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裏沒有真實的中國 余杰 中國獨立作家
二○○七年一月一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全面擴版，原先的頻道擴展為亞洲台、美洲台和歐洲台。央視台長趙化勇宣稱，這是央視傳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標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地位越來越高，作為中央電視台應該與我們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相匹配。」
這是中共在對外宣傳領域配合「大國崛起」國策的一次擴張。趙化勇不加掩飾地說：「現在世界上西方媒體的聲音比較強，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滯後，比較弱，一旦發生重大新聞事件，西方媒體的聲音往往佔據主流位置，形成了東西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力求讓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特別是中國的聲音能夠傳遍全球。中國的聲音既指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包括中國記者眼中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的視點』。」
其實，所謂的「中國的視點」，就是文過飾非、指鹿為馬，就是以製造和傳播謊言為使命。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央視台長趙化勇等人，都是中國的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和薩哈夫（侯賽因的新聞發言人），他們成功地實踐了「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理論。如今，他們已經不滿足於荼毒國內十三億民眾的心智，而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讓邪惡的意識形態控制更多人的心靈。
可怕的軟性文宣
西方世界對於這樣一種危險，缺乏足夠的警惕。西方清楚地知曉當年蘇聯核彈頭的厲害，卻不明白中共的軟性文宣更加可怕。所謂的「中國視點」，就是讓世界認同中國式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和生命、犧牲環境和資源、縱容腐敗和社會不公而換取的經濟的畸形繁榮。這是一種變種的納粹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只不過用濃厚糖衣包裹起來而已。
從不作獨立報道
裹著小腳、如履薄冰的央視，連國內的真實新聞都不能報道，還有甚麼資格去報道全球新聞呢？央視報道過揭示六四大屠殺真相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嗎？央視報道過揭露沙士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嗎？央視敢於獨立調查陳良宇案件嗎？央視敢於批評任何一個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嗎？數十年如一日的、沒有新聞的「新聞聯播」是央視最醜陋的門臉，這是胡錦濤一個人的「新聞聯播」，如同當年袁世凱津津有味地閱讀只印刷一張的《順天時報》一樣。
最近，大陸民間流傳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話說拉登派遣一名恐怖分子潛入北京，策劃一起炸彈襲擊事件。這名恐怖分子走進商場，還沒有安裝好炸彈，遙控器就被人偷走了；走進居民小區，正在東張西望，突然一群保安衝出來將他痛打一頓；好容易到了郊外的一個小煤，成功製造了一起爆炸，數十名礦工死亡。他興沖沖地給主子發電報報喜，誰知一個星期後拉登回電說：「你去死吧，你居然敢騙我，我每天看中央電視台的海外頻道，這幾天根本沒有報道中國發生過一起礦難！」
靠說謊保住地位
說謊已經變成了央視的條件反射，也只有說謊才能確保其中國大陸「第一媒體」的壟斷位置。趙化勇聲稱，目前三個國際頻道的收視用戶已經突破了六千五百萬戶。也就是說，單單是央視的這一個頻道，每天都在對六千五百萬戶進行洗腦。我想提醒海外華人：即便鄉愁再濃，也不要看這個謊言頻道，那裏面根本沒有真實的中國。
Wednesday, January 31, 2007
Saturday, January 27, 2007
Sunday, January 14, 2007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星期天休息：有社會契約，就不怕貧富懸殊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解決「貧富懸殊」成為政府面臨的壓力問題。自從人類有史以來，貧富懸殊都從來沒有消失過，羅馬帝國有輝煌的文明，卻有貴族元老和奴隸的懸殊；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也文顯武赫，曼徹斯特和倫敦都還有孤兒院和貧民窟。貧富懸殊從來都不可能真正解決，除非遵循馬克思和列寧的條，用暴力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人類二十世紀實驗了這一課，結果血流成河。
貧富懸殊是正常的，關鍵是貧富之間，有沒有一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在貧富懸殊之間維繫長遠的公正。貧富懸殊也可以實現公正，如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太平盛世時，貴族佔有莊園的土地，狩獵、喝下午茶，生活悠閒，惟獨戰爭時，貴族卻必須身先士卒，第一批投身戰場。在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門堂的牆壁上刻滿兩次世界大戰中加入空軍和陸軍而殉國的校友，他們絕大多數是爵侯子弟，富有學養和膽識，身為精英，保護國家，責任為先，這就是在等級社會的不公平之中維繫長遠的公正。在和平時期，工人和中產階級都要繳稅維繫貴族王室的特權，但同時又建立了一個成熟的社會福利制度。馬克思預測英國會成為第一個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馬克思的預言落空，除了沒有想到工業革命會衍生一個技術知識中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馬克思對英國社會制度認識不深，不知道英國在太平時，貴族優先享受特權，亂世時，貴族也優先抵受痛苦，在懸殊的等級之間，有公正的遊戲規則。
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維持「和諧」，英國的官治經驗豐富，無非是實踐「在不公平之中維繫公正」這一條看似矛盾、其實大有道理的「悖論」（Paradox）。殖民地時代貧富懸殊，但中小企業和山寨廠生機蓬勃，只要肯自食其力，香港人可以從木屋搬進屋村，從屋村搬到私人樓宇，漸漸住進半山豪宅。英國的等級森嚴，一個利物浦的倒垃圾工人不可能會搬進倫敦白金漢宮附近的豪宅區，英國社會缺乏向上爬的社會動力（Upward Social Mobility），但貴族比平民負擔了更多的國家責任；香港一有戰亂暴動，有錢人卻可以搶先移民而棄船，有錢人不必負擔多於平民的社會責任風險。但香港的窮人，在殖民地時代，卻擁有向上爬的社會動力。英國和殖民地香港，在貧富之間，經營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契約，英國沒有革命，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只要有社會契約，再貧富懸殊的社會也有穩定的。
大陸和香港，兩地都出現貧富懸殊的問題，兩地政府都在擔心社會沒有「和諧」，理由正是中港都缺乏了任何形式的社會契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國企私有化，但財富的分配權和政權一樣，牢牢在黨官之手，黨官可以把國企以低價賣給裙帶的私親，擁有裙帶關係的人還掌壟貸款的銀行，缺乏三權分立的監督和新聞言論自由，黨官及其近親即可迅速壟斷財富。香港雖然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經濟以地產主導，實業工種北移，中小企的經營又面臨昂貴租金的威脅，「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是問題，「貧者永貧，富者永富」才是社會不安的危機。
業主可以濫加租，任意剝奪中小企在消費經濟之中得來不易的微利，住在衞星市鎮如屯門、天水圍的下層市民，到港九市區上班，要繳付昂貴的地鐵和輕鐵交通費，商人只要與政府高層打通關係，為高官退休後安排高職後路，即可偏袒商界利益。在這種局勢之下，本來唯一的社會契約，就是議會式民主，但普選之路堵塞愈久，怨氣積壓，貧富階級的衝突愈尖銳，不要普選，可以，但有沒有另一種維繫公正的社會契約呢？特區政府不能重建社會契約，只能繼續以「民意調查」的指數為施政的標準，沒有民主，反造就民粹乖張，行政權威更陷於被動。
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Monday, January 08, 200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文：黃毓民《新報》毓民星期天 2007.1.7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
公信下降絕非偶然
文：黃毓民
新報．毓民星期天
政府與傳媒最不得人心。
曾蔭權民望及傳媒公信力都創新低。如果說政府缺乏自省，那麼新聞媒體又何曾表現過歉然不足的態度？
○六年除夕，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台灣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合辦「台港兩岸民主發展新挑戰」視像會議，事後「中聯辦」大施撻伐，那是因為台灣與會者有「陸委會」主委吳釗夑及新聞局長鄭文燦，都屬「深綠」官員。「中聯辦」說：「以學術研討的名義極力兜售所謂『台灣民主經驗』，無理指摘中央政府干預香港民主發展，對香港的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台灣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勾連某些團體挑撥香港與中央關係」。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制發展是關乎『一國兩制』下的特區事務，由中央及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處理，台灣方面並無角色。」發言人又表明香港社會是不能，亦不會接受黑金政治。
只問立場 不講是非
按照「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邏輯，台港交流僅止於民間，而且絕對不能談政治。政制事務局發言人的說法甚是可笑，台港學者交流一下兩地政治發展，就會引進台灣的黑金政治？既然不許人家就香港選舉制度說三道四，又有甚麼理由去月旦人家的政治呢？
台海兩岸的權者，都是「只問立場，不講是非」。至於特區政府亦已經學會揣摩上意。
說到揣摩權者意志，此間一些新聞媒體更是優而為之，亦有把上述視像會議與「鼓吹台獨」扯上關係者：「……但會議上仍觸及兩岸的最敏感議題──台獨。昨日不少嘉賓在會上分析港、台兩地的根本分別時，都形萏没碁橐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新聞局長鄭文燦在批評中國打壓民主發展時，更說道：『由一個獨裁國家批評有民主的國家，是不應該的！』香港方面，『名嘴』黃毓民及前南華早報副總編輯林和立，都分別形容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摘自○七年一月一日《明報》報道)
社會公器 淪為商品
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如果不是記者水平低，便是別有用心，否則便不會寫出這樣歪曲事實(至少是想當然)的報道。毓民是出席視像會議的港方講者之一，發言的題目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中國因素》，說了些甚麼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要說兩地民主發展的中國因素(應是中共因素)，香港跟台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的民主亦難竟全功，向中共爭民主，本來只有抗爭或屈服兩條路，現在卻有第三條路，那是公民黨和民主黨參加小圈子選舉，是妥協的道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事實的陳述；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事實的陳述。台澎金馬只有「中華民國」，沒有「台灣共和國」！《明報》的記者搞不清楚，《明報》的總編輯應該不會不懂吧？
新聞媒體「公信力下降」絕非偶然！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十頁的篇幅檢討了當時美國新聞界的表現，認為民眾日漸不信任新聞界，乃長期怨憤的累積，因為新聞報道常常不正確，發了偽造、杜撰；新聞記者採訪或下筆時預存偏見，打着維護「知情權」的幌子，侵犯私隱權，對遭遇不幸的人毫無體恤；任意定罪，形同輿論審判。
有關文章又說，新聞記者傲慢自大，為追求私利不顧職業道德，使人覺得新聞界不再為正義而奮鬥，而有「新聞報道值得相信嗎」的疑問。《時代周刊》二十四年前檢討新聞界的情況，顯然也適用於今日的香港，不同的是，人家痛切反省，我們「笑罵由人」。香港有許多人不相信報紙，卻沒有「不相信報紙運動」，缺乏民間的有力監察，報紙已逐漸脫離「社會公器」的行列，變成一種「裝飾」文明的商品。
一種原本值得年輕人為其獻身、奮鬥的事業，如果淪落為與只靠夜度資過活的職業無上下床之別，那是很可悲哀的！
討厭記者 中外皆然
一月三日、四日、五日，毓民先後應邀到上水、沙田、深水埗三家中學演講，都是講傳媒，從「鍾欣桐被偷拍」講到「徐子淇嫁入豪門」，不是八卦，而是鼓勵學生認真思考：「社會公器」何以淪落至此？
十多年前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的時候，常對「新鮮人」講一個經過改「良」的故事：
中國人相信人輪迴，長輩教子侄不要為惡，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生前為惡的人死後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一日，一位生前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江洋大盜，正在第十八層地獄受肉體的煎熬，忽然聽到底下有更淒厲的叫聲，於是不禁問道：「你生前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會在十九層地獄被懲罰？」只聽那人回話：「我生前是當教師。你殺人放火，只是作小惡，我誤人子弟才是大惡。」教師在痛苦呻吟之際，又聽到底下有人慘叫，於是不禁好奇，問這位被千刀萬斬的人生前幹了啥，那人答道：「我是當記者的！」
沒有甚麼人會喜歡記者，中外皆然。還有一個故事，出自俄國文學家屠格列夫的文章：
幾個人在咖啡店閒聊，聽到外面廣場囂鬧，原來有人被群毆。店中諸人覺得不平，探問被毆者是甚麼人？第一次回報：被毆者是小偷。眾人仍覺不平，認為把小偷送官究治可也，豈能群加毆打。不久，又有第二次回報：被毆的是強盜。眾人更覺不平，表示制裁強盜有法律，砍頭也罷，豈可公然動私刑。最後一次回報才是真的：被毆的是一名記者。眾人相視一愕，其中一人說：我們繼續喝咖啡吧！
後記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激之鳴。從人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草、木、金、石、水都要平，不平則鳴，更何況是人。言論自由不止是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不平則鳴。
「封咪」是被迫的，形勢比人強，毓民的聲音只好暫時在大氣電波中消失；但是停寫專欄卻是因為需要沉潛一段時間，如今重新拿起筆桿，繼續鳴放，不再「短打」，耍的是「長拳」，希望讀者賜教。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還斂集：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北京搞宏觀調控，要壓制樓價，推出一系列措施，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皆不智。我們不容易拿得準這些管制法例的一般性與存在性。地區之間的管制往往不一樣，而有時推出了卻沒有執行。要批評可說北京朝令夕改，要支持可說他們投石問路。最近風雨欲來，說了好些時的資產增值稅真的要執行了。還沒有誰摸得準，或可以肯定，但看來此稅會成定局，至於是否全國推行，或是地區性的選擇，執筆寫此文時沒有調查過。
資產增值稅外國稱capital gain tax，國內稱「個人所得稅」，目前針對的是樓宇出售時的樓價增值，抽增值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樓宇購入後五年內出售抽另一項稅，深圳抽樓價百分之五，稱營業稅；上海抽的是增值那部分，購入後出售得愈快稅率愈高。總之五花八門，區區不同，名稱有別，查詢起來，我這個老人家天旋地轉矣。
美國抽資產增值稅（不僅房地產，股票增值類同）抽了很多年。知道中了計，這幾年要取締，但因為早就成為稅收的一個重要部分，取締不了。
從經濟整體看，資產增值稅的害處是改變了市場的投資效率，對經濟不利。大家知道，投資有風險，可賺可蝕，增值賺到的要抽稅，虧蝕的政府不補償，會嚴重地影響投資的風險選擇，不可取也。為什麼政府只抽資產增值的稅，而資產貶值卻不補償呢？答案是政府賠不起。樓價暴跌（或股市暴跌），要補償政府隨時破產。資產增值時抽了稅，政府把錢花光了，一下轉為大幅貶值，政府拿不出補償錢。美國的做法，是一個投資者先蝕而後賺，前者沒有補償，後者要抽增值稅。但如果先賺，抽了稅，後蝕，這個投資者可以用被抽了的增值稅局部補償，但有「兩年內」的時間限制。這可見美國當局知道資產增值稅大有問題，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政府抽稅有三忌。一忌抽得太多，政府庫房膨脹，於是手癢起來，錢亂花，使闊了手，縮之不易也。二忌稅項太多太複雜，投資者滿天星斗，不知何去何從，左閃右避，投資環境出現了混淆。三忌老生常談的，同額的政府稅收，一些稅項比另一些稅項對經濟的損害較大。今天看中國的稅務發展，上述三忌全都犯了！
我們看不出目前的中國有財政困難──就是真的有也沒有人相信。經濟增長得那麼快，萬事皆易，減稅或簡化稅制是正途。亂抽一通當然可使經濟緩慢下來，但這是以斬頭的方法來醫頭痛。歷史的經驗，是在經濟好景時增加稅項或增加稅率不會有多人反對，但這些加了進去，要取締很困難。這樣看，如果北京不及時回頭，以增加稅項及稅率來搞宏觀調控，一旦「成功」，經濟下跌，要挽救是太遲了。
我不認為目前國內的樓價上升是值得擔心而需要政府干預的。如果真的要約束樓價上升，只有兩途可取。其一是增加樓宇的土地供應，或選擇性地在某些地區增加建築的容積率。其二是抽樓宇空置稅。曾經提出此稅，北京的朋友認為難抽，我不同意，認為研究一下總可以想出抽樓宇空置稅的好辦法。經濟理論是這樣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樓宇沒有空置，業主自用或租出去，那麼樓價可以相當肯定地是反映著市場正常運作的供求，為炒樓而把樓價炒上去的機會不大。如果樓價正確地反映著用家的需求，那麼樓價再高也應該接受，要約束樓價只能從增加樓宇土地供應那方面著手，沒有其他可取的。
二十五年前我推斷了中國的經濟會走今天的路，貝加不同意，反對。我對，他錯。一對無零。兩年前他對中國前景不看好，我在《信報》為文反對。我對，他錯，二對無零。但兩年前貝加之見可不是空穴來風。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得快，有甜頭，政府總會手癢地做出一些蠢事，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德國當年如是，日本當年如是，中國也將如是乎？
滿庭芳
滿庭芳 秦 觀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才還晴。
古台芳榭，飛燕蹴紅英。
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東風裡，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
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
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
豆寇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
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Sunday, December 17, 2006
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陶傑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星期天休息：香港人需要甚麼樣的城市景觀？
在一片抗議聲中，天星碼頭鐘樓拆掉了。政府拒不讓步，因為明明經過了四年「諮詢」。香港人不是到三天前才知道鐘樓要拆的，如果在三年前開始，每一年的除夕，大家都到天星碼頭來倒數，年年並由長毛表演裸體爬鐘樓，在公共場合非法暴露的罪名含笑被捕，外國傳媒廣為報道，則效果大不相同，鐘樓的命運或可改寫。
現在才抗議，無疑有點太遲了。提議重造鐘樓，或把鐘樓搬遷，都是不成熟的主張。天星碼頭遙對大會堂，當中有一個愛丁堡廣場，旁邊有一個皇后碼頭，鐘樓與鄰近的建築物配襯一體，並不獨立成篇。正如倫敦的白金漢宮，御林大道外有一道圓拱形的「水師提督門」（Admiralty Arch），連接門外的特拉法加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條圓柱，柱上的銅像，正是當年特拉法加海戰一役大勝拿破崙的納爾遜將軍。廣場、城門、皇宮內外呼應，拱門的城道甚窄，十九世紀的設計不敷現代車流應用，但無人提出拆城門，為了拓闊馬路，把城門搬到泰晤士河邊讓人仰賞。
天星鐘樓逝者已矣，香港景觀知來者而未可追。關於舊建築和古的拆建問題，十多年前筆者早已論述甚勤，指出外國的名城，無一不珍惜舊建築。當時香港的主流意見還是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現在愈來愈多人覺醒了，但十年的「經濟發展」步伐太快，北京舊城已經全毀，長江三峽的古鎮沉在水底，杭州西湖邊蓋了高樓大廈，香港也加入了拆舊的潮流。身為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愈來愈淡薄，因為這位「母親」不斷拉面皮、隆胸，樣子愈來愈像黃夏蕙，但幸好地球一體化是最新的國際潮流，只要胸襟「國際化」一點，多認同倫敦、巴黎、羅馬，就會領悟世上一切偉大的建築，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樣就會比執於一座天星鐘樓更加快樂得多。
中國人沉迷拆毀舊建築，其實是一種常態，尤其改朝換代。項羽攻進咸陽，一座阿房宮就是一把火燒了，滿清入關，倒把一座紫禁城保留，因為順治和康熙到底不是漢人，比起歷代漢人的草寇皇帝，見識高了一線。比起歐美的名城結構，中國缺乏城市規劃的概念，因此才會拆掉全世界城市布局公認最精巧的舊北京。在中文詞彙之中，就是沒有Skyline這個名詞。Skyline是城市建築的大輪廓聳峙天空的那一條形狀獨特的線條，在歐洲，建築經歷了不同時期，歌德式多尖塔，巴洛克式重雕琢，羅馬式多圓頂，Skyline像一道曲譜一樣，如果要更改，必須極為慎重。新的建築輪廓加入，須與舊的融為一體，正如天星鐘樓必須置於維港的藍天之下，背景為九龍的一抹青青的獅子山。
鐘樓既然拆掉了，香港的下一代，如果還有知識分子，就必須引領香港人思考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想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不可以同時沉溺於「搵快錢」的樓股熱炒潮，同時又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前者催生香港的地產主義經濟，而地產經濟之所以成為一種「主義」，就是因為這種經濟的物質意識形態，與一切「城市美學」為敵。地產商是不會跟香港談戀愛的，他們豪門「大婚」，婚禮也只會選擇在外國舉行，坐熱氣球升空，俯瞰青山綠野，而不是維多利亞港大廈林立的「經濟發展成果」。香港只是地產主義者的一頭母牛，人口太多，還不斷有大陸孕婦湧來產子，城市向高空發展，則「舊區」必須不斷拆毀重建。這種生活方式，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
特區政府聲稱，「在經濟發展和保留古之間謀求平衡」；中國的李瑞環都說過，香港不要刮掉紫砂茶壺的茶垢。「平衡」到甚麼程度？鐘樓和殖民地舊建築算不算「茶垢」？不要說李瑞環已經不在其位，任何人下了台，其「最高指示」，大陸人民早就不會當真，只有香港的一些學者還對一名前任的中國領袖一片長情，有點令人感動。建立城市人文意識，如果是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重任之一，那麼今日起就要思考，一個很老土的問題，叫做「香港往何處去」？
天星的鐘樓，尖沙嘴的五支旗杆，凝聚過一代人的眺望和等待，沒有甚麼實用價值，是約會朋友和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的地方（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watch the world go by）。「在世界的邊緣靜觀自在」──A place to watch the world go by，這句話很淺白，也很深奧，是淡泊而圓融的心境，正是中國的道家文化追求的生活，舊北京的布局，以及老舍筆下的舊北京人的情趣，就是證明。奇怪的是，中國人本來應該比任何人都懂得舊建築的空間哲學，今天講起舊建築之道，卻似乎言必倫敦、巴黎、羅馬，才有一點點說服力。今天這個所謂「中國」，已變成英國建築家霍斯打（Norman Foster）的學徒的實驗場，發生了甚麼問題？已經令人沒有興趣「探索」了。今年聖誕節，你有沒有計劃去北海道的小樽，在雪地的運河邊瀏覽日俄戰爭前的北歐舊房子，到河邊的倉庫買點沒有孔雀石綠的東洋海鮮？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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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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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2006-12-07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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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孕婦排斥專才的「倒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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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沿海地區有香港這樣一個好鄰居，真是上天的恩典！從孫中山先生以來，且不去說有多少「政治難民」來港避難，僅是解放後對「經濟難民」的吸納，香港便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五、六十年代，數以十萬計內地人民合法但大部分非法（偷渡）來港，胼手胝足、辛勞工作，「死慳死儉」，把「每月剩餘」寄回鄉下接濟家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廉價」（市價而已）勞動力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的基礎，配合世界欣欣向榮的大趨勢，香港便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富裕起來。英國政府（尤以工黨為甚）派來了表面「慈悲為懷」實際則是處心積慮以顯彰大英是「仁慈帝國」的外交官和政客當香港總督，在庫房豐盈的年代，郭伯偉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財政保守主義已不合時宜，治港者莫不大派免費午餐（以非經常性賣地收入作經常性開支，其危險性不言而喻；筆者當年指出這一事實，被悲天憫人型的知識分子視為「冷血」、「市儈」、「沒有同情心」）。這午餐，在西方福利國也許算不上最富營養，對內地人民來說，則何異豐富的盛宴，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來港內地人中有不少是為了享受形形色色的福利而來，其初也許是工作與吃免費午餐並重，演變下去，愈來愈多「初到貴境」者主要「任務」已在設法領取各種福利了……。他們成為經濟學家所稱的典型「搵?數者」（rent seekers，「尋租者」）而不自知！
九七回歸之後，內地孕婦蜂擁來港分娩！昨天丁望兄在「思維漫步」欄中稱這種現象為「超生隊到香港」，真是貼切生動的形容；所謂「超生隊」（全名是「超生游擊隊」），是在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生育政策限制下逃避內地「超生懲罰」而來港產子孕婦的總稱；這樣做既不會牴觸國策，又可利用香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優質的醫護人員，而「搵?數」的基因發揮作用，「生仔不付費」的賴賬蔚然成風。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午在立法會答問時透露「超生隊」隊員人數近年增長比內地ＧＤＰ增幅更大更快，「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在二○○○年為六百二十名，○五年已升至九千二百多名，今年首九個月更已突破一萬名！」這些數字甚是驚人，惟比十一月中旬入境處提供的數據已較保守。
無論如何，這些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他們的「原產地」是香港，在二○○一年居留權（莊豐源案）訴訟中，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裁決「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大壯內地孕婦膽子，此後「超生游擊隊」遂攻陷香港醫院的產科部門！事實上，「莊豐源案」不但是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誘因，而且成為內地旅遊公司最佳招徠之道，傳媒報道顯示深圳出現「香港十天收費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產子旅行套餐」！「給寶寶一生最珍貴的禮物：香港永久身份證」的口號，的確十分吸引，令孕婦來港人數升勢比近來的股市更勁，她們不只「擠爆」公立醫院，亦成為私家醫院的「生」力軍……，聖保祿醫院有七成產婦來自內地！
七十年代前，英國醫療公家付款，多少歐陸「大肚妹」前往英國免費墮胎（那個時候英國醫療真是天下無雙，筆者曾患微恙，由於舉目無親、乏人照料，富同情心的醫生遂信手寫一便條，讓筆者進住同樣是完全免費的療養院凡半月之久），如今內地孕婦則來港產子，別說她們精通「省錢法」還有索性溜之大吉的靈活性；不過，即使她們繳足費用，港府的補貼仍達六、七成。在《基本法》之外，還有把兒童應享基本人權寫入其中的《香港人權法案》，令政府在「防微杜漸」方面動輒得咎，看來要稍殺「超生游擊隊」突擊之風，還須內地政府合作，但「毒菜」、「毒魚」、「毒蛋」這些「死物」都阻止不了，活生生而且善於偽裝的孕婦來港又豈是說禁便止……。
香港以經濟旺盛名於世，可是，在許多事務上，做法卻違背經濟學原則，真是咄咄怪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除了可籠統地提高不分本地和內地女性的香港出生率，洗脫最低出生率的「惡名」，其他完全無所得益。另一方面，香港卻有世上保護性最強的專業團體，其中尤以醫師公會為甚，它們排斥教育背景相近甚至相同的海外專業人士，對這些專業團體而言，這是保障其會員壟斷本地市場的應有做法，但對香港經濟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培訓一名專業人士，除了投入二、三十年時間，金錢開支少說也要數百萬甚至過千萬，專業團體拒絕這樣的人才，令香港無法坐享其成，等於專業團體為了其成員的私利而犧牲了香港的整體利益，有違經濟原則，侵蝕港人福祉，彰彰明甚。
Saturday, November 18, 2006
自 由 鬥 士 永 垂 不 朽
佛 利 民 （ Milton Friedman ）Jul 31, 1912 - Nov 16,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ton_Friedman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 社 會 其 中 一 個 最 大 錯 誤 ， 是 不 論 結 果 ， 但 以 背 後 動 機 來 評 定 政 策 。 」
"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
「 政 府 所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通 常 都 跟 問 題 本 身 一 樣 差 勁 。 」
http://www.opinionjournal.com/extra/?id=110009267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Sunday, October 08, 2006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全球暖化還是冷化
八月三十日，加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加州大型企業如煉油廠、發電廠、煤氣、水泥廠等逐步減少排放，在二○二○年前減少排放百分之二十五溫室氣體。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雖然係共和黨人，但為競選連任，爭取州內環保人士、自由派人士選票，唔理得商界反對、共和黨壓力，一於與民主黨合流，推動減排污案，以示先進，為減少全球暖化貢獻。
八月二十五日，外電報道，俄羅斯科學院天文學觀察所發表談話，指目前地球面對之危機唔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而係全球冷化（global cooling），佢關於太陽排放（solar emission）研究發現，目前地球氣溫已經達到最高度，好快就會轉向，全球氣溫逐步下跌，環球冷化會由二○一二至二○一五年間開始，到二○五五至二○六○年，荷蘭可能歷史重演（十七世紀末，荷蘭運河結冰）。俄羅斯科學家話，即使唔實施「京都協定書」，地球氣溫都會下降！
信邊個？
全球暖化派無論在人數、聲勢、研究金額以及傳播宣傳，都大大壓倒全球冷化派。不過俄羅斯科學院唔係阿貓阿狗科學院，俄國科學天才甚多，俄羅斯科學院久享盛名，佢天文學科學家會唔會得出就呀？
九月一日，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有一篇特稿，指暖化派每年擁有多以十億美元計研究經費，宣傳極之成功，在傳媒出現的公眾人物唔講全球暖化，唔講減少排放，就係政治不正確。特稿作者睇過一幅「綠色和平」照片，顯示阿根廷南部之冰川面積日漸縮細，證明暖化威脅海洋生態。作者對此印象甚深，去年聖誕節，特別去LakeArgentina放假，實地見到唔少冰川自安山脈滑落阿根廷湖，一原來冰川縮細，一新冰川不斷擴張，作者因此認為「綠色和平」，以偏概全，冇誠實地報道全部事實。所以，信邊個呢？暖化派已成利益團體，冷化派被主流科學家恥笑。左丁山仍然持懷疑態度，唔信冷氣Keep住二十五點五度就係環保。
Sun's Activity Increased in Past Century, Study Confirms
Recent Cooling of the Upper Ocean
SCIENTISTS PREDICT SOLAR DOWNTURN, GLOBAL COOLING
Russian Scientists Forecast Global Cooling in 6-9 Years
八月三十日，加州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加州大型企業如煉油廠、發電廠、煤氣、水泥廠等逐步減少排放，在二○二○年前減少排放百分之二十五溫室氣體。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雖然係共和黨人，但為競選連任，爭取州內環保人士、自由派人士選票，唔理得商界反對、共和黨壓力，一於與民主黨合流，推動減排污案，以示先進，為減少全球暖化貢獻。
八月二十五日，外電報道，俄羅斯科學院天文學觀察所發表談話，指目前地球面對之危機唔係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而係全球冷化（global cooling），佢關於太陽排放（solar emission）研究發現，目前地球氣溫已經達到最高度，好快就會轉向，全球氣溫逐步下跌，環球冷化會由二○一二至二○一五年間開始，到二○五五至二○六○年，荷蘭可能歷史重演（十七世紀末，荷蘭運河結冰）。俄羅斯科學家話，即使唔實施「京都協定書」，地球氣溫都會下降！
信邊個？
全球暖化派無論在人數、聲勢、研究金額以及傳播宣傳，都大大壓倒全球冷化派。不過俄羅斯科學院唔係阿貓阿狗科學院，俄國科學天才甚多，俄羅斯科學院久享盛名，佢天文學科學家會唔會得出就呀？
九月一日，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有一篇特稿，指暖化派每年擁有多以十億美元計研究經費，宣傳極之成功，在傳媒出現的公眾人物唔講全球暖化，唔講減少排放，就係政治不正確。特稿作者睇過一幅「綠色和平」照片，顯示阿根廷南部之冰川面積日漸縮細，證明暖化威脅海洋生態。作者對此印象甚深，去年聖誕節，特別去LakeArgentina放假，實地見到唔少冰川自安山脈滑落阿根廷湖，一原來冰川縮細，一新冰川不斷擴張，作者因此認為「綠色和平」，以偏概全，冇誠實地報道全部事實。所以，信邊個呢？暖化派已成利益團體，冷化派被主流科學家恥笑。左丁山仍然持懷疑態度，唔信冷氣Keep住二十五點五度就係環保。
Sun's Activity Increased in Past Century, Study Confirms
Recent Cooling of the Upper Ocean
SCIENTISTS PREDICT SOLAR DOWNTURN, GLOBAL COOLING
Russian Scientists Forecast Global Cooling in 6-9 Years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吳志森﹕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2006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耗資52億的添馬政府總部，肯定成為新地標，亦會繼迪士尼、昂坪360後又一極受歡迎的景點，因為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迄今為止，由於資料有限，護城河是怎個模樣，無法窺其全豹。但我認為，索性把政府總部建成一座中世紀式的堡壘，高大森嚴城牆外面，有一條水深廣闊的護城河。入口處，有人手和機械控制的木石橋。每天上班，命令精神抖擻氣宇軒昂的軍警把橋放下，讓特首驅車直進，再把橋收起，以防刁民亂闖。橋一開一合，滲透一種無可比擬君臨天下的威嚴與氣勢。儀式的可觀性，比得上天安門升旗、白金漢宮御林軍換防，肯定成為萬人圍觀、遊客必到的景點。
且慢，不要高興得太早，究竟有沒有護城河﹖至今仍有點撲朔迷離。傳媒說招標文件寫了，不止河，還有由政府總部直通立法會的隧道，還有高2.5米的圍欄，把總部團團圍住。護城河呢﹖為了回應傳媒報道，行政署發了一份新聞稿，透露了招標文件的部分內容﹕「在休憩用地內，應包括一片休閒空間，設計可以水為主體，及／或草地，及／或噴泉項目等亦可，以分開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政府總部大樓有時可能須限制出入，而休憩用地乃指定給公眾使用。休閒空間應是不少於 10米闊，在政府總部大樓範圍以外，沿政府總部大樓界線，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
在「水為主體」後面，英文原文有preferably這個字，中文版卻失了蹤，官方的傾向甚明。如果「休閒空間」以「水為主體」，「不少於10米闊」，「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從視覺和實際效用上，無論什麼名目，這跟護城河有什麼分別﹖
現在還要研究的是水要有多深﹖當然不能太淺，否則無法起到「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的作用。把人沒頂就夠了。如果貝貝在濕地公園開枝散葉，不妨考慮將鱷魚子孫放入護城河，一來可以將濕地公園的遊客分流，又可防止刁民跳入河中擾亂秩序，一舉數得。
期盼這城中奇景，早日落成。
吳志森
【明報專訊】耗資52億的添馬政府總部，肯定成為新地標，亦會繼迪士尼、昂坪360後又一極受歡迎的景點，因為政府總部有條護城河。
迄今為止，由於資料有限，護城河是怎個模樣，無法窺其全豹。但我認為，索性把政府總部建成一座中世紀式的堡壘，高大森嚴城牆外面，有一條水深廣闊的護城河。入口處，有人手和機械控制的木石橋。每天上班，命令精神抖擻氣宇軒昂的軍警把橋放下，讓特首驅車直進，再把橋收起，以防刁民亂闖。橋一開一合，滲透一種無可比擬君臨天下的威嚴與氣勢。儀式的可觀性，比得上天安門升旗、白金漢宮御林軍換防，肯定成為萬人圍觀、遊客必到的景點。
且慢，不要高興得太早，究竟有沒有護城河﹖至今仍有點撲朔迷離。傳媒說招標文件寫了，不止河，還有由政府總部直通立法會的隧道，還有高2.5米的圍欄，把總部團團圍住。護城河呢﹖為了回應傳媒報道，行政署發了一份新聞稿，透露了招標文件的部分內容﹕「在休憩用地內，應包括一片休閒空間，設計可以水為主體，及／或草地，及／或噴泉項目等亦可，以分開政府總部大樓及休憩用地。政府總部大樓有時可能須限制出入，而休憩用地乃指定給公眾使用。休閒空間應是不少於 10米闊，在政府總部大樓範圍以外，沿政府總部大樓界線，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
在「水為主體」後面，英文原文有preferably這個字，中文版卻失了蹤，官方的傾向甚明。如果「休閒空間」以「水為主體」，「不少於10米闊」，「設計應提供視覺上的享受，同時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從視覺和實際效用上，無論什麼名目，這跟護城河有什麼分別﹖
現在還要研究的是水要有多深﹖當然不能太淺，否則無法起到「防止空間受不當的侵擾」的作用。把人沒頂就夠了。如果貝貝在濕地公園開枝散葉，不妨考慮將鱷魚子孫放入護城河，一來可以將濕地公園的遊客分流，又可防止刁民跳入河中擾亂秩序，一舉數得。
期盼這城中奇景，早日落成。
吳志森
Friday, October 06, 2006
Hong Kong Wrong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6009800068684505.html?mod=opinion_main_commentaries
Hong Kong Wrong
By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6, 2006; Page A14
It had to happen. Hong Kong's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was too good to last. It went against all the instinc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aid to spend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at's why it was sadly unsurprising to see Hong Kong's current leader, Donald Tsang, last month declare the death of the policy on which the territory's prosperity was built.
