智抉擇。問題倒是進化論者自己心虛，知道理虧，必不能容納異議。
http://www.ccmhk.org.hk/ChineseToday/2006/0602_5.htm
（ 註 ） The term " anthropic principle " 人擇原理 was first proposed in 1973 by Brandon Carter . In his contribution Large Number “ Coincidences and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in Cosmology ” Carter remarks : " Although our situ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entral , it is inevitably privileged to some extent " （ IAUS63 ( 1974 ) 2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ic_principle
何天擇
一場科學革命，在美國知識界中，正如火如荼展開。十九世紀的達爾文進化論，遭崛起於廿一世紀的「理智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挑戰。
一個半世紀前，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由唯物（或自然）主義出發，認為世界眾多，且大異其趣的生物（小魚、飛鳥、人、花草等），都是由原始的單細胞一代代改進而來。這種作用，叫做進化作用。唯物進化論說，萬物之存在，是出於盲目的機械作用，不是因為背後有甚麼理智設計和意圖。故此，一切生物的存在，都沒有意義，沒有目的。
聖經創造論則說，萬物是由一位大能大智的創造者，按著祂的旨意創造，故此一切生物的存在都有目的，有意義和價值。聖經說：「我們的主，我們的上帝，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示錄四11）
進化論的沒落
單從常識來看，進化論並不合理，也與近代科學的新發現無法協調。舉例說，近五十餘年來，分子生物學急速發展，顯示生物在分子層次的作用，是由許多蛋白質構成的「機器」運作。這些「機器」構造複雜，通常有數十種零件組合。假如缺了一個零件，「機器」便無法正常運作。同時，所有零件必須配搭合宜，同時運作，方可發生作用。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生物功能是逐漸由一點一滴有利的構造累積而成，叫做漸進論（Gradualism）。依此觀點，一個零件已可運作，更多零件只是更多改良而已。這成為時下笑話。因為十九世紀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的知識；生物分子機器的運作是達爾文時代無法夢想得到的。事實上，達爾文同時代的科學家們，對細胞內部的構造與作用認識極淺，因為那時代不但顯微鏡粗劣，無法細察，更無電子顯微鏡為觀察工具。
另一個領域便是生命遺傳物質DNA的科學闡明。DNA化學分子中蘊涵著極多的資訊，好似一個圖書館。這些資訊由於四種核甘酸的排列不同而表現。四種核甘酸正似四個記號、字或密碼。它們的本身並不是資訊，所以即使將整個字典中的單字放在一起，也不會自動成為資訊。字或密碼經過意志的決定與編排，方產生意義而成為資訊。所以資訊是經過意志和理智的精神產物——不是物質盲目的必然變化，而是物質經過高一層次的設計組織而成。誰的意志？誰的理智？再者DNA的產生需要蛋白質分子的作用，蛋白質分子的產生也需要DNA的作用。兩者須同時出現，方能運作，不能先後「進化」。
自從一九七三年，天文物理學家卡特教授（Brandon Carter）發表其著名論文，闡述「創造的原則是為著人（能夠生存）」（Anthropic Principle）（註）成為熱門討論話題，認為宇宙的創造以人的生存為目標。理論物理學家韋氏（John Wheeler）說：「世界的設計與機制運作是以賦予生命為中心的。」羅氏（Hugh Ross）也說：「一切有關宇宙的物理也正是有關人類的，令生命產生與維持成為可能。」這些理論物理學家告訴我們，宇宙的創造好似裁縫師按著我們身材的大小、粗細、高矮設計。由於人在極嚴格的物理條件下方能存活，濕度、氣壓、空氣與食物成分等等都得合宜。進化論的「盲目機遇」作用便與這些晚近的發現正面衝突。
此外，進化論又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矛盾。因為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在自然的作用下，組織漸趨鬆懈，秩序漸趨混亂，並不是進化論所言反方向進行的。
進化論與孟德爾遺傳學矛盾。孟德爾遺傳學告訴我們生物品種的恆常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會改變。進化論卻說，種瓜種得久會種出豆來，種豆種得久也會種出瓜來。這是臆測，沒有實驗證明。孟德爾的遺傳學是實驗的科學，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無法實驗求證的猜想。這些都是無法妥協的基本矛盾。
進化論無法接受挑戰
在唯物論大前提下，相信進化論，也必須相信以下各點：
一切物質皆自動存在，即無中生有。
無生命的死物，可以產生生命。
無計劃的機遇作用，可以產生複雜精密的生物器官。
混亂可以產生有意義的資訊。
無知覺的物質可以產生有知覺的生物。
理性可由無理性的物質發生。
如果有人真相信以上六點，那他的「理性」可真由無理性產生，不受事實的約束。委實，一個半世紀進化論的宣傳，並且寫在教科書中強迫青年學生接受，影響力仍屬有限，因為缺乏說服力，否則每一教堂都要關閉，聖經都無銷路。事實上信眾越來越多，聖經銷路越來越廣。當然也有一些青少年被欺騙成為無神論者。納粹黨的優勝劣敗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皆取自進化論。但是，信仰進化論的德國納粹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迅速敗亡。又信仰進化論的蘇聯政權，造成數說不盡的苦難，斷送了數千萬人的生命，至終也免不了崩潰瓦解的命運。目前以進化論為教條的政權如古巴、北韓、越南等都是邪惡野蠻的暴政，操縱著不公平、不民主、落後的社會。執政者成為刀俎，人民成為魚肉。因為錯誤的信仰導入錯誤的人生觀，錯誤的人生觀引進扭曲的社會制度。
一個半世紀進化論的霸道行徑
科學的理論為求解釋事實。進化論既不能解釋眾多的事實，並且一直受明智人士的反對，為甚麼一個半世紀以來成為學術界主流的理論？達爾文一八五九年《種源論》出版之後，自有一班隨和的人，其中一個便是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赫氏利用執掌倫敦教育局局長職位時的方便，將進化論作為生物學必修科目。當時的英國又是世界稱霸王國，科學先進之地，受各國效尤。進化論利用教育機構作為宣傳基地，教室成為洗腦場所，一般年輕識淺的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難明辨證據的真偽，又受學校成績壓力，只得俯首接受，任其灌輸。可嘆的是教師自己也照書傳授，不知自己在散佈謊言，以訛傳訛。舉個例說，德國達爾文的擁護者海氏（Ernst Haeckel,1834-1919）擅自竄改他人動物胚胎發育圖作為進化論的證據，被另一生物教授巴氏（Arnold Bass）控告。這偽造圖繼續被進化論宣傳家利用，直至一個多世紀之後才從教科書中刪除！可見進化論的宣傳家們沒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追求真理的誠意。
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並行
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究竟有何不同？設計需要一位設計者，創造需要一位創造者，創造之前必有設計，設計之後必有創造方成事實。兩者都需要理智與意志的作用。聖經創造論除「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一句外，還有上帝六日創造工作的簡單敘述。故此，學校當局認為創造論是宗教（基督教）的教義，不得在科學課室中討論，予以排斥。理智設計論則與基督教沒有直接的掛鉤，聖經中找不到「理智設計」這四個字，即使接受理智設計論也不等於接受聖經創造論，人還可認為理智設計者非基督教之上帝。
不過理智設計論與聖經創造論有同一方向，認為宇宙萬物的存在都出乎創造主的心靈（Mind）作用，所以彼此是友善並行的。進化論則認為萬物的存在由於物質的本身，沒有「心」的作用（mindless），僅是機械的作用，與聖經創造論是相排斥的。
這一場科學革命，由理智設計論取代唯物盲目進化論，有如從前由「地球中心論」到「太陽中心論」的情況，將人的思想從錯誤導入正軌，是改良的、前進的、可慶的。這場革命不是自動產生的，是由不少明智之士艱苦奮鬥而推動的。因為進化論一個半世紀的洗腦工作，進化在某些沒有深究者的心中已是確定的事實了，並且產生一班以宣傳進化論為職業的既得利益者，進化論的沒落是他們不願見到的。
甚麼是科學
甚麼是科學？科學家們都會同意說，科學是精練的常識（refined common sense）。明顯的知識不需教導便可知道的叫作常識。常識是科學的基礎，沒有常識便沒有科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切供人居住的房屋不管怎樣簡陋，都有建造者。常識告訴我們，有眼睛為要觀看周遭事物，有耳朵為要聽聲音，有聲帶為要說話或唱歌，有嗅覺為要聞味。解剖學鼻祖 Galen 認為人體的每一構造都有目的。盲目進化論者因為否認萬物由創造主心靈作用而產生，因此否認萬物的存在（包括人自己）是有目的的，他們相信一切都由於機遇意外（無意）而來。筆者一次在圖書館中翻閱大學生物教科書，這進化論作者說，人的腸胃不是為消化食物而有，但遇有食物時便將之消化。他也可同樣說，眼睛不是為觀看而有，眼睛之能觀看因為剛巧有可見之物存在等等。並且認為人的存在也是沒有目的的，只是機遇意外的存在，何其荒唐！進化論的宣傳家已將常識從科學中精練出去，摧毀了科學的基礎。