The really amazing phenomenon is that, for half a century, his predecessors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tax and meddle. Though a colony of socialist Britain, Hong Kong followed a laissez-faire capitalist policy, thanks largely to a British civil servant, John Cowperthwaite. Assigned to handle Hong Kong's financial affairs in 1945, he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the territory's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1961-71. Cowperthwaite, who died on Jan. 21 this year, was so famously laissez-faire that he refused to collect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ear this would only g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excuse for more meddling. His successor, Sir Philip Haddon-Cave, coined the term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o describe Cowperthwaite's approach.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were remarkab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ong Kong was a dirt-poor island with a per-capita income about one-quarter that of Britain's. By 1997, when sovereignty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its per-capita income wa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parting colonial power, even though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sizable growth over the same period. That was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 of what people can do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was a major factor in encourag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ove away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ward greater reliance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free market. As a result, they too have benefit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ultimate fate of China depends, I believe, on whether it continues to move in Hong Kong's direction faster than Hong Kong moves in China's.
Mr. Tsang insists that he on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act "when there are obvious imperfe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if there are any "obvious imperfections," the market will eliminate them long before Mr. Tsang gets around to it. Much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mperfections" --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ve government.
A half-centur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has made Hong Kong wealthy enough to absorb much abuse from ill-advis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ertia alone should ensure that intervention remains limited. Despite the policy change, Hong Ko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lthy and prosperou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ut, although the territory may continue to grow, 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
Yet that doesn't detract from the scale of Cowperthwaite's achievement. Whatever happens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the experience of this past 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friend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t provides a lasting model of good economic policy for others who wish to bring similar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Mr. Friedman, the 197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Hong Kong Wrong
By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6, 2006; Page A14
It had to happen. Hong Kong's polic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was too good to last. It went against all the instinct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aid to spend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at's why it was sadly unsurprising to see Hong Kong's current leader, Donald Tsang, last month declare the death of the policy on which the territory's prosperity was built.
The really amazing phenomenon is that, for half a century, his predecessors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tax and meddle. Though a colony of socialist Britain, Hong Kong followed a laissez-faire capitalist policy, thanks largely to a British civil servant, John Cowperthwaite. Assigned to handle Hong Kong's financial affairs in 1945, he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the territory's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1961-71. Cowperthwaite, who died on Jan. 21 this year, was so famously laissez-faire that he refused to collect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ear this would only g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excuse for more meddling. His successor, Sir Philip Haddon-Cave, coined the term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o describe Cowperthwaite's approach.
The results of his policy were remarkab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ong Kong was a dirt-poor island with a per-capita income about one-quarter that of Britain's. By 1997, when sovereignty was transferred to China, its per-capita income wa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parting colonial power, even though Britain had experienced sizable growth over the same period. That was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freedom, of what people can do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uccess of laissez-faire in Hong Kong was a major factor in encourag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ove away from centralized control toward greater reliance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free market. As a result, they too have benefit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ultimate fate of China depends, I believe, on whether it continues to move in Hong Kong's direction faster than Hong Kong moves in China's.
Mr. Tsang insists that he only wants the government to act "when there are obvious imperfe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Tha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if there are any "obvious imperfections," the market will eliminate them long before Mr. Tsang gets around to it. Much more important are the "imperfections" -- obvious and not so obvious --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ve government.
A half-century of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has made Hong Kong wealthy enough to absorb much abuse from ill-advis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ertia alone should ensure that intervention remains limited. Despite the policy change, Hong Kong is likely to remain wealthy and prosperou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ut, although the territory may continue to grow, 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
Yet that doesn't detract from the scale of Cowperthwaite's achievement. Whatever happens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the experience of this past 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instruct and encourage friend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it provides a lasting model of good economic policy for others who wish to bring similar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Mr. Friedman, the 197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Sunday, October 01, 2006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
人民一發笑，政府就思考／文﹕梁文道 2006年9月6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著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 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大家都以為笑是種顛覆的力量，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應該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嘯般翻湧的政治笑話之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鐵幕並不是給笑倒的。
最近中國政府和社會上許多保守勢力紛紛出面，指摘「惡搞」的風氣敗壞了社會道德，甚至威脅到國家大本。究竟何謂「惡搞」﹖它又怎麼破壞了社會的善良風俗，甚至國家存續的根本呢﹖
請容我抄錄一段8月27日《中國青年報》的特稿〈我國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播惡搞信息〉﹕「從一些媒體爆炒影星懷孕生子到一個老妻少夫的無聊『新聞』炒得滿天飛﹔從貶損民族英雄岳飛，到把污泥濁水潑灑到魯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鋒等身上的『惡搞』﹔從披露各種聳人聽聞的碎屍、綁架、強姦『秘聞』，到公然大炒聳人聽聞的『性鬧劇』、『性醜劇』，一些媒體節目、版面網頁的輕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傾向日趨嚴重，有些媒體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泡沫新聞、黑色新聞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風正蔓延到彩鈴、短信和人們的各種日常交談口語中，甚至標榜為『新的文藝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廣」。
所謂「惡搞」，就是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以戲謔調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題材片段，變奏變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製《無極》變成諧趣的短片，將宣傳機器認可的價值觀和相應口號扭曲為逗人的笑話。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傳的「段子」不同，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通訊網絡和廉價方便的電腦技術，「惡搞」作品可以用視頻和手機短訊的方式在公眾領域流佈。因此有關部門就格外緊張，覺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廣電總局在9月份開始規管互聯網視頻，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戲劇內容的視頻，也要和電視電影一樣接受審查監督(請想像所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審的話，會是什麼狀態)﹔第二，把傳播視頻的資格限定在新浪和網易等幾家大型門戶網站手中，以方便管理。這對方興未艾的網絡視頻熱潮當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所以激起了許多內地網民的爭議。
其次，則有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剛剛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重點放在「淨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輿論環境」。這項法案為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製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傳播淫穢、暴力、兇殺、恐怖和賭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圖書、報刊、音像製品、電子娛樂、動漫產品以及網絡信息等，對此類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製售傳播行為依法從重處罰」。
這些動作一般被解讀為是要打擊「惡搞」，壓抑不良的社會風氣。且莫論它們實際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別管它們會發生什麼效果﹔我們只專注一點，去看看打壓「惡搞」的理由。回到《中青報》那篇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不以為醜，反以為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暴露出當前某些引導輿論的媒體和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場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現象。如何構建與和諧社會相適應，與網絡時代相適應的新的輿論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觀，營造有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綠色輿論環境，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深入探討的大課題」。
從這番話裏面，我們可以發現「醜美恥榮」等字眼是在呼應胡錦濤提出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八榮八恥」﹔而「和諧社會」這個最流行的術語則是胡溫新政的一大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惡搞」不只是和新時期的共產黨員道德觀對著幹，甚至還有破壞和諧社會的可能。所以「惡搞」也就成了國家的大敵了。
由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現代國家通常不願太過介入道德領域，進而把國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國家存在的目標之外。也就是說，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為堯舜，並非國家關心的問題。儘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兩斷，但現代政府一般都不會承認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個道德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中國的情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來，道德學習就是政治動員的一環﹔而政治動員又是回應形勢變化，鞏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錦濤才要提倡「八榮八恥」，一方面在制度建設門徑以外強調個人操守的學習進化，以回應國家機器腐敗惡化的趨勢﹔另一面則藉此樹立自己的主張，承接歷任中共領導人用「哲學」和「思想」宣示地位的傳統。
有些論者以美國白宮記者的周年派對為例，指出連美國總統也不顧身分，拍短片來惡搞自己，與民同樂﹔中國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實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問題，而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不同的區別。一套正面的道德觀和相呼應的領導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共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寶，因此什麼都可以拿來開玩笑的「惡搞」，實在無異於顛覆。
可是「惡搞」真有那麼可怕嗎﹖表面上混亂了主流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笑話就真能動搖國家大本嗎﹖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喜歡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論著，指出傳統歐洲城鎮的狂歡節是對社會秩序周期性的破壞。在這類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對裏面，小丑可以臨時扮演國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時法相莊嚴的神聖象徵此時都成了嬉鬧的對象。同樣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絕不罕見，即使規矩嚴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廟會也是男著女服，女扮男裝，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騰得沒了。中央縱有不滿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不難理解，這些玩笑不只無傷大雅，反而還宣泄了過度的壓力，有助於日常狀態底下固有秩序的維續。所以這種顛覆只不過像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無傷大雅。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無權者的權力》一文裏曾經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一個蔬果小販在其店舖的牆上貼了一張書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橫幅，但買賣蔬果其實和這張標語固然沒有一點聯繫，那個小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這句話的意涵。但是在共產黨治下的捷克，張貼展示這類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的道德口號與政治標語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犬儒的道德態度，政府大可以宣揚任何主張，但人民不只不會認真對待，反而懷疑它們的真實。久而久之，所有的學習，所有響應號召的行動都成了虛應故事。然後笑話和「惡搞」就來了，他們表面上心悅誠服，私底下則把種種的訓條變成笑料。
當代大哲齊杰克(Slavoj Zizek)形容這種狀態下的政權是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因為它期許於人民的，不是他們嚴肅領會它所頒下的教條﹔而是他們這種無所謂的犬儒心態。他說﹕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識形態太過當真，而且付諸實踐，那才是真正的大禍臨頭。」
所以廣電總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該對付「惡搞」，反而得歡迎它們。因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調戲官方認可的價值觀，而是他們高舉「八榮八恥」的標準，據之嚴肅地檢驗所有國家幹部的言行。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愈墮落 愈快樂
明報社評筆陣
愈墮落 愈快樂／文﹕梁文道 2006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著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著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況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況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著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裡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匯。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況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愈墮落 愈快樂／文﹕梁文道 2006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軍隊大概是世界上結構最嚴格、紀律最鮮明的一種組織。每逢閱兵典禮，我們都能看見一排排機器人偶般的軍人踏著整齊的步伐，方正地呈現出千人一面萬眾一心的神聖秩序。但只要對軍旅文化稍有認識，又會發現軍隊同時又有著世界上最粗鄙的文化風尚，例如經常發生的私下鬥毆，浴室和食堂裏四處橫飛的下流笑話，甚至訓練過程中最貶損自尊的無情辱罵。在它呈現出來的嚴整秩序和背後的放肆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矛盾﹔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低俗的生活文化支撐了軍隊的莊嚴外觀。如果一支部隊的士兵在休息時間的私下生活裏還是文質彬彬、禮貌周周，我們就不能期待它在戰場上的表現了。粗俗的文化恰如嚴密秩序的下腹部，沒有了這個支架，秩序將崩塌無存。
最近大陸和香港都分別發生了熱鬧的道德爭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社會出了大毛病的表徵。在香港，《壹本便利》因為偷拍藝人鍾欣桐更衣而惹起各方譴責，大家都要求政府出面處理，覺得傳媒生態的惡化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在大陸，則是自調侃電影《無極》的網絡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以來興起的「惡搞」之風，讓很多政府部門與國營機構搖頭，紛紛提出掃蕩和管制的辦法，務求肅清社會風俗，端正道德觀念。
兩地情況不一，兩樁事件引起的爭論要點也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它們各自觸發的道德焦慮，我們卻可以用軍隊文化的情況一併理解﹕所謂的敗德和惡俗不一定和良好道德秩序對立，反而可能是後者得以繼續和強化的要素。
先考慮《壹本便利》的偷拍事件。其實這類侵犯藝人隱私，以女人胴體和性話題刺激刊物銷量的事，我們早就不再陌生。如果真要遵循耶穌的教訓，「你們之中誰沒有罪的，就扔石頭吧」，那麼還能問心無愧大加撻伐「壹傳媒」集團的傳媒恐怕就剩不了幾個了。另一方面，令人氣餒的是多年以來同類事件不斷重演，而各種以「╳╳╳偷食斷正」和「╳╳╳激露走光獨家照」為賣點的報刊也依然大行其道。儘管說起來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好品味，大家甚至會義正辭嚴地批評它們，但是一回頭還是會搶著去買。就以刊登了鍾欣桐更衣照那一期的《壹本便利》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後，出版商還特別加印了15,000份，並且迅速售清。那些特地趕去買加印版的市民要是遇到記者訪問，會不會也和其他人一樣露出不齒的神色，痛罵這份雜誌無良呢﹖
於是幾家傳媒的老闆永遠有理，錯不在己，而在讀者﹔我們只不過是滿足大家的需要罷了。那些每次在民意調查裡都說香港媒體惡化墮落，同時又照樣交錢購閱的讀者是不是太過首尾兩端、表裏不一呢﹖其實不然，他們對這類刊物的喜好和鄙夷是統一的。
要理解這個吊詭的情形，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那些刊物的內容。凡看過這等刊物的，必能發現它們對禁忌特別有興趣。大要言之，其中又分兩類。一種禁忌是社會倫常的禁忌，比如說婚姻的外遇，兩人關係中的第三者，甚至不「正常」的性行為。早前的「梁榮忠車震」事件就是個好例子，梁榮忠一方面在兩人關係外有「偷食」舉動，另一方面還在不該發生性行為的地方(汽車)進行性行為，可說是觸犯了兩個禁忌，不能不成為媒體焦點。
另一種禁忌是身體上的禁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走光」了。這些媒體總是樂此不疲地抓拍藝人下車時雙腿的擺放位置，和俯身時上衣的領口，然後再以文字指示讀者目光應該朝哪個方向集中﹔甚至還把明明是刻意拍回來的畫面說成「╳╳╳太不小心」或者「╳╳╳認真豪放」。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喜歡看這些刊物的讀者都有「窺淫癖」。看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對，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看的其實是不該看的禁忌。然而正正因為這些東西不該看，這些東西是禁忌﹔所以才愈忍不住想看，而且看得很過癮。越界和犯禁總是有快感的。
更妙的是這麼犯禁下來固然上癮，但卻不會像常識所以為的那樣，必將衝擊了禁忌的邊界和設下禁忌的道德規條﹔恰恰相反，禁忌反而會因此得到鞏固，有關的道德規條反而會被再三確認。請注意這些刊物使用的字眼，當它們描述「梁榮忠車震」事件時，用的是個很負面的「偷」字，而非「享受」、「齊人之福」一類的正面詞匯。換句話說，在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的眼中，禁忌並非不存在，道德並非不重要﹔而是處處有禁忌，處處有道德﹔因此才能發掘出那麼多有違倫常的敗德故事，拍到那麼多不該讓人看到的身體部位。
有時候我們甚至能夠看到這些雜誌的價值觀有多保守。例如每當記者發現一對女藝人過從甚密，無不以「同志疑雲」一類的言語去描述。假如同性愛不是一種禁忌，不是一種被質疑的取向，它又何「疑」之有呢﹖同理，假如大家都接受在愛侶之外還可以多發展一段感情，梁榮忠事件和近期備受關注的倪震緋聞還會那麼「有趣」嗎﹖如果市民真的受這些傳媒的洗腦，有一天覺得穿衣服怎麼露都可以，性愛怎麼搞都不算過分﹔那就是這些傳媒的末日了，因為再也沒有瘡疤可揭，也再沒有醜聞可爆了。情況就像法國傳媒對政客的緋聞興趣不熱烈一樣，正常的事情又怎算新聞﹖
難怪讀者們會一邊買一邊罵，因為不下流的東西不刺激，而刺激的東西又必然是下流得不能不罵。這裏沒有任何矛盾，覺得這些刊物無恥不堪正是閱讀它們的快感的一部分。
【道德秩序的幻象．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星期天休息：在泥石洪流之外的歷史迴聲
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敘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
台灣倒扁運動發動環島遊行，經陳水扁鼓動「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台獨情緒，民進黨也發起三十萬民眾挺扁。一場民粹運動，眼看就會爆發暴力衝突，台灣的前途，深為世界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憂慮而關注。
倒扁運動雖由施明德發起，得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大報《聯合報》的社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認為倒扁運動，應該不計後果，不要理會對民主憲制的衝擊，就像歷史的土石流，不隨個人的意志轉移，先讓它滾流爆迸了再說，《聯合報》社論說：「充滿愛國熱情的五四運動發生之際，怎麼會想到後來整個救國運動竟被共產黨主導，而使中國社會陷於數十年的赤色煉獄之中。中國後來雖陷於中共政權的赤色煉獄，但後人卻不能因『後見之明』而認為五四不應發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對貪污腐敗至如此地步的陳水扁政權，後人亦不能否定台灣當年的民主憲改運動。其實五四當年，各界對中國的走向不是沒有辯論，更不乏有人對社會主義的救國方案持保留看法，後來亦印證了這類見解，確屬『先見之明』，但是，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即不隨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聯合報》的「土石流」論者結論說：「陳水扁這一場自欺欺人又貪腐無狀的土石流，非滾開不可；至於隨它滾下來的究竟是國之砥石，或是另一場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則不妨將這個課題留給歷史。毛澤東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鄧小平；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
「泥石流理論」充滿革命的浪漫激情，但這種觀點如果代表了當前國民黨的主流思想，則國民黨的政治智慧，無疑相當令人質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Carr），是記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專研俄國史。但卡爾最為歐美民間所知者，是一冊通俗的小書，名叫《歷史是甚麼？》（What is History?），在這本作品裏，卡爾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一個「編年史家」。編年史家只須考證大事發生精確的時期和地點，但一位歷史學家，卻必須解釋許多宗史事發生之間的經緯脈絡、因果關聯，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模式。
卡爾認為，史事敘述的精確，只是最基本的責任。誇讚一位史學家考據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時地的真相，如同誇讚一位建築家選用了正確的水泥木材工料。對於一幢偉大的建築物，選對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設計。同樣選用了玻璃和鋼材，美國的貝聿銘與英國的諾曼霍斯特就是風格不一樣。歷史學家的資料考據固然要正確，但這只是起碼的責任，他擁有了資料，如何診斷歷史縱橫的脈絡，論證一個時代的歷史規律，才是一種美德。
這就是一個史學家看待當前的台灣倒扁運動需要的思想高地。一個史學家會指出：五四運動雖然充滿愛國熱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以科學和民主為口號，只是一小撮讀書人挾夢想強行走上街頭，為日後更激進的列寧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開路先鋒。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英雄造時勢，歷史畢竟是人為的泥石流，以後的泥石流往往超脫了人為的控制，向災難的方向發展，因此一個歷史學家完全可以科學地論斷：五四運動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錯誤的。
身其實也是「泥石流理論」的歷史受害人。張學良一九三六年發動軍事政變，挾持元帥蔣介石。以當時的氣氛，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追剿「長征」之後的共黨殘餘勢力，但東北鄉親，華北父老，還有上海的左傾知識分子報紙輿論煽動的民情都是馬上要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的後果，是直接協助了中共的擴張，幾十年來，連國民黨的歷史學者也為此懊悔不已，指張學良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如果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在生，他們會不會認為西安事變的歷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為中國的國運帶來幸福與光明？
台灣《聯合報》社論天真地問：「待陳水扁這塊自欺欺人的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不會吧？」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政府，家族貪污，官吏腐敗，延安的武裝顛覆勢力，也一度令中國的「知識分子」充滿幻想，以為百萬雄師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蔣介石這塊擋路石滾開，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中國一塊比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惡劣的頑石？」會。蔣介石再獨裁，也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基石，沒有摧毀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發動學生打老師、兒子打父母，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這堆泥石流滾開了，歷史賜給中國一個毛澤東。
所謂「從歷史吸取訓」這句濫調，就是這個意思。讀歷史已不是只為了考據「中華民國亡國於一九四九年」的事實，而更為了研究古今許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為外衣，如何創造了一場場愚昧的災禍。既然歷史的土石流一旦爆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則土石流更易為野心家、權術士、暴君獨裁者在後期誘導而騎劫，人類的歷史往往是悲劇的一再重演，正因為許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兒，自以為在創造歷史，最終其實是受到歷史的愚弄和嘲諷。
《聯合報》的社論說：「陳水扁現在正是一塊必須滾開的巨石，它不滾開，不符憲政正義，亦不符歷史正義，至於在它後面有甚麼石頭會隨它滾下來，那卻是歷史自己會處理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會處理問題，也不必處理問題，人民才會承受泥石流的災難後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時代的變動，往往開頭由一兩個「魅力領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比爾如此，俄國的列寧亦如此。因此歷史學有所謂「偶然主義」的爭論，例如假設當年刺殺奧國太子斐南的陰謀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駕車司機駛錯了路線，避開了埋伏的刺客，會不會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被通緝的列寧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臉上包了繃帶，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認出而逮捕，二十世紀會不會出現共產革命的一場人類浩劫？
「正義」是一切革命者的旗號。民主憲政的正義，就是法治的契約精神，並無其他。《聯合報》社論代表的國民黨人思想，或在蔣家時代的極右獨裁，或在陳水扁時代之極左激進，原來是這種程度，則難怪國民黨自蔣經國之後，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衝擊而徬徨，因為他們不是台灣民主的創建者，而是隨波逐流的一葉孤舟。他們問：「歷史難道會殘忍到竟賜給台灣一塊比陳水扁更惡劣的頑石？」中國的導彈集結對岸，美國自顧不暇，李登輝謀定而後動，對於以馬英九、連戰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遺民餘孽，對於愚昧而又充滿激情的人，歷史往往是殘忍的，而且殘忍得很合理。
Saturday, September 30, 2006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殖民地的自由：不干預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4025&group_id=104
--梁文道
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著「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他在其經典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裹如是闡述：「在各類人際關係裏，一列看似有目的的制度之出現，是極為複雜但又條理分明的。但是這既非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來自許多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會帶來如此結果的個人行動」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4025&group_id=104
--梁文道
為什麼曾蔭權說了一句「政府從來都沒有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藍圖」，大家的反應會這麼熱烈？那是因為這句話違背了中學老師教給學生的常識，違背了香港人最自豪的其中一項成就(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更違背了數十年來香港最核心的意識形態。
什麼叫做「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因何在，甚至「積極不干預」到底有沒有實現過，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且已有許多學者做過出色的分析和研究。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圍繞著「積極不干預」的種種說法和修辭到底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是一套意識形態，在政治上又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在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經濟起飛且被並稱「亞洲四小龍」的上個世紀80年代，它們的政制都是不民主的；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地甚至還處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之中。既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成疑，自然更要注重經濟發展，以經濟的表現取代民主程序，以百姓個人生活的富足代替人民參與公共決策的欲望。這是所有後極權政府都想做的事(包括今天的中國)，而且這三個地方都還做得不錯。香港在四小龍之中變成了例外，政府不只沒有「大有為」地強推一套工業升級和發展方向的政策，甚至還擺出一副袖手旁觀的姿態。
為什麼香港會是例外？難道香港政府就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嗎？當然不是。比起其他三地，香港政府的危機感應該更重，因為它是四小龍中唯一的殖民政府。所以港英政府應該比誰都更憂懼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也比誰都更想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卻選擇了一條與別不同的獨特途徑，不只沒有強力介入本地工業的升級轉型，甚至還很堂皇地塑造了「積極不干預」這個說法出來。
按照一般的理解，殖民地的經濟應該是種掠奪式經濟，但是在今日一般香港市民的心目中，英國不但沒有掠奪香港的經濟成果，甚至還以傑出的手法與制度建設把香港打造成了有數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然後再連同龐大的儲備數字交給中國。
這當然不是事實，很多研究都分別指出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本身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經濟體系的一環，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小香港不可能是原料產出地，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市場，而是環球貿易的中介站。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香港放在倫敦的儲備曾經起過支持英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本身，就是符合了在港英商利益的恰當政策。如果港英政府真的不干預市場，大東電報局的壟斷地位又是哪來的呢？它何時「不干預」，又何時「積極」，靠的又是什麼判準？
饒是如此，如今的香港人還是以為英國是個挺仁慈的殖民者，不僅帶領香港創造了經濟奇蹟，還保障了香港市民生活的基本自由。比起其他三小龍，香港人相信自己有更多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入境自由，甚至示威遊行自由；卻選擇性地遺忘了「公安修例」和「遊蕩罪」的險惡，以及港英政府封閉左派報館的粗暴行動。陳方安生於兩個月前仍在重提的「香港有自由，但是沒民主」，乃是港人接受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神話。於是港府就擁有了一張其他三小龍強人政權所沒有的寬容嘴臉；在經濟成就之外，它還多了一項足以讓大家忍受甚至支持其統治的理由，那就是它賦予市民的自由。
正是在這一點上，「積極不干預」起到了經濟以外的政治效果。因為配合這套政策的說詞總是包括了「大市場、小政府」的隱喻，它讓大家以為港府是個遵循古典自由主義自我約束的政府。漸漸地，我們就真以為自己活在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理想境地，「只是」沒有民主而已，其他一切安好。
就像許寶強於〈在後積極不干預時代重讀海耶克〉(《明報》9月25日)一文中所說的，海耶克的理論常常被本地論者引為根據，說明香港式的「積極不干預」如何符應了大師精湛的見解，造就了香港的自由市場。這些說法和比附的流行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不知不覺地把香港「自由港」和市場自由裏的「自由」擴大至整個社會的組織，使人覺得香港人除了有做買賣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自由，因為一個「不干預」的政府必然是小政府，而小政府必然是權力受到約束的政府。政府的權力被約束了，市民的權利當然就得到維護了。
海耶克從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推導出「自發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理念，就是從經濟領域一腳跨入了社會組織的領域。他在其經典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裹如是闡述：「在各類人際關係裏，一列看似有目的的制度之出現，是極為複雜但又條理分明的。但是這既非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來自許多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會帶來如此結果的個人行動」簡言之，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政府指導，不只市場能夠有序運作，連社會也是組織良好的。只要個人擁有自由，他們就會自然形成和諧而且不斷進步的社會。
這樣美好的「自發秩序」當然也有它的前提，在個人自由以外，海耶克還指出這種秩序不應由人統治，而是由抽象的「一般規則」來規管調節，那就是「法治」了。海耶克的自由觀講究的就是「法治下的自由」，它嚴格阻止一切來自人為有意的權力運用。
簡單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海耶克總被人拿來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背書，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被摘引說明香港式的自由，和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積極不干預」一開始或許只是個經濟政策，但它還可以成為一切政府官僚系統不願做不想做的事的推搪藉口。無論是社會政策、文化政策還是城市規劃政策，只要官員們沒有興趣，他們都能用一句「政府唔應該做咁多」去推卻，同時還能保有自由主義追隨者的美好形象。而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政府竟然是個不用民主普選的政府。
如果「積極不干預」不是一套邏輯分明的政策，而是在「積極」與「不干預」之間既靈活又模糊的說法，它的政治效用便更巧妙了。它把政府打扮成市民心目中一個實在不想濫用權力，但又不得不盡責維持「自發秩序」運作順暢有效的善牧。被這樣的政府統治，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有的是法治下的自由。夫復何求？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李怡專欄：務實與務虛
曾蔭權上周在一個收費電視頻道中，提到陳方安生，說陳太「對某些政見執著，和我不同」，因此「亦無謂跟她斟酌」；談到陳日君，他又提到「我知道他對有些事比較執著」。不用說，我們的特首等於自認他不是「執著」的人，而且還不贊同「執著」。
那麼曾特首是怎樣的人呢？他在本周初訪問湖南，在參觀嶽麓書院時，看到「實事求是」橫匾，他說「實事求是」是自己一生的工作宗旨，隨後他在書院題詞，寫上的是「通才務實教澤流長」八個字，並說，希望香港可以多些通才，自己就鍾意「務實」。