自然科學又是現有環境的知識，可以觀察實驗的，不是萬年前自然環境的知識，更不是億年或十億百億年前自然環境的知識，那是局限於「時」「空」中渺小的人無法探究的。我們必須實事求是，知道人的限度。進化論將生物有限的作用無條件延伸至久遠的過去中，成了無法求證的偽科學（一切延伸必須在相同條件下方為有效）。
科學的進步，是要將過去的錯誤改正過來。若墨守錯誤不願放棄，便談不到科學的進步了。
推翻進化論的專制
一個半世紀以來，進化論者在科學教室中實行獨裁政策，扼殺言論自由，封殺異見，一方面對創造論大鞭撻伐，把之稱為宗教信仰，極力排斥；一方面把進化論當成萬物來源的史實般教導學子。一切科學理論本該都是「暫作此論」繼續不息受新發現的事實考驗，如經不起考驗便需淘汰，但是進化論者卻以無比的宗教熱情把進化論奉為教條，不容任何人在科學教室中持反對意見。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進化論已破綻百出，有識之士群起聲討。美國二十個州的教育局目前正蘊釀立法，禁止進化論者把教育機構當作他們信仰的獨家專銷站。在大自然中，設計的事實到處可見，不論人體構造、晶體組織、蜂房結構等等。一切規律都由設計產生；若無設計便是一片混亂。一切設計都需理智，並且也可由人的理智認知。否認設計，無疑是否認常識。假如學生在教室中有機會聽到不同聲音，我想大多人都能作出明智抉擇。問題倒是進化論者自己心虛，知道理虧，必不能容納異議。
http://www.ccmhk.org.hk/ChineseToday/2006/0602_5.htm
（ 註 ） The term " anthropic principle " 人擇原理 was first proposed in 1973 by Brandon Carter . In his contribution Large Number “ Coincidences and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in Cosmology ” Carter remarks : " Although our situ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entral , it is inevitably privileged to some extent " （ IAUS63 ( 1974 ) 2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ic_principle
狗年表"忠誠"代表作---阿爺吹雞即轉~~~
你轉得咁快~~~點叫人信你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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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今中策組上班 曾鈺成﹕他敵視左派
2月 10日 星期五 05:05 更新
http://hk.news.yahoo.com/060209/12/1l38p.html
曾鈺成：劉細良可為港做事
2月 11日 星期六 18:40 更新
http://hk.news.yahoo.com/060211/12/1l5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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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今中策組上班 曾鈺成﹕他敵視左派
【明報專訊】今起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劉細良，前晚正式辭任商台節目主持。民建聯曾鈺成撰文形容，劉細良是「民主派的打手」，經常敵視和鄙視「傳統左派」，特首曾蔭權任用他是「大智大勇」，還是「另一次天真」，便有待觀察。
曾鈺成昨在報章撰文稱，「傳統左派」有理由抗拒劉細良的任命，因為他「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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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劉細良可為港做事
批評剛出任中央政策組顧問劉細良曾不公道評價親中人士的曾鈺成稱，既然特首對他有信心，相信他能為港做事。
民健聯立法會議員曾鈺成較早時寫文章批評新上任的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時事評論員劉細良，認為他過去多次尖酸刻薄評價愛國愛港人士，並不公道。他表示，留意劉細良回應其文章相當得體，既然特首曾蔭權想劉細良擔當政府與民主派的溝通橋樑，相信他能辦得到，能為港做事。
曾鈺成不認為撰文批評對方的做法有什麼不妥，只要大家同為市民、為政府、為國家做事，過去的事不致為將來合作帶來阻力或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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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今中策組上班 曾鈺成﹕他敵視左派
2月 10日 星期五 05:05 更新
http://hk.news.yahoo.com/060209/12/1l38p.html
曾鈺成：劉細良可為港做事
2月 11日 星期六 18:40 更新
http://hk.news.yahoo.com/060211/12/1l5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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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今中策組上班 曾鈺成﹕他敵視左派
【明報專訊】今起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劉細良，前晚正式辭任商台節目主持。民建聯曾鈺成撰文形容，劉細良是「民主派的打手」，經常敵視和鄙視「傳統左派」，特首曾蔭權任用他是「大智大勇」，還是「另一次天真」，便有待觀察。
曾鈺成昨在報章撰文稱，「傳統左派」有理由抗拒劉細良的任命，因為他「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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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劉細良可為港做事
批評剛出任中央政策組顧問劉細良曾不公道評價親中人士的曾鈺成稱，既然特首對他有信心，相信他能為港做事。
民健聯立法會議員曾鈺成較早時寫文章批評新上任的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時事評論員劉細良，認為他過去多次尖酸刻薄評價愛國愛港人士，並不公道。他表示，留意劉細良回應其文章相當得體，既然特首曾蔭權想劉細良擔當政府與民主派的溝通橋樑，相信他能辦得到，能為港做事。
曾鈺成不認為撰文批評對方的做法有什麼不妥，只要大家同為市民、為政府、為國家做事，過去的事不致為將來合作帶來阻力或包袱。
Friday, February 03, 2006
弔古戰場文
李華 –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餘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戌，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
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闊而莫?。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
野豎旄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
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鳴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李華生平簡介：
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為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餘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戌，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
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于仁義，王道迂闊而莫?。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
野豎旄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
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鳴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李華生平簡介：
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為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
Saturday, January 28, 2006
補助金最後衝刺 城大籌逾7000萬
歡樂滿東華乎?