曾特首反對陳太、陳日君的「執著」是指甚麼呢？應是指在香港發展民主普選政制。陳太、陳日君都支持並參與去年十二月四日及今年七月一日的爭普選遊行。去年的遊行更是針對曾特首自認為「務實」的政改方案。
那麼，曾特首又如何「務實」呢？「務實」的主要含意，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就是「講究實際」。對發展民主來說，曾特首所說的「務實」就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就不要推動去做，硬要去做，就是「執著」。
然而，縱觀曾蔭權和一眾政商名人回歸九年的表現，「務實」的含意除了「講究實際」之「實」以外，還有「識時務」之「務」。由於「識時務」，因此曾蔭權在董政權時代，對許多事情都不會像陳太那麼堅持，比如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對「八萬五」的忠實執行，比如沙士之後他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被派去擔任清潔大隊長，他也能忍辱退讓，不會像陳太那樣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他的識時務，還表現在他接任行政長官之職時，明知按《基本法》的字面意義應為五年，也明知中央硬拗是兩年乃因對他不那麼信任而定，他也不堅持，接了這兩年再說。市井商人與推銷員有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與其接受賒賬一百，不如拿五十現金，而五十現金又不如立刻取得十五元就走。
曾特首的識時務，更主要表現在香港民主進程上。他了解中央意圖是要徒有民主之名而不可有真正普選之實，因此提出一個原地踏步方案。
從曾特首的務實，筆者就想到了務虛。曾蔭權有沒有聽過「務虛」這個詞，不得而知，但他至少不太知道務虛的重要性吧。按《漢語大詞典》解釋，務虛是：就某項工作的政治、思想、政策、理論等方面進行研討。
中共過去很重視「務虛會議」。其中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曾經嘗試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找一個思想理論的依據。這傳統雖延續，卻已變色。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也召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議，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元老都參加。會上胡錦濤提了七個「不適應」，江澤民不予支持。但務虛的意義並沒有被否定。
所謂務虛，就是暫時抽離現實，在理論上對政策、路線進行探討，就是探尋大方向，就是避免行車時只看路面狀況而不看前方，就是避免只會「講究實際」，只會揣摸上意，只求行得通而罔顧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避免只追求近利而渾忘自己一貫的價值觀與對理想的追求。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務實，還應該務虛。其實是更應該務虛。只有務虛，才會擇善固執，才會有所堅持。但對於只講實際，只顧近利，只會營營役役的推銷員，怎麼跟他談務虛的重要性呢？
曾蔭權上周在一個收費電視頻道中，提到陳方安生，說陳太「對某些政見執著，和我不同」，因此「亦無謂跟她斟酌」；談到陳日君，他又提到「我知道他對有些事比較執著」。不用說，我們的特首等於自認他不是「執著」的人，而且還不贊同「執著」。
那麼曾特首是怎樣的人呢？他在本周初訪問湖南，在參觀嶽麓書院時，看到「實事求是」橫匾，他說「實事求是」是自己一生的工作宗旨，隨後他在書院題詞，寫上的是「通才務實教澤流長」八個字，並說，希望香港可以多些通才，自己就鍾意「務實」。
曾特首反對陳太、陳日君的「執著」是指甚麼呢？應是指在香港發展民主普選政制。陳太、陳日君都支持並參與去年十二月四日及今年七月一日的爭普選遊行。去年的遊行更是針對曾特首自認為「務實」的政改方案。
那麼，曾特首又如何「務實」呢？「務實」的主要含意，按《漢語大詞典》的解釋，就是「講究實際」。對發展民主來說，曾特首所說的「務實」就是實際上做不到的，就不要推動去做，硬要去做，就是「執著」。
然而，縱觀曾蔭權和一眾政商名人回歸九年的表現，「務實」的含意除了「講究實際」之「實」以外，還有「識時務」之「務」。由於「識時務」，因此曾蔭權在董政權時代，對許多事情都不會像陳太那麼堅持，比如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對「八萬五」的忠實執行，比如沙士之後他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被派去擔任清潔大隊長，他也能忍辱退讓，不會像陳太那樣採「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
他的識時務，還表現在他接任行政長官之職時，明知按《基本法》的字面意義應為五年，也明知中央硬拗是兩年乃因對他不那麼信任而定，他也不堅持，接了這兩年再說。市井商人與推銷員有一句話：一百賒不如五十現，五十現不如十五便。意思是與其接受賒賬一百，不如拿五十現金，而五十現金又不如立刻取得十五元就走。
曾特首的識時務，更主要表現在香港民主進程上。他了解中央意圖是要徒有民主之名而不可有真正普選之實，因此提出一個原地踏步方案。
從曾特首的務實，筆者就想到了務虛。曾蔭權有沒有聽過「務虛」這個詞，不得而知，但他至少不太知道務虛的重要性吧。按《漢語大詞典》解釋，務虛是：就某項工作的政治、思想、政策、理論等方面進行研討。
中共過去很重視「務虛會議」。其中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宣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胡耀邦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曾經嘗試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找一個思想理論的依據。這傳統雖延續，卻已變色。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也召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議，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元老都參加。會上胡錦濤提了七個「不適應」，江澤民不予支持。但務虛的意義並沒有被否定。
所謂務虛，就是暫時抽離現實，在理論上對政策、路線進行探討，就是探尋大方向，就是避免行車時只看路面狀況而不看前方，就是避免只會「講究實際」，只會揣摸上意，只求行得通而罔顧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避免只追求近利而渾忘自己一貫的價值觀與對理想的追求。
當一個領導者，除了務實，還應該務虛。其實是更應該務虛。只有務虛，才會擇善固執，才會有所堅持。但對於只講實際，只顧近利，只會營營役役的推銷員，怎麼跟他談務虛的重要性呢？
Monday, September 25, 2006
香港治安遜星滬
從未到過上海~~~~~ 真想見識一下上海的治安~~~
******************
上海中產者：銷售稅毀港購物天堂
【本報訊】一項調查顯示，上海中產人士最不滿意香港的治安和交通狀況，但卻認為香港仍是購物天堂，然而若香港開徵銷售稅，會縮窄與內地的落差，屆時香港就會失去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
香港治安遜星滬
昨日在本港公布的「上海優才看香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產人士認為香港的治安不但遠遜上海，還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公布結果的上海負責人李明芳前日在港塞車45分鐘後，對本港交通狀況最不滿意。
上海盛高置地委託上海傳威市場研究公司，本月中訪問了1,000名家住上海豪宅、月入平均達5,000至14,999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結果發現，55%受訪者認為上海治安良好，認為新加坡及香港治安良好的分別為34%及8%。
此外，認為香港購物設施完善的受訪者高達75%，遠多於上海的18%及新加坡的3%。本身是上海一家旅遊公司副總經理的上海中產人士李文軍認為，若香港開徵銷售稅，香港購物天堂的優勢將褪色，就像當年日本徵收銷售稅後，令旅客的購物熱情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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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者：銷售稅毀港購物天堂
【本報訊】一項調查顯示，上海中產人士最不滿意香港的治安和交通狀況，但卻認為香港仍是購物天堂，然而若香港開徵銷售稅，會縮窄與內地的落差，屆時香港就會失去作為購物天堂的優勢。
香港治安遜星滬
昨日在本港公布的「上海優才看香江」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上海中產人士認為香港的治安不但遠遜上海，還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公布結果的上海負責人李明芳前日在港塞車45分鐘後，對本港交通狀況最不滿意。
上海盛高置地委託上海傳威市場研究公司，本月中訪問了1,000名家住上海豪宅、月入平均達5,000至14,999元人民幣的中產人士。結果發現，55%受訪者認為上海治安良好，認為新加坡及香港治安良好的分別為34%及8%。
此外，認為香港購物設施完善的受訪者高達75%，遠多於上海的18%及新加坡的3%。本身是上海一家旅遊公司副總經理的上海中產人士李文軍認為，若香港開徵銷售稅，香港購物天堂的優勢將褪色，就像當年日本徵收銷售稅後，令旅客的購物熱情大減。
Thursday, September 14, 2006
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
文﹕梁文道 2006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Thursday, September 07, 2006
Freakonomics《魔鬼經濟學》
http://www.freakonomics.com/studyguide/index.php
《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又譯《怪誕經濟學》），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及新聞工作者Stephen.J.Dubner所寫的一本經濟學書籍。本書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現象，並以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
《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又譯《怪誕經濟學》），是由經濟學家Steven Levitt及新聞工作者Stephen.J.Dubner所寫的一本經濟學書籍。本書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現象，並以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解釋。
Saturday, September 02, 2006
康德說我思故我在？黃志芳鬧存在主義大笑話
中評社香港3月10日電／據中國時報報道，台「外交部長」黃志芳昨日在立法院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他時空錯置地將二十世紀中的存在主義哲學套到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頭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比康德早生一百多年的笛卡兒、那一句家喻戶曉的「我思故我在」，也被他算成是康德創見。
黃志芳上台後，第一次到立院外交委員會備詢，終統論引爆台美關係緊張之際，朝野立委出席場面熱烈，磨刀霍霍大陣仗伺候。一場終統論，竟演變成存在主義和同志之愛的朝野大辯論。
台灣前外長、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一上場，就先搬出國際法大師丘宏達的大辭典，亮出一張張字彙、填空、造句的英文考題，要黃志芳解釋「Desuetude（廢止）、Obsolescence（失效）、Cease（終止）」等差異。
蔣孝嚴嗆聲，要搞外交，就要弄懂這些字，既然用了cease這個字眼，「那就表示國統會還存在！」黃志芳頗不認同地說，存不存在是很主觀的認知問題，光是從這麼多英文單字，不難發現「這是哲學層次很高的問題」。
民進黨立委徐國勇上台解圍說，這些英文聽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終統很簡單嘛，這就好像上帝一樣：信的人說上帝存在，不信的人說上帝不存在，這怎麼會是哲學呢？這根本就是玄學！
黃志芳點頭說，要研究「存在」還是「不存在」，恐怕要去問德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像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語畢，全場官員立委一時間沒人聽出異狀。
直到下午，留法的親民黨立委張顯耀趕到現場，第一句話就追問，「你早上有說過終統論是哲學層次問題，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嗎？」黃志芳點頭答是，張顯耀突然拔高音量說「通通都不是啦」，他流利唸出一句法文「Jepense，doncjesuis」，並激動的說，「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講的，不是康德，康德也不研究存在主義，研究存在主義的是沙特！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比康德早生一百多年的笛卡兒、那一句家喻戶曉的「我思故我在」，也被他算成是康德創見。
黃志芳上台後，第一次到立院外交委員會備詢，終統論引爆台美關係緊張之際，朝野立委出席場面熱烈，磨刀霍霍大陣仗伺候。一場終統論，竟演變成存在主義和同志之愛的朝野大辯論。
台灣前外長、國民黨立委蔣孝嚴一上場，就先搬出國際法大師丘宏達的大辭典，亮出一張張字彙、填空、造句的英文考題，要黃志芳解釋「Desuetude（廢止）、Obsolescence（失效）、Cease（終止）」等差異。
蔣孝嚴嗆聲，要搞外交，就要弄懂這些字，既然用了cease這個字眼，「那就表示國統會還存在！」黃志芳頗不認同地說，存不存在是很主觀的認知問題，光是從這麼多英文單字，不難發現「這是哲學層次很高的問題」。
民進黨立委徐國勇上台解圍說，這些英文聽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終統很簡單嘛，這就好像上帝一樣：信的人說上帝存在，不信的人說上帝不存在，這怎麼會是哲學呢？這根本就是玄學！
黃志芳點頭說，要研究「存在」還是「不存在」，恐怕要去問德國研究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像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語畢，全場官員立委一時間沒人聽出異狀。
直到下午，留法的親民黨立委張顯耀趕到現場，第一句話就追問，「你早上有說過終統論是哲學層次問題，康德說過我思故我在嗎？」黃志芳點頭答是，張顯耀突然拔高音量說「通通都不是啦」，他流利唸出一句法文「Jepense，doncjesuis」，並激動的說，「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講的，不是康德，康德也不研究存在主義，研究存在主義的是沙特！
Thursday, August 24, 2006
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白痴政黨~~~~
人地臺灣因為有近親政團保護阿扁~~~ 所有倒扁的方法都無效至用近似一人一票去做
~~~~
家陣我地已經無哂辨法咩 ? 好做唔做~~~ 不如諗下我地民間捐錢選特首來個"民間公投"好過喇~~~
**********************************
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記者許偉賢報道】政府堅拒聆聽民意擱置商品及服務稅（即銷售稅）諮詢，引來更多團體大舉反擊，由基層團體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意仿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捐款倒扁運動，呼籲市民捐出10元，顯示反銷售稅決心；聯盟更會聯繫其他反銷售稅團體，希望在互相配合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不會出現冷場，直至政府願向民意屈服。
收集捐款刊登廣告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牽頭組成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聯盟」，呼籲倒扁市民捐出100元新台幣（約25港元）表態，結果短短十數天已籌到逾1億新台幣（近2,500萬港元），即倒扁市民超過100萬，反應極為熱烈。
由十多個基層團體，如職工盟、前及社區組織協會等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定仿效倒扁運動，在9月初正式成立後，會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行動，於全港各大地區設置捐款箱，呼籲市民以捐款表明對銷售稅的不滿。
聯盟會將收集到的捐款，在各大報章刊登反銷售稅廣告。聯盟發言人蔡耀昌指未有籌款目標，但希望趁反銷售稅民情尚高漲時舉辦此運動，把握時機向政府表態。
成員之一的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募捐運動等同公投，「睇有幾多人捐錢，就知有幾多人反銷售稅；每個人都有付出，就顯示到佢決心同堅定，唔係我拉馬同造馬。」
聯盟稍後會與其他反銷售稅組織聯繫，希望在互相協調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一浪接一浪地輪流舉行，不會有冷場。
唐英年會落區諮詢
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天則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力促當局擱置銷售稅諮詢，並將早前在街頭收集到近7萬個反銷售稅的市民簽名交予政府。副主席葉國謙指開徵銷售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建議政府用其他方法擴闊稅基。據知唐英年稍後會落區諮詢，包括出席四場地區諮詢會。
政府發言人則回應指，明白各界對銷售稅的關注，但力撐銷售稅是一個擴闊稅基及保持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有效辦法。
人地臺灣因為有近親政團保護阿扁~~~ 所有倒扁的方法都無效至用近似一人一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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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陣我地已經無哂辨法咩 ? 好做唔做~~~ 不如諗下我地民間捐錢選特首來個"民間公投"好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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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
【記者許偉賢報道】政府堅拒聆聽民意擱置商品及服務稅（即銷售稅）諮詢，引來更多團體大舉反擊，由基層團體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意仿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捐款倒扁運動，呼籲市民捐出10元，顯示反銷售稅決心；聯盟更會聯繫其他反銷售稅團體，希望在互相配合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不會出現冷場，直至政府願向民意屈服。
收集捐款刊登廣告
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牽頭組成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聯盟」，呼籲倒扁市民捐出100元新台幣（約25港元）表態，結果短短十數天已籌到逾1億新台幣（近2,500萬港元），即倒扁市民超過100萬，反應極為熱烈。
由十多個基層團體，如職工盟、前及社區組織協會等組成的「公平稅制聯盟」決定仿效倒扁運動，在9月初正式成立後，會發動1人捐10元反銷售稅行動，於全港各大地區設置捐款箱，呼籲市民以捐款表明對銷售稅的不滿。
聯盟會將收集到的捐款，在各大報章刊登反銷售稅廣告。聯盟發言人蔡耀昌指未有籌款目標，但希望趁反銷售稅民情尚高漲時舉辦此運動，把握時機向政府表態。
成員之一的職工盟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募捐運動等同公投，「睇有幾多人捐錢，就知有幾多人反銷售稅；每個人都有付出，就顯示到佢決心同堅定，唔係我拉馬同造馬。」
聯盟稍後會與其他反銷售稅組織聯繫，希望在互相協調下，令反銷售稅活動一浪接一浪地輪流舉行，不會有冷場。
唐英年會落區諮詢
民建聯十多名成員昨天則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力促當局擱置銷售稅諮詢，並將早前在街頭收集到近7萬個反銷售稅的市民簽名交予政府。副主席葉國謙指開徵銷售稅會加劇貧富懸殊，建議政府用其他方法擴闊稅基。據知唐英年稍後會落區諮詢，包括出席四場地區諮詢會。
政府發言人則回應指，明白各界對銷售稅的關注，但力撐銷售稅是一個擴闊稅基及保持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有效辦法。
不是暴力，這叫黑暗
明報筆陣
不是暴力，這叫黑暗
文﹕梁文道
2006年8月24日
【明報專訊】很多人在第一次來香港以前，都懷有特殊的恐懼，怕到了旺角會給街頭廝殺的亂刀砍傷，怕在尖沙嘴有槍戰的流彈橫飛。然後當他們真的踏入這片土地之後，才發現「原來香港的治安很好」。為什麼他們曾經會以為香港是個那麼危險那麼暴力的地方呢﹖當然，這全拜一度流行的江湖電影所賜，使得看電影看得不分真假的觀眾真心相信香港是個「過了凌晨12點以後，就由黑社會接管」的城市。
也有傳聞說香港幫派林立，起碼有10萬人是黑社會成員。當然這個講法很難證實，因為黑社會組織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密，許多成員介乎「全職」與「兼職」之間，所以很難估計他們的準確數目。
但是有一點卻是真實存在的，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彷彿都隱約感到有這麼一種黑色的邏輯、一套黑色的行事手法，甚至還擴展為一個黑色的地下世界。這種邏輯這個世界離我們不遠，就在我們身邊，但是難以明辨，也不好明說。黑社會並不等同這套黑色的邏輯，但卻是大家心目中黑色邏輯的最佳示範。那麼，什麼又是黑色的邏輯呢﹖它是「如果你敢得罪我，我就有辦法搞你」這種不言自明的暗示，它是「假如報警也找不到失車，你就找我的朋友」這種解決問題的另類選擇。捨主流社會認同的正軌，而就暴力威嚇的陰影，這就是黑色的邏輯了。
政治本來該是透明的，有全民看得見的遊戲規則，有全民可以參與的入口。而政界中人則是這種透明價值的體現，我們不只要看到他們工作的方式、負責的對象，甚至還要求他們犧牲個人生活的隱私。民選的政治精英就更是民意的代表，代表市民的意志與想法，不可隨意遁入陰暗的領域，更不容受到黑色邏輯的左右，否則那就是在侮辱和摧公民的尊嚴，侮辱和摧政治的透明了。
民間默默接受「黑」的存在
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遇襲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固然是因為他是個非常正直清白的人，多年來他為了替慰安婦索償而四處奔走，替許多無告的弱勢市民出頭維權，更是連他的對手也不得不讚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以來一連串針對政界和公眾人物的恐嚇和襲擊之後，這宗案件已經成為快將壓垮駱駝背脊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多年以來，從吳明欽、李鵬飛、梁天偉、鄭經翰一直到黃毓民，有這麼多政治人和對政壇有影響力的傳媒人接連受到暴力攻擊，甚至差點就要喪命﹔可是有哪一次是成功破案的呢﹖香港市民眼睜睜地看這些在公共領域和政治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受傷倒下，卻不知原因，只有種種的猜測流傳，又怎能不想像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必有陽光照射不到的暗角呢﹖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案件都未必與政治相關，這些人受到攻擊也不一定是出自政治的理由。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呢﹖如此之多的血案，其真相無一大白於天下，一般市民又從何判斷它們和政治公務有關還是無關﹖如果何俊仁這宗案件到了最後又是不了了之，豈不印證了許多市民心裏面本來就有的想法，那就是香港果然有些「不能得罪」的大人物，我們不能和他們在面上好好地據理力爭，甚至不能點破他們的身分，只可以迴避躲閃，知所行止，和他們一起玩那種黑暗的遊戲。
民間常有這麼一種說法，認為有些人是「黑白兩道通吃」的。它可怕的地方就是默默接受了「黑」的存在，而且還接受了黑是可以染白的，甚至混合不分。前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回歸前那句「有些黑社會也是愛國的」之所以令人震驚，正是因為他以官式身分，這種應該最透明的公共領域參與者的身分，接受了黑暗勢力存在的事實，而且還為他們點明了染白的南山捷徑。
不容黑色邏輯侵入政治領域
何俊仁遭到暴徒毒打之後，所有輿論幾乎一致譴責暴力的可恨(除了小部分認為泛民主派議員活該被打的怪論之外)，強調文明社會無法容忍暴力的氾濫。但是我們真正不能容忍的，更該是以暴力為極端代表的黑色邏輯侵入了本質上透明公開的政治領域。我們都知道政治的遊戲裏包含了許多的角鬥和交易，有時還顯得十分骯髒。可是我們很難想像一個議員不敢發表他原來打算要說的言論，是因為「識做」，是因為他怕了一些「有辦法」的人會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報復。正如我們很難想像政府要對某些人委以重任，是因為他們「黑白兩道通吃」。舉個誇張點的例子，假如某政黨在銷售稅的爭論上轉變立場，不是因為發現了新證據，也不是為了得到別的政治甜頭，而是因為恐懼一些「不好說」的黑暗勢力。我們可以接受嗎﹖可以嗎﹖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不是暴力，這叫黑暗
文﹕梁文道
2006年8月24日
【明報專訊】很多人在第一次來香港以前，都懷有特殊的恐懼，怕到了旺角會給街頭廝殺的亂刀砍傷，怕在尖沙嘴有槍戰的流彈橫飛。然後當他們真的踏入這片土地之後，才發現「原來香港的治安很好」。為什麼他們曾經會以為香港是個那麼危險那麼暴力的地方呢﹖當然，這全拜一度流行的江湖電影所賜，使得看電影看得不分真假的觀眾真心相信香港是個「過了凌晨12點以後，就由黑社會接管」的城市。
也有傳聞說香港幫派林立，起碼有10萬人是黑社會成員。當然這個講法很難證實，因為黑社會組織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密，許多成員介乎「全職」與「兼職」之間，所以很難估計他們的準確數目。
但是有一點卻是真實存在的，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彷彿都隱約感到有這麼一種黑色的邏輯、一套黑色的行事手法，甚至還擴展為一個黑色的地下世界。這種邏輯這個世界離我們不遠，就在我們身邊，但是難以明辨，也不好明說。黑社會並不等同這套黑色的邏輯，但卻是大家心目中黑色邏輯的最佳示範。那麼，什麼又是黑色的邏輯呢﹖它是「如果你敢得罪我，我就有辦法搞你」這種不言自明的暗示，它是「假如報警也找不到失車，你就找我的朋友」這種解決問題的另類選擇。捨主流社會認同的正軌，而就暴力威嚇的陰影，這就是黑色的邏輯了。
政治本來該是透明的，有全民看得見的遊戲規則，有全民可以參與的入口。而政界中人則是這種透明價值的體現，我們不只要看到他們工作的方式、負責的對象，甚至還要求他們犧牲個人生活的隱私。民選的政治精英就更是民意的代表，代表市民的意志與想法，不可隨意遁入陰暗的領域，更不容受到黑色邏輯的左右，否則那就是在侮辱和摧公民的尊嚴，侮辱和摧政治的透明了。
民間默默接受「黑」的存在
民主黨副主席何俊仁遇襲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固然是因為他是個非常正直清白的人，多年來他為了替慰安婦索償而四處奔走，替許多無告的弱勢市民出頭維權，更是連他的對手也不得不讚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以來一連串針對政界和公眾人物的恐嚇和襲擊之後，這宗案件已經成為快將壓垮駱駝背脊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多年以來，從吳明欽、李鵬飛、梁天偉、鄭經翰一直到黃毓民，有這麼多政治人和對政壇有影響力的傳媒人接連受到暴力攻擊，甚至差點就要喪命﹔可是有哪一次是成功破案的呢﹖香港市民眼睜睜地看這些在公共領域和政治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受傷倒下，卻不知原因，只有種種的猜測流傳，又怎能不想像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必有陽光照射不到的暗角呢﹖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案件都未必與政治相關，這些人受到攻擊也不一定是出自政治的理由。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呢﹖如此之多的血案，其真相無一大白於天下，一般市民又從何判斷它們和政治公務有關還是無關﹖如果何俊仁這宗案件到了最後又是不了了之，豈不印證了許多市民心裏面本來就有的想法，那就是香港果然有些「不能得罪」的大人物，我們不能和他們在面上好好地據理力爭，甚至不能點破他們的身分，只可以迴避躲閃，知所行止，和他們一起玩那種黑暗的遊戲。
民間常有這麼一種說法，認為有些人是「黑白兩道通吃」的。它可怕的地方就是默默接受了「黑」的存在，而且還接受了黑是可以染白的，甚至混合不分。前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回歸前那句「有些黑社會也是愛國的」之所以令人震驚，正是因為他以官式身分，這種應該最透明的公共領域參與者的身分，接受了黑暗勢力存在的事實，而且還為他們點明了染白的南山捷徑。
不容黑色邏輯侵入政治領域
何俊仁遭到暴徒毒打之後，所有輿論幾乎一致譴責暴力的可恨(除了小部分認為泛民主派議員活該被打的怪論之外)，強調文明社會無法容忍暴力的氾濫。但是我們真正不能容忍的，更該是以暴力為極端代表的黑色邏輯侵入了本質上透明公開的政治領域。我們都知道政治的遊戲裏包含了許多的角鬥和交易，有時還顯得十分骯髒。可是我們很難想像一個議員不敢發表他原來打算要說的言論，是因為「識做」，是因為他怕了一些「有辦法」的人會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報復。正如我們很難想像政府要對某些人委以重任，是因為他們「黑白兩道通吃」。舉個誇張點的例子，假如某政黨在銷售稅的爭論上轉變立場，不是因為發現了新證據，也不是為了得到別的政治甜頭，而是因為恐懼一些「不好說」的黑暗勢力。我們可以接受嗎﹖可以嗎﹖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數口精林太 支持GST
政府高官的智慧何奇低~~~~
一面說支特 GST 理由係「因為我好少買嘛﹗」
另一面又話「以現在的社會氣氛，市民鮮有機會理性探討問題...」...
試問市民的理性如何和高官連接上呢 ?
***********************
數口精林太 支持GST (明報) 08月 24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未去倫敦經貿辦及做社會福利署長前，在庫務局工作了4年，全政府都知道她出名數口精，雖然政府剛就商品及服務稅（GST）進行為期9個月的諮詢，外間
反對聲音多多，但過去在庫務局的經驗，令林太深明擴闊稅基的重要，她毫不介意表明﹕「我是支持GST﹗」她笑說，已計過數，若有GST而調低薪俸稅，即使只減1個百分點，她也會省回一大筆，何解﹖
林太說﹕「因為我好少買嘛﹗」
談到社會對GST的討論，林太慨嘆，以現在的社會氣氛，市民鮮有機會理性探討問題，她希望下屆特首可以一併理順香港各個結構問題，除了稅基，還有醫療融資，她相信其他中產人士也有同感。
一面說支特 GST 理由係「因為我好少買嘛﹗」
另一面又話「以現在的社會氣氛，市民鮮有機會理性探討問題...」...
試問市民的理性如何和高官連接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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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口精林太 支持GST (明報) 08月 24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未去倫敦經貿辦及做社會福利署長前，在庫務局工作了4年，全政府都知道她出名數口精，雖然政府剛就商品及服務稅（GST）進行為期9個月的諮詢，外間
反對聲音多多，但過去在庫務局的經驗，令林太深明擴闊稅基的重要，她毫不介意表明﹕「我是支持GST﹗」她笑說，已計過數，若有GST而調低薪俸稅，即使只減1個百分點，她也會省回一大筆，何解﹖
林太說﹕「因為我好少買嘛﹗」
談到社會對GST的討論，林太慨嘆，以現在的社會氣氛，市民鮮有機會理性探討問題，她希望下屆特首可以一併理順香港各個結構問題，除了稅基，還有醫療融資，她相信其他中產人士也有同感。
Tuesday, August 22, 2006
顧全大局毋添煩添亂
顧全大局毋添煩添亂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功成下台，中國寄希望熱門下任首相安倍晉三回心轉意，反應克制，企圖避免刺激安倍，僅以外交部長召見日使，黑臉宣讀抗議聲明，一副「公事公辦」的姿態，並壓制民間反日活動，顧全中日友好大局，一片苦心，極為感人。
然而，小泉純一郎其實相當理性持平！參拜神社，並無正面向東條英機等戰犯靈位鞠躬，僅及於陣亡日軍。小泉訪問中國之時，亦率先去蘆溝橋，對七七事變之日軍行動，表示反省。小泉也是任內發言對發動戰爭深感悔意、警惕吸收歷史教訓最多的首相，但安倍晉三卻全無此等態度，中國反對參拜，小泉尚且不予理會，安倍晉三又豈會屈從？寄望安倍晉三「悔過」，不如寄望於呂秀蓮接任台灣總統之後，馬上接受「一國兩制」而「統一」。
但政治始終是現實的買賣。安倍晉三上任後，可能也被迫表現彈性，例如頭兩三年，由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暫時退卻，改為四月春祭，又或者最初暫不以首相身份參拜，僅以私人名義，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胡耀邦的家宴知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開創的歷任首相參拜傳統先行接軌，等到卸任的一年，再採取「小泉模式」，八月十五，索性換上軍裝，手持指揮刀正式官拜踩場，而後下一任新人，周而復始。
中國極力壓制民間反日活動，以免刺激日本進一步的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安倍看來一股倔強脾氣，不在小泉之下。較早前，特區一名戇直青年，模仿日本右翼團體，為參拜問題向安倍晉三寄發刀片恐嚇信，遭到安倍向特區警方投訴報案。如果安倍上台即取消參拜靖國神社，則日本朝野無疑會認定安倍不但屈服於中韓壓力，而且還被特區一名戇直青年的刀片信「拋浪頭」嚇倒，所以中國政府厭惡民間盲動反日，認定是添煩添亂，特區戇直青年，不受中方控制，擅自恐嚇安倍，事後還聲稱其志願是「從政」，想加入親中政黨。憑此一舉動，即可判定此君並無智慧，如欲親中愛國，基本條件之一，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未經主人批准，不可煽動反日，況且《基本法》規定，國防外交是中央人民政府職權範圍，該特區戇直青年，竟然獨立思考，擅自行動，違反《基本法》，衝擊中日友好關係，並刺激到安倍晉三多目露兩分兇光，增加了參拜神社的決心。親中愛國政黨決不會收容這種人的，讓他加入泛民主派，跟長毛、阿牛、何俊仁之類同流合污好了。
參拜靖國神社，搞到今日之僵，令人遺憾，就是戇直青年之類不聽指揮幫倒忙，這種行為到底居心何在，有無彭定康幕後遙控行事，看來還有待監聽一下電話查個水落石出。香港人更應顧全大局，國防外交，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管，埋頭搞好經濟民生，加強港日經濟關係，馬照跑，舞照跳，東瀛遊日本魚生團不折不扣如期出發，日劇與多啦A夢漫畫，多買多看，製造就業機會，為曾蔭權連任共同創造有利條件。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功成下台，中國寄希望熱門下任首相安倍晉三回心轉意，反應克制，企圖避免刺激安倍，僅以外交部長召見日使，黑臉宣讀抗議聲明，一副「公事公辦」的姿態，並壓制民間反日活動，顧全中日友好大局，一片苦心，極為感人。
然而，小泉純一郎其實相當理性持平！參拜神社，並無正面向東條英機等戰犯靈位鞠躬，僅及於陣亡日軍。小泉訪問中國之時，亦率先去蘆溝橋，對七七事變之日軍行動，表示反省。小泉也是任內發言對發動戰爭深感悔意、警惕吸收歷史教訓最多的首相，但安倍晉三卻全無此等態度，中國反對參拜，小泉尚且不予理會，安倍晉三又豈會屈從？寄望安倍晉三「悔過」，不如寄望於呂秀蓮接任台灣總統之後，馬上接受「一國兩制」而「統一」。
但政治始終是現實的買賣。安倍晉三上任後，可能也被迫表現彈性，例如頭兩三年，由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暫時退卻，改為四月春祭，又或者最初暫不以首相身份參拜，僅以私人名義，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胡耀邦的家宴知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開創的歷任首相參拜傳統先行接軌，等到卸任的一年，再採取「小泉模式」，八月十五，索性換上軍裝，手持指揮刀正式官拜踩場，而後下一任新人，周而復始。
中國極力壓制民間反日活動，以免刺激日本進一步的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安倍看來一股倔強脾氣，不在小泉之下。較早前，特區一名戇直青年，模仿日本右翼團體，為參拜問題向安倍晉三寄發刀片恐嚇信，遭到安倍向特區警方投訴報案。如果安倍上台即取消參拜靖國神社，則日本朝野無疑會認定安倍不但屈服於中韓壓力，而且還被特區一名戇直青年的刀片信「拋浪頭」嚇倒，所以中國政府厭惡民間盲動反日，認定是添煩添亂，特區戇直青年，不受中方控制，擅自恐嚇安倍，事後還聲稱其志願是「從政」，想加入親中政黨。憑此一舉動，即可判定此君並無智慧，如欲親中愛國，基本條件之一，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未經主人批准，不可煽動反日，況且《基本法》規定，國防外交是中央人民政府職權範圍，該特區戇直青年，竟然獨立思考，擅自行動，違反《基本法》，衝擊中日友好關係，並刺激到安倍晉三多目露兩分兇光，增加了參拜神社的決心。親中愛國政黨決不會收容這種人的，讓他加入泛民主派，跟長毛、阿牛、何俊仁之類同流合污好了。
參拜靖國神社，搞到今日之僵，令人遺憾，就是戇直青年之類不聽指揮幫倒忙，這種行為到底居心何在，有無彭定康幕後遙控行事，看來還有待監聽一下電話查個水落石出。香港人更應顧全大局，國防外交，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管，埋頭搞好經濟民生，加強港日經濟關係，馬照跑，舞照跳，東瀛遊日本魚生團不折不扣如期出發，日劇與多啦A夢漫畫，多買多看，製造就業機會，為曾蔭權連任共同創造有利條件。
Friday, August 18, 2006
《四個 “I”的問題》
蕭若元
《四個 “I”的問題》
在微觀經濟的層面，我們很多時採用其他組織形式來處理問題，最明顯的就是發作在家庭和公司。家庭內部主要是一種集體經濟，資源分配都是指令式的。而在公司則是等級式的，即是說，大概要做多少工作，便會分配到多少的利益，權利分配在加入公司的時候已經說好。所以從來在任何的一個經濟體系裏，巿場因素永遠只是小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最宏觀的層次，你不能不用巿場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計算」的理論，例如推銷員要到三個地點，怎樣才最快完成旅程呢？如果數點有限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計算出來。但每多一點，便會幾何級地增多計算。
同樣道理，在只有四個人的家庭裏，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四四六六拆掂它」，或在公司裏，則是由可見的工作表現釐定，你勤奮能幹，自然升職加薪，否則立即炒魷，這種形式的交易成本相對於巿場絕對便宜。但當人數變多，要將每個人的需求、心理狀態和內部知識等因素去綜合計算，基本上是沒可能做到的。同樣，如果有一間公司是太過龐大的話，即使有再多資金，也是沒可能成功運作的。世上是沒可能有一間一千萬人的公司存在，因為公司人數膨漲至某一點時，內部的資訊運算回饋之繁複，會令公司自動崩潰，破產收場，無可挽救。
同樣，為何有一些事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去做呢？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政府法院可以隨意決定法例、政策、判決，使交易時不用考慮到不常見的處境而大量節省交易成本。但當運用政府機能去做從事操作行為，便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有四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的四個“I”，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做事永遠沒效率。
四個“I”分別是「Information」、「Incentive」、「Investment」和「Innovation」。
海耶克所說的集中在第一個“I” – Information上。他說，資訊很多時不能夠集中，是因為那個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些資訊。例如一個做餅師傅不能告訴你，造餅時要搓多少下麵團，因為他們也是憑感覺去做。這就是所謂的 “Intrinsic Knowledge”，連當時人都是全憑感覺去做，這種資訊根本無法集中。而且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人的資訊集中處理。大家試想想，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每報導或轉述一次，當中必然會產生誤失，就算是最好意圖的人都不會準確。層層報導之後，那個資訊已變得非常不準確。舉個例子，工廠某職員要做這個月的預算，為了保護自己，一定會將成本算高一點，預計生意額卻要保守一點，若經手的每個人都為自己做一點點修改，資訊到最後就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社會主義的崩壞，正是這一個問題已經無法化解。
而最多人知道的是第二點，Incentive。
每個人都明白，沒有誘因是無法令一個搏拼工作的。若分配的公式已經固定，做多做少結果都係一樣，那又如何可令人勤力、自動自覺去工作呢？
第三是Investment。
因為第一點的扭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巿場的真實情況，你的投資往往是錯誤的。
第四點是Innovation。
現實世界中，是不停有公司被淘汰和倒閉的，但正因為現實是這樣殘酷，便要不斷想出一些新方法來求生，因此才會有創新。如果沒這種壓力，創新便會大幅度減緩。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工作的部門永遠不會倒閉，最保險的做法當然是依循舊有的方法去做。所以說，創新是迫出來的。
以上問題，幾乎是無可致辯的事，可惜某些左派的人仍然看不通，為何政府做事會如此昂貴和沒效率，而計劃經濟為何一定失敗。大幻者終身不解。
《四個 “I”的問題》
在微觀經濟的層面，我們很多時採用其他組織形式來處理問題，最明顯的就是發作在家庭和公司。家庭內部主要是一種集體經濟，資源分配都是指令式的。而在公司則是等級式的，即是說，大概要做多少工作，便會分配到多少的利益，權利分配在加入公司的時候已經說好。所以從來在任何的一個經濟體系裏，巿場因素永遠只是小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最宏觀的層次，你不能不用巿場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計算」的理論，例如推銷員要到三個地點，怎樣才最快完成旅程呢？如果數點有限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計算出來。但每多一點，便會幾何級地增多計算。
同樣道理，在只有四個人的家庭裏，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四四六六拆掂它」，或在公司裏，則是由可見的工作表現釐定，你勤奮能幹，自然升職加薪，否則立即炒魷，這種形式的交易成本相對於巿場絕對便宜。但當人數變多，要將每個人的需求、心理狀態和內部知識等因素去綜合計算，基本上是沒可能做到的。同樣，如果有一間公司是太過龐大的話，即使有再多資金，也是沒可能成功運作的。世上是沒可能有一間一千萬人的公司存在，因為公司人數膨漲至某一點時，內部的資訊運算回饋之繁複，會令公司自動崩潰，破產收場，無可挽救。
同樣，為何有一些事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去做呢？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政府法院可以隨意決定法例、政策、判決，使交易時不用考慮到不常見的處境而大量節省交易成本。但當運用政府機能去做從事操作行為，便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有四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的四個“I”，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做事永遠沒效率。
四個“I”分別是「Information」、「Incentive」、「Investment」和「Innovation」。
海耶克所說的集中在第一個“I” – Information上。他說，資訊很多時不能夠集中，是因為那個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些資訊。例如一個做餅師傅不能告訴你，造餅時要搓多少下麵團，因為他們也是憑感覺去做。這就是所謂的 “Intrinsic Knowledge”，連當時人都是全憑感覺去做，這種資訊根本無法集中。而且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人的資訊集中處理。大家試想想，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每報導或轉述一次，當中必然會產生誤失，就算是最好意圖的人都不會準確。層層報導之後，那個資訊已變得非常不準確。舉個例子，工廠某職員要做這個月的預算，為了保護自己，一定會將成本算高一點，預計生意額卻要保守一點，若經手的每個人都為自己做一點點修改，資訊到最後就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社會主義的崩壞，正是這一個問題已經無法化解。
而最多人知道的是第二點，Incentive。
每個人都明白，沒有誘因是無法令一個搏拼工作的。若分配的公式已經固定，做多做少結果都係一樣，那又如何可令人勤力、自動自覺去工作呢？
第三是Investment。
因為第一點的扭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巿場的真實情況，你的投資往往是錯誤的。
第四點是Innovation。
現實世界中，是不停有公司被淘汰和倒閉的，但正因為現實是這樣殘酷，便要不斷想出一些新方法來求生，因此才會有創新。如果沒這種壓力，創新便會大幅度減緩。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工作的部門永遠不會倒閉，最保險的做法當然是依循舊有的方法去做。所以說，創新是迫出來的。
以上問題，幾乎是無可致辯的事，可惜某些左派的人仍然看不通，為何政府做事會如此昂貴和沒效率，而計劃經濟為何一定失敗。大幻者終身不解。
Thursday, August 17, 2006
Che Guevara 哲古華拉
http://www.rthk.org.hk/pda/special/say3say4/media/headliner001.asx
梁文道
你認為長毛很了得，在長毛胸前的那位更了得，只認識長毛，卻不認識哲古華拉，可說好歹有限。
哲古華拉並不叫哲古華拉，這個Che，西班牙文解作「頭子」、「大哥」，所以這不是他名字的一部分。要把哲古華拉好好的翻譯，應叫作古華拉哥。古華拉哥，多英偉呀！
人人稱他古巴革命英雄，但他不是古巴人，是阿根廷人。父親是阿根廷的著名醫生，上流社會，華衣美食，擁有名貴房車，住洋樓，養洋狗，但哲古華拉不喜歡這種腐敗生活，自小騎著電單車四處旅行，見識不少低下階層的生活困苦，正是為基層打拚，於是跑出來決定與卡斯特羅到古巴搞革命。
革命前的古巴真是糟透，可有看過「教父」？「教父」的第二集有一群黑手黨打算到古巴發財，因為當時古巴政府糾結美國來的腐敗企業家、商人。好一個官商勾結，還加上黑社會，榨取民脂民膏，一起發大財。二百五十萬古巴人中，有六十萬人就連清潔的食水也沒有。
哲古華拉看不過眼，走出來打游擊戰，最後給他打勝了。其實當時卡斯特羅希望他能當官，他曾當古巴中央銀行行長，但不太勝任。當時有一傳聞指他曾考慮過，銀行有這麼多錢，何不開倉派米分給所有人？假如任志剛是哲古華拉，定會把金管局的錢分給香港市民，那真好極了﹗所以他做不下去，神秘失蹤，原來跑到非洲剛果打游擊戰，帶著幾個小子就跑去打仗。
過一會，又跑往另一處開闢新戰場，就是南美洲的波利維亞。這次美國不肯放過他，因為美國最怕這些四處打游擊戰的人，生怕這些人在全世界搞共產革命，於是派使中情局密探追蹤，終於在波利維亞的叢林中把他抓住，並且槍決。
六十年代是嬉皮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崇拜哲古華拉。第一，因為他長得帥。第二，他有革命情懷。第三，這種人了不起，出生於阿根廷卻替古巴搞革命，然後往全世界到處搞革命，明顯充滿理想的知識分子所為。所以中情局把他死時的照片，悽慘的照片散播全世界，為要潑他們一頭冷水，豈料相片流傳開去，出乎意料，全世界的年輕人，包括當時還年輕的長毛，看過後，有如見到新的耶穌，那張照片，被認為是新時代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從此之後，他成為神話。
梁文道
你認為長毛很了得，在長毛胸前的那位更了得，只認識長毛，卻不認識哲古華拉，可說好歹有限。
哲古華拉並不叫哲古華拉，這個Che，西班牙文解作「頭子」、「大哥」，所以這不是他名字的一部分。要把哲古華拉好好的翻譯，應叫作古華拉哥。古華拉哥，多英偉呀！
人人稱他古巴革命英雄，但他不是古巴人，是阿根廷人。父親是阿根廷的著名醫生，上流社會，華衣美食，擁有名貴房車，住洋樓，養洋狗，但哲古華拉不喜歡這種腐敗生活，自小騎著電單車四處旅行，見識不少低下階層的生活困苦，正是為基層打拚，於是跑出來決定與卡斯特羅到古巴搞革命。
革命前的古巴真是糟透，可有看過「教父」？「教父」的第二集有一群黑手黨打算到古巴發財，因為當時古巴政府糾結美國來的腐敗企業家、商人。好一個官商勾結，還加上黑社會，榨取民脂民膏，一起發大財。二百五十萬古巴人中，有六十萬人就連清潔的食水也沒有。
哲古華拉看不過眼，走出來打游擊戰，最後給他打勝了。其實當時卡斯特羅希望他能當官，他曾當古巴中央銀行行長，但不太勝任。當時有一傳聞指他曾考慮過，銀行有這麼多錢，何不開倉派米分給所有人？假如任志剛是哲古華拉，定會把金管局的錢分給香港市民，那真好極了﹗所以他做不下去，神秘失蹤，原來跑到非洲剛果打游擊戰，帶著幾個小子就跑去打仗。
過一會，又跑往另一處開闢新戰場，就是南美洲的波利維亞。這次美國不肯放過他，因為美國最怕這些四處打游擊戰的人，生怕這些人在全世界搞共產革命，於是派使中情局密探追蹤，終於在波利維亞的叢林中把他抓住，並且槍決。
六十年代是嬉皮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崇拜哲古華拉。第一，因為他長得帥。第二，他有革命情懷。第三，這種人了不起，出生於阿根廷卻替古巴搞革命，然後往全世界到處搞革命，明顯充滿理想的知識分子所為。所以中情局把他死時的照片，悽慘的照片散播全世界，為要潑他們一頭冷水，豈料相片流傳開去，出乎意料，全世界的年輕人，包括當時還年輕的長毛，看過後，有如見到新的耶穌，那張照片，被認為是新時代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從此之後，他成為神話。
百元倒扁第四日 累積6千5百71萬
良知 VS 權貴
希望這是人類史和平沒有血流的一場人民革命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817/8/2861.html
倒扁再起〈快訊〉百元倒扁第四日 累積6千5百71萬
TVBS_N 更新日期:2006/08/17 16:18
最新消息，施明德百元倒扁活動，據施明德辦公室公佈的數據，目前金額達到6千5百71萬 ，相較於昨天4千5百多萬，今天一口氣增加2千多萬。
希望這是人類史和平沒有血流的一場人民革命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817/8/2861.html
倒扁再起〈快訊〉百元倒扁第四日 累積6千5百71萬
TVBS_N 更新日期:2006/08/17 16:18
最新消息，施明德百元倒扁活動，據施明德辦公室公佈的數據，目前金額達到6千5百71萬 ，相較於昨天4千5百多萬，今天一口氣增加2千多萬。
Wednesday, August 16, 2006
香灼璣辭職唔認錯
可以僱用菲籍家傭去守倉庫，點解有人請菲印傭去攤檔幫手又會被監禁罰款呢？
唔通這些就是"親疏有別"的正解?
唔通些就是公民"愛國"的回報?
果真這回的有教育意義了.... 我都要加緊愛國了~~~~ XDDD
香灼璣辭職唔認錯
(東方) 08月 16日 星期三 03:00AM
【東方日報專訊】被揭發擅自將官地倉庫改做豪宅自住的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香灼璣，在事件曝光九日後，昨日向政府辭去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民政事務局隨即宣布接納香灼璣請辭，並委任香港教育學院前副校長彭敬慈接替主席一職。雖然香灼璣已辭去公教會的公職，但立法會議員仍窮追不捨，聲言要追究到底，連同審計署已表明將開檔案研究，預料地政總署及屋宇署等部門將會成為下一階段的箭靶。
香灼璣向本報承認擅自將屬短期租約的慈雲山觀音山倉庫地皮改作大宅居住，由八三年至九九年共十六年，現時已經遷出。他昨日發表聲明，指為免其私人事務影響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和公信力，昨日已向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請辭兩項公職，包括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以及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本地社區工作小組召集人。
不過，香灼璣在聲明中流露強烈的怨憤，他強調自己在租用貨倉期間，一直有給予租金，因此「霸佔官地」的指控全無根據。香灼璣又指，根據屋宇條例，他在倉庫加建的部分是屬豁免範圍，因為他在租用土地上的鐵皮倉庫已經存在，而他在原有建築物內加上的結構，刻意使用可隨時拆卸的輕型建材，設計亦力求符合建築條例，不影響倉庫原來的主體結構，故絕非僭建。
但香灼璣承認，自己身為公教會主席，公眾可能因近日傳媒對他的報道及評論而感到混淆與失望，他為此鄭重致歉。
建築行家直斥其非香灼璣這番死撐的言論旋即引來批評。資深工程師張國維指出，按照《建築物條例》規定，任何人加建結構物，即使屬於避雨的簷篷，也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否則即屬僭建，他認為香灼璣的言論「呃得阿嬸，但行內人一聽就知乜事」。他質疑香灼璣身為執業的建築師，竟然發表有關的言論，會發放錯誤訊息，令人誤以為在室內加建任何輕型的結構物是毋須申請，對社會造成誤導。
立法會議員劉秀成亦表示，所有加建的結構物例如廚房、廁所等，必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否則即屬僭建。
屋宇署發言人指，最近在觀音山的視察，發現該處有根據《建築物條例》列為非豁免工程的建築物，而根據《建築物條例》，所有非豁免工程，須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故該些室內的建築物屬於違例。
彭敬慈接掌公教會
地政總署發言人亦說，今日會終止與香灼璣的租約，明日會收地，該署正跟進終止租約事宜。至於會否追收貨倉變大宅的租金差價，發言人表示正諮詢法律意見。
唔通這些就是"親疏有別"的正解?
唔通些就是公民"愛國"的回報?
果真這回的有教育意義了.... 我都要加緊愛國了~~~~ XDDD
香灼璣辭職唔認錯
(東方) 08月 16日 星期三 03:00AM
【東方日報專訊】被揭發擅自將官地倉庫改做豪宅自住的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香灼璣，在事件曝光九日後，昨日向政府辭去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民政事務局隨即宣布接納香灼璣請辭，並委任香港教育學院前副校長彭敬慈接替主席一職。雖然香灼璣已辭去公教會的公職，但立法會議員仍窮追不捨，聲言要追究到底，連同審計署已表明將開檔案研究，預料地政總署及屋宇署等部門將會成為下一階段的箭靶。
香灼璣向本報承認擅自將屬短期租約的慈雲山觀音山倉庫地皮改作大宅居住，由八三年至九九年共十六年，現時已經遷出。他昨日發表聲明，指為免其私人事務影響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和公信力，昨日已向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請辭兩項公職，包括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以及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本地社區工作小組召集人。
不過，香灼璣在聲明中流露強烈的怨憤，他強調自己在租用貨倉期間，一直有給予租金，因此「霸佔官地」的指控全無根據。香灼璣又指，根據屋宇條例，他在倉庫加建的部分是屬豁免範圍，因為他在租用土地上的鐵皮倉庫已經存在，而他在原有建築物內加上的結構，刻意使用可隨時拆卸的輕型建材，設計亦力求符合建築條例，不影響倉庫原來的主體結構，故絕非僭建。
但香灼璣承認，自己身為公教會主席，公眾可能因近日傳媒對他的報道及評論而感到混淆與失望，他為此鄭重致歉。
建築行家直斥其非香灼璣這番死撐的言論旋即引來批評。資深工程師張國維指出，按照《建築物條例》規定，任何人加建結構物，即使屬於避雨的簷篷，也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否則即屬僭建，他認為香灼璣的言論「呃得阿嬸，但行內人一聽就知乜事」。他質疑香灼璣身為執業的建築師，竟然發表有關的言論，會發放錯誤訊息，令人誤以為在室內加建任何輕型的結構物是毋須申請，對社會造成誤導。
立法會議員劉秀成亦表示，所有加建的結構物例如廚房、廁所等，必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否則即屬僭建。
屋宇署發言人指，最近在觀音山的視察，發現該處有根據《建築物條例》列為非豁免工程的建築物，而根據《建築物條例》，所有非豁免工程，須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故該些室內的建築物屬於違例。
彭敬慈接掌公教會
地政總署發言人亦說，今日會終止與香灼璣的租約，明日會收地，該署正跟進終止租約事宜。至於會否追收貨倉變大宅的租金差價，發言人表示正諮詢法律意見。
Tuesday, August 15, 2006
倒扁承諾金 突破2500萬
好奇怪香港的傳媒竟完全無報導?!!
臺灣近兩日大約 20 萬人捐錢倒扁，雖然每人只是100臺幣，但意義重大。因為民眾要真的付出金錢和行動，由此可見其的決心!!!
今次發起人施明德是民進黨前主席即線營人物，阿扁肯定有排震~~~~~ XDDDD
**************************
倒扁承諾金 突破2500萬
更新日期:2006/08/15 21:09
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活動，承諾金已經累積超過2500萬，15日更有近百名藝文界人士連署，加入倒扁行列，其中還包括了曾經幫陳總統拍攝競選廣告的謝春德，謝春德說，陳總統辜負了人民，更違背了當初反金權、反特權的理想。拿出1994年幫民進黨拍的廣告，攝影藝術家謝春德難掩對陳總統的失望，這笑臉是謝春德幫陳總統拍的，但對照起嬰兒純真的臉，他好感慨。
好多為陳水扁設計的創作，從市議員到立委，從立委到市長，對人民的期待，謝春德說，就像這些標語真的很諷刺。
藝文界出面倒扁，不只謝春德，包括畫家張永村、詩人管管等已經連署達百人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活動，8月15日下午3點半前承諾金已經累積到了2550萬5963元，預估有近20萬人捐款。
為了炒熱活動，連貼紙也設計出來這貼紙印製了一大堆，不過可別隨處亂貼，環保單位可是會取締的。(民視新聞童仲彥、簡士峰台北報導)
*************
倒扁再起〈獨家〉昔日塑扁好形象 范可欽現覺諷刺
TVBS_N 更新日期:2006/08/15 18:32 記者:楊鎮全
曾經幫助陳總統當選的昔日夥伴，不少人陸續站上倒扁的第一線，在2000年替陳總統製作一系列競選廣告的知名廣告人范可欽，現在也決定加入倒扁行列，他在接受TVBS獨家專訪時，看著自己當年替陳總統拍的競選廣告，覺得根本是一大諷刺。
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錢存在國外。」廣告人范可欽：「他是嗎？」
這一支在總統老家拍攝的競選廣告，平實動人，6年多前，可是幫助陳水扁，感動了多少人心，不過當時的幕後推手，范可欽現在滿是感慨。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所以阿扁我一定會做好！」
范可欽：「我不相信他今天用同樣語氣，可以說出同樣的話，我一定會做好，我一定會做好，這句話他現在講出來，他每講一次，我相信，當年挺他這些人，真的就被他傷害一次。」
讓范可欽覺得最諷刺的，還有這一段。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打擊黑金，我不惜扮黑臉。」
范可欽：「他自認為是包公、包青天，打擊黑金我不惜扮黑臉，我說他是不惜扮黑手，他根本就是黑手。」
這樣一系列各種訴求的廣告，讓陳總統小贏30萬票，政黨輪替，不過范可欽說，這個結果只印證一個事實。
范可欽：「一個好的廣告，會加速一個壞的商品死亡，當年沒有這一群，這一整套行銷人員，幫他做這些事情，他不會嬴(宋楚瑜)30萬票。」記者：「你會去捐100元給施明德嗎？」范可欽：「我會，因為施明德所代表的意義，絕對不是他一個人。」
2000年，范可欽幫助陳總統上台，6年後，范可欽要站上倒扁的火線。
臺灣近兩日大約 20 萬人捐錢倒扁，雖然每人只是100臺幣，但意義重大。因為民眾要真的付出金錢和行動，由此可見其的決心!!!
今次發起人施明德是民進黨前主席即線營人物，阿扁肯定有排震~~~~~ X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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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承諾金 突破2500萬
更新日期:2006/08/15 21:09
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活動，承諾金已經累積超過2500萬，15日更有近百名藝文界人士連署，加入倒扁行列，其中還包括了曾經幫陳總統拍攝競選廣告的謝春德，謝春德說，陳總統辜負了人民，更違背了當初反金權、反特權的理想。拿出1994年幫民進黨拍的廣告，攝影藝術家謝春德難掩對陳總統的失望，這笑臉是謝春德幫陳總統拍的，但對照起嬰兒純真的臉，他好感慨。
好多為陳水扁設計的創作，從市議員到立委，從立委到市長，對人民的期待，謝春德說，就像這些標語真的很諷刺。
藝文界出面倒扁，不只謝春德，包括畫家張永村、詩人管管等已經連署達百人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活動，8月15日下午3點半前承諾金已經累積到了2550萬5963元，預估有近20萬人捐款。
為了炒熱活動，連貼紙也設計出來這貼紙印製了一大堆，不過可別隨處亂貼，環保單位可是會取締的。(民視新聞童仲彥、簡士峰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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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再起〈獨家〉昔日塑扁好形象 范可欽現覺諷刺
TVBS_N 更新日期:2006/08/15 18:32 記者:楊鎮全
曾經幫助陳總統當選的昔日夥伴，不少人陸續站上倒扁的第一線，在2000年替陳總統製作一系列競選廣告的知名廣告人范可欽，現在也決定加入倒扁行列，他在接受TVBS獨家專訪時，看著自己當年替陳總統拍的競選廣告，覺得根本是一大諷刺。
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錢存在國外。」廣告人范可欽：「他是嗎？」
這一支在總統老家拍攝的競選廣告，平實動人，6年多前，可是幫助陳水扁，感動了多少人心，不過當時的幕後推手，范可欽現在滿是感慨。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所以阿扁我一定會做好！」
范可欽：「我不相信他今天用同樣語氣，可以說出同樣的話，我一定會做好，我一定會做好，這句話他現在講出來，他每講一次，我相信，當年挺他這些人，真的就被他傷害一次。」
讓范可欽覺得最諷刺的，還有這一段。總統陳水扁(2000年競選廣告)：「打擊黑金，我不惜扮黑臉。」
范可欽：「他自認為是包公、包青天，打擊黑金我不惜扮黑臉，我說他是不惜扮黑手，他根本就是黑手。」
這樣一系列各種訴求的廣告，讓陳總統小贏30萬票，政黨輪替，不過范可欽說，這個結果只印證一個事實。
范可欽：「一個好的廣告，會加速一個壞的商品死亡，當年沒有這一群，這一整套行銷人員，幫他做這些事情，他不會嬴(宋楚瑜)30萬票。」記者：「你會去捐100元給施明德嗎？」范可欽：「我會，因為施明德所代表的意義，絕對不是他一個人。」
2000年，范可欽幫助陳總統上台，6年後，范可欽要站上倒扁的火線。
吳志森﹕特區班子的港英情結
原來"賴"才是中國人的大姓~~~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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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特區班子的港英情結 (明報) 08月 15日 星期二 05:05AM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接受港台訪問，談的是舊日的足，但又無法不扯到香港人最痛的八萬五。不少港人歸咎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振英，指他就是八萬五的「元兇」。
準備充足的梁先生，不慌不忙拿出早在97年1月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回歸前的政府已經有這個目標，亦做了諮詢，第一屆特區政府只是跟文件的方向去做，而當年對樓市的衝擊，最重要是亞洲金融風暴。」梁振英有證有據地澄清了一宗97年以來最大的歷史懸案，原來八萬五政策在肥彭年代早已形成，目標也非常清晰，用梁振英的說法，「特區政府在成立之後，其實都是按這方向去做」。
問題來了。回歸前北京洞悉英國的陰謀詭計，包括政制在內的所有政策都寸步不讓，其中為人熟知的，有陳佐洱鄺其志社會福利車人亡的辯論，新機場玫瑰園計劃的爭拗更是鬧翻了天。北京認為回歸前英國處處佈下地雷，需小心提防，這種主流思路，難道董建華班子，包括梁振英先生，一點都領悟不到嗎﹖
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清晰闡明八萬五政策，這個港英地雷，特區政府為它背了書，正式成為特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等同董建華的內閣也同意了。難道包括分管房屋政策的梁先生在內的董班子成員，當時一點異議也沒有，一點問題也看不出來，一點責任都不需要負嗎﹖然後亞洲金融風暴來了，八萬五首當其衝，帶來極大災難。八萬五叫停了港人卻懵然不知，那種受愚弄的感覺，今天提起也使人憤怒。
日前唐英年與彭定康一場空中交火，亦反映了同樣的港英情結。彭定康公開批評銷售稅，唐英年按捺不住，指肥彭當年減稅違反經濟規律，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了。肥彭提醒唐司長，當年的財政司正是曾蔭權，減稅政策是他主導的。批評彭定康，變成了批評曾蔭權，這不正正是自取其辱嗎﹖
港英與特區官員互相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策不能截然二分。把一切歸咎港英，就可以變得清白無辜，全身而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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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特區班子的港英情結 (明報) 08月 15日 星期二 05:05AM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接受港台訪問，談的是舊日的足，但又無法不扯到香港人最痛的八萬五。不少港人歸咎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振英，指他就是八萬五的「元兇」。
準備充足的梁先生，不慌不忙拿出早在97年1月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回歸前的政府已經有這個目標，亦做了諮詢，第一屆特區政府只是跟文件的方向去做，而當年對樓市的衝擊，最重要是亞洲金融風暴。」梁振英有證有據地澄清了一宗97年以來最大的歷史懸案，原來八萬五政策在肥彭年代早已形成，目標也非常清晰，用梁振英的說法，「特區政府在成立之後，其實都是按這方向去做」。
問題來了。回歸前北京洞悉英國的陰謀詭計，包括政制在內的所有政策都寸步不讓，其中為人熟知的，有陳佐洱鄺其志社會福利車人亡的辯論，新機場玫瑰園計劃的爭拗更是鬧翻了天。北京認為回歸前英國處處佈下地雷，需小心提防，這種主流思路，難道董建華班子，包括梁振英先生，一點都領悟不到嗎﹖
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清晰闡明八萬五政策，這個港英地雷，特區政府為它背了書，正式成為特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等同董建華的內閣也同意了。難道包括分管房屋政策的梁先生在內的董班子成員，當時一點異議也沒有，一點問題也看不出來，一點責任都不需要負嗎﹖然後亞洲金融風暴來了，八萬五首當其衝，帶來極大災難。八萬五叫停了港人卻懵然不知，那種受愚弄的感覺，今天提起也使人憤怒。
日前唐英年與彭定康一場空中交火，亦反映了同樣的港英情結。彭定康公開批評銷售稅，唐英年按捺不住，指肥彭當年減稅違反經濟規律，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了。肥彭提醒唐司長，當年的財政司正是曾蔭權，減稅政策是他主導的。批評彭定康，變成了批評曾蔭權，這不正正是自取其辱嗎﹖
港英與特區官員互相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策不能截然二分。把一切歸咎港英，就可以變得清白無辜，全身而退嗎﹖
Sunday, August 13, 2006
再提正名 中正機場改名？扁提議馬立批
阿扁真的技窮了嗎? 還厚著面皮要正名....
***************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813/17/20eq.html
再提正名 中正機場改名？扁提議馬立批
東森新聞報 更新日期:2006/08/13 12:33 記者:記者黃啟洞桃園報導
陳水扁總統想要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名為台北國際機場，這個去「中正」化的舉動馬上引發朱立倫和馬英九的反對，朱立倫說，要改也應該是改名為桃園國際機場才對，台北市長馬英九則說，台北已經有松山機場，不需要再多一個台北機場。
總統陳水扁今（13）日提出，以台灣的名義直接來加入聯合國，而中正國際機場他則建議要不要改名，或者正名為台北國際機場。
一聽到總統又把腦筋動到正名運動上，而且還是在自家地盤上的中正國際機場，桃園縣長朱立倫立刻跳腳表示，如果需要改名，也應該是改為桃園國際機場才對。而台北市長馬英九則認為，台北已經有松山機場了，不需要再多一個台北機場。
在機場的遊客則認為，機場改名字有那麼重要嗎？並抱怨說，政府應該先搞好飛機吧！還有民眾說，是不是叫中正的以後都要改名字，那桃園縣的中正路就叫桃園路，台北縣的中正橋就叫台北橋，喔糟糕，已經有個橋叫做台北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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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813/17/20eq.html
再提正名 中正機場改名？扁提議馬立批
東森新聞報 更新日期:2006/08/13 12:33 記者:記者黃啟洞桃園報導
陳水扁總統想要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名為台北國際機場，這個去「中正」化的舉動馬上引發朱立倫和馬英九的反對，朱立倫說，要改也應該是改名為桃園國際機場才對，台北市長馬英九則說，台北已經有松山機場，不需要再多一個台北機場。
總統陳水扁今（13）日提出，以台灣的名義直接來加入聯合國，而中正國際機場他則建議要不要改名，或者正名為台北國際機場。
一聽到總統又把腦筋動到正名運動上，而且還是在自家地盤上的中正國際機場，桃園縣長朱立倫立刻跳腳表示，如果需要改名，也應該是改為桃園國際機場才對。而台北市長馬英九則認為，台北已經有松山機場了，不需要再多一個台北機場。
在機場的遊客則認為，機場改名字有那麼重要嗎？並抱怨說，政府應該先搞好飛機吧！還有民眾說，是不是叫中正的以後都要改名字，那桃園縣的中正路就叫桃園路，台北縣的中正橋就叫台北橋，喔糟糕，已經有個橋叫做台北橋。
Saturday, August 12, 2006
中共權力受私企侵蝕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
中共權力受私企侵蝕
張華
最近有兩則不甚顯眼的新聞，都能充份反映中共的管治權威，正受到私人企業老闆及富豪階層的侵蝕，公共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現象愈來愈普遍，甚至有點失控。這個問題勢將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有可能埋下社會危機大規模爆發的禍根。
第一則新聞跟中學公開試有關。福建省漳州市市委書記劉可清去年上台不久，提出要「全面提升民營（私營）企業發展水平」，好讓他盡快做出成績，成為升官的本錢。於是，漳州市當局今年三月推出四十條力挺民營企業的政策，包括民企稅大戶，「其子女在高中招生錄取時，可享受加二十分的照顧」，以及「兩部公務用車兩年內在市轄收費站免費通行」。所謂「納稅大戶」，是指交稅三百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富商。
漳州官員說，免收過路費主要是給私營企業家一種社會地位，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尊重，享受到政府官員相同的待遇。
由企業家評核表現
第二則新聞是江蘇省昆山市的官員，要接受私人企業家評核其表現。《南方周末》報道，「每年年初，全體企業主都會給政府官員無記名打分，打分比較低的政府官員，對不起，請你走人，不要再當官了。這樣的規矩對於穩住投資者有極佳效果。」昆山外經貿委負責人說，「我們引資多少對於政績只算是四分，企業喜歡你不走了你才能得六分，否則你招商引資再厲害也沒有政績可言！」
據說，昆山市每年都有幹部因為評議不合格而被淘汰。換言之，私人企業主才是昆山政府官員的老闆，這種貼心的服務，也就吸引更多民營企業到來投資，令昆山經濟蓬勃，成為財政收入最好的一個縣級政府。
地方幹部以權換權
這兩則新聞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推動經濟發展，已成為地方官員的頭號目標，而為了自己的仕途，吸引更多投資作為政績，他們心甘情願地讓出部份公權力，以及讓民營企業的投資者享受特權。中共幹部一直都視權如命，為甚麼他們今天反倒願意放棄權力，拱手讓給私人企業主呢？
說到底，這也是一種理性行為。這些地方幹部其實是以權換權，以現在放棄的小權，換取將來的大權，這叫做「權力投資」。今天他們讓出部份權力，讓商人協助搞好地方經濟，在很快的將來，他們就可以以此作為政治資本，步步高升。
舉個例子，蘇州市的經濟過去十年高速發展，結果三任市委書記梁保華、陳德銘、王岷，接連在仕途上坐上「直升機」，分任江蘇、陝西和吉林省的省長。陳德銘近日更上調國家發改委任副主任，被視為明日之星。雖然中央口口聲聲說，在提拔幹部時，不會過於注重經濟政績，但實際上，中共組織部門做的卻是另一套，自然令地方官員要不擇手段追求經濟成長。
只會加深社會危機
中共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而討好商人，推行富商、重商的政策，一味向商界傾斜，已喪失了一個政府應有之義，有違社會公平的原則，而中共官員也忘了，他們手中的公權力，也就是管理社會和制訂政策的權力，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事實上，這種做法對中共本身也非常危險。當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向商人釋出權力，必會造就一個愈來愈龐大的特權階層，而這個階層的權力慾望只會不斷膨脹，意味著他們一定會向地方官員要更多權力，對公共政策有更多發言權，不久就會變成「官商共治」，政策更多向商界傾斜，貧富懸殊加劇，社會更加不公平，所謂的和諧社會不僅不會實現，反而進一步破壞穩定，加深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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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權力受私企侵蝕
張華
最近有兩則不甚顯眼的新聞，都能充份反映中共的管治權威，正受到私人企業老闆及富豪階層的侵蝕，公共政策向有錢人傾斜的現象愈來愈普遍，甚至有點失控。這個問題勢將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有可能埋下社會危機大規模爆發的禍根。
第一則新聞跟中學公開試有關。福建省漳州市市委書記劉可清去年上台不久，提出要「全面提升民營（私營）企業發展水平」，好讓他盡快做出成績，成為升官的本錢。於是，漳州市當局今年三月推出四十條力挺民營企業的政策，包括民企稅大戶，「其子女在高中招生錄取時，可享受加二十分的照顧」，以及「兩部公務用車兩年內在市轄收費站免費通行」。所謂「納稅大戶」，是指交稅三百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富商。
漳州官員說，免收過路費主要是給私營企業家一種社會地位，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尊重，享受到政府官員相同的待遇。
由企業家評核表現
第二則新聞是江蘇省昆山市的官員，要接受私人企業家評核其表現。《南方周末》報道，「每年年初，全體企業主都會給政府官員無記名打分，打分比較低的政府官員，對不起，請你走人，不要再當官了。這樣的規矩對於穩住投資者有極佳效果。」昆山外經貿委負責人說，「我們引資多少對於政績只算是四分，企業喜歡你不走了你才能得六分，否則你招商引資再厲害也沒有政績可言！」
據說，昆山市每年都有幹部因為評議不合格而被淘汰。換言之，私人企業主才是昆山政府官員的老闆，這種貼心的服務，也就吸引更多民營企業到來投資，令昆山經濟蓬勃，成為財政收入最好的一個縣級政府。
地方幹部以權換權
這兩則新聞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推動經濟發展，已成為地方官員的頭號目標，而為了自己的仕途，吸引更多投資作為政績，他們心甘情願地讓出部份公權力，以及讓民營企業的投資者享受特權。中共幹部一直都視權如命，為甚麼他們今天反倒願意放棄權力，拱手讓給私人企業主呢？
說到底，這也是一種理性行為。這些地方幹部其實是以權換權，以現在放棄的小權，換取將來的大權，這叫做「權力投資」。今天他們讓出部份權力，讓商人協助搞好地方經濟，在很快的將來，他們就可以以此作為政治資本，步步高升。
舉個例子，蘇州市的經濟過去十年高速發展，結果三任市委書記梁保華、陳德銘、王岷，接連在仕途上坐上「直升機」，分任江蘇、陝西和吉林省的省長。陳德銘近日更上調國家發改委任副主任，被視為明日之星。雖然中央口口聲聲說，在提拔幹部時，不會過於注重經濟政績，但實際上，中共組織部門做的卻是另一套，自然令地方官員要不擇手段追求經濟成長。
只會加深社會危機
中共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而討好商人，推行富商、重商的政策，一味向商界傾斜，已喪失了一個政府應有之義，有違社會公平的原則，而中共官員也忘了，他們手中的公權力，也就是管理社會和制訂政策的權力，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事實上，這種做法對中共本身也非常危險。當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向商人釋出權力，必會造就一個愈來愈龐大的特權階層，而這個階層的權力慾望只會不斷膨脹，意味著他們一定會向地方官員要更多權力，對公共政策有更多發言權，不久就會變成「官商共治」，政策更多向商界傾斜，貧富懸殊加劇，社會更加不公平，所謂的和諧社會不僅不會實現，反而進一步破壞穩定，加深社會危機！
何鴻燊批金沙回佣過高
有人發爛渣~~~ 以為澳門仲係自己做大佬....XDDD
買定花生等睇戲先~~~ X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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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搶客澳博慘淡何鴻燊發爛渣「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
【太陽報專訊】澳門賭權自○二年三分天下以來，一向自信心爆棚、聲言未驚過的澳門賭王何鴻燊昨日首次認輸，他透露佔澳博賭場七成收益的貴賓廳業績，因惡性競爭隨時有五十間瀕臨關閉，他直斥是被對手美資威尼斯人的金沙賭場以高回佣制度搶客趕絕，澳博單以今年上半年貴賓廳業績已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何鴻燊更語帶雙關說：「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
過去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並不擔心賭權開放造成競爭、認為對澳博全無威脅的賭王何鴻燊，昨日出席澳門一個捐款活動時首次變臉，他承認澳門博彩業已出現了惡性競爭，因金沙賭場貴賓廳由今個月起向中介人提供高回佣制度搶客，令澳博有三分一（約五十間）的貴賓廳面臨倒閉或破產，約有數千名員工受影響。而澳博今年上半年貴賓廳業績已比去年同期下跌約兩成。
金沙高回佣吸客
何鴻燊炮轟金沙賭場：「你（金沙）一開始就惡性競爭，唔係幾好，你地出咁高回佣趕絕我地貴賓廳，你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澳門博彩業最緊要和平穩定，大家有得撈，老實講，D錢又唔係你得晒既，你都係打工，趕盡殺絕有咩意思！你惡意到咁我好唔高興。」
據悉，澳博賭廳現時給予博彩中介人（包括疊碼仔）百分之零點八回佣，即換一百萬元泥碼有八千元回佣，但金沙卻給予一萬三千元，較澳博多了五成多，令中介人改帶客到金沙。
50貴賓廳瀕結業
何鴻燊表示，受影響的五十間貴賓廳廳主已向澳博反映無生意，今年首七個月整體業績亦有所下降。據博彩業人士估計，澳博的收入有七成是來自貴賓廳，若澳博五十個貴賓廳最終因生意淡泊結業，年收入將損失數以十億元計。為急謀對策，何鴻燊透露最近與金沙集團高層會面，希望取消高回佣制度，他同時希望澳門特區政府介入作適當協調。他又表示正籌備的澳門博彩總商會除金沙外，其他博彩營運商都贊成該會成立，他希望通過成立該會令澳門博彩業和平共處。
根據澳門政府今年初的公布資料顯示，金沙賭場去年的業績較前年上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反而澳博未見有明顯增長。最近澳門博彩當局又公布今年首七個月的整體博彩總收入為二百九十四億澳門元，較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四。