家下大學係攪籌錢比賽定攪教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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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最後衝刺 城大籌逾7000萬
http://hk.news.yahoo.com/060127/12/1ksio.html
【明報專訊】大學配對第二輪補助金將於下月結束，多所院校正作最後衝刺。據悉，城市大學籌得逾7000萬元，已超過4500萬元配對下限，八大院校之中只剩教育學院仍在努力向下限邁進，現已籌得2100萬元。
獲政協陳瑞球捐1500萬
大學第二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由去年8月展開，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已籌得2.5億元上限，科技大學亦緊隨其後，籌得逾2億元。其他除教院外，4所大學均籌得 4500萬元的下限。據悉，城大已籌得超過7000萬元，當中包括全國政協委員陳瑞球捐出1500萬元，城大上月舉行4場籌款晚宴，亦令捐款數字有所攀升。
教院籌2100萬 數字升
去年11月教院僅籌得300萬元，但過去兩個月內，籌款數字迅速升，截至昨日已籌得逾2100萬捐款，全數獲政府配對，可帶來逾4000萬元進帳。教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上周六舉辦「民歌晚會」，邀得該學系導師、前「小島」樂隊主音鄧惠欣「東山復出」演唱籌款，籌得約10萬元。
家下大學係攪籌錢比賽定攪教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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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最後衝刺 城大籌逾7000萬
http://hk.news.yahoo.com/060127/12/1ksio.html
【明報專訊】大學配對第二輪補助金將於下月結束，多所院校正作最後衝刺。據悉，城市大學籌得逾7000萬元，已超過4500萬元配對下限，八大院校之中只剩教育學院仍在努力向下限邁進，現已籌得2100萬元。
獲政協陳瑞球捐1500萬
大學第二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由去年8月展開，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已籌得2.5億元上限，科技大學亦緊隨其後，籌得逾2億元。其他除教院外，4所大學均籌得 4500萬元的下限。據悉，城大已籌得超過7000萬元，當中包括全國政協委員陳瑞球捐出1500萬元，城大上月舉行4場籌款晚宴，亦令捐款數字有所攀升。
教院籌2100萬 數字升
去年11月教院僅籌得300萬元，但過去兩個月內，籌款數字迅速升，截至昨日已籌得逾2100萬捐款，全數獲政府配對，可帶來逾4000萬元進帳。教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上周六舉辦「民歌晚會」，邀得該學系導師、前「小島」樂隊主音鄧惠欣「東山復出」演唱籌款，籌得約10萬元。
【定風波】 蘇軾
【定風波】 蘇軾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Tuesday, December 27, 2005
掌權者無言論自由
一篇關於法治精神的文章，法治精神是香港公認的成功因素，無論是掌權者或星斗市民都值得一看。
***********************
李怡專欄：掌權者無言論自由
日期:2005年12月27日
上星期台北地方法院就連戰、宋楚瑜控告陳水扁總統誹謗一案作出裁決，判處陳水扁敗訴，除了要賠償連宋象徵性的一元之外，還必須在三家報紙頭版刊登道歉啟事。陳水扁儘管已表明要上訴，但這一判決在法律意涵上，卻有深遠影響，法官在判決書中的陳述，尤其值得維護言論自由的地區深思。
連宋的控告，主要針對陳水扁在公開講話中，指去年總統大選後泛藍民眾的聚集抗議，是連宋發動的「柔性政變」，並指政變「七日流產」。
政變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可治以叛亂罪。連宋遂入稟法院控告陳水扁誹謗。
陳水扁的律師在訴訟中，表示陳的說法屬「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法官在判決書上說，言論自由的主體是人民，它的適用範圍是人民用以對抗執行公權力的國家機關，換句話說，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國家機關，以防止國家機關侵害人民的利益。而國家不可能既是被言論自由拘束的對象，又是享有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的主體。因此，國家機關不應享有言論自由。總統既是憲法上所規定的國家機關執行公權力的元首，自然也就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內。
西方國家對人民的言論自由，多採取寬鬆態度，只要不涉及對人身的惡意攻擊，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可以自由發揮，包括容許在事實上犯錯的自由。若沒有犯錯的自由，那麼人民在對公共政策提出批評時，可能就要先考慮一下會不會說錯，會不會因此惹上官司，從而無法對政策充份討論了。
七十年代美國在審理《五角大樓案件》一案中，大法官特別強調，言論自由的精粹就是要「防止政府欺騙人民」。因此，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執行公權力的政府和國家機關。
反過來看，執行公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他們有權力去貫徹他們屬意的政策，他們要做甚麼，幾乎一聲令下就能執行。因此，他們就沒有要說甚麼就說甚麼的自由。
列根總統有一次不小心私下罵了別人一句「狗狼養的」（Son of bitch）被錄了音，他的發言人連忙解釋，他只是說了：「It's sunny, you are rich」（陽光普照，你們有錢）。儘管解釋很牽強，但也反映出作為總統，他是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了。
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也就是必須為自己講的話負責。陳水扁作為總統，講別人搞「柔性政變」、「七日流產」，必須為他說的話舉證，否則難脫誹謗罪名。
這一場誹謗官司，既顯示台灣司法的獨立性，也為言論自由釐定了界線。今後，當官的再也不能信口雌黃了。
曾特首在立會表決政改方案後，說泛民主派原定有五人「轉(車太)」，又說譚香文是最後一個預定「轉(車太)」的議員；還說政改的每一步都有知會陳太。他應慶幸他這些誣蔑之詞，沒有人提出誹謗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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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掌權者無言論自由
日期:2005年12月27日
上星期台北地方法院就連戰、宋楚瑜控告陳水扁總統誹謗一案作出裁決，判處陳水扁敗訴，除了要賠償連宋象徵性的一元之外，還必須在三家報紙頭版刊登道歉啟事。陳水扁儘管已表明要上訴，但這一判決在法律意涵上，卻有深遠影響，法官在判決書中的陳述，尤其值得維護言論自由的地區深思。
連宋的控告，主要針對陳水扁在公開講話中，指去年總統大選後泛藍民眾的聚集抗議，是連宋發動的「柔性政變」，並指政變「七日流產」。
政變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可治以叛亂罪。連宋遂入稟法院控告陳水扁誹謗。
陳水扁的律師在訴訟中，表示陳的說法屬「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法官在判決書上說，言論自由的主體是人民，它的適用範圍是人民用以對抗執行公權力的國家機關，換句話說，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國家機關，以防止國家機關侵害人民的利益。而國家不可能既是被言論自由拘束的對象，又是享有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的主體。因此，國家機關不應享有言論自由。總統既是憲法上所規定的國家機關執行公權力的元首，自然也就不在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內。
西方國家對人民的言論自由，多採取寬鬆態度，只要不涉及對人身的惡意攻擊，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可以自由發揮，包括容許在事實上犯錯的自由。若沒有犯錯的自由，那麼人民在對公共政策提出批評時，可能就要先考慮一下會不會說錯，會不會因此惹上官司，從而無法對政策充份討論了。
七十年代美國在審理《五角大樓案件》一案中，大法官特別強調，言論自由的精粹就是要「防止政府欺騙人民」。因此，言論自由的拘束對象，是執行公權力的政府和國家機關。
反過來看，執行公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他們有權力去貫徹他們屬意的政策，他們要做甚麼，幾乎一聲令下就能執行。因此，他們就沒有要說甚麼就說甚麼的自由。
列根總統有一次不小心私下罵了別人一句「狗狼養的」（Son of bitch）被錄了音，他的發言人連忙解釋，他只是說了：「It's sunny, you are rich」（陽光普照，你們有錢）。儘管解釋很牽強，但也反映出作為總統，他是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了。
沒有隨便講話的自由，也就是必須為自己講的話負責。陳水扁作為總統，講別人搞「柔性政變」、「七日流產」，必須為他說的話舉證，否則難脫誹謗罪名。
這一場誹謗官司，既顯示台灣司法的獨立性，也為言論自由釐定了界線。今後，當官的再也不能信口雌黃了。
曾特首在立會表決政改方案後，說泛民主派原定有五人「轉(車太)」，又說譚香文是最後一個預定「轉(車太)」的議員；還說政改的每一步都有知會陳太。他應慶幸他這些誣蔑之詞，沒有人提出誹謗訴訟。
Monday, December 26, 2005
張五常 vs 郎咸平
細讀兩份文章後，有感張五常對郎教授的指責全無邏輯可言，近乎謾罵，有失其學者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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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在蘋果日報之文章
還斂集：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日期:2005年12月13日
不少朋友說這幾年炎黃子孫開始崇洋媚外，海龜派當道，希望我為文分析、評論一下。何謂「崇洋媚外」不容易下個定義。我是個不崇不媚的人，喜歡以憑獨立之見來去縱橫，但對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愛欣賞，有本領信手拈來佔為己有，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讚，五體投地，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大師說的我會多加考慮，但對歸對，錯歸錯，你是你，我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國了不起而把錯的說為對。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說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或毫無研究，見人家有聯邦制就說中國也要搞聯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說得天花亂墜。這樣看，這些年中國的青年彷彿有點崇洋媚外了。
兩年多前，報道說北京通過了反壟斷法，將於該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學傳來通過了的法例，發神經，全部是從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搬過來的，包括禁止價格分歧、捆綁銷售、零售限價等。細讀內容，發覺立例者對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例毫無研究，顯然是從不知所謂的本科教科書抄過來。我曾經在美國作過兩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顧問，知道有關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團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師與經濟學者。