金沙較早前公布業績，單是今年的第二季，收入已達二十四億五千萬澳門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五成，貴賓廳的業務亦增長強勁，第二季貴賓廳轉碼數為四十二億六千多萬美元（折合約三百三十二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十九點九億美元（折合約一百五十五億港元）增長逾倍。
澳門賭權由○二年開放後，雖然有多家大型賭場相繼落成，但都是由何鴻燊的澳博及威尼斯人的金沙分庭抗禮，隨下月六日永利渡假村（澳門）正式開幕，澳門博彩業將會真正實現三分天下，博彩業的競爭將更形白熱化。
買定花生等睇戲先~~~ X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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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搶客澳博慘淡何鴻燊發爛渣「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
【太陽報專訊】澳門賭權自○二年三分天下以來，一向自信心爆棚、聲言未驚過的澳門賭王何鴻燊昨日首次認輸，他透露佔澳博賭場七成收益的貴賓廳業績，因惡性競爭隨時有五十間瀕臨關閉，他直斥是被對手美資威尼斯人的金沙賭場以高回佣制度搶客趕絕，澳博單以今年上半年貴賓廳業績已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何鴻燊更語帶雙關說：「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
過去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並不擔心賭權開放造成競爭、認為對澳博全無威脅的賭王何鴻燊，昨日出席澳門一個捐款活動時首次變臉，他承認澳門博彩業已出現了惡性競爭，因金沙賭場貴賓廳由今個月起向中介人提供高回佣制度搶客，令澳博有三分一（約五十間）的貴賓廳面臨倒閉或破產，約有數千名員工受影響。而澳博今年上半年貴賓廳業績已比去年同期下跌約兩成。
金沙高回佣吸客
何鴻燊炮轟金沙賭場：「你（金沙）一開始就惡性競爭，唔係幾好，你地出咁高回佣趕絕我地貴賓廳，你唔好以為澳門咁和平。澳門博彩業最緊要和平穩定，大家有得撈，老實講，D錢又唔係你得晒既，你都係打工，趕盡殺絕有咩意思！你惡意到咁我好唔高興。」
據悉，澳博賭廳現時給予博彩中介人（包括疊碼仔）百分之零點八回佣，即換一百萬元泥碼有八千元回佣，但金沙卻給予一萬三千元，較澳博多了五成多，令中介人改帶客到金沙。
50貴賓廳瀕結業
何鴻燊表示，受影響的五十間貴賓廳廳主已向澳博反映無生意，今年首七個月整體業績亦有所下降。據博彩業人士估計，澳博的收入有七成是來自貴賓廳，若澳博五十個貴賓廳最終因生意淡泊結業，年收入將損失數以十億元計。為急謀對策，何鴻燊透露最近與金沙集團高層會面，希望取消高回佣制度，他同時希望澳門特區政府介入作適當協調。他又表示正籌備的澳門博彩總商會除金沙外，其他博彩營運商都贊成該會成立，他希望通過成立該會令澳門博彩業和平共處。
根據澳門政府今年初的公布資料顯示，金沙賭場去年的業績較前年上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反而澳博未見有明顯增長。最近澳門博彩當局又公布今年首七個月的整體博彩總收入為二百九十四億澳門元，較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四。
金沙較早前公布業績，單是今年的第二季，收入已達二十四億五千萬澳門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超過五成，貴賓廳的業務亦增長強勁，第二季貴賓廳轉碼數為四十二億六千多萬美元（折合約三百三十二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十九點九億美元（折合約一百五十五億港元）增長逾倍。
澳門賭權由○二年開放後，雖然有多家大型賭場相繼落成，但都是由何鴻燊的澳博及威尼斯人的金沙分庭抗禮，隨下月六日永利渡假村（澳門）正式開幕，澳門博彩業將會真正實現三分天下，博彩業的競爭將更形白熱化。
截聽天幕人畜鬼無倖免
畜牲如有腦袋就不會甘心做奴材，牠一生只懂向主子表忠來換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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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聽天幕人畜鬼無倖免
陶傑
通訊監截偷聽法例，在立法會通過，泛民二百多項修訂全數否決，保皇黨得意洋洋，一名親中議員大呼，就是要寸步不移，不容泛民「破壞治安」。
特府此一條例，由法官有限仲裁，保安局局長明言，只針對治安問題，不會涉及政治。
一般人或以為，即使涉及政治監聽，特府引此法例，只會偷截泛民中人的電話，查找泛民人士有沒有與美國人通訊，接受「外國勢力」策劃，部署如何推動普選。
然而，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特首，不會重點截聽泛民主派，因為泛民主派對此早已警覺，今後五年，決不會用電話來交換「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顏色革命」重要情報。泛民議員在電話中，最多只會討論一下草案的投票意向，以及黨內「大哥大」與新上位少壯派人物背後「互篤」的八卦流言。這類情報，即使截聽了，對於一名特首，也沒有甚麼重大的戰略價值。
中國人社會，一個團夥，真正的敵人，永遠在自己這一邊。例如，在自己這一方，為何莫名其妙地出現了一個「香港李登輝」的指摘，或「葉劉回港可以有效制衡曾蔭權」的耳語？或者某些表面保皇的政要，平時亟謀訪京「會見領導人」，所為何事，有何對特首不利的小報告要上稟？凡此所引起的疑竇，更需要一個「強政勵治」的特首在本地掌控通訊情報。正如當年的雍正皇帝登位前，豢養一批內宮侍衞，收集情報，也是隔牆有耳地到處竊聽，但竊聽的對象，在紫禁城內外，肯定不是甚麼反清復明的志士，而是在康熙父皇面前恃寵生驕、密謀與己奪位的十四皇爺、二皇爺、八貝勒等宮廷內敵。
即使截聽通訊只用於「治安」範圍，那麼請問：的士司機醞釀罷駛，巴士司機要求加薪而發動慢駛示威，一旦形成港九交通大癱瘓，是不是一個治安問題？如果是，那麼這等交通工潮，幕後有沒有工聯會或職工盟的政治勢力在教唆？一個「強政勵治」的政府，遇上這類工潮，包括九鐵交通事件高層譁變之類，為了洞燭機先，掌控大局，讓心戰室有足夠時間沙盤堆演，危機管理，從容化妝出擊，這類事件的台前幕後有關人等，不可能沒有議員，不分「嫻姐」還是「人哥」，當然也要及時監聽其通訊。
因此，通訊偷聽法例，在立法會只是「保皇」與「泛民」黑白分明的對抗，實令人莫名其妙。因為偷聽電話一旦政治化，絕不會有一張「親疏有別」的名單，即凡愛國愛港者絕對不監聽，凡泛民議員皆無一倖免。政治如果是粵語殘片關德興與石堅這兩張忠奸分明，讓三歲小孩「一睇就明」的臉譜之低Ｂ簡單，「政治家」就不會是如此艱辛深奧的專業。親中陣營和自由黨支持條例通過，舉手如此堅定，面部表情如此之忠貞，一面大罵泛民主派，其三歲純真之情，實在感人肺腑。
截聽通訊，「不涉政治」，但特區已進入高度政治化時代。上從徵收銷售稅，下至打劫銀行，無一不可以成為政治。例如陳方安生胞兄牽涉的「空屋艷骨案」，明明只是一宗「屍體發現案」，卻扯上了陳太之仕途名譽，請問這是不是政治？案中主角方曼生與胞妹陳太之手機通訊如被竊聽，這是政治問題還是治安罪案問題？
社會反智，一項法案的爭議，必然一併愚昧，保皇黨隨時「作法自激死」。此中真諦，又豈是立法會一個「哨牙仔」的卡通臉譜能道盡其中的娛樂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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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聽天幕人畜鬼無倖免
陶傑
通訊監截偷聽法例，在立法會通過，泛民二百多項修訂全數否決，保皇黨得意洋洋，一名親中議員大呼，就是要寸步不移，不容泛民「破壞治安」。
特府此一條例，由法官有限仲裁，保安局局長明言，只針對治安問題，不會涉及政治。
一般人或以為，即使涉及政治監聽，特府引此法例，只會偷截泛民中人的電話，查找泛民人士有沒有與美國人通訊，接受「外國勢力」策劃，部署如何推動普選。
然而，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特首，不會重點截聽泛民主派，因為泛民主派對此早已警覺，今後五年，決不會用電話來交換「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顏色革命」重要情報。泛民議員在電話中，最多只會討論一下草案的投票意向，以及黨內「大哥大」與新上位少壯派人物背後「互篤」的八卦流言。這類情報，即使截聽了，對於一名特首，也沒有甚麼重大的戰略價值。
中國人社會，一個團夥，真正的敵人，永遠在自己這一邊。例如，在自己這一方，為何莫名其妙地出現了一個「香港李登輝」的指摘，或「葉劉回港可以有效制衡曾蔭權」的耳語？或者某些表面保皇的政要，平時亟謀訪京「會見領導人」，所為何事，有何對特首不利的小報告要上稟？凡此所引起的疑竇，更需要一個「強政勵治」的特首在本地掌控通訊情報。正如當年的雍正皇帝登位前，豢養一批內宮侍衞，收集情報，也是隔牆有耳地到處竊聽，但竊聽的對象，在紫禁城內外，肯定不是甚麼反清復明的志士，而是在康熙父皇面前恃寵生驕、密謀與己奪位的十四皇爺、二皇爺、八貝勒等宮廷內敵。
即使截聽通訊只用於「治安」範圍，那麼請問：的士司機醞釀罷駛，巴士司機要求加薪而發動慢駛示威，一旦形成港九交通大癱瘓，是不是一個治安問題？如果是，那麼這等交通工潮，幕後有沒有工聯會或職工盟的政治勢力在教唆？一個「強政勵治」的政府，遇上這類工潮，包括九鐵交通事件高層譁變之類，為了洞燭機先，掌控大局，讓心戰室有足夠時間沙盤堆演，危機管理，從容化妝出擊，這類事件的台前幕後有關人等，不可能沒有議員，不分「嫻姐」還是「人哥」，當然也要及時監聽其通訊。
因此，通訊偷聽法例，在立法會只是「保皇」與「泛民」黑白分明的對抗，實令人莫名其妙。因為偷聽電話一旦政治化，絕不會有一張「親疏有別」的名單，即凡愛國愛港者絕對不監聽，凡泛民議員皆無一倖免。政治如果是粵語殘片關德興與石堅這兩張忠奸分明，讓三歲小孩「一睇就明」的臉譜之低Ｂ簡單，「政治家」就不會是如此艱辛深奧的專業。親中陣營和自由黨支持條例通過，舉手如此堅定，面部表情如此之忠貞，一面大罵泛民主派，其三歲純真之情，實在感人肺腑。
截聽通訊，「不涉政治」，但特區已進入高度政治化時代。上從徵收銷售稅，下至打劫銀行，無一不可以成為政治。例如陳方安生胞兄牽涉的「空屋艷骨案」，明明只是一宗「屍體發現案」，卻扯上了陳太之仕途名譽，請問這是不是政治？案中主角方曼生與胞妹陳太之手機通訊如被竊聽，這是政治問題還是治安罪案問題？
社會反智，一項法案的爭議，必然一併愚昧，保皇黨隨時「作法自激死」。此中真諦，又豈是立法會一個「哨牙仔」的卡通臉譜能道盡其中的娛樂諧趣？
語言無味的「文選」
中國人儒毒遺禍，竟然可以生根於中共領導層，實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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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語言無味的「文選」
已去世的中國老報人、《文匯報》創辦者徐鑄成，在一九八○年訪港時，曾與筆者談到一段小掌故。掌故的主角是羅竹風，文革前他是上海出版局局長。此人文采斐然，一九一一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在中共軍隊工作。
話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軍向國民黨軍發動淮海戰役，其時羅竹風為人民解放軍寫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篇文章經毛澤東「御覽」後，就作為毛為解放軍寫的廣播稿。中共建國後，這篇文章就作為毛的文章收到大陸的中學教科書中。文革爆發，羅竹風被打成走資派，紅衞兵鬥爭他的時候，要他讀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意思是要他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投降。羅竹風拿著原是自己寫的這篇文章，怎麼樣也讀不出來，因為自己怎麼敦促自己投降呢？
文革怪事甚多，這件事卻似乎從未報道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即使像毛澤東這樣能寫能吟、文采風流的人物，他的選集中所收的也有不少並非他寫的文章。在中共黨的鐵紀律之下，許多黨員幹部寫文章都是黨組織下的產物，產品既不代表自己，也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黨的。黨要怎麼用就怎麼用，要放在誰的名下就放在誰的名下，黨員只有服從組織，哪有個人？毛可以用解放軍的名義、用報紙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文章，也可以把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
然而，儘管毛可以把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但卻要經過他的法眼。由於他本人能文善墨，所以經他挑選而進入他的選集的文章，至少在文采上是很可觀的。而且在那個時代，還真有不少懷抱理想、願為國為民為理想而奉獻的文士，能夠而且心甘情願為黨寫出情文並茂的文章，所以《毛選》中有無道理且不說，至少文章具可讀性。
民主國家當一個政治領袖，主要是在人民授權之下，懂得權利與義務的分際。然而，中國自古以來的專權政治，當一個領袖，講的不是權利義務，而是要以「三立」來建立不朽。「三立」者，《左傳》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三立」。因此，中共每一個「核心」領袖，都要出一本文集。最有文采的毛澤東反而較謙虛，只稱為「選集」，其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都稱為「文選」，現在江澤民出的也是三卷「文選」。「選集」與「文選」，是不太一樣的。「選集」只「選」而已，「文選」則有古之《文選》為鑑，總要是帶點文采的文章。而偏偏幾個領袖人物中，僅僅毛獨具文采，其他人的文章，都不具可讀性。而江澤民的講話、公開發表的文章，更是乾癟癟，別說文采，簡直可以說難以讓人讀下去。就以被中共收進黨章的「三個代表」來說，最先出現的「三個代表」原文，是幾十個字讓人讀得氣也喘不過來的長句子。其後才把這個長句分成三個分句。以內容來說，第一句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共內部有人就私下提出來：中國絕大部份地區都是生產力相當落後的，難道這些落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共就不要去代表了？
《江文選》中的文，自然絕大部份不是他本人執筆的，但這本文選的出版，卻可以讓我們看到，到了江這一代「核心」，代筆的寫手中，也不再有羅竹風這一類文情並茂的人才了。理想已消失，情感不再現，文字也乾枯可憐，用毛澤東的話，實在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如此「立言」，真是有辱中國專權政治的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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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語言無味的「文選」
已去世的中國老報人、《文匯報》創辦者徐鑄成，在一九八○年訪港時，曾與筆者談到一段小掌故。掌故的主角是羅竹風，文革前他是上海出版局局長。此人文采斐然，一九一一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在中共軍隊工作。
話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軍向國民黨軍發動淮海戰役，其時羅竹風為人民解放軍寫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篇文章經毛澤東「御覽」後，就作為毛為解放軍寫的廣播稿。中共建國後，這篇文章就作為毛的文章收到大陸的中學教科書中。文革爆發，羅竹風被打成走資派，紅衞兵鬥爭他的時候，要他讀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意思是要他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投降。羅竹風拿著原是自己寫的這篇文章，怎麼樣也讀不出來，因為自己怎麼敦促自己投降呢？
文革怪事甚多，這件事卻似乎從未報道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即使像毛澤東這樣能寫能吟、文采風流的人物，他的選集中所收的也有不少並非他寫的文章。在中共黨的鐵紀律之下，許多黨員幹部寫文章都是黨組織下的產物，產品既不代表自己，也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黨的。黨要怎麼用就怎麼用，要放在誰的名下就放在誰的名下，黨員只有服從組織，哪有個人？毛可以用解放軍的名義、用報紙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文章，也可以把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
然而，儘管毛可以把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但卻要經過他的法眼。由於他本人能文善墨，所以經他挑選而進入他的選集的文章，至少在文采上是很可觀的。而且在那個時代，還真有不少懷抱理想、願為國為民為理想而奉獻的文士，能夠而且心甘情願為黨寫出情文並茂的文章，所以《毛選》中有無道理且不說，至少文章具可讀性。
民主國家當一個政治領袖，主要是在人民授權之下，懂得權利與義務的分際。然而，中國自古以來的專權政治，當一個領袖，講的不是權利義務，而是要以「三立」來建立不朽。「三立」者，《左傳》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三立」。因此，中共每一個「核心」領袖，都要出一本文集。最有文采的毛澤東反而較謙虛，只稱為「選集」，其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都稱為「文選」，現在江澤民出的也是三卷「文選」。「選集」與「文選」，是不太一樣的。「選集」只「選」而已，「文選」則有古之《文選》為鑑，總要是帶點文采的文章。而偏偏幾個領袖人物中，僅僅毛獨具文采，其他人的文章，都不具可讀性。而江澤民的講話、公開發表的文章，更是乾癟癟，別說文采，簡直可以說難以讓人讀下去。就以被中共收進黨章的「三個代表」來說，最先出現的「三個代表」原文，是幾十個字讓人讀得氣也喘不過來的長句子。其後才把這個長句分成三個分句。以內容來說，第一句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共內部有人就私下提出來：中國絕大部份地區都是生產力相當落後的，難道這些落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共就不要去代表了？
《江文選》中的文，自然絕大部份不是他本人執筆的，但這本文選的出版，卻可以讓我們看到，到了江這一代「核心」，代筆的寫手中，也不再有羅竹風這一類文情並茂的人才了。理想已消失，情感不再現，文字也乾枯可憐，用毛澤東的話，實在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如此「立言」，真是有辱中國專權政治的列祖列宗。
Thursday, August 10, 2006
亞洲人比西歐人勤力50天
點解要咁"勤力"~~
http://hk.news.yahoo.com/060809/12/1r4mk.html
亞洲人比西歐人勤力50天
(明報) 08月 10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瑞士銀行對全球71個城市消費能力的調查報告指出，奧斯陸、倫敦及哥本哈根是全球生活費最高的城市﹔反映消費能力的淨薪酬（即扣除交稅、社會福利保障費用等因素後的收入），頭三位分別為蘇黎世、日內瓦及都柏林，香港在這兩項數據中，分別排名27及45。
每3年進行的「價格及收入」調查，針對71個城市的商品及服務價格、薪酬、減薪情及工作時間，和消費能力作研究，得出上述結果。
根據調查，5個全球薪酬最高的城市，本應是哥本哈根、奧斯陸、蘇黎世、日內瓦及紐約，但由於北歐及德國城市的稅率及社會保障費用較高，令蘇黎世、日內瓦和都柏林，成為消費能力最強的城市。
調查亦發現，亞洲地區的薪酬差距最大，亞洲區居民需以較長的工時來彌補較低的消費能力，每年工時較西歐人超出近50天。
http://hk.news.yahoo.com/060809/12/1r4mk.html
亞洲人比西歐人勤力50天
(明報) 08月 10日 星期四 05:05AM
【明報專訊】瑞士銀行對全球71個城市消費能力的調查報告指出，奧斯陸、倫敦及哥本哈根是全球生活費最高的城市﹔反映消費能力的淨薪酬（即扣除交稅、社會福利保障費用等因素後的收入），頭三位分別為蘇黎世、日內瓦及都柏林，香港在這兩項數據中，分別排名27及45。
每3年進行的「價格及收入」調查，針對71個城市的商品及服務價格、薪酬、減薪情及工作時間，和消費能力作研究，得出上述結果。
根據調查，5個全球薪酬最高的城市，本應是哥本哈根、奧斯陸、蘇黎世、日內瓦及紐約，但由於北歐及德國城市的稅率及社會保障費用較高，令蘇黎世、日內瓦和都柏林，成為消費能力最強的城市。
調查亦發現，亞洲地區的薪酬差距最大，亞洲區居民需以較長的工時來彌補較低的消費能力，每年工時較西歐人超出近50天。
安全與自由
李怡專欄：安全與自由
劉江華議員大義凜然地說，「議會甚麼都可以玩，香港治安不能玩。如果連治安都玩，反對派議員是罪大惡極。」
他所說的「玩」，自然是指就治安問題的討論與對新治安法例的否定。若治安問題不容討論的話，那麼全世界大部份議會所作的許多討論都沒有意義、甚至都應該休兵了。因為任何牽涉治安、安全的法律，都與公民的自由與隱私權有關。全世界大部份議會，討論甚麼安全法例、「愛國者法案」，也都在公民的自由與人權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美國在「九一一」以後，制訂的《愛國者法案》，多年來在國會爭議不止。去年底，美國參議院否決了這個議案的延期，原因是這法案授權美國國家安全署在沒有法庭許可的情況下，對美國公民進行竊聽。美國各地有上百個司法管轄區頒布決議和法令，譴責《愛國者法案》對民權構成的侵犯。今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的若干修訂。在美國遭到「九一一」襲擊、國家安全受到高度關注的情況下，與人民自由、隱私有關的法案尚且一波三折地在國會爭議。反對這個法案的議員是否也「罪大惡極」？
倘若涉及治安問題的法案在議會不容爭論，那麼像中國大陸那樣，隨時可以通過一個《從嚴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的法案，原有關於依法律去判刑的法例就全部失效。倘若涉及治安問題是不容討論的話，那麼只要政府頒布任何法律即可，又何須立法會討論通過呢？今天可以頒布「監聽法例」，明天可以頒布政府有權截取市民彼此通信的法案，後天可以頒布禁制傳媒就治安問題發表意見的法案，因為這一類的法案都同治安有關，反對這類法案的人都「罪大惡極」。
安全與自由，任何時候都是社會上爭論最多的問題。困在獸籠、鳥籠的動物最安全，而進入叢林和飛進天空中的鳥獸就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所有的鳥獸都渴望在天空翱翔，在叢林奔跑，而不願居住在籠中。
人類的社會也是這樣。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人民的安全照顧甚周，但同時也控制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自由，但由於極少數人不尊重他人的自由而出現一些「因自由而帶來的犯罪」，因此有需要立法以維護人民的安全。然而，在安全與自由的平衡問題上，長期在不同社會都存在爭議，例如美國關於私人可以擁有槍械的合法化問題，都一直以來爭議不休。
倘若支持政府關於《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保皇派議員，能夠就各國歷來關於安全與自由的種種法案的討論，來提出他們的論據，那麼筆者至少對他們還有半點尊重。然而，不聽反對者的意見，只是做投票機器，並以治安問題不容討論的態度表示他們是如何關心市民的安全，那就是自承是「無知」加「無恥」的二無部隊。
安全與自由，應以何者為優先考慮的原則呢？英國著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曾因寫了小說《魔鬼詩篇》，而被伊朗宗教領袖霍米尼向全球伊斯蘭徒下達「追殺令」。魯西迪被迫匿藏相當長的時間。○一年「九一一」後，住在紐約的魯西迪寫文章說：「民主必須光明正大。在安全與自由出現矛盾的時候，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站在自由這一邊，即使錯了也不後悔。」對於恐怖主義，他說，「不要被恐懼所支配，即使你害怕。」
生活在對人民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外來的恐怖主義，而是來自極權政府的情況下，爭取自由與爭取安全，已變成是同一課題了。人們對「監聽法例」的擔心，正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專權政治的「一國」之下的「兩制」中。
劉江華議員大義凜然地說，「議會甚麼都可以玩，香港治安不能玩。如果連治安都玩，反對派議員是罪大惡極。」
他所說的「玩」，自然是指就治安問題的討論與對新治安法例的否定。若治安問題不容討論的話，那麼全世界大部份議會所作的許多討論都沒有意義、甚至都應該休兵了。因為任何牽涉治安、安全的法律，都與公民的自由與隱私權有關。全世界大部份議會，討論甚麼安全法例、「愛國者法案」，也都在公民的自由與人權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美國在「九一一」以後，制訂的《愛國者法案》，多年來在國會爭議不止。去年底，美國參議院否決了這個議案的延期，原因是這法案授權美國國家安全署在沒有法庭許可的情況下，對美國公民進行竊聽。美國各地有上百個司法管轄區頒布決議和法令，譴責《愛國者法案》對民權構成的侵犯。今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的若干修訂。在美國遭到「九一一」襲擊、國家安全受到高度關注的情況下，與人民自由、隱私有關的法案尚且一波三折地在國會爭議。反對這個法案的議員是否也「罪大惡極」？
倘若涉及治安問題的法案在議會不容爭論，那麼像中國大陸那樣，隨時可以通過一個《從嚴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的法案，原有關於依法律去判刑的法例就全部失效。倘若涉及治安問題是不容討論的話，那麼只要政府頒布任何法律即可，又何須立法會討論通過呢？今天可以頒布「監聽法例」，明天可以頒布政府有權截取市民彼此通信的法案，後天可以頒布禁制傳媒就治安問題發表意見的法案，因為這一類的法案都同治安有關，反對這類法案的人都「罪大惡極」。
安全與自由，任何時候都是社會上爭論最多的問題。困在獸籠、鳥籠的動物最安全，而進入叢林和飛進天空中的鳥獸就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所有的鳥獸都渴望在天空翱翔，在叢林奔跑，而不願居住在籠中。
人類的社會也是這樣。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人民的安全照顧甚周，但同時也控制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自由，但由於極少數人不尊重他人的自由而出現一些「因自由而帶來的犯罪」，因此有需要立法以維護人民的安全。然而，在安全與自由的平衡問題上，長期在不同社會都存在爭議，例如美國關於私人可以擁有槍械的合法化問題，都一直以來爭議不休。
倘若支持政府關於《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保皇派議員，能夠就各國歷來關於安全與自由的種種法案的討論，來提出他們的論據，那麼筆者至少對他們還有半點尊重。然而，不聽反對者的意見，只是做投票機器，並以治安問題不容討論的態度表示他們是如何關心市民的安全，那就是自承是「無知」加「無恥」的二無部隊。
安全與自由，應以何者為優先考慮的原則呢？英國著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曾因寫了小說《魔鬼詩篇》，而被伊朗宗教領袖霍米尼向全球伊斯蘭徒下達「追殺令」。魯西迪被迫匿藏相當長的時間。○一年「九一一」後，住在紐約的魯西迪寫文章說：「民主必須光明正大。在安全與自由出現矛盾的時候，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站在自由這一邊，即使錯了也不後悔。」對於恐怖主義，他說，「不要被恐懼所支配，即使你害怕。」
生活在對人民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外來的恐怖主義，而是來自極權政府的情況下，爭取自由與爭取安全，已變成是同一課題了。人們對「監聽法例」的擔心，正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專權政治的「一國」之下的「兩制」中。
美發現大閘蟹恐影響生態
中西有別~~~ 美國人就驚影響生態~~~~
俾中國人一定話 : 正~好味~~多多都同你食哂佢!!!
http://hk.news.yahoo.com/060809/12/1r459.html
美發現大閘蟹恐影響生態
美國弗吉尼亞州切薩皮克灣地區又發現了一隻大閘蟹。專家憂慮外來蟹危及本土蟹生存，破壞生態系統。
《華盛頓郵報》報道，美科學家鑒定了被發現的大閘蟹，目前還不清楚它與６月份在當地發現的第一隻大閘蟹是否有關聯。
美國漁業專家說，先後發現的兩隻大閘蟹均為成年公蟹，如果它們是通過船舶中的壓艙水到達這裡後長大的，那麼很可能還有更多大閘蟹未被發現。
大閘蟹又名河蟹，學名中華絨螯蟹，由於其螯上有密集的絨毛而得名。它以水中的小虫及甲殼類動物為食，適當條件下能大量繁殖。
當地的漁業專家認為，大閘蟹與美國當地的一種藍蟹在捕食、產卵地等方面均類似，很可能擠佔藍蟹生存空間，而藍蟹為灣區的「招牌蟹」，是當地最暢銷的水產品。另外，一旦大閘蟹在此繁衍開去，灣區本就數量不足的牡蠣可能也被掃盪一空。
過去幾十年中，英國、德國、加拿大和美國加州等地都發現了外來大閘蟹，大部分是在船舶壓艙水中被帶到當地的。
俾中國人一定話 : 正~好味~~多多都同你食哂佢!!!
http://hk.news.yahoo.com/060809/12/1r459.html
美發現大閘蟹恐影響生態
美國弗吉尼亞州切薩皮克灣地區又發現了一隻大閘蟹。專家憂慮外來蟹危及本土蟹生存，破壞生態系統。
《華盛頓郵報》報道，美科學家鑒定了被發現的大閘蟹，目前還不清楚它與６月份在當地發現的第一隻大閘蟹是否有關聯。
美國漁業專家說，先後發現的兩隻大閘蟹均為成年公蟹，如果它們是通過船舶中的壓艙水到達這裡後長大的，那麼很可能還有更多大閘蟹未被發現。
大閘蟹又名河蟹，學名中華絨螯蟹，由於其螯上有密集的絨毛而得名。它以水中的小虫及甲殼類動物為食，適當條件下能大量繁殖。
當地的漁業專家認為，大閘蟹與美國當地的一種藍蟹在捕食、產卵地等方面均類似，很可能擠佔藍蟹生存空間，而藍蟹為灣區的「招牌蟹」，是當地最暢銷的水產品。另外，一旦大閘蟹在此繁衍開去，灣區本就數量不足的牡蠣可能也被掃盪一空。
過去幾十年中，英國、德國、加拿大和美國加州等地都發現了外來大閘蟹，大部分是在船舶壓艙水中被帶到當地的。
Wednesday, August 09, 2006
達賴稱接班人須為流亡藏人
西藏文化的沒落是誰的責任呢 ?