更令我感到困擾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場行為，在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隨處可見。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絕大部分的商店會受到起訴，排隊候審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顯然不知道國內的市場情況，不懂國情是也。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該法例是起於崇洋媚外，還是起於不懂國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當時我迫寫了十篇文章解釋反托拉斯。後來該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後推出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壟斷是反對國企壟斷，我沒有異議，但談何容易哉？
在那次經驗中，知情的朋友說，贊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龜派，反對的是土鱉派，而前者聲勢佔優，動不動推出西方的經濟理論來。朋友，理論有好與壞之分，有對與錯之別，加上因為其他法例中西不同，美國與中國的市場行為很不一樣，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當然不應該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發展得快，經濟增長了不起，我們真的有本領以法例來改進嗎？自己對市場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說實話，這些年我從國內的市場學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來有浮動匯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認為應該這樣，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樣建議，但當六年前我開始理解中國獨有的貨幣制度，反覆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適合中國制度的整體，就改變了主意。搞學問是不應該有成見的。
不久前讀到《亞洲週刊》發表的郎咸平教授寫的、題為《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其中小標題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等，罵得厲害。不懷疑個別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樣不負責任地一般化呢？細讀內文，郎教授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架構近於一無所知。難道嘩眾取寵真的那麼值錢嗎？
如果今天的中國是郎教授筆下說的，理應民不聊生。或者說，像郎教授說的到處胡作非為，沒有半點做得對，但經濟增長破了人類紀錄，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不斷改進，那就繼續胡作非為下去好了。
從來懶得批評自己不認識的人。但郎咸平為了爭取注意，公開地小看了中國的文化，污辱了中國人的尊嚴，禁不住要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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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在蘋果日報之文章
還斂集：崇洋媚外與不懂國情
日期:2005年12月13日
不少朋友說這幾年炎黃子孫開始崇洋媚外，海龜派當道，希望我為文分析、評論一下。何謂「崇洋媚外」不容易下個定義。我是個不崇不媚的人，喜歡以憑獨立之見來去縱橫，但對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愛欣賞，有本領信手拈來佔為己有，但不認為自己是個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讚，五體投地，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大師說的我會多加考慮，但對歸對，錯歸錯，你是你，我是我，從來沒有因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國了不起而把錯的說為對。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說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或毫無研究，見人家有聯邦制就說中國也要搞聯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說得天花亂墜。這樣看，這些年中國的青年彷彿有點崇洋媚外了。
兩年多前，報道說北京通過了反壟斷法，將於該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學傳來通過了的法例，發神經，全部是從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搬過來的，包括禁止價格分歧、捆綁銷售、零售限價等。細讀內容，發覺立例者對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例毫無研究，顯然是從不知所謂的本科教科書抄過來。我曾經在美國作過兩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顧問，知道有關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團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師與經濟學者。
更令我感到困擾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場行為，在國內競爭激烈的市場隨處可見。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絕大部分的商店會受到起訴，排隊候審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顯然不知道國內的市場情況，不懂國情是也。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該法例是起於崇洋媚外，還是起於不懂國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當時我迫寫了十篇文章解釋反托拉斯。後來該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後推出的反壟斷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壟斷是反對國企壟斷，我沒有異議，但談何容易哉？
在那次經驗中，知情的朋友說，贊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龜派，反對的是土鱉派，而前者聲勢佔優，動不動推出西方的經濟理論來。朋友，理論有好與壞之分，有對與錯之別，加上因為其他法例中西不同，美國與中國的市場行為很不一樣，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當然不應該輕舉妄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發展得快，經濟增長了不起，我們真的有本領以法例來改進嗎？自己對市場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說實話，這些年我從國內的市場學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來有浮動匯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認為應該這樣，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樣建議，但當六年前我開始理解中國獨有的貨幣制度，反覆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適合中國制度的整體，就改變了主意。搞學問是不應該有成見的。
不久前讀到《亞洲週刊》發表的郎咸平教授寫的、題為《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其中小標題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等，罵得厲害。不懷疑個別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樣不負責任地一般化呢？細讀內文，郎教授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架構近於一無所知。難道嘩眾取寵真的那麼值錢嗎？
如果今天的中國是郎教授筆下說的，理應民不聊生。或者說，像郎教授說的到處胡作非為，沒有半點做得對，但經濟增長破了人類紀錄，人民的生活與自由不斷改進，那就繼續胡作非為下去好了。
從來懶得批評自己不認識的人。但郎咸平為了爭取注意，公開地小看了中國的文化，污辱了中國人的尊嚴，禁不住要說幾句。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5)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譽
宗教信仰是靠歷史的傳承，禮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積累，絕對無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這套系統。透過長期的法治化建設形成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以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為應當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須利用嚴刑峻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可是嚴刑峻法的推動脫離不了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的執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來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機構的囂張氣焰，不但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為已經開始動搖國本。有這樣的地方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國內和諧化的改革越發艱難。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整肅吏治，因為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難徹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問題，也無法推動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
其具體做法應重新定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首先我們要確立一個理念，何謂正確的政府職能。各級政府的職能不應以經濟建設為唯一的目標，更不是像目前各級政府一樣的大商販的身份。協調發展才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只有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廉潔和高效的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全面腐敗與低效率曾經引發了大面積的體制改革的討論。一些食洋不化的專家學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監督包括民主（議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體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監督能否到位還遙遙無期，而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綱的錯誤思維已經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盪和不和諧。