http://hk.news.yahoo.com/060808/12/1r30g.html
【明報專訊】「美國之音」昨日報道，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告訴印度媒體，他現在已經半退休，正認真思考繼承人選。他說，繼承者必須來自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社區，但同時必須為所有西藏人民接受。西藏外事部門官員回應本報查詢時笑說，達賴「想得挺周到，但由不得他」。據悉，中央和西藏有關部門對達賴身後事問題，早有對策。
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發言人圖騰桑波前天（7日）告訴美國之音，自從2001年以民主方式選出首席部長後，達賴喇嘛就說自己是「半退休」，他說達賴正在思考繼承者的問題。達賴在自己的網站上表示，其職務是否繼續完全由西藏人民的希望決定，如果他過世，西藏人民將選出另外一名達賴喇嘛。
中國政府曾表示下任達賴喇嘛將出生於西藏，並由中國人選出。本報記者向西藏自治區政府外事部門官員查詢時，該不願具名的官員笑說，達賴「想得是很周到，但恐怕事情由不得他」。據透露，中央政府和西藏有關部門對達賴身後之事早有預案，絕不容許再出現班禪十世逝世後出現的「兩個轉世靈童」的問題。
http://hk.news.yahoo.com/060808/12/1r30g.html
【明報專訊】「美國之音」昨日報道，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告訴印度媒體，他現在已經半退休，正認真思考繼承人選。他說，繼承者必須來自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社區，但同時必須為所有西藏人民接受。西藏外事部門官員回應本報查詢時笑說，達賴「想得挺周到，但由不得他」。據悉，中央和西藏有關部門對達賴身後事問題，早有對策。
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發言人圖騰桑波前天（7日）告訴美國之音，自從2001年以民主方式選出首席部長後，達賴喇嘛就說自己是「半退休」，他說達賴正在思考繼承者的問題。達賴在自己的網站上表示，其職務是否繼續完全由西藏人民的希望決定，如果他過世，西藏人民將選出另外一名達賴喇嘛。
中國政府曾表示下任達賴喇嘛將出生於西藏，並由中國人選出。本報記者向西藏自治區政府外事部門官員查詢時，該不願具名的官員笑說，達賴「想得是很周到，但恐怕事情由不得他」。據透露，中央政府和西藏有關部門對達賴身後之事早有預案，絕不容許再出現班禪十世逝世後出現的「兩個轉世靈童」的問題。
Tuesday, August 08, 2006
看男人先看他的雙腳
真係高下立見~~~~ 幾個例子已經見到唔同視野~~~~
http://www.metrohk.com.hk/news.php?startDate=19072006&newscat=21&newsid=20063
看男人先看他的雙腳 -梁文道
很多人都認為要看一個男人，應該先看他腳上的一雙鞋。
同文梁穎妍上周就此發表了十分獨到的觀察，從鞋子看出不同男子的底蘊：「那天在銅鑼灣HMV穿著暗啞無光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對事物、對自己、對生活的要求的容忍度相當大，但大，並不代表高。若你稍微有所要求，都不會容忍自己看起來那麼殘殘舊舊、渾渾噩噩吧！那天在山頂停車場穿假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不穿真皮鞋的可能性有兩個：一是基於經濟因素，買不起真皮鞋也只好怪自己不努力多賺點錢，但等到出頭那天你仍可是wellheeled。但最怕你是那種根本連自己穿著人造皮甚至是穿完發臭的塑膠也不知道的男人！那天在太古廣場穿著蝕?鞋趕時間的男人啊！我想，你真的很辛苦吧！每天走來走去推銷貨品還是要趕巴士見客？能把鞋?穿得蝕的行業，大概都不會是天天坐在甲級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吧！」
抄下這麼一大段，是因為我完全同意，鞋子能夠說出一個男人的性格。例如我家附近街市裡一個鮮魚檔的老闆，他不穿膠靴，腳上踩的卻是一對人造皮涼鞋，檔上的污水總是滴流到腳趾縫間，黏黏膩膩，想必不太好受。但他永遠掛著一副誠懇笑容，每次見面都熱烈招呼，推薦好貨。
有一天我看見他正在收檔，正拿著水沖洗雙腳，太太領著一對孩子靜候一旁。原來穿涼鞋有這樣的好處，易潔方便。果然，他很快就清清爽爽地一手拖著一個小孩，有說有笑地走上回家的路。我問他自己也天天吃魚嗎？他幸福地說：「當然，我自己下廚。你問我的小孩，看他們喜歡不喜歡」。五歲的弟弟大聲搶答：「不喜！」還造了一個鬼臉。
又有一回看見一個電視特輯，拍的是個礦工。他和老鄉從河南到山西礦坑打工，出了礦難，老鄉慘死，老闆卻想隱藏消息，息事寧人，草草把屍體給埋了，還威脅倖存的活口。這名河南漢子趁夜挖出同鄉的遺體，身上無錢，人在異鄉又不知如何是好，竟然就用一口麻袋揹著鄉親走了幾百里趕回家。
事情抖出來之後，他對進來的記者說：「他是我帶出來的，我死也得把他帶回去」。硬錚錚一條鐵漢，腳上穿的卻根本看不出是甚麼了，滿是黑黑的泥灰。一個男人要走多遠的路才能成為一個男人？又要走過怎麼樣的路才能把鞋子穿成這樣呢？
我永難忘記的是甘地的一幀照片，他根本不穿鞋，一雙赤腳站在一群西裝革履前來談判的英國官員之間，格外顯眼。這雙腳曾經走過印度，帶著他的人民邁向海岸取鹽抗稅，縱有軍警棍棒交加，終也抵不住他們非暴力抵抗的決心。就是這一雙赤足，在大地之上展現了人間的道德力量可以偉大到甚麼程度。說回那張照片，我在英國紳士和甘地的腳上分別看到兩種不忍，那幫英國人容忍不了自己的儀表丟格；而甘地不能容忍的，是蒼
生的無助。
http://www.metrohk.com.hk/news.php?startDate=19072006&newscat=21&newsid=20063
看男人先看他的雙腳 -梁文道
很多人都認為要看一個男人，應該先看他腳上的一雙鞋。
同文梁穎妍上周就此發表了十分獨到的觀察，從鞋子看出不同男子的底蘊：「那天在銅鑼灣HMV穿著暗啞無光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對事物、對自己、對生活的要求的容忍度相當大，但大，並不代表高。若你稍微有所要求，都不會容忍自己看起來那麼殘殘舊舊、渾渾噩噩吧！那天在山頂停車場穿假皮鞋的男人啊！我想，你不穿真皮鞋的可能性有兩個：一是基於經濟因素，買不起真皮鞋也只好怪自己不努力多賺點錢，但等到出頭那天你仍可是wellheeled。但最怕你是那種根本連自己穿著人造皮甚至是穿完發臭的塑膠也不知道的男人！那天在太古廣場穿著蝕?鞋趕時間的男人啊！我想，你真的很辛苦吧！每天走來走去推銷貨品還是要趕巴士見客？能把鞋?穿得蝕的行業，大概都不會是天天坐在甲級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吧！」
抄下這麼一大段，是因為我完全同意，鞋子能夠說出一個男人的性格。例如我家附近街市裡一個鮮魚檔的老闆，他不穿膠靴，腳上踩的卻是一對人造皮涼鞋，檔上的污水總是滴流到腳趾縫間，黏黏膩膩，想必不太好受。但他永遠掛著一副誠懇笑容，每次見面都熱烈招呼，推薦好貨。
有一天我看見他正在收檔，正拿著水沖洗雙腳，太太領著一對孩子靜候一旁。原來穿涼鞋有這樣的好處，易潔方便。果然，他很快就清清爽爽地一手拖著一個小孩，有說有笑地走上回家的路。我問他自己也天天吃魚嗎？他幸福地說：「當然，我自己下廚。你問我的小孩，看他們喜歡不喜歡」。五歲的弟弟大聲搶答：「不喜！」還造了一個鬼臉。
又有一回看見一個電視特輯，拍的是個礦工。他和老鄉從河南到山西礦坑打工，出了礦難，老鄉慘死，老闆卻想隱藏消息，息事寧人，草草把屍體給埋了，還威脅倖存的活口。這名河南漢子趁夜挖出同鄉的遺體，身上無錢，人在異鄉又不知如何是好，竟然就用一口麻袋揹著鄉親走了幾百里趕回家。
事情抖出來之後，他對進來的記者說：「他是我帶出來的，我死也得把他帶回去」。硬錚錚一條鐵漢，腳上穿的卻根本看不出是甚麼了，滿是黑黑的泥灰。一個男人要走多遠的路才能成為一個男人？又要走過怎麼樣的路才能把鞋子穿成這樣呢？
我永難忘記的是甘地的一幀照片，他根本不穿鞋，一雙赤腳站在一群西裝革履前來談判的英國官員之間，格外顯眼。這雙腳曾經走過印度，帶著他的人民邁向海岸取鹽抗稅，縱有軍警棍棒交加，終也抵不住他們非暴力抵抗的決心。就是這一雙赤足，在大地之上展現了人間的道德力量可以偉大到甚麼程度。說回那張照片，我在英國紳士和甘地的腳上分別看到兩種不忍，那幫英國人容忍不了自己的儀表丟格；而甘地不能容忍的，是蒼
生的無助。
Monday, August 07, 2006
康德哲學淺說
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106.html
康德哲學淺說 韋漢傑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博士研究生
上次筆者簡介康德的生平，提到康德哲學的基礎之上醞釀著兩股巨大的文化力量：即自然科學與道德生活，由康德的知識論開出自然科學，由康德的道德哲學開出道德生活，亦提到康德藉著自由的道德世界，憑著道德信仰進入宗教或形而上(metaphysical)的領域。其實建立(或如何進入)形而上學(metaphysics)才是康德的終極目的。我們今次簡單介紹康德哲學的主要思想。
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
首先我們討論「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假使我們感覺到一物，例如我們見到一隻杯，它具有如此形狀、顏色等等，這些形相都是杯子呈現於我們面前的「現象」(phenomenon)，除了認知到如此形狀、顏色等等外，我們實在不能認知到那杯子本身(例如，我造夢夢見一隻有如此形狀、顏色的杯子，而杯子並不存在)。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相信有杯子本身的存在，但這只是我們的相信或信念，我們並不能證明杯子的存在。那杯子本身、自己或杯子在其自己，我們稱為杯子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我們憑著我們的感觸直覺或知性(understanding)，只能認知現象而不能認知物自身。「現象」對於我們有積極意義，因我們對此有直覺(即感觸直覺)，能認知故；「物自身」對於我們只有消極意義，因我們對此並無直覺，不能認知故。康德認為只有上帝才能認知物自身，因上帝對此有直覺，這即是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憑著智的直覺，上帝能認知物自身。現象屬於感觸界(sensible world)，而物自身則屬於智思界(intelligible world)。
我們以上提到的形而上學，就是要建立或進入智思界的意思，但我們只有感觸直覺，並無智的直覺，如何能建立智思界呢？
康德對純綷理性的批判
所謂對純綷理性的批判，即是確定其適用有效的範圍，康德對純綷理性的批判有兩方面的意義，在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或簡稱知性)面前，現象是客觀實在的，即知性在經驗現象範圍內是有效的，能成就(科學)知識；但物自身郤是一消極的觀念，即知性在物自身的範圍內是無效的，並不能認知物自身。
知性既不能建立智思界的形上學，康德則另闢途徑(即實踐理性的方法)來建立之，我們在下兩節將討論到。
現在我們討論知性如何建立(科學)知識的問題，問題是「現象是怎樣才成為客觀知識的」？特別是休模(Hume)所批評的因果律問題，即休模認為自然的現象界並無因果律(causality)，我們通常所謂的因果律只是我們主觀習慣的聯想(association)，例如我們今天看到太陽從東方昇起，明天看到太陽從東方昇起，我們就推論明天的明天太陽亦會從東方昇起，休模認為這沒有必然性，只是我們主觀習慣的聯想。對這些問題，康德的解答如下：現象是透過我們感觸直覺所提供的一些主觀形式條件(即時間與空間)、與及知性以十二範疇或純綷概念來標識、統思、認知此現象時，此現象才成為客觀的；十二範疇指「一、多、本體屬性、因果性、…」。按康德，時間空間為「心靈之主觀構造」，十二範疇則是先驗的形式概念，先驗者其根源非來自經驗，而是先於經驗，特別是由知性主體發出的概念來標識現象，使之成為客觀的現象。至於因果律的問題，休模說是主觀習慣的聯想，這是經驗習慣的聯想，康德把它轉成先驗的綜合(apriori synthesis)，即這種綜合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不是習慣的，而是我們思想的規律或模式，但根休模一樣，都是主觀地加上去的，休模說聯想，康德說綜合，客觀世界(的物自身)並沒有因果與時空，按康德，因果與時空都是我們認知事物之方式。
康德的道德哲學
康德認為在他以前的倫理學不是他律的，就是只具有相對的道德價值，即他們所說的善並不是無條件或無限制的(limitation)，例如以往的基督教倫理是他律的，因為上帝吩咐我們遵守誡命所以我們才遵守，又例如一些個性或氣質如勇敢、沉著等雖然是好的，但這些都不是絕對、無限制的，例如恐怖主義者的沉著會是更可怕的；因此康德認為除了一善的意志(good will)外，並無甚麼東西是絕對、無限制的善。善的意志既是絕對的善，其本身即是善(good in itself)，它也必然是自律的(autonomy)，即其本身即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我們也可以說這意志亦是自由的(free)，從「其本身即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一善的意志亦包含一理性：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或其自身即是實踐理性，這裏實踐理性即道德理性的意思。由於實踐理性是自律的，這些道德律則並不依賴於經驗(即這個現實世界)，例如自然科學的定律就是依賴於經驗，我們要觀察或做實驗後才能知道這些自然定律，因此實踐理性所發的道德律則是先驗的原理(apriori principle)。意志只有按照實踐理性所發出的道德律令或義務(duty)去行動，而不是因為其他的因素如性好等去行動，這樣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康德還補充說：「縱使有這樣情形發生，即：由於幸運之特別不眷顧，或由於繼母般之虐待惡遇，這意志必完全無力去完成其目的，即使盡其最大的努力，它亦仍毫無所成，此時只剩下了一個善的意志，…縱然如此，它也好似珠寶一樣，必仍以其自己之光而照耀，好似一在其自身即有全部價值者。」
道德形而上學(moral metaphysics)
上節我們只就倫理學討論道德哲學，現在我們以道德為基礎或方法來建立形上學。我們上面提到思辨理性或知性不能認知物自身，因此康德以道德為基礎或方法來接近形上學。上節提到的(自由)意志作為一自律的立法者(即實踐理性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若這意志按照此道德律則而行動，他即是一純綷的活動，因而他必須視自己為屬於智思界者；可是關於這智思界，他郤並無進一步的智識[1]。實踐理性比思辨理性更接近智思界，這是由於實踐理性更能單從自己產生觀念而顯出其活動性[2]。雖然我們視自由意志屬於智思界，實踐理性又比思辨理性更近智思界，但我們對自由意志並無清淅的直覺，無智的直覺故，自由意志始終是一「設準」(postulate)，而不能被證明。
又康德認為「自由」與「道德法則」是互相蘊含或相等的，這裏「道德法則」更準確地指「一無條件的實踐法則」[3]，所以我們應從道德法則開始，因我們對自由並無清楚的意識，但我們在實踐理性的運用時，我們對道德法則可以有直接清楚的意識，且(道德法則)是純綷理性的事實[4]。因我們對道德法則有直接的意識，「道德法則」與「自由」又是互相蘊含的，因此「自由這個理念為道德法則所顯露」[5]。
註釋：
[1]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101。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humanities/ph106.html
康德哲學淺說 韋漢傑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博士研究生
上次筆者簡介康德的生平，提到康德哲學的基礎之上醞釀著兩股巨大的文化力量：即自然科學與道德生活，由康德的知識論開出自然科學，由康德的道德哲學開出道德生活，亦提到康德藉著自由的道德世界，憑著道德信仰進入宗教或形而上(metaphysical)的領域。其實建立(或如何進入)形而上學(metaphysics)才是康德的終極目的。我們今次簡單介紹康德哲學的主要思想。
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
首先我們討論「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假使我們感覺到一物，例如我們見到一隻杯，它具有如此形狀、顏色等等，這些形相都是杯子呈現於我們面前的「現象」(phenomenon)，除了認知到如此形狀、顏色等等外，我們實在不能認知到那杯子本身(例如，我造夢夢見一隻有如此形狀、顏色的杯子，而杯子並不存在)。當然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相信有杯子本身的存在，但這只是我們的相信或信念，我們並不能證明杯子的存在。那杯子本身、自己或杯子在其自己，我們稱為杯子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我們憑著我們的感觸直覺或知性(understanding)，只能認知現象而不能認知物自身。「現象」對於我們有積極意義，因我們對此有直覺(即感觸直覺)，能認知故；「物自身」對於我們只有消極意義，因我們對此並無直覺，不能認知故。康德認為只有上帝才能認知物自身，因上帝對此有直覺，這即是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憑著智的直覺，上帝能認知物自身。現象屬於感觸界(sensible world)，而物自身則屬於智思界(intelligible world)。
我們以上提到的形而上學，就是要建立或進入智思界的意思，但我們只有感觸直覺，並無智的直覺，如何能建立智思界呢？
康德對純綷理性的批判
所謂對純綷理性的批判，即是確定其適用有效的範圍，康德對純綷理性的批判有兩方面的意義，在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或簡稱知性)面前，現象是客觀實在的，即知性在經驗現象範圍內是有效的，能成就(科學)知識；但物自身郤是一消極的觀念，即知性在物自身的範圍內是無效的，並不能認知物自身。
知性既不能建立智思界的形上學，康德則另闢途徑(即實踐理性的方法)來建立之，我們在下兩節將討論到。
現在我們討論知性如何建立(科學)知識的問題，問題是「現象是怎樣才成為客觀知識的」？特別是休模(Hume)所批評的因果律問題，即休模認為自然的現象界並無因果律(causality)，我們通常所謂的因果律只是我們主觀習慣的聯想(association)，例如我們今天看到太陽從東方昇起，明天看到太陽從東方昇起，我們就推論明天的明天太陽亦會從東方昇起，休模認為這沒有必然性，只是我們主觀習慣的聯想。對這些問題，康德的解答如下：現象是透過我們感觸直覺所提供的一些主觀形式條件(即時間與空間)、與及知性以十二範疇或純綷概念來標識、統思、認知此現象時，此現象才成為客觀的；十二範疇指「一、多、本體屬性、因果性、…」。按康德，時間空間為「心靈之主觀構造」，十二範疇則是先驗的形式概念，先驗者其根源非來自經驗，而是先於經驗，特別是由知性主體發出的概念來標識現象，使之成為客觀的現象。至於因果律的問題，休模說是主觀習慣的聯想，這是經驗習慣的聯想，康德把它轉成先驗的綜合(apriori synthesis)，即這種綜合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不是習慣的，而是我們思想的規律或模式，但根休模一樣，都是主觀地加上去的，休模說聯想，康德說綜合，客觀世界(的物自身)並沒有因果與時空，按康德，因果與時空都是我們認知事物之方式。
康德的道德哲學
康德認為在他以前的倫理學不是他律的，就是只具有相對的道德價值，即他們所說的善並不是無條件或無限制的(limitation)，例如以往的基督教倫理是他律的，因為上帝吩咐我們遵守誡命所以我們才遵守，又例如一些個性或氣質如勇敢、沉著等雖然是好的，但這些都不是絕對、無限制的，例如恐怖主義者的沉著會是更可怕的；因此康德認為除了一善的意志(good will)外，並無甚麼東西是絕對、無限制的善。善的意志既是絕對的善，其本身即是善(good in itself)，它也必然是自律的(autonomy)，即其本身即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我們也可以說這意志亦是自由的(free)，從「其本身即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一善的意志亦包含一理性：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或其自身即是實踐理性，這裏實踐理性即道德理性的意思。由於實踐理性是自律的，這些道德律則並不依賴於經驗(即這個現實世界)，例如自然科學的定律就是依賴於經驗，我們要觀察或做實驗後才能知道這些自然定律，因此實踐理性所發的道德律則是先驗的原理(apriori principle)。意志只有按照實踐理性所發出的道德律令或義務(duty)去行動，而不是因為其他的因素如性好等去行動，這樣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康德還補充說：「縱使有這樣情形發生，即：由於幸運之特別不眷顧，或由於繼母般之虐待惡遇，這意志必完全無力去完成其目的，即使盡其最大的努力，它亦仍毫無所成，此時只剩下了一個善的意志，…縱然如此，它也好似珠寶一樣，必仍以其自己之光而照耀，好似一在其自身即有全部價值者。」
道德形而上學(moral metaphysics)
上節我們只就倫理學討論道德哲學，現在我們以道德為基礎或方法來建立形上學。我們上面提到思辨理性或知性不能認知物自身，因此康德以道德為基礎或方法來接近形上學。上節提到的(自由)意志作為一自律的立法者(即實踐理性能提供自己以道德律則)，若這意志按照此道德律則而行動，他即是一純綷的活動，因而他必須視自己為屬於智思界者；可是關於這智思界，他郤並無進一步的智識[1]。實踐理性比思辨理性更接近智思界，這是由於實踐理性更能單從自己產生觀念而顯出其活動性[2]。雖然我們視自由意志屬於智思界，實踐理性又比思辨理性更近智思界，但我們對自由意志並無清淅的直覺，無智的直覺故，自由意志始終是一「設準」(postulate)，而不能被證明。
又康德認為「自由」與「道德法則」是互相蘊含或相等的，這裏「道德法則」更準確地指「一無條件的實踐法則」[3]，所以我們應從道德法則開始，因我們對自由並無清楚的意識，但我們在實踐理性的運用時，我們對道德法則可以有直接清楚的意識，且(道德法則)是純綷理性的事實[4]。因我們對道德法則有直接的意識，「道德法則」與「自由」又是互相蘊含的，因此「自由這個理念為道德法則所顯露」[5]。
註釋：
[1]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101。
不留修訂片甲！ 可有半點良知？
信報財經新聞 2006-08-07
時事評論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不留修訂片甲！ 可有半點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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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三開始，經過五十多小時夜以繼日的「辯論」，立法會終於三讀通過備受矚目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下稱《草案》）。主席范徐麗泰女士於周日凌晨二時多宣布會議結束時，特別感謝留守至最後一刻的政府官員和議員，當時民主派議士已無一在座，因為他們建議的全部修訂均遭否決，當定期廢止（日落）條款也不被採納後，他們便集體離場，以示憤慨。
行政長官曾蔭權事後表示，立法會通過的《草案》已取得各方平衡，並不擔心梁國雄議員所提出的司法覆核的挑戰。他強調新例較諸開明民主國家的情況，更能保障市民的利益及人權，請市民放心，因為有關法例同時監察執法人員，防止他們越權。
其實，這次在休會期間展開的立法會會議，收看有線電線第十台直播立法會會議的觀眾，都會深刻感受到它的「詭異性」。「保皇派」善辯之士作扭曲事實的無限上綱，詆毀「反對派」，而有關官員則「消極」頑抗，堅拒就修訂建議稍加辭色，單調的推搪，令筆者想起美國小說家、《白鯨記》作者梅維爾的短篇《巴圖比》的同名主角那句重複又重複的口頭禪：「我不喜歡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試圖修訂《草案》並加上「定期廢止條款」的泛民主派議員，他們殷切陳詞，除梁國雄曾作不邊際的高滔之論、扯得太遠外，涂謹申、吳靄儀、余若薇等的認真、堅持和專業態度，令人起敬。反觀多數時間離場，聞鈴聲「歸位」投票反對修訂的議員們，他們投票的目的非常明顯：「修訂條款一條也不能通過」是既定主意，再無他想。那些不願苟且行事、希望藉著修訂，避免「魔鬼藏在細節中」的議員們，他們下工夫、提建議、作修訂，換來的，是「反對派」的標籤，是「破壞治安」、「妨礙執法」；民主派議員根本不是反對立法，也不是不感到立此法例的迫切性，他們只不過是盡最後努力減少草率，即使所有修訂建議不獲接納，能有「定期廢止條款」作關卡，他們也會支持法例通過。可是他們的用心被官員及與其連氣的議員們視為「多事」兼「礙事」而受盡「排擠」。
在知道無法打動政府及其代理人稍作讓步之後，泛民主派議員「萬念俱灰」，終於在周日凌晨集體離場，此舉不僅令這次會議不必通宵進行，更重要的是使「保皇派」可迅速以三十二張贊成票原封不動通過《草案》，以便今天刊憲。那究竟是行政長官的「強政勵治」得以貫徹、還是特區政府「厲行強政」的過猶不及？
《草案》立法的迫切性，人所共知。同情政府的議員傾向二話不說，立法彌補法律真空以免執法部門少了輔助執法的「秘密武器」；泛民主派議員則認為數以十計藏在細節中的「魔鬼」，必須修訂、剔除，因此不宜馬虎，即使時間緊迫，亦應傾力求其完整。
這樣的分歧，可說各有本心，並無惡意，亦無正反之分，若有公允的投票機制，爭取得失完全可以取決於不同意見議員的票數。但香港的投票機制，不論是立法會的還是大選舉團的，大部分成員的投票方向，都要等幕後人「吹雞（哨子）」，年多前董建華在千夫所指的情形下幾乎以全票當選連任，可說與周日凌晨通過《草案》是異曲同工！北京和香港政府得償所願，但投票機制的缺失充分暴露，為議會內的對抗、議會外的不和諧（泛民主派議員背後有大量選民支持）埋下惡因。
在府會同屬一黨（政府黨是議會的多數黨）的情形下，政府動員議員（黨鞭作用在此）強行通過提案，並非沒有先例，可是，雖然形勢比人強，執政黨在一些無關宏旨的條款上，仍會留有餘地，採納少數黨的修訂或補充，這是民主議會互相尊重的應有之義和「禮儀」。這種文明社會的常規，特區政府根本不屑一顧。為了在限期之內完成立法，行政長官親筆致函爭取圍內議員「堅其心志」，政務司司長以人盯人方式，把遠遊、或有業務在身的同路人逐個召回。「運籌帷幄」，幕後驚人使力，確保台前的「舉手機器」橫掃所有修訂建議，這種得勢不饒人的處理手法，對泛民主派可說極盡侮藐，他們嘗試「理喻」而無功，還受「保皇派」的惡言詆毀，其憤怒以至在明知結果的投票前集體「拂袖而去」，值得同情。
政府「厲行強政」，成功立法，可是卻突顯了立法會人事布局和投票機制的敗壞，亦與和諧社會的目標愈行愈遠……。
時事評論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不留修訂片甲！ 可有半點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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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周三開始，經過五十多小時夜以繼日的「辯論」，立法會終於三讀通過備受矚目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下稱《草案》）。主席范徐麗泰女士於周日凌晨二時多宣布會議結束時，特別感謝留守至最後一刻的政府官員和議員，當時民主派議士已無一在座，因為他們建議的全部修訂均遭否決，當定期廢止（日落）條款也不被採納後，他們便集體離場，以示憤慨。
行政長官曾蔭權事後表示，立法會通過的《草案》已取得各方平衡，並不擔心梁國雄議員所提出的司法覆核的挑戰。他強調新例較諸開明民主國家的情況，更能保障市民的利益及人權，請市民放心，因為有關法例同時監察執法人員，防止他們越權。
其實，這次在休會期間展開的立法會會議，收看有線電線第十台直播立法會會議的觀眾，都會深刻感受到它的「詭異性」。「保皇派」善辯之士作扭曲事實的無限上綱，詆毀「反對派」，而有關官員則「消極」頑抗，堅拒就修訂建議稍加辭色，單調的推搪，令筆者想起美國小說家、《白鯨記》作者梅維爾的短篇《巴圖比》的同名主角那句重複又重複的口頭禪：「我不喜歡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試圖修訂《草案》並加上「定期廢止條款」的泛民主派議員，他們殷切陳詞，除梁國雄曾作不邊際的高滔之論、扯得太遠外，涂謹申、吳靄儀、余若薇等的認真、堅持和專業態度，令人起敬。反觀多數時間離場，聞鈴聲「歸位」投票反對修訂的議員們，他們投票的目的非常明顯：「修訂條款一條也不能通過」是既定主意，再無他想。那些不願苟且行事、希望藉著修訂，避免「魔鬼藏在細節中」的議員們，他們下工夫、提建議、作修訂，換來的，是「反對派」的標籤，是「破壞治安」、「妨礙執法」；民主派議員根本不是反對立法，也不是不感到立此法例的迫切性，他們只不過是盡最後努力減少草率，即使所有修訂建議不獲接納，能有「定期廢止條款」作關卡，他們也會支持法例通過。可是他們的用心被官員及與其連氣的議員們視為「多事」兼「礙事」而受盡「排擠」。
在知道無法打動政府及其代理人稍作讓步之後，泛民主派議員「萬念俱灰」，終於在周日凌晨集體離場，此舉不僅令這次會議不必通宵進行，更重要的是使「保皇派」可迅速以三十二張贊成票原封不動通過《草案》，以便今天刊憲。那究竟是行政長官的「強政勵治」得以貫徹、還是特區政府「厲行強政」的過猶不及？
《草案》立法的迫切性，人所共知。同情政府的議員傾向二話不說，立法彌補法律真空以免執法部門少了輔助執法的「秘密武器」；泛民主派議員則認為數以十計藏在細節中的「魔鬼」，必須修訂、剔除，因此不宜馬虎，即使時間緊迫，亦應傾力求其完整。
這樣的分歧，可說各有本心，並無惡意，亦無正反之分，若有公允的投票機制，爭取得失完全可以取決於不同意見議員的票數。但香港的投票機制，不論是立法會的還是大選舉團的，大部分成員的投票方向，都要等幕後人「吹雞（哨子）」，年多前董建華在千夫所指的情形下幾乎以全票當選連任，可說與周日凌晨通過《草案》是異曲同工！北京和香港政府得償所願，但投票機制的缺失充分暴露，為議會內的對抗、議會外的不和諧（泛民主派議員背後有大量選民支持）埋下惡因。
在府會同屬一黨（政府黨是議會的多數黨）的情形下，政府動員議員（黨鞭作用在此）強行通過提案，並非沒有先例，可是，雖然形勢比人強，執政黨在一些無關宏旨的條款上，仍會留有餘地，採納少數黨的修訂或補充，這是民主議會互相尊重的應有之義和「禮儀」。這種文明社會的常規，特區政府根本不屑一顧。為了在限期之內完成立法，行政長官親筆致函爭取圍內議員「堅其心志」，政務司司長以人盯人方式，把遠遊、或有業務在身的同路人逐個召回。「運籌帷幄」，幕後驚人使力，確保台前的「舉手機器」橫掃所有修訂建議，這種得勢不饒人的處理手法，對泛民主派可說極盡侮藐，他們嘗試「理喻」而無功，還受「保皇派」的惡言詆毀，其憤怒以至在明知結果的投票前集體「拂袖而去」，值得同情。
政府「厲行強政」，成功立法，可是卻突顯了立法會人事布局和投票機制的敗壞，亦與和諧社會的目標愈行愈遠……。
Sunday, July 30, 2006
國際政治家的領袖人才通識寶典
星期天休息：國際政治家的領袖人才通識寶典
特區政府開創「副局長」職位，以「親疏有別」的方針，企圖用開創高薪厚職的方法「培養政治人才」。中國政府對「公務員治港」不盡信任，特區親中派更視公務員為「港英餘孽」的大本營。二○一二年普選的壓力，又因兩名退休女高官的吶喊而增加。曾蔭權未來五年，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完成「公務員治港」的過渡使命，為中國信任的政治勢力「培養治港人才」，換言之，曾蔭權要「為親中派作嫁衣裳」，把前「港英」教授公務員的一套管治心法，悉數交出來，傳授給「愛國愛港」一族，讓他們能全盤抄襲前「港英」的一套行政管治技術，配以「第一種忠誠」的一顆紅心，希望把經濟治理好，維港歸心，確保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則二○一二年才有普選的希望。
如此策略，「中學為體，英學為用」，不外又是洋務運動的小型翻版。中國和曾特府面臨的問題，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甚麼是「政治人才」？為甚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特別是戰後，英國人四斤兩撥千斤，由葛量洪到麥理浩，從尤德到彭定康，治理香港，有時如會烹盛宴，有時如清蒸點心，有時龍翻滄海，有時鯉躍淺河，或動或靜，總有不同的政治人才？只一味懷念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普選的安定繁榮而白流口水，是沒有用的，答案在彭定康的新著《非常政治家》裏。
彭定康的新作，是他交還香港主權、卸任末代港督之職後，回到英國先出掌北愛警務委員會、後派駐歐洲出任外事專員之後的傳記。像古今許多高大的人物，一生的成就能分成幾個時期：彭定康的牛津大學時代，據其自述，受美國政治的啟發甚深，成為「崇美者」（Americaphile），可謂其「美國時期」。大學畢業後加入保守黨，從競選議員到官拜內閣環境部大臣，直到選舉失去議席，可謂其「英倫時期」。奉派香港，與中國角力，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播種斯土，其穿便服「吃蛋撻」的親民作風，一度把一個心靈閉塞的殖民地市民看呆了眼，後來連中國領袖也下煤礦，到平民家裏包餃子而模仿，彭定康的影響力開始在亞洲發芽，治港五年，可謂其「遠東時期」。離開香港，處理歐洲事務，彭定康由一個黨務專家、地方督憲大員，晉身為國際事務的外交家，不但視野恢宏，洞見精闢，而且在今日布殊美國的極右翼國際戰略之中，代表了一股中庸理性的清流，彭定康雖然權位有限，他講的話，許多政要不敢不聽，當前的彭定康，處於繁花照眼、百河海匯的「全球時期」。讀彭定康的新著，很難不驚於作者的博學廣覽。無論家國時運，還是名人軼事，彭定康都喜歡引徵文學、歷史、神學、哲學的典故，不在炫耀，貴在與古人意會神交的一閃會心。
彭定康的新作，對國際的時人和過客，多有尖銳的批評，從舊上司戴卓爾夫人到當今首相貝理雅，但批評筆觸，力之所至，點擊精闢，正因為徵引的典故深博，令人口服心折，無話可說。例如他解釋英國的前途，為何難避入歐的景運。批駁戴卓爾夫人的「英國歐洲一體化必損英國主權論」，細論西方國際政治名詞的所謂「主權」定義，就絲絲入扣，條條著道，比起中國式的學舌曲解、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的詭辯，實有天淵之別。
一個國際級的政治家是怎樣誕生的？答案在彭定康前半部：牛津「美國時期」和保守黨「英倫時期」。一九六二年，彭定康入讀牛津貝利奧學院，這是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的母校。彭定康受麥美倫政治的啟蒙，又適逢甘迺迪的古巴飛彈危機和暗殺，彭定康憶述：「我崇拜麥美倫，但對於保守黨選出霍姆為領袖（註：後任英國外相，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推動英中建立正式邦交）感到可笑，對於威爾遜現代化的外表甚為傾倒」。然後彭定康得到了美國波士頓一個富豪古勵治贈出的遊學獎金，去美國遊學一年：「我想，這類獎學金的目的不止是拓闊我們的視野，而是為培養新一代親美者的投資，對於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個目的達到了」，彭定康在美國享盡特權：坐郵船渡大西洋，一上岸就得到一千美元旅行支票零用錢的餽贈，接受古勵治邀請到他的豪宅作客，然後到加州、阿拉巴馬、新奧爾良，最後，彭定康得到古勵治賞識，叫他留下來，協助共和黨為競選籌款，並指派一位管轄紐約城市歌劇團的德州律師成為彭定康的「貼身師傅」，彭定康說，這位叫舒雲的律師，「把一種叫政治的病毒感染給我，令我畢生無法在血液中戒掉」。
彭定康「美國時期」的自述，揭示了一個政治人才的配方：一、美國對全球的「和平演變」，不止針對敵對的獨裁國家，連英國的下一代也不放過；二、但只要本人自少有學養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彭定康不會成為美國的「走狗」，在彭定康派駐歐洲的「全球時期」，極力反對布殊進軍伊拉克，反對共和黨的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第三、英美雖然暗中勾心鬥角，正如彭定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斷向愛爾蘭獨立勢力提供資助，間接武裝了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利益構成巨大的危害，但英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都密切認同，彭定康這一類政治人才，西方英美文化版圖之內的產物，與中國宮廷和儒家文化絕緣。
特區政府想培養政治人才，其困局是無法確認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還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市。香港如果自認「面向國際」，則從政人才必須走「彭定康模式」的通識國際之路：博讀群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挑戰、遊走於歐美和全球一體化的潮流。
然而，中國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出現這類人才，因為中國恐懼美國在尋找代理人，推動「顏色革命」。因此，特區可以「培養」的「政治人才」必須是中國宮廷主奴模式：不必讀書進修、不可以獨立思考、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只須建立最高權力的人脈信任，出席京港兩地的酒會飯局，多進點馬場、打幾場高爾夫、對紅酒知識別有見地。服從「中國政治口腔飲食一體化」的高檔消費潮流。
兩種「人才」，中西有別，如實指出哪一種優越是真人才；哪一種低劣，出的是奴才，難免又不慎傷害了一些人極為脆弱的「民族感情」，不如由讀者自己發揮獨立思考自行判斷。但是，特區政府有自行選擇培訓哪一種「人才」的權利與自由，偏偏《基本法》又認同「最終實現普選」，而民主普選，非常不幸，又是以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為代表的英美核心價值中的核心，玩這一套遊戲，只有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一類的人才得勝，受國民的讚賞認同；一味只向皇帝宮廷盡忠說yes，同時又可以得到民意長久的認同，在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所在的國家，三百年來從未有過，不論香港在哪一年普選，或許香港目前和將來的特首，天資聰慧過人，可以在全世界開創先例，令堅持「經濟發展必須開導民主」的彭定康之流開開眼界，啞口無言，亦未可知。
然而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恐怕彭定康每一次來到華人社會，不但會被香港人視為「蛋撻偶像」，連中國政府也默默向他不斷偷師，二○○二年，彭定康訪問北京，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說，中方官員點題要求彭定康講一些「後意識形態時期」（Post-ideological age）的政治心得。彭定康馬上想到的是今日貝理雅政府背叛了工黨社會主義的信仰真空和「拿來主義」的經濟和外交路線，而中國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崩潰之後，中國舉國追求金錢物質，盲目「發展」的道德真空的危機。中國政府意識危機所在，想向彭定康「取經」，彭定康對中國講地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在提問時間，中國官員第一條問題，是政府加強開放，怎樣能遏止貪污和非法洗錢的活動。