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歸咎於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解太過膚淺所致。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當時的香港有民主嗎﹖有民意監督嗎﹖有輿論監督嗎﹖都沒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體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就上門抓人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遞解出境。這種威權體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潔與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類似。可是，亞洲其他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引進了民主與輿論監督，但是政府的腐敗和低效依然嚴重而不能解決。而這也是我為何主張單靠民主與輿論監督不能解決腐敗與低效的主因，因為民主與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這也是為何民主與輿論監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國家有效而在亞洲大部分國家無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潔和高效來自於英國人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麼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協議轉讓為例，如果規定要競價拍賣，那麼競價拍賣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領導拍板決定。以往領導有很充分的空間去討價還價，由於沒有一個價格機制在，因此需求量是無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競價拍賣就是一個規範的流程，減少了官員腐敗的空間，而且由於價格的調整使得需求減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開競價，港府官員沒有貪污的空間。而如何補償拆遷戶都有一整套的程序，雙方都沒有議價的空間，因此大幅減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脅。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著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毫無疑問，「國際和平化」及「兩岸和解化」的推動，與「國內和諧化」的日益惡化，更顯現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論」的迫切性，而解決「國內和諧化」是重中之重。在國內法治化的建設還未完成的前提下，我們應以嚴格流程化的管理解決各級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的現實情況，然後以嚴刑峻法解決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
亞洲週刊
宗教信仰是靠歷史的傳承，禮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積累，絕對無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這套系統。透過長期的法治化建設形成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以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為應當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須利用嚴刑峻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可是嚴刑峻法的推動脫離不了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的執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來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機構的囂張氣焰，不但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為已經開始動搖國本。有這樣的地方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國內和諧化的改革越發艱難。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整肅吏治，因為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難徹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問題，也無法推動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
其具體做法應重新定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首先我們要確立一個理念，何謂正確的政府職能。各級政府的職能不應以經濟建設為唯一的目標，更不是像目前各級政府一樣的大商販的身份。協調發展才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只有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廉潔和高效的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全面腐敗與低效率曾經引發了大面積的體制改革的討論。一些食洋不化的專家學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監督包括民主（議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體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監督能否到位還遙遙無期，而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綱的錯誤思維已經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盪和不和諧。
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歸咎於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解太過膚淺所致。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當時的香港有民主嗎﹖有民意監督嗎﹖有輿論監督嗎﹖都沒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體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就上門抓人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遞解出境。這種威權體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潔與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類似。可是，亞洲其他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引進了民主與輿論監督，但是政府的腐敗和低效依然嚴重而不能解決。而這也是我為何主張單靠民主與輿論監督不能解決腐敗與低效的主因，因為民主與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這也是為何民主與輿論監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國家有效而在亞洲大部分國家無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潔和高效來自於英國人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麼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協議轉讓為例，如果規定要競價拍賣，那麼競價拍賣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領導拍板決定。以往領導有很充分的空間去討價還價，由於沒有一個價格機制在，因此需求量是無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競價拍賣就是一個規範的流程，減少了官員腐敗的空間，而且由於價格的調整使得需求減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開競價，港府官員沒有貪污的空間。而如何補償拆遷戶都有一整套的程序，雙方都沒有議價的空間，因此大幅減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脅。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著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毫無疑問，「國際和平化」及「兩岸和解化」的推動，與「國內和諧化」的日益惡化，更顯現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論」的迫切性，而解決「國內和諧化」是重中之重。在國內法治化的建設還未完成的前提下，我們應以嚴格流程化的管理解決各級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的現實情況，然後以嚴刑峻法解決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
亞洲週刊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4)