然而，「取經」容易，換一副腦筋很難。佛教大舉傳入中國，不僅是玄奘當年向印度取了經，而且回國後被奉為上賓，唐太宗胸襟開放，佛教融入中國，儒、佛、道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自從東漢之後，佛教一度也備受迫害，三武滅佛、火燒少林，正如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前以「千古罪人」、「婊子」、「毒蛇」一類市井詞彙「百批彭定康」，然而佛教最終都為迂腐的儒家文化平添春色。彭定康每次訪問香港，固然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引起許多中國政敵咬牙切齒的妒恨，但對於中國人，彭定康的「遠東時期」將證明對中國的前途有潛隱深遠的影響，雖然這個時期，正如之於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期」（History Plays），比起四大悲劇的神聖境界，尚非高峰所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出產的真正政治人才如彭定康，始終是一個文化ＤＮＡ的結構問題，羨慕不了，模仿不來，詛咒不辱其心志，嫉妒亦無礙其上位，因為他身在的西半球，畢竟是魚龍共翔的滄海，而不是泥鰍翻騰的死水淺灘，此一景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場景裏，不過是一幅過客倥惚的小小的插圖。
特區政府開創「副局長」職位，以「親疏有別」的方針，企圖用開創高薪厚職的方法「培養政治人才」。中國政府對「公務員治港」不盡信任，特區親中派更視公務員為「港英餘孽」的大本營。二○一二年普選的壓力，又因兩名退休女高官的吶喊而增加。曾蔭權未來五年，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完成「公務員治港」的過渡使命，為中國信任的政治勢力「培養治港人才」，換言之，曾蔭權要「為親中派作嫁衣裳」，把前「港英」教授公務員的一套管治心法，悉數交出來，傳授給「愛國愛港」一族，讓他們能全盤抄襲前「港英」的一套行政管治技術，配以「第一種忠誠」的一顆紅心，希望把經濟治理好，維港歸心，確保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全是「自己人」，則二○一二年才有普選的希望。
如此策略，「中學為體，英學為用」，不外又是洋務運動的小型翻版。中國和曾特府面臨的問題，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甚麼是「政治人才」？為甚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特別是戰後，英國人四斤兩撥千斤，由葛量洪到麥理浩，從尤德到彭定康，治理香港，有時如會烹盛宴，有時如清蒸點心，有時龍翻滄海，有時鯉躍淺河，或動或靜，總有不同的政治人才？只一味懷念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普選的安定繁榮而白流口水，是沒有用的，答案在彭定康的新著《非常政治家》裏。
彭定康的新作，是他交還香港主權、卸任末代港督之職後，回到英國先出掌北愛警務委員會、後派駐歐洲出任外事專員之後的傳記。像古今許多高大的人物，一生的成就能分成幾個時期：彭定康的牛津大學時代，據其自述，受美國政治的啟發甚深，成為「崇美者」（Americaphile），可謂其「美國時期」。大學畢業後加入保守黨，從競選議員到官拜內閣環境部大臣，直到選舉失去議席，可謂其「英倫時期」。奉派香港，與中國角力，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播種斯土，其穿便服「吃蛋撻」的親民作風，一度把一個心靈閉塞的殖民地市民看呆了眼，後來連中國領袖也下煤礦，到平民家裏包餃子而模仿，彭定康的影響力開始在亞洲發芽，治港五年，可謂其「遠東時期」。離開香港，處理歐洲事務，彭定康由一個黨務專家、地方督憲大員，晉身為國際事務的外交家，不但視野恢宏，洞見精闢，而且在今日布殊美國的極右翼國際戰略之中，代表了一股中庸理性的清流，彭定康雖然權位有限，他講的話，許多政要不敢不聽，當前的彭定康，處於繁花照眼、百河海匯的「全球時期」。讀彭定康的新著，很難不驚於作者的博學廣覽。無論家國時運，還是名人軼事，彭定康都喜歡引徵文學、歷史、神學、哲學的典故，不在炫耀，貴在與古人意會神交的一閃會心。
彭定康的新作，對國際的時人和過客，多有尖銳的批評，從舊上司戴卓爾夫人到當今首相貝理雅，但批評筆觸，力之所至，點擊精闢，正因為徵引的典故深博，令人口服心折，無話可說。例如他解釋英國的前途，為何難避入歐的景運。批駁戴卓爾夫人的「英國歐洲一體化必損英國主權論」，細論西方國際政治名詞的所謂「主權」定義，就絲絲入扣，條條著道，比起中國式的學舌曲解、強詞奪理的流氓風格的詭辯，實有天淵之別。
一個國際級的政治家是怎樣誕生的？答案在彭定康前半部：牛津「美國時期」和保守黨「英倫時期」。一九六二年，彭定康入讀牛津貝利奧學院，這是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的母校。彭定康受麥美倫政治的啟蒙，又適逢甘迺迪的古巴飛彈危機和暗殺，彭定康憶述：「我崇拜麥美倫，但對於保守黨選出霍姆為領袖（註：後任英國外相，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推動英中建立正式邦交）感到可笑，對於威爾遜現代化的外表甚為傾倒」。然後彭定康得到了美國波士頓一個富豪古勵治贈出的遊學獎金，去美國遊學一年：「我想，這類獎學金的目的不止是拓闊我們的視野，而是為培養新一代親美者的投資，對於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個目的達到了」，彭定康在美國享盡特權：坐郵船渡大西洋，一上岸就得到一千美元旅行支票零用錢的餽贈，接受古勵治邀請到他的豪宅作客，然後到加州、阿拉巴馬、新奧爾良，最後，彭定康得到古勵治賞識，叫他留下來，協助共和黨為競選籌款，並指派一位管轄紐約城市歌劇團的德州律師成為彭定康的「貼身師傅」，彭定康說，這位叫舒雲的律師，「把一種叫政治的病毒感染給我，令我畢生無法在血液中戒掉」。
彭定康「美國時期」的自述，揭示了一個政治人才的配方：一、美國對全球的「和平演變」，不止針對敵對的獨裁國家，連英國的下一代也不放過；二、但只要本人自少有學養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彭定康不會成為美國的「走狗」，在彭定康派駐歐洲的「全球時期」，極力反對布殊進軍伊拉克，反對共和黨的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第三、英美雖然暗中勾心鬥角，正如彭定康在書中指出，美國不斷向愛爾蘭獨立勢力提供資助，間接武裝了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利益構成巨大的危害，但英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都密切認同，彭定康這一類政治人才，西方英美文化版圖之內的產物，與中國宮廷和儒家文化絕緣。
特區政府想培養政治人才，其困局是無法確認香港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還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中國沿海的大城市。香港如果自認「面向國際」，則從政人才必須走「彭定康模式」的通識國際之路：博讀群書、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挑戰、遊走於歐美和全球一體化的潮流。
然而，中國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出現這類人才，因為中國恐懼美國在尋找代理人，推動「顏色革命」。因此，特區可以「培養」的「政治人才」必須是中國宮廷主奴模式：不必讀書進修、不可以獨立思考、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只須建立最高權力的人脈信任，出席京港兩地的酒會飯局，多進點馬場、打幾場高爾夫、對紅酒知識別有見地。服從「中國政治口腔飲食一體化」的高檔消費潮流。
兩種「人才」，中西有別，如實指出哪一種優越是真人才；哪一種低劣，出的是奴才，難免又不慎傷害了一些人極為脆弱的「民族感情」，不如由讀者自己發揮獨立思考自行判斷。但是，特區政府有自行選擇培訓哪一種「人才」的權利與自由，偏偏《基本法》又認同「最終實現普選」，而民主普選，非常不幸，又是以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為代表的英美核心價值中的核心，玩這一套遊戲，只有甘迺迪、麥美倫、彭定康一類的人才得勝，受國民的讚賞認同；一味只向皇帝宮廷盡忠說yes，同時又可以得到民意長久的認同，在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紐約所在的國家，三百年來從未有過，不論香港在哪一年普選，或許香港目前和將來的特首，天資聰慧過人，可以在全世界開創先例，令堅持「經濟發展必須開導民主」的彭定康之流開開眼界，啞口無言，亦未可知。
然而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恐怕彭定康每一次來到華人社會，不但會被香港人視為「蛋撻偶像」，連中國政府也默默向他不斷偷師，二○○二年，彭定康訪問北京，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說，中方官員點題要求彭定康講一些「後意識形態時期」（Post-ideological age）的政治心得。彭定康馬上想到的是今日貝理雅政府背叛了工黨社會主義的信仰真空和「拿來主義」的經濟和外交路線，而中國有興趣的是共產主義的信仰崩潰之後，中國舉國追求金錢物質，盲目「發展」的道德真空的危機。中國政府意識危機所在，想向彭定康「取經」，彭定康對中國講地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在提問時間，中國官員第一條問題，是政府加強開放，怎樣能遏止貪污和非法洗錢的活動。
然而，「取經」容易，換一副腦筋很難。佛教大舉傳入中國，不僅是玄奘當年向印度取了經，而且回國後被奉為上賓，唐太宗胸襟開放，佛教融入中國，儒、佛、道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自從東漢之後，佛教一度也備受迫害，三武滅佛、火燒少林，正如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前以「千古罪人」、「婊子」、「毒蛇」一類市井詞彙「百批彭定康」，然而佛教最終都為迂腐的儒家文化平添春色。彭定康每次訪問香港，固然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引起許多中國政敵咬牙切齒的妒恨，但對於中國人，彭定康的「遠東時期」將證明對中國的前途有潛隱深遠的影響，雖然這個時期，正如之於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時期」（History Plays），比起四大悲劇的神聖境界，尚非高峰所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城市如倫敦，出產的真正政治人才如彭定康，始終是一個文化ＤＮＡ的結構問題，羨慕不了，模仿不來，詛咒不辱其心志，嫉妒亦無礙其上位，因為他身在的西半球，畢竟是魚龍共翔的滄海，而不是泥鰍翻騰的死水淺灘，此一景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場景裏，不過是一幅過客倥惚的小小的插圖。
Thursday, July 27, 2006
肥彭功
肥彭功
挑戰彭定康，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事，尤其是想跟他辯論鬥嘴，鬥博學，比賽誰的記性好。
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肥彭的「封喉指」，如「當時的財政司是曾蔭權」，見識過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肥彭還施了一記「迷香掌」，當他提到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沒有大力推行民主，指前殖民地政府，叫做The previous colonial power。Previous 的意思，是上一個，但暗示現在還有另一個，像The previous weeks ── 前幾個星期，意指今日是另一個星期。肥彭暗指，今日的香港，是另一個殖民地，不過是「宗主」不同。
閱覽肥彭的書，封喉指和迷香掌的功夫多的是，例如記述戴卓爾夫人當年被黨內推翻，彭定康把這件事叫做The removal of Margaret Thatcher。
Removal，是一個很科學的字眼，多用於醫療手術，像切除了一個腎：The removal of a kidney，科學得很冷酷，因為肥彭後期因歐洲政策與戴卓爾不和。彭定康很吝嗇，偏偏不叫做「辭職」（Resignation），因為太為她顧面子，也不叫「推翻」（Overthrow），略嫌太露骨刻薄，只有「移除」這個字最中性，中性得很冷，彭定康恩怨分明，他的筆就是一把激光手術刀，一分不多，一毫不少。
對於馬卓安，也使了一輪迷香掌，絕對精確地說：「馬卓安是一個好人，雖然好人有時有批評之意。馬卓安必定是我所識的其中一位絕頂好好先生，也是我從政所見的人最好的領袖。我指的好人，是什麼意思呢？他很誠實、慷慨、好心腸，而且往往以君子之腹度人。這一點，馬奇艾維里一定有所保留，但我頗喜歡好人的政治領袖。」
這一段話，一個Nice字，出現了四五次，在英文裏，Nice 可以是一個最普通、最沒有新意的應酬字眼：He's a nice guy，講了可以等同沒講。彭定康故意重複了多次，他誇獎馬卓安的品格，是真心的，但也暗指「好好先生不足以雄才大略」，不斷用 Nice 形容馬卓安，暗指這位老左性格比較單純，相交有點沉悶，他是一位君子，但不是一個第一流的領袖。
一段平白的文字，細味下來有千般的層次，彭定康是一個思想縝密的人，到了外地，像六千年前一艘太空船空降非洲。想壓倒彭定康，只有用非洲人對傳教士的一個法子：引他進中國，把他綑起來，扔進一鍋滾湯裏，把他活活煮成一鍋五花肉羹，分給農民，吃掉。
挑戰彭定康，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事，尤其是想跟他辯論鬥嘴，鬥博學，比賽誰的記性好。
肥彭是一位語文大師，他的英語除了見血封喉，還會迷香撲鼻，在對手面前伸開五指晃一下，一陣幽氛令對手以為如入女兒國，瞬即全身酥麻，迷糊失覺，醒了發覺全身光脫脫，已被肥彭扒光了衣服，還摸掉了荷包，裏頭除了現金，還包括閣下的身份證和信用卡。
肥彭的「封喉指」，如「當時的財政司是曾蔭權」，見識過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肥彭還施了一記「迷香掌」，當他提到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沒有大力推行民主，指前殖民地政府，叫做The previous colonial power。Previous 的意思，是上一個，但暗示現在還有另一個，像The previous weeks ── 前幾個星期，意指今日是另一個星期。肥彭暗指，今日的香港，是另一個殖民地，不過是「宗主」不同。
閱覽肥彭的書，封喉指和迷香掌的功夫多的是，例如記述戴卓爾夫人當年被黨內推翻，彭定康把這件事叫做The removal of Margaret Thatcher。
Removal，是一個很科學的字眼，多用於醫療手術，像切除了一個腎：The removal of a kidney，科學得很冷酷，因為肥彭後期因歐洲政策與戴卓爾不和。彭定康很吝嗇，偏偏不叫做「辭職」（Resignation），因為太為她顧面子，也不叫「推翻」（Overthrow），略嫌太露骨刻薄，只有「移除」這個字最中性，中性得很冷，彭定康恩怨分明，他的筆就是一把激光手術刀，一分不多，一毫不少。
對於馬卓安，也使了一輪迷香掌，絕對精確地說：「馬卓安是一個好人，雖然好人有時有批評之意。馬卓安必定是我所識的其中一位絕頂好好先生，也是我從政所見的人最好的領袖。我指的好人，是什麼意思呢？他很誠實、慷慨、好心腸，而且往往以君子之腹度人。這一點，馬奇艾維里一定有所保留，但我頗喜歡好人的政治領袖。」
這一段話，一個Nice字，出現了四五次，在英文裏，Nice 可以是一個最普通、最沒有新意的應酬字眼：He's a nice guy，講了可以等同沒講。彭定康故意重複了多次，他誇獎馬卓安的品格，是真心的，但也暗指「好好先生不足以雄才大略」，不斷用 Nice 形容馬卓安，暗指這位老左性格比較單純，相交有點沉悶，他是一位君子，但不是一個第一流的領袖。
一段平白的文字，細味下來有千般的層次，彭定康是一個思想縝密的人，到了外地，像六千年前一艘太空船空降非洲。想壓倒彭定康，只有用非洲人對傳教士的一個法子：引他進中國，把他綑起來，扔進一鍋滾湯裏，把他活活煮成一鍋五花肉羹，分給農民，吃掉。
陳太迫上國際梁山
陳太迫上國際梁山
七一大遊行人數最多五萬，正當親中陣營歡呼陳太的群眾效應有限，豈料半月不到，陳太脫胎換骨，站上外國記者俱樂部和CNN更上層樓的道德輿論高地，改用國際化語言的英語，宣示遠大的目標，更指不排除二○一二年才競選特首。
半月之間形勢逆轉，首先不能不歸功於葉劉的「史丹福旋風」造就的厄爾尼諾效應。原來凡屬政治強人，都需要打擊和挫折，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對手，尤其是女人。當年葉劉因二十三條，受盡港人唾罵，伊人帶著此一冤結去美國，三年磨劍，矢志復仇，陳太則因倡導普選而受盡親中陣營醜詆，也一樣愈戰愈勇。相比之下，令人讚歎：「弱者，你的名字是香港男人。」
葉劉受挫復出，即提出「二○一二年可以普選論」，以為會成功搶佔高地，消弭陳太這面旗幟，豈知陳太原來市場開放，歡迎競爭，無敵最寂寞，遇到對手挑戰，反而是一個女人最佳的美容品，陳太頓時容光煥發，發揮強大的反作用力，由於華文傳媒多已「中國化」，在七一前後，在精神上把陳太「浸豬籠」，被陳太視為污染物，只有另覓CNN之淨土，向外國傳媒建立國際地位，親中輿論反助陳太上位，非始料所及。
中方只短視地密切注視陳太會不會角逐二○○七特首，給曾蔭權眼下添亂，但陳太兔起鶻落，捨近取遠，○七休戰，轉向更遠大的二○一二。葉劉的智囊機構引發靈感，陳太也成立人選更超越「會考九優尖子」的核心小組，從此不但花開兩朵，兩個女強人，一個成為曾蔭權的風濕病，一個成為曾特首的前列腺增大症，二○一二年的普選爭論，香港氣氛又有重新政治化之虞，此一問題，則又變成中國政府未來三五七年體內的一顆痔瘡，難免坐不安。
不是說「專注經濟民生」了嗎？銷售稅的討論本來是經濟民生的範圍。彭定康回特區巡視，受到唐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語言挑釁，銷售稅爭論，又把銷售稅問題政治化。好端端「點解會搞成咁」？完全是半個月來反陳大聯盟機關算盡、弄巧反拙的三流布局，以為得計，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式的政治，奸詐中自有愚昧所在，令人惋惜。
現在來追究責任，已經太遲，亦屬無益，不如客觀評估陳太之政治前景：二○一二年陳太已經七十歲，以西方標準，從政略嫌高齡。然而以中國標準：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七十四歲；一九八○年鬥倒華國鋒展開改革開放，七十六歲，其時正是第二春的開始；六四之後，改革逆轉，鄧小平南巡，震怒痛斥「誰不改革誰下台」，這一年鄧小平八十七歲。相信陳太的智囊早已深入研究國情，認為七十歲選特首屬於「年富力強」的行列，十分年輕，尚有大把前途。
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陳太又得到CNN「祝福」，比起對手葉劉之榮獲中國「祝福」，誰的「祝福」更能吸引香港人的熱愛，可謂一目了然。可惜《基本法》並無條文規定：「凡有志參選特首者，必須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獨家祝福，不得受外國任何媒體祝福，否則即可依法逮捕」，陳太笑容又見燦爛，成功豁了出去。因為陳太知道，對她的新聞「客觀公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除了《蘋果》，都在西方，至少西方理性思維訓練出來的記者，報道陳太不會為她加上「政治淫婦」（Political Whore）的中國小農情緒化的仇恨標籤。本來可以「有事慢慢說」的，無端端搞到「對抗冇得傾」。解決「陳太問題」，中國式的應對，不但完全不懂Crisis Management，而且以一顆憤恨的心，自己不斷製造Crisis，把危機深化，把陳太死命推向國際，如果這就叫「製造和諧」、「和衷共濟」，真不由得叫人寫一個「服」字。
七一大遊行人數最多五萬，正當親中陣營歡呼陳太的群眾效應有限，豈料半月不到，陳太脫胎換骨，站上外國記者俱樂部和CNN更上層樓的道德輿論高地，改用國際化語言的英語，宣示遠大的目標，更指不排除二○一二年才競選特首。
半月之間形勢逆轉，首先不能不歸功於葉劉的「史丹福旋風」造就的厄爾尼諾效應。原來凡屬政治強人，都需要打擊和挫折，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對手，尤其是女人。當年葉劉因二十三條，受盡港人唾罵，伊人帶著此一冤結去美國，三年磨劍，矢志復仇，陳太則因倡導普選而受盡親中陣營醜詆，也一樣愈戰愈勇。相比之下，令人讚歎：「弱者，你的名字是香港男人。」
葉劉受挫復出，即提出「二○一二年可以普選論」，以為會成功搶佔高地，消弭陳太這面旗幟，豈知陳太原來市場開放，歡迎競爭，無敵最寂寞，遇到對手挑戰，反而是一個女人最佳的美容品，陳太頓時容光煥發，發揮強大的反作用力，由於華文傳媒多已「中國化」，在七一前後，在精神上把陳太「浸豬籠」，被陳太視為污染物，只有另覓CNN之淨土，向外國傳媒建立國際地位，親中輿論反助陳太上位，非始料所及。
中方只短視地密切注視陳太會不會角逐二○○七特首，給曾蔭權眼下添亂，但陳太兔起鶻落，捨近取遠，○七休戰，轉向更遠大的二○一二。葉劉的智囊機構引發靈感，陳太也成立人選更超越「會考九優尖子」的核心小組，從此不但花開兩朵，兩個女強人，一個成為曾蔭權的風濕病，一個成為曾特首的前列腺增大症，二○一二年的普選爭論，香港氣氛又有重新政治化之虞，此一問題，則又變成中國政府未來三五七年體內的一顆痔瘡，難免坐不安。
不是說「專注經濟民生」了嗎？銷售稅的討論本來是經濟民生的範圍。彭定康回特區巡視，受到唐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語言挑釁，銷售稅爭論，又把銷售稅問題政治化。好端端「點解會搞成咁」？完全是半個月來反陳大聯盟機關算盡、弄巧反拙的三流布局，以為得計，豈知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式的政治，奸詐中自有愚昧所在，令人惋惜。
現在來追究責任，已經太遲，亦屬無益，不如客觀評估陳太之政治前景：二○一二年陳太已經七十歲，以西方標準，從政略嫌高齡。然而以中國標準：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復出，七十四歲；一九八○年鬥倒華國鋒展開改革開放，七十六歲，其時正是第二春的開始；六四之後，改革逆轉，鄧小平南巡，震怒痛斥「誰不改革誰下台」，這一年鄧小平八十七歲。相信陳太的智囊早已深入研究國情，認為七十歲選特首屬於「年富力強」的行列，十分年輕，尚有大把前途。
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後，陳太又得到CNN「祝福」，比起對手葉劉之榮獲中國「祝福」，誰的「祝福」更能吸引香港人的熱愛，可謂一目了然。可惜《基本法》並無條文規定：「凡有志參選特首者，必須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獨家祝福，不得受外國任何媒體祝福，否則即可依法逮捕」，陳太笑容又見燦爛，成功豁了出去。因為陳太知道，對她的新聞「客觀公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除了《蘋果》，都在西方，至少西方理性思維訓練出來的記者，報道陳太不會為她加上「政治淫婦」（Political Whore）的中國小農情緒化的仇恨標籤。本來可以「有事慢慢說」的，無端端搞到「對抗冇得傾」。解決「陳太問題」，中國式的應對，不但完全不懂Crisis Management，而且以一顆憤恨的心，自己不斷製造Crisis，把危機深化，把陳太死命推向國際，如果這就叫「製造和諧」、「和衷共濟」，真不由得叫人寫一個「服」字。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李怡專欄：吃吧，中國人！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有愛滋縣之稱的河南省上蔡縣，近幾年因被報道愛滋病氾濫的慘況，而收取了各界援助金約三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前被揭發援助金肥了縣委書記楊松泉。別號「楊書億」的楊松泉等官員，涉嫌貪污愛滋病專用款項一千萬元，更曾虛報愛滋病人數字，詐騙到訪的溫家寶總理八千元的「利是錢」。──這可以說是近來聽到的最骯髒殘酷的貪污醜聞。
內地著名評論員徐迅雷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南大抵是窮山惡水，但那裏盛產愛滋病，縣委書記自然就『靠愛滋吃愛滋』了。」
與加拿大一位朋友談起這件事，他詫異地問：「這樣也吃得下？」這是生活在善良文明社會的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在中國內地，這絕對是「吃得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有甚麼吃不下？靠愛滋吃愛滋，靠希望工程吃希望工程，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廣州的《南方周末》曾揭露中國希望工程的一億多慈善捐款被挪用去炒股票，辦公司，找三陪小姐的花費也當作「工作費」報銷。失學的兒童？管他去死！
內地民政部門給孤兒院撥福利款項，規定凡給孤兒作一次醫療手術，可獲福利津貼若干元。孤兒院的主事人，不是為需要做手術的孤兒找合適的醫生與醫院，而是選擇能給他們回扣的醫生和醫院，這叫做靠孤兒院吃孤兒院。
上下交征利，人人都看自己所在的職位有甚麼東西可「吃」，就盡量去「吃」。不久前揭發東莞市塘廈鎮前鎮長李為民，所管轄的鎮也不過十多萬人，卻能夠挪用大量公款，他在港澳輸掉的賭款就有九千多萬。這也是說在一個小鎮當個「九品芝麻官」，也能夠靠芝麻官吃芝麻官。
這種靠甚麼吃甚麼的事情，每天發生，說之不盡。東北一小鎮的銀行行長，可以把大部份存戶的錢都「吃掉」，然後一走了之。深圳、廣州常見一些傷殘的求乞兒童，那是拐賣人口的丐幫頭目把兒童硬生生殘害之後再利用他們的殘軀去吃討賺錢。
內地網頁流傳一個笑話：四個孩子在一起誇耀各自的叔叔。毛毛說：我叔叔在服裝店工作，他身上穿的衣服天天翻花樣，說是試穿。明明說：我叔叔在飯店當廚師，山珍海味天天嘗新，說是試吃。惠惠說：我叔叔在百貨商店當經理，家裏的家用電器應有盡有，說是試用。莉莉說：我叔叔在婚姻介紹所工作，來找他的小姑娘真多，最近他與一個女青年同居，說是試婚。
一個「靠山吃山」的順口溜是：
「官場吃公款，商場吃回扣，賭場吃洗錢；」
「工人吃低保，醫生吃紅包，警察吃罰款，編輯吃『版面』，學校吃『擇校費』，演員吃『出場費』，運動員吃『身價費』，小姐吃『青春磨損費』……」
「只有農民沒得吃──土地吃不了，轉身吃救濟，救濟吃不了，外出務工去。」
吃吧，中國人！靠山吃山，把山林吃光，讓水土流失，一場不算大的雨也造成洪災。靠水吃水，傾倒工業污水，攔江建壩，讓污泥濁水垃圾滾滾流到下游，或者塞河道成災。
吃吧，中國人！吃吧，中國貪官，把勝景吃掉，把古跡吃掉，把資源吃掉，把貧弱無依者連骨頭都吞掉，看中國還剩下甚麼？
Tuesday, July 25, 2006
李怡專欄：祝他好運
前港督彭定康在回應唐英年指他當年不開徵銷售稅而拍拍屁股走掉時說，他不想捲入這種互相掌摑的爭議，只祝唐英年在推銷商品及服務稅時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這句有禮貌的回應，實際上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並不看好唐英年會交上好運。因為彭定康說過，開徵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據張五常教授的回顧，當年彭勵治、翟克誠當財爺時，都曾向他探詢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彭定康也指麥高樂和曾蔭權任財爺時都考慮過開徵銷售稅，但均予以擱置。
這說明開徵銷售稅引起的社會爭議相當大，以唐唐的政治技巧，與他對經濟規律的掌握與歷任財爺的差距來看，真是只有祝他好運了。
事實上，這次對銷售稅的推銷工作，也像當年對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一樣，政府高層官員除了主事的一人之外，其他官員都閉了嘴。比二十三條立法更不堪的是，當年還有董特首出來力撐葉劉，現在是連曾特首對銷售稅都裝聾作啞。除了庫務局長馬時亨講一兩句無聊話之外，從特首、政務司司長到其他財經高官、行政會議成員，也都不聲不響，只唐英年一個人在死撐。這種局面與二十三條立法時葉劉淑儀的死撐不僅相似，而且尤有過之。回顧葉劉的下場，也真是只有祝唐司長好運了。
唐英年力撐銷售稅的言論中，最令人錯愕的，就是他說彭定康拍拍屁股走了以後，「我們就捱足了七年」。言下之意，一是他認為彭定康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二是認為彭定康捲走了大筆財富，讓香港人捱足七年。這種話，對於毫不了解過渡期香港情勢的中共當今高層官員來說，也許還可以博得兩下掌聲，但對經歷過這場主權轉移的變化的香港人來說，則完全是欺世之談。首先，彭定康與英國的管治，不是他們自己要拍屁股走的，而是中共硬要收回主權、不肯以主權換治權才被迫走的。其次，彭定康和英國當局沒有帶走任何財富，而是留下了數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才走。其三，回歸七年，雖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但香港受損不會超過南韓、泰國、印尼，「捱足七年」主要是董政權的措施不當，比如八萬五政策，以及香港富商像何鴻燊似的說了七年謊話所造成。若不是有彭定康時期留下的豐厚盈餘，港府早就破產了。唐英年不顧過渡期及回歸後的種種歷史進程，公然講出這欺世之言，又帶有想彭定康留下來、不要一走了之的意思，他說了這樣的話今後如何自處，真是要祝他好運了。
唐英年指摘彭定康任港督期間，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是「違反經濟規律」。然而，彭定康又減稅又增加公共開支，還有盈餘與興建機場及其他基建，若這樣也算「違反經濟規律」，我們真希望其後的香港主政者也都如此這般地「違反經濟規律」了。事實上，羅斯福為挽救美國經濟衰退，就用了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的辦法。美國上一任總統克林頓，也是減稅與增加福利並用，而改變高企財赤的困局。減稅，可刺激投資，在稅收總量上反而會增加；增加公共開支，可以刺激就業和消費，也同樣可以在稅收總量上增加。這實在已是經濟常識。唐司長卻指這樣做「違反經濟規律」。由如此懂得經濟規律的人來主持香港的財經事務，筆者不僅要祝他好運，而且要祝香港好運也。
彭定康一句「祝他好運」，優雅中暗含諷喻。相比之下，唐英年的「拍拍屁股走了」之言，就顯得粗野及欠政治智慧矣。
唐司長，我們也祝你好運。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口舌挑釁肥彭，太冒險了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肥彭巡視特區，書展簽名，街頭會見市民，本來屬於協助推動民智、提高特區市民閱讀風氣的文化啟蒙之旅，豈知財政司司長唐唐竟在電台點名叫陣，單挑肥彭，指肥彭領導香港五年，不徵銷售稅，又增加社會福利，是「違背經濟規律」。豈知肥彭談笑用兵，踢爆「當年的財政司是曾蔭權」，並指「設立銷售稅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暗示唐唐「未夠班」，迅即點了「死穴」。
筆者在本欄曾本著愛護特府高官的形象和名譽的善良意願，多次苦口婆心規勸特府：千萬不要假設自己的智商，高過前殖民地宗主總督如肥彭和麥理浩等人，不要受到「×國人民吐氣揚眉」之類的假大空口號式情緒誤導而發飆抓狂。肥彭來了特區，任何人如敢以「拍拍籮柚走人」這類市井語言進行挑釁，難免「自己找死」，太過冒險。
所謂「拍拍籮柚走人，我們捱足七年」，暗示七年敗港，是彭定康的責任，連九龍塘根德幼稚園高班的優才小尖子，都能指出此中犯了基本邏輯錯誤。肥彭光榮撤退，留下八千億儲備，一個地產呎價萬元，今日特區視為「復甦」，地產商和業主盡歡的盛世香港給中國和董建華。事後金融風暴，地產主義經濟受到迎頭痛擊，中董不知應對，沒有虛心請彭定康，反以「八萬五」協助打殘樓市，加上禽流感和「沙士」，中港交叉感染黑箱作業，送命三百，此更非肥彭撤出前在香港散播的病毒。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除非發現新證據顯示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是肥彭遙控的內應，否則更無法賴在肥彭身上。「我們『捱』了七年」，這個捱字，亦即「誠惶誠恐」，曾蔭權在競選時早已呼之欲出地暗示罪魁不是肥彭，而是陸軍裝髮型的一張黃臉孔。唐唐提出了與曾核心不同的結論，令人略為詫異。
減稅又增加福利，為何會反促成盈餘？這是英彭前殖民地政府的獨門管治秘方，特府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正如一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也無法想像在天空中，除了禿鷹，竟然可以有另一種載人的飛行物體，叫做「飛機」（Aeroplane）。印第安語中沒有Aeroplane這個詞彙，但牛津英語辭典中有。
在大學修讀經濟的人，都會明白一個普通道理，即經濟其實並無「規律」，只有「趨勢」。因此世上並無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有憑數據盡量提供預測的學院和街頭分析員，這是「經濟學」之成為科學與否的基本爭議。如果經濟有固定的「規律」，順應「規律」，則人人可以趨吉避凶，這個世界就不會有衰退。
批判肥彭，當然並無不可，但以特府和親中人士的知識程度，攻肥彭，只能挑選一些淺易的題目，例如「肥彭利用香港市民對他的熱愛，在香港一手掀起食蛋撻之風，導致十年來香港人的豬油膽固醇過高，引發相關的爆血管和心臟病上升，只有一家『泰昌』受惠，特區公共醫療負擔卻大大增加，殘害港人健康，肥彭對此應負上歷史責任」之類，即可令肥彭啞口無言。
唐唐挑戰肥彭，客觀上反與肥彭配合，藉肥彭的嘴巴，供出了「曾蔭權」三字，引蛇出洞，針對銷售稅近日的陰謀論疑雲，其中或有卓越的政治謀略所在，我們絕不可以主觀片面地指摘任何人是「傻仔」。
但無論如何，唐彭隔空舌戰風波，為全港中小學和根德幼稚園全體師生上了一節通識課：在知識的海洋中，要保持謙虛，面對Aeroplane這個英文生字，千祈不可以當做不存在、指天上只有「雀仔」（Bird），如果老師幫唔到，還可以回家問媽咪的。
Sunday, July 23, 2006
政治的力學
政治的力學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曾幾何時，查良鏞和《明報》的社評獨步香港，常有一言既出，四方豎耳的效果。後來，則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時評文字甚至可以一一結集成冊，供後來者參考法效。兩代政論家，代表的是兩種不同風格，前者當年仍秉傳統道德文章的傳統，判別忠奸，文采燦然；後者本的是現代經濟學理，往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一些價值上很「中立」的技術評論。
時至今日，除了吳志森（近著《曾先生，你吹什麼口哨》光看書名，就知其立論傾向）等少數幾位，大部份政論家都不再苦苦追問是非。看來，道德文章這一路是衰微了。但道德本身並沒有失落，只是價值判斷都讓位給了更細密的理論分析。舉個例子，政府開徵消費稅，反對者縱使無法認同其劫貧濟富的效果，也不會立馬就為貧苦大眾鼓呼，聲討無良政府；反而願用更多筆墨去從稅務原理的角度「客觀」評說，再引導出老早預設的結論。
然而近幾年來，又起一派號稱「專業政治評論」的時論作者。這幫人走得更遠，不問銷售稅的開徵有無道理，卻關心政府推銷銷售稅的手法是否得當，反對者又如何結盟造勢等等。這裏所謂的「專業」，指的是懸擱一切價值選取、立場抉擇；純就政治事功成就與否，和政治鬥爭勝負的結局而論。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政治力學的分析。從這種分析的角度看來，道德上正確的未必就會成功，學理上錯誤的卻未必不佔上風，其中因果，全在擅不擅於「術」的技巧，懂不懂得「力」的作用。難怪有人不屑地譏之為「新法家」。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遂有「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這一行的興起。幾個精通現代傳媒運作與民心向背趨勢的軍師，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有點苦的果子變成可以一嚐的甘果，將還過得去的庸貨乾脆變成果王。葉根銓的《特區政治化妝術》就是「專業政治評論」這一系統專談政治化妝的第一本書。
葉根銓先是介紹了政治化妝師這一行的源起，再引用許多國際上知名的例子，說明從政者如何利用現代大眾傳媒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說美國第一個在電台開節目的總統羅斯福，他在大蕭條期間就任，上台第八天就開始了有名的《爐邊夜話》。他聰明地發揮了廣播電台聲音上的親切感，讓國民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著火爐親切閒聊。「在一次盛夏的爐邊夜話，他在大氣電波突然說：『杯水在哪兒？』在倒來了一杯水之後，他徐徐地向聽眾說：『朋友們，今晚華盛頓真的好熱』」。多年來的《香港家書》，可曾有過這麼高水平的表演？
說到香港，葉根銓筆下的本地政客和傳媒交手，總是威風得少，敗北得多。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傳媒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嗜血。見到某份報紙幹掉了一個高官，其他行家自然得奮起直追，紛紛發起誓把皇帝拉下馬的宏願，一有細微風聲立即狠咬不放，直至肉盡見骨。
葉根銓又向一般大眾介紹了我們平時未必留意的規律，例如醜聞總在週一爆發。因為越是平淡的日子，醜聞的震撼越大，所以把它策劃在新聞比較平淡的週一發放，效應最佳。而且策劃人「更希望讓這樁醜聞可以有一整個星期來發酵，讓它可以乘醜聞主角的不當處理，越滾越大」。
對於專業政客來說，《特區政治化妝術》當然是有用的參考書。在普通讀者的立場看來，回顧梁錦松和楊永強等人的倒台經歷，倒也是不錯的消遣，且看浪淘盡風流人物，乃知傳媒與政壇當中興風作浪的險惡機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旁門的小道末枝，但不知是幸也不幸，小道往往就是主宰時局的軸心。
最後申報一下，這本書的出版者，是我自己的「上書局」，祈讀者明察。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Thursday, July 20, 2006
Sunday, July 16, 2006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施丹頭鎚事件後，英國Guardian刊登出"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一文，文中簡列了西方各地的"粗口"文化。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細味文章後並不難發現各地"粗口"文化都不約而同地連繫到我們的母親而且有所"變種"。而作為中國人深感欠缺"抵死啜核"的廣東粗口是唯一的遺憾，本人現以畢生所學加以補完。
廣東粗口可細分為兩個地區變種，一個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廣州，另一個是位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香港。而香港的粗口是源自廣州的，因為兩大社會陣營對壘所致，廣州和香港粗口各自演化了一百多年。
經過這百多年的演化，廣東粗口都可找到母親的足印，而廣州變種中主要採用了女性性器官作主軸發展，香港方面卻有180度的差異，男性性器官成為了主角。為何有這樣的差異呢 ? 究竟那個才是正宗廣東粗口 ? 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廣州和香港粗口會否再次融合變得同聲同氣呢 ?