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共產黨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後也被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佔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蹟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後，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幹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就是因為這些改革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現象太過嚴重，因此五中全會「國內和諧化」的理念就特別地具有時代意義。從我前面所分析的問題看，目前在這片壞土壤上以簡單經濟發展為唯一考量的發展觀，已經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和諧，而國內和諧化將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社會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不穩定、暴動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在社會不和諧的危機之下，學者專家卻仍然高喊著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的目標的理念將會如同菲律賓等國一樣，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迅速瓦解。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共產黨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後也被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佔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蹟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後，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幹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就是因為這些改革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現象太過嚴重，因此五中全會「國內和諧化」的理念就特別地具有時代意義。從我前面所分析的問題看，目前在這片壞土壤上以簡單經濟發展為唯一考量的發展觀，已經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和諧，而國內和諧化將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社會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不穩定、暴動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在社會不和諧的危機之下，學者專家卻仍然高喊著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的目標的理念將會如同菲律賓等國一樣，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迅速瓦解。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3)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於嘉利來的股權，於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後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後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後，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複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於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幹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於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氾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佔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佔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佔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佔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於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麼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鬥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這種人吃人的國家還配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嗎﹖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於嘉利來的股權，於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後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後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後，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複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於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幹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於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氾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佔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佔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佔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佔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於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麼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鬥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這種人吃人的國家還配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嗎﹖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郎咸平--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2)
國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著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髮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於死地。中國大地什麼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麼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遊行抗議衝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麼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著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髮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於死地。中國大地什麼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麼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遊行抗議衝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麼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郎咸平--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1)
郎咸平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
中國國企改革蠹蟲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時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國內和諧化是當務之急。必須解決政府腐敗低效問題，以嚴刑峻法實行法治。
我仔細研讀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今年十月）公報，認為五中全會是共產黨本質轉變的開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的「國際和平化，國內和諧化，兩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論」將主導共產黨未來的執政理念。「國際和平化、兩岸和解化」較易了解，我將另外為文討論。我認為真正對中共執政基礎產生衝擊的將是「國內和諧化」問題，而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而這個腐敗階段正是歐洲兩百年前社會主義革命的溫床。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患難，打倒了西方帝國主義，趕走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到頭來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導向，又極為諷刺地把中國帶回了兩百年前以及類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窘境。對外而言，這種單純強調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重蹈日本覆轍——出口激增、以鄰為壑——帶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貿易與匯率的制裁。對內而言，各地政府放棄了本身職能，變成了個大商販，招商引資、賣地籌資搞政績工程，盲目發展經濟，造成中國特有的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大量浪費現象。
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
中國國企改革蠹蟲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怵目驚心，弱勢群體訴諸司法時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國處於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國內和諧化是當務之急。必須解決政府腐敗低效問題，以嚴刑峻法實行法治。
我仔細研讀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今年十月）公報，認為五中全會是共產黨本質轉變的開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的「國際和平化，國內和諧化，兩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論」將主導共產黨未來的執政理念。「國際和平化、兩岸和解化」較易了解，我將另外為文討論。我認為真正對中共執政基礎產生衝擊的將是「國內和諧化」問題，而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而這個腐敗階段正是歐洲兩百年前社會主義革命的溫床。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患難，打倒了西方帝國主義，趕走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到頭來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導向，又極為諷刺地把中國帶回了兩百年前以及類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窘境。對外而言，這種單純強調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重蹈日本覆轍——出口激增、以鄰為壑——帶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貿易與匯率的制裁。對內而言，各地政府放棄了本身職能，變成了個大商販，招商引資、賣地籌資搞政績工程，盲目發展經濟，造成中國特有的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大量浪費現象。