小弟不材以上難題都不能解答，恭請原諒。 :p
雖然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文章很長而且並不是嚴謹學術論文，但都值得一看。
http://football.guardian.co.uk/print/0,,329527021-118965,00.html
The mother of all insults
The suggestion that Marco Materazzi might have insulted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during the World Cup final seems justification enough for the head-butt that followed. But why is it that the worst insults in the world are always about your mum? Stuart Jeffries reports
Stuart Jeffries
Wednesday July 12, 2006
Guardian
It was seven minutes before half time. Real Madrid were 2-0 down against already relegated opponents in May 2004, when David Beckham tackled Real Murcia's Luis Garcia. The England captain thought the tackle was clean but the linesman flagged for a foul. Leaping to his feet, the Dagenham-born galáctico unleashed a volley of idiomatic Spanish, calling the official a "hijo de puta" (son of a whore). The referee, Turienzo Alvarez, had no hesitation in producing a red card. But was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After all, Beckham's Spanish had been so risible in press conferences hitherto that this sure-footed demonstration of his grasp of Hispanic rudery surely should have won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yond questions of Beckham's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though, there w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t issue. After the match, Beckham (reverting to English) told reporters: "I didn't realise what I had said was that bad. I had heard a few of my team-mates say the same before me." This is a bravura defence: in Britain, to call someone a son of a bitch or to deploy any derogatory barb that focuses on impugning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the target's mother is hardly the worst thing one can say. If he had abused a fourth official at Goodison Park in an Everton-Man Utd game in the same terms, the linesman would not have got the hump; nor would the referee have seen red quite so readily. In Spain, it is different.
The Sun even drew up a list of mother insults that Beckham could deploy if he sought an early bath on future occasions. They included the rather infantile Tu madre tiene un bigote (Your mother has a moustache) and the frankly laborious Anda la puta que te pari (Go back to the prostitute who gave birth to you), but not the one that would surely have got him lynched in the Bernabeu, namely Me cago en la leche que mamaste (I shit in the milk that you suckled from your mother's breast). The Times concocted a letter of apology that Beckham might send to the linesman: Dear Assistant Referee, (Ayudante Arbitro) I am sorry that I called you a son of a whore. (Lo siento que se llamo hijo de puta .)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not a whore at all.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no es una puta.) I am sure that your mother is, in fact, a respected figure within her community. (Estoy seguro que su madre es una mujer muy respetable en su comunidad.)" And so on. But neither helped him become as fluent in Spanish as his fellow English team-mate Jonathan Woodgate had become. In September 2005, he got into a rumble in the tunnel with an Espanyol player after calling him a "hijo de puta", which suggests his Spanish had developed as fast as the British press had hoped.
Beckham was pleading ignorance, not of Spanish, but of a Latin culture that would venerate motherhood so highly as to take particular offence at a misogynistic insult about the target's mother. Or so the argument goes. In some cultures if one man spoke ill of another's mother it would fully warrant him getting a face full of bald Frenchman's bonce - or worse. In Britain, such an insult would not be quite so offensive.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s, one might well think, com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got rid of any traces of mariolatry -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other of Christ - during the Reformation; only Catholic countries like those of southern Europe are encumbered with such mother worship. Hence, perhaps, the seeming sentimentalism of the mother fixation in Pedro Almodóvar's films All About My Mother and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Hence too Y Tu Mamá También, the Mexican film whose title (And Your Mother Too) sounds like the end of a vulgar insult that reflexively embroils the target's mother.
"There are certainl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says feminist socio-linguist Deborah Cameron, Rupert Murdoch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cester College, Oxford. "In Scandinavia, the taboo words are to do with the devil. Here [Britain] they're fuck or cunt. In Mediterranean cultures it has to do wit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Italians, for example, adore their mothers. One's trespassing on a sacred relationship if one insults a man's mother." (Incidentally, the devil taboo does not mean that mother insults are unknown in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Finland,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expression "Äitisi nai poroja!" which means "Your mother copulates with reindeer!" Sweet!)
Thus, if indeed Marco Materazzi did impugn Zinédine Zidane's mother as a prostitute or a terrorist or perhaps both (busy woman!) in Sunday's World Cup Final debacle that concluded with Zizou head-butting the Italian's chest, an ancient ritual was being played out. An Italian might well have reflex recourse to such an anti-motherly jibe,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shirt-pulling petulance that overtook leading exponents of the beautiful game in the last minutes of extra time in the most important football match in four year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this is a ritual," says Cameron. "To say something outrageous in this way is part of a provocative ritual rather than reality. If your mother was indeed a sex worker, the insult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and less pot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wearing that Cameron mentions are a little baffling. In Britain, the C-word is still potent - a taboo for many comics who otherwise specialise in transgression. The Spanish equivalent, coño, is not so offensive; indeed, its very ubiquity may well explain its lack of power to shock: it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mild insult or at least as banal a swear word as betokening the speaker's lack of imagination. Paradoxically, in Britain we find the c-word offensive but not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sexual integrity of one's mother.
But are the British so immune to the rhetorical power of mother insults as we might like to think? One could easily overstate that possibility. There is, after all, a rude song by Goldie Lookin' chain called Your Mother's got a Penis. And back in the early 90s, Rob Newman and David Baddiel did a comic turn as two crusty old history professors that culminated with one saying something disparaging about the other's mother. The routine usually went like this. Baddiel's professor would introduce an abstruse historical theme for debate. Then the argument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insult, and the insults would be funny because both professors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in the formal voices of intellectual debate. "You see that piece of snot on my handkerchief," one emeritus professor would say to the other, "that's you, that is." "You see him?" the other would retort, pointing at the picture of a particularly disgusting man. "That's the man who works in your pants, that is." But the coup de grace in the escalating exchange of insults would be the following. "You see X [where X is a variable invariably denoting something foul]? That's your mum, that is." The sketch supplied a catchphrase that, for a while, was every bit as popular in playgrounds as those offered in the Fast Show. "You see that?" children would ask each other at playtime. "That's your mum, that is."
Even though Britain has been relatively immune to putatively Catholic-inspired mother insults, it has imported a great deal of the rich vernacular and idioms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d this means that some elements of British society like insulting a rival's mother in the way that Materazzi may have done Zidane's. In the US they say "yo mamma"; in Britain, we took that phrase and now say - or rather wannabe hip-hop badasses say - "your mum".
Right now there is a show on MTV called Yo Momma, popular in the US and the UK, that co-opts the ghetto insult face-off known as "the dozens" and turns it into what some critics have called "a fun parlour game" in which challengers attempt to best each other by coming up with the most outlandish insults for each other's mothers. It's not quite I'm Sorry I Haven't a Clue, but still. Here are a few insults from the show to give you the idea: "Yo momma so ugly her mum had to be drunk to breastfeed her", "Yo momma so fat, s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family", "Yo momma so stinky she uses Right Guard and Left Guard". You get the idea. It's a televised ritual that is sanitis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cannot escalate into violence (as such exchanges reportedly do on occasion in real life), still less the decisive dispute-ending measure of busting a cap.
There are many other examples from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e Pharcyde had a song called Yo Mama, which featured the charming lyric, "The sad fact is (what?) ya mama smokes crack (what?)/She got a burning yearning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Her knuckles drag down to the ground when she walk /Spit comes out that bitch mouth when she talk." In 2004, the Wayans Brothers released The Dozens, a "yo momma" game for mobile phones. And the movies White Men Can't Jump, 8 Mile and House Party have capitalised on this. White Men Can't Jump includes the purported insult: "Your mother's an astronaut", though perhaps readers might like to explain why that should be a put-down.
But why are the verbal contests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that feature disparaging competitors' mothers called "the dozens"? In Still Laughing to Keep from Crying: Black Humor, Mona Lisa Saloy,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illard University, explains: "The dozens has its origins in the slave trade of New Orleans where deformed slaves - generally slaves punished with dismemberment for disobedience - were grouped in lots of a 'cheap dozen' for sale to slave owners. For a black to be sold as part of the 'dozens' was the lowest blow possible."
And today the lowest blow of all is to insult somebody's mother. Is it just a phenomenon popular in Christian or post-Christian cultures? By no means.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worst insults is Nide muchin shr ega da wukwei (Your mother is a big turtle). It is thought to be particularly insulting to call someone a turtle egg because a turtle does not know its father and turtles are promiscuou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a rival's mother is a global rhetorical tactic: even in Britain, where one might think such rhetoric lacks force, such terms of abuse as "bastard" (implying that a mother is necessary, but the lack of a known father is shameful) or "son of a bitch" (impugning the rival's mother's sexual integrity) still imply sexist contempt for mothers, even if Britons do not find such terms especially insulting.
Are such insults founded in misogyny, I ask Cameron, author of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Of course they're misogynistic. Not just overtly. If you think about those 'yo momma' remarks that they use in playing the dozens, they're subtly misogynistic in the way they systematically erase the mother. She isn't even present when the insult takes place. She's not even important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the insult." But isn't her honour being defended when men leap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insulted mother? Some sardonic tittering comes down the phone line from Oxford by way of reply.
Why would insulting a boy's mother be so very terrible? A quick flick through some of the great works of psychoanalysis will tell you why. Freud thought the male child had an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his mother. Anyone who interfered withat hoped-for exclusivity (such as her husband) must die. Such is the Oedipus complex, provoking a neurotic desire that includes jealousy towards the father and the unconscious wish for his death.
But the Oedipus complex, one might well think, has another dimension. What else could tarnish that unconscious desire for the exclusive love of one's mother? The answer seems to be the suggestion, couched in an insult, that your mother is sexually promiscuous. How could a mummy-obsessed boy tolerate the thought that she might have sex with someone other than him? Hence the potency of the insult and the fact that, even if Materazzi did not call Zidane's mother a prostitute,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grave insult might well justify to many people (probably mostly men) a physical assault on a person who had made that psychically intolerable jibe. It is, at least, a theory. True, there is also such a phenomenon as the Electra complex among girls, but there is not yet a parallel for father-besotted daughters head-butting people who speak ill of their dads. Maybe in time there will be.
Why aren't fathers the butt of insults so much as mothers? Had David Beckham said to the linesman "Tu padre es un gigolo que tiene cópula con una multiplicidad de diversos socios" (Your father is a gigolo who has intercourse with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got a red card. Just a baffled look, and applause from those impressed by his command of his second langu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you're attacking what your rival came out of," says Cameron. "That's why it's mothers rather than fathers who feature in the more potent insult. Everybody comes from their mother".
Thursday, July 13, 2006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李怡專欄：不打自招倒果為因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曾蔭權在接受美國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在於中央，落實普選前要考慮中央的顧慮，例如不能讓普選演變成港獨。
這說法是他不打自招地承認：他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自稱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根本就是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謊言。倘若真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他豈不是沒有考慮中央的顧慮？正是他要考慮中央的顧慮，才提出假裝是「邁向普選的一大步」而實際上是滿足中央無限期拖延落實《基本法》雙普選的所謂「政改方案」。
曾蔭權以台灣在普選後的獨立傾向為理由，指「中央不能容忍香港也有台灣方面的訴求……回顧台灣的演變，國民黨時代台灣以統一為目標，但台灣近年已愈來愈遠離中央，情況跟當時不一樣。」
了解台灣局勢變化發展的人，都知道曾蔭權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事實上，台灣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民進黨時代，在政治上也從來沒有靠近過曾蔭權所謂的「中央」。民進黨的台獨傾向之所以在台灣有不少人接受，其原因絕不是因為台灣有了民主普選，而在於中共的對台政策與對港政策。倘若不是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向台灣試射導彈圖影響台灣選舉，若不是中共在二○○○年向台灣表示不惜以生命與鮮血維護統一，若不是中共在香港一而再地阻撓民主進程，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的釋法程序，粗暴地干預《基本法》所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也不會在台灣獲得愈來愈多的民意支持。因此，中共對台對港政策是因素之一，而台獨傾向是其結果。普選決不是台獨傾向的原因。若普選必導致獨立，那不是更證明大多數台灣人實際上是支持獨立的？若普選會產生港獨，是不是也證明香港多數人是支持獨立？或至少從中央的觀點來看，台灣和香港的多數人支持獨立？
接近港府消息人士為曾蔭權的談話「解惑」。他說，雖然港人覺得搞港獨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一些官員眼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多次在議會批評中央一些決定，如反對人大釋法，平反「六四」等，「有一些內地官員認為，作為地方議會的立法會，提出這類議題已不能接受，他們最擔心全面普選，讓類似議題通過，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
這也是倒果為因的說法。若沒有「六四」，若沒有中共對「六四」問題的左閃右避，不敢正面面對，香港立法會又怎會有人提出「平反六四」的議題？若不是人大一而再地違反《基本法》規定對香港事務粗暴釋法，香港立法會又豈會有反對人大釋法的議案？
再說，即使香港立法會通過批評中央的議題，又能夠怎麼樣？它能迫使中央接受地方議會的決議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中央領導人完全不能接受」只是中央領導人的面子與氣度而已。
事實上，中央會不會這麼沒有氣度？中央是不是真的認為普選就會導致港獨？都只是曾蔭權設想的而已。也許，這正是曾蔭權為拖延提出普選時間表而硬砌出來的對中央的估量。
Monday, July 10, 2006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差不多先生垃圾會中式樣板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區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標榜「以人為本」，宣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億萬富豪發表演說，呼籲中國人不要做「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之號，源自胡適，他說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他有一雙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得不很分明，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好，他的思想也不細密」。胡適的結論是：中國是一個懶人國。
以此類推，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嗜好行為，愈是「中國化」，愈是缺乏獨立和細密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其人在智障方面的「中國成份」（Chineseness）愈高，愈反智。
特區七年以來，反智的例子太多。例如立法會審議二○○五吸煙條例草案，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堅持以委員會主席身份，寫信給世界衞生組織，徵詢吸煙有害健康的專業意見，非反對派的反智議員卻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反吸煙的立法，是「本地政府的工作」，不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諮詢世衞意見。
這種屁話，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智思維。香港是世界衞生組織會員，在禽流感爆發期間，沙士肆虐之際，香港以一個知識貧乏的低等社會，被病毒搞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一副可憐相，向美國乞援，叫美國派來專家鑑別禽流感病毒救命，沙士之禍，全盤接受世衞專家的「干預內政」，發出指引，不在話下。
既然世衞組織是「外國勢力」，那麼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辭去特府公務員之職，轉任世衞組織的高官，算不算「投靠外國勢力」，是一名叛國的女漢奸？
吸煙問題只涉及健康，是科學，而不是甚麼爭取普選的政治。只因為寫信給世衞組織徵詢意見的，是一個民主黨議員，即遭到其反智同僚以「引入外國勢力」為恐嚇，利用香港小農市民的恐中畏共心理，打擊民主黨聲譽，用心不可謂不陰暗。
立法會的言論對公眾有影響。面對這等反智議員，請問李國章和羅范椒芬：身為教統局官員，如果對教育全心盡意，遇見立法會這等中國式反智輿論，是否應該每次都挺身直斥其愚昧，以正教育風氣，而不是見其為保皇分子，即默不作聲？
鄭家富是立法會反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有權去信世衞組織，如果要世衞專家提供意見，即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下次香港再爆發禽流感、豬瘟、瘋狗症、鼠疫，為了維持中國人民的尊嚴，抗拒「外國勢力」的干預，去大陸邀請一班赤腳醫生來香港指導工作即可。
反吸煙是國際潮流，香港既口口聲聲自稱為「國際城市」，則國際社會怎樣做，香港就跟隨怎樣做，不要再問因由，勿要再研究甚麼細節，因為其中的科學道理，實非政府大部份官員和立法會親中議員的知識和智障所能明白，吵吵鬧鬧顛三倒四，連世衞組織都加以政治化，令人厭煩。除非老老實實地承認：香港是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則「實事求是」，天下太平。
不過，既然如此，則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又要全盤「改革」，與中國接軌，恢復「卜卜齋」，在每間學校每間課室掛上特區皇帝曾蔭權爵士之偉人肖像，廢除英語教育並全力推行簡體字，恢復大清律例，准許三妻四妾，廢除西洋基督教傳教士干預中國內政之後所確立的西方一夫一妻制。
少了香港這樣一個「偽國際都會」的濫竽充數之參與，以美國為首、歐洲日本為副的國際社會，照樣文明發達，地球繼續轉動，特區有了這等「差不多」反智議員，少隻香爐少隻鬼，其實是世界之幸。特區的垃圾會，除了反對派，就是反智派，差不多先生主導，而不是行政立法主導。
Thursday, July 06, 2006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李怡專欄：紅杏出牆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香港社會瀰漫着陰謀論，一樁明明白白的事，輿論與某些議政者卻要繞過表面的事實，去談幕後的「黑手」與有關人士的動機。比如陳太上街爭民主，社會輿論就圍繞着她要參選特首，而不談她講的對政改、對普選、對只有民主政制才能導致社會真正和諧的看法。更有甚者，如中共的老護法，在陳太去年底上街時，就直指她不甘寂莫，紅杏出牆。這次陳太上街，又有人指她想要搶奪泛民主派經營多年的民意果實，想當泛民的「共主」。還有論者扯到她長兄牽涉彭楚盈案，母親被「活活氣死」，於是她帶着悲情，迫得豁出去而「出征」。然而，陳太去年底上街，彭楚盈案還沒有審訊，而她母親又仍然活着，她又有甚麼「悲情」要上街呢？再說，她母親已九十多歲，又是心情恬淡的畫家，又怎能說她是「活活氣死」的呢？
提出這種幕後動機論的人士，筆者倒很難不懷疑他們的動機：是不是因為接受了甚麼任務而故意去抹黑陳太堂堂正正上街爭民主的正義之舉。
此外，又有人去評斷陳太上街的「號召力」，說因為她上街而參與遊行的人不多，因此她影響力有限。目的似要淡化她上街造成的震撼，以及轉移傳媒對她的關注焦點。
本欄的留言網頁，有一位網友對於說陳方安生「紅杏出牆」，就有理念頗為清晰的回響：「甚麼是愛情的紅杏出牆？甚麼是政治的紅杏出牆？政治的紅杏出牆是不堅守自己原來的政治信念，改變自己的政治信仰。」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是從過去相信香港這一制的自由、法治、廉潔，因時勢改變，或出於個人政治、經濟私利，而變為效忠中共那一制、跟隨中共指揮棒而左搖右擺的那些人，包括港府高官、親共富商、親政府文棍、親共律師，「這些人才是香港政治的紅杏出牆」。這位網友說，「陳太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現在信仰的和過去一樣，毫無政治紅杏出牆可言」。
經濟轉好，民怨紓緩，特首曾蔭權又民意高企，加上過去兩年中共已不惜一切手段壓制香港民主普選而導致多數市民對爭取普選感到無奈。在此情勢下，七一遊行前的中大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六點九的市民表示七一會上街爭普選（儘管支持普選的市民仍有六成）。陳太並非沒有智慧的人，她難道不知道她的號召力不可能扭轉市民對普選已感無力也不大願意參與的形勢？事實上她這次上街前已表示，她的出發點之一，是有感市民的無奈。她走出來，只是表示：香港人不要放棄對民主普選的希望。
在曾蔭權民意高企之下，陳太難道不知道她出來參選特首，只會是「陪跑」角色，是不可能會贏的嗎？然而，一人提名自動當選，畢竟不是香港這一制的應有表現。為了給曾蔭權一點點連任壓力，為了迫曾蔭權對未來五年作些較符合香港這一制的精神而不是一味迎合北京的承諾，泛民主派希望多一個人參選，是很自然的事。陳太若真的參與，也決不是旨在當泛民的「共主」。（當泛民這些得不到北京祝福、也不獲香港富商支持的散兵游勇的「共主」又有何政治利益可言？）
陳太上街遊行（甚或參選），也只是忠於自己從過去一路走來的信念而已。人們為甚麼不從她的公開的、明白的言行去立論，而偏要去講動機，尋陰謀呢？
筆者為這些真正紅杏出牆的論者感到悲哀。
Wednesday, July 05, 2006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大紫荊富有教育意義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曾特府冊封「大紫荊」、「獲獎人」名單赫然有董伯之名。據報道，一些「建制人士」對此竊竊私語，在背後指手劃腳，質疑董伯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臻獲此「殊榮」。
質疑董伯獲得「大紫荊」資格，實屬不必。首先，特區之「紫荊授勳制」，完全是抄襲殖民地前英政府的一套，目的是製造唐人街式「精英」，自我髹一層「偽國際都會」的化妝。可惜英國的勳銜制度，具有八百年歷史，兼有帝國氣勢，每年元旦與英女皇壽辰，由英女皇授勳，向英、美、加、澳及英語國家至非洲黑人部族等英聯邦地區，全球同步頒布，氣勢磅礡，殖民地精英如曾蔭權在香港封爵，芳名刊登在《泰晤士報》，隨時與歌星保羅麥卡尼、明星阿歷堅尼斯之類國際級成就人物並驅，與特府時代你頒給我、我頒給你之「塘水滾塘魚」的遊戲，實有雲泥之別。眼見董伯得勳，不必眼紅異議。
其次，就算是大人開坦克扛機關槍上戰場，自己也弄來一套玩具手槍，互相喧喊「砰！砰！砰！」之聲而捉迷藏。「大紫荊」亦早因董伯曾頒給一名一九六七年資深暴動首領而公認受到永久性蒙污，並發出一股離奇的異味，今日由董伯自己領取，到底有何「殊榮」，已屬「見仁見智」。正如萬一諾貝爾和平獎三年前曾經頒過給拉登，今日如再頒給葉繼歡的話，也不會成為甚麼新聞了，尚有何好「爭議」？
受「勳」之人，按照傳統禮儀須站在曾特首面前，恭垂雙手，兩眼稍微以三十度角處望向下，由曾特首以一個俯視的角度，面帶高貴的笑容，替受「勳」人親自把「勳銜」別在胸襟。此一禮儀，向英廷尚未抄襲十足，未免遺憾。白金漢宮的正統禮節，是爵士受勳者須低頭一膝下跪，由英皇持劍向肩頭輕拍，曾特首沿用港式禮節未有向董伯要求半下跪，可謂十分厚道。
董伯受「勳」，筆者認為完全實至名歸，且富有社會育意義。董伯當年因陳方安生頂嘴抵制，遂效法朱元璋廢宰相，把政務司司長架空，令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手持掃把巡街，做「清潔大隊長」，亦即冊封其為「男裝掃把頭」，豈料曾爵士蒙受胯下之辱，苦忍到董伯「腳痛」垮台，終於得道升天。這一幕對於廣大中小學生，富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儒家育意義。曾蔭權成功上位，對於今日成千上萬的天水圍屯門赤貧家庭的子弟鑿壁偷光做功課，懸髮刺股溫書，大有鼓舞作用，如無董伯之造就，又豈有如此生動的一節道德品格育課？投之以掃把，報之以一個盜版仿製的塑膠「勳銜」，眼見「舊老細」垂手恭立領「勳」後高唱一聲「喳」，快感何如，這一幕令全港市民醒覺：一朝權在手，做事「唔好太絕」呀。
繼續走向目的地
繼續走向目的地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吳志森時事評論員
五萬八千人，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溫，抵住惡毒的太陽，沿着過去幾年的足印，從維園一步一步走到政府總部。他們有的連續四年都走出來，有的早已不止走了四趟，但他們仍然堅持，用毅力和汗水，向當權者表達一個極其謙卑的訴求──請給我們一個普選時間表。
在遊行隊伍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婆婆，她由家人攙扶，腳步堅穩地向前走。婆婆自豪地說，她四年都有出來，走畢全程。她用眼神訴說着一股堅定的信念：繼續走，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
政府麻木不仁
朋友帶來了她正在學步的嬰孩，跌跌碰碰走着，小孩無法明白遊行的意義，媽媽今天走出來，只是希望孩子能在較為合理的環境下生活。媽媽的苦心，孩子將來是會知道的。
人群中還有抱着小孩的爸爸，也有悉心照顧家庭的主婦，還有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士，有一天工作十多小時收入微薄僅夠餬口的基層工人……他們之間，既陌生、又熟悉。相同的路，他們走了四次、五次……可能有人會問，有用嗎？還要走多少次，才能令這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改變態度？情況的確有點令人沮喪。
七一當晚，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和期望」，意思是說，我聽到了。去年十二月，曾先生也聽到了二十多萬市民為普選吶喊的聲音，他仍然堅持「要麼通過，要麼拉倒」的立場。今年，只有五萬八，他會害怕你嗎？
官員語無倫次
像鸚鵡學舌的林瑞麟局長再補充說，○六年下半年會在「策發會着實討論」，○七年初會「總結這些討論」，「讓我們就這些問題在香港可以建立共識之後，以此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在二○一二年時及之後繼續推動民主選舉的進程。」
林局長用我們都聽得懂的語言，語無倫次地說了一番大家都不明白的話。連續幾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政府即使不馬上倒台，政策也應該改弦易轍吧，但我們還容許這些庸官面不紅心不跳的出來亂發議論，或許，香港人也實在太溫柔敦厚了吧。
信念毫不動搖
官場傳言稱，高官對「只有」五萬八人上街沾沾自喜，認為陳方安生的號召力，也不外如是。官員又認為，即使陳太真的可以多號召一萬二萬人上街，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任憑風浪起，也可穩坐釣魚船。
高官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也實在太庸碌麻木了。曾蔭權上台一年，經濟好轉，失業率下降，盛平無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但仍有五萬八人走出來，這不已經是一個嚴厲的警告了嗎？他們的堅持，不是因為陳方安生的明星效應，而是一個毫不動搖的信念。地火在流動，在尋找一個爆發點，當遇到最脆弱的地殼，就會噴射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八十多歲的婆婆打電話到電台，她說身體不好，又住在九龍，因此沒有出來遊行。她說，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希望普選的香港人，遠遠不止五萬八。她問，我這年紀，可以見到普選的一天嗎？婆婆，可以的，只要堅持住，就可以了。
Tuesday, July 04, 2006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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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myself, full confidence that 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again able to defend our Island home, to ride out the storm of war, and to outlive the menace of tyranny, if necessary for years, if necessary alone.
At any rate,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ry to do. That is the resolve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every man of them. That is the will of Parliament and the nati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linked together in their cause and in their need,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their native soil, aiding each other like good comrades to the utmost of their strength.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http://www.presentationhelper.co.uk/famous_speeches.htm
http://www.churchillspeeches.com
http://www.hitler.org/speeches/
The great questions of the day will not be settled by means of speeches and majority decisions. . . but by iron and blood. --- "Speech, 29 Sept. 1862." Otto von Bisma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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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李怡專欄：絕望是否虛妄？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七一遊行後，港府發言人回應說，理解遊行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又表示，雖然政府去年提出邁向普選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但當局的誠意與決心不變，定會按《基本法》要求，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推動民主發展，最終達致普選的目標。這也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市民的共同願望。
這段話說得漂亮，但發言人在編寫這段說詞的時候，不知是否感到羞慚，因為所說的每一句，香港市民都會打一個大問號。政府若理解市民對普選的熱誠與期望，至少會派一兩個高官來維園表示一下，而不是只去「慶回歸」的巡遊了。
政府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邁向普選」的方案嗎？政府有誠意與決心去推動普選嗎？還是永遠如軍人踏步，腿提得很高用力踏地，實際上並沒有向普選邁進半步？達致普選的目標，固然是《基本法》的要求，但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的願望嗎？
這不是明擺是騙人的謊言嗎？過去幾年的事實，新護法為普選設置的新關卡，使香港人即使是白癡，也不可能相信普選是中央政府的願望。正是因為香港人對普選的願望，與中央政府反普選的願望相牴觸，正是因為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曲意承歡，才使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普選感到絕望，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感到無奈，而一些仍沒有絕望、仍懷抱民主理想的人，則一而再地走上街頭。
筆者是屬於對香港實現民主感到絕望的香港人之一。原因是對中國的民主早已絕望，而中國一天不在政治上有任何改革，以北京對香港擁有絕對的、最終的權力來估量，香港也難以實現民主。筆者大半生，用筆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但到頭來發現中國的民主不但無寸進，而且實際上是在倒退。因此，筆者是一個對於在中國人的社會實現民主的悲觀主義者。
在筆者看來，這次七一遊行的貼紙所寫的「民主未解決」、「普選有壓力」，反映的是一些對於在香港實現民主仍抱希望、甚至仍然是相當天真的人的想法。甚麼「未解決」，根本不會解決；甚麼「有壓力」，對中央政府來說，多少人遊行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按照這種悲觀主義看法，筆者是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
然而，筆者還是被香港一些天真的瓜們的熱情感動，終於也走上街頭了。這世界是應該有些天真的、不現實的瓜的，是要有些人只堅持理念、只講是非對錯而不計成敗得失的。若人人都那麼現實，這世界還有夢想還有希望嗎？
不管七一遊行人數是警方所說的二萬八，還是民陣說的五萬八，或是港大民意網站統計的四萬三，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數目。尤其是：這是暫時看不到對我們日常的自由、法治、經濟生活有任何影響的純粹的民主訴求。這種單純地追求民主，而能夠有幾萬人冒酷暑參加的示威，相信在全世界還沒有任何地方發生過。世上所有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聯繫到人民的自由、法律的權利受挑戰時，才發生的。
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因此，能有幾萬個（及在背後更多）抱希望的瓜，又怎能說絕望不是虛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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