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著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各著推介
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
1889年生於英國倫敦，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1911年畢業。其後加入雅典考古學院成為研究生，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工作。
回國後，成為母校的研究員，專門研究及教授希臘和羅馬的古代史。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歷史的研究(1934-1961),"A Study of History" (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 http://www.oup-usa.org/isbn/0195050800.html
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全名Clinton Richard Dawkins，1941年3月26日－）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著名科普作家，動物學家。
1.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http://www.chineseliterature.com.cn/baike/lcddjs-zsdjy/index.htm
1889年生於英國倫敦，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1911年畢業。其後加入雅典考古學院成為研究生，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工作。
回國後，成為母校的研究員，專門研究及教授希臘和羅馬的古代史。
1. 湯因比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
http://www.globrand.com/onlinebook/zhexue/humangd-gb/content.htm
2. 歷史的研究(1934-1961),"A Study of History" (also known as "History of the World"), http://www.oup-usa.org/isbn/0195050800.html
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全名Clinton Richard Dawkins，1941年3月26日－）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著名科普作家，動物學家。
1. 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http://www.chineseliterature.com.cn/baike/lcddjs-zsdjy/index.htm
中共的法律邏輯
從新聞報導得知許萬平先生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又因本港電視傳媒質素之低劣，竟然沒有許萬平的資訊提拱.....~_~
早上閱報才發現許萬平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
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可見中共所謂的法治、法律邏輯荒謬之處....
**************************************************
蘋論：反對日本篡改歷史罪大惡極？
日期:2005年12月26日
當南韓及亞洲其他地方的農民在香港衝擊世貿會議、抗議貿易全球化的惡劣影響時，不少人都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農業人口最多、同樣受世貿衝擊的中國農民連一點影蹤也沒有、連一面旗幟也沒有。這當然不是因為中國農民透過世貿協議獲益良多，更不是因為中國農民對開放農產品市場毫無怨言，而是因為中國民眾根本不可能透過遊行集會表達意見及訴求、而是因為中國民眾不管理由怎樣充份也不能以遊行集會的方式表達意見，否則就會受到嚴重處分、就會成為官方嚴厲打擊的對象。
重慶異見人士許萬平先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許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但是，反日示威、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怎會變成煽動推翻國家呢？應該看到，今年初的反日群眾活動、今年初的反日示威並不僅僅是民眾的自發活動，中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有參與發動群眾、鼓勵群眾或至少默許群眾上街表達反日情緒，以顯示中國政府是順應民意而對日採取強硬立場的。換言之，參與反日遊行的人根本是在呼應中國政府的立場、根本是在為中國政府「助拳」。可到現在，中國政府卻反過來懲處這些反日示威者、反過來追究他們的責任，這樣的做法公平嗎？這樣的做法合理嗎？
此外，中國政府居然以煽動推翻國家這樣嚴重的罪名懲處參與反日遊行的人，也讓人大惑不解。要知道今年初的反日遊行雖然人數眾多，當中也出現過不少混亂及破壞的行為，但參與示威遊行活動的矛頭都是非常清楚的，都是指向日本駐中國的外交機構或有代表性的日資企業、日式公司，並沒有轉過來把抗議的對象轉向中國政府或官員，並沒有任何挑戰中國政府或中共管治權的情況，遊行群眾更沒有藉機爭取更大的自由或權利。像這種純粹反日，不涉及其他敏感政治議題或禁區的群眾活動，參與者怎麼會被視為危害國家、要推翻國家呢？
更何況反對日本方面篡改歷史真相、反對日本首相一再到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就是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及責任；因為只有清楚響亮的向日本政府及右翼人士發出反對篡改史實的呼聲，才會對他們產生壓力、才會令他們不致肆無忌憚的扭曲歷史，中國政府該做的是協助民眾有理有節有秩序的表達他們對日本政客的不滿。
偏偏中國政府不僅沒有恰當的讓民眾宣洩不滿，反而懲處參與反日示威的公民、反而以煽動推翻國家罪處分參與反日抗議活動的人。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篡改二次大戰歷史也是錯嗎？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到靖國神社參拜是大逆不道，意圖推翻政府嗎？
中國民眾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然而受害者不但不能透過集體行動反對日本篡改歷史，他們更受到本身政府的打壓及懲處；相反，日本右翼團體及政客卻可以大搖大擺的繼續為侵略塗脂抹粉。還有比這更荒謬、更不合理的情況嗎？
又因本港電視傳媒質素之低劣，竟然沒有許萬平的資訊提拱.....~_~
早上閱報才發現許萬平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
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可見中共所謂的法治、法律邏輯荒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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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反對日本篡改歷史罪大惡極？
日期:2005年12月26日
當南韓及亞洲其他地方的農民在香港衝擊世貿會議、抗議貿易全球化的惡劣影響時，不少人都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農業人口最多、同樣受世貿衝擊的中國農民連一點影蹤也沒有、連一面旗幟也沒有。這當然不是因為中國農民透過世貿協議獲益良多，更不是因為中國農民對開放農產品市場毫無怨言，而是因為中國民眾根本不可能透過遊行集會表達意見及訴求、而是因為中國民眾不管理由怎樣充份也不能以遊行集會的方式表達意見，否則就會受到嚴重處分、就會成為官方嚴厲打擊的對象。
重慶異見人士許萬平先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許先生因為參與今年初的反日群眾示威，最近幾天被重慶市法院以煽動推翻國家的罪名被判監十二年。
但是，反日示威、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怎會變成煽動推翻國家呢？應該看到，今年初的反日群眾活動、今年初的反日示威並不僅僅是民眾的自發活動，中國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有參與發動群眾、鼓勵群眾或至少默許群眾上街表達反日情緒，以顯示中國政府是順應民意而對日採取強硬立場的。換言之，參與反日遊行的人根本是在呼應中國政府的立場、根本是在為中國政府「助拳」。可到現在，中國政府卻反過來懲處這些反日示威者、反過來追究他們的責任，這樣的做法公平嗎？這樣的做法合理嗎？
此外，中國政府居然以煽動推翻國家這樣嚴重的罪名懲處參與反日遊行的人，也讓人大惑不解。要知道今年初的反日遊行雖然人數眾多，當中也出現過不少混亂及破壞的行為，但參與示威遊行活動的矛頭都是非常清楚的，都是指向日本駐中國的外交機構或有代表性的日資企業、日式公司，並沒有轉過來把抗議的對象轉向中國政府或官員，並沒有任何挑戰中國政府或中共管治權的情況，遊行群眾更沒有藉機爭取更大的自由或權利。像這種純粹反日，不涉及其他敏感政治議題或禁區的群眾活動，參與者怎麼會被視為危害國家、要推翻國家呢？
更何況反對日本方面篡改歷史真相、反對日本首相一再到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就是中國人應有的權利及責任；因為只有清楚響亮的向日本政府及右翼人士發出反對篡改史實的呼聲，才會對他們產生壓力、才會令他們不致肆無忌憚的扭曲歷史，中國政府該做的是協助民眾有理有節有秩序的表達他們對日本政客的不滿。
偏偏中國政府不僅沒有恰當的讓民眾宣洩不滿，反而懲處參與反日示威的公民、反而以煽動推翻國家罪處分參與反日抗議活動的人。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篡改二次大戰歷史也是錯嗎？難道對中國政府來說，反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到靖國神社參拜是大逆不道，意圖推翻政府嗎？
中國民眾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然而受害者不但不能透過集體行動反對日本篡改歷史，他們更受到本身政府的打壓及懲處；相反，日本右翼團體及政客卻可以大搖大擺的繼續為侵略塗脂抹粉。還有比這更荒謬、更不合理的情況嗎？
Friday, December 09, 2005
Corporate Voting in HK Elections
http://www.webb-site.com/articles/corpvote.htm
真係世界奇景~~~ 監察政府是立法會功能之一~~~
竟然香港正苦都有 3 票~~~
外國人都有票~~~~ 咁算唔算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政治呢?!!!
真係世界奇景~~~ 監察政府是立法會功能之一~~~
竟然香港正苦都有 3 票~~~
外國人都有票~~~~ 咁算唔算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政治呢?!!!
政改民調的局限
政改民調的局限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特區政府終於發表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報告發表前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簡介報告，當中引述了中央政策組的調查，顯示「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在及後發表的報告中，亦以附錄形式展示了該份民意調查報告。
筆者認為，政府今次能夠在引述民意調查後迅速發表有關調查的全部細節，是一種進步，對促進理性公民社會的發展踏出了重要一步。
至於有關民調是否符合科學原則和有否誤導巿民？或許不應該由經常進行民意調查的人仕作答，以免涉及利益衝突。不過，由於香港民間社會缺乏完全獨立的民調監察機制和業界組織，這個責任似乎仍然落在個別民調工作者的身上。
為求謹慎，筆者首先申報，由筆者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於條件不合，從來沒有入標爭取中央政策組的委託調查，應該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研究計劃不排除日後與任何機構合作進行政制發展的民意調查，但首要條件是調查由我們獨立設計，結果由我們全面負責。這是我們一向的條件。
關於政務司司長引述的中央政策組調查，筆者閱畢調查報告後，認為整個調查的操作、分析及展示數據的方法基本上符合民意調查的專業水準。不過，任何民意調查都有其局限。筆者願意在此拋磚引玉，增加巿民對政改民調的認識。
中策組民調關於政制發展的部分，用了13個問題測試被訪者對特定概念或建議的支持程度。篇幅所限，筆者只討論問卷中最前4題作為例證：
V5 現時行政長官係由一個8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你同唔同意2007年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時，應該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呢？
V6〔只問V5會答「同意」的被訪者〕（如果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1600人。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如果唔同意增至1600人，「咁你認為應該增加到幾多人呢？」）
V7 如果要增加「選舉委員會」人數，你同唔同意加入多區議員呢？
V8（如果同意加入多區議員）依家區議會入面有四百廿位經選舉產生同埋大約一百位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選舉委員會」加入所有區議員呢？
明顯地，上述問題是在測試被訪者對一些既定概念和建議的認同程度。這些概念和建議包括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數目、把選委人數增加至1600人、加入區議員成為選委會和把委任區議員一併加入選委會。調查顯示，各項建議的認同比率都在六成左右。許司長謂「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技術上正確。不過，調查的局限在於沒有測試有關方案的支持臨界點和比試其他可行方案的支持程度。
舉例說，如果問卷在V6之前加入開放式提問：（只問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被訪者）你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多少人？答案應該不會得出5.7％「要求全民直選」的數字（見調查報告中表2結合表1的數字）。
又例如，如果問卷在V8之後以類似V6的提問方式提問：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選舉委員會」中不應該包括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得出來的分析會更加全面。
筆者並非指摘政府弄虛作假，而是要說明有關調查的局限。可以這樣說，政府提出的方案，在未經廣泛討論和輿論角力之前，似乎是得到巿民接受。不過，其他可行方案，包括民主步伐更快的方案，可能更加獲得巿民接受。如何拿捏分寸，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如果真是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那末，筆者倒要指出政府前天有意無意地犯下了一個錯誤。許司長前天引用政府民調數字顯示各項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認同，但隨即又說「社會上對普選時間表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見」，並謂「社會上就此問題在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政府似乎在不同議題上使用不同的參考框架。民調可用，便民調先行；書面意見可用，便由書面意見主導；兩者都不行，便拿些會議記錄來支持自己。這些不科學的做法，最好少用為佳。
筆者最後須要指出，政府前天公佈的民意調查報告，第1.3段說明「專責小組透過中央政策組，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是項民意調查。民意調查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執行，負責有關樣本抽樣、安排訪問程序、數據質控及數據分析工作。」該段又有註解說明「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由理工大學成立，負責統籌該大學各學系研究單位（包括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受外界委託進行的顧問及研究項目。」
撇開這些機構和單位之間複雜的政商學關係，筆者只希望政府或有關機構澄清：有關調查的問卷設計和審議工作由誰負責？不是因為問卷出現什麼問題，而是希望巿民明白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是民意調查專業操守之一。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特區政府終於發表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報告發表前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簡介報告，當中引述了中央政策組的調查，顯示「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在及後發表的報告中，亦以附錄形式展示了該份民意調查報告。
筆者認為，政府今次能夠在引述民意調查後迅速發表有關調查的全部細節，是一種進步，對促進理性公民社會的發展踏出了重要一步。
至於有關民調是否符合科學原則和有否誤導巿民？或許不應該由經常進行民意調查的人仕作答，以免涉及利益衝突。不過，由於香港民間社會缺乏完全獨立的民調監察機制和業界組織，這個責任似乎仍然落在個別民調工作者的身上。
為求謹慎，筆者首先申報，由筆者主持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於條件不合，從來沒有入標爭取中央政策組的委託調查，應該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研究計劃不排除日後與任何機構合作進行政制發展的民意調查，但首要條件是調查由我們獨立設計，結果由我們全面負責。這是我們一向的條件。
關於政務司司長引述的中央政策組調查，筆者閱畢調查報告後，認為整個調查的操作、分析及展示數據的方法基本上符合民意調查的專業水準。不過，任何民意調查都有其局限。筆者願意在此拋磚引玉，增加巿民對政改民調的認識。
中策組民調關於政制發展的部分，用了13個問題測試被訪者對特定概念或建議的支持程度。篇幅所限，筆者只討論問卷中最前4題作為例證：
V5 現時行政長官係由一個800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你同唔同意2007年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時，應該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呢？
V6〔只問V5會答「同意」的被訪者〕（如果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1600人。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如果唔同意增至1600人，「咁你認為應該增加到幾多人呢？」）
V7 如果要增加「選舉委員會」人數，你同唔同意加入多區議員呢？
V8（如果同意加入多區議員）依家區議會入面有四百廿位經選舉產生同埋大約一百位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選舉委員會」加入所有區議員呢？
明顯地，上述問題是在測試被訪者對一些既定概念和建議的認同程度。這些概念和建議包括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數目、把選委人數增加至1600人、加入區議員成為選委會和把委任區議員一併加入選委會。調查顯示，各項建議的認同比率都在六成左右。許司長謂「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及認同」，技術上正確。不過，調查的局限在於沒有測試有關方案的支持臨界點和比試其他可行方案的支持程度。
舉例說，如果問卷在V6之前加入開放式提問：（只問同意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被訪者）你認為應該將「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多少人？答案應該不會得出5.7％「要求全民直選」的數字（見調查報告中表2結合表1的數字）。
又例如，如果問卷在V8之後以類似V6的提問方式提問：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選舉委員會」中不應該包括委任區議員。你同唔同意呢個建議呢？得出來的分析會更加全面。
筆者並非指摘政府弄虛作假，而是要說明有關調查的局限。可以這樣說，政府提出的方案，在未經廣泛討論和輿論角力之前，似乎是得到巿民接受。不過，其他可行方案，包括民主步伐更快的方案，可能更加獲得巿民接受。如何拿捏分寸，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如果真是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那末，筆者倒要指出政府前天有意無意地犯下了一個錯誤。許司長前天引用政府民調數字顯示各項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認同，但隨即又說「社會上對普選時間表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見」，並謂「社會上就此問題在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政府似乎在不同議題上使用不同的參考框架。民調可用，便民調先行；書面意見可用，便由書面意見主導；兩者都不行，便拿些會議記錄來支持自己。這些不科學的做法，最好少用為佳。
筆者最後須要指出，政府前天公佈的民意調查報告，第1.3段說明「專責小組透過中央政策組，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是項民意調查。民意調查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執行，負責有關樣本抽樣、安排訪問程序、數據質控及數據分析工作。」該段又有註解說明「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由理工大學成立，負責統籌該大學各學系研究單位（包括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受外界委託進行的顧問及研究項目。」
撇開這些機構和單位之間複雜的政商學關係，筆者只希望政府或有關機構澄清：有關調查的問卷設計和審議工作由誰負責？不是因為問卷出現什麼問題，而是希望巿民明白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是民意調查專業操守之一。
Tuesday, November 08, 2005
78歲老人再登廣告呼籲
78歲老人再登廣告呼籲：
不死鳥精神爭普選
曾在多份報章刊登全版廣告，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普選的七十八歲老人，今天再次在報章刊登廣告。他表
示：
「我已盡了一己力量，比我年青的香港人，普選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信有明天的七十八歲老人。」
該位熱心老人希望藉此廣告，呼籲年青人以不死鳥的精神繼續爭取普選，薪火相傳為將來的民主奮鬥。
不死鳥精神爭普選
曾在多份報章刊登全版廣告，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普選的七十八歲老人，今天再次在報章刊登廣告。他表
示：
「我已盡了一己力量，比我年青的香港人，普選的希望在你們身上。——信有明天的七十八歲老人。」
該位熱心老人希望藉此廣告，呼籲年青人以不死鳥的精神繼續爭取普選，薪火相傳為將來的民主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